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屈辱史, 也揭开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序幕。洋枪洋炮轰开了国门, 使中国延续了前年的农业文明第一次与西方工业文明以侵略和反侵略的方式碰撞, 引起了国内的形势的巨大变化。此时, 封建王朝的传统教育也面临着寻求变化、改革和发展的需求。但在中央仍是科举制度为选拔人才的工具, 国人求学仍是以科举所要求的经书为指挥棒时, 当时较为先进的西学在传入遇到重重困难, 经历了较为复杂的过程。本文将着重探讨这段历史, 研究新学问在中国何以立足和发展。
1 西学在科举制时期何以立足
大致历史上的新生事物的出现并非是无根据、无条件的, 从哲学上看, 是由多个偶然凝聚组合而成的必然。同样的, 西学的传入也有其必然性, 这个必然性建立在一系列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条件之上。
1.1 能性条件分析
首先让我们来审视科举制。科举制产生于隋朝, 并在唐朝得以发扬, 在其发展到顶峰时期之前, 在历史上的作用是正面的, 它较好的克服了以前不规则的选士方法。但到了明清两朝时期, 科举制的发展已经阻碍了历史的前进, 各种弊端已经暴露无遗, 成为阻碍选拔真正人才的桎梏。时代需要的人才已不是瞻科举制度为首的学校能培养出来的, 社会呼唤一种新的学制和课程以培育时代能人。
明末万历年间, 西方传教士东来传教。以利玛窦 (Matteo Ricci, 1552—1610) 为首的一批传教士, 为求得在中土的传教权力而传播的自然科学和技术, 在明末黑暗的社会里宛若一丝清新的风, 催促着孕育在古老帝国的启蒙思想种子, 并拉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 为后来百姓接受西学思想先做了铺路。
明朝遗老, 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学者, 在生产力有所发展、科学技术有所进步的清初, 加之国破家亡的刺激, 促使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觉醒。他们总结传统的教育理论, 批判不切实际的教育制度, 发展了新的、与以往“重文字、轻技术”的教育思想不同的“实学”教育理论, 引领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并注重西艺, 在朝廷中埋下学习西方的思想意识。
清朝的衰落时期, 嘉道咸以后, 清朝内部政治腐败日益严重, 经济上土地集中, 贫富悬殊, 经济衰退、停滞, 百姓无法负担教育经费, 大多数平民子女上不了学, 故教会学校是百姓得以学习的另一途径。
鸦片战争的爆发, 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国门, 伴随着各种方式、不同领域的入侵, 教育主权受到严重损害。在西方传教士的传教过程中, 西学虽然只是充当传教的手段和工具, 但是会随着传教的广度和深度在中国大地上传播, 使更多的人民得以接触西学, 学习西方科技。
1.2 现实性条件分析
清初学者颜元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 看清了传统教育的弊端, 揭露传统教育严重脱离实际, 抨击科举制八股取士的制度。他们指出人才主要依靠学校培养, 学校应该培养“实才实德”的人, 提倡“真学”“实学”的教育内容。他们的呼声在中国传统教育界扔下了一颗炸弹, 为中国古代传统教育理论向近代教育理论过度做了思想奠基。
林则徐组织专人翻译外文书刊, 编译了《华事夷言》、《四洲志》和《各国律例》, 以了解外国情况;魏源在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的基础上, 增补中外资料, 编成《海国图志》。此外还有《海国四说》和《瀛寰志略》等著作问世, 把国人的眼光引向西方。
而后, 鸦片战争的爆发, 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不平等条约, 《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浦条约》的签订, 允许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 中国散失了教育主权的完整性。这是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活动得到合法地位的开端, 也是西学在中国传播的现实立足点。
由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教育和封建思想的束缚, 家长不愿意将孩子送去教会学校学习, 更有人散播传言将教会学校妖魔化。面对此种困难, 传教士看准晚清经济衰退, 广大处于社会底层的百姓无力承担子女上学的学费之际, 用“利诱”的方法, 免学费、提供食宿, 甚至不惜贴上金钱弥补子女无法帮忙家里做工的损失, 以此换取生源。
2 西学在中国的发展
西学在中国的发展要从鸦片战争爆发后说起。在那个多事之秋, 西学的传入和本土化发展有其必然性, 并在鸦片战争以后, 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发展着:一种是传教士开办的教会学校;另一种是中国的教育机构在传统教育中引进西方科技文明教学, 这种又可以分为官办教育和民办教育 (比如书院) 。下面就分别以西学在中国的发展的这两种方式情况加以阐述。
2.1 教会学校的发展
顾名思义, 教会学校即是传教士在中国为传播教义, 企图实现其宗教目的所创办的一类学校。尽管传教士的意图在于使中国“基督教化”, 培养亲西方的国人, 但是他们把教育作为重要的手段, 这就注定了主观的传教活动会在客观上带来了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基层劳动人民中的散播。
2.2 中国自办西学的发展
西学的传入在中国引起了新一轮的传统教育改革, 其中包括官方与民间两个不同的层面。
官方引进西学教育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受到洋务思想的制约, 洋务派官员并没有把西学全面引进替换现有传统封建教育, 仅是出于为洋务活动服务的目的, 停留在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层面上。他们兴办“洋务学堂”, 目的在于培养所需要的翻译、外交、工程技术、水路军事等多方面的专门人才。从19世纪60到9 0年代, 洋务派创办洋务学堂约3 0余所, 大致可分为外国语学堂、军事学堂和技术实业学堂三类。
外国语学堂以京师同文馆 (1862) 、上海方言馆 (1863) 和广州同文馆 (1864) 为代表。外国语学堂以国文为基础, 分别辅以教授不同的外语, 如英语、法语和德语。有些学堂的课程扩展至算数、几何学、天文学、地理学和绘图;军事学堂中比较有名的要数广东黄埔鱼雷学堂、福建船政学堂、山东威海卫水师学堂;技术实业类学堂有福州电报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西医学堂等[5]。
民间教育的主要机构当数书院。书院的主持虽由官方聘任, 但是毕竟非官员, 由应聘和辞聘的自由, 在任聘期间有一定的办学自主权, 故书院的办学风格较官学灵敏, 在西学传入时更快一步接受并采纳西学教育。清初以颜元为代表的学者, 对书院进行了较大改革, 在五经之外兼习工、兵、水、火的技艺, 将自然科学和军事学引进书院教育。其后, 阮元在广州建立学海堂, 也推崇西方自然科学, 并引进实验证明的思想。洋务运动的开展, “中体西用”口号的风靡, 中西学兼容更是成为书院发展的潮流。在这些学堂的教学中, 以西方地理、天文、算数、几何的授课最多, 其中不同学堂还加以教授化学、测量、军事、体操、农学和矿务学等。
3 留下的思考
在科举制未消除的时代背景下, 读经书、考科举, 追求仕途仍是大多数封建社会读书人的所走的传统路子;另一方面, 国家正处在世界历史的转型期, 却意外的由于外部力量的介入无法实现自我转型, 西学的涌入给传统教育有力的抨击, 让中国的读书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有了新的改变。
从西学立足的可能性余现实性分析中可以得出, 新的教育内容或者新的教育制度要扎根余就得土壤中, 首先必须符合时代的发展和历史的要求, 这就规定了新的教育必须是较为先进的, 不然只能是一时的历史颠覆;先进的教育也不一定就能顺理成章地取代旧教育, 成熟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才能提供有利的契入时机;教育在改革和转变中还需要克服当地的传统文化观念和文化传统带来的一定时期内的抵制。
而西学的发展让我们看到了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融过程。不同历史背景的文化决定了各自的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方式等等的不同, 而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在走向共同发展的道路之前, 必然在互相作用的范围内引起某种程度的碰撞甚至冲突。至上而下开展的洋务运动, 断章取义地只将学习内容定格在西艺这“硬件”上, 并压制西方思想文化和政治等“软件”的引进。民间书院虽然在学习西学的路上走得较清政府宽阔, 但是仍然还是确立了以读经讼儒为主的指导思想。这种现状决定了东西方文化在交融的初期是粗糙简陋的, 趋于形式上的揉合。这一问题造成中国文化和教育几十年的缓慢发展, 甚至在今天我们仍然能看到历史留下的影子。
教育的历史告诉我们, 研究教育的问题在于教育界本身, 然而解决教育的问题却在教育之外。对新的文明、新的教育的理解和接纳, 首先要求教育界有敏感的触觉历史也启示我们, 对新文明、新教育要从本质上对其有全面的认识、整体的把握, 并在接纳过程中建立一整套新的改革系统, 特别是要将重点放在思想文化和制度等的“软件”上, 在发展中最重要的是解决实际问题, 与当前的国情、政策与经济形势变化相适应, 与当地的文明相结合, 寻求最佳路径, 联合官方与大众两大层次力量, 做到时代化、本土化发展。
摘要：清皇朝是我国古代最后一个封建统治皇朝, 在当朝确立的科举制度下, 西学却在中国取得了立足和发展。追溯历史我们不难发现, 箇中缘由在于西学立足与传播的这一现象根植于一系列的可能性因素和现实性因素之上的。而西学的本土发展研究在中国教育大转型并提出“赶超世界一流”的今天, 带给我们的是宝贵的经验借鉴和启发。
关键词：清代,科举制,西学,立足,发展
参考文献
[1] 秦国柱.私立大学之梦[M].厦门:鹭江出版社, 2000.
[3] 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 (下) [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