本论文主题涵盖三篇精品范文，主要包括《银行业监管特色启示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随着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和金融改革深化，我国金融业态正在持续深度重构。监管部门继续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对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在梳理银行业最新监管政策和趋势的基础上，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和启示进行简要分析。
银行业监管特色启示论文 篇1：
商业银行负债质量管理：国际经验及借鉴
商业银行负债质量管理已经成为决定银行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从国内商业银行发展趋势看，一方面是商业银行负债管理面临严监管、金融市场波动性加快等因素增多，另一方面是负债成本管理、低成本资金渠道开发和创新产品设计等需求剧增，同时还面临全球货币政策分化和宽松政策退出等衍生风险，可能会对银行金融机构负债成本管理、风险应对等带来更大的挑战。对标国际先进同业负债管理经验，国内商业银行既要加强主动负债管理、现金管理产品设计、低成本资金渠道建设，也要紧跟货币金融政策和金融监管方向。借鉴国际同业负债管理经验，既有助于国内商业银行不断丰富和完善负债质量管理制度，也有助于从不同的视角厘清负债管理的发展脉络和成功经验。本文结合国内外银行业监管环境和自身特点，对全面提升负债质量管理水平提出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措施建议。
国际银行业负债质量管理特点
经过上百年的发展，国际银行同业在负债管理方面已建立起比较成熟的发展模式，即不断完善专业的负债管理部门，持续优化具有竞争力的定价模型，升级负债风险管理工具，全方位提升负债质量管理水平。总结提炼国际银行同业负债质量管理经验教训，有助于国内商业银行解决好自身的负债质量管理难题。
全面资产负债管理制度。欧美银行业的资产负债管理起步较早，资产负债管理是商业银行表内外各项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的统筹管理，在对经济、金融和监管的环境和政策综合平衡的基础上，建立了适合银行风险偏好和相对优势的发展策略，负债端结构受资产端的投放需求和负债成本的共同影响。在美国银行业发展的历程中，主要表现为量、价两方面的特征：从量的角度看，资产端需求旺盛，促使银行主动寻求负债来源，调整负债端结构;从价的角度看，存款成本上升促使银行通过其他渠道主动负债，改变负债端结构。根据负债端成本的不同，商业银行可以调整风险偏好，形成不同的资产负债策略。例如，高成本负债支持高收益资产的策略，典型的代表是信用卡银行和消费贷款银行;低成本负债对接低收益资产的策略，具有代表性的有从事批发业务的货币中心银行。司库制度就是欧美银行业全面负债管理系统的重要成果，能够将各类币种的负债资金进行集中统一调配。法国兴业银行积极探索金融科技应用与司库制度融合，为负债质量管理提供更加主动的工具，实现了与企业客户进行高效率对接。
科学定价管理机制。欧美银行机构通常倾向于采取差异化定价策略，不同银行在交易账户、储蓄账户、共同基金存款账户和存单产品上都有不同的价格空间，能够向客户提供差异化的收益和流动性选择。如2016年，在美国资产规模前100位的银行中，储蓄账户存款成本最高的银行为1.38%，最低的银行仅为0.01%。在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下，银行金融机构结合自身在网点和渠道布局上的优势，在负债端通过精细化的客户行为和敏感性分析，可为高收益资产提供稳定、及时以及低成本的资金支持。欧美银行业对于定价管理具有很强的主动性，主要通过两个方式进行：一则是在负债资金渠道开发上强调多元化负债，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存款资金，还可以通过设计不同期限、结构、付息组合以及金融衍生品等加强对负债资金的调节;二则是对负债资金的应用进行专业化管理，严格规范负债资金应用项目评估、风险收益平衡。另外，欧美银行业在客户定价上具有很强的主导性，尤其是对分支机构的负债资金池的管理。
多元、低成本负债来源。欧美银行业在经历多次经济金融危机之后，开始重视负债资金的来源问题，重点关注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负债资金风险、同业负债占比过高等问题。次贷危机后，尤其是2010～2016年，美国银行业的存款占比平均达83.4%，而相同时期存款利息支出在计息负债利息支出的占比仅为62.92%，这主要归功于较高的存款占比与丰富的存款产品。美国银行业的存款主要有四类，分别为交易存款账户存款、货币市场存款账户存款、储蓄账户存款和存单，且分布相对均衡，如2017年二季度末四类存款分别占存款总额的16.2%、39.5%、21.7%和12.6%，这些不同属性的资金来源为商业银行提供了多样化的流动性和收益率组合，同时更好地满足了各类储户的需求。从目前的趋势看，欧美几大银行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开启了合并潮，同时对高负债成本的業务部门进行优化调整，一些大型国际银行甚至撤销了某些业务机构，以维持较低的负债管理成本，如德意志银行就计划退出投资银行业务，而汇丰银行更是退出了美国的财富管理市场。种种举措表明，欧美银行业对于负债质量管理的要求越来越高，也更加重视综合经营业务的结构性改革，不过度追求综合金融业务，而是聚焦负债质量管理，注重提升盈利发展水平。
客户分层定价模式。欧美银行业对客户进行分层管理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对负债资金进行结构重组，以清晰界定负债资金的来源、资金成本和付息方式，进而为负债产品的组合设计提供更为精细的数据参考。富国银行虽起步相对较晚，但发展较快，以社区银行为依托进行广泛的低成本负债拓客和低成本资金市场开发，负债质量管理的突出特色在于客户细分以及精细化。模型技术方面，富国银行通过建立零售业务客户分层标识体系，搭建比较完善的客户存款、理财、基金等数据分析模型，借助模型实现客户负债结构的动态管理，以便专门的零售业务负债管理部门进行评估;机制方面，通过建立长尾客户低成本负债，以零售产品多样化吸收更多低成本资金，在负债成本管控和负债资金应用上坚持成本优先原则。近年来，富国银行在长期借款、衍生金融负债方面作了进一步优化设计，以形成更为稳定的负债结构和资金来源，确保银行负债经营的可持续性。当然，欧美银行业定价模型的设计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强调动态平衡。
完备的风险治理体系。经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银行业的冲击后，欧美银行业开始重视负债资金的风险治理。摩根大通银行依托其出色的公司治理体系和前瞻性的风险管控制度，实现负债管理高质量发展。首席风险官和所属的风险管理专业部门（如信用组合部门、信用风险管理部门和特殊信用部门）紧密配合，实现从制度和文化上提升负债业务风险管理水平。摩根大通通过主动负债风险管理，设计更多的金融衍生工具和对冲工具，注重融资渠道来源多元化，稳定核心存款和其他业务产生的存款余额以应对流动性风险，在同业负债、金融市场债券业务方面确保收益与风险的相对平衡。同时，摩根大通善于应用各类风险管理工具，包括早期推广的风险矩阵（Risk Metrics）系统、VaR方法在风险管理的应用以及Phoenix系统来实施操作风险管理。这些前沿的风险管理工具和模型同样受到了其他同业的借鉴学习，日韩等国的银行机构就根据自身的资产负债结构研制推广更加丰富的风险管理工具，以应对可能出现的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等，增强银行机构的韧劲。
启示与借鉴
商业银行负债质量管理既是商业银行自身高质量发展、提升经营质效的内在要求，也是银行业监管的规范指引。通过借鉴国外银行负债管理经验，特别是美国银行业负债管理历史经验，我们建议从以下五个层面提升负债质量管理。
聚焦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加强全面负债管理。一是健全银行系统内负债质量管理体系，统一公司、零售、同业等负债管理条线口径，建立基于项目制的负债资金动态管理机制，定期进行负债资金效益评估和反馈，切实增强集团负债管理效益。二是通过完善主动负债管理工具，以资管新规为指导实现健康稳健的负债业务发展路径，防止借创新之名扭曲负债管理的初衷，回归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避免无序的负债竞争、抬高存款资金成本等不合规现象。三是充分释放负债资金的成本压力，以合理的利率水平发展负债业务，不断优化短期、中长期和长期负债的期限、利率结构。
优化内外部定价策略，提升负债质量管理效益。一是以市场为导向，加强贷款综合收益管理。对于人民币贷款定价模型中的价格，仅作为分行定价的指导性要求，给予经营单位更多经营自主权，加大服务实体经济力度。二是建立大额存单票面利率梯度定价体系，引导条线部门优化产品和期限结构，降低成本，对同业活期存款按稳定性制定差异化FTP（内部资金转移定价，Funds Transfer Pricing），鼓励稳定的低成本同业存款增长。三是对于集团内分支机构的负债管理应更注重精细化设计和量化管理，避免人为干预决策以及负债项目“套路”模式的出现，对于专业性较强、涉及领域较为复杂的负债项目、资管产品，建议加强专业评估。
规范服务收费管理，促进非息业务合理有序增长。一是协同前台部门积极推动非利息业务固优势、补短板、增创新，积极拓展新的收入增长点，促进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持续增长。二是持续加强服务收费管理，牵头服务收费管理工作，严格落实银保监会、人民银行等监管部门关于涉企收费专项治理的部署要求，扎实做好规范服务收费自查整改工作。三是密切关注监管政策、同业和市场服务收费的动态变化，及时优化调整系统内服务收费的定价策略，坚持服务基层导向，进一步梳理和精简负债管理收费项目，以期符合监管要求，促进非息业务合理有序增长。
严控负债成本，合理安排存款期限结构。一是通过设计不同类型产品的目标客群、期限特征、风险特征、提前赎回条款等业务属性，前瞻性布局中长期的流动性风险和利率风险。二是在盈利目标的驱动下，原有存款被替代的过程中，可通过对风险的合理定价严控负债端成本，通过制度层面设计相应的考核激励机制，以降低负债端成本上升对利差收益的不利影响。三是巩固负债资金管理制度化水平，适应内外部金融市场和企业及住户部门存款变化的趋势，合理安排存款期限结构，压降结构性存款规模，加大对高成本负债資金的监督监测，更好地发挥金融市场、境内外联动等资源渠道，释放高成本负债，加快以低成本负债为主导的负债质量管理模式转型。
增强应对市场风险的风控能力，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一是提高流动性风险管理的前瞻性和主动性，促进管理出效益。在市场资金面整体较2020年宽松的环境下，多渠道加大资金运作力度，提升资金的使用效率。二是全面搭建利率风险管理体系，优化重定价策略、拉长负债期限、开展利率衍生品交易，主动缓释利率风险，持续加强债券投资和汇率市场风险限额管理。三是针对国内外金融市场波动剧烈的大变局，建立系统内一体化重大市场波动应急处置机制，不断强化科技赋能，完善信息系统工具，加快推进智慧中台风险计量系统建设，构建符合巴塞尔新规的市场风险计量工具。
结论
在内外部的复杂环境下，国内银行业负债质量管理的任务十分艰巨。疫后全球宽松货币政策出现分化，全球银行业均须面对宽松政策退出以及美联储加息等对负债管理带来的严峻挑战。除了外部不确定性增加，对国内商业银行来说，负债质量管理的监管要求已十分明确，银行金融机构自身的负债结构调整，负债端核心存款竞争持续，负债资金成本有所上升。商业银行息差收窄的趋势将进一步强化，而提早做好负债管理规划，关系到商业银行的盈利水平，如何增强负债资金来源多元化、提升负债资金质量管理成为摆在银行管理者面前的优先事项。与此同时，银行业负债风险管理的压力也在增加，提升负债端利率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等风险管理工具的应用能力，优化负债端风险管理机制的任务同样十分紧迫。
（作者单位：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中国光大银行财务会计部）
作者：邓宇 叶楠
银行业监管特色启示论文 篇2：
我国银行业监管政策趋势及商业银行应对建议
随着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和金融改革深化，我国金融业态正在持续深度重构。监管部门继续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对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在梳理银行业最新监管政策和趋势的基础上，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和启示进行简要分析。
一、国内银行业监管政策新进展
1.扩大银行业对内对外开放，推进政策性银行改革
一是优化完善行政许可事项管理，统一中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标准。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清理、减少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对中资商业银行、外资银行、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的管理，在许可条件和程序上最大限度实现中外资银行监管标准一致性。二是积极推进机构主体市场化，稳步开展民营银行试点。首批获准筹建5家试点银行，分别是前海微众银行、天津金城银行、温州民商银行、浙江网商银行、上海华瑞银行。三是加快推进政策性银行改革，强化其政策性职能定位。坚持以政策性业务为主体，审慎发展自营性业务。四是《存款保险条例》开始征求意见，存款保险制度破冰。
2.借鉴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措施和稳健标准，持续加强和改进银行业监管
一是创新资本工具，拓宽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渠道。开展优先股试点，推动直接融资发展和企业兼并重组，支持和指导商业银行开展资本工具创新，拓宽资本补充渠道。二是开展定量影响测算，完善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框架。规范商业银行建立健全流动性风险管理体系，对法人和集团层面、各附属机构、各分支机构、各业务条线的流动性风险进行有效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确保其流动性需求能够及时以合理成本得到满足，规定我国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覆盖率达标要求时限；进一步明确存贷比计算口径，以适应资产负债结构多元化发展趋势，完善存贷比监管考核。三是加强市场约束，规范商业银行全球系统重要性评估指标信息披露的最低要求。四是实施《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统一部署开展国内金融市场基础设施自评估和外部评估工作。
3.加强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支持实体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一是加强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着力解决小微企业倒贷（借助外部高成本搭桥资金续借贷款）问题，完善和创新小微企业贷款服务，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二是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指导商业银行改进绩效考评制度，设立存款偏离度指标，约束存款“冲时点”行为，多措并举着力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更好地发挥金融对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支持作用。三是支持区域发展。先后出台多项政策、方案支持上海自贸区金融发展以及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促进沿边金融、跨境金融、地方金融改革先行先试，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提升对外开放和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
4.推动银行业公司治理体系改革，建立制衡有效、激励兼容的运行机制
一是促进商业银行建立健全内部控制，有效防范风险。二是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三是强化上市公司监管，保护投资者权益。改革完善上市公司退市制度；规范上市公司现金分工，增强现金分红透明度；规范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的承诺及履行承诺行为；修订完善上市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规则指引；加强规范公开发行证券并上市的公司（包括银行）信息披露；在上市公司中开展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试点。
5.规范银行业务管理和业务创新，加强银行业务风险防控
一是加强同业业务管理和规范。增加同业业务透明度，限制发展不合理的同业业务，推动开展规范的资产负债业务创新。二是规范银行理财业务发展，督促银行开展理财业务事业部制改革。三是规范商业银行代理保险业务管理。要求根据客户需求和风险承受能力评估结果推荐保险产品，加大力度发展风险保障型和长期储蓄型保险产品。四是规范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经营行为，督促商业银行妥善处理业务发展与风险管理的关系。五是规范银行卡收单业务管理，保障各参与方合法权益，防范支付风险，维护市场秩序。六是规范银行办理结售汇业务，明确银行办理即期结售汇业务和人民币与外汇衍生产品业务的市场准入与退出、监督管理等要求。
6.规范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加强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
一是规范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要求商业银行建立科学有效的服务价格管理体系，加强内部控制，充分披露服务价格信息，保障客户获得服务价格信息和自主选择服务的权利。对商业银行基础金融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管理，公布具体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二是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遵循依法合规和内部自律原则，构建落实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体制机制，履行保护银行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义务。
7.持续完善相关会计标准，保持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一致性
一是修订和完善会计财务制度。整合原先分布在各项会计准则中关于产品成本要素的内容，进一步规范企业会计信息化；规范金融负债与权益工具的区分及优先股、永续债等金融工具的相关会计处理。二是修订企业会计准则通用分类标准编报规则，适应石油和天然气行业、银行业扩展分类标准的实施要求。三是进一步完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修订一系列细则并发布解释，提高企业财务报表质量和会计信息透明度，保持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持续趋同。
二、监管政策变化新趋势及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1.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持续深入，商业银行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一是放宽金融业准入，互联网金融企业的进入使商业银行的信用中介、支付结算等方面面临新的冲击；统一中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标准和开展民营银行试点，也使商业银行同业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二是，健全资本市场体系，改革股票发行注册制度、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对商业银行传统的间接融资模式产生冲击。三是，人民币利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可兑换持续推进和即将落地的存款保险制度的必将使我国金融环境和生态发生巨大变化，将对商业银行主要依靠利差和规模扩张获得盈利高速增长的传统模式产生严重冲击。
2.银行业监管规则接轨国际标准，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能力要求不断提高
监管机构参与国际银行业监管改革，构建与国际标准接轨的银行业审慎监管框架，对商业银行尤其是系统重要性银行在资本管理、流动性管理、信息披露、风险管理和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提出更高的监管要求，商业银行各方面经营管理能力要求不断提高。
3.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商业银行风险防控压力上升
在经济增速放缓、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商业银行盈利增速明显下降、生息资产增速放缓、净息差有所下降、资产质量压力上升。问题突出行业的企业短期内较难摆脱经营困境，这些企业不良贷款的增长将导致商业银行资产质量惯性下滑、信贷成本有所上升；房地产价格下行压力增大，房地产贷款信用风险增加；平台融资集中到期，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违约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商业银行拨备压力和风险控制压力进一步增加。
4.金融机构改革持续深化，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水平和透明度稳步提升
监管机构继续推动银行业公司治理体系改革、强化上市公司监管和信息披露，推动商业银行完善治理结构，探索建立规范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构建现代化金融企业制度。
5.监管压力和市场竞争推动银行转型，商业银行业务创新风险加大
银行业所面临的市场机制和经营环境正在发生显著变化，监管标准的提高和竞争压力的增大加快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和发展转型的步伐。在利润压力、监管套利等因素作用下，商业银行大力发展同业业务和中间业务，尤其是理财、信托等融资性表外业务，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投融资需求，但也蕴藏一定风险。一些商业银行存在表内资产表外化问题，将资金投向宏观调控限制行业和领域，或将不良资产从表内转移至表外，导致信贷风险透明度降低；一些商业银行利用同业、理财等业务短借长贷，在一定程度上绕开了贷款规模限制，规避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
6.银行基础金融服务价格标准透明化，商业银行市场化产品和服务定价难度增大
根据服务的性质、特点和市场竞争状况，商业银行服务价格分别实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和市场调节价。银行基础金融服务具有一定的普惠性质，其政府指导和定价标准趋于透明；但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银行其它产品和服务价格不再由监管部门统一设定，银行间的产品和服务价格竞争将更加激烈，为客户提供了更多的可选择权。如何对金融产品和服务进行精准定价，以在争夺客户资源的同时保持良好的收益，成为商业银行业务持续健康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
三、商业银行的应对建议
1.以客户为中心，加快经营模式转型和发展战略转变
金融脱媒和利率市场化将从根本上改变商业银行盈利主要依靠发放贷款的模式，加快商业银行由传统商业信贷银行向综合服务的现代化金融企业转变。商业银行需“以客户为中心”，加快业务经营转型，通过强化架构建设、客户分层管理、营销服务体系、结构调整等措施，依托信息化、集约化和差异化管理，打造特色核心竞争优势，实现效益、质量、规模协调发展，成为资本集约型的跨地域和多种金融领域的专业综合金融提供商。
2.持续加强完善内部治理，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和信息透明度
商业银行需持续加强内部治理和风险管控，建立科学高效的决策、执行、制衡和激励机制，把公司治理的要求落实于日常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之中，通过精细化管理，提高创新发展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如提升资源配置与考核评价体系；强化全面预算管理和精细化成本核算；强化多层面、多维度的关键绩效的综合评估；建立与价值管理导向相符合的长效考核评价机制等。另外，还需遵循新的会计标准，按规定披露信息，提高信息透明度，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3.建立更加有效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构建与自身风险管控能力相适应的业务发展规划和运营模式
商业银行需根据业务管理办法和自身经营管理实际，建立健全相关内控制度和操作流程，严格审查资金去向和风控措施，建立风险“防火墙”和代偿机制，完善应急预案，建立更加有效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以先进的风险管理量化技术为支撑，通过强化经济资本管理、内部资金管理定价等手段，实现从管理风险到经营风险的转变。
4.依法合规进行业务创新，严防风险传染和蔓延
为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商业银行纷纷加大业务创新的力度和速度，以提升服务效率和用户体验、扩大市场占有率。创新是发展的原动力，但也可能成为滋生风险的温床。商业银行需把握住法律或政策的红线，加强业务创新的风险控制和防范，防止风险传染和蔓延。
5.整合信息资源，运用大数据等技术提升差异化定价能力
在整合商业银行内外信息资源的基础上，引进数据挖掘和大数据运用专业方法和工具，建立前瞻性的业务分析模型，深入挖掘客户的内在需求，开展“精准营销”和“个性化服务”，向客户提供真正有价值的金融服务和创新产品，推动业务发展模式转型，提高在市场竞争中对风险、产品和服务进行科学合理定价的能力。
作者：沈子荣 孙惠敏
银行业监管特色启示论文 篇3：
次贷危机与信息责任
2007年3月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至今已经演变成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在危机冲击下，昔日显赫的一连串知名金融公司，房地美、房利美、华盛顿互惠银行、贝尔斯登、雷曼、AIG集团或者已经破产，或者被政府接管，在大摩、高盛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后，华尔街五大投行已全部消失。政府救市工作还在继续。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也在思考危机的原因以及如何防止下一次危机的发生。本文从信息责任的角度谈谈危机发生的原因，以及对我国银行转型和监管的启示。
次贷危机与信息责任
美国次级贷款是住房抵押贷款中的一个较小的部分。美国个人申请住房按揭贷款要进行个人信用评分，个人信用分值范围在365～840分之间，根据个人信用评分，美国住房按揭贷款分为三个层次，其中，个人评分660分以上的贷款归为优质贷款，首付比例通常为20%，月供占收入比例不高于40%，此类贷款占住房按揭贷款80%以上；620～660分的归为次优级贷款（Alt－A），贷款占按揭贷款比重4%～5%；次级贷款的信用分数在500～620分之间，首付比低于15％，月供占收入比例可以超过55％，此类贷款占按揭贷款的比重为13%～15%。据瑞银国际(UBS)统计，截至2006年年底，美国次级抵押贷款的违约率高达10.5%，是优质贷款违约率的7倍。
为了将这些违约率较高的次级贷款从银行资产负债表中剥离出去，银行通过资产证券化方式，发行次级债MBS（抵押支持证券）、次级债经过再证券化后成为含有次级债的CDO（信用违约期权）等信贷衍生产品，卖给投资者。从次级贷款到CDO的生产制造流程是：次贷借款人——银行——投资银行、评级公司——证券化——MBS——再证券化——CDO。其中，投资银行的作用是将这些次级债（MBO、CDO）打包分层，评级公司的作用是给每一层级评定不同的信用评级，高档层级往往能够获得AAA级，有了AAA评级，保险公司、美国地方政府、养老基金、银行等风险偏好较低的机构就可以投资这些本来信用较差的次级贷款；中间档次的债券信用评级包括AA、A和BBB，投资收益较高，投资者为风险偏好较高的对冲基金和投资银行；股权档往往没有评级，债券收益最高，通常由发起人持有不对外出售，有时也出售给对冲基金和投资银行。为了对冲这些中低档次债券的违约风险，投行们又设计出能够对冲低质量档次CDO风险的衍生工具CDS（信用违约掉期）。CDO和CDS被出售给来自全球的对冲基金和各大金融机构。
从本质上讲，CDS相当于债券持有人为所持债券购买的违约保险。卖出CDS的一方在收了“保费”之后就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赔偿义务。通常情况下，CDO很少违约。但在次贷危机发生后，2007年，不仅是次贷发生了违约，被银行强制收回住房所有权的家庭中，有45％是优质级、次优级或政府支持的房贷客户。由于大量的CDO违约，CDS卖方蒙受巨大损失。因為CDS卖方收取的保费仅为担保的相关债权价值的几个百分点，如果债券大幅贬值，卖方将因此损失保费的数倍。比如，假设CDO的投资者以每年2％的保费，买到了CDS提供的担保，当CDO变得一文不值时，CDS的卖方将因此损失相关CDO价值的100％，或者说，保费的50倍。更大的问题是，信用违约掉期早已不再是金融资产持有方为违约风险购买保险的保守范畴，合约双方都可以与需要信用保险的金融资产毫无关系，它实际上已经演化为信用保险合约买卖双方的对赌行为，他们赌的就是信用违约事件是否出现。据报道，贝尔斯登公司、雷曼公司破产，“两房”及AIG集团被政府接管，都是由于在CDS产品上出现巨额亏损。潜在的问题远不止于此。据报道，CDS市场规模已经由2000年的1万亿美元，暴涨到2008年3月的62万亿美元。在次贷危机中，62万亿美元的CDS将整个世界金融市场暴露在了一个前所未有和难以估量的系统性风险之下。人们亟待了解，美国的金融体系设计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次贷危机发生后，三大评级公司受到的责难首当其冲。在全球信用评级市场，穆迪、标普和惠誉3家公司占有的份额超过90%。指责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评级公司低估了CDO违约概率。因为许多CDO，被评级公司给予很高评级，如标普将2005～2007年发行的担保债务凭证（CDO）的85%都评为AAA等级；二是评级公司存在利益冲突，评级公司在进行信用评级的同时提供有偿的结构化设计服务；三是评级公司评级后的预警功能滞后，如2008年7月，标普和穆迪分别下调了612种和399种抵押贷款债券的信用等级，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大震荡。
这些指责大多是基于认为评级公司“应该”做到，属于“尽职责任”范畴；而没有考虑到评级公司是否“必须”做到，是否能“确保”做到，分别属于“合规责任”和“风险责任”范畴。其实，评级公司是基于一定的统计模型进行评级，前提是金融机构提供的信息是真实的，评级公司提供的只是一种基于专业规则和监管规则的“意见”。评级服务是一种市场行为，他们只承担合规责任，不承担风险责任。风险责任是对结果负责，由于风险最终由投资者承担，所以评级公司也不需要承担风险责任。
反之，如果金融机构提供的信息不真实，评级结果可能出现很大的偏差。据报道，1996～2006年十年时间，美国的抵押贷款的欺诈事件大幅度上升，1996年1300件，到2006年达到21000多件。这是根据已经暴露的欺诈事件所做的统计，真实情况可能还要严重得多。如有的次级贷款公司反映，次贷经纪公司向他们推荐的借款申请，70％的申请者存在欺诈行为。防止客户欺诈需要进行尽职调查，这超出了评级公司的能力范围。
总之，评级公司所能承担的仅是合规责任，不需要承担风险责任，承担不了尽职调查责任。
政府部门监管不当。投资者指责政府没有合理界定次贷流程各参与方的责任。很多次级贷款是经过次贷经纪公司向贷款公司推荐的，贷款公司再将发放的次级贷款卖给银行（2006年通过贷款公司发放的住房贷款占60％），银行借助投资银行、评级公司打包出售，将次贷信用风险剥离出资产负债表。经纪公司既不对借款人负责、也不对贷款公司和贷款银行负责；贷款公司、银行都不承担风险责任，只需要根据投资银行的贷款标准制造次级贷款即可，即只须承担合规责任。作为贷款公司或银行本应承担贷前客户尽职调查和贷后尽职监测预警责任，但由于贷款公司、银行不需要承担风险责任，即不需要对结果负责，因此，无论是贷前还是贷后，尤其是对于出售或剥离的信贷风险，他们都缺乏承担尽职责任的激励。因为投资者很难判断银行是否尽职，尽职是企业行为，只有企业内部人或外部监管者才有能力判断银行员工行为是否尽职，但监管者并没有针对次贷产品的监管制度设计。因此，在次贷制造流程中，制造次级贷款的贷款公司、银行，也只需要承担合规责任，不需要承担尽职责任和风险责任，就将次贷产品投放市场了。
投资银行制度缺陷。美国次贷危机导致华尔街五大投行消失，一种合理的解释是，无存款、无准备金要求的投资银行制度设计是这些投行倒闭的原因。但次贷危机导致五大投行的全部消失，另一种可能的假设是，CDO、CDS这种信贷衍生产品系统性风险一旦从银行剥离出来投放市场，就难以管理了。从最初的抵押贷款到最后的CDO、CDS等衍生产品,中间经过借贷、打包、信用增持、评级、销售等繁杂阶段,
整个过程设计有数十个不同机构参与,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非常突出，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交易对手是谁、基础资产是什么和真实价值为多少。对经过证券化和再证券化的产品，少数高端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不得不依赖高度复杂的金融模型进行风险识别和定价；大多数机构和投资者则依赖评级公司提供的评级信息来粗略判断风险和价值。在次贷危机面前，由于金融模型的局限性，不但投资银行同一般投资者一样，难以有效管理这类产品风险，即使是商业银行也难以有效管理从其他银行剥离出来的信贷衍生产品的系统性风险以及本行发行留下的资产质量最差部分的次级债风险。据报道，在各类金融机构中，除了保险公司以外，商业银行是最终购买CDO比例最高的金融机构。由此推测，在几大投行倒闭后，接下来我们还将看到那些购买了较多CDO的商业银行在危机中倒闭，因为尽管商业银行比投资银行资本雄厚，但其资本金相对于风险资产的占比而言仍然是很低的，一般仅有8％左右。
信贷风险特性与信息责任。以上是从制度层面寻找次贷危机的根源，原因在于没有落实尽职责任和风险责任。对于金融业而言，无论是尽职责任还是风险责任，本质是信息责任。美国关于信息责任的第一次立法是，2002年4月颁布的《萨班斯－奥克斯雷法案》，第一次明确了上市公司管理层的信息责任，这次立法主要解决2001年安然事件所暴露出的信息欺诈问题。该法案颁布以来争议不断，但该法案第一次从法律上界定了公司高管层的内控责任，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信息责任是以对人的信任为基础的，可以通过银行内部控制和外部监管落实，且外部监管以有效的内部控制为前提。次贷危机不同于安然事件的是，次贷及其信贷衍生产品很多参与主体不是上市公司，而且很多信贷衍生产品的交易不是通过公开市场交易，是通过柜台交易完成的。美国虽然有较完善的法律体系、全国个人征信系统和信用评级模型技术能力，由于信用风险的特性，仅仅依靠这些技术手段远远不足以落实信贷风险相关的信息责任。一方面，信用风险的内生风险高，如欺诈案件中可能损失全部贷款本金，即内生风险等于贷款本金；另一方面，类似次贷这样违约发生频率较高、单笔损失率较低的信用风险，完全是可以通过银行内部管理的。在良好的风险管理下，内生风险被管理壓缩后的剩余风险可以很低，如国际先进银行的贷款不良率一般仅2％左右。其中，尽职调查和贷后管理是信贷风险管理的两个关键环节。如果商业银行没有履行尽职责任和风险责任，且经过多层次的交易，信用风险的剩余风险可能层层放大，直至投资者承担全部信用风险的内生风险。
因此，如果银行内部不能落实尽职责任和风险责任，或外部不能落实监管责任，银行信用风险不宜通过资产证券化等信贷衍生产品进行风险转移。由于高频率违约、低违约损失的特点，信用风险也不宜通过商业保险，如CDS等产品形式进行管理。如全美2000余家保险公司中，多数都不会提供CDS产品，就是因为信用风险的特性，不符合保险公司稳健经营的一般原则。但经营手法一向激进的AIG，截止2009年6月30日通过CDS为高达4410亿美元的债券提供了信用违约掉期。
美国银行业的转型与银行监管的反思
欧美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已发生转变
随着197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金融管制放松和1988年颁布实施的《资本协议》，商业银行为了规避监管资本要求，加快了1960年代兴起的资产证券化业务发展，纷纷将表内信用风险通过资产证券化转移到表外。信用衍生产品从1992年首次出现直到1996年末，全球信用衍生品市场规模仅为0.18万亿美元。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信用衍生产品向人们证实了确实能够大大加强银行抵御突发风险的能力，从而避免了一些突发性事件给银行业带来的巨大损失；在2001年底到2002年初所发生的安然和世界通信的特大破产案中，美国多家银行正是由于运用了信用衍生交易，才使自己幸免于难。这些事件加快了信用衍生产品市场的发展，截止2007年底，信用衍生品市场规模已经达到62.2万亿美元，在1997～2007年的10年中，整个市场规模膨胀了345.6倍。2004年6月正式发布的《新资本协议》已将信用衍生产品作为风险缓释工具之一。
在银行监管规则的变化和衍生产品市场兴起的背景下，欧美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已经由传统商业银行以“发放－持有”为特征的利差经营模式，转型为以“发放－销售”为特征的、类似工业企业的资产周转经营模式。
以资本监管为核心的银行监管模式不能完全适应银行业监管需要
商业银行经营模式转型后，以资本监管为核心的银行监管模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银行业监管需要了。一旦资产证券化业务、信用衍生品市场大量兴起，这些以表外业务转移风险为特色、具有更多市场特性的信用衍生产品，使银行与金融市场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监管主体也难以明确。如果把信用衍生产品归于证券、互换或保险等不同类别，就有不同的监管主体。尽管《新资本协议》在1988年《资本协议》的基础上，增加了第二支柱监督检查，第三支柱市场纪律。但无论是商业银行、还是监管者，实施《新资本协议》的工作重点仍然是放在第一支柱资本充足率的度量上。次贷危机说明，商业银行的尽职责任、风险责任的监管，本质是信息责任的监管，比各种复杂模型更加重要。
高违约频率、高违约损失信用风险，是不可以由商业公司承保
虽然对于高违约频率、高违约损失的信用风险，不属于商业保险的风险类别（一般是低损失频率、高损失额），类似保险性质的信用违约掉期(CDS)市场规模却高达62万亿美元。次贷危机，一方面说明这类高违约频率、高违约损失信用风险，是不可以由商业公司承保的，即这类系统性风险不可以通过市场方式来管理。另一方面，从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国会不得不通过7000亿元的救市方案，用纳税人的钱挽救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挽救信用违约掉期市场，说明这种私人公司承保的信用保险产品CDS，最终转化成政府承保的信用保险产品。为何不效仿1934年成立的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为存款机构提供存款保险，成立一家联邦信用衍生产品保险公司为信用衍生产品提供保险呢？政府信用保险公司与商业信用保险公司的主要区别在于，商业信用保险公司与商业银行之间是平等的法律实体，商业银行对商业保险公司只须承担合规责任，不需要承担尽职责任和风险责任；而政府信用保险公司与商业银行之间的关系是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关系，政府监管部门除了督促商业银行履行合规责任外，还可以对其不尽职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这样可以有效确保减少投资者与商业银行的信息不对称。
各国家有必要建立集中统一的金融监管部门
由于商业银行已转向以“发放－销售”为特征的资产周转经营模式，银行追求的目标是更多、更快的销售以及ROA和ROE等财务指标最大化。因此，在内部管理上，强调客户驱动、效率优先的流程银行成为美国商业银行的共同选择。其实，整个次级贷款的生产销售就是一个金融业的大流程，这个大流程贯穿商业银行与金融市场，商业银行流程只是这个大流程的一段而已。商业银行的产品创新还在继续，各类金融机构之间的交叉销售日益普遍，为了确保整个金融业运转顺畅，加强对金融业生产流程背后各个机构的责任监管，我们认为，金融业发达的各个国家都有必要建立类似英国金融服务局(FSA)那样的集中统一的金融监管部门。
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发挥有效作用的基础，是商业银行必须按照全面风险管理的要求，完善流程银行的责任设计和责任监督。
（作者单位：深圳平安银行风险管理部）
作者：唐国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