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主题涵盖三篇精品范文，主要包括《政府经济产业结构调整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内容提要: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相互依赖、共同发展。产业之间的关联度以及产业各阶段的发展状况决定经济发展前景。河南省作为我国内陆新兴的经济大省,经济发展空间和环境决定产业呈“二三一”的结构特点。
政府经济产业结构调整论文 篇1：
政府经济权力的反思与重构：基于负面清单的思考
[摘要]政府经济权力的运用，既要发挥政府经济权力干预经济的正效应，又要防止其权力过大限制市场机制，这本身是难点问题。2013年负面清单制度在中国自贸区的尝试、复制、推广，并很快运用到各地方政府行政权力法治化方面，这给政府经济权力法治化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即负面清单制度是政府经济权力的重构的基础。尤其在中央提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负面清单制度更是重构中国政府经济权力、实现国家经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
[关键词]政府经济权力；负面清单；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作者简介]宾雪花，女，中南大学经济法博士，温州大学法学副教授，2006年新西兰奥塔哥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
一、政府经济权力的起源和演变
政府权力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伴随着国家职能的扩大而扩大。最初的国家职权是对外保家卫国的国家防御职能；对内惩罚敌人，维护统治阶级政治权、经济权、民事权等统治职能。不同于对内、对外的统治职能，大多数国家一开始对经济领域采取了避而远之的不干预方式，更多的是市场在经济活动中发挥其应有作用。在小农经济或简单的商品经济时代，除了极个别的产业，如盐业、铁等，为了赋税目的，实行专控以外，国家对经济实行自由放任的不干预主义。即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就经济方面来说，国家基本上是作为“守夜人”的角色，运用“无形之手”即市场来运作经济关系。国家不干预经济的自由主义理论无法解释和解决市场失灵现象。例如，垄断组织挤占资源，抬高物价、遏制中小企业发展；公共事业因耗费资金大、回报率低、以致无人愿意投资；企业主为了利润、随意排放污水、污物，破坏环境现象比比皆是。尤其是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垄断组织有能力干预企业进入某类产业，阻碍市场机制发挥应有作用。质疑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开始出现，迫使经济学家开始寻找另一种出路。早于凯恩斯，英国经济学家庇古于1920年出版《福利经济学》一书，指出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论述了政府参与配置资源的经济职能，主要是采取适当的经济政策来消除客观上存在的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的背离。当然，庇古仍然认为生产资源最优配置的基本机制仍然是私人经济的自由竞争。凯恩斯在1936年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指出，国家对经济干预，尤其是对收入、消费、投资的影响，可以扩大有效需求。它的出版正式宣告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理论的确立。罗斯福新政本就是“凯恩斯主义”理论在现实中的实践。正如萨缪尔森在一篇论述凯恩斯主义的文章中写道：“1929年10月，这个昏暗的日子突兀地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性质。但并不是这一天才使新的理论变得迫切。早在繁荣时期，旧理论已经难以适应现实的需要并表现出其缺陷。30年代的大危机，使古典学派的理论体系直接面临瓦解重建的危机。”[1]罗斯福总统将凯恩斯主义理论运用到其任期来解决经济大萧条，在其任期颁布了《工业复兴法》《紧急银行法》《农业调整法》《联邦经济救济法》，来调整银行业的倒闭破产、农业的崩溃、工业的萧条，且通过大兴水利、土木工程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挽救和刺激经济复苏和发展。二战后，为了快速恢复生产、促进经济复苏，凯恩斯主义在各国大行其道。其中以产业政策为代表激励、促进产业发展的模式较为流行。尤其日韩两国凭借着产业政策振兴、繁荣产业，带动经济增长，提高社会总福利，缩短工业化进程，进入了世界发达国家。自此，以产业政策作为东亚经济增长的国家干预经济模式，为世界银行在《东亚奇迹》一书中所推崇，而为世界所知。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新一轮呼吁政府干预经济的声音再次出现，美国采取投入4000万美元救市，中国采取投入4万亿元来救市、颁布《十大产业振兴政策》等等措施。
二、政府经济权力的反思
在当今时代，尽管世界各国或多或少需要政府经济权力干预产业发展、经济发展，其宗旨都是为了产业振兴，经济增长，提升社会总福利。但是，不得不承认，政府经济权力不是肆无忌惮、不受限制地运用。当然全面否定政府经济权力和其效果是不合适，因为以日本为模板的“在短短二三十年时间里走完了老工业国用了一二百年才走完的历程。”[2]的这种成功干预的例子还存在着，而且以中国这种效仿日本经济干预模式，造就“中国经济连续20年以接近10%的速度超高速增长，也可为一枝独秀”[3]的例子显示存在着。同时，以“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理论在拉美国家的失败，表明了市场并没有在拉美国家发挥着最好的效应。
当然，这些并不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差，政府强力干预经济就总是朝着健康道路行进。日本和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后期相繼出现房产泡沫、股市泡沫的虚假繁荣。这种干预可能会形成其他后果，只有到后来才能发现。以早期的美国30年代的世界性大萧条时期的《工业复兴法》为例，为了遏制经济下滑、复兴产业，美国政府采取了协调产业生产总量，实行计划供应，建立卡特尔联盟，限制产品价格，大力发展基础产业这些做法，从而在短短几年时间，美国经济有了复兴气象，度过了最艰难的经济萧条。但是，1935年，美国法院认为《工业复兴法》违反了宪法的基本精神，将其废除。随着后世研究美国经济的有关专家研究认为，在一定程度上，罗斯福新政，尤其《工业复兴法》促使了垄断组织的建立和垄断的市场结构的形成，成为市场竞争的障碍，以致后来的美国政府和司法部门为改变美国垄断的市场结构，建立自由竞争的市场结构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国自金融危机后，国家拿出4万亿元救市，出台《十大产业振兴政策》和几百条具体产业政策来振兴产业发展，但是，经济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李克强总理在2013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中一直呼吁“必须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着力激发市场活力，强调约束政府权力之手，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这是削权，是自我革命，会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觉，但这是发展的需要，是人民的愿望。”[4]欧盟国家的救市，“随后2010年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不但显示了过度财政刺激的后果，也暴露了欧洲一些“福利国家”面临的政府债务困境。认真反思作为政府干预基石的市场失灵理论、逆周期理论和社会公平理论等，深刻阐明了20世纪以来政府支出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其后果，并对未来政府的经济职能等问题进行富有建设性的探索。在历史长河里，政府和市场的经济职能都是不可或缺的，但在不断变动的技术、经济金融、政治环境下，尤其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冲击下，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各自在什么地方？[5]经济法学家邱本教授认为，“国家干预与私人自治是一对宿敌，正确的方法是在国家干预与私人自治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和寻求微妙的平衡，而不是不共戴天的两极思维、敌对思维。”[6]
政府经济权力应该有一个边界，在这个边界内，政府经济权力的张力能够使得政府经济权力的正效应溢出，其负效应则终结。但是，这个边界却不是容易寻找到。
三、政府经济权力的重构：负面清单制度就是政府经济权力边界
负面清单制度最早起源于美国的1953年《美日通商航海友好条约》中，以例外方式列出造船、公用事业等行业不享有国民待遇。后来于20世纪80—90年代美国与他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中采用负面列表形式，指明不允进入或限制进入的行业。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签署且生效的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最具负面清单的典型，其以不符措施列出禁止或限制投资领域，对后来的双边投资协定或自由贸易协定具有深远的意义。美国于2004年公布《双边投资协定范本》和2012年修订的《双边投资协定范本》，以及美国与韩国、新加坡、孟加拉国等签署的大约20多个自由贸易协定中都是以负面清单方式列出外国投资不可进入或受到限制领域。中国的负面清单制度最早是在中国上海自贸区实行，作为一种管理模式已实行三年多。
负面清单制度是私法领域“法无禁止即可为”理念的体现。与公法的“法无授权不可为”基本理念不同，负面清单的“法无禁止即可为”即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肯定和保障了市场主体在市场过程中的最大的自由权、是私法领域里存在的制度实践；“法无授权不可为”作为公法领域的理念，它以否定之否定方式的否定方式，明确了政府权力和政府行为的受制性。即政府的权力和行为要有明确的授权才可为之。负面清单制度通过列在清单上事项的公布，让市场和政府各就各位。通过负面清单，市场主体和投资者一目了然、预先知晓哪些领域和行业是对内和对外开放的，哪些领域和行业是排除在外，哪些要采取限制措施的。更进一步地说，没有“法无授权”的公权行为的禁止，也就没有“法无禁止即可为”私权行为的存在。负面清单以禁止、限制的文字方式，表述市场经济的主体哪些不能为之事项，与此同时，也指出了政府经济权力可为之事项。从负面清单的文字表述方式来看，负面清单比传统的正面表述方式更加明确，减少了模棱两可的文字陈述。李克强总理肯定其存在意义，进一步指出负面清单支撑着政府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即与负面清单休戚相关的还有另外两个清单：“权力清单”“责任清单”。权力清单是“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公法理念体现，是针对政府而言，政府应在列出的清单范围作为，除此之外，政府不得作为。责任清單则针对市场主体和政府，政府应为之而不为之，即不作为，则应承担责任；市场主体应禁止为之而为之，则应承担乱为之的责任。权力清单有利于缩小或限定政府经济权力，保证了政府为有限政府、法治政府。负面清单制度倒逼着政府经济权力变革。所以，负面清单制度能够成为制约政府经济权力的笼子，能够恰当地将政府经济权力的危害降低到最小。在这个笼子内，政府经济权力可为之，笼子之外，政府经济权力不得为之。负面清单制度应该包含着负面清单、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三个清单内容，三者不可或缺。否则，不能形成负面清单制度的完整体系。
四、中国政府经济权力的重构：负面清单制度的尝试
中国经济权力重构是经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经济治理能力现代化表现之一仍是负面清单制度。但是中国治理经济能力现代化的提出不是一蹴而成，而是有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历史痕迹。起初，中国的经济改革在长期的政府干预经济的经济政策激励下，释放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尤其中国的经济发展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确立了“赶超战略”，通过政府干预经济，优化配置资源，缩短发展时间，“创造了连续35年国民生产总值GDP以年均增速9.8%的增长奇迹，6.8亿人脱贫，”[7]解决了13多亿人口基本生存需求，制造了经济奇迹，并逐渐推进市场经济的产生、发展，成就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培养了一批具有创业精神的企业家和富翁。但是不得不否认，在高速增长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一些外部不经济。如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导致臭气熏天的河道替代了清澈的、可洗衣、用水的河水；严重雾霾的天空替代了蓝色的天空等等。简言之，过去是以牺牲环境的代价、牺牲实质公平的代价来推进经济增长和发展。
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目的是再次激发市场活力和可持续发展动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中国建立后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前四个的现代化是“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作为第五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制度创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在经济领域的一项制度创新，就是政府经济权力运用的现代化。它意味着国家经济治理能力在国家与市场关系中是通过制度创新，激发经济发展和再次振兴，提升国家竞争优势。
当代中国治理经济能力模式来源于三个因素，古代的中央集权制度、苏联制度因素和日韩模式——政府主导型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治理能力除了传统文化和制度因素，在许多方面学习苏联制度，制度上实行高度集权，经济上实行统制形成高度统制的计划体制。中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整个社会形成政府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局面。没有政府干预，企业和社会无所适从。政府通过发布各种各样的行政法规、行政措施、行政规范引导、指导、命令市场主体在其划定的范围内行事。在这种氛围下，企业和公民存着等着、靠着政府，万事有政府帮企业解决的想法，没有充分调动和发挥企业和劳动者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基本生活品的需求都无法充分满足，产业和企业经济效率低下，社会总福利是低下的。这种体制是典型的平均主义，是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国家治理。
改革开放后，有限市场的开放激发了企业家和投资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经济方面，更多的是效仿“日韩两国政府主导下的经济治理模式”，集中一切资源、扶持国家选定的企业和产业，促使中国经济超高速增长，但是，由于长期的计划体制影响、政府和官员的思维定式，过强的政府经济权力，在一定程度没有真正发挥市场在经济活动中的基础作用，更不要说，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尽管中国经济有较大发展和繁荣，但是强大的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仍然束缚了市场活力和创新能力。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当“苏联模式和日韩模式”无法解决目前经济发展新常态，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解决当前新常态背景下的一个创新制度，是解决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创新机制。如今，中国提出国家经济治理能力现代化意味着国家治理能力应当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市场起决定作用，改革创新经济治理能力”。负面清单制度正是国家治理经济能力现代化的一个制度选择。从当前中国自贸区负面清单制度的实践来看，“负面清单最大的理论意义是结束了从1998年以来，一直是由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产业政策的‘政府在前，市场紧随’”[8]的制度供给模式。在实践方面，负面清单扩大了中国市场经济主体的经济自由权，有利于发挥市场主体的创造性、激活市场动力、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
负面清单制度作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表现方式，是经济法的适度、有限原则的实践。国家治理经济现代化的法理是经济法上的适度干预经济原则。适度、有限干预经济原则是指国家干预应有“度”，而不是为所欲为，严格受到法治制约。适度、有限干预原则是国家或政府在充分尊重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基础上，对社会经济进行的一种有效、合理而谨慎的政府公权力干预。政府经济公权力的运用是在充分尊重私权的经营自主权和决定权之上形成的，其对资源配置不应为市场经济的主导力量，它从属于市场机制。其内涵有两个：一是正当性。正当性是指必须法律规定或授权才可为之。即法无授权不可为。治理经济的政府公权力的运用是正当的。正当性要求权力的“法”，包括政府行使经济公权力的来源合法、干预经济的程序合法。二是合理性。合理性意味着治理经济的程度、范围、效力应当有合理区间，而不是无限制可扩大的适用国家治理经济这种公权力。负面清单刚好符合经济法适度、有限原则。在负面清单之内，是法律禁止范围，市场主体不得为之，而是政府经济权力作为范围；在负面清单之外，市场主体可为之，政府经济权力不得为之。本质上，负面清单是经济方面的国家公权力逐渐让渡于市场的过程，表明着中国政府在努力实现治理经济有效性的探索，是国家努力实践国家公权力干预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次优选择。所以，负面清单制度是国家（政府）的简政放权，更是将国家公权力让渡给市场的必然结果；是新常态背景下，响应依法治国，努力实现国家适度干预经济，实现社会总福利的一种新型管理模式。
负面清单制度在全国推广、复制和其他领域的运用，进一步缩小了政府经济权力。始于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实施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被复制到福建、广东、天津自贸区。此外，除了在自贸区推广、复制以外，在其他各经济领域、甚至行政領域也在延伸发展，如2014年上海政府制定的《产业结构调整的负面清单》，甚至已经拓展到全国的各经济领域实施。2015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提出改进新技术新产品新商业模式的准入管理。具体包含以下负面清单的内容。第一，改革产业准入制度，制定和实施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对未纳入负面清单管理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第二，破除限制新技术新产品新商业模式的不合理准入障碍。对药品、医疗器械等创新产品建立便捷高效的监管模式，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多种渠道增加审评资源，优化流程，缩短周期，支持委托生产等新的组织模式发展。第三，对新能源汽车、风电、光伏等领域实行有针对性的准入政策等领域。这些规定将负面清单制度的适用扩大化，变相地缩小、制约了政府经济权力，有效地实现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负面清单制度是政府与市场利益博弈规则化的基本保障，其推广和复制是国家经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体现。
小结：政府经济权力的探讨，实质上是对“政府与市场”这对关系的探讨。政府经济权力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随着国家职能的扩张而扩张。凯恩斯主义理论是政府经济权力干预的理论基础，但是，从各国实践来看，政府经济权力有必要且应当长期存在。特别以日韩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给出了促进经济增长的政府经济权力运用的成功典范。不过，当今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发展态势的不同，政府经济权力也应当重构，这是中国在新常态下，提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负面清单作为负面清单制度是私法领域里的“法无禁止即可为”理念的实践，与公法的“法无授权不可为”基本理念不同，负面清单以否定之否定方式保障了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中的最大的自由权，所以，是在私法领域才拥有的制度实践，而公法理念“法无授权不可为”则以否定方式，肯定了政府权力和政府行为的受制性，即政府的权力和行为要有明确的授权才可为之。两者是相辅相成、休戚相关。更进一步地说，没有“法无授权”的公权行为的禁止，也就没有“法无禁止即可为”私权行为的存在。负面清单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休戚相关，与政府经济权力相关。当提到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必然要提到政府经济权力的创新实践：负面清单制度。可见，负面清单制度顺应时代和时势而产生，有其合理根据。
参考文献：
[1]（日）现代经济学研究会.世界十五大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3.
[2]吴敬琏.市场经济的培育与运作[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228.
[3][6]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M].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15、17.
[4]（美）维托·坦茨.政府与市场：变革中的政府职能[M].王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5]邱本.当前我国民法研究中的几种错位——兼论法学研究方法[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2）.
[7]孙立坚.负面清单管理给中国带来挑战[EB/OL].http：//finance.cnr.cn/jjpl/201309/t20130930_ 513728640.shtml.
责任编辑：彭银春
作者：宾雪花
政府经济产业结构调整论文 篇2：
河南省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互动研究
内容提要: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相互依赖、共同发展。产业之间的关联度以及产业各阶段的发展状况决定经济发展前景。河南省作为我国内陆新兴的经济大省,经济发展空间和环境决定产业呈“二三一”的结构特点。通过河南省产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以及主导产业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分析当前河南省产业结构现状以及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因素,进而为河南省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策略。
关键词:河南省;产业结构;经济发展;互动研究
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经济中长期经济学的应用促进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伴随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以及后期创新系统方法的运用,产业结构调整等理论也相继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注重各个产业之间关联度以及产业各阶段的发展状况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创新技术和服务业的完善引入产业动态分析中,并以此作为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河南省经济发展同样也走进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新时期,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提高当前中原区经济发展的迫切任务。
库兹涅茨曾指出经济增长不仅仅是一个总量发展的过程,而是部门变化与总量变化互相依托的,只有将它们同时纳入总量结构框架中才能够恰到好处的平衡。事实上,在现代经济发展理论中,经济增长的表现只能作为内部结构转变的一个剖断面,尤其是对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而言,随着各项收入增长带来的贸易、需求、生产要素等结构方面的变化,对经济增长影响最直接的则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尤其是三大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河南省经济发展环境及其产业结构特点分析
河南省是我国内陆地区心腹地带,是我国整体经济发展的主体,也是我国重点经济发展区域的开发基地。河南省位于我国纵横陆路交通系统交汇处,是东部地区和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地,同时,也是继我国发展“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经济发展区后的又一个新起之秀。该区域作为我国中部地区人口和经济最为密集地区,经济发展在全国经济发展区域中趋向定位于重点交通和物流集散中心、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发展基地、原材料生产加工基地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和科技创新基地。
河南省作为我国的人口大省、农业生产大省、经济大省,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升级在该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全球化和信息化影响下,新型的服务产业和科技产业对于提升和拉动河南省经济发展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从省内城市经济群看,郑州、洛阳、开封等城市在经济区域发展中对边缘经济区域的交通、商业物流、金融服务等行业具有持续带动作用。对外经济区域中,对加强和促进毗邻经济地区发展能够起到互动发展、优势互补的作用,同时,对于带动中部地区经济的崛起和拉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河南省经济发展不断加快,人民生活水准显著提升,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产业结构调整日趋完善,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极大提高。河南省地处我国中原地带,综合分析各种因素,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产业结构特点。农业仍旧在第一产业中占有很高的比重,工业是拉动第二产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重工业中原材料工业和采掘工业的比重较大,具有技术含量的加工工业则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第三产业发展呈上升趋势,但与周边的东部省份和沿海地区相比,河南省第三产业的总体发展水平较低。从内部的产业结构来看,河南省自主创新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较慢,传统产业和基础产业则趋向饱和状态。所以,发展河南省内陆新兴经济大省,对于国家实施中部城市崛起战略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现阶段经济发展环境下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十二五”时期,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是河南省建设经济大省最为重要的任务,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该区域经济快速发展是取得经济竞争优势的先决条件。从河南省历年的统计年鉴来看,产业内部的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仍面临很多现实问题。
(一)产业之间比例不协调
第一产业在经济结构中仍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二、三产业平均值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对未来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第三产业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更是较大。因此,河南省产业结构中农业是经济收入的主体部分,而对经济增长有巨大推动作用的第二、三产业则相对落后,与周边的河北、山东、江苏等省份相比则差距更大。
(二)资源条件制约了产业结构升级
从河南省产业内部结构看,产业多以资源开发型为主,尤其是煤炭、冶金、建材等原材料的加工产业比重较大,而能够拉动经济增长的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环保产业仍处于待开发状态,特别是对具有高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产业的发展仍处于摸索阶段。自“十二五”以来,矿物制造业、金属冶炼业、化学加工业、电力供应业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53.1%,但河南省是人口大省,其人均占有资源量偏低,这对河南省GDP的整体提高将起到极大的制约作用。
(三)产业结构引导经济增长消耗能源大
河南省经济增长速度虽然一直是等同或略高于全国平均发展水平,但经济增长方式表现出来的则是粗放型经营管理模式。自“十二五”期间,河南省GDP每增加万元,消耗能源就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2倍,用水量高于全国4倍,而对于废弃物和废水的利用率却不足45%,同期低于发达国家资源利用率2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在这种产业结构引导下GDP增长取而代之的是资源高消耗,这就意味着河南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多以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所消耗资源指标过高而取代。
三、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分析
从2011年最近季度经济统计数据看,河南省面临重大的经济发展机遇,经济上继续保持着较快发展趋势,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呈现不断扩大的势头。产业结构发生积极变化,产业投资贡献率持续增长,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已显著提升。
(一)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分析
产业贡献率是指各个产业部门的增加值所引起国内生产总值即总经济增长率的上涨幅度。河南省近一个季度以来产业生产总值呈现了“一二三”格局,根据河南省统计数据来看,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5.6%,投资额为2 469.27亿元。经济增长速度与上一年同期相比回落了2.3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投资加快发展,全省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了37.6%,投资额为93.83亿元。经济增长速度高于上一年同期,增长了57.0个百分点。全省第二产业投资同期增长26.5%,投资额为1296.67亿元,经济增长速度同期回落了6.4个百分点。相比之下,第三产业的投资增长相对缓慢,产业投资同期增长了23.5%,投资额为1 078.77亿元,经济增长速度与上年同期相比回落了4.6个百分点。第一产业的投资贡献率明显高于二、三产业,对于农业大省而言,第一产业投资仍然较为强劲,而对于起主导作用的第二产业投资则出现了回落趋势,第三产业的上升幅度很小且投资与同期相比较低。就这一季度产业产值而言,第一产业呈上升趋势,第二、三产业则出现回落的趋势,这一季度第一产业平均贡献率最高。虽然第二产业在河南省经济产值中比重较大,但就河南省目前经济状况而言第二产业平均贡献率将在同期高于第三产业。
从经济数据显示来看,产业结构中各个产业之间的平衡与否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非常显著,虽然近些年第一产业在河南省的经济增长影响过程已经有了明显的回落现象,相比之下第二、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呈现出稳步发展的态势。从河南省近几年统计数据结果分析,全省产业贡献率中第二产业的波峰阶段恰好对应第三产业的波谷时期。基于河南省产业结构和基础资源所限,任何一个产业占有资源较多都将会对其他产业发展起到负面影响。就目前发展态势来看,第一产业仍保持往年投资额度,第二产业继续保持稳定发展,对于河南省经济增长有很强的带动作用,相反,第三产业在经济总量中占有的比重则偏低,甚至贡献率呈现了负值发展态势。但是,从纵横角度分析河南省的经济环境以及外部经济发展区域对于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需求来看,经济市场环境更需要强劲有力具备高新技术产权和自主研发能力的第三产业来刺激河南省的经济增长。
(二)主导产业投入和产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产业结构调整的最终追求目标是为了各个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产业之间相互协调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建立以主导产业为中心的发展目标,各个产业之间关联度高且协调发展的互动区域经济系统。主导产业是指在不同发展阶段上在产业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能够快速带动经济发展,在周围经济区域呈现较强的关联性,在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中做出贡献高的产业部门。主导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就像火车头,是组成整个产业结构的先决条件,因此,选择合理的主导产业是促进河南省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最为关键的部分。
根据河南省产业结构布局和经济发展趋势看,正确应用投入产出分析法对选择河南省主导产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对近年来的数据资料进行详尽分析,不仅能够找到具有说服力的数据支撑点,同时,对于解决产业的结构性问题也具有很强的实践作用。通过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连锁效应、扩散效应以及收入弹性和生产率上升基准来总体评判主导产业对经济整体增长的拉动效应。
从经济数据结果看,河南省产业结构影响力较大的是基础矿工业、原材料采集业、交通运输业等,这些产业部门每增加一个经济单位就会影响相关产业的附加值。产业结构从技术系数角度分析,农业占有偏低的位置,相对于能源开发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而言,更需要高科技来支撑。从劳动力投入产出结构看,第三产业中的服务业、加工制造业、公共管理以及教育事业投入劳动力系数偏大。河南省的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能够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的空间。
从产业结构中投入产出视角剖析,伴随河南省经济快速发展,主导产业选择更加偏向目前的第二产业的资源能源产业,同时,也在逐步迈向具有改革和创新动力的第三产业,这一发展趋势表明,河南省的经济虽然保持高速发展但并没有带来高效能转换,促进经济向高能源、低消耗、高效率、重节约的集约型产业发展。其本质原因是,经济发展换来的产业高投入并没有给经济带来高增长,这样的结果不是高科技、高创新带来高产出的结果。从产业拉动率和贡献率结果看,河南省经济增长带来的高投入产业结构是“二三一”特征,而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中更应该向“三二一”产业结构发展,足以表明河南省经济快速发展并没有很好地拉动和促进产业结构有效调整和升级,相反,同比例的产业投入和产出反而更多地集中在第二产业中。对河南省经济发展而言,第二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并不能把全省的经济带向更高的发展空间。
四、产业结构调整的现状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因素分析
(一)产业结构面临的现状分析
1.先进农业示范园初显模型
伴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准的提高,消费水平也显著提升,这也促使农业结构改革步伐加快。农业作为河南省主要产业收入来源,停留于过去粗放型经营的农业产业结构已不能满足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因而,现阶段政府部门已加大推进现代农业的发展步伐,具有高生产率、高附加值的现代都市休闲生态农业已经初显规模。尤其是无污染、无公害的现代农业生产基地的建设已提上日程。
2.主体工业产业地位保持稳定
河南省第二产业已经占有一定市场份额,尤其是煤炭产业和金属冶炼产业一直在市场中占有稳固地位,而其他行业占有的市场份额则相对偏低。
3.公共服务业不断完善
河南省产业服务改革试点工作已逐步展开。食品加工业、交通物流业、金融服务业平均产值稳步推进。如在航空港、莆田等地已建立多个现代物流集散中心,并形成专业化的批发、储备、配送等配套服务。
4.产业结构比例趋向优化
河南省产业在经历了国际化、市场化、信息化发展后,加大了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快了产业结构升级步伐,为产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二)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分析
河南省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之间是相互影响的,经过上述分析,河南省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保持着两种发展关系,一是河南省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保持一定的距离,产业结构目前的“二三一”状态不能很好地促进当前经济快速、高效发展。第一产业占有大部分比例,而且严重阻碍河南省目前的经济发展。第二产业虽然是地方经济的主要支柱,但工业背后更多的是资源过度消耗。第三产业发展强劲有力但发展空间和机会不足。二是河南省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不断促进第二产业向产业聚集区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并没有很好地向“三二一”产业结构优化,足以表明河南省在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形成很好的良性互动关系。
1.要素禀赋决定产业结构升级
要素禀赋即资源禀赋,是一个城市占有资源的情况,河南省产业结构特点决定资源禀赋条件优化成果。要素禀赋的条件是以开发当地自然资源为基础,一般意义上是指以能源、矿产资源为基础原料的产业。城市的经济发展是以该区域一定的资源条件实现经济增长的,其中原材料是构成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内容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资源禀赋条件的不同,最终会形成该区域的产业结构和社会分工不同,从而形成不同城市之间生产力的竞争。区域中的资源禀赋条件越丰富,该区域内以资源发展起来的产业部门就会越多。由于资源空间布局的不均衡性,资源相对集聚区域就会决定该区域的产业结构和产业方向,并形成以该区域资源为集聚的主导产业区,即产业区域优势结构。
河南省资源占有量相对较丰富,能源、矿产、水资源十分丰富,资源的开发潜力很大。但就目前的产业结构而言,河南省产业资源的开发需要与当地的经济发展相匹配,与当地的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基于河南省产业资源现有条件,为了促进经济发展,而制定的“二三一”产业结构布局,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国家强制力和意志力的集中体现,正是因为资源禀赋和国家政策的双重导向决定了河南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
2.经济增长中技术创新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和转换
经济增长中技术创新是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直接条件,经济增长过程如果运用了高科技新兴产业就会创造出高于平均经济增长率的价值,而这个高科技新兴产业是需要技术创新条件来支撑的,因而经济增长中依靠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经济增长需要技术创新是一致的。因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就会提高人均GDP,促进人们的消费购买力度,这种消费需求的浮动就会刺激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同时,人均GDP提升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产业供给环境的变化,对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产生一定的影响。
基于河南省现阶段的经济发展状况,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来源于集中性的生产投入,但更多地依靠能源资源条件,而对于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技术创新则是缺位的,主要是因为河南省经济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并没有引导产业结构有效调整,同时也是因为具备高新技术的新兴产业没有在河南省得到合理的推广和发展,从而不能为河南省经济快速发展提供长效持久的经济原动力,也不能引起河南省产业结构优化和转换的高效能。
五、河南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经济快速增长策略分析
根据“十二五”时期经济发展总的趋势,河南省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之间是相互促进、相互协调发展的。因而,稳定第一产业,提升第二产业,加强第三产业的发展策略对河南省良性有效的经济运行是非常必要的。
(一)加强农业生产集约化,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河南省是我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对我国的农业生产市场和供应渠道起着重要作用。但河南省目前农业生产比重过大、生产劳动率较低,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前进的步伐。因而,在有限资源内增加农业收入,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业结构优化是当前较为重要的任务。
农业生产集约化是指集农业生产、销售、加工于一体的生产经营模式,在产供销线路上形成一体化、链条式经营结构,通过节约农业生产成本,减少大量人力、物力的消耗,将更多农业剩余劳动力转向以科技服务于农业,也是农业生产走向更先进更高级阶段的必然要求。传统低效的农业产业结构更需要积极经营特色农业生产,保证农民在粮食生产增收的情况下,促进更加合理的农业产业服务和技术创新,这就需要依据河南省现有的经济条件加强发展生态农业,将农业传统经营方式与现代高科技术联合起来,用现代化的农业经营管理来发展河南省的农业,从而引导农民提高生产积极性,实现农业、经济、社会效益的高度统一。
(二)优化工业生产结构,增加就业岗位
第二产业是河南省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柱,但目前产业结构的突出性矛盾严重阻碍了工业的调整升级,积极提高工业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事实表明,我们应该加快河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大力发展生物科技工程、绿色光电信息,提升工业发展技术水平,并将这种高新技术应用到丰富能源资源上。河南省工业的发展更需要具有先进的有实力的企业做好带头引导作用,来更好地促进工业体系之间的结构升级,进而增加产业的高附加值和创新力度,形成产业集聚区的良性互动。
另外,在河南省资源丰富地区积极发展以第二产业为主体的密集型产业,在农村、中小城镇发展适宜的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体系,对于吸纳教育水平低下的大量农村劳动力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并在政府允许范围内,积极支持和鼓励农民加入工业发展阵营,提升第二产业中农民的就业空间,在增加更多就业岗位的同时,与当前的产业结构协调一致。
(三)加强和提升第三产业的市场竞争能力
近些年来,河南省第三产业虽然有一定发展,但发展速度缓慢,产业内部结构水平和发展比重偏低,因而适当提高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和市场竞争能力是当前最为迫切的任务,第三产业的发展尤其需要不断优化河南省产业结构,这是进入市场竞争的重要条件。
河南省第三产业的发展应该立足本地现有条件,不断进行第三产业结构优化,扩大产业调整力度和规模,提升产品的服务水平和质量以及第三产业在市场中的占有份额和竞争力,保证第三产业发展在市场化、社会化、产业化过程中合理优化,创新产业内部机制,推动产业经济发展。同时,加强河南省第三产业的智力支持和保障,为具有高创新、高科技、高管理能力的人才提供一个发展平台,建立健全产业发展人才储备体系,这对河南省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将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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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林月
作者：张利勇
政府经济产业结构调整论文 篇3：
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机制选择研究
摘要：产业结构调整对于一国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而对于中国来讲如何选择产业结构调整的模式机制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关系到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的速度与质量，根据世界上典型的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文章进行了一定分析，并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机制选择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关键词：产业结构调整；机制选择；发达国家；政策建议
产业结构作为一国经济结构的骨架其调整优化升级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根本上讲，一国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就是产业结构逐步优化升级的过程。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过30多年的发展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截至2008年，中国GDP达到300670亿元，约合43292.39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位。但是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产业结构比例仍有进一步调整优化升级的空间：2008年中国的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11：49：40，与世界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相比存在第二产业与第一产业比重偏高，第三产业比重偏低的现象。而一国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机制选择不外乎三种：市场机制主导型、政府机制主导型、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相互作用型。对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在今后的产业结构调整道道路上如何选择产业结构调整机制是一项具有重大实际意义的问题。
一、国外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
（一）美国
美国是一个市场经济高度发达且十分崇尚自由的国家，主张用市场机制来管理经济以及进行本国产业结构调整，反对政府过多采用微观的产业政策来干预其产业结构调整。其政府存在的意义只是为产业经济的运行创造良好的微观与宏观经济环境，从而保证市场机制的高效平稳运行，即使运用产业政策也十分谨慎，防止被支持的产业对政府形成过分依赖。在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其政府的的参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在营造良好的宏观与微观经济环境方面。微观上主要是通过颁布一些相关的法律来为产业经济的运行创造良好公平的竞争环境，如1887年的《州际法》、1914年的《联邦贸易委员会法》、1934年饿《证券法》以及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等。宏观上主要是采用一些财政、货币政策对经济活动进行监督与管理，目的也主要是为缓解经济周期周期给经济活动带来不利影响，为产业结构调整创造健康的宏观经济环境。如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福特、卡特执政时期的新经济政策，以及20世纪80年代里根、布什执政时期采用的混合经济政策等。
其次，特别强调科学技术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重要基础作用。美国政府认为科学技术是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在源动力。特别是第三次世界科学技术革命以后，更是加大了对科学技术的重视与投入。如1993年克林顿政府发表政策声明《技术为经济增长服务：建设经济实力的新方针》后，更进一步确立了科学技术对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就业机会增加以及国防改善方面的基础地位与作用。
（二）德国
德国是一个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国家，也是世界上地区经济发展最均衡的国家之一。二战后德国产业结构严重失调，经济发展缓慢，但在不到半个世纪时间里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而德国政府与市场的完美结合是其成功的主要原因。德认为政府虽应积极参与产业结构调整，但市场配置资源仍为主要配置方式。政府只负责为产业结构的顺利调整创造强大的保障，并不刻意去制定产业结构政策去人为地鼓励一引起行业的发展或是刻意阻碍另外一些行业的发展。德国政府与市场的完美结合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从创造宏观与微观经济环境方面。微观上高度重视法律手段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认为法律手段不仅在克服市场机制调节中出现的如垄断、不公平竞争等方面有卓越的效果，还可以保障秩序、促进产业结构转换等方面有着特别的作用。如1967年《部门和地区结构政策的基本原则》、1995年的《产业结构调整法》等都为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宏观上积极运用财政、税收、货币和补贴等手段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如财政政策方面：在通过财政收入与支出政策来直接影响社会总消费与供给的同时，也强调运用预算、计划等方式引导市场的消费与供给。德国制定了财政五年计划，大量的年度预算计划以及中央总体经济规划和年度总体规划等。在税收方面通过调整税种、税目、税率和税基等影响或引导投资与消费来达到调整产业结构的目的。在货币政策方面强调货币购买力的稳定性对调整产业结构与经济的基础作用，并在必要的时候及时颁布货币政策来防止或减少通货膨胀或紧缩现象的发生，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与经济发展的快速增长。在补贴方面，德国政府对重点行业和企业实行大额的经济补贴与政策优惠。如对新联邦区的五个州每年都会支付100亿马克的财政补贴，而这些对于德国老工业区的产业结构调整收到了史无前例的效果。
其次，重视科学技术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积极作用。德国科技研发的主要特点为政府支付绝大部分的科研资金，特别对那些能与如生物技术、遗传工程、信息和环保技术等高新技术相结合的新兴企业进行较大力度的支持。如1972年至1980年先后对工商领域的3.5万个新投资项目进行了890亿马克的经济补贴。
（三）日本
日本是最早致力于产业政策制定的国家，政府对全国的经济实际控制在五成以上，政府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与经济发展有着绝对的主导权。而这也是日本经济“腾飞”的谜底。日本政府对如何高效配置资源方面以及如何避免出现老牌工业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挫折方面进行了深度思考。并且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以及不同要求，适时适度的制定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的产业政策，不断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可以从四个阶段来分析日本政府在其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
首先，在经济恢复发展时期，日本政府采用了一系列的产业复兴政策，如在实行“倾斜生产方式”同时还将新兴的成长型产业，加工工业，出口导向产业以及如石油化工、合成材料、机械和电子等支柱产业作为扶持的重点。
其次，在其经济调整时期，日本政府建立了“官民协商体制”和制度化的“审议制度”，并采取了各种行政性和财政金融政策来促进生产集中，周时还制定相关产业政策重点扶持汽车工业、钢铁工业和石油化工等产业作为国际竞争的重点产业。
再次，在经济平衡增长与调整时期，针对国际收支顺着持续增大而产生的贸易摩擦，同时也为应对两次全球范围石油危机恶性通化膨胀，其产业政策也发生了调整，如更加注重政府对主导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也开始注重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并将以尖端技术为核心的“密集型产业”如电子计算机、飞机制造、集成电路等产业作为重点发展产业，对稳定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最后，在新时期经济发展阶段中，提出了“创造性知识密集型”产业政策，对本国的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以适应全球经济环境发生的新变化。如实行的“重视技术研究开发费补助金制度”，“国产新技术工业化贷款制度”，同时还设立了心地善良的开发银行，对引进国外新技术的企业进行优先低息贷款等等。而这些产业政策的实施使得日本的高新技术行业得以快速发展，对失去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升级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二、结论
在对以上三个国家进行分析后，可以得出无论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机制主导型国家，还是以日本为代表的政府机制主导型国家，都不是单纯的选择一种方式进行本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而最后都似乎走到了像德国一样主张市场与政府共同作用的调整模式上业，力求在本国产业结构调整中找到政府与市场的“完美结合点”，从而加速本国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的过程，从而最终推动经济的快速高效发展。可以物理学里的力的作用来模拟一下，如图1、图2所示：
图1、图2中每一个横向坐标都代表市场，每一个纵向坐标都代表政府，市场1=市场2，政府1=政府2；角1＞角2，可以明显看出政府与市场的合力F1＜F2。也就是说在一国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只有寻求到最能产生最大“合力”的角度时，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而科学技术无疑也是推动这一合力加大的重要因素。
三、政策建议
针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环境与产业结构现状，同时吸取各国的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共性规律来更好更快的完成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达到经济发展的目的：明确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即政府在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中必不可少，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仍要发挥基础作用。
首先，政府应明确自己的地位与职责。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仍然不健全，所以中国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应是“船长”的角色而非“水手”。政府应从宏观角度来维护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调整产业结构作用，防止仅靠市场机制自身调节产业结构、经济时出现的功能缺陷问题。政府干预要以不破坏市场调节为前提，从努力为市场机制营造宏观政策环境，审时度势，制定相关产业政策来配合市场机制对产业结构调整，以达到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发展的目的。
其次，政府应注重高新技术产业在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的好坏决定一国经济在国际上的竞争的大小，并最终决定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因此，政府应发挥好在经济社会中的宏观指导职能，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增强中国产业整体科技实力；加强“产、学、研”的结合，使科技尽快转化为生产力，提升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贡献率，应用高新技术产业对中国产业集群的带头示范作用，力争使中国走在世界发达强国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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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作者：高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