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学科制度论文范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摘要]在我国国家学科制度下，升级在国家学科体系中的层级蕴涵着学科会获得更丰饶的资源和更好的发展空间，也蕴涵着学科需承载更重要的使命和责任。当前，我国国家学科制度正处在深度转型与变革之中。
第一篇：学科制度论文范文
学科制度建设笔谈
北京大学方文先生在《社会心理学的演化：一种学科制度视角》一文(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中提出了学科制度的概念。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认为，这一概念具有对实际存在的科学研究制度进行反思的可能性。为了推进科学研究制度的建设，2002年1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在北京召开了“学科制度建设”研讨会，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教育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等单位的二十余名学者与会，就中国学科制度，特别是文科学科制度建设的理念、内容，当前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加强学科制度建设的措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下面的笔谈，就是在这次会议发言的基础上组织而成。
后学的养成、评价和资助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方 文
学科制度建设，在当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复兴的语境下，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在全球化和本土化交互缠绕的两难困境中，迈上了艰难的重建之路。从1980年代有关人文精神的论争，到1990年代后期开始并持续至今的有关学术规范和学术腐败的探讨，我们可以触摸到其所蕴涵的精神脉动。它标志着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自我反省意识的兴起，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因此在新的时空场景下开始重建自身的学术品格，这就是对现状和既定秩序永不停歇的自主批判和怀疑精神。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创新，也因此迈入新时期。伴随这两次具有深远意义的讨论，作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创新基础的学科建设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对它的讨论已经产生了良好效果。但“学科建设”由于内涵过于空泛，其所蕴涵的智慧启迪的潜能，正慢慢枯竭;“学科制度建设”问题开始明晰起来，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
虽然“学科制度”概念仍有待学理上的仔细辨析，但它可粗略地界定为，秉承确定的职业伦理体系的知识行动者，在特定学科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创新过程中所建构的制度体系。其基本要素，涵括知识行动者群体及其职业伦理体系、学科培养制度、学科评价与奖惩制度和学科基金制度。下面我将概要讨论在学科制度中后学的养成、评价和资助。
一、学科培养制度
特定学科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创新，是没有止境的智慧苦行。学科培养制度，或规范的学科培养计划，使跨世代的天才学子，能持续地汇聚到学科成长的脉络中。在对科学发现优先权的激烈竞争中，天才学生，作为基本的符号资本(symboliccapital)，成为不同学术机构/不同国家争夺的智力资源。同时，他们和学科制度精英一起，也成为衡量不同学术机构的声望等级的重要指标。
学科制度精英，由于其所负荷的学术声望和符号资源，对作为符号资本的天才学生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学术的师承谱系，类似于谱牒谱系，具有学术资源和学术传统的继承和传递功能I.Lubeketal.,FacultyGenealogiesinFiveCanadianUniversities:HistoriograghicalandPedagogicalConcerns.JournaloftheHistoryoftheBehavioralSciences,vol.31,1995,pp.52—72.。与爱情类似，导师—学生之间的“亲缘关系”，由“人造血液”(manmadeblood)缔结而成。他们之间的联结，在特定学科的知识行动者群体中，构成生机勃勃的亚群体，他们同时也是学科中不同视角和学派之间相互竞争的主要动因。
令人遗憾的是，在这种亚群体的秩序维系过程中，忠诚而不是才情，往往被看成是最重要的品质。这种现实境况，往往是特定知识行动者亚群体的生命力衰竭、特定研究范式教条化和亚群体内部冲突的主要原因。
年轻学者的培养，也应该是学科培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较为完善而相对自主的学科制度的建设中，年轻学者能够在宽容而宽松的环境中，激扬其内在的创造性，而不是被拔苗助长，或者受挤压怀疑，或被纳入特定的学术帮派中。
二、学科评价和奖惩制度
知识行动者创造性的活动，主要以文本形式，在科学共同体内部传播、分享和评价，权威出版物的意义因此凸现出来。它们被置于像金字塔一样的学术声望等级结构中。其中，处于塔尖的旗舰期刊和学科制度精英共生共荣，结成牢固的符号霸权联盟，成为学者和研究机构学术声望和学术水平即学科评价的标尺。
以研究文本的原创性和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作为准绳和目标，学科奖惩制度，作为学科制度中的调节杠杆，激励知识行动者的诚实劳动，制衡作伪行为。值得强调的是，科学研究是高度专业化的，远远超越生活常识，因此，无论是奖励还是惩戒，都应该在知识行动者群体内部进行。这也是成熟的学科制度自身相对自主性的体现。
职称晋升制度，也是学科评价和奖惩制度的有机构成。在中国目前人文社会科学职称晋升的评定中所通行的“专著—数量制”，其弊端日趋严重。“专著—数量制”，应和自然科学一样，演化为国际学界通行的“论文—质量制”。
在学科评价过程中，有些研究文本，经受了长时段的严厉考验而逐渐经典化(canonization)，成为学科理智演化的历史路标和概念系谱的一部分。
但在后现代主义的脉络中，科学文本的真理性、客观性和事实性与文学叙事的人工性、主观性和虚拟性之间的二元分割，正面临挑战和解构。英国激进的社会心理学家比利希声言，科学文本，并不是理性或智慧对蒙昧或无知的启蒙或解放过程，它也只是一种平常的劝说过程，其策略无非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诱之以利，胁之以威”M.Billig,ArguingandThinking(2nded).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7/1996.
。而蕴涵在这些策略背后的，是精妙的修辞术(rhetoric)或措辞麦克洛斯基等：《社会科学的措辞》，许宝强等编译，三联书店，2000年。。
另一位激进的社会心理学家斯圭尔，以社会心理学的文本作为解剖对象，令人惊异地辨析出社会心理学的科学文本与文学叙事相类似的三种叙事的理想型。第一种是侦探叙事(detectivenarrative)，致力于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第二种是自传叙事(autobiographicalnarrative)，致力于用忏悔式的和主观的材料，去再证实其自身的客观性和有效性;第三种是科幻叙事(sciencefictionnarrative)，致力于探寻未知的新领域
C.Squire,CrisisWhatCrisis?DiscoursesandNarrativesofthe“Social”inSocialPsychology.InI.Parkeretal(eds.)，DeconstructingSocialPsychology.London:Routledge，1990，pp.33—46.。
以比利希为代表的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甚至是西方整体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话语转向(discursiveturn)，正在对主流的知识行动者的研究实践，尤其是学科评价和奖惩制度，提出无法回避的严重问题。
三、学科基金制度
学科基金制度，主要涉及两个相关问题：谁在资助?谁获得资助?
动员广泛的社会资源以资助学术研究，这是现代性演化的内在要求。但谁在资助，这首先是个问题。不同资助主体或基金主体，有其偏好的研究假定、研究主题、研究路径和意识形态倾向性，它们无可避免地潜入知识行动者的研究过程中，可能会干扰研究的正当过程、结果和对结果的解释与说明。粗略地说，有三类主要的资助或基金主体：民族国家中不同层级的政府所出资的基金主体，民族国家内部由企业或民间出资的私人基金主体和跨国基金主体。
民族国家在其国家建设和跨国竞争中，有其确定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创新的目标，而这目标，往往只能在诚实的知识行动者群体创造性的活动的基础上逐渐达到。因此，由民主政府出资的基金主体，尽管有其近期或远期的研究规划，往往较少干预研究的正当过程，但其政权和统治的合法性，是研究过程中几乎不可触摸的禁区。
民间基金主体，往往被预先设定了其关注的较为狭隘的研究主题和实用价值取向。在这个意义上，它较少干预研究的正当过程。随着国家和社会现代性的发展，民间基金主体会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
在全球化和区域化交互缠绕的境况下，跨国基金主体也逐渐地渗透到民族国家的科学研究过程中。由于强大的资助实力、明显的意识形态偏好和一定意义上的符号霸权，它往往会严重地侵犯研究的正当程序。但由于人类社会生活“非预期后果”(unintendedconsequences)的存在，这种干扰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会损害研究的合理性，仍需要仔细地考问。193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和美国基金会的复杂关系，作为个案，已经得到细致的研究江勇振:《现代化、美国基金会和1930年代的社会科学》，《中国现代化论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赵旭东：《超越本土化：反思中国本土文化建构》，《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6期。。
谁能获得资助?这是相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对知识行动者群体而言，基金资助是稀缺资源，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而学科制度精英在这种竞争过程中，往往处于优势地位，有所谓的“赢者通吃”倾向，或默顿所揭示的马太效应。但在这巨大的诱惑之外，总有一些特立独行的学者，无论置身于学科制度中，还是作为业余爱好者，超然于学科基金制度之外，在从事非凡的创造性工作。
学科制度，因为其研究者的社会行动者的身分，因为其培养制度、评价制度和基金资助制度，必然与宏大的社会制度发生联系。因此，如何在宏大的社会结构和过程的背景下，建构良好的学科制度，同时又能保证学科制度自身的自主性、权威和尊严，值得持续关注。
大学制度与学科发展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韩水法
一、学科是大学的产物，是大学制度及其结构的基本元素，尽管它在发展过程中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大学的范围
现代大学是从西方引进的制度形式。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学科作为一种制度和结构是作为大学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直到今天，学科及其制度基本上以大学为存在的根据，而从大学结构的角度来考虑，学科系统构成了大学制度的主干。很显然，从现代大学的发生史来看，学科首先就是大学这个大厦的基地和框架，大学的其他结构、制度成分是围绕学科的制度化而形成的：首先有一个学科，然后才有一个专业，有一个系，有一个学院，而不是先有一个学院，然后再有一个学科。现代大学专业、系和学院的分化应是学科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相反。
学科本身的发展一般而言有两种基本的形式，一种是学科的分化。我们看到，大学在欧洲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就是从单科大学发展到多科大学的过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欧洲大学一直维持着四大学科即文学、法学、医学、神学一统天下的基本格局。而在大学的古典时期，神学实际上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文(哲)学院则处于末位。但是，人文学科，尤其是哲学，却又是最具生发潜力的。从17世纪起，构成今天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的一些基础学科逐渐从哲学中产生和分化出来。到17世纪之后，哲(文)学院的课程已经包括逻辑学、形而上学、伦理三个基础学科，以及心理学、自然法、政治学、物理学、自然史、纯数学和应用数学、历史及其辅助学科如地理古文书学、科学、艺术、古代语言和现代语言等其他学科。至今西方许多自然科学的博士学位仍冠以哲学的名号，其历史渊源就在这里。今天，哲学的大厦里除了形而上学，仿佛就只剩下历史的辉煌回声了，但是实际上，哲学依然通过自身的活动为现代大学和学科的发展提供精神的和理性的前提。
学科发展的另一种形式是不同学科的综合，后者也就是通常所谓的跨学科的研究——这只是一种权宜的说法，而不是一种合乎科学的说法，因为所谓跨学科的“学科”是指新学科形成之前的传统学科而言的。事实上，在大学和科学与学术的发展过程中，学科的内涵与外延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因此跨学科之“跨”始终只有相对的意义，而其实质的意义就是新学科的萌芽与成长。就此而言，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最具典型意义，比如自然科学各学科无论就研究，还是就教学而论，它的核心内容始终是最新的理论范式规定。
从功能上来看，系、研究所和学院等等机构都是因应学科的分化与综合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这些学术基层组织和结构的存在理由就是学科及其发展。但是，在一定的情况下，尤其在人们急功近利而想达到某种目的时，往往会反其道而行之，想借助这种学术组织和结构给学科强加某种外在的限制，比如切断各学科在理论和学术体制方面的密切联系，将学科以及专业人为地细分至枝叶披离的程度，1953年效仿苏联模式而进行的“院系调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结果，由学科而衍生出来的管理组织如系、学院乃至大学本身限制了学科的合理的分化与综合，即学科的正常发展。此类问题在今天中国大学改革进程中依然存在，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二、大学原则与学科发展的哲学前提：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
大学从其诞生之日起，作为一种享有特权的学术和研究团体，一直是以一定的观念、思想和原则为自己存在的精神理由。这种精神性的宗旨也可以称为一所大学的哲学前提。
一般而言，现代大学制度是由1810年在洪堡主导下建立的德国柏林大学奠定的，尽管对此仍有不同的意见。培育柏林大学制度的思想渊源主要有两股，其一是理性主义，另一是新人文主义。德国哲学理性精神的坚实基础是由康德奠定的。在康德看来，人是理性的存在者，理性的形式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人的一切认识都必然依赖于这样的理性结构，而这就意味着人的认识具有普遍性，一切科学知识在形式上具有统一性。
新人文主义是一股复杂的思潮，它的核心是提倡人的个性和自由。新人文主义的大学观念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大学独立于国家，反对国家对大学进行干涉;第二，主张哲学学院在大学中的核心和基础地位，因为哲学是教师和学生大学生活的根本所在;第三，思想自由和独立;第四，强调科学精神。
柏林大学所确立的现代大学原则中最为核心的是两条。第一，在大学里面，学术研究、教师和学生学习都应当是自由的，这条原则通常简称为学术和教学自由原则。这条原则要求，教师有权自由决定研究的课题，采取自己认定的方法，自由地开设课程，大学允许不同的学派和流派存在。对于学生而言，他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所想学习的课程，自由制定选课计划，自己决定学习多长时间;学生也有权从一个大学转到另一个大学。
第二，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统一。大学的主要职能不是传授知识，而是追求真理，因此学术研究应当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教授应当从事研究并且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方法以理论化、系统化的方法传授给学生，学生不仅学习知识，包括最前沿的知识，而且更主要地是掌握方法，即独立地获得知识的方法，同时养成从事探索的兴趣与习惯。
这两条原则实际上也是现代大学的基本原则。
三、大学制度直接引导着整个社会的学科制度与学术规范
今天，大学是学科和学术研究的根据地。大学制度，尤其是大学的学术制度直接引导和影响整个社会的学科制度和学术规范。今天中国的大学在制度方面最重大的问题在我看来有两个。
第一，大学缺乏自主性。大学自主性是世界一流大学
的必要前提。对此，我们还缺乏足够的认识。
第二，大学缺乏基本的学术民主。大学民主的核心主要在于大学教授(师)应对大学学术与教学方面的事务具有权利基础之上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应由每一位正式教师公平地分享。这些学术与教学的事务主要包括课程设置，学生录取、考评和学位授予，教师选聘等方面的原则、规定和具体的决定。现在，这些事务只是由少部分享有特权的教师来决定——因为他们并不是以公平的方式遴选出来的。
大学学术民主是当今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条件，但中国的许多大学改革却逆之而动，正在致力于建立大学教师在权利权力等方面的等级制和特权体系，如首席教授之类。大学缺乏自主性和学术民主，必然会成为学术腐败的温床，而不合理的制度就会成为保护伞，至于人们试图建立的教师等级制和特权系统则会为这种腐败火上浇油。比如，大学教师剽窃现象就是学术不民主的必然产物。试想，如果基层学术单位的教师聘任与评价是由全体教师来决定的，这种现象还有存在的空间吗?再如，如果有了学术民主，还会出现“仕而优则学”的现象吗?
科学与学科的关系及我国的学科制度建设
清华大学文科建设处处长、教授 蔡曙山
方文先生的文章和由此而引起的关于“学科制度”的研讨，最根本的问题是科学(sciences)与学科(discipline)的关系问题，其他问题都是派生的。所以，我首先想讲清楚科学与学科的关系。
一、科学与学科的关系
科学与学科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科学自身的规律决定学科的规律，科学发展决定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当然，学科的划分和学科建设也不是被动的，它反过来影响科学的发展。在科学与学科的关系上，我们始终要划清两个界限：作用和反作用，学术的和行政的。我国目前在科学和学科关系上所存在的一切混乱，皆因不能正确划清这两个关系。
科学研究是以问题为基础，或者说是以问题为中心的。只要有问题的地方，就会有科学和科学研究。人们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自身的过程不会停歇，问题总是不断地产生。因此，科学的发展不会停歇，科学研究永远不会停止在同一个水平上。科学就其本质而言，它是人类理性和自由意志的产物，科学的成长随时随地都在发生。借用一个科学术语，科学的生长点是连续的，是处处稠密的。打个比方，如果把任意两个科学领域看成空间中的两个点，在这两个点之间又存在无数多的点，而新的研究领域随时都有可能在任何一个点生长出来。在现代科学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两个看似毫无关联的研究领域发生交叉，又重新生长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我们说科学研究无禁区，就是这个道理。学科是科学研究发展成熟的产物。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领域最后都能发展成为新学科。科学研究发展成熟而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的标志是：它必须有独立的研究内容、成熟的研究方法、规范和学科体制。讲到学科体制或学科制度，其成熟的标志与合理性又体现在二级学科的划分、学术评价指标、一定数量的得到承认的学术成果、特别是经典性学术著作以及学科的历史(学术史)这样一些规范之上。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本土化也是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由此可以看出，学科以规范化为目标，英文的“学科”一词，本身就含有“规范”、“纪律”这样的意思。从学科的这种本质属性可以看出，在时间上它相对于科学发展而言是滞后的，在空间上它相对于科学研究是不连续的，仅仅是若干科学研究领域的集合。在科学与学科的相互关系和矛盾运动中，科学是第一性的、决定的方面;学科则是第二性的、被决定的方面。这个关系不能颠倒。学科体制只能影响而不能决定科学和科学研究;如果认为学科体制可以决定科学和科学研究，那将是大错特错的。我们只能按照科学自身的规律来考虑学科体制建设的问题。学科体制建设要有利于科学和科研的发展。学科划分和学科设置是学科体制建设的重要环节，但两者有本质的区别。学科划分是学术的，它往往采用学术的标准，由科学家或学者来完成;学科设置是行政的，它更多考虑管理的需要，由管理者甚或行政领导来完成。符合科学标准的学科划分是符合管理标准的学科设置的基础，但现实的情况并不总是这样。现代教育体制和科研管理体制强化了学科体制，但常常强化了它的不正确的部分。
二、我国学科体制建设的现状
前面已经说过，学科体制建设应以促进科学发展为目标，但实际情况并不总是这样。例如，我国目前在学位点设置、重点学科评审和学科基地建设这三项重大的学科建设举措上，还存在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大家意见最多的是，关系重大的三项学科建设举措所依据的竟然是多年不变的旧学科目录!学科设置是管理者对学科发展和科学研究进行管理的基本而有效的手段之一，学科目录正是学科设置的规范性文本，这些都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学科设置应以符合科学标准的学科划分为依据，这一点却往往被管理者和行政官员们遗忘了。更可悲的是，他们一遗忘就是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而随时随地生长起来的交叉新兴学科就只能“无家可归”了。方文先生痛心疾首，为社会心理学寻找家园，其实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举不胜举。以我熟悉的逻辑学为例，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各国的学科划分和学科设置，逻辑学都是一级学科，列于众学科之首。而在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归为“哲学”下面的二级学科。这样，在20世纪初发展起来并引起“第三次数学危机”、“语言学革命”和“哲学的语言转向”的数理逻辑，以及其后发展起来的语言逻辑、哲学逻辑，在我国的学科目录中，通通“没有户口”。
如果一门学科没有户口，那悲哀可就大了。什么研究生招生、重点学科评审、学科基地建设，通通没有你的份儿，因为这些重大的学科建设举措都是照二级学科来设置的。这还不算，在教学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出版、各类基金项目的申请中，没有户口的学科也是难上加难。面对这种情况，从事这方面科学研究的学者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放弃，要么甘受冷遇和白眼。如果说学者遭受的冷遇是不足道的，那么，科学遭受的冷遇就不是不足道的了，因为科学遭受损失对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是一种真正的悲哀。目前我国高校采取一种变通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学科群体”或者“群体学科”的考虑就是一种很好的方案。例如，清华大学以“信息科学”、“生命科学”、“材料科学”、“环境科学”作为群体学科，重新组合原来的若干相关学科，并成立信息科学学院、生命科学学院、材料科学学院、环境科学学院，这样做极大地推动了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的发展。对于一些交叉学科或尚未形成学科的新兴领域，清华大学成立各类相关的研究中心来推动科学研究向成熟的学科发展。如“艺术与科学研究中心”、“宇航研究中心”、“生物芯片研究中心”等等。此外，清华大学还准备试行按学科门类授予学位。这些措施，都将有利于化解科学(研究)与学科(设置)的矛盾，有利于推动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的发展。
三、关于学科体制建设的两点建议
我国多年不变的、滞后的学科体制已经成为科学发展的障碍。目前国内的一些做法又强化了过时的学科体制。这种状况如不加以改变，势必极大制约甚至阻碍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为此，我认为目前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做出努力：1.各级学科管理部门(国务院学位办、教育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各类学科评议组等)应该认真清理现行的学科目录，对过时的学科进行压缩或删除，对已经发展成熟的新兴学科，特别是世界各国都有设置而我们没有的学科，要予以扩充和增加。更为重要的是，各级学科管理部门特别是国家有关部门，要建立动态的学科调整机制，用体制来保障学科调整，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适应科学发展的要求。2.考虑到学科设置的滞后性和离散性，学科调整不可能完全满足具有超前性和连续性的科学研究的发展。为此，应参照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具有本国最强科研实力、最具示范性的科研单位，在学科设置上给予更大的自主权，直至完全放开。允许其按照国际标准自主设立学科，并对它们在学位点设立、重点学科评审、重点实验室和学科基地建设、基金项目的申报和评审等各方面的举措予以承认和支持。
学科制度的内在建设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吴国盛
一个学科之所以成为一个学科，就在于它有自己独特的范式(paradigm)。范式有观念层面的，也有社会建制和社会运作层面上的。学科建设就要在这两个层面上进行范式的建构。观念层面上的范式建构，目的在于形成一种知识传统或思想传统(intellectualtradition)Intellectual在不同的语境中侧重不同的含义，作为学科范式的一种，我建议译成“知识”或“思想”，译成“理智”或“智力”似乎不妥。IntellectualHistoryofScience只能译成“科学思想史”。
，或者具体地说是一种研究纲领(researchprogram)，以便同行之间相互认同为同行，以便新人被培养训练成这项学术事业的继承者;社会建制和社会运作层面上的范式建构，目的在于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academiccommunity)，它包含学者的职业化、固定教席和培养计划的设置、学会组织和学术会议制度的建立、专业期刊的创办等。这后一方面，我们称之为学科的制度建设。今天我们主要谈制度建设，但必须认识到，学科的研究纲领与学科的制度创设有着内在的关联，而且前者对于后者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不同的知识传统会有不同的制度创设：中国传统学术所要求的外在制度安排，与西方学术所要求的制度安排是不一样的;今日人文社会科学所要求的制度安排与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学所要求的制度安排也不能完全一样;就是人文和社会科学之间，所要求的制度安排也应该有所区别。我们承认，今天的学术基本上是西方话语占主流，我们要求的制度安排基本上也是模仿西方的思路和结构，“优先权”、“知识产权”、“量化管理”都是来自西方的概念。但是，我们也还是要意识到，人文学科的制度建设很难有一个世界统一的模式，因为它对于文化传统的依赖性更强。在这里，制度的安排必须更多地服从传统的安排。事实上，传统(tradition)的安排也是制度创设的主要原动力。例如，哲学在我国的学科目录中分成8个二级学科(马哲、中哲、外哲、逻辑、伦理、美学、宗教、科技哲学)，这个划分不见得是合乎逻辑的——它们有的是按研究传统划分，有的是按分支学科划分，标准不统一——但却合乎我国哲学界的传统沿革和现状。制度建设包括外在与内在两个方面。外在建设主要是争取外部社会资源，比如争取社会舆论的重视，政府的重视，投资者和慈善家的重视等。有了这些重视，你就可以争取到硕士点和博士点，争取到本科招生权，争取到重点研究基地和重点学科;可以多设几个教授岗位，多招一些研究生，争取到更多的研究经费和出版经费，能够创办一些专业期刊，等等。由于我们绝大多数社会资源都由政府控制着，外在建设很大程度上就是如何跟政府相关部门搞好关系。外在建设只是学科制度建设的一个方面，目前中国学界的问题是，人们过分热衷于外在建设，“学问之外的功夫”下得太多。往部里跑，跑点，跑基地，跑项目，消耗了学者宝贵的学术生命。与此同时，造就了一批不是以其学术成就而是以其“外在建设成就”而知名的“学者”。他们显赫一时，占据着各种基地、学科点，手握大量的研究经费，但可能连一部像样的学术专著都没有。学风不正，与目前学科制度建设的“内”“外”倒挂有着密切关系。学科的制度建设应以内在建设为主，以“内”定“外”，外在的制度创设应该大体符合学科内在制度建设的水平。目前的“内”“外”倒挂现象，除了与政府干预学术过多有关外，与学科内在制度建设的薄弱也有密切关系。所以，当前更重要的也许是加强学科的内在建设。内在制度建设搞好了，以“内”定“外”才能水到渠成。何谓学科制度的内在建设?我的理解，主要是建立各种各样的学术标准和学术规则，而且这些标准和规则成为学者的共识，并内化为他们追求的目标和行为的准则，真正成为一种精神层面上的制度，从而起到规范的作用。以评职称为例，首先，我们必须有学术水平高低的基本标尺，评委们必须有能力判定被评者的学术水平;其次，还得有一个规则，以保证水平高的人评上而水平低的人评不上。所有的评比都有这两方面的问题。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学科有没有共同的优劣标准，有没有切实可行的优胜劣汰的运作规则?学术优劣标准的形成是科学共同体长期互动的自然结果，但往往无法形诸文字。比如学术大师，并没有一个外在的条文可以框定，他是历史地、自然地形成的。在科学技术领域，优劣标准正在被数量化、精确化，但是落实到最后，还是需要学者本身的鉴评力，以及合理有效的评判规则。比如我们今天很重视SCI，把它作为科研实力的一个重要标志。但SCI之所以比较权威，是因为它所选的杂志有合理的审稿规则，而且最重要的是，它的背后需要有优秀的科学家当审稿人。我们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杂志有多少是实行专家审稿制的?有多少是实行双盲审稿制的?如果学术期刊本身缺乏权威性，学术评估如何能够以之作为标准和依据?人文领域的学术优劣标准更难被客观化，因此它更加依赖大学者的判断力。没有大学者，学术评判就只好靠学术委员们投票来解决，只好靠量化处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重要的是，一个人文学科必须有自己的学术权威，在学术评价上他说了算。当然，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容忍不同风格、不同观点的学术权威存在，以维持学术生态的多样性。最后说一说最近人们经常谈起的学风问题。学风不严谨，老师首先有责任，他们没有郑重其事地告诉学生们一些治学的底线伦理。凡引文一律要注明出处，是治学作文的底线伦理，但这个底线不断地被中国学人所突破。中国学生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到研究生，都不知道有这个底线伦理，这是我们教育的一大失误，跟我们“述而不作”的学术传统可能也有关系。
当前社会学学科制度建设的问题
——在“学科制度建设”研讨会的发言(节选)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心教授 郑杭生
方文的文章《社会心理学的演化：一种学科制度视角》很好：它以社会心理学为个案，系统地论证了学科制度问题，给人以启发。
一、关于学科制度建设的一些理论问题
在我看来，所谓学科制度就是学科的规范体系及其物质体现;在学科的规范体系及其物质体现背后，还有某种深层的理念支撑着。所以，从层次来看，学科制度是否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处在第一层次的是学科深层理念;处在第二层次的是学科规范体系;处在第三层次的是学科物质体现。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主要是学科制度的软件;第三层次则主要是学科制度的硬件。前两个层次相当于方文所说的“学科制度精神”，第三层次相当于他说的“学科制度结构”。就社会学来说，其深层理念，就是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为了做到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必须实事求是地把握客观真实、现实真相;任何弄虚作假、掩盖真相，只会阻碍社会进步，增加社会代价。因此弄虚作假、掩盖真相，不仅是不科学的，而且是不道德的。可以说，社会学的全部学科规范都是为了在质上和量上保证实事求是，把握真相。无论是方文的文章所引的默顿的四种“普遍规范”：普遍主义、共有主义、无私利性和组织化的怀疑精神，也无论是我们经常引用的马克思的名言“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的情况来理解事物”、“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等，都是如此。方文的文章，把操作细则看做是低于普遍原则的下一层次的规范，这是对的。规范确实是分层次的参见郑杭生《也谈社会学的学术规范问题》，《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但他说普遍原则是“文化免疫的”，而操作细则是“文化负荷的”，我看值得商榷，因为，不论“普遍原则”也好，“操作细则”也好，都是有“文化负荷”的。上面默顿的四种“普遍规范”都不是纯粹“文化免疫”的。为了落实“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深层理念，落实保证“实事求是，把握真相”的规范体系，必须有它们的物质保证、物质体现。这就是方文所说的“学科制度结构”：职业化和专业化的研究者、研究机构和学术交流网络，规范的学科培养计划，权威的出版物，基金资助。
二、新时期社会学学科制度建设的问题
作为社会科学基本学科之一的社会学，自20世纪初传入至今，从制度建设或制度化的视角看，大体经历了一个“马鞍型”的曲折道路。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时，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学要赶快补课的著名指示之后，社会学又重新走上了学科制度建设的康庄大道。自那时以来，恢复与重建后的中国社会学在学科的制度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另一方面，毋庸讳言，要进一步推进社会学的学科制度建设，营造有利于社会学进一步发展的政策环境和体制条件，还有不少事情要做，例如：——在学位制度方面，博士点是按二级学科设立的。社会学在分类上，二级学科太少，限制了它的博士点的进一步发展，与它有超过100个分支学科的情况极不适应。1996年前，社会学这个一级学科中，有四个二级学科：即(1)社会学理论和方法;(2)应用社会学;(3)人口学;(4)人类生态学。其中社会学本身有两个二级学科。1996年调整后，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以及应用社会学两个二级学科被合并成一个二级学科。这样，社会学本身成了既是一级学科，又是二级学科，实际上是只有一级学科，没有二级学科。社会学本身只设一个博士点的制度，无助于促进社会学的发展，相反实际上限制了社会学的发展。——在出版体制方面，社会学的学术杂志太少，在这么多高等学校，除了上海大学所办的《社会》——普遍反映办得不像社会学学术杂志，——没有社会学的专业学术杂志。审批刊号“只作减法，不作加法”的做法，对经历恢复与重建过程的社会学尤其不利。——在学科规模上，从学科的设置到招生，与经济学严重失衡。经济学是应该大，问题是社会学太小，小到不成比例。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只重视经济因素，不重视非经济因素的问题，是不符合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理念的，如不加以解决，迟早要为此付出大代价。——在投入的政策和体制上，与自然科学严重失衡。重理轻文的倾向对社会学的影响极大。重理轻文的观念被错误地制度化了。社会学界非常欢迎江泽民总书记2001年8月7日关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四个同样重要”的重要讲话，受到极大的鼓舞。我们期望有切切实实的措施，一项一项地加以落实。
文科学科制度中评价标准的几个问题
北京大学教授 吴志攀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同仁邀请我出席座谈会，感谢你们选中了高校非常关心的话题。我想就学科制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高校文科建设中学术成果的评价标准问题谈一些看法。高校文科学科建设中的评价标准在高校具有非常重要的导向作用。这方面的评价标准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
一、自然科学的评价标准
对高校文科学科建设采用自然科学评价标准，这种情况越来越普及。例如，考核发表在一定国际学术刊物的论文数量，论文发表后的被引用率数量等。自然科学研究的一些评价标准无疑是必要的，也是科学的，更加是被国际普遍认可的。但是，自然科学的评价标准，有一些适用于文科，有些不一定适用于文科。从适合于文科学科管理的方面看，主要是学科成果计量化分析。统计和计量化管理是必要的，也是科学的，计量化才能客观地衡量学科发展，才能与国际同行进行比较。例如，世界一流大学的学术评价标准等。从不适合文科的方面来看，也是相当多的。例如，从论文的语言方面看，一般来说，自然科学研究使用英文发表论文已经成为不成文的国际惯例，而文科研究成果用本地语言发表的情况非常普遍。例如，全世界最好的中国文科的学术成果是用中文，而不是用英文发表的。再如，从文科研究方法看，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和研究者的个性受到文化背景、心理偏好、思想观念、宗教信仰、政治意识、生活习惯、历史传统等因素的影响，文科学术研究成果，更多地采用间接或婉转的方式来表达，而不是直接的表达。因为人是社会中的人，不是真空中的人，有些话不愿意说、不能说、不敢说。这种文科学术中存在的情况，古今中外都可以找到例证。基于这种情况，文科研究从根本上来说可能比自然科学更加复杂。从文科研究的问题与方法来看，可能带有研究者的认识问题的个性或历史性的局限性。这种个性化与历史性的特质，也不太容易被国际统一标准来衡量，何况在西方经常出现双重标准的情况。文科由此被称为“软学科”，它的成果不太容易像自然科学论文那样来进行统一的评价，而要放到具体的社会历史中，经过社会实践检验后，才能做出适当的评价。又如，从研究问题的过程来看，在自然科学领域，以小组形式进行研究的情况较多。在文科，则以学者个人单独研究的情况较多。这样，在同样工作量的情况下，由于人数不同，自然科学发表论文需要的时间要短一些，文科需要的时间则长一些。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还有其他许多区别，我不一一列举了。那么，为什么对这两个有许多区别的研究领域，在高校里却倾向于采用自然科学的标准来进行评价?我认为这同二者研究经费的差别有关。从需求方看，自然科学研究工作依赖于实验室与仪器设备，所以需要较多的经费支持;从经费投入方看，自然科学研究成果与物质产品比文科研究成果更加接近，所以，公司企业也更愿意出资支持一些自然科学的研究项目。相比之下，文科研究成果不太容易直接转化为商业市场的产品。从资金投入方面看，除非企业家个人有兴趣，或企业具有慈善计划，或文科学者与企业家有私交，一般的公司企业不愿意资助文科研究项目。从经费的需求方面看，如果不是特大型的全国调查(如全国人口普查)文科科研仿佛花不了自然科学那么多的钱(其实这是一个误解)。经费方面的巨大差别使得钱多的项目必然受到更多的关注。由于钱多的科研项目入账后，管理单位管理提成的份额大，项目为单位做的贡献也大，必然受到单位主管的高度重视。因而自然科学在高校中成为“强势群体”，文科则落为“弱势群体”。所以，像大多数“强势群体”的文化代表主流文化一样，对文科学科的评价标准，也倾向于“强势群体”，而不倾向于对“弱势群体”自身特点的考虑。
二、行政管理的标准
高校文科科研项目经费，主要依赖国家行政主管部门划拨。行政主管部门以及它的考核标准，就会直接或间接影响高校文科学科建设。研究经费投入到高校后，经过一个财政年度的使用，要有个年度总结，这是行政主管部门的期望。而文科研究工作多数是中长期的，其研究周期与行政主管部门的“期望周期”并不相符。于是，为了继续顺利地获得拨款，高校文科科研就会偏重短周期的项目。所以，即便行政部门没有表达他们的“希望周期”，但是，高校也会主动选择“小型化”或“短、平、快”的项目。目前文科科研领域中的浮躁和浮夸，与短期化与小型化不无关系。行政管理标准的另一个影响，就是数量化管理。数量化和表格化管理，应该说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有效方式之一。高校管理的企业化趋势，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行政管理表格中的数字是“会说话”的，会在高校排名排序中表达出无声的力量，而表格的数字又与下一年度的拨款相关，高校里的人们也会追求统计表格中的数字。如何在不造假的情况下，又能填写出数字来呢?只有搞小的项目，短周期的项目。追求论文发表数字的结果，使得项目的内容变得“不重要”了。于是，高校晋升教授职称要看发表论文的数量，论文要看字数。同样，还要看出版著作的数量，也要看著作的字数。表格上有文章或书的字数一栏，但不少表格却没有质量评价的栏目。这种不正常的评价标准，还在引导高校文科的科研工作。行政主管部门的权力大小与所能支配的资源多少有关。由于自然科学使用的经费多，文科的少，从国家政府到社会经济部门，从教育主管部门到高校的行政部门，普遍存在重理轻文的情况。在许多头衔的设计上，只有自然科学而没有文科的考虑就是一种表现。例如，理学与工学都有院士，文科无论人文还是社会科学，都没有这一设计，而头衔设计不同，工作与生活待遇也不同。经费和待遇设计中有这样许多不同，但是，在学科的行政管理上，却用自然科学的标准来管理文科，于是文科学者要么想办法靠到理科中去(如社会心理学)，要么就甘于被轻视。
三、市场经济的标准
市场经济的标准，对文科科研工作也有两方面的影响。当商业化的触角进入高校的时候，商业市场评价标准就会影响文科科研行为。例如，简约化文风原是我们的一种优良学风，但是，商业市场销售利润标准同这种文风相反，
出版成套丛书比出版一本书的经济效益要高得多，页码多的书比页码少的书价格更贵，出版社从盈利角度出发，必然趋向于出版“多卷本”丛书、“大全类”工具书。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高校文科教师的科研行为。但是，人们都知道，书的册数、论文的字数与研究成果的价值没有必然的相关性。商业利润对著作和论文数量的偏好，也连带影响了在读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他们的学位论文也越写越长了。过去，硕士论文写3—4万字，现在，一般硕士论文写5—8万字。过去博士论文写10万字，现在博士论文写15—20万字还感觉字数少，也有的博士论文写到30—60万字。在书和论文作为文科研究成果载体的时代，以字数、厚度、册数为衡量的标准;在电视和广播成为文科科研成果载体的时代，成果将以小时数来衡量。也许，有一天，文科的学术论文和著作中的节选，会按照在这种载体中使用的小时数来计算成果。从有利的影响方面看，商业化促进了文科科研成果的普及，这也是非常必要的，全国的纳税人支持了文科的学术研究，他们有权利知晓文科学者都做了些什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不反对文科学者在电视中讲他们的知识或介绍他们的研究，这是学者对纳税人的义务。商业化的影响使得学术研究传承和创造的知识普及到全社会，使得收入最低的老百姓也能够获得这些知识的一部分或大部分，这是好事。不过，它所隐含的评价标准对大学文科科研的影响还是有待研究的。
四、学者个性化的标准
文科学者具有更多的个性化特点，这成为德国现代大学的一个特征：“孤独”(柏林洪堡大学精神之一)。个性化也是人文学者思想独立，研究独立，不受非学术因素干预的一种保障。允许大学文科学者的思想独立和研究行为孤独，也表达了政府对学者的高度信任。由于文科学者的个性化和研究的独立性，横向比较文科研究成果的难度也就更大。文科学者的研究个性化也被误解过：其一，是否定个性化。看不惯文科个性化传统，认为个性化是不入主流或有问题的。另一种误解，是滥用个性化。个性化也不能胡来，个性化也要有根据。没有根据的个性化，是对个性化的扼杀。文科学者的个性化固然重要，但是，用个性化作为评价文科学术研究的标准，也是不容易的。个性化的文科研究成果往往像孤独者因不合群而产生的后果那样：不容易被人认识，不容易被人接受，更不容易当选为大众的代表。
五、国际主流标准
国际主流标准有两个要点，其一，是国际主流研究的方法;其二，是国际主流研究的热点或前沿课题。国际主流研究方法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它使我国古代经学研究方法中的神秘主义成分被逻辑推理所替代。这是非常大的进步。在今天，文科研究中的真理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以及泛政治化和泛意识形态化的方法，也要在借鉴国际流行的逻辑推理、社会调查、直接观察、田野工作等科学方法的过程中被替代。至于国际热点或前沿课题，情况就不那么简单了。究竟何为国际主流的研究热点或前沿课题，在自然科学领域可能具有一致认同，但在文科领域，各国学者分歧就比较大，难以有一致性的认识。美国人文学者感兴趣的课题，欧洲学者不一定感兴趣。亚洲学者认为重要的课题，美国学者也不一定认为重要。但是，我国高校文科在接受国际主流研究方法的同时，将国外主流研究的热点与前沿课题，也不加分析地一同接受了。六、本土化标准本土化研究方法包含有地方经验和文化传统，有非常轻巧的长处。例如，凭传统的经验就可以判断出一种发展趋势和大致的规律，原本用不着采用复杂的数学与统计学方法来证明。如果还要采用复杂的数学统计，就有些“杀鸡用牛刀”的意味了。但是，本地方法中的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部分，国际学术界听起来就不容易理解。唐诗宋词翻译成英文，其韵味就减少了许多。当然，为了让外国人知道李白的诗说了些什么，也必须用国际主流语言和表达方法翻译过去。
结 论：
以上六种评价文科学科制度的标准，在高校里是同时存在的。谁也不能取代谁，也难以将它们排序。我个人的看法是：高校文科科研的评价标准应该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标准之间应该是互补的，而不是排斥的;应该是不同学科有不同的标准，而不能一刀切。文科的学科建设不能搞齐步走，要在宽松、自由的氛围之中散步前行。我们应该在允许文科学者采用“团队式”研究方式的同时，也容许“孤独的思想者”，独自穿着拖鞋和睡衣，在草地上冥思苦想;在允许文科部分学者上电视和上广播，允许他们成为电视明星的同时，也允许部分教授坚决拒绝媒体的采访，只允许世人从他们的论文中读作者的思想，永远都不要看到他们的尊容;在允许文科学者将研究成果写成通俗的大众读物的同时，也允许部分学者写出那些连“圈里人”都读不懂的论文;在允许因为学者思想大大超前的同时，也允许学者的情感停留在历史长河之中。国家允许大学有一个独特的时空，以使文科的学者们有一个自由、独立、甚至是有些极端的思维生活方式。文科的学者们被允许极端强调某一观点、见解、知识和经验，以便引起社会大众对此问题的关注。综观世界上经济与科技成功的国家里的大学，几乎都给予文科学者以这种特殊的思维权利。只有如此，它们的学者才保持着冷静、沉着、深刻、独特与远见。世界一流大学能够保存人类的经验与智慧、知识与悟性的传承与创造，都离不开国家对文科学者的尊重与信任，于是国家授予文科学者们这些特权，并将这些权利写进法律加以保护。
中国文科学科制度建设与经济学精神
北京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教授 萧 琛
本笔谈系根据笔者2002年1月12日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召开的“学科制度建设”研讨会上的讲话，并结合近几年笔者在北大的几篇学科建设内部报告，应约写成。
① 北大著名教授袁行霈语。
很高兴有机会参加这样的研讨。应该说这是一场“伟大的务虚”，是“无用之大用”①。在当前国内经济学激情多投向“如何快速成功”的氛围中，哲学、法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学者们，能聚会于此并真诚热烈地探求文科制度建设的“要义”和“真谛”，实在是难能可贵!
关于学科制度不尽合理或者说还不够完善这一点，我同在座各位一样，不仅有深切感受，而且有切肤之痛。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科学学科制度建设工作已取得巨大成就，也有过重大突破。尽管如此，“学科空间界定”中大量的随意行为，形形色色的“人才”、“基地”、“重点学科”评审中相当普遍的“拍脑袋”氛围，“书评”、“评论”、“鉴定”中的“捧煞”和“棒煞”风气，“抄袭”、“剽窃”、“文凭交易”中的“道德颓丧”态势，等等，都仍然在腐蚀着学者的良知，消解着学者锐意“开拓”和刻意“原创”的努力，妨碍着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的繁荣。为此，我想就这些问题的根源和对策谈几点想法。
一、“智能产品”和“人才资源”的“认证”是关键
产品的质量、规格、级别乃至价码都需要“社区认可”，否则很难不胫而走。“智能产品”和“人才资源”也需要认证。而且这种认证在文科制度建设中具有基础性作用。——默顿就把认证放在很重要的位置:“科学王国的基本通货是承认。”默顿的“承认”就是经济学所讲的“认证”。由于文科研究对象特殊，其产品和资源的认证也特别困难。其一，文科研究的是人文现象。所谓的“事实”，即文科学者用以论证的原材料，不过是“真相”加上“感情”。感情当然难免缤纷多彩且倏忽可变。在哈佛大学，历史学、(理论)经济学等人文系科都被放在“人文艺术学院”中，实在不无道理。其二，文科研究的是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不同，社会现象盘根错节、不可“再现”。什么是社会?我的定义是：“社会就是一加一不一定等于二”。任何企图将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抽象成简单模型的办法，其解释力都难免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这里不仅有如何还原现实条件问题，更存在时过境迁的困难。经济学是科学吗?西方经济学家已经认真地问过千百次。研究对象特殊导致文科产品信息量大、涉及面宽，诸子百家各抱地势钩心斗角，这加大了对“智能产品”和“人才资源”的“认证”难度。一方面，“原创”和“开拓”等真有价值的东西显然很容易被淹没。另一方面，对于同一“产品”或“资源”的评价，往往会见仁见智，甚至截然相反而又都有理有据。“认证”是激励和监管的基础。“良莠不分”和“价码无序”必然导致竞争混乱和制度形同虚设。何为真才实学、何为拔尖学者、何为学术权威、何为朝阳学科，如何比较其重要性，用经济学的说法，就是(按稀缺性等)求得该资产的社会“影子价格”，最终都离不开对“智能产品”和“人才资源”的原始“认证”!中国文科学科制度建设的最根本问题，应当锁定在“认证”问题上。一切不利于“认证”，甚至是故意“搅浑水”的机制，都应在铲除之列，而一切旨在客观、全面、及时和连续地充分提供信息的举措，才有可能迎来璀璨的明天。“智能资本”的认证和管理，即使在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度，也还是“一个没有航标的海域”。因此，文科制度大厦的建设的确任重道远。
二、长期的文化传统和习惯势力绝对不可等闲视之
基本认证机制在中国并非一张白纸，只是受制于社会历史条件，质量上存在许多问题。一个基本规律是：越是对弱势群体的认证就越是容易公正。中小学生的成绩可能就比较客观，青少年艺术特长“考级”，公正肯定是主流。然而，成人、特别是有权有钱者的各种考级(如“高级经济师”等)，灰色地带就会增多，甚至往往导致整个考级的“净效益”为零为负。现阶段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学术能力“名副其实程度”倒置，可为典型写照。究其原因，恐怕离不开“考试”的宽严软硬。然而为什么要厚此薄彼呢?为什么规则总是同“钱”“权”之间有某种消极关系呢?根源恐怕需要追溯，不能简单责怪某个人或某些人。生产性努力得不到足够激励，分配性努力(投机)就容易滋生和泛滥，这在中国社会由来已久。千百年来，“升官”和“发财”在中国一直是同一概念。“升官发财不分”的经济学含义是“动力不分流”。“升官”应当求“名”(留名青史)，否则恐难清正廉明;“发财”则是经营性活动，应当最大限度追求的东西是利润。避雷针的发明者，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缔造人之一、科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当年在美国制宪会议上曾明智地要求将升官与发财拆开。他说：“人世间有两种爱好对人间发生着强有力的影响。这就是野心和贪心，也就是爱权和爱财。如果把它们拆开，那么，这两爱之中的任何一爱都可以成为推动人们发挥才干的一种强大力量。但如果将两者在同一目标上联成一体，那它们就会对许多人产生最猛烈的影响。”在“名”“利”可以双收、事业企业可以混为一谈的条件下，“分配性努力”一定会非常强大，人性中“恶”的一面就一定会被充分地发掘。所谓的“分配性努力”，是同“生产性努力”相匹对的一个概念，指的是那种不能扩大“经济蛋糕”而只图多加瓜分的努力，其极端形式是抢夺和盗窃。在学术领域，重则是剽窃，轻则是简单重复。不过，更严重的分配性努力恐怕还是“拉山头”和“学术圈权”。经济史上的“圈地运动”也许众所周知。“圈权”则是转轨经济改革中的新现象。用经济学的术语，就是“造租”和“寻租”。它导致文科学科制度建设举步维艰，每个人的努力受挫是他人努力受挫的条件。然而，一篓螃蟹，如何直挂云帆济沧海?“学而优则仕”可谓中国文化传统的另一“国粹”。它的制度结晶是“科举”。科举所型塑的是“应试教育”，鼓励的是死记硬背和防止出错(也即复制)，腐蚀的是学人的探索独创精神。这种小概率成功渠道、不鼓励个性和创造的机制，曾经在几千年中一直误导民族“精英”。它不仅导致中华民族丧失现代市场制度萌生和国民经济起飞的先机，而且严重地影响中国文科学者的“有效动力”和“有效探索”。
三、防止和矫正“金钱扭曲”和“权力扭曲”是认证的困难之所在
改革开放以来，“政企不分”，还有其派生形式“政教不分”和“政研不分”等，都容易尽可能多地将本可由学术文化“市场”解决的问题纳入到行政解决的范围，都容易将本可经由公共渠道解决的问题纳入到政治渠道。经济学所谈的“寻租”问题，在转轨经济中表现突出。“钱权交换”、“钱名交换”、“权名交换”等，现阶段可谓土壤厚实。拉山头和圈权显然需要成本，事后当然也需要利润补偿。结果是形形色色的“扭曲”。其一是“金钱扭曲”，赞助人用金钱优势简单置换学术优势。例如，许多学术刊物的编委压根不是该领域学者。这当然埋下以假乱真和以次充好的种子。又如，考不上名牌大学照样能拿学位，而且更舒服自在。这当然会亵渎凭真才实学考进的学子。“权力扭曲”主要指用行政权力优势简单置换学术优势。国内学术研讨会的排座和发言安排就往往很有意思;国内著述的署名方式似乎也有些光怪陆离，“著”一门“学”的情况竟是已司空见惯;而没有习题、没有注释、也没有参考文献的“三无教材”，竟然也相当流行，甚至还频频获奖。究其源，显然同媒体、出版权、教材编写某种程度的垄断有关。各种扭曲在现实中往往交叉作用，只是在说理时才有意识地拆出其纯粹形态。认证扭曲最可怕的是表现在人才认证方面。列宁曾经说过，要搞坏一个经济，最可怕的是破坏它的货币。而要搞坏一个学科，最可怕的恐怕是扭曲它的认证标准。“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在学术界广泛适用。如果我们可以说，一些书出版后的最大价值在于“报废”，那么，培养一个“假博士”的后果，恐怕就会殃及并可能报废一方水土。中国古来卖官鬻爵颇多，科场作弊也不鲜见，但标价卖秀才、卖举人的情况恐属罕见。而如今国内学位授予点的“圈权”状况委实堪忧。人才认证扭曲势必影响专家组的构成。专家中除了前辈“权威”，便多是“新秀”。经济学所谈的“路径依赖”，也即，现在的选择往往为已经存在的“选择集”所决定，在这里也会发生作用。例如，早年云集在名牌大学的一批杰出的学术权威，无疑是中华民族最值得自豪的资源。但是，前辈所擅长的领域是否还持久地属于“朝阳”学科?他们的学生及学生的学生是否还能够持续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等等，恐怕问题就没有那么简单。然而，在重点学科评选中，谁能较彻底地排除路径依赖的作用呢?至于“新秀”，恐怕也应当认证和区分其两种能力。一种是学术能力，一种是活动能力。在缺乏健全评论机制的条件下，学术能力通常只能依靠口碑来认证。而在口碑难以完整地提交到有关选择或评审会议的时候，学术能力或其它质量标准都往往只是一种软标准。相反，数量标准，比如能带来多少(项目)经费等，就显得“硬”而有力。其结果，活动型学者势必容易较快成功。而其伴随物，则不仅可能包括比较频繁的丑闻发生，而且势必包括教学科研质量的严重滑坡。量化标准同一刀切的管理有某种内在联系。鼓励脱颖而出当然无可厚非。问题是应当考虑文革后人才梯队的现实国情。例如，按年龄鼓励，就忽视了文革后老中青学者生理年龄和学术年龄的特殊关系。生理年龄相差十岁左右的人，实际是同时正规进入或正式开始其学术生涯的。没有理由按年龄勾销他们按学术能力平等竞争的机会。更不用说，文科需要较多的阅历和积累。不少“有学问”却“没有文化”的“学科带头人”的出现，似乎不无悲剧成分。最后似乎应当补充一句，学术干预中的问题，决不意味着政府不应当干预，而只是强调应当努力杜绝各种误导和滥用。按经济学的话，在矫正“市场不灵”时，千万也要注意预防各种“政府不灵”。当然这都是人类的两难问题。
四、“引用频率”、“匿名审稿”在何种程度上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改进文科管理的努力很多，现阶段常见的有“人才工程”、“教学基地”、“科研基地”、“重点学科”、“重点项目”、各种奖项、“SSCI标准”，等等。为此，专家评委会的组织原则和工作程序，显然值得重视。通常情况下，选择了“选举人”，也就基本选定了目标;选举人的素质，已累积的信息和提供信息的方式，势必共同影响决策的质量。设定原则和操作程序实质是构建提供信息模式。如果规则预先设定(可预见)、操作程序又完全透明，则“选举人”的素质及其可及时拥有的信息就是关键;否则，关键就在模式本身。控制决策程序，控制信息提供从而进一步控制偏好显示，就能控制对“智能产品”和“人才资源”的“认证结果”。这种模式的实质是“后规则”和“变规则”。尽管基本原则预定，但操作程序灵活可塑的空间仍然不小。因为在候选者、选举人和控制人之间信息远非对称和均匀。按目标选程序的可行性和成功率都很大。国外回避文科认证困难的对策之一，是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数学化”。几十年来，西方的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都尽可能多甚至是不适当地援引数理统计等方法，目的是简化研究对象、避免抄袭和力争有效累积。这种办法效果虽明显，但也不无危机。由于抽象太多，应用和普及势必困难。如今国外的理论经济学，似乎已日益难以找到恰当的论题。烦琐论证“常识”的情况，已经屡见不鲜。“新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和“公共选择学”的兴起，意味着一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上的“人文主义”回归潮的出现。数量化认证管理在国外也相当流行。给学术杂志确定权数或打分，就不失为一种办法。例如，在经济学领域，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一篇论文可得分100，《政治经济学期刊》或《经济学文献期刊》是80.88,《国际经济评论》是19.04,英国《经济学家》是9.95，而澳洲的《经济学文献》只有0.12，此外还有不少经济学期刊得分为零以下几段议论参见萧琛执行主编《效率公平与深化改革开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85—188页。。
确定权数的依据，据说是根据世界上最好的一百家经济学期刊上文章所引用的论文的频率。对此，一些非欧美的经济学家，如澳洲黄有光等，就认为“太过分”，“不能反映经济学家的重要程度和贡献度”。理由之一是期刊的选定太偏美国、偏英文和偏理论;理由之二是强调引用频率本身就势必导致初始不公平。匿名审稿在国外也存在争议。匿名审稿人本身也是“经济人”，即使能抛开“门户之见”和“校园政治”，审稿人能否花费足够精力，也是一大问题。由于对匿名审稿人的有效监控很难，而对于匿名审稿人来说，既有技术专业因素，也有暗箱操作问题，其结果是误判很多。为此，一些学者建议对那些实行匿名审稿的刊物允许作者一稿多投，以便让杂志之间有所竞争，同时还建议允许刊物向投稿人收取审稿费等，以便鼓励专家尽力。尽管如此，从根本上解决此类问题仍然很难。再就是SSCI问题。有矛就有盾。“无谓相互引用”情况的出现，已经令国外当局感到困扰。国内条件更有差距。经费多寡悬殊、意识形态迥异、经济文化差别，都会影响成效。例如，就意识形态而言，旨在建设中国特色市场制度的政策性研究成果，在西方重点学刊的引用率恐怕很难超过“犯人劳工”和“西藏人权”等领域的论文。又如，方法、语言、翻译等也不是小问题，尤其是中国的文科。“业绩”本身理应比他人评价重要。鲁迅和高行健文学成就孰高孰低，有识之士恐怕很少会想到诺贝尔文学奖这个尺度。事实上愈是民族的才愈是世界的。国际接轨理应只争朝夕，尤其是入世之后。但教育研究事业毕竟是百年大计。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当务之急是从娃娃开始抓教育(当然包括语言)的国际竞争力。
五、强化“竞争”、“揭示偏好”和及时、连续、充分地“提供学术信息”
认证的基本任务是充分显示真实偏好。这当然不能只仰仗人格与勇气。没有理由让说真话的人承担过重的代价。当然也没有理由让批评演变成不负责任的轻率之举。为此，一方面应落实“言者无罪”，另一方面也应设立“诽谤罪”和“学术伪证罪”。认证的基本过程是一种公共选择，其质量取决于所揭示偏好的质量。规则等信息的及时、连续、充分和透明，是揭示真实偏好的基本条件。“朝令夕改”，“暗箱操作”、甚至按“结果”选“程序”等，显然都会导致虚假偏好和错误认证。认证制度建设的基本原则是尽可能多地引入和强化竞争。“竞争”的负面极端含义是“以毒攻毒”。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为此，一支内行而健康的(专业)评论队伍及其相对独立的园地，是学术界保持纯洁的重要前提。至于评论界本身的“自律”和“激励”问题，应该说可资借鉴的国内外经验已经不少。例如各种职业自律协会的章程就值得参照。美国独立会计师协会的职业道德有203条。国内电视歌手大赛的规则对我们也不无启迪。“评委”阵容强大意味着“陪审团有规模”，可提高公正水平;“去掉一个最高分”和“去掉一个最低分”，是“剔除极端偏好”，可防高强度作弊;面对千百万观众“亮分”，意味着专家决策能独立透明，有利于偏好如实和中肯。在这种选择模式下，评委“作弊”的代价是“自损”。一般说来，他们不仅会非常谨慎，而且会有强烈的“表现”动机。因为观众众多、内行数量不确定，不内行不道德势必贻笑大方并且会授人以柄。最后是认证对象“描述信息”的提供问题。“扭曲”存在的土壤是信息不透明和不充分。为此，建立“开放、双向、只许添加不许推翻”的学术档案查询系统可能意义深远。学者学术情况理应彻底公示于众。只要所追溯的时间足够长、所追溯的空间足够广，决策的质量就可能得到一定的保证。大数定律永远强而有力。林肯有段名言：“你可以骗所有人于一时，也可以骗一些人于永远，但你不可以骗所有人于永远”。连续记录并彻底公示学术信息也许会伤及少数人并似有侵害隐私之嫌，因此肯定会有阻力。因为“模糊”往往为“南郭先生”所偏好。但应该说，这毕竟是可以起步、甚至是可以举重若轻的举措，至少桌面上和舆论上的阻力不应该很大。否则，消除扭曲、优化认证乃至成功建成文科管理大厦将真的没有希望。
〔本组文章责任编辑：孟宪范〕
作者：方 文 韩水法 蔡曙山 吴国盛 郑杭生 吴志攀 肃 琛
第二篇：国家学科制度视域下编辑出版学学科建设的进阶理路与思考
[摘 要] 在我国国家学科制度下，升级在国家学科体系中的层级蕴涵着学科会获得更丰饶的资源和更好的发展空间，也蕴涵着学科需承载更重要的使命和责任。当前，我国国家学科制度正处在深度转型与变革之中。论文基于国家学科制度视域，认为在巩固已有内在知识观念和外在组织建制建设成果的基础上，升级在国家学科体系中之地位和层级，完善立身之内在理论体系，形成独特与多元并存之研究范式，树立开放与包容之学科视野，构建现代学科之认同，是未来编辑出版学学科建设进阶的理路与选择。
[关键词] 国家学科制度 编辑出版学 学科建设 进阶理路
Development Path and Thoughts on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Editing & Publishing Sc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Discipline Institution
Pei Xu
（Press of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Hefei， 230026）
[Key words] National discipline institution Editing & Publishing Scienc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Development
1 問题的提出
学科具有两种存在形态，即知识形态与组织形态。学科建设是知识形态的内在观念体系建设和组织形态的外在社会建制建设的统一[1]。知识形态层面的内在建设主要包括概念范畴、理论体系、方法范式、知识传统、学科精神和学科认同等，组织形态层面的外在社会建制建设主要包括学科专业目录、专业研究机构、人才培养组织、学术交流机制、学科成果传播平台等。由此在逻辑上一般存在两种学科建设路径：一是以传统经典学科为代表的由内向外的路径，先形成学科独特的知识体系、方法范式，再推动外部组织建制的形成，如申请列入学科专业目录，建立专业研究与人才培养组织，成立专业学会，建立学术成果传播与交流机制等;二是“大科学时代”以现代新兴学科为代表的由外向内的路径，根据外部需求形成制度化的学科专业组织、人才培养组织、学科知识积累和传播平台，再逐步完善内在知识体系。前者过程较为漫长，后者效率较为快捷，两种路径交错存在于各类学科的发展史之中。与学科、学科建设、学科建设路径密切关联的是学科制度。现代学界则普遍认为学科制度是一种内在知识生产、专门人才培养、外在组织建制同步进行的融合性制度[2]。在该制度下，学科既要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和严格规范的方法范式，又要以开放的机制汲取百家之长，以此避免学科知识生产的固步自封[3]。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主要有两种典型的学科管理模式，一者为以我国为代表的统一、权威为特质的国家学科管理模式，二者为以欧美国家为代表的以提供统计功能与信息服务为特征的学术共同体学科管理模式。两种模式孰优孰劣难以定论，存在即合理，都有其存在的历史性与逻辑性。编辑出版学作为一门以研究编辑出版活动规律为独特研究对象的学科，在我国经多年发展和学界、业界共同推动，内在知识形态建设和外在组织形态建设均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如形成了有别于新闻学、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逻辑概念、知识范畴、理论体系，取得了在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研究生专业学位目录中的合法“户籍”，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较为完整的体系化的人才培养组织、专业研究机构，形成了较为顺畅的学科交流机制、学科成果传播机制等。但遗憾的是，在最能彰显学科社会组织形态建设成效的国家研究生一级学科专业目录中，编辑出版学仍未取得“席位”，还遮蔽于相关学科之下。在内在知识体系方面，编辑出版学科还未能提供掷地有声、令学界信服的重大理论成果，未能形成明显有别于其他相关学科的独特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未能完全构建起现代学科的文化自信与认同。当前，我国国家学科制度体系正处在深度转型与深入变革之中，其中两个动向值得关注，一是国家不再颁布二级学科目录，只颁布统一的一级学科专业目录;二是国家层面的学科评估和双一流评估进一步强化了一级学科的独特地位。在此背景下，编辑出版学学科建设之路何去何从，需要我们作深层次的思考和回应。今年，值国家学科目录调整之际，编辑出版学在国家学科制度体系视域下如何沿着“最优”的学科建设路径，在巩固已有内在知识观念和外在组织建制建设成果的基础上，升级其在国家学科体系中的地位和层级，完善内在理论体系，形成独特与多元并存的研究范式，树立开放与包容的学科视野，构建现代学科认同，是未来编辑出版学加快学科建设进阶路径必须思考的“大文章”。
2 我国国家学科制度的真实意蕴
2.1 进入国家学科目录体系蕴涵着学科将获得更丰饶的资源和更好的发展空间
放眼世界，目前主要有两种典型的学科制度，一是以提供统计功能、信息服务为特征的学术共同体学科制度，一是兼知识分类和权力管理为特征的权威、统一的国家学科制度[4]。我国施行的学科建设管理模式即为后者。在国家学科制度下，一门学科的成立与其内在知识体系的成熟度不完全存在正相关性，学科准入、学科划分、学科专业设置、学科人才培养更多时候是由政府依据社会需求统一规划、统一组织、统一主导、统一设定，学科制度的权威性、统一性、合法性等特质集中体现在学科目录及其功能上。一门学科进入学科目录，意味着该门学科学术新人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合法性”“特许性”，也蕴涵着该门学科会获得更好的发展空间[5]。学科的“合法性”伴生带来的是与其相应的组织、机构、职位、项目、经费等资源的“红利”，资源的“红利”意味着该门学科会比其他学科更容易吸引到一流学科人才、一流生源，一流的学科人才聚集会产出一流的学科知识成果进而巩固其在国家学科专业目录中的地位，螺旋式循环往复，形成学科发展的良性生态链。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理解老一代编辑出版学者笃志创建编辑出版学并推动这门学科合法化的缘由之一吧。
2.2 升级在国家学科目录体系中的层级蕴涵着学科需承载更重要的使命和责任
我国实行的是国家学科制度，学科专业目录是学科制度国家化的显性标志，其由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组成，是国家指导和规范专业人才培养，实行学科准入审核与管理的重要依据。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学科目录按三级口径设置，依次包括学科门类、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从学科门类到一级学科再到二级学科，是一门知识不断精细化、具体化，方向不断拓展的过程。而从二级学科上升到一级学科再到学科门类，不仅仅是其资源占有不断增加、发展和服务空间不断拓展的过程，同时也是研究对象范围不断扩大、内涵与外延不断丰富的过程[6]。在这一制度下，学科的升格不仅意味着学科在社会组织建制层面的“升级”与“提拔”，而且蕴含着学科需要在内在理论体系、方法范式、学科视野、学科自信等方面予以升华，需要承载更重要的使命和责任，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方面产出更大的成果以回馈国家和社会。
2.3 国家学科制度体系的改革动向蕴涵着学科需要前瞻性地谋划转型升级之路
相较于国外学术共同体学科制度下学科目录形成过程呈现出的“自下而上”特质，我国国家学科专业目录是由国家围绕科技发展最新趋势，结合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重大战略需求，在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主导、学术共同体论证的基础上，“自上而下”严谨有序地形成的。学科专业目录的异动和调整是传递我国国家学科制度体系改革动向的重要风向标，历史上学科专业目录的每一次调整一方面是因应“大科学时代”学科知识体系的变化和分野、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和升级的需求，另一方面是服务与学科密切关联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因此，学科专业目录的调整，内在地蕴含着各个学科需要紧瞄科学发展新动向、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从内在观念体系建设、外在组织建制、学科人才培养方案创新等方面前瞻性地谋划转型升级之策，以保持和国家学科制度改革的“同频共振”。目前，值得关注的一个动向是，随着学科目录的不断改革演进，随着赋予高校在一级学科下设置二级学科更大的自主权，国家不再颁布统一的三级学科目录体系，只公布指导性的学科门类和一级学科目录，二级学科在2011年学科目录中被取消。按照一级学科进行学科准入授权审核、高校在学科专业设置中自主权增强，成为近年来我国國家学科制度变革的一个重要方向。从国家颁布的“双一流”建设政策和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的指标体系设置来看，“强一级学科、弱二级学科”的变革动向非常明显，二级学科的弱化问题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虽然说取消二级学科建制是顺应大科学时代学科发展趋势的战略调整，但是二级学科建制的取消，对于“掩映”在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下的编辑出版学而言，不仅无法体味到政策调整所带来的益处，反而面临学科外在组织建制层面的危机。在此背景下编辑出版学何去何从值得慎思。鉴于我国学科制度变革的新趋势、新走向，以及国家学科制度下学科所承载的获取社会资源、赢得生存空间、服务社会需求的更深层次的真实意蕴，以及出版业的大发展与转型升级，需要前瞻性地谋划编辑出版学的转型升级之路，当前不仅要巩固编辑出版学的现有学科地位，还要努力推动这门学科向一级学科升格，进一步完善这门学科的内在知识体系，以适应国家学科制度改革的新变化。
3 编辑出版学学科建设的进阶理路与思考
3.1 升级在国家学科体系中的地位和层级
在我国国家学科制度下，学科在学科目录中从挂靠依附学科升级到独立学科，从没有“户籍”到取得“合法户籍”，从二级学科升级到一级学科，不仅意味着学科在知识体系成熟度上的提升，意味着学科在社会组织建制上的拓展，更意味着学科发展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优化。目前，编辑出版学已在知识形态层面的内在建设和组织形态层面的外在社会建制建设方面有了较为坚实的积累。如在内在知识层面，出版了大量的编辑出版研究论著，形成了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理论和知识，形成了有可归属的、具有独特研究内容的方向领域;在外在组织建制建设层面，进入国家本科专业目录和研究生专业学位目录，形成了从本科到博士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建立了编辑学会、出版研究院、编辑出版学重点研究基地等学术组织和学术平台，举办了10余种专业期刊。这些学科建设成果为编辑出版学从挂靠学科、依附学科向自立门户的独立的一级学科的升级打下了较为成熟的内外基础。
考察学科的衍生路径与生成逻辑发现，大科学时代学科的合法性不再单一地建立在知识体系成熟的基础上，更多的新兴学科是建诸于社会的需求之上。出版与科技的融合发展，出版业的新技术、新业态、新链条，出版业的转型升级与提质增效等都对编辑出版学的学科建设提出了更新更高要求。而现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发的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并没有“编辑出版学”一级学科的“席位”，大多数高校通过挂靠依附“新闻传播学”“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等相关一级学科的方式开展编辑出版学专业或方向的人才培养工作。由于所依附的一级学科不同，人才培养的规格、口径、标准、理念和模式千差万别，人才培养的质量参差不齐，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我国出版业的创新发展[7]。可见，解决不了在国家学科目录体系中独立的一级学科“席位”的问题，就满足不了出版业大发展对高层次出版人才的需求，满足不了建设出版强国、文化强国的需求。2020年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一轮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的调整期，我们应该通过强化编辑出版学科的内涵建设，抓住国家学科目录调整的机遇，实现编辑出版学由依附学科向一级学科的跨越和升级，争取在国家学科体系的“庇护”下聚集强大的社会资源，培养专业的学科人才，产出一流的学科成果，加快学科内在知识体系的发展成熟，进而巩固其在国家一级学科体系中外在组织建制的地位，以迅速发展起来的学科专业知识来进一步服务出版业的实践需求。
3.2 完善立身之内在理论体系
成熟、完整的知识体系是一门学问得以成为学科、得以立足学科之林的根本。考察我国30多年来的历次学科目录调整及具体实践，不难发现不少学科在建立之初，其内在的知识体系和精神规范尚未完全成熟。编辑出版学这一学科也不例外。30多年来，尽管编辑出版学已经形成内容较为丰富的学术成果，但仔细考证和反思我国编辑出版学的学理和学科建制史，我们发现编辑出版学的学科建设更多强调的是外在组织建制以及外在社会需求、行业发展需求，其学科理论体系根基的夯实还不够牢固，理智层面的深度思考还稍显不足，编辑出版学在基本理论体系的构建上是有历史欠账的，一些基本的学理问题还未完全解决[8]。如：编辑出版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其学科边界及其内涵是什么？研究对象是什么？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是什么？编辑学与出版学的关系问题，编辑出版学与新闻传播学的关系问题等。如果不能在编辑出版基本理论研究上有较大突破，完善编辑出版学立身之内在理论体系，即使升格为一级学科之后，因其自身理论之基的薄弱也存在在将来学科目录调整中被“下岗”的可能性。
所以，当前建设和发展编辑出版学一级学科，不仅意味着学科在学科目录中所处层次上的变化，更重要的是需要开展编辑出版学的元研究，廓清编辑出版学理论的内涵和外延，建构编辑出版学理论体系的框架与范式，发展学理性的编辑出版学，需要产出一批原创性理论学术成果，以赢得社会认可、赢得学科自信。由于一级学科是一门学问中研究领域相对一致的知识体系的集合，一般有若干方向领域构成。所以在学理层面上，建设编辑出版学一级学科，需要我们不断拓展学科的对象范围，不断深挖学科的内涵。既要重视完善编辑出版学科的概念、规律、方法、范式等方面的基础理论研究，又要重视选题策划、编校、印刷、装帧、设计、发行、传播、经营、版权、新技术等方面的应用研究[9]。要通过学科对象范围的拓展、学科特色方向的凝练、学科内涵的丰富，从史学研究、思想研究、哲学研究、文化研究、范式研究等层面构筑起编辑出版学作为一个独立的一级学科的理论框架体系[10]。
3.3 形成独特与多元并存之研究范式
范式犹如学科的“标签”，是学术同行间共同的语言表达体系、学术研究规范和知识基础规范的融合体，规范的范式是学科成熟的标准。一门学科如果没有范式，不仅学者间的交流变得困难，知识的传递和积累无从实现，而且学科的精神归属、文化认同更是无从谈起[11]。就编辑出版学科来看，因其一直“庇护”在其他学科的“羽翼”下，受出版业社会需要的驱动，大多数研究仅着眼于解决出版业实践问题，导致学科的研究主题较散，多为就事论事，“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研究方法特色性不足，相当一部分学术成果多为泛泛的文献分析、比较借鉴、问题探讨等定性的描述，精确的实证数据支撑不足，没有建立起独特的研究范式。因此，开展有范式的编辑出版研究是当前编辑出版学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这就既需要进行以问题为导向的应用性研究，更需要加强以内在理论问题为核心的学理性研究;既需要概念逻辑层面的思辨分析，更需要精准数据层面的实证支撑，据此发展出规范的研究方法体系;需要建立有聚合力、吸引力的研究团队，形成有影响力的学术流派，构建有原创力的理论成果;需要學界研究者与行业实践者的精诚合作，也需要学会、期刊等外在组织的有力支撑，通过设立重大科研项目、征集期刊用稿选题、开展学术交流研讨会议、出版重磅学术成果等方式集聚研究力量，推动学者之间的对话交流、碰撞批判，推动知识的传播和交流，推动构建共同的话语体系和研究范式。
随着科学的高度分化与融合，学科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学科交叉融合与学科范式的相互借鉴越来越成为科学的常态，“一家独大”的单一的学科研究范式已成为不可能，多元研究范式的并存已成为今日学科建设常态，这在人文社会科学里表现得更为突出。编辑出版是一个横跨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和自然学科，多元交叉融合的社会活动，只有借鉴不同学科的研究范式，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来认识，才有可能掌握其全貌。因此，对于编辑出版学来说，在努力构建知识体系、形成独特研究范式的同时，应该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姿态，认真学习、借鉴、融合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范式，要在推动构建共同的话语体系和独特的研究规范的基础上，形成相互补充、多元并存的研究范式体系。
3.4 树立开放与包容之学科视野
传统学科制度一般由学科准入、学科划分、专业人才培养等制度组成，有将知识分门别类并按一定的层次进行外在组织形态的建制化的偏好，其合理性、价值性在于顺应社会分工日趋细化发展的需要，易于形成学术共同体和学术研究规范，推进学科知识向纵深方向拓展;利于建立学科间的激励竞争机制，使学科发展有更强的内在自觉力。其弊端同样明显，学科之间因外在组织建制的显性标识而“门派”分明、恪守“城墙”，形成学科之间的壁垒，不利于学科间的交流与对话[12]。在国家学科制度下，进入学科目录是学科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但必须看到，进入学科目录虽然能获得一定的社会资源，有了组织庇护之所，但因为学科目录功能的“溢出效应”，如果编辑出版学与新闻传播学、图书情报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之间相互独立、分割，容易导致高校中编辑出版学科组织独立分设，人才培养口径狭窄，研究视野局限和学科队伍结构单一。编辑出版学如果局限在一个特定的范围内，关在学科制度的“藩篱”里“自弹自唱”“自娱自乐”，就会失去创新发展的活力。
因此，我们在维护强化编辑出版学的学科地位，争取把编辑出版学升格为一级学科的同时，要清醒地认识到成为一级学科之后尽管学科的内涵会进一步地丰富、外延会进一步地拓展，但学科目录中一级学科与一级学科之间的“围墙”阻隔会依然存在，特别是在国家强化基于一级学科的学科建设和学科评估之后，一级学科的边界似乎得到进一步固化，学科壁垒较过去可能更加坚硬牢固。所以，为了推动编辑出版学的健康发展，在努力推动建设编辑出版学一级学科的同时，须从一开始就要未雨绸缪，要树立开放与包容的学科视野，认真汲取部分一级学科建设的经验，弱化学科的边界，在学科组织设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学术成果传播等方面推动编辑出版学的开放和交流，特别注意利用相关学科的营养和成果来综合提炼形成编辑出版学的学科理论体系和学术研究范式。
3.5 构建现代学科之认同
学科认同是学科从业人员对自己所从事之学科的知识体系的独立性、完整性，组织形态的合法性、合规性，以及对学科地位、学科使命、学科立场的价值判断[13]。编辑出版学的学科认同主要是指编辑出版学人对自身“编辑出版学学者”社会身份的自我感知和自我评价，同时也包括对他者针对编辑出版学的评价展开自觉性反思的主动意识。编辑出版学在外在组织与社会建制上虽不断完善，但学科文化自信、学科认同的问题却一直存在，甚至有人抛出编辑出版学没有学术，不是一门学科的论调，认为当下的编辑出版学更多停留在一种编辑出版实践实务的探讨、现实问题的解决。探究此种解读的原因，应该说与编辑出版学理论体系尚未成熟、研究范式尚未成型、研究议题问题化倾向严重、学科标识模糊有很大的关联[14]。编辑出版学如何在学科内在知识体系构建和外在组织建制建设中，树立学科精神和学科自信，形成学科文化和心理认同，这是关系到编辑出版学一级学科建设走向和成败的关键之所在。
树立学科精神和学科自信，构建学科认同，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强化：首先，重视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尽管外在社会建制是学科生存的重要条件，但内在的观念知识体系才是一门学问立足学科之林的“定海神针”，一门学科只有通过完善知识体系，廓清学科内涵，厘定学科边界，形成学科范式，才能真正树立起学科自信。其次，要重视学术共同体建设。编辑出版学缘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它是由学术同行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的过程中形成的话语体系、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的集合体。作为新兴交叉学科的编辑出版学，精准而专业地表达其真正的学科价值，不仅要有知识体系支撑和多学科基础理论统摄，还要建立专业委员会、专业服务机构、专职研究队伍、专业出版物、人才培养实体机构等学术共同体组织建制，这是增强学科自信、构建学科认同的根本。当前尤其要重视发挥中国编辑学會、中国出版协会、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等专业组织的作用，通过提供专门的研究职位、经费和社会资源，定期组织一批学者开展学科基本理论研究，对于学科建设至关重要。同时要重视发挥专业理论研究期刊的平台作用，通过专辟理论研究、学术争鸣、学者互动等栏目可以将不同时空的研究者联系起来，推动学术交流与学术批判，推动知识积累与学术传播。 最后，增强学术认同还要重视研究议题的设置。研究议题不仅反映该学科的知识向纵深方向拓展的动向，反映该学科的学科视野和学科边界，还反映从业者的学科立场和价值追求，是学科认同形成的标志。随着出版和科技的深度融合，传统出版向新兴出版的转型升级，出版业新业态、新技术、新流程的不断涌现，需要编辑出版学界及时关注出版业出现的这些新变化，设置重大议题，总结纷繁复杂的出版活动中蕴含的内在规律，产出最新研究成果，指导出版产业的新实践，通过提升服务社会需求的能力，进而提升学术共同体的学科自信。
4 结 语
在我国国家学科制度视域下，进入学科目录体系，进而从学科体系的低一层级上升到高一层级，会是大多数学科遵循的建设路径，因为进入并升级在国家学科体系中的地位和层级，蕴涵着学科会获得社会学意义上的“资源红利”，会拥有更好的生存发展空间，但也蕴涵着学科需承载更重要的使命和责任。进入一级学科目录体系不意味着学科建设理路的“终点”，而是学科内在观念知识体系建设和外在组织建制建设的“新起点”，需要编辑出版学学科共同体围绕学科建设目标，进一步完善立身之内在理论体系，创建独特与多元并存之研究范式，秉持开放与包容之学科视野，树立现代学科之文化自信与认同，争取产出一流学术成果和人才培养成果，以实现学科内在理智和外在组织的有机融合，进而赢得其在学科体系大家庭中“不可撼动”的稳固地位。
注 释
[1]刘小强.学科建设：元视角的考察[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19-22
[2 ]鲍嵘.学科制度的源起及走向初探[J].高等教育研究，2002（4）：102-106
[3][美]华勒斯坦.学科·知识·权力[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2-42
[4]沈文钦，刘子瑜.层级管理与横向交叉：知识发展对学科目录管理的挑战[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1（2）：25-37
[5][6]刘小强.关于建设高等教育学一级学科的思考[J].高等教育研究，2017，38（1）：20-24
[7]方卿.加强出版学科建设应提上议事日程[J].出版科学，2020，28（1）：1
[8][10][14]赵树旺.反思编辑出版学：历史、学理与现实[J].现代出版，2012（6）：76-80
[9]万安伦，庞明慧.比较视域下的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体系建设[J].科技与出版，2020（6）：5-14
[11]刘小强.方法与路径：研究生教育学学科建设的方法论思考[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8（2）：1-5
[12]王伟廉.高等学校学科、专业划分与授权问题探讨[J].高等教育研究，2000（3）：39-43
[13]刘宇，凌一鸣.论图书馆学学科认同的构建：从学科史视角到学科制度视角的演变[J].图书情报工作，2011，55（19）：30-33+38
（收稿日期：2020-08-02）
作者：裴旭
第三篇：知识经济时代学科馆员制度建设探讨
摘要：在知识经济的时代，一切都以知识为基础，所有财富的核心都是“知识”，所有经济行为都依赖于知识的存在。本文在对知识经济的内涵进行概括的基础上,从分析学科馆员制度产生入手，提出了知识经济时代建立学科馆员制度的必要性, 探讨了建立学科馆员制度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知识经济;学科馆员;制度措施
知识经济是和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指以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为基础，以创造性的人才资源为依托，以提高科技产业及智力为支柱的经济，是人类社会进入计算机信息网络时代的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信息产业是知识经济的基础，具有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业群，是知识经济的核心;具有高素质并会用高科技手段处理信息的各类人才队伍建设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关键。在知识经济的时代，一切都以知识为基础，所有财富的核心都是“知识”，所有经济行为都依赖于知识的存在。
知识经济是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经济，而图书馆是传播知识和信息的重要场所，知识经济的飞速发展，给传统图书馆的服务带来了新的挑战，同时也给图书馆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对图书馆员也有了不同以往的要求。学科馆员制度的建立正是高校图书馆努力提高服务水平、与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相适应的一项新举措，是满足高等教育专业需求的必由之路，学科馆员制度的实施对于高校图书馆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高校图书馆服务品牌，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学科馆员制度的产生
学科馆员制度最早被称为“跟踪服务”。“学科馆员”是指了解乃至精通某一学科或几个学科知识并为该学科用户提供相关信息服务的图书馆员，它最早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图书馆。随后，在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部分研究型大学图书馆也推行了这种模式，并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在我国,学科馆员制度在国内的试行和确立,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它首先在国内的一些重点大学图书馆内开始施行,以清华大学1998年和北京大学2001年4月成立的学科馆员小组为代表，目前已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武汉大学、东南大学等四十余所重点高校图书馆陆续施行了学科馆员制度。尽管各高校对学科馆员的称谓不尽相同，职责范围亦各有侧重，但具体做法大体相似，即针对不同院系，安排具有对口专业学历背景的馆员担任学科馆员。每位学科馆员对口联系一个学院或几个系所，并与相应的图书情报教授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定期或不定期地交流信息，主要针对教师及研究生群体开展工作。同时，制定相应的学科馆员考核管理办法，同时接受图书馆和对口院系的监督考核。
二、建立学科馆员制度的必要性
传统参考咨询服务向深层次学科专业化服务发展的需要。图书馆传统的参考馆员主要是凭借对馆藏资源及其布局十分清楚的优势,为到馆的读者提供获取文献信息方面的帮助。对于当今社会各种载体文献骤增、网络信息资源庞杂浩繁、现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情况下,对文献提供高层次的研究型信息咨询已成为参考咨询工作的发展方向。由于高校学科覆盖面宽,专业涉及众多,无论多高水平的参考馆员也不可能为所有学科读者提供深层次的咨询服务。因此,学科馆员制度的建立,就架起了图书馆与院系沟通的桥梁,学科馆员通过直接倾听读者的意见和建议,使图书馆能够更深入、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有效地为教学科研提供选题、收集情报、情报追踪、定题等深层次的服务,并为学科建设提供文献保障,使图书馆的读者服务工作变被动为主动,变辅助性服务为综合性服务。
高校图书馆的功能定位及特定服务对象的需要。高校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之不同在于服务对象。高校图书馆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校内各学科专业人员和准专业人员,他们对文献信息的需求有其特点:一是学科专业性较强,二是同本学科相关专业的交叉性较强。各学科的专业人员来图书馆希望能方便快捷准确地找到所需文献信息,而一些准专业人员在浩翰的知识海洋中遨游时,也希望得到专业性的指导。基于这种需求,学科馆员制度的建立也就成为必然,即组织一批既熟悉本馆所拥有的各种信息资源,具有较强的文献信息检索、组织能力，又熟悉各学科教学科研情况,懂得某学科专业知识的图书馆员分别承担起专门为某学科读者提供深层次信息服务的工作。
稳定图书馆队伍以及馆员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据了解，各大学图书馆引进的人才中，图书馆学、情报学或信息资源管理方面的人员较少，其他学科、专业的人员却很多。学科馆员制度的建立，会给他们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一方面，能使他们努力学习有关文献信息工作的知识和技能;另一方面，能促使他们加强自己所学专业的深造和研究;再有，可在工作中创造条件让他们能充分发挥出自己的优势和体现出自己的价值。这样，既稳定了队伍，又提高了图书馆员的综合素质，从而达到高水平、高质量、高效率为学校教学科研服务的目的。
三、学科馆员制度建设应采取的措施
(1)确定担任学科馆员的资格条件。图书馆要深入了解高校的专业设置、学科发展方向以及各院系资料室的文献构成、文献来源、文献数量、文献的重复情况等。根据调查研究的情况,确定重点学科的学科馆员人选。其资格条件应当是：有较高的学历背景,最好是既有图书情报学专业背景,又有对口院系的学科背景;具有良好的计算机操作能力和信息收集、处理能力,掌握二、三次文献的编撰方法;具备较好的外语水平,特别是要有较强的阅读能力。此外,学科馆员还要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心,良好的服务精神、合作精神与开拓创新精神。
(2)明确学科馆员的工作职责。学科馆员可从属于图书馆信息咨询部,也可专门设立“馆藏发展与学科服务部”。其工作职责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熟悉与掌握自己所服务学科领域的文献信息资源，为本学科专业师生传递有价值的信息。主动联系本专业的读者群，向他们介绍本学科领域的文献资源情况，了解他们对信息的需求和建议。负责为对口院系读者和用户进行图书馆知识和信息检索知识的培训，指导他们掌握运用各种检索工具查找和利用所需的信息资源。征求对口院系对图书馆各种载体的文献资源建设和服务内容的意见与要求。协助对口院系的教师进行相关课题的文献检索，有针对性地为教学科研进行定期服务、跟踪服务和决策参考服务。定期编写更新学科的读者参考资料，包括书目指南、专题信息资料及学科的发展变化等信息。负责收集、鉴别和整理对口院系学科的网络信息资源，并在图书馆主页上为所服务学科建立学科网络导 航。
(3)落实有效的培养措施。近几年来,进入高校图书馆的人员的素质,总体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图书馆内实际上已经拥有一批既具有学科专业知识,又熟悉图书馆业务的工作人员,经过资格论证和培训学习,他们可以成为学科馆员。对于那些虽然尚不具备学科馆员资格,但精通某一学科知识,或掌握丰富的图书情报知识和技能的“准学科馆员”,要有选择地加以培养,让他们参加学科知识、图书情
报知识或信息技术等薄弱项目的培训,逐步培养成合格的学科馆员。培训方式可以在职培训或脱产进修,或其他灵活多样的形式。图书馆领导要鼓励工作人员报考其他专业进行深造,并采取协议、合同等必要的形式,让他们在完成学业后,重新回到图书馆,直至走上学科馆员的重要岗位,为图书馆作出新的贡献。
(4)加强人才引进工作。高校图书馆难以引进人才,经济收入低的因素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各界认为图书馆只不过是个服务机构,而忽略了它还是一个具有研究性质的学术性机构。因此,加强图书馆的学术研究是今后图书馆发展的根本出路,这也是吸引人才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尽管图书馆引进人才较为困难,但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化、多媒体信息正逐步取代印刷型信息,图书馆对信息领域的研究将不断加强,这正是图书馆引进人才的有利因素。
(5)提高图书馆学科馆员的待遇。对于学科馆员应给予相对较为特殊的待遇,如弹性工作制、低职高薪等,使图书馆既能吸引人才,又能用好人才、留住人才,使其人才队伍不断稳定壮大。在相对较高的待遇下，再加上图书馆的工作的缓冲性、知识性、趣味性、良好的学术氛围和舒适的环境，当然会有一批优秀的学者投入到学科馆员的队伍当 中。
(6)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对学科馆员的考核评价,主要根据学科馆员编制学科信息导航资料的情况(包括网络导航与学科网页的建立与维护)、自建学科学术资料的数量、为学科研究主动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资料的数量、举办学术讲座的次数及效果、培训的人次与内容、参与课题咨询与研究的情况、对口学科用户的反馈意见、发表与对口服务学科有关的科研论文的情况等进行综合评价,特别要注重学科馆员参考咨询、对用户教学科研的影响和帮助等方面业务能力的评价。要建立奖惩制度,对于业绩突出者给予物质和精神上的奖励;对于不能胜任的人员,让他从学科馆员的岗位上退下来,重新评聘。通过考核评价和奖惩,增强学科馆员的竞争意识和敬业精神,促其不断完善知识结构、专业结构和能力结构,在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和服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7)树立学科馆员终生学习的理念。在知识经济时代,学科馆员面对的是庞大的传统文献资源、数字化资源及网上信息的选择和获取,学科信息的无限性和专业知识、工作技能的有限性的矛盾构成学科馆员挑战自我的永恒课题,只有通过继续教育和终生学习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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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莉萍.建立“学科馆员”制度的几点思考[J].重庆图情研究,2006,(4):97-99.
作者：蔡永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