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思》是《文心雕龙》创作理论中的开篇之作, 是创作论的总论和纲领。《文心雕龙》从神思开始, 讲述了文章从直觉到笔墨的过程, 论证严密, 环环相扣, 其中蕴含了大量的老庄思想。
“神思”一词, 刘勰在文章开头就已解释“形在江海之上, 心存魏阙之下”。据詹瑛先生考证, 语出《庄子·让王》, 一方面指在创作灵感的引导下产生的构思, 另一方面指想象, 即形象思维。事实上, 《庄子》一书中曾多次提到“神”。《养生主》中写到“泽雉十步一啄, 百步一饮, 不蕲畜乎樊中。神虽王, 不善也”历代把“神”解释为“心神长王, 志气盈豫”, 认为雉因为被束缚在樊笼里, 内心不快乐, 虽然事实上它的心神是旺盛的, 但是它自己并不知道, 人也一样, 在达到最高境界的养生之后, 就“至善忘善”了。但是如此解释未免牵强。这里就涉及一个问题, 即《庄子》的原义和汉魏人的注解之间的差距, 以及刘勰本人对于《庄子》的理解和汉魏人的解读之间的距离。司马迁《史记》中说到“神者, 身之主也”, 认为神是身体的主宰。我认为, 这个注解是《庄子》和《文心雕龙》之间的一个桥梁。《庄子》这句话中意思是, 泽雉的身体是充盈的, 精神是不乐的。而刘勰则在《神思》篇中写到“形在江海之上, 心存魏阙之下”, 是指人的亲身经验是有限的, 但是思想是无限的。刘勰可能跟时人一样, 将“神”更偏重于精神层面, 但是刘勰意识到它是精神与物质之间的过渡。因为他在后文中把“寂然凝虑, 思接千载;悄然动容, 视通万里”并列起来, 并且说“神与物游”, 这就说明, “神”是与社会实践密切联系的, 并且, 文之“神”与普通的“神”是不一样的, 它比普通的“神”活动范围更加广阔, 因为间接经验可以涉足的地方远大于直接经验, 所以, 普通的“神”只能“形在江海之上”, 而文之“神”, “其神远矣”可以“视通万里”。但是“神”不仅仅是间接经验, 可能近似于直觉的经验。《庄子·养生主》中写庖丁解牛时提到“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 观知止而神欲行”, 和“用志不分, 乃凝于神”的“神”应该是同一个意思。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中谈到“‘美感的经验’就是直觉的经验……‘用志不分, 乃凝于神。’美感经验就是凝神的境界。在凝神的境界中, 我们不但忘去欣赏对象以外的世界, 并且忘记我们自己的存在。纯粹的直觉中都没有自觉, 自觉起于物与我的区分, 忘记这种区分才能达到凝神的境界。”
为了达到“物我同一”, 刘勰接着从物与心的距离提出了“虚静说”, 因为物质与思想之间存在距离, 为了让外物进入内心就要虚静。关于“虚静”, 《老子》和《庄子》中都反复论述这一点。例如《老子·第十六章》中讲“致虚极, 受静笃。万物并作, 吾以观复。夫物芸芸, 各复归其根, 是谓复命”意思是, 由于事物纷繁复杂, 想要认识清楚, 就必须虚静, 才能看清事物的本源。《庄子·庚桑楚》“彻志之物, 解心之谬, 去德之累, 达道之塞。贵富显严名利六者, 勃志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 谬心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 累德也。去就取与知能六者, 塞道也。此四六者不荡, 胸中则正, 正则静, 静则明, 明则虚, 虚则无为无不为也。”但是我不赞同詹瑛先生所引的张严的《文心雕龙文术论诠》“犹佛门之‘顿悟’”。[观点引用自:陶礼天.《文心雕龙》与佛学关系再探[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2009. (1) :69页]《大学》中说, “知止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静, 静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虑, 虑而后能得”, 虽是儒家经典, 但也颇能说明问题, “虚静”是从止到安, 类似于佛教的“入定”, 而“顿悟”是从安到得。只有虚怀若谷, 才能去除成见, 不断反思自己, 接纳新的观念。只有心静如水, 才能不受名利和喜怒的干扰, 深入研究。只有广泛地接纳外物, “积学以储宝, 酌理以富才, 研阅以穷照”, 这与《庄子·养生主》里“吾生也有涯, 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 殆已!已而为知者, 殆而已矣!”即“生命是有限的, 知识是无限的, 用有限的生命追求无限的知识是有害的。要是把上面这句话当成真理, 就更有害了”是非常契合的。虽然这是一个普遍真理, 但是无疑是庄子和刘勰的默契。
前面讲的是创作前的只是储备, 而后面则是具体讲临时的创作过程。虽然詹瑛先生总结了历代对“神思方运, 万涂竞萌, 规矩虚位, 刻镂无形”的解释, 将其着重于规矩的确立, 但我认为刘勰在这一段中强调的是创作的无限可能性, 是无规矩可循, 是“意翻空而易奇, 言征实而难巧”。这里虽然似乎并未直接引用老庄的术语, 但是庄子在后世之所以为文学家们广泛推崇, 一是由于他汪洋恣肆的文风, 二是由于他对于文学自由的推崇和推动。《庄子》的《齐物论》和《盗跖》中都提出了反对艺术权威的观点, 不把“昭文之鼓琴”“师旷之枝策”“惠子之据悟”当作权威, 而是把文学融入自然当中, 循着自然的规律率前行, 顺应文学自身的天性, 而不考虑如何顺应自然, 因为顺应自然这件事本身就是不自然的。这也是“庖丁解牛”所揭示的哲理。也就是刘勰所说的“秉心养术, 无务苦虑;含章司契, 不必劳情”。一方面顺应自然的情性, 另一方面顺应作家自身的情性, 不去刻意否定某一种文风, 平等地接纳“人之禀才, 迟速易分, 文之制体, 大小殊功”, 无疑也是庄子的手笔, 是《庄子·齐物论》里“其分也, 成也;其成也, 毁也。凡物无成与毁, 复通为一”的通达, 是“是亦彼也, 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 此亦一是非”不拿着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 更不用他人之适来规范自己, 而是引导自己的天性, 使它向着良好的方向发展, 而不是恪守规矩。之后的文章就是在此基础上的具体论证了。
总之, 一方面由于魏晋玄学大盛的社会背景, 另一方面也源于道在屎溺的客观现实, 刘勰与老庄思想, 或孜孜学习化为己用, 或心领神会暗中契合“道”, 体现了二者共同的思想渊源。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 玄学兴起, 道家思想在名士当中颇为盛行。《文心雕龙》在此背景之下毫无疑问地受到老庄的影响。本文试图通过从詹瑛先生的《文心雕龙义证》出发, 分析《神思》篇中的老庄思想的痕迹, 从而考察刘勰的思想来源及作品原义。
关键词：《神思》,道家,刘勰
参考文献
[1] 詹瑛.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973-1009.
[2] 庄子.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 2016.
[3] 牛贵琥.老子通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
[4] 陶礼天.《文心雕龙》与佛学关系再探[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2009. (1) :60-70.
[5] 朱光潜.文艺心理学[M].北京:中华书局,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