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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太湖生态养殖论文 篇1：
明清官员如何应对环境危机
【摘要】嘉靖到万历年间，是明代社会经济最为繁荣富庶的阶段。然而整个环境的问题，或者说是民生的问题，在这个时期也表现得最为严峻。环境的恶化，在河港水利的淤塞、水旱疫病的发生、山林植被的滥垦等方面，都有深刻的暴露。
【关键词】明清时期 环境问题 民生
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始于两宋之际，有一定的环境背景
大概从春秋时期开始，中国各地经常出现的一些分裂王朝或地区性政权，给历史上的一些基本经济区，如成都盆地、关中平原、华北平原、太湖流域等，都帶来了意外的好处——区域开发的加深和扩大。但是区域之间的相互争夺，以及开发带来的环境变化，已成积渐之势。
到了唐宋时代，整个气候环境属于温暖湿润的状态，尽管当中有若干年份出现过运河冰封或南方荔枝被冻死的极端现象，但总体上是一个回暖的时期。根据竺可桢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彼时的温暖期已越来越短，温暖程度也越来越弱，而寒冷期则越来越长，强度逐步增大。明清两代处于全球范围内的冰河扩张时期，故也称“明清小冰期”。根据明末清初谈迁《北游录》等资料中的物候记载，可以推断北京地区冬季气温比今天约低2℃。
至于植被，自唐宋以后，开发最早的那些地方，像河北平原，天然植被大幅度减少，严重影响了生态平衡。北方的一些沙漠，大多是出于人为的原因而逐步形成。在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破坏、过度垦殖以及战争等因素的影响下，地表出现严重侵蚀，沙化面积大幅扩大。
本来，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区或文化区全在北方或关中，北宋时期已基本转移至黄河下游。《水浒传》中讲到的河北大名府，就是北宋的四大京之一，十分繁华，可与东京开封府媲美。据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的说法，北宋政府为了营建这个京城，耗费了五年时间。这需要耗去大量的木材及相关资源，日常生活中的燃料也多来自木材。植被因而日渐稀少，经济作物桑树甚至成了建筑材料与生活燃料的替代品。欧阳修在其《文忠集》中曾说过：“河北、京东诸州军，见修防城器具，民间配率甚多。澶州、濮州地少林木，即今澶州之民无木植送纳，尽伐桑柘纳官。”而此时黄河的泛滥一度十分严重，生存环境大为恶化。河北平原上重要的河道迁徙变化同样无常，黄河较大的改道，约平均十年即发生一次。原来繁华的大名府境内，已芦茅相望，斥卤频生。除了这些，还有可怕的旱灾与蝗灾。明代的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指出，蝗虫多集中于“幽涿以南，长淮以北，青兖以西，梁宋以东”。黄河下游的这片地区，正是中国蝗患区的中心。
从这个角度来说，历史上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发生在两宋之际，是有一定的环境背景的。至于宋金、宋元、元明、明清等王朝之间的战火，不但使饥民大增，更令环境遭受重创。
相对而言，南方不像北方长期饱受战争的摧残和各族人民内迁的扰乱，农村的发展和变迁是较为平稳的。在南宋时期，南方的经济地位早已跃居全国前列，并持续兴盛，以致有所谓天下赋税多出江南的说法。南方经济上的长期兴盛，使北方日显落后。加之环境的恶化，较低的生态持续力和脆弱的环境系统，使北方再无复起之势。
唐宋以来，中国南方的地利得到了大规模的开辟，许多荒芜的洼地、山林、滩涂等，都受到官方与民间的重视，通过各种各样的经营方式，基本都改造成了可耕地，并在其周围衍生出一系列的聚落。在太湖平原，低洼的泥塘通过修筑堤围，放水排干，成了肥美的农田。各种紊乱莫名的河、湖、港、浜、塘、浦、泾、荡、瀼、淹、溇等自然水体形态，在人工改造后，构成了比较有序的水文系统，有所谓纵而为沥、横而为塘，大者为港，次者为浦，转而为泾，分而为浜，回而为湾，合而为汇，派而为沟、为漕的不同称呼。这些都是水乡泽国地区社会发展的重要环境基础。到了明代，经济结构上快速的商业化转变，使这里持续繁荣发展，令海内外瞩目。
嘉靖到万历年间，明代社会经济最为繁荣富庶，环境问题也表现得最为严峻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日常生活中已经感到的环境危机或者说是民生危机，其实已经相伴而生。
1565年（嘉靖四十四年），已经六十岁的昆山人归有光，考中当年的进士后，即莅任长兴知县。这个时候的明朝，以宫廷政治的不良，深为时人所讥评。在位的嘉靖皇帝崇信道教，整天不上朝堂，在宫内炼长生不老的丹药。而在地方上，天灾人祸不断，世道大有凄怆之态。在整个帝国最为富庶的江南地区，由于环境的破坏和水利的长期荒怠，以及断续发生的“倭寇”之乱，使民生十分艰难。
归有光到长兴做官的时候，正是天灾人祸剧烈之期。江南还发生了较重的旱灾，天气亢阳，夏秋之际，农田中的禾苗全部枯死。归有光比较重视兴修水利，采取人工改造的方式，来协调水旱的问题。但关于他的水利思想，直到隆庆三年，才被新任巡抚海瑞付诸实践，获得较好的成效。归有光的水利论文，开始为后世广泛称引。
许多史料都表明，嘉靖到万历年间，是明代社会经济最为繁荣富庶的阶段。然而整个环境的问题，或者说是民生的问题，在这个时期也表现得最为严峻。环境的恶化，在河港水利的淤塞、水旱疫病的发生、山林植被的滥垦等方面，都有深刻的暴露。
就像一些有识之士所论的，对生活环境问题的考察，不仅要求深入到社会的下层，也要深入到土地本身。这就要求人们将大地看作是历史的承载者并放置于整体历史的关怀之中。
在归有光考中进士的十二年后，1577年（万历五年）浙江临海人王士性考中了进士，他的经历要比前者宽广得多。在此后的二十年中，王士性在北京、南京、河南、山东、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地都做过官，于1597年完成了名著《广志绎》。在这部小书中，王士性以亲身考察的体会，指出了中国各地的环境与民生问题。
王士性指出：中国东南地区饶鱼盐、秔稻之利，在中州、楚地饶渔，西南饶金银矿、宝石、文贝、琥珀、朱砂、水银，南方饶犀、象、椒、苏、外国诸币帛，北方饶牛、羊、马、骡、羢毡，西南川、贵、黔、粤饶梗楠大木。江南饶薪，取火于木，江北饶煤，取火于土。西北山高，陆行而无舟楫，东南泽广，舟行而鲜车马。这些都是中国不同区域环境所决定的生活、生产依赖。除了福建，他对全国各地的情况都有深入的分析，认为不同的生存环境孕育了不同的人生;不同生活环境也能构建不同的区域社会，且互相之间差别明显。因不同环境塑造的民生与地方传统，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改变并不明显。在浙江杭嘉湖平原地区，长期被视为一个共同体，经济、文化与生活形态，并无明显的不同。但如果从环境史的眼光，还是能区分出其内在鲜明的分异。
明朝结束后隐居在浙江桐乡县杨园村的著名理学家张履祥，就有着这样细致的体察。他在农村教书的同时，抄辑湖州归安县一个沈姓乡居地主的《农书》，与家人研究农桑生产技术，雇工经营桑地与稻田，还亲身参与田间劳动。根据在嘉兴、湖州两地的生活经验，张履祥指出浙西地区内部自然环境的不同及其营造的生活传统差异。他说：“一方有一方之物产”，所谓“山之竹木，海之鱼盐，泽国菱芡，斥卤木棉，莽乡羊豕之类”，在嘉兴、湖州水乡地区就是蚕、桑、米等大宗;田土的肥瘠高下不等，对民众生活有着直接的影响。
比较而言，杭州地区内部环境的差异显得最大。从整个水系或地形上看，杭州属于嘉、湖的上游地区，清代的水利专家们指出，这里发生的所有水患，根本在于临安、余杭一带的棚民租垦山地，导致山土疏松，雨期就容易发生大规模的水土流失。上游的不安，会导致下游的嘉湖地区更多的危难，连带太湖下游的苏州、松江地区也会受到影响。
而在河湖分布丰富的地区，渔业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明清时期的湖州低乡地区，一遇大水，百姓们只顾鱼塘的安危，而不去抢救农田。水田的稻作生产，在地方百姓眼中，常常不如蚕桑业、棉作业以及渔业养殖等高收益的产业来得重要。
环境决定了生存方式，但经营方式或技术上的选择可以对此作出改变。常州府江阴县人李诩（1505-1593），曾在其晚年所撰的《戒庵老人漫笔》中，写了一个农民如何致富的事迹：常熟人谈参（即谭晓），在家排行第三，生活俭朴，但很有商业头脑，看到乡民们为了追求渔业上的利益，而抛弃了大量洼芜的田地。他就以很低的价格收购过来，将最低洼的地方开辟成鱼塘，周边筑上高塍，既可以防泄，又可以耕作，每年收入是普通农田的三倍。数以百计的池塘全部养鱼，在池塘之上搭盖房子养猪，猪舍既很凉快，而鱼儿们也可以食用猪粪，这样两相得益。在开垦好的田塍上，平阜的种果树，汙泽的种上菰属，可耕的种蔬菜。其他如鸟凫昆虫之类，都可以设计罗取。谈参在家中摆好几个储物匦，按照不同的收获品分类放置，每个匦满了就往外销售。这样，每个月可以卖好几次，收益颇丰。这是一个人工改造环境的成功典型，也符合生态农业的思想。因此可以说明，明清时代的人们已经注意转变农业经营方式，扩大农业生产上的收益。
历史上人们在倡导水利的同时，对水利的荒怠也时常发生
从整个东方国家的历史来说，水利确实是一个极重要的社会公共工程，是农业生产的基础。美国学者卡尔·魏特夫曾提出“治水社会”的概念，认为这种类型的社会形态，主要起源于干旱及半干旱地区，人们利用灌溉时，可以采取治水的办法来克服供水的不足和不调，从而使农业生产顺利、有效地维持下去。这样的工程，当然时刻需要较大规模的协作，更需要纪律、从属关系和强有力的领导。
在江南地区，水利工作的核心是如何在雨期能够顺利排除过剩的水量，以保证农业的稳产高产。宋代以来的人们，一直十分重视作为全国经济重心的太湖平原的水利工作。宋人单谔所写的《水利书》曾指出，苏州、常州、湖州三府之水为患最久，从溧阳五堰以东到吴江县，好似人的身体：“五堰其首，宜兴荆溪其咽喉，百渎其心，震泽其腹，旁通震泽众渎其络脉众窍，吴江则其足也。”这是着眼于整个太湖流域，来谈水利大势的，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在后来人们的水利论议中，对单谔的这个说法多所仿效。像清代凌廷堪的《杭湖苏松源流异派同归说》，就是借用这个人身器官系统的妙喻，来专论湖州地区的河湖溇港水利。
遗憾的是，历史上人们在倡导水利的同时，对水利的荒怠也时常发生。河湖出现坍涨的地方，就要随宜修治。但在乡村地方，官豪富室每遇涨滩，就希图承佃开发;或者将池塘占据养鱼，將湮塞之处又霸作私田进行垦种。归有光还进一步指出，地方政府贪图其中的短利，对地方豪民这种侵占沿江淤地，广种芦苇等水生作物的行为，不但不予阻止，反而规取其税，采取了纵容的态度。而当政府真的要规复水利，已在占垦淤沙地区中获得利益的地方民众，大都很不情愿。
太湖平原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自然环境与人文塑造结合得较好的地方，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但是从自然天灾的角度看，这里的水、旱、蝗、疫、风灾、潮灾、地震等，传世文献中屡见不鲜。而且，环境卫生长期处于不良的状态。鲁迅、茅盾在文学作品中都有所描写。
对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变迁的考察，明清时代的人们其实已经有很多记述。许多水利专家与一些地方官员，都知道环境变化对社会生活的影响，都为规复水利、改善民生作出了一定的努力。清代著名思想家魏源就特别强调了政府在兴举水利工程或规复生态时，应该熟识地理环境，注意区域的差异及其可能带来的影响。然而直到民国年间，环境的破坏、水土流失的加剧、水利事业的荒怠等情形，仍是屡见不鲜。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参考文献】
①[清]谈迁撰、汪北平点校：《北游录——清代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
责编/潘丽莉 美编/宋扬
作者：冯贤亮
明清时期太湖生态养殖论文 篇2：
太湖南岸桑基鱼塘的起源与演变
摘要： 桑基鱼塘是中国传统生态农业的典型代表，其形成与演变具有特定历史条件和驱动因素。先通过分析对照发现，太湖南岸地区在春秋末期（距今约2500年）已经具备桑基鱼塘形成的必要条件，然后基于古代人口数据变化推断桑基鱼塘的形成或引入应不晚于唐朝中后期。历史上桑、蚕、鱼、羊等产业发展及其他相关资料反映，太湖南岸桑基鱼塘经唐宋元时期逐步完善，兴盛于明清时期，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萎缩。分析认为，自然条件、水利建设、政治需求、农业政策、人口增加、技术进步、经济体制与市场环境等是推动太湖南岸桑基鱼塘形成与发展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 桑基鱼塘；农业文化遗产；太湖南岸；湖州；起源与演变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he mulberrydyke & fishpond by the south bank of the Tai Lake
GU Xingguo1， LIU Moucheng2， MIN Qingwen2
（1.School of Environment & Natural Resourc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2.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Key words： mulberrydyke & fishpond； agricultural culture heritage； south bank of the Tai Lake； Huzhou； origin and evolution
收稿日期： 20171228； 修回日期： 20180511
基金項目： 国家农业部农业国际交流合作项目（农办财〔2018〕12号）；贵州省林业科学院院士工作站项目（黔科合院士站〔2014〕4006）
作者简介： 顾兴国（1987），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资源经济与生态农业。通信作者：刘某承，副研究员，liumc@igsnrr.ac.cn。“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于2014年入选第二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17年11月又通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专家评审并获得正式批准。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有关该遗产系统的起源与演变的认识还没有达成一致。目前绝大多数研究主要依据桑基鱼塘的某一形成条件来推断起源时间，例如池塘养鱼的出现[1]、溇港圩田的修建[2]、水利管理的完善[3]、商品经济的兴起[4]等。依据的条件不同而导致观点不同，而且从单一条件出发判断很难具有说服力，这影响该农业模式在中国和全球农业中的历史定位。为提高研究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本文将遗产区的研究范围扩大到太湖南岸地区，先从当前已知的桑基鱼塘运行原理来反推其形成必要条件，然后基于此并借助相关历史证据来论证太湖南岸桑基鱼塘的形成时间，最后通过相关产业发展及相关资料来分析它的演变过程。
1桑基鱼塘的生态学原理及形成条件
顾名思义，“桑基鱼塘”意为池塘养鱼和基面种桑的联合种养模式，它在人工的调控下，成为物种互补、空间分层、时间搭配的复合生态系统。该种养模式的结构与功能具有历史性和地域性，总结太湖南岸地区在近现代时期形成的典型模式有如下的发现：
第一，生物与生物之间相互联系、互补共生。作为一个独立的生物群落，桑基鱼塘内部的种群之间形成较为复杂的食物链和食物网。如图1所示，桑树和浮游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将太阳能转化成化学能，同时把二氧化碳、水分等无机物合成有机物，并释放出氧气等；在陆地上，桑叶用来喂蚕和湖羊，产生的蚕沙、羊粪等一部分通过土壤中微生物的分解作用成为桑树的肥料，另一部分被投入水体，主要用来培养浮游生物；在水体中，浮游动物和鲢鱼以浮游植物为食，而鳙鱼以浮游动物为食，草鱼、青鱼需要外界水草、螺蛳等投入；水体中的鱼粪及未被利用的蚕沙、羊粪、饲料等落至塘底被微生物分解并与塘泥混合，通过人工返还到陆地土壤中，成为桑树的肥料。桑树、浮游植物等生产者与蚕、湖羊、鱼等消费者，以及土壤和水体中的微生物等分解者联合组成多个生物循环。
of mulberrydyke & fishpond by the south bank of the Tai Lake第二，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适应、相互依存。一方面，桑基鱼塘系统内生物生长所需要的光照、温度、水分、空气等环境因子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和时间周期性。桑基鱼塘占据的立体空间垂直方向有5～6m，环境因子具有明显变化梯度，不同梯度为不同生物所利用，例如四大家鱼分别生活在水体的不同层次，符合生态位原理；太湖南岸地区季节分明，环境因子存在规律的日变化和季节变化，桑、蚕、鱼、羊等的生长过程适应环境的节律[5]。另一方面，环境需要生物的利用和保护，系统内消费者产生的粪便及其他废弃物经微生物分解补充陆地和水体所消耗的肥力，同时减少甚至避免环境污染。
第三，陆地和水体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基面和池塘共同承载桑基鱼塘生态系统，二者在自然力与劳动力的共同作用下发生物质、能量的水陆交换。基面种养的部分废弃物被倒入水体，地表的土壤携带有机质等经雨水冲刷也进入水体，反过来池塘养殖累积的肥沃塘泥被捞、挖至陆地，为基面带来水分、肥力等，水陆相互作用促进系统良性循环。为实现桑基鱼塘系统的生态平衡和经济效益最大化，基面和池塘的面积要保证一定的比例关系。若基大塘小，光照利用充分、作物产量高、消费者食物多，但塘泥相对不足，基面水肥缺乏，影响下一季作物生长；若基小塘大，养鱼总量高、塘泥供大于求、单位面积作物产量高，但基面作物总量相对短缺，鱼的饵料不够[6]。此外，基塘的比例关系可以通过外界补充来调节，但过多的外部投入可能会导致生产成本增加、新污染源引入等问题。
桑基鱼塘结构复杂、部门众多，是集种植、畜牧和水产为一体的人工生态系统，桑、蚕、鱼等生物的联合生长和对周围资源环境的利用与保护是该系统的核心内涵。基于上述分析和总结，可以反推桑基鱼塘的形成条件，具体分为两方面：一方面，自然环境是农业生产的先决性条件，要使桑基鱼塘系统中各种生物正常生长，必须具备合适的自然条件。桑树是喜阳植物，其光合作用的光补偿点为1500Lux，光饱和点为5000Lux；生长气温在10～38℃，土壤中水分和养分也影响桑树的成长发育。蚕的生长对温度和湿度要求较为严格，适宜温度一般在15～32℃，而适宜湿度为70%～85%。养鱼首先要有充足的水源，然后需要适合的水温、溶氧量及微生物等，多数鱼类适宜水温在5～35℃，同一池塘中不同深浅水层的溶氧量不同，适宜不同种鱼生长[7]。可以看出，不同生物对自然条件的要求各有侧重，所以桑基魚塘形成所必要的自然条件要求保证水源充足，以及适合桑、蚕、鱼等生物共同生长的光照、温度、湿度等环境因素。另一方面，桑基鱼塘内部生产环节复杂多样，既需要有相当数量的劳动力投入，也要求劳动力具备较高水平的种养技术和水土管理技术等。因此，从人工参与桑基鱼塘的生产与管理的视角出发，它的形成必然以人们对蚕桑、鱼类的驯化以及与基塘相关的水土资源开发管理为前提。
2太湖南岸蚕渔业的形成与水土开发
太湖南岸地区农耕历史久远、水土资源丰富，是中国稻作、蚕桑、养鱼等农业生产的起源地之一。长期的水土开发利用中形成了大规模的“溇港圩田”系统，为桑基鱼塘生产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2.1蚕、渔业在太湖南岸的形成
有关太湖的地质构造、沉积作用等研究[8]表明，古太湖流域地势低洼、水网遍布，在与周边山、河、江、海的作用下，内部水陆交替频繁、堤岸变化无常。早在距今7000年左右当地先民已经开始在太湖流域从事农耕生活[9]，但受不可抗拒的自然力影响，早期人们只能被动地适应自然，生产依附水陆环境的变迁，古文化遗址的发掘能够为揭示早期农业内容提供可靠依据。代表马家浜文化（距今7000～6000年）、崧泽文化（距今6000～5300年）和良渚文化（距今5300～4000年）[1011]的史前时代文化遗址在环太湖地区有广泛分布，其中文物等证据表明早期农业形式主要有采集、渔猎、稻作、蚕桑等，是中国最早的农耕地区之一。
在早期农业发育中，与桑基鱼塘有关的渔业和蚕业是其中较为典型的生产形式。由于水面多，对水生生物的捕猎是太湖流域早期人类生存的重要手段，在马家浜文化遗址中常发现骨镞、石镞、骨鱼镖、陶网坠等捕鱼工具；到了崧泽文化阶段，稻作和畜牧开始占农业主导，渔具的比例减少；而在良渚文化遗址中，除一般工具外还出土了与捕鱼有关的丝麻线、木浆、竹器、千篰等[12]，显示出渔业的进一步发展。捕鱼工具的出现并不能为桑基鱼塘的形成提供直接的条件，因为池塘养鱼需要掌握对鱼苗、饲料等的管理。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收录的《陶朱公养鱼经》被很多学者认为是世界上最早专门论述养鱼的著作[13]，虽然目前仍存争议[14]，但“陶朱公”范蠡养鱼在多处均有记载，例如东汉赵晔所撰《吴越春秋》载，越国大臣范蠡在山阴、会稽推行养（鲤）鱼的富国政策，其中山阴、会稽均在太湖以南。据此可以推断，池塘养鱼在距今2500年左右已经在太湖南岸出现。
根据古籍记载、出土文物等，蚕业起源于多个中心[15]3132。1958年在太湖南岸钱山漾遗址发掘的丝织品经测定距今（4715±100）年[16]，经浙江省纺织科学研究所鉴定为家蚕丝织物[17]，使该地区成为中国人工养蚕起源地之一。
以上表明，人们在适应自然、发展生产的过程中完成了对蚕、鱼的人工驯化，太湖南岸地区成为人工养蚕和池塘养鱼共同的发源地，蚕、渔业的形成也证明该地区自然条件适宜桑基鱼塘的形成。
2.2太湖开发与“溇港”水利工程
太湖流域自古以来低洼多水，先民们利用高地发展农耕生产，但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农业扩大生产，排涝和灌溉成为该地区必然要解决的问题。公元前12世纪初，殷商周族人泰伯、仲雍南下至太湖地区，建立吴国，并筑城于无锡、苏州之间的梅里，《吴越春秋·吴太伯传》载“外郭三百余里……人民皆田其中”，太伯城选筑在较高地带，城外“三百余里”有夸张的成分，但大规模的耕田对排灌必然有需求。春秋末期，吴、越两国分据在太湖地区，铁质工具已广泛使用，为增强国力、制衡对方，双方借鉴楚国的水利技术进行太湖流域开发。在此背景下，太湖流域开始兴起了一个大规模的综合性水利工程——“塘浦（溇港）圩田”系统，标志着当地人民真正进入了改造太湖的历史阶段。
“塘浦圩田”主要位于太湖下游“三江”地区，以浅沼洼地为改造对象，它以初级形式的“圩田”为基础，在唐朝中叶将分散的圩田发展成为横塘纵浦交错包围的棋盘式圩田系统，至五代吴越时期进一步完善。“溇港圩田”衍生于“塘浦圩田”，形成于环太湖淤滩地带。为了围垦太湖周边土地，人们通过“筑堤、建闸、浚河”的方式，在湖滩向外延伸方向修建了众多溇港，配合横塘，形成了比横塘纵浦更为密集的圩田系统[3]，如图2所示。典型的溇港主要分布在太湖南岸、西岸和东岸，至今较为著名的溇港沿太湖逆时针方向依次为荆溪百渎、苕溪七十三溇、震泽七十二港和吴江十八港等，它们将太湖与周边陆地连接，不仅能在汛期泄洪排水，还具有蓄水、灌溉、航运的用途。太湖南岸的溇港水利系统形成于春秋末期至中唐时期，成为当前太湖周边保存最完好的一段。
图2太湖周边“溇港圩田”系统
Fig.2The system of LougangPolder around Tai Lake塘浦（溇港）圩田水利系统是对太湖流域水土资源的一种独特管理和利用，同时也为稻田、桑地和鱼塘的连接提供了场所。利用开筑横塘纵溇和浚河取出的泥土修筑堤防种植桑树，桑树一方面可以保护河堤，另一方面可以为蚕、牲畜提供桑叶；圩区内部除种稻以外还可以掘池养鱼，以充分利用周围水源。当同一圩区内不同种生产之间产生物质联系时，人们就可能发现既能提高产量又保护生态环境的复合生产模式。
3关于太湖南岸桑基鱼塘形成时间的探讨
上述考古发掘、古籍记载等的分析表明，太湖南岸地区在春秋末期（距今约2500年）已经具备桑基鱼塘形成的必要条件。但有两个问题要说明：第一，是否具备必要条件作为太湖南岸桑基鱼塘形成的参考依据，它区别于充分条件，目前没有充分证据表明太湖南岸的桑基鱼塘形成于春秋末期；第二，必要条件的具备是建立在已有证据的基础上，证据的存在可能晚于事件发生之时，太湖南岸桑基鱼塘的形成也可能早于2500年前。1982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曾在位于湖州市的梅林遗址内发现水田、鱼池和桑地，属于商周时期，因此桑基鱼塘也可能在距今3000年前就已经在太湖南岸形成。
文献表明，有关太湖流域桑基鱼塘的记载直到明清时期才逐渐出现。明代浙江归安（今属湖州）人佚名撰《沈氏农书》（公元1640年前后）载：“池畜鱼，其肥土可上竹地，余可壅桑，鱼岁终可以易米。畜羊五六头，以为树桑之本。”明末清初浙江桐乡人张履祥（公元1611—1674年）著《补农书》，书中有“凿池之土，可以培基”；“池中淤泥每岁起之以培桑竹，则桑竹茂，而池益深矣”。两本农书均对鱼、桑、羊之间的有机结合进行了说明，生产效果显著。清末东山（今属苏州）人郑言绍（公元1830—1907年）编《太湖备考续编》载，“翁节妇捐鱼池五亩、后山荡四十一、桑地鱼池二十六亩”，这里已将“桑地鱼池”与一般鱼池进行区别[18]。在直接相关史料较少的情况下，借助对桑鱼关系之间的描述，可以窥见太湖南岸桑基鱼塘生产模式的概貌。但上述记载的时期距离本文之前论证的太湖南岸具备桑基鱼塘形成必要条件的时间晚了2000多年，在此漫长时间内人类社会发展迅速，而同在一处（圩区）的桑、蚕、鱼等之间若未发生结合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历史上太湖地区种植稻桑普遍，而池塘养鱼的发展与捕鱼资源的状况密切相关，若人口数量稀少、地表水源丰富，鱼类等水产尽可以通过捕捞获得，不必发展池塘养殖。从春秋至秦汉时期，太湖地区人烟稀少、生产水平相对低下，《史记·货殖列传》曾描述“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此阶段在太湖南岸若形成桑基魚塘必属个案。人口的多少不仅影响人均捕鱼资源的情况，而且对劳动力供给、衣食需求、水利建设都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桑基鱼塘形成的必要条件已经具备的前提下，人口数量是决定桑基鱼塘在太湖南岸充分形成和普遍发展的关键因素。
中国古代曾多次发生大规模由北方跨越淮河进入南方的人口大迁移，例如在西晋“永嘉之乱”时期、唐朝“安史之乱”时期、两宋末年时期等，它们对太湖南岸人口也产生重要影响。有学者曾对中国古代人口史进行专题研究，通过史料记载估算出当时中国各省、自治区从古至今的人口数据[19]，太湖南岸位于浙江省北部，以浙江省人口数据能基本反映太湖南岸地区人口数量变化情况。如表1所示，浙江省在晋隋时期的人口相对最少，而在唐朝中后期和元朝时期人口均有大幅上升。古代人口自然增长缓慢，某一时期的人口数量多由人口的迁入和迁出决定，西晋时期战乱虽然导致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但也有浙江人口外迁，例如公元398年武威、张掖曾携数千户迁至敦煌、晋昌[20]，所以晋隋时期浙江省的人口状况也能从中得到解释。太湖南岸“溇港圩田”完善于中唐时期，这与其人口数量的第一次大规模增加时间一致，据此可以推断太湖南岸桑基鱼塘的形成或引入应不晚于唐朝中后期，并开始普遍出现
由于缺少桑基鱼塘在太湖南岸地区发展的直接相关资料，本文主要通过该地区桑、蚕、鱼、羊等相关产业发展及水利、技术等资料来反映其历史演变过程。按照上文推断，将从中唐时期开始阐述。
唐朝安史之乱以后，北方藩镇割据，大批官民避乱南迁，为太湖流域带来大量人口和农业技术，国内经济重心开始南移，《新唐书·权德舆传》中“天下大计，仰于东南”是其真实写照。唐朝中后期，为解决太湖南岸屯田围垦的洪涝问题，在原有圩田水利的基础上，继续修塘建溇、围田筑圩，并将太湖南岸和东岸的人工湖堤连接一体，形成了纵横交错的“溇港圩田”系统；至五代吴越时期，统一治水营田，通过设立“都水营田使”、创置“撩浅军”等，建立了一整套管理制度，使得“溇港圩田”系统进一步完善[21]。圩田水利工程一方面减少了天然捕捞水域，另一方面为发展池塘养鱼提供了条件。早期养鱼以鲤鱼为主，但《新唐书·玄宗本纪》记载，因鲤与李同音，唐朝禁捕养鲤鱼[22]，故人们开始转向养鲢、鳙、草、青等鱼种。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为太湖地区带来先进丝织技术，也促进了蚕桑业的发展，唐时浙江要进贡交绫、白绫等10种丝织名品；吴越王钱缪大力发展蚕丝业，并提倡用污泥、水草作为桑园肥料，促进了蚕桑与鱼塘的联动。湖羊古称胡羊、吴羊，由北方迁入江南经农民长期培育而成，距今1000多年历史[23]，因此在中唐时期已经形成。《湖录》载“吴羊毛卷，尾大，无角……草枯，则食以干桑叶，谓之桑叶羊”，湖羊冬天以桑叶为食，羊粪可以肥地肥水，逐渐成为桑基鱼塘生态系统的重要组分。
两宋时期，“靖康之变”（公元1126—1127年）之后，再一次出现北方人口大规模南下。大批农民、手工业者、商人等聚集江南，一方面促进中国蚕业中心的南移，另一方面也推动养鱼业的迅速发展。江南地区进贡的丝织品开始在全国占据很大比重，并开辟了杭州和宁波两个港口，国内外丝绸贸易日益繁忙，太湖南岸的蚕桑区也不断扩大。人口的增加导致对水产品需求的急剧增长，“鱼行”等水产商业兴盛，推动养鱼事业的发展，人们已经掌握了从江中捕捞“四大家鱼”鱼苗并放养到池塘的技术。这一时期，水政体制发生重大改变，治水屯田改为以漕运为纲，但人们对水土资源的利用却急剧扩大和加强，造成太湖水利矛盾突出，在这一背景下集约化程度更高的桑基鱼塘成为更多农民的选择。至元朝，太湖地区总体上延续了蚕、渔业的发展，浙江仍是征收丝税的重点地区，东阳人李声所著《农桑图说》和司农司编撰的《农桑辑要》均被要求在江浙广泛刊发[15]111112。
江南地区在明清时期进入了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一直以来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蚕桑、养鱼的比重有很大增加[24]。明朝初，政府提倡发展蚕桑业，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曾颁令“凡民有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半亩；十亩以上倍之，田多者按比例增加……不种桑出绢一匹，多种桑不限”。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为蚕丝品提供了巨大出口。在国内外市场扩大的背景下，植桑养蚕能够比种水稻获得更多的利润，而且集约化程度更高[25]，更适合这一时期由于人口增加导致人多地少的状况。明朝中叶以来，太湖南岸地区缫丝技术改进，形成著名品牌“湖丝”，在国内外丝织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蚕业繁荣引起专业化桑园和桑叶交易逐渐兴起，很多农民由种稻改为种桑，明末“桑争稻田”现象在嘉湖地区蔓延[26]。与此同时，淡水养鱼也迅速发展，人口的聚集带来城镇、市集的兴旺，刺激水产业兴盛；四大家鱼的池塘养殖方法更为完善，外荡水域也被开发利用。这一时期，种桑和养鱼占据了大量水田，农民将田中泥土挑起培桑、水田改成鱼塘，桑地与鱼塘相依，而且人口密集要求对水土利用的精细化，促使人們普遍使用桑基鱼塘的生产模式。清朝至民国时期，受战争、国际丝绸贸易波动等影响，蚕桑业经历多次起伏，而太湖南岸养鱼技术更趋完善，淡水养殖集中区以湖州菱湖最为出名，对全国淡水养鱼产生很大影响。另外，有关湖羊的记载在明清时期渐多，例如明末《沈氏农书》详细说明了湖羊饲养的方法，并提到11只湖羊可以“每年净得肥壅三百担”，羊粪肥桑是养羊的主要目的。据上述分析，可以推断约在明末清初时期太湖南岸桑基鱼塘的典型模式已经出现。
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蚕桑业十分受重视，虽经历三年自然灾害等影响，但总体是推进的，科学养蚕技术得到普及；四大家鱼繁殖技术取得突破进展，在1958年、1960年、1962年和1963年人工繁育鳙鱼、鲢鱼、草鱼和青鱼先后获得成功，结束了自古依赖捕捞长江天然鱼苗的历史。改革开放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极大推动了全国农村经济发展，太湖南岸蚕桑、养鱼高速发展，桑基鱼塘得到各界的认同，并在国内外多地进行试点推广。20世纪90年代末，受国际丝绸业衰退及国内产业区域转移影响，太湖地区蚕桑生产开始下滑，农民追逐经济效益而重鱼轻桑，并转向特种鱼养殖，桑基鱼塘复合模式逐渐解体。进入21世纪，太湖南岸桑基鱼塘持续萎缩，农业以规模化水产养殖为主；在2014年、2017年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先后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该项目推动下，濒临消失的桑基鱼塘得以保护和传承，果基鱼塘、油基鱼塘等新型模式被推出。
5结语
太湖南岸地区以杭嘉湖平原为主体，在地理位置、发展历史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该地区桑基鱼塘是循环型、集约化农业的典型代表，其形成与发展是多因素驱动影响的结果，总结起来包括以下四方面：
第一，自然条件和水利建设为桑基鱼塘的形成与发展奠定基础。杭嘉湖平原是天然的堆积平原，土壤肥沃、水源充足、气温适宜，为蚕桑、水产生长提供了良好基底，但由于浅沼洼地较多，必须经过水土分离、疏通河湖才能被充分开发。智慧的先民利用1000多年的时间建造了规模宏大的溇港水利工程，将这一方水土改造为棋盘式的圩田系统，为桑基鱼塘的形成提供了完备场所。第二，政治需求和农业政策为桑基鱼塘的形成与发展提供导向。蚕桑和养鱼能为百姓和国家提供衣食，春秋吴越两国为争霸天下通过军屯建设塘浦（溇港）圩田水利工程，为发展蚕、渔业打下基础；后期各朝代为维护统治多数重视扶植江南地区蚕渔业发展。农业政策的影响更为直接，例如唐朝对鲤鱼捕养的限制激发了农民对四大家鱼饲养的发展，元代《农桑图说》和《农桑辑要》的刊发提高了江浙地区种桑养蚕的整体水平。第三，人口增加和技术进步为桑基鱼塘的形成与发展输入动力。桑基鱼塘属于集约型农业，生产环节复杂众多，对种养技术要求较高。古代人口迁移为太湖流域提供更多的劳动力，也带来了先进生产技术。在桑、蚕、鱼、羊等的传统种养技术都具备的基础上，劳动力增加相对有限的水土资源到达一定程度，桑基鱼塘便普遍发展起来。第四，经济体制和市场环境对桑基鱼塘的形成与发展产生调控。在小农经济下，农业生产主要为了自给自足，农民通过桑基鱼塘模式能够获得更丰富的农产品，而且可以一年四季劳作。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和对外贸易活跃，蚕丝、水产在市场中成为畅销商品，极大推动了太湖南岸桑基鱼塘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不断完善，江浙蚕丝品在市场中销售利润下降，而养鱼收益丰厚，导致农民放弃桑基鱼塘转向规模化养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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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顾兴国 刘某承 闵庆文
明清时期太湖生态养殖论文 篇3：
桑基鱼塘：古代农业生态系统的典范
纵观中国农业发展历史，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中国农民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获取更优的经济效益，很早就开始因地制宜，尝试通过对田地的改造和整治，利用生物种群的食物链体系，变废为宝的物质循环利用，通过种养结合的思路进行探索和实践，创造性地发明了很多行之有效、独具特色的生态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如农田间作套种、稻鱼共生、水域立体养殖、桑基鱼塘、植物病虫害的生物防治等，形成了中国独特的驯化发展的农业生态文化。
桑基鱼塘作为一种特有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成熟于明代后期、清代初期的太湖—杭嘉湖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它是根据当地的地理、气候、水陆条件、特产资源，利用生物多样化和它们的互生关系，以及动物食物链体系，将种、养相结合的生态农业综合经营模式。主要方式是通过凿池挖塘，培养桑基，基上植桑，塘里养鱼，蚕食桑叶，鱼食蚕粪，塘泥壅田、培桑，塘内余水还可用于灌溉。循环交替，数利俱获。20世纪七八十年代，联合国粮农组织把桑基鱼塘作为农业循环经济的典范。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桑基鱼塘为“世间罕有美景、良性循环典范”。在增加经济效益的同时，很好地维护和平衡着农业生态关系。在循环发展的生态农业经营方式的不断探索和尝试下，不断得以完善和成熟，逐渐形成因地制宜，生产方式多样化、生物方式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为一体的农业生态系统。
200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体系项目的评定，中国是最早响应和积极参与的国家。2013年5月21日，农业部公布了19个传统农业系统为第一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其中，传统的稻鱼共生农业生产模式——浙江青田的稻鱼共生系统，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入选，并被列入世界农业文化遗产项目。2014年，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被列入第二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
从史实文献和古代农业历史的研究中追溯桑基鱼塘出现的源头和痕迹，我们就要提到南宋时期著名的农学家陈旉。陈旉终生不求仕进而躬耕于西山，终其一生将研究成果著成传世之《农书》。他提出“在十亩地上凿陂塘二三亩，以所起之土筑堤，堤上种桑”。除了在陂塘的堤上种桑，还记载了塘中养鱼，水用以灌田，体现了农、渔、副统筹发展的循环发展理念。对中国农业史有独到研究的日本专家天野元之助认为此即为近代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的先声。但与明清时期的桑基鱼塘不同的是，当时对高田整治的目的还只是为了解决灌溉用水的问题，并没有着意改良局部生态环境的考虑。且在高田地带挖塘蓄水也仅限于江南西部的丘陵与浙西山区，还未用于水乡。此外，宋元时期湖桑的品种尚未育成，植桑技术也稍显落后。
太湖流域独特的生态农业系统——桑基鱼塘真正的发展，则要从16世纪中叶苏州府常熟县巨富谭晓、谭照两兄弟的发家史说起。据《常昭合志稿》卷48“轶闻”记载，明代嘉靖年间，谭晓、谭照兄弟世居常熟湖乡，这里地势低洼，湖田多涝，当地居民多弃田经营渔业，田亩荒芜数以万计。谭氏兄弟低价买下田亩，雇用乡民，“凿其最洼者为池，余则围以高塍，辟而耕，岁入视平壤三倍。池以百计，皆畜鱼，池之上架以梁，为茇舍，畜鸡、豕其中，鱼食其粪又易肥。塍之上植梅桃诸果属，其泽种菇茈菱芡，可畦者以艺四时诸蔬，皆以千计。”由于经营得法，多样化生物物种的互生关系得以充分发挥，变废为宝的物质循环得以充分利用，谭氏兄弟“家道日富”，在日后的抗倭战争中，捐巨金修固城防，后又赈济灾民，被后世缅怀至今。谭氏兄弟可谓桑基鱼塘的开创者，生态农业发展的探路者。
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的生态种养系统不仅仅有桑基鱼塘，还有蚕桑—湖羊—桑田系统以及虫、草、谷—鸡、鸭—田鱼系统等。太湖地区利用多种生物种养结合、利用各自食物链原理，以及羊、鸡鸭、鱼以及蚕的粪便等进行变废为宝的循环再利用，降低投入和成本，大大增加了经济效益，同时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农业循环系统，不仅在太湖—杭嘉湖地区形成良性的生产多样化的经营模式，也逐渐形成了当地鲜明的农业地域景观。不仅如此，由于当地蚕丝和丝织贸易的快速发展，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利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以桑代稻的现象，来满足日益增加的对蚕丝的需求量，而不同强度的劳动分工也越来越细化，使得原本农作物种植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转变为其中的妇女劳力逐渐远离稼穑，专事养蚕和纺织的劳动，原本年老体弱和幼小的孩童也可分担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使闲置的劳动力得以利用，可以说这一古老的农业生态经营方式实现了物尽其用、人尽其力。此时的太湖地区，呈现了经济发达、社会稳定、一片祥和富庶的气象，成为江南地区的鱼米之乡、蚕桑宝地。
而珠江三角洲地区蚕桑业的发展，要迟于中原和长江流域，且较为缓慢。唐代广州成为通商口岸，绢丝生产和贸易迅速发展，明代至清初，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基地和水塘布局逐步形成，为了满足生丝对外贸易的需求，桑蚕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桑塘和桑地面积不断增加，广东顺德等地逐渐变成了有桑塘无稻田的地区，出现了植桑与养鱼相结合的农业生产新格局，且规模不断扩大。
桑基鱼塘的出现无疑为当地创造了极高的经济价值，同时也具有极高的生态价值。此外，在漫长的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中也不断衍生出与这一农业生态系统相匹配的一系列农业文化遗产，如独特的农业生态景观、以稻鱼为主的饮食文化、蚕桑民俗文化和诗词歌赋以及相应的宗教信仰文化。
以河网密布的太湖地区为例，这里独特的地理地貌、生产方式、经济环境下孕育了独特的水乡景观，民居、商贾多沿河分布，江南水乡的景致也被文人墨客频繁述于笔端。早在唐代，就有杜荀鹤《送人游吴》之“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巷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眠月，乡思在渔歌”。一幅小桥流水，舟楫穿梭，水乡特有的菱藕、绮罗、水产在桥头、巷间买卖的场景，一派江南水乡，景致这边独好，兴隆繁盛的景象。既有清代王士祯《蚕词》中“青青桑叶映回塘，三月红蚕欲暖房。相约明朝南陌去，背人先祭马头娘”关于桑林与鱼塘相映成趣，三月忙暖蚕，祭祀马头娘的景象；更有清末温丰《南浔丝市行》中杭嘉湖地区丝绸贸易的盛况：“蚕事乍毕丝市起，乡农卖丝争赴市。市中人塞不得行，千声万语聋人耳。纸牌高揭丝市廛，沿门挨户相接连。喧哗鼎沸辰至午，骈肩累迹不得前。共道今年丝价长，番跃三枚丝十两，市侩贩夫争奔走，熙熙而来攘攘往。一日贸易数万金，市人谁不利熏心。但教炙手即可热，街头巷口共追寻。茶棚酒肆纷纷话，纷纷尽是买与卖。小贾收买交大贾，大贾载入申江界。申江鬼国正通商，繁华富丽压苏杭。番舶来银百万计，中国商人皆若狂。今年买经更陆续，农人纺经十之六，遂使家家置纺车，无复有心种菽粟。”
除此之外，自古及今，太湖地区人们的出生、成长、生产生活和婚丧嫁娶等日常生活中也还留有很多桑蚕文化的影响，进而形成独特的蚕桑民俗文化，如蚕花习俗、进蚕香、蚕猫辟鼠等，以及为了祈祷丰收和原始崇拜而进行的祭祀鱼神、蚕神等，这些活生生的农业文化遗产，与桑基鱼塘这一古老的农业生态系统一起，共同构成了人类宝贵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亘古以来，中国的农耕文明所蕴含的传统精神和农学思想就是协调和谐的天地人关系，此谓“三才观”，即“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对农业生产中天、地、人关系的明确表述，则始见于《吕氏春秋》的《审时》篇：“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中国的农民在享受着大自然无私馈赠的同时，敬天、惜地，利用大自然，也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天地与人的和谐平衡。正是这种态度摆正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经济规律与生态规律的关系，从而在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同时做到尊重自然规律，以达到平衡和协调的关系。
作者：韵晓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