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都会遇到烦恼，小编特意整理了一些《毕机电业论文范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1997年以来交通厅长“落马”的黑名单上，已经有新疆、贵州、四川、广东、广西、湖南、河南、江苏、安徽等九个省份。交通厅长的不断“落马”，已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厅长现象”。
第一篇：毕机电业论文范文
毕凌峰“另类”法则
“投资与其说是一门科学，倒不如说是一种艺术。”“美国第一投资策略师”巴顿·比格斯在《对冲基金风云录》(Hedge hogging)的结束语中曾这样评价投资这个行业。那些在投资界叱咤风云的大佬们，哪一个不是“道行”颇深之人。而作为“出资人”之“守门人”的FOF(Fund of Funds)，其在投资圈当中的艺术“造诣”就更不用说了。
如何成为一个成功的“守门人”?
“智慧、经验、勤奋、对历史的洞悉、开放的思维、专注的心态，这些都是成为一个成功投资人的要素……当然，直觉、想象力、灵活性，也许还包括一丝预知未来的本能，也同样重要。至于你应当如何获得这些素质、它们怎样组合起来才更好，就不是我能解答的了的。”这就是巴顿·比格斯给出的答案。这些能力也许听起来有些晦涩、略显死板，甚至像是超人才做得到，但在投资圈中，具有这样“超能力”的人真实存在着，并且他们正以自己的方式“点石成金”，创造着资本的神话。作为一家2007年成立的新兴基金管理者，行健资本(Stepstone)不同于传统FOF基金“一揽子”的投资策略，而是针对不同的大型基金，根据该基金的特点、需求、定位等要求提出针对其一家公司的投资组合策略，这在私募股权市场上无疑是一种新的尝试。
这种相对“另类”的投资法则很快通过了市场的检验，在行健资本成立短短的4年时间，创造了管理330多亿美元的神话。而之所以取得如此的成绩，都在于其创始人在基金成立之初对于行健资本的规划。正如《基业常青》(Build to Last)中描写的那些经久不衰的公司共同拥有的品质一样，行健资本的管理团队也有着“高瞻远瞩”的智慧，同时兼备智慧、经验、勤奋等“超人”般的要素。
作为FOF领域的创新性企业，行健资本还在起步阶段，但其精湛的“金融炼金术”已经在业内声名鹊起，正是如此才会吸引众多主权基金和养老基金的“眷顾”。随着团队的扩大及经验的增加，这个年轻的基金在不断夯实着自己的根基。希望行健资本能够如《基业常青》当中经久不衰的企业一样，永远保持着其诞生时的创新精神般的“基”业常青。
行健资本(Stepstone)，意为楼梯的台阶，有步步高升的意思。
行健资本作为一个专注投资私募基金管理者的名称，意义自然更为深刻，从其基金创始人在创业之初为公司所起的名字便不难看出—那就是希望行健资本成为助其客户财富增长的阶梯。
作为新兴的基金管理者，行健资本自有令其客户产生“踩在巨人肩膀上”这种感觉的秘笈。其严谨、求实的投资分析，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丰富的行业经验，高效透明的投资决策以及全球的投资视角都是行健资本的“过人之处”。
其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毕凌峰(Monte Brem)在行健资本成立之初为其新型FOF的定位，使行健资本迅速成长成为“全球成长最快的基金管理者”之一。行健资本这位行业新秀，希望通过其独特的投资理念，在这个精英辈出的行业里基业常青。
伟大的构想
2007年，时任Pacific Corporate Group 总裁的毕凌峰和其同事Tom Keck以及Jose Fernandez在日常工作中擦出了创业的火花，萌生出要做一个新型的基金管理者的“伟大构想”。
当四年后毕凌峰向《投资与合作》记者讲述当年的创业梦想时，依然是难掩兴奋。
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在行健资本嘉里中心写字楼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毕凌峰娓娓道来他的心路历程。
“当时我们所在的Pacific Corporate Group是一家掌管150亿美元的投资公司，负责帮助私募基金投资和决策，我们三个都认为各国的投资者很期待一个全球性开放的平台，在产生共鸣之后，我们就决定一起来创建一个更加专业、更加平等的基金管理平台。”毕凌峰回忆道。
如何做到更加专业和更加平等的平台?“量身定做”是行健资本解决这个问题的不二法门。在创建之初，三位合伙人就达成一致，对于每个LP资金要专款专用、专门打理，如此的基金定位正是众多LP希望投资的方式。
“由于全球的LP经验越来越多，他们更倾向于直接投资，而不是放在FOF的基金篮子里后，‘听天由命’，针对LP们的这一发展趋势，我们针对每一个客户，根据他的偏好、地域、风险承受能力等，单独为其制定投资策略。同时，客户也可以自主决定，交给我们进行投资亦或者在我们的建议下自行投资。” 毕凌峰这样介绍其“量身定做”模式的含义。
除了在公司业务形式上的“伟大构想”，在收费模式上，行健资本也一改FOF以往收取管理费的模式，而更加灵活的采用收取咨询费的模式，“这样的收费模式更加合理，同时也令我们与LP之间有更加多样的合作可能。”
正是看到了私募股权基金行业专门为LP制定投资计划的发展趋势，并凭借出色投资能力为客户获得良好回报，才令行健资本在短短的3年多发展过程中，掌管了全球超过330亿美元的私募资本，其中包括很多主权基金和养老基金等。
毕凌峰作为一个律师出身的金融从业者，有着敏锐的嗅觉和准确的判断，但他认为，最重要的还是“高瞻远瞩”的能力，“在Pacific Corporate Group的经历让我学习了如何做私募投资，同时也建立了很多人脉关系，但最重要的是，让我能够站在一定的高度上看待私募股权行业未来发展的趋势。”正是Pacific Corporate Group的这段人生阅历，令毕凌峰反思如何才能够将FOF做的更好，从而确立了行健资本的发展方向。
“幸运者”的独白
“我是一个幸运者。”当记者问道是什么魔力能够让行健资本在短短3年多的时间里创造了管理330亿美元的神话时，毕凌峰调侃道。
行健资本主要负责LP资本的基金投资、共同投资和二级私募投资。
在创始团队的共同努力下，行健资本在成立之初攻克了中东科威特投资局和纽约州教师退休基金这两大客户。据悉，掌管4000亿美元的中东主权财富基金科威特投资局将其全球10亿美元以上的PE基金投资交给行健资本打理，而资产1000亿美元的美国养老基金也选择行健资本监管其每年5亿美元的投资项目和每年1.5亿美元的共同投资和二级市场基金。
为这两个积极争取到的重量级客户带来丰厚回报后，行健资本的实力得到了众多瞩目，此后财源滚滚而来。如今，资产900亿澳元的澳大利亚某机构选择行健资本打理其每年2亿澳元的投资基金，3家总规模2100亿美元的美国养老金选择行健资本分别管理每年1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每年2亿元的二级市场投资基金以及每年1亿美元的二级市场投资……
面对如此多主权基金和养老基金等的青睐，毕凌峰觉得是行健资本独有的特点吸引了他们：“首先，我们非常重视分析，无论是报告的长度还是深度，都非常详尽，也正是详尽的报告能够为客户提供更加准确的投资策略和建议。另外，我们在直接投资、共同投资和私募二级市场等三方面并重的投资能力也是LP们有目共睹的，相信这也是他们选择行健资本的原因之一。”
作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私募基金管理者，行健资本以其3年330亿美元的速度毋庸置疑的成为了同行关注的焦点，每年，行健资本会有40亿美元的投资投向全球的私募基金的GP们，毕凌峰也坦言，在这样的环境下，投资需要更加谨慎。
对于“量体裁衣”似的投资计划，最重要的就是全面、深入的了解客户需要什么，从而制定最适合客户的投资计划。而这当中，最困难的就是了解客户的需求，“因为有时候客户也不是在第一时间就能准确的说出自己的需求。”
“这个过程中需要我们在前期做大量的沟通和交流。”毕凌峰介绍到，“比如，在我们和某一个客户进行反复沟通后，了解他们想做三件事：第一，想快点把资金投出去，希望把钱投资到全球去，希望覆盖面广一些;第二，他希望能够尽快把钱收回来;第三，他希望收回来的钱是赚钱的。”鉴于这三个要求，行健资本建议该客户进行三方面的投资，第一是不良资产的基金，第二是夹层基金，第三是二级市场私募基金。“投资这三种基金的好处就是能够得到较快速的回报，同时风险性不高。”毕凌峰表示，在与客户确定的投资计划之后，行健资本为客户量身定做了投资方案，并且令客户在12个月之内就收获了超额的投资回报。
分析的价值
“良好的分析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行健资本一直秉承这样的原则。也许是创始人有律师出身的背景，行健资本非常注重数据性的分析。在公司2007年成立之时就非常注重数字化建设，每一个员工要把接触的每一个基金的一点一滴都记录下来，供全球的4个团队分享。
这里的分析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对于“出资人”需求的分析和判断，而另一方面是对于GP的分析。
对于“出资人”的判断，可谓“说简单也困难”。行健资本面对一个潜在的客户，会首先围绕三方面了解客户的需求。第一就是对于投资和回报的准则，客户究竟可以承受多大的风险，同时希望获得的回报如何?第二就是客户对于地域性的考虑，是只希望在美国、欧洲投资还是有全球性的考虑;第三就是对于现金流的考虑，希望做长期投资还是短期?
“这三点是我们最重视的，也是我们能够‘量身定做’投资策略的关键。我们会与客户进行反复的沟通和不断的策略调整，捕捉到客户的真正需求，从而制定更加精准的投资策略。” 行健资本合伙人苏维洲说，“而这是与传统的FOF截然不同的。”
GP是怎样赚钱的?这是行健资本关心的另一个问题，也是其选择基金的标准。“目标GP基金公司以前的投资过程中是如何赚钱的?这种赚钱的能力在未来是否可以复制和重现?这是我们首先要回答的问题。”苏维洲接着分析道，行健资本会采取各种各样的分析手段，同时也会分析基金过去投资的案例，从而争取去伪存真的深入了解目标GP基金公司的实力。
作为谨慎的FOF基金，除了GP盈利模式的可复制性，行健资本更加看重的是基金的稳定性。“基金的稳定性是最重要的，也是我们之所以选中该基金主要的原因，所以，我们希望通过很多数据性的东西来分析基金的稳定性，比如我们会看基金实际的利益分配。”毕凌峰说，“我们还是希望通过各种潜在风险的分析，预见各种问题，从而避免为客户和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风险。”
除了对于机构团队的认真分析，行健资本更善于做一些研究报告，会预测整个私募股权基金未来五至十年的发展，里面涵盖不只基金的发展，更加包含整个投资环境的预测。
“正如目前中国大部分私募股权基金都在做成长期投资，我们预测到，未来Buyout基金也会有高速的增长，所以，我们也在中国市场上寻找哪个GP能够成为未来Buyout市场的领军人物。”苏维洲说。
为了更好的为客户提供完善的投资决策并且获得更多的客户资源，2010年10月，行健资本斥资40亿美元收购了花旗银行下的基金中的基金、夹层基金、联合投资等业务。毕凌峰表示：“在共同投资方面，我们还需要加强，而花旗有很强的经验和团队，所以我们直接将花旗的这部分业务并购过来，可以直接弥补行健资本的短板，同时，花旗具有强大的私人银行业务，这部分是我们从未关注过的，通过这次并购也可以将花旗的高端客户资源吸引过来。”毕凌峰表示，此外，花旗在纽约有一个20人的投资团队也是行健资本需要的专业人才。其中管理合伙人Darren Friedman、业务开发和客户关系主管Philip Neidoff、总顾问Jason Ment和投资者关系主管兼负责人Rebecca Ajavananda都随着此并购加盟了行健资本，“这对于行健资本的团队是一次飞跃性的成长。”
扎根中国
2010年9月，在行健资本成立三年后，毕凌峰 决定在中国设立分公司，行健资本在中国安营扎寨了。
“与很多外资FOF选择新加坡或者中国香港作为根据地不同，我认为亚洲增长最快和最大的市场还是在中国，而中国是一个政策导向严重的国家，因此，我们希望团队可以在政策最敏感的核心地带，这是我们选择北京作为基地负责整个亚洲投资的原因。”毕凌峰介绍到。除了北京分公司，目前行健资本在圣地亚哥、纽约、伦敦各有一个团队。
“亚洲的经济是全球发展最快的，同时亚洲也是我们整个商业模式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我们非常看重亚洲的业务。” 行健资本的首席执行官 毕凌峰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毕凌峰不仅将自己的办公地搬到了北京，还将其全家迁到中国，他希望在这里更加深入的了解亚洲的投资市场，同时能够更快更好的做出投资决策。
同时，团队构成上，毕凌峰也坚信本土的团队才能够更加了解市场，因此专门成立了亚洲的团队来进行本地的投资。
苏维洲，原汉能投资集团董事总经理，也曾在数个大型跨国公司负责全球和亚太业务的业内资深人士被邀请加入Stepstone担任全球合伙人，负责亚洲业务。
“维洲在该地区工作多年，他的经验是十分宝贵的，对于Stepstone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毕凌峰说，“我们相信本土的人脉、知识和理念是在亚洲市场取得成功的关键，维洲的加入，将进一步巩固行健资本团队在亚洲市场的竞争优势。”
作为亚洲的主要负责人，苏维洲也表示了行健资本对于亚洲业务的重视，“我们在亚洲建立分公司的主要目的，一个是希望帮助我们的客户投资亚洲，让他们对这个地区有更多的了解。另外，更重要的也是希望能够和亚洲潜在的机构投资者合作，帮助他们投资外国的基金。”未来十年，行健资本希望能够将其亚洲业务做到全球业务的三分之一。
在近4年的成长过程中，行健资本由创建初期的3个人变成了在全球75人专业团队的“大家庭”，而“量身定做”的经营模式，对于团队成员的要求就更高了。
“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们是站在客户的脚尖上’，由于我们新的服务模式，使得我们总是被顶尖聪明的客户问一些尖锐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的员工有强大的分析能力，同时要具有直接面对客户的经验和信心。”毕凌峰说，“不过，客户提出的一些问题也令我们弥补了很多投资和分析上的漏洞，而且，这样的模式虽然令我们非常繁忙，但是同时也令我们每天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灵活的思维。”
截至2011年3月，行健资本已经投资了7家中国私募股权基金。但对于投资细节，毕凌峰始终以保护客户隐私为由秘而不宣。
虽然行健资本在亚洲初战告捷，但是其创始人毕凌峰也指出亚洲市场业务并不轻松。“亚洲市场的竞争非常激烈，有很多的GP基金公司，这对于我们来说有些挑战，到底如何才能够找到真正穿着裤子的泳者，这是一个大课题。”毕凌峰说。
作者：严彦
第二篇：毕玉玺落马大揭秘
1997年以来交通厅长“落马”的黑名单上，已经有新疆、贵州、四川、广东、广西、湖南、河南、江苏、安徽等九个省份。交通厅长的不断“落马”，已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厅长现象”。就在2004年全国“两会”召开的前半个月，正在被查处中的河南省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童言白还在外逃;江苏省交通厅厅长章俊元被宣布免职;安徽省交通厅厅长王兴尧因“有重大经济违纪等问题”被立案审查，并被免去了厅长职务。
“一个部门出了这么多贪官，交通系统究竟怎么了?”就在人们议论纷纷的时候，更令人震惊的事发生了：首都北京的五环路上又惊曝腐败大案!
五环路通车了，但在之前“功臣”却黯然身退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北京私家车的拥有量激增，交通堵塞状况越来越凸显出来。环绕市区的四条公路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日益紧张的交通需要。群众的呼声就是最大的政治。北京市委、市政府经过多方论证终于决定上马五环。
1999年9月16日，经北京市政府同意，首都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首发公司”)正式揭牌运转，它负责北京的高速公路建设、运营管理、融资和相关产业开发。此举也是北京市委、市政府深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融资体制和企业运营机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
多年任交通局常务副局长的毕玉玺走马上任，出任公司的董事长。10年把守首都交通要职，在北京交通系统毕玉玺也曾经是“大红人”。1994年，时任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在位之际，毕玉玺从大兴县县长一职调至北京市交通局担任副局长。
2001年10月23日五环路二期、三期工程施工和监理资格预审招标启动，全国各地共有77家施工承包商和18家监理单位购买了标书。正是这次招标，为毕玉玺今天的落马点燃了导火索。在该工程规划建设招标中，许多项目出现违背市场规律的畸高现象，仅以信号灯为例，就比正常的市场价格高出好几倍。一些招标落选工程建设公司和供货商都觉得这里面有猫腻。
无风不起浪。2003年11月1日五环路举行盛大通车仪式，但在事前身为公司“一把手”的毕玉玺却早已黯然身退——同年5月26日，北京市委组织部部长赵家琪、市城建工委书记张凤朝等到公司宣布市委通知：大兴区区长郭普金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免去毕玉玺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职务。
功成名就却被一撸到底，明白人一眼看出，这位身居高位多年，亲历北京市六任市长的变动依然高枕无忧的毕玉玺，这次可真的出事了。
大贪官的“举重若轻”：那六千万只是“喝茶钱”
2004年8月20日，毕玉玺被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批捕。
经查实，毕玉玺不仅在生活作风上腐化堕落，在1994年至2003年间，他还利用职务之便，通过介绍、推荐和打招呼等方式，先后帮助多人在五环路等公路建设工程及相关配套项目上谋取利益，他本人多次收受他人巨额贿赂，涉案金额高达6000万元人民币。办案人员仅从毕玉玺家中就搜出现金1000多万元。
而在审讯过程中，毕玉玺却轻描淡写地一口咬定自己只是收了些“喝茶钱”。“喝茶”本是中国人的传统，是一种礼节，也是一种生活习惯。古往今来，达官贵人喝茶，平民百姓也喝茶，喝茶不分职位高低，不分贫贱与富贵。所以“喝茶”是最为常见，最为普通的事了——老百姓“喝茶”应该用不了多少钱，但毕玉玺竟把贪污的千万元巨款说成是“喝茶钱”，除了他想减轻惩罚，逃避责任之外，从另一方面也说明，毕玉玺的心里还真的没有把这几千万当回事!
毕玉玺所在的首发公司员工队伍将近7300人，机关设立职能部门13个，下属单位19个。截至2003年底，公司资产总额达到306亿元。相对于上百亿的国有资产来说，几千万确实只能算作是“喝茶钱”。首都五环路建设，批复概算投资为136.4亿元，首发公司向银行借贷116.3亿元。相对动辄几十亿上百亿元的高速公路投资而言，从中捞几千万元，确实也只能算是“喝茶钱”。如果有人想打公路的主意，为了打通关节送上几十万、几百万现金，那可能只能算作是“白开水”了!经营上百亿资金的毕玉玺，在缺乏严格监督的情况下，从中弄点“喝茶钱”就成了可能。可见，对于毕玉玺来说，这点“喝茶钱”在他心里只能算是“九牛一毛”。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茶”?毕玉玺究竟是怎样一口一口喝下自己沏的这杯“毒茶”的呢?
毕氏腐败的人脉关系网：他从通州起家
毕玉玺的落马，与他仕途起点的通州人脉不无关系。作为居要职十年之久的交通系统官员，毕玉玺的五环路败局和他的家乡关系网有着必然的联系。
毕玉玺出事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反映：“毕玉玺平时外表温文尔雅，在钱财这方面没有留什么明显的痕迹。但他的家人和亲友确有不少都在首都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工作或与公司有关联。”实际上不仅他的亲友跟着沾光，毕玉玺替他人谋取利益自己捞好处的行为，更多的是与通州区(1997年4月前为通县)一些人有关，而通县正是毕玉玺个人成长和仕途起步的地方。
毕玉玺，1942年出生在通县马桥镇西田阳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后来由于仕途顺利，他成了村里出的最大的官。据他的亲戚回忆，毕玉玺小时候很聪明，学习很好。“文革”之初，当时的北京劳动大学(后更名为北京农学院)招工农兵大学生，毕玉玺就去上了大学，一个农家子弟赶上了改变他一生命运的宝贵机遇。
“文革”之后几年，毕玉玺当上了公社管委会副主任，后来又当上了主任、书记。应该讲，毕玉玺算是升得比较快的，这除了他工作有实绩，还因为国家在“文革”之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比较注重文凭的缘故。
1984年后，毕玉玺升任通县县委组织部长，后又历任县长助理、常务副县长。
但在毕玉玺当上常务副县长之后，因为他的个性，毕玉玺和市里的领导班子之间的关系就一直不太协调，并且是和两任县委书记不和。毕玉玺认为当个区区的副县长，没有什么实权，他不满足。但是毕玉玺经常到北京跑资金，他在处理和上面的关系时下了不少功夫。
作风泼辣，能搞到钱，但却没有留下好的口碑
毕玉玺在通县工作时，确实有一定的能力，作风也比较泼辣，胆子大很有想法，也能从上头要来钱，其中就包括他为县里争取到资金修建运河大街和玉带路。毕玉玺也曾经说过，要保证这两条路的质量十年不出问题。实际上这两条路的使用情况也确实不错，由毕玉玺提议修建的运河大街一带，今天已经建成奥体公园和观光码头，成为通县著名的风景区。
但毕玉玺离开通县也正是由于修路而出问题的。那条玉带路修建于1986-1988年，主持者正是时任副县长的毕玉玺。在1990年，玉带路工程曝出一起贪污案件，工程包工头胡占鳌因经济问题入狱，其公司会计则在狱中自杀。受此牵连，当时通县市政管理所的所长和书记都被开除了公职。事后人们发现：修一条新华大街(通县的另一项工程)总的办事花费还不如修玉带路时那个会计贪污的多。
玉带路案件发生后，市里就派人考察领导班子。调查后，虽没有证据显示毕玉玺与玉带路的贪污案有直接牵连，但案发不久，毕玉玺就离开了通县。在毕玉玺离开通县时，并没有惯常的领导班子欢送仪式。毕玉玺在当时的通县并没有给人们留下什么好口碑。
再后来，又和某度假村的案子扯上了关系
2004年5-7月间，一个叫兰某的通州人受到了司法机关调查，于是，与毕玉玺有关的另一些案子又浮出水面。
1991年，兰某曾因收受蔬菜公司一个部门经理的贿赂而被判7年徒刑。入狱时，兰某的身份是通县招待所副经理，通县招待所是通州宾馆的前身，是县政府直属单位。兰某和毕玉玺是好朋友。兰某当初入狱是为了给毕玉玺“顶罪开脱”，而此举换来了出狱后毕玉玺对他的多方照顾。
1996年，兰某获减刑出狱，正赶上修建京沈高速公路，兰某随即在高速公路位于通县田府村的生活区旁边获得了大片土地，用以张罗最初的养殖项目和今天的某度假村。度假村由大片湖面、众多水上游乐设施和一座按三星级标准设计的宾馆组成，占地3.7万平方米。
上述度假村于2002年7月筹建，2004年1月正式建成。据某度假村的工商注册资料显示，公司的注册资本仅100万元(2004年4月注册)，这点钱要想修一个度假村根本就是在做白日梦。
至于后来公司的资金是怎么运作的，首发公司到底给度假村项目投了多少钱，这里面毕玉玺起了多大作用，还都将随着毕玉玺的案子逐渐呈现在人们面前。随着兰某被司法机关拘捕，相信不久都会水落石出。
另外，首发公司原副总经理金德民也因涉嫌受贿此前也被逮捕。金德民分管产业开发工作，同时是首发房地产公司法人代表。被牵涉的两名建筑商也在通州，而且这两个人都与毕玉玺有关系。9月1日，宋庄镇民营企业通州宋庄建筑公司董事长张桂军已被司法机关拘捕，案情与毕玉玺有关。
张桂军曾经向毕玉玺行贿几百万，使得通州宋庄建筑公司在五环路工程上有所斩获。在毕玉玺曾长期工作的梨园镇，大稿村现任党支部书记、北京京洲企业集团董事长、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委员邢仲山，此前也成为毕玉玺一案调查对象。毕玉玺事发后，他在通县财政局工作的胞弟毕玉升也受到了调查。8月底，除了毕玉玺出嫁的女儿外，毕玉玺的妻子王学英和儿子毕波均因涉案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毕家在北京方庄的住宅现在已经人去楼空。
官气十足，就任交通局后他觉得不十分满意
与有的贪官善于伪装自己不同，毕玉玺平时在工作时显得很有“性格”。
毕玉玺开会时姿势很特别，大家都正襟危坐，他的身体却向后倒在沙发里，显出一副不感兴趣的样子。毕玉玺教训起人来很厉害，很有几分官架子。别人发言时他却喜欢插话，甚至喜欢插上级领导的话。
本来组织安排毕玉玺调往北京市农口，他有意见不愿意去，在向上级不断反映自己的意向后被改调交通口。他还在通县当县长的时候，在一次为修建高速公路举行的会议上，他就在主席台上对北京市交通局一位老领导“咬耳朵”，说自己以前对修公路很熟悉，想到交通局来干。上世纪80年代末期，这位老领导是在修建京津塘高速公路时与毕玉玺相识的，高速路经过通县，须和县里协商征地拆迁等事宜，很会办事的毕玉玺很配合他的工作。1991年的一天，时任北京市市长助理、市政管理委员会主任的黄继诚(后因陈希同、王宝森案落马)找到这位老领导，说调毕玉玺来交通局干怎么样，这位老领导没有反对。毕玉玺就这样来到交通局分管了基建、后勤、行政。工作了一年多时间，毕玉玺留给这位老领导的最深印象是：有想法、有点子、思想解放、敢说敢做。
1992年，这位老领导退休时，也曾有意让50来岁的毕玉玺来接班，但因为毕玉玺的“个性”和关于他的一些传闻，领导班子里面对让他接班意见并不一致，毕玉玺最终没有当上交通局局长。为此，毕玉玺没少向上级抱怨过，他也在多方活动，等待机会。
终于大权独揽，有了催化剂贪欲开始恶性膨胀
1999年9月16日，首发公司正式成立，多年任交通局常务副局长的毕玉玺出任董事长，待遇为正厅(局)级。首发公司最初即由毕玉玺负责运作，本来是交通局的下属单位，成立时忽然变成市里直管企业，和交通局平级，毕玉玺在这上面下了不少工夫。毕玉玺就此级别提高，终于独揽大权。
毕玉玺也曾经豪言冲天：“到2005年，本市600公里的高速公路网将比原计划提前5年建成，让市民开车去哪儿都方便!”可现在，毕玉玺也许除了一个地方之外，到哪儿都不方便!
事实上，首发公司的创立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它是北京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一个突破。在中国现行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没有发债权，而仅靠财政支出不能满足高速公路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量资金要求。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纷纷设立企业，以企业的形式来运作市政建设项目，通过发行企业债、银行借贷等方式实现灵活的融资，然后以相关经营收入(如高速路收费)还债。
2002年5月29日，经当时的国家计委批准，首发公司发行15亿元公路债券，此举为北京基础设施建设第一次通过债券面向社会融资。当年，首发公司向媒体宣布，公司创立以来北京高速公路建设步入快车道，当年北京高速公路竣工100公里，新开工100公里，相当于此前14年的规模总和。这种高速发展显然与首发公司的融资能力有关。至2001年，公司已与中国工商银行签订总值高达140多亿元的贷款合同。首发公司成立之初，为募集资金还曾考虑上市，但因不符合证监会三年赢利期的要求而中止。首发公司成立后，不再由北京市交通局管理，首发的重大工程项目报市委市政府直接批准，2003年首都交通委员会成立，但也只与首发有行业管理的关系，毕玉玺手中的权力更是长期处于一种真空状态。
2003年11月1日，北京五环路全线贯通。两个月之后，首都交通委员会突然宣布，从2004年1月1日起，五环路停收车辆通行费。在京城有车一族额手称庆的同时，人们也在逐渐发出疑问：“五环路的债到底谁来还?”
公开资料显示，五环路项目总投资136.46亿元。首发公司为此向银行借贷116.3亿元，享有30年的道路经营权。设计之初，首发公司预计每天可收取通行费约为120万元，这样30年后，不仅可以收回投资，而且还有较大的盈余。但据首发公司后来的统计，五环路全线开通后，每天收取的过路费只有约15万元。如此收入，谈何还贷。免收费后的五环路这一屁股烂债肯定会扔给政府。于是，修建五环路所欠的“企业债”又变成了“政府债”，并最终还要由纳税人埋单了事。
没有了五环路，早晚也会“落马”
随着权力到手，毕玉玺终于可以一手遮天了。因为他身兼三职：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毕玉玺的贪欲随之也越来越大，最终使其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可以说，晚节不保的毕玉玺是被贪欲击中的，到最后他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在交通系统担任重要职务的10年，让他成就了五环路。而五环路也成了他引火烧身的导火索。有人说首都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是为了深化北京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体制和企业运营机制改革，盘活存量国有资产的设想组建的。但是因为权力比较集中，监督力度不够，又处在北京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及道路交通的阶段，很容易产生腐败。
10年时间集大权于一身的毕玉玺无论外在环境怎样的变化，他都相安无事。如果没有五环路，掌控权位的毕玉玺会在人生的哪一站翻车?毕玉玺是在五环路一事上翻了车，但并不仅仅因为五环路的事儿才使他落马。如果没有五环路，也许时至今日他仍然是董事长，但落马是早晚的事儿。毕玉玺还可能会牵出其他人员，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行为。现在五环路停止收费，在上百亿的贷款谁来还的问题上，对五环路的预算之高，就有人提出过质疑。全长98.58公里的五环路，批复概算投资为136.4亿元。而全长65公里的四环路，道路工程花了只有70多个亿。相差不足35公里，预算高出约66个亿。粗略计算，五环路的每公里造价是1.38亿，四环路为1.07亿。一位预算工程师说，施工单位自己做完预算之后，需要建设单位审核。如果是公开竞标，可能还要公正些，否则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之间的关系不言自明，完全是一种利益关系，反正钱是国家的。而最后的好处，都会落到个人腰包里。这位工程师说，无论是预算有多高，预算过程中有多少灰色环节，只要建设单位认可，都是可以进行施工的。所以很多施工单位预算做得高，给建设单位回扣也高。有些施工单位为了取得该项工程，预算做得不高，但回扣不能少给建设单位，这只能减少自己的利润空间。虚做预算和会计做假账的本质是一样的，只不过会计做假账更灵活一些。尽管有审计部门、监理部门对施工单位、建设单位的资金、规模等进行监督，但起不到实际的作用。因为早就用钱摆平了。
照此说法，中国每年的公路建设投资资金的损失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字。各地方都在公路设施方面快速发展，而这个行业的资金需求是很大的。大量的资金使用却没有很完善的监督机构，怎么可能不流失?交通部有权力对建设单位的资金等进行审计，但由于人员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审计、工程监理等部门，在起不到实质作用的情况下，对有权支配百亿元资金的毕玉玺来说，长期的制度缺陷为他的“落马”埋下了伏笔。
编后
九省交通厅长纷纷落马，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前腐后继”的恶劣态势，这绝对不是用偶然和巧合可以搪塞过去的。现在首都北京的五环路上又挖出了毕玉玺，我们必须要审视腐败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原副主席、曾任新疆交通厅高等级公路管理局局长、交通厅厅长的阿曼·哈吉被“双规”时，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巨大的投入在改善中国交通状况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个‘副产品’——交通厅长落马。”但这种“副产品”真的就无法避免?如果国家在其他项目上也要有巨大的投入时，这种“副产品”也会尾随而至?
平心而论，毕玉玺为五环路建设还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但这么大的工程、上百亿元的投资，在缺乏铁腕监督的情况下，毕玉玺落到今日境地，有一定的必然性。不得不承认“借贷修路，收费还债”的首发模式在五环路项目上一败涂地，在百亿巨债包袱甩给政府的同时，客观上也使毕玉玺这位历经六任市长的能吏堕入腐败的怪圈，由此还牵出了不少“高官”。北京市建委重大工程处的副处长陈晓佳现在已被“双规”，陈的涉案金额很大，系统内部已发了简报。毫无疑问的是，曾经独立于北京建委、握有大权的重大工程办公室与五环路建设存在直接管理关系。毕玉玺都落马了，相关人员早晚会被挖出。
一位交通界的官员说：“高速公路投资太大，动辄几十亿上百亿元，从中捞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不显山不露水。没有科学的制衡机制和制度，必然害死干部。”可见光靠道德自省很难和眼前巨大的利益诱惑相抗衡，那些手中有权力的官员手不伸则已，一伸就可能是惊天大案。如何监督交通厅局长，再次成为社会公众拷问焦点。
据了解，从1998年以来，国家加大了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并且通过发行国债来拉动商业融资。每年完成的公路建设投资超过260亿美元，去年更高达448亿美元。在这些投资当中，如果没有铁腕监督，又会出现多少个“毕玉玺”?
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厅一位高级官员认为，要以根本上解决预防职务犯罪问题，就必须将预防机制建设纳入法制轨道，加快建立完备的廉政机制和法律体系，实现公共权力运行和对权力监督制约过程的高度法律化、制度化、规范化。
作者：谭少宁
第三篇：马修·毕索普 ：全球慈善资本主义新趋势
与传统慈善相比，现在的慈善资本家更倾向于用商业模型及最新技术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
从比尔·盖茨到比尔·克林顿，从EBAY到GOOGLE，从杰夫·斯科尔到特德·特纳……当今世界上那些最富活力的慈善家们，几乎尽收他的眼底—英国《经济学人》驻美国记者马修·毕索普(Matthew Bishop)，利用自己的记者职位作为有利观察平台，遍访那些被他称作慈善资本家的富人、明星们，总结他们的慈善经。由他与一位同事合作撰写的《慈善资本主义：富人在如何拯救世界》的问世，在世界各国公益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亿万富豪、纽约市长、慈善家迈克尔·布隆伯格盛赞此书：“这本书太棒了!对于那些充分理解改革创新就要承担风险，并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的年轻一代慈善家来说，本书是部很好的指南读物。”
马修·毕索普，一位具有典型的英国知识分子气息的人，拖着英式腔调，用很长的句子表达自己的意思。在北京柏悦酒店举行的“瑞银成善之美慈善论坛”中间，马修·比索普与本刊记者侃侃而谈，谈他视野当中的慈善资本主义最新趋势。以下为采访内容整理：
《中国慈善家》：《慈善资本主义》出版以来，这个领域还有哪些新趋势出现?
马修·毕索普：这本书所叙述的事情变得越来越平常，全世界的富人们越来越趋向于捐赠钱财并且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真正推动一些变化，而不仅仅是把他们的名字镌刻在大楼上。最有趣的例子是一些富人试图在慈善捐赠和创造利润模型之间做出平衡，利用商业模型解决社会问题。在教育领域和小额信贷领域，都出现了这种更可持续的慈善模式。
在非洲，穆·易卜拉欣的故事非常吸引人。他是非洲最成功的亿万富翁之一，在手机推广领域，他说他遇到的最大的商业问题是腐败，他从来没有贿赂过任何人，但是他认为腐败问题成为阻碍他的商业发展的最大难题，所以他设立了高达500万美元的“非洲领袖成就奖”，用于表彰政绩优秀、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并在任期结束后自愿离职的非洲国家领导人。候选人需是最近三年内离任的领导人。除颁发“非洲领袖成就奖”，穆·易卜拉欣基金会还公布非洲管理指数，通过88个指标给非洲50多个国家打分，涉及安全、法制和人权等多方面，在非洲掀起了一场关于政府治理的竞争。
此外，大量的互联网企业现在正在改善信息的传播，这也是慈善资本主义的一个很大的发展趋势。信息的有效传播往往也代表着政府的治理水平。美国的阳光基金会就在向公众公布政府的各项数据。
在世界各地，那些可以上网的人，如果看到哪条道路需要修整，他们就给那条路拍张照，标明地点，发布到网络上，之后他们会追踪政府修路的过程。这实际上有利于全体公民更好地问责。
印度有一个慈善捐赠创建的奇妙的网站，叫“我贿赂了”(I paid a bribe)，每个人都要求公布一个正在进行的贿赂，他们需要公布贿赂的地点和数额，并在互联网上显示出一个印度贿赂问题的热点地图。腐败问题由之急剧减少。
所以，较好地利用技术手段，尤其是移动电话技术，实际上可以推动社会向更加负责的方向发展。从这个角度上讲，微博拥有很大的潜力推动这些改变。
人们也正在更有效地利用社交媒体，比如慈善机构一直在利用互联网募集资金，人们的捐赠途径拓宽了。同时，捐赠者和慈善机构的联系也更加密切了，捐赠者可以在互联网上看到他们的钱用到了什么地方，是否被正确地使用了。
这些类似的趋势还有很多。
慈善正在利用技术进行多种实验。新技术可以召集更多的公众，制造更多的信息，很多社会变革有了公众的支持就更容易推进;同时，如果从公众那里得到反馈，就更容易分辨一些想法是否合适，以及存在哪些问题。
《中国慈善家》：谁是美国现代慈善家的代表?
马修·毕索普：慈善发展有着时代特色，而比尔·盖茨和比尔·克林顿应该可以代表这个时代。慈善事业可以通过商业手段进化发展。25年后，慈善资本主义的发展会更辉煌，因为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会成为慈善家，越来越多的慈善家会相互合作。卡内基和洛克菲勒需要为身后的钱财做规划，现在的情况则是，人们在年轻时就变得富有，他们可以使资本在短时间内通过金融手段升值。马克·扎克伯格在20多岁就创立了脸谱网站，并且已经向纽约的学校捐赠了1亿美金。
现在的年轻富翁在有生之年有40到50年的时间捐出他们的财产，成为好的慈善家，投身慈善事业，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这是过去25年间最大的转变。这种转变不是关于钱财的，而是企业家的思想的改变，个人商业资本的想法越来越多地投入慈善，他们参与度越高，就越可能推进慈善商业的专业化。
《中国慈善家》：富人在改变世界，像盖茨基金会这样的组织可能正在改变非营利组织的生态，并且影响了制药业的商业发展。这是慈善事业的发展方向么?
马修·毕索普：在中国，盖茨基金会希望激励中国的牛痘疫苗公司成为世界疫苗产业的主要力量，帮助他们和世界其他地区比如非洲获得更多订单。
慈善事业面临的挑战是慈善家需要让他们的捐赠更加具有战略目标，而且慈善家也不会轻易更改他们的目标，所以面临挑战的NGO部门需要作出长期计划。
《中国慈善家》：你觉得现在的慈善机构应该注意些什么，比如透明度和治理?
马修·毕索普：世界上的每个人都能够更加透明，更不用说基金会了。相比之下，基金会在透露他们的失败经验时做的很不好，实际上，很多想法尝试之后并不成功。在商业领域，成功者乐于谈论他的第一桶金，以及他在以前的失败中得到了哪些教训。但是在慈善领域，人们耻于谈论失败，即使他们同样承认，比起成功，失败的经验更为宝贵。我经常说的一件事就是，设立一个慈善事业败局奖，奖励给那些伟大的失败者。我也很想比较商业领域和慈善领域的各种不同，包括失败的经验。
《中国慈善家》：能讲述一个伟大的失败案例吗?
马修·毕索普：Ebay的首任CEO杰夫·斯科尔曾经想在线上建立一个网站，提供给世界各地的村民们出售手工产品，非洲的村民可以把手工艺品出售给美国人。但是没有成功，因为物流费用太高，而且很多快递公司也拒绝接手这样的业务。看起来这是个很好的主意，非洲人出售手工艺，到达美国的消费者手中，没能很好推进的原因是，供给很难保持稳定。但是我认为，他的想法真的很开放，也许还有很多人都有这样伟大的想法。
还有一个例子是凯斯基金会的“玩耍力量”。凯斯基金会的想法是，儿童可以在玩耍中作出某些贡献，把水泵给孩子们做玩具，教会他们使用。但是实际操作中，水泵被成堆放在一起，这个想法无法付诸实行。失败的原因在于，他们没有维持的过程设计，如果水泵坏了谁来负责修理?所以水泵坏了之后就被遗弃了，没有人能够修理。
人们谈论失败时往往感觉尴尬，但其实他们可以得到不少警醒，因为这些失败经验给人很多启示。
《中国慈善家》：你认为美国和欧洲的慈善家有什么不同?
马修·毕索普：美国在20世纪出现了很多世界慈善家;而在欧洲，由于民主社会主义的兴起，政府在社会福利投入中占有更重要地位，所以很多慈善家的位置被政府所取代。欧洲的税收和美国一样高，因此富人也寻求各种途径有效使用手中钱财。我并不是说美国的税收很高，但是美国的税收政策促使富人们寻找各种可能设立基金会，防止钱被政府收走。现在欧洲出现了慈善的复苏，因为欧洲政府发现慈善在某些社会问题领域解决问题的效率更高，所以欧洲正在追赶美国的慈善发展。
《中国慈善家》：卡内基的慈善和比尔·盖茨的慈善内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
马修·毕索普：其实卡内基和洛克菲勒所做的慈善和盖茨的慈善没有太大不同，他们都是需求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他们都有长期目标。我认为最大的不同是，比尔·盖茨现在是全职的慈善家，卡内基直到60多岁退休后才成为全职慈善家。卡内基基金会现在仍然在筹集资金，但是盖茨基金会就是在散财。卡内基基金会实际是慈善事业的受益者。至于洛克菲勒基金会，他们虽有长期愿景，却没有得到很好地执行。
《中国慈善家》：相比美国，中国可能还处于卡内基的时代?
马修·毕索普：某种程度上是这样。现在中国政府理解到一点，允许个人慈善出现，这对社会更为有益，也不会降低政府的地位。个人慈善也需要知道它应该找到合适自己的位置，以在将来发挥更大作用。最近几年内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建立信任和自信，到那时，政府和慈善事业可能会变得更加大胆，就像美国现在这样，更多的企业家会涌现，更多的商业和慈善商业完全是原创的或者创新的。
《中国慈善家》：你对于中国慈善事业有什么期待?
马修·毕索普：相比五年之前，中国的慈善事业有了很大的增长，过去可能是更为传统的慈善事业。中国的慈善事业在未来五年到十年的发展将成为世界关注的话题，中国将找到合适的慈善事业模型。
(文章由本刊记者曲哲采访整理而成)
马修·毕索普 《经济学人》驻美国记者、
《慈善资本主义》一书作者
作者：马修·毕索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