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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政治文化中心论文 篇1：
内藤湖南的东亚文化观
摘 要：内藤湖南作为近代著名的汉学家，对中国史学有着精湛的认知，在《中国史学史》等书中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进行深入的研究，尤其是他的“文化中心移动说”，在东亚史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文章首先对内藤湖南文化思想进行解读，其次对内藤湖南中心移动学说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然后对文化中心移动学说进行叙述，最后阐释文化中心移动学说的实质。
关键词：内藤湖南;文化移动中心说;本质
一、内藤湖南文化思想
（一）民族文化是由民族道德组成
内藤湖南的史学思想主要包括主张中国近世始于宋代的“宋代近世说”、文化中心移动说等理论等学说。在这些文化思想中，内藤引经据典、根据自身对于中国历史的解读，通过考辨实证等方法，力图向人们呈现一个与传统史学相“背离”的史学观。不可否认，内藤湖南严谨的经世致用的治学态度，使其在汉学尤其是东亚史学的研究领域中获得极大的成就，并据此开创了京都学派的学术，对于中国和日本学风都具有一定的影响。
对于一个民族的组成，出于认知角度的不同，诸多学者都有着不同的认知，内藤也是如此。在他看来，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构成是由这个民族的道德修养、道德情趣以及民族知识组成的。内藤认为民族文化不一定要具有一种宽泛化，也就是说民族文化有时并非一定要吻合某一个特定历史时期人民群众的大众要求。不能因为在某一段历史时期因为民族文化对于现实社会没有太大用处就对其加以摒弃，或者干脆杜撰全新的民族文化。为此内藤湖南认为，对于传统文化、民族文化要抱着客观的态度来看待。对民族文化的起源和发端要正确认知，要尊重历史，不能对民族文化认知弄虚作假，这是内藤湖南研究史学一贯的态度，其严谨的史学观值得人们赞赏与敬重[1]。
（二）中国史就是东洋文化发展的历史
对于中古历史发展大势，内藤湖南在《中国史学史》中有着详细的论述，书中内藤湖南非常注重从当时所处的氛围和文化背景对中国史学进行研究。尤其是他极为重视对于中国诸地山川地势、风土人情、时运转移所造成的差异。并非简单地以史学而论史学，而是通过更为广阔和深邃的视野来对史学文化的变迁进行研究，并着力考察不同时代史家在学术发展与交融上的渊源关系。
对于中古历史的起源，内藤湖南通过研究和分析，得出结论：中国历史文化的发源地为黄河流域，之后伴随历史的发展移至长江流域，最后中华文明逐渐成为一股雄厚的力量，且终于一统南方和北方，融为一支人口众多的民族。此即汉代，汉族也在这一时间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周边的民族被汉族所逐一汉化，反而是北部的一些少数民族，如匈奴在汉朝的刺激下也开始逐步兴盛起来，并开始建立自己的国家。朝鲜民族和日本大和民族也在汉族的刺激下开始逐步兴盛与强大。尤其是大和民族不仅在汉朝时期开始兴盛起来，甚至在明朝和过往的匈奴民族一样开始变得“彪悍”和“反弹”。内藤湖南在这里之所以用“反弹”一词来执意刻画大和民族的优越性，是说日本大和民族原先是一个弱小的民族，婉如一根纤细的铁丝。但是在汉文化的刺激之下，这根铁丝开始变形，在外力和内力的影响下，铁丝转化为弹簧，并据此进行一种后续力量的勃发。在内藤湖南看来，外力显然是来自汉文化的施压，大和民族文化的“反弹”首当其冲就是弹向中国。而支持内藤湖南“文化论”的另外一个要素，即接受母文化的由来与作用[2]。
二、内藤湖南中心移动学说产生的原因
（一）维新运动后日本的崛起
内藤当时是日本政府最重要的一名学者，致力于分析中国制度，数次前往中国东三省进行调研，分析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作为史学专家，对中国国情非常熟悉。或许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内藤湖南可以对当时的中国政府进行提议，并付诸实践。内藤湖南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进行提议。他对当时中国的局面给予了改革的提议，且表明了赞同改革的立场，证明其不妄为一名专家，实事求是、有文化、有见地，能够切中要害。
（二）晚清社会的日益衰败
1840年以前，中国统治者实行闭关锁国的制度。规定外国商人只能在广东经商，而且需要经过中国政府的特别许可，在规定的区域从事贸易行为，进口需缴纳高额税款，出口则限定产品的类型与数目。此为滞后的传统经济制度下产生的事物，对晚晴时期的中国进步产生了巨大的阻碍。
清政府采取闭关锁国制度，此为自然经济造成的。自力更生的自然经济下，大家互不往来，政治方面则形成锁国政策。隔绝的小农经济，不需要与其他国家通商，清政府却引以为傲。英国人亦发现了这个问题，指出，“于生活必备的物品方面——尽管并非奢侈品方面——能够自足，所以清朝统治者完全不在乎和其他国家通商，觉得能够随便予以制约。”
满清政府对汉人严加防御，担心其在别国势力的帮助下从事反对满清统治的行为。因此，满清统治者多次声明中国和外国具有严格的区别，始终禁止其他国家的公民任意进入中国国界。满清统治者出台了许多防御外国人的规定，意在阻断华人和别国公民的所有往来。满清统治者对出海经商的华人亦出台了各种规定，不论是船舶的规模、出海的时间，还是进出口商品的類型与数目，都严加管制。
满清统治者采取闭关锁国制度，筑起了阻断中国与外国的高墙，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由于对海外通商的严格控制，极大地阻碍了经济的进步。而且，亦导致华人对国际整体形势的无知，满清政府则对其不闻不问，导致对其他国家的情况一无所知[3]。
三、文化中心移动学说内容
（一）中国文化发源于黄河、转移于长江流域
对于中国文化发源于黄河这一点内藤湖南没有否认，并在《中国史学史》进行详细了的叙述：黄河滋养了中国文化，于原始社会初期便产生了最初的原始文化，包括蓝田猿人文化、仰韶文化产生于渭水;大汶口文化产生于山东。六千余载之前，黄河流域已逐渐产生农业行为。四千余载之前，黄河流域出现了部分具有亲缘关系的组织群体，当中最具实力的为炎黄二个部落。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政经及文化中心始终位于黄河流域。该区域为中国科技与文艺最初形成的地方。
对于中国文化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内藤湖南认为是东晋灭亡以后北方的汉人衣冠南渡，来到江南，并将汉族文化广泛的传播到长江流域。这也和中国文化历史发展的脉络相吻合[4]。
（二）中国文化明治时期转移到广东
上文分析了内藤湖南对于中国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并逐步转移到长江流域的史学论断，其也符合中国史学的事实，在这一阶段中国文化的发展上，内藤湖南的观点还是中规中矩的。但在晚清时期中国的走向上，内藤湖南基于为日本国内政治发展服务，有了全新的观点。在他看来，到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中国文化在长江流域已经开始衰落，并逐步开始南下，慢慢转移到广东。如果单纯从文化转移的视角来看，晚清时期广东的新思潮的确较为发达，新学思想较为浓郁，但是仅凭此就认为悠久的长江流域文化在短短的数十年间便转移到广东，还是颇为牵强。不过内藤湖南“历史性”地将中国文化于日本明治时期转移到广东并非是一种简单史学观念，而是对其中国史是所谓的东洋发展史的诡论，是为服务日本国内政治所做的阴谋的史学替换。
四、文化中心移动学说的实质
（一）“曲解”中国发展
内藤湖南的文化论，主张中国社会业已进入衰退阶段，文化中心要从中国移至还处在成长时期的、极具生命力的日本;内藤湖南从史册当中搜索理论依据，提出了唐宋变革论。在《中国史学史》一书中内藤湖南以“宋代近世说”为基础，对于中国历史的起源与发展进行详细的阐述。其非常注重所谓的历史分期体系，从长时段上的角度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进行自身的认知，并在这个认知体系下很好地将宋代和清代相互贯穿起来。在《中国史学史》一书中，内藤湖南对于清代史学进行重点论述，据此来体现出其经世致用的治学意识。
毫不夸张地讲“宋代近世说”是内藤湖南研究中国历史的核心理论之一。按照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学理论，中国文化发展的大势是按照波动大势来进行时代的划分。其指出，从开辟华夏到东汉中期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上古时期，从六朝到唐代是中国历史的中古时期，从宋代到清代为中国近代时期。内藤湖南认为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和制度文化都有着极大的不同。
此后，内藤湖南又将该顺序进行颠倒叙述，文化中心于中国从古代到中古到近代的历史变迁中日益从北向南移动，最后从中国移至日本，此为上苍给予日本的历史任务，所以，日本一定要肩负起“挽救”中国运数的重大任务。然而，通过上文的论述能够发现，其学说的形成步骤为结论在先，存在着明显的主观性。而且，文章中“自然的”三个字屡见不鲜，却没有对任何历史现象的改变与进步的内因进行论述。如中国古代的权贵家族不是由于政治体制才从君主手中取得封地与百姓，而是自然地成为当地的名门望族，源于永恒存在的关系当中。无疑，这是因为这样的家族几代以前均有人当官的原因。
他把以上社会现象当成顺其自然的发展结果，无视宋朝皇权的拓展是因為“杯酒释兵权”的统治策略和各类“祖宗典制”的延续实施，也未能基于经济等各个方面进一步研究探讨出现此类情况的根本原因。可能是因为他想基于比较宏观的方面对中国历史进行观察的原因，内藤湖南在打造其学说时很多具体内容不够清晰，无法消除严重的主观主义倾向[5]。
（二）为其政治观点服务
1910年，日本侵略他国的欲望持续增长，内藤的学说亦逐渐露骨，他指出，中国于面对危难与灭亡的时候，说什么“保卫主权”与“不容侵犯”均毫无用处，中国是不是独立存在，和百姓是不是幸福毫无关联。一战开始以后，中国和日本针对毁灭中国的《中日民四条约》展开磋商时，他表示，日本掌管山东铁道，正好为对中国进行多国共同管理的有益的开始。内藤湖南向日本当局提议，“于解决山东问题的时候，应当彻底解决中国问题，否认中国为独立自主的国家。事实上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亦非独立自主的国家，所以日本需要以亚洲东部的稳定为目的，将解决中国问题的事情肩负起来”。“对中国需要使用的措施，应当进一步深思熟虑，全面且仔细的思考可以为日本创造幸福的中国的幸福，否则即无法彻底解决问题”。换言之，内藤湖南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式，结果应当有益于日本，不然如果有益于中国却不利于日本，甚至尽管对日本没有好处亦没有坏处也无法认同，从上述赤裸裸不加掩饰的叙述已经可以看出，内藤湖南的“文化移动中心学说”从一开始酝酿开端，就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其一方面打着对中国史学要本着经世致用的研究态度，另一方面却通过牵强地炮制所谓的“宋代近世说”和难以自圆其说的“中国文化从广东转移到日本”为其大和民族文化的优越性进行鼓吹，为日本侵略中国进行“合理”解释，这种将个人学说绑架为政治服务的行为深刻地揭示出内藤湖南“文化中心移动学说”的虚伪性。
五、结论
以上关于论内藤湖南文化中心移动学的论述中，可以感知内藤湖南对于中国史学的研究是具有一定造诣和深度，这对于研究中国史学也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但其为日本阴谋侵略中国而提出的种种史学诡论，服务于日本国内政治而提出的虚伪、主观的史学理论和治学目的，又是极其险恶的。
参考文献：
[1] 单磊. 内藤湖南“唐宋史学变革”说阐微[J]. 史学月刊，2015（03）：5-16.
[2] 杨栋梁. 在学识与良知之间：国策学者内藤湖南的“支那论”[J]. 史学月刊，2014（07）：100-110.
[3] 胡天舒. 内藤湖南的中国观——以《燕山楚水》为中心[J]. 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3（11）：47-52.
[4] 李欣，赵俊槐. 论内藤湖南的“文化论”[J]. 教师，2010（19）：127-128.
[5] 万书言. 内藤湖南的中国之行与汉学研究[J]. 教师博览（科研版），2021（03）：13-14.
（荐稿人：王献志，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秦雷）
作者：龙潇
汉代政治文化中心论文 篇2：
讲述文物保护新故事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过程中，发现了战国时期至清代墓葬千余座，以及汉代城址、汉唐窑址等遗迹，将通州繁盛历史时间节点从隋唐大运河开通时期推溯到战国时期。这一发现备受世界瞩目，引发境内外媒体持续关注。北京市新闻办抓住时机，传播北京文物保护和城市副中心建设与历史文化交融成果，展示首都文化中心影响力。
一、快速回应外媒需求，抓住传播北京文化中心契机
2016年11月24日，北京市新闻办、北京市文物局联合召开“北京城市副中心文物保护与考古新发现”新闻发布会会议，介绍了北京城市副中心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整体情况。《人民日报》等近50家境内外媒体70余名记者出席报道，首都之窗、千龙网等现场直播，首都博物馆等10余家在京博物馆官方微博微信联动推送。发布会引发世界主流媒体关注和兴趣，BBC驻京记者站和BBC总部在发布会后第二天即提出采访北京城市副中心考古新发现申请。北京市新闻办敏锐捕捉到这一向国际社会展示北京文化中心建设契机，迅速联合市文物局策划驻京境外媒体专题通气会，回应关切，连续发声，集中喂料，持续推深新闻发布会成效，引导外媒集中刊发于我有利报道。
二、精心策划外媒通气会，讲好北京文物保护新故事
首先，精心策划主题。我们对发布内容进行了细心研究，从文物保护和考古发现角度切入，讲述北京贯彻文物保护方针，文物保护与工程建设相互支持、协调配合取得的成果。其次，精选境外媒体。通气会主题并非突发事件，媒体报道不会侧重于消息类新闻，我们在外媒选择上精选信息覆盖面广、时效性强、影响力大、善讲故事、偏爱文化主题、关注北京文物保护的境外主流媒体，美联社、法新社等受邀媒体高度重视，相关文字、摄影、摄像记者均对这次通气会表现出极大热情。第三，精心设计发布形式。2016年12月8日，外媒通气会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举办，现场摆放十多件新出土的珍贵文物，浓郁的文化蕴味立刻把记者带入北京的历史长河中。市文物局副局长于平讲述发掘故事、漫谈文物历史，生动展示2000多年前通州的人文画卷和繁盛景象，为境外媒体提供了新鲜、生动、独特的一手资料。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驻北京首席记者帕雅拉先生说，“这个地方太有历史感了，它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挖掘报道的北京故事”。
三、媒体通气会气氛热烈，会后报道引发二次传播
通气会上，外媒记者与发言人近距离交流互动，亲切問答，摄影、摄像记者从不同角度拍摄文物，现场气氛轻松、友好坦诚，互动良好。会后，受邀媒体纷纷通过多种形式进行报道，内容重头且积极正面。美联社以“中国首都未来行政枢纽早在2000年前就是繁华之地”为题刊播了文字、图片和电视报道。还被英国《泰晤士报》等国际主流媒体转载。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将采访内容纳入“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发展”专题片，并在意大利国家电视台第一频道早间节目播出三分钟新闻。俄塔社也做出相应报道，法新社、共同社均表示，本次采访内容很丰富，要留作资料，用于制作北京相关专题片。一位常年为《泰晤士报》供稿的在京自由撰稿人看到相关报道后极为兴奋，希望就此专题进行采访，并要求建立固定联系，参加类似活动，通气会二次传播效果明显，显现外媒报道成效。
此次活动是我市实施精准外宣的成功案例。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提升国际传播能力：一是聚焦北京“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宣传主题，围绕境外主流媒体关注热点，掌握对外舆论引导的主导权和主动权；二是打造境外媒体专题通气会活动品牌，统筹新闻发布和外媒需求，发挥专题通气会“组织形式精致、媒体邀请精准、交流互动充分、报道效果突出”特点，主动“喂料”讲故事，长线传播重实效；三是整合资源形成大外宣格局，既要联合全市相关部门挖掘北京外宣资源，讲好北京故事，又要加强对驻京外媒分类梳理、沟通了解，确保信息传播有的放矢，润物无声。
汉代政治文化中心论文 篇3：
安吉出土的汉代铜镜研究
摘 要：在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中，镜子可以说是流传至今仍在发挥其基本功能的日常用品之一。古代铜镜除了最基本的照面的功能之外，还具备深厚的文化内涵和艺术底蕴，为了解中华文化的形成及演变提供重要史料。铜镜自诞生起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可谓中华文明的“活化石”。观察铜镜，我们可以细细感受和品味古人的智慧，了解所属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信息。文章以安吉出土的汉代铜镜为例，对铜镜的发展历程、纹饰内涵、出土渊源等做了简要分析，旨在为汉代铜镜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和方法。
关键词：汉代;铜镜;安吉;探究
0 引言
安吉县现为浙江省湖州市下辖县，位于长三角腹地。据史料记载，安吉县建县于汉中平二年（185），是古越国重要的活动地，是秦三十六郡之一的古鄣郡郡治所在地。约公元前770年，当时鼎盛的楚文化开始往周边地区进行文化渗透，安吉县便是楚文化渗透的地区之一，政治、经济、文化等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进步。因此，现今在安吉发现了许多古城遗址和贵族墓葬，是出土古铜镜最多、种类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和现代社会不同，铜镜在古代不仅仅是一件打扮装饰的辅助工具，更寄予了古人丰富的内涵特征和文化蕴含，从古至今，铜镜被赋予了圆满、团圆等吉祥寓意，是受人们欢迎喜爱的生活物件之一，也充分展现了其实用性、社会功能、文化内涵等，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美学价值和文化价值。
1 铜镜的发展历程
从我国各地出土的不同年代的铜镜看，不同时期的铜镜其雕刻手法、装饰手法及工艺水平都存在一定的差别。以汉代铜镜为例：西汉早期至中晚期的铜镜延续了战国晚期铜镜的制作工艺，多使用浮雕的表现手法，纹饰都比较平整，镜面边缘简单且多以光素为主。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雕刻技艺、装饰手法等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当时流行的是一种工艺水平较高的规矩镜，其制作技法十分讲究，镜纹形状多样，富于变化，“T”“L”“V”镜纹是当时主流的三种辅助纹饰，往往以凹槽形式加以打磨表现。东汉中期至晚期铜镜镜面有所变化，由平整变得略微凸起，按照现代物理原理分析，这样可以照出人物头部的全部，镜纽也有所增大，较为饱满。这一时期的铜镜设计更为科学合理，工艺水平在整个汉代也是数一数二的。此外，还创作了多种前朝未有的高水平装饰手法，如浮高雕式装饰手法，增加了人物的动感。东汉后期的神兽镜，图案布局为同向的梯形，称为“重列式”，给人一种对称的工艺之美。
纵观我国古代铜镜发展历程，对于各朝各代铜镜发展水平，学界比较公认的是：战国时期是我国铜镜的第一个发展高峰期。两汉时期是铜镜发展的黄金鼎盛期，两汉时期无论是铜镜的种类还是数量都达到了峰值，并且工艺水平也是最高的，其对后世铜镜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铜镜在两汉的高度繁荣也铸就了汉代丰富且发达的铜镜文化。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两汉发达的铜镜铸造工艺和有着丰富内涵的铜镜文化在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急转直下，由于政治的动荡和经济发展的下滑，铜镜发展在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进入衰退期。隋唐时期可以说为我国历史上铜镜的第二个发展高峰期。明清时期，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铜镜逐渐被成本更为低廉的由西方传入的玻璃镜所取代，铜镜铸造业逐渐式微，铜镜慢慢地退出历史舞台。
铜镜本为照面饰容的普通日用品，但是古人对于铜镜的铸造却极为考究，加上其精美的工艺，于是在40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人们赋予了其特定的文化内涵与象征意义。直至今日，铜镜在艺术品市场上仍然占据重要的地位，是极具观赏和收藏价值的珍贵文物。
安吉县是浙江省古铜镜出土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古铜镜是该县最为重要的文物资源。安吉县出土的古铜镜以汉镜的数量最多，不仅数量多，而且类型丰富，铸造工艺和雕刻手法也维持了超高的水平。
2 安吉出土汉代铜镜的部分纹饰物象内涵
现今出土的汉代铜镜中，西汉的四乳四神镜可以说是工艺水平最高的铜镜之一。四乳四神镜的主纹饰为著名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古代四大兽。在古代，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经常被联系到一起称为“四灵”“四象”等。早在《礼记》中就曾谈到四神，把四神当作较高地位的神明崇拜，人们对其充满敬畏之情。随着时代变迁，中华文化不断丰富发展，人类精神文明不断传承和创新发展，远古时代诸多事物的文化内涵与象征意义也随着时代的更迭产生了一定的变化，四神由原古星宿的代表，逐渐形象化、具体化。四神体系真正确立是在汉代，后来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和道教文化的兴起，四神又变成了道教中拱卫天帝的四大神将。另外还有四乳四虺镜，虺据说是一种毒性非常强的蛇，在铜镜中虺纹是一种比较抽象的龙纹形状。乳与虺，乳为凸出的钉状纹饰，通常钉打磨光滑、圆润，虺纹线条细致、流畅。
3 安吉出土汉镜来历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浙江安吉县作为出土汉铜镜最多的地区之一，考古学家多次考察安吉县却并未发现任何有关汉镜铸造的场所。那么这些在安吉出土的数量众多的汉铜镜是从哪里传入的呢，这成为考古界的未解之谜之一。根据各地出土的汉代铜镜概况结合安吉的地理环境可以推出以下两点。
3.1 安吉出土汉代铜镜与楚败越的关系
商周时期，安吉属吴越。到了战国晚期，越国败给楚国，安吉属楚，随着越国政治经济实力的衰微以及决定性的楚越之战，越来越多的楚人在安吉生产与生活，楚文化逐渐成为这里的主流文化，并一直延续了接下来的两百多年的时间。从安吉县上马山地区发现的楚文化棺木来看，其特点是挖坑深埋，最深的墓坑达6米，这在现代农村土葬中也是难以企及的深度。这些墓葬中有许多具有明显楚文化特征的漆木器、铜器和玉器。西汉早期是战国镜与汉镜的过渡时期，一方面战国镜继续沿用，另一方面許多地区出现了工艺水平更高的汉镜。通过对在安吉县出土的战国楚式镜和西汉的代表镜之一的蟠螭镜做比较，可以发现它们都存在着镜体轻薄和主、地纹相间等近似特征。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安吉出土的西汉早期铜镜，是楚败越之后从其辖区内传入，所以带有战国楚式镜的特点也合情合理。
3.2 安吉出土汉镜与临淄镜等的关系
根据考古资料和相关史实可以知道，整个西汉时期，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境内）是全国有名的铜镜生产基地，在这生产的铜镜获得了当地人民的喜爱欢迎，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一枚临淄所产的铜镜，而且临淄所产的铜镜声名远播，在长江中下游的江浙一带也颇受欢迎。经过铜镜研究专家的仔细对比，发现安吉出土的蟠螭镜等和临淄镜的外观形状以及铸造工艺都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汉广陵国（扬州）是汉镜的另一处大型铸造基地，吴王充分发挥扬州境内丰富的铜铁等金属资源，在扬州大造铜镜生产基地，生产了大量質优物美的铜镜并且在封地内大肆流通，受到当地老百姓的欢迎。到了东汉，会稽和武昌成为这一时期的铸镜生产中心，而安吉（当时为故鄣）是距会稽最近的地区。由此我们可否推测，安吉出土的汉镜有可能是从上述地区输入，以作为商品的交换或者伴随着人口迁徙等流传至此。
4 安吉出土汉镜的有利条件
面积不到2000平方千米的安吉县能够出土如此之多各式各样的汉代铜镜，离不开其源远流长从未间断的历史文化涵养和自身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
4.1 从未间断历史文化的涵养
从黄巾起义的第二年（185年）安吉建县开始，一直到民国元年成立安吉县公署，安吉的历史文化从未间断，哪怕是遇到较大的自然灾害与战争。安吉出土器物不仅具有鲜明的安吉地方特色，也具有当时主流文化的一般共性。商周时期，安吉属吴越。到了战国晚期，安吉属楚，随着越国政治经济实力的衰微以及决定性的楚越之战，越来越多的楚人在安吉生产与生活，楚文化逐渐成为这里的主流文化，并延续了接下来两百多年的时间。秦始皇时期，凭借着楚人在安吉的统治，楚人带来的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安吉的铜镜铸造业愈发发达，安吉也逐渐发展成为太湖地区乃至江浙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两汉时期的安吉是其历史上大发展大繁荣的黄金时期，汉朝统治者偏爱铜镜，对安吉的铜镜铸造业发展鼎力支持。所以，安吉境内能够出土如此之多质量上乘的铜镜是有其历史文化根据的。
4.2 政治文化中心与经济中心的连接地带
安吉地处太湖之南、天目山北麓，山水相依，为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交界处。境内河网密布，有大大小小的河流30多条，主要河流西苕溪从南向北横穿全县，最后注入太湖。长期以来，黄河流域所孕育的中原大地是历朝历代的建都首选地，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而到了南宋时期经济重心开始逐渐南移，安吉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捷的水陆交成为政治、文化中心与经济中心的连接纽带，成为连接南北文化的“信使”，为南北文化的交流与沟通提供了天然的“桥梁”。安吉西北楚墓和汉墓主要分布在西北一隅的平原丘陵地带，这里地势低缓且开阔，水陆交通便利，人口稠密，是安吉的经济和文化中心。
从安吉县已出土的文物资源看，这里挖掘出了早至春秋战国时期晚至东汉末年的棺木上千座，其中不乏身份地位尊贵的王侯将相棺木。更难能可贵的是，这期间五百多年的文化历史从未间断，这也侧面说明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自强不息、博大精深的深刻内涵。其实，我们结合安吉优越的地理环境、便捷的水陆交通以及这四五百年安吉的经济文化发展，安吉能出土数量如此之多、类型如此多样的汉代铜镜也就不难理解了。
安吉出土的汉代铜镜与自身持续近五百面的经济文化的繁荣、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是分不开的，它为研究安吉地区的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也为研究中国铜镜的发展轨迹和汉代铜镜的兴衰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材料。
5 结语
总的来说，我国汉代大部分铜镜厚重有质感，质量上乘，外观呈圆形或者不规则的似圆形。作为我国古代艺术和中华文化的瑰宝之一，铜镜一直被古人所喜爱，后世也有许多文人有收藏前朝铜镜的爱好，铜镜的发展轨迹可以说是古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兴衰史，因此铜镜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被人们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内涵与象征意义，为后人了解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提供了重要的物证。汉代铜镜在实用性风格的基础上透露出两汉发达经济文化的恢宏气势，展现了汉文化的大气、包容之风。安吉古城建于25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建城史近2000年。安吉县出土铜镜时间跨度之长令人咋舌，从战国时期一直到明清两代，品种类型丰富，堪称古铜镜的“活的博物馆”。特别是汉代铜镜，做工精美，品质上乘，保存完好并且类型丰富、品种齐全，为了解汉代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也为人们了解中华民族以及中华文化的延续提供了思路和方法指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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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浩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