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经济民族主义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在介绍经济民族主义起源与思想本质的基础上,阐述了金融危机下经济民族主义的三种主要手段:保护贸易、保护资金、保护就业。在对经济民族主义展开理性分析的同时,结合金融危机下国际经济民族主义现状提出了我国的应对建议。
经济民族主义论文 篇1：
晚清经济民族主义思潮的内在矛盾与误区
关键词：经济民族主义；晚清；经济排外主义
摘要：晚清经济民族主义思想与观念中存在保护主义与自由主义、卫主权与争利益、经济优先还是政治至上三对比较常见的矛盾与冲突。晚清经济民族主义思想的勃兴，对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及其理性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将晚清经济民族主义一概斥为“经济排外主义”而大加贬损，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
文献标志码：A
经济民族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颇具影响力，迄今各界对这一思潮的认识和评价并不一致。相对于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思潮，学界目前相关的研究显得尤为不足，“尚处在起步阶段，并没有上升到理论化、系统化的高度”。无论是对这一思潮的产生、发展、演进的历史过程的客观描述，还是对其思想内涵与社会影响等方面的深入剖析，都远远不够充分。拙文《从利权观念的变迁看晚清经济民族主义》追溯并揭示了经济民族主义之核心理念——利权观念之产生及其思想内涵由侧重于经济利益（即“利”），向更加注重于国家主权（即“权”）演进的历史过程。在清季的半个多世纪里，利权观念曾存在于不同阶层的人们的思想当中，其内涵涉及到晚清经济、政治、外交等各个领域方方面面的问题。由于立场和利益的不同，思想与认识的差异，时代与环境的变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晚清经济民族主义者在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争取和维护中国经济利益和国家主权这一相同立场的背后，又夹杂着诸多矛盾、分歧与冲突。在此基础之上，本文拟通过对时人经济民族主义思想与观念的细致考察，选取在当时社会中影响较大的保护主义与自由主义、保主权与争利益、政治优先与经济先行三方面的矛盾与冲突进行论述，并结合内外历史环境对之予以剖析，以进一步深化对晚清经济民族主义思潮的认识。
一、保护主义与自由主义
19世纪上半期，面对洋货、洋烟对中国经济生产与社会秩序的大冲击，传统士绅的本能的反应就是将其拒之门外，以保护小农经济免遭破坏，国内白银不致外流，文化风俗与社会秩序不受侵扰。管同、黄爵滋、龚自珍等人在鸦片战争以前的主张就表明了这一点。然而，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国人逐渐意识到，与坚船利炮相伴随而来的西方廉价工业品不仅难以被拒于国门之外，而且其本身还有着令人难以抗拒的魅力。无论是否愿意，中国已经不太可能回到那种闭关锁国、自我封闭的老路上去了。因此，自鸦片战争以后，由魏源开其端绪，先进的中国人就开始寻求和平抵制西方经济侵略、挽回国家利权的办法。甲午战前，主张实行保护主义，即由国家扶持、发展民族工商业来抵御西方经济渗透与经济侵略，阻止中国利权外溢，是近代洋务人士与早期维新派人士的一个共识。
这种保护主义的经济主张的主要内容有两点。其一，呼吁政府出面扶持国内新式工商业发展，包括政府为新式工商企业提供财政支持，参与企业重大事务的决策和管理，减免税收，等等。这种官府扶持的工商企业经营管理的理想形式就是“官督商办”。其二，在中外贸易方面，主张政府出面整顿丝、茶、桑、麻等传统出口物品的生产，引进西方机器设备，仿制西方工业产品，并呼吁政府收回关税自主权、调整税则，重征进口税，减轻出口税，等等。其目的在于尽可能地扩大出口，减少进口，阻止中国利权外溢。
近代国门被打开后，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西方各国“平时谋国精神，专在藏富于商，其爱之也若子，其汲之也若水。盖其绸缪商政，所以体恤而扶植之者，无做不至，宜其厚输而无怨也。”因此主张起而仿效，实行商业保护主义，但也与中国国内自身的因素密不可分。中国近代工商业起步晚，技术落后，资金与人才也明显不足。甲午战前，近代中国有识之士莫不曾对政府保护与扶持工商业寄予厚望。不必讳言，这一时期积极鼓吹“商战”的爱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中包含有浓厚的“重商主义”因子。但应强调的是，中国早期商战论者虽然通过与西方传教人员接触，或者在海外游历，或者阅渎西方书报而获得不少西方经济学知识，但目前尚不清楚他们的思想中关于要求政府加强工商业的保护，阻止外来经济对华的竞争与压迫的行为是否受到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西方重商主义思想的影响。只是在商业保护主义立场上，近代早期的商战思想与欧洲的重商主义理论有着相似或相近之处。
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商业保护主义倾向开始遭到谭嗣同、严复等人的猛烈抨击。严复等人吸收了西方古典经济学理论，鼓吹经济自由主义，对成、同以来广为流行的保护主义（重商主义）思想大张挞伐。
首先，在中外贸易问题上，谭嗣同、严复等人均不赞同成同以来时人提出的通过提高关税来阻止洋货进口以塞漏卮保利权的主张。严复运用斯密氏之货币理论，认为上述见解错误的根源在于将黄金等同于财富，他说：“由于以金为财，故论通商，则必争进出差之正负，既断断于进出差之正负.则商约随地皆荆棘矣，极力以求抵制之术，甚者或以兴戎，而不悟国之贫富，不关在此。”严复指出，这种“保商之政”，对于国家工商业的发展，“名日保之，实则困之，虽有一时一家之获，而一国长久之利，所失滋多，”只有“翕然反之”，才能使“主客交利”。谭嗣同更是强调中外贸易，互通有无，对双方都有利。他说：“通商者，相仁之道也，两利之道也，客固利，主尤利也。”他对保护主义者将洋货进口视为中国贫困的原因，“绝之不得，又欲重稅以绝之”不以为然，指出：“故凡谓以商务税务取人之国，皆西人之旧学也。彼亡国者，别有致亡之道，即非商与税，亦必亡也。”严、谭二人呼吁国人以更加开放的胸怀，积极参与中外贸易，反对保护主义者所具有的封闭倾向。
其次，在发展国内工商业问题上，严复主张“听民自谋”，反对国家干预。严复说：“盖财者民力之所出.欲其力所出之至多，必使廓然自由，悉绝束缚拘滞而后可。”从这种自由主义观念出发，他反对晚清“官督商办”体制，指出前人“攘臂奋臆，常以官督商办为要图者，于此国财未有不病者也。”他还对所谓“保商专利诸政”不以为然，认为其“既非大公至正之规，而又足沮遏国中商业之发达”。
必须指出，谭、严二人同保护主义者一样，都反对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与渗透，都强烈要求维护国家利权。在严氏所译《原富》一书的按语中，严复对满清统治者愚昧无知，丧权辱国，致使帝国主义攫取了中国关税自主权与海关行政权极为愤恨，他指出，“至今則执我至重之税政利权，而其人则犹敌国之臣子也。”“此真为斯密氏所称自有史传以来，人伦仅见之事者矣。”
自由主义者的主张有着西方经济学学理的基础，但这一主张流行于中国，却也同样离不开中国近代的特殊国情。严复翻译斯密氏《原富》这一古典经济学著作的重要动机之一就是因为该书中“所指斥当轴之迷谬，多吾国言财政者之所同然”，他颇欲“从其后而鞭之”。严复等人呼吁中华民族以更加积极的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自由主义者猛烈攻击封建官僚体制对近代工商业发展的束缚与压制，体现了正在形成中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意志与心声。宣扬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对于中国而言，除了包含主动趋同于经济开放与经济自由的世界大势外，更重要的是在于寄望清政府能真正地扶植与发展私人资本主义。
笔者认为，对于分别倾向于保护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不同主张，我们不能简单地厚此薄彼。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二者既互相矛盾，又彼此互补，并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而此消彼长。中国走的是一后发的经济现代化道路，经济基础薄弱，发展民族经济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扶持，然而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政府体系又往往因缺乏现代性而对新兴经济力量的成长造成负面影响。近代中国的社会发展需要打破闭锁，积极开放，然而中外关系的不平等使得中国又必须时刻警惕西方的经济侵略与经济渗透，保护中国的民族市场与民族工业。保护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对立，正好体现了中国近代化进程的特殊与艰难。
二、国家主权与经济利益
拙文《从利权观念的变迁看晚清经济民族主义》业已阐述了晚清“利权”一词内涵由侧重于经济利益向侧重于国家主权转变的历史过程及其原因。其实，在处理中外关系时，经济利益与国家主权问题时常成为近代国人心中一对难以化解的才盾。
早在甲午战争以前，围绕是否应该举借外债兴修铁路问题，清廷内部就曾发生激烈的争论。反对者认为借外债不仅利息重，扩大漏卮，而且还有损民族主权。赞成者则认为借款修路是在中国发展实业资金匮乏，“欲筹之官，则挪凑无从，欲筹之商，则涣散难集”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铁路一旦修成之后，则会“本息有所取偿，而国家所获之利又在久远”。透过双方的争论，我们从中可见国家主权与经济利益这一对矛盾已露端倪。
庚子之后，二者矛盾与冲突日益加剧。随着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涨，国内新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中国资产阶级开始走上政治舞台，国人主权意识进一步觉醒，“主权亡则国亡”成为普遍共识。20世纪初，人们的利权观念之侧重点已由经济利益转向国家主权。主权意识的高扬使得人们在处理利益与主权的关系上普遍趋向“重权轻利”。
20世纪初，这一“重权轻利”趋向的表现之一是中国人为了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路权与矿权，不惜付出巨额的赎金。这充分地显示出20世纪中国轰轰烈烈的收回利权运动的宗旨主要是收回国家主权。
如表1所示，赎回九项矿场主权，中国总计付出9048 000元的沉重代价，再加上赎回路权的用款，则为数更巨。这对国力衰弱、资金严重匮乏的近代中国来说，其危害实不啻于剜肉补疮。时人就曾指出，“虽名为收回一利权，而其实非偿金若干万，即借外债若干万耳”。
第二个表现则是时人出于对主权损失高度警惕，往往不能正确看待西方的资金与人才。作为“外发次生型”的现代化国家，中国不可能如同西方那样通过国内的手工工场或者农业的发展以及海外贸易（包括罪恶的殖民掠夺）等途径来积累资金，因而中国现代化的启动面临着资金与人才的严重匮乏，需要借助于外部的资金与人才资源。近代中西关系的本质是不平等的，西方国家对华资本输出的过程就是其一步步地攫取中国利权，使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逐步加深的过程。因而，中国要想利用引进外资，输入技术与人才，就难免会有使国家主权受损的严重危险。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为了捍卫国家主权，阻止帝国主义经济渗透与经济侵略，往往情绪化地将西方的资金与人才也一并拒之门外。近代中国人在处理主权与利益问题上的偏激与失衡，对于近代民族工商业发展存在着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其在思想上的不良影响甚且及于当代。罗福惠主编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想论稿》从帝国主义在华侵略行径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冲击与灾难，以及中西方文化传统的差异与冲突这两个方面对中国民众这一心理失衡现象的产生进行了解释。这是极有见地的。笔者认为尚有一点需要补充，这就是必须看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所造成的认同危机及清政府官员的腐败对中国民众造成心理失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例如，在晚清“保路运动”期间，绅商与民众对待外债问题的态度因清政府政策转变而随之产生变化。前期民间各界人士对于借债修路的态度还是比较温和的，甚至大体上可以说得上表示理解和接受。后期随着与当局在铁路国有问题上矛盾日益尖锐，各界对于借债修路表现非常坚定的排拒态度。借债修路俨然成为政府对外出卖国家利权，对内掠夺广大民众利益的一大罪证。这一态度变化的过程实与当时政府的颟顸不无关系。
三、经济优先与政治至上
在中国传统的朝贡体制下，统治者及传统士大夫阶层很少从经济利益出发来看待中外交往，而多注重于中央帝国皇权威严的维护和华夏民族文化优越感的满足。重政治而轻经济，务虚名而损实际，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看待中外交往的普遍心理特征。因而中国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同政治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相比，显然缺乏悠久的历史传统。不仅如此，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又明显不同于西方，“民族主义在西方是近代工业发展到较高水平并产生建立统一市场要求的产物，也即民族主义是工业化的伴生物”。而以利权观念为核心的中国经济民族主义思想则是外发的，是对西方在华经济侵略与经济渗透的一种反应。因而，中国近代经济民族主义思想是与薄弱的经济基础联系在一起的。
19世纪后半期中国“利权”观念的形成与“商战”口号的提出，反映出近代中国先进人士对经济问题的高度关注和发展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强烈愿望。这可以说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当时远东国际形势相对稳定，倘若中国政府能够抓住机遇，大力发展民族經济，中国是有可能摆脱落后，稳步迈入富强文明之域的。不幸的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沉重惰性使得中华民族丧失了这一发展民族经济、实现现代化的良好时机。历史表明，这一机遇的丧失对中华民族未来的影响是长期的、灾难性的。如前所述，20世纪初期，由于内忧外患的空前严重，近代经济民族主义的核心理念——利权观念发生了嬗变。其嬗变轨迹有二：一是利权观念的内涵由经济利益转向国家主权；二是维护利权与争取民权密切结合，后者成为前者得以实现的前提。这一嬗变实际上使得晚清经济民族主义淡出历史舞台，融汇于“外争国权、内争民权”的政治民族主义洪流中去。
受之影响，20世纪初的中国人往往将政治问题的解决视作发展经济的前提条件。1901年，《新民丛报》发表了一篇署名雨尘子的题为《论世界经济竞争之大势》的文章。文章一开头就大胆预言，“20世纪，为欧人外部竞争之时代”，而所谓外部竞争，“皆经济上之竞争也”。他还指出，“政治上之竞争，其在一、二国，或正当从事，其在世界，则可谓已过之陈迹也。”作者警示国人：“自甲午大败以来，列国经济竞争之中心点，一转而至于太平洋，注乎中国，”因此中国人必须明白“经济上之侵略，较之政治上之侵略，其为祸乃更烈也！”这反映出作者对经济竞争重要性的认识水平及其世界眼光均较上个世纪的商战论者明显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在最后谈到中华民族的“自存之道”时，作者却认为“吾国之不振，非欧族使之然，白族不能建国家之故也。”因此中国人必须“去依赖政府之心”，并“以白族之力，保固有之土地权力”。显然在这里作者将中外经济竞争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内民族民主运动上。
对于这一点，梁启超在其所撰《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一文中说得更为透彻。梁氏固然认为经济界竞争至关重要，但他却又强调：“夫平准竞争之起，由民族之膨胀也。而民族之所以能膨胀，罔不由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而来。故未有政治界不能自立之民族，而于平准界能争雄者……故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
应该指出，20世纪初期的中国人同中国传统士大夫相比，尽管他们都把政治问题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但二者的心态却已大不相同。泱泱大国妄自尊大的心理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在民族危亡日趋紧迫下的焦虑与不安。他们对政治问题的高度关注与日趋激进则往往导致对经济建设的忽视，或者以强烈的政治诉求来进行经济活动，结果往往因违背经济规律使国家的经济发展陷于种种混乱与无序之中。
这种混乱与无序的现象在清末收回利权运动与振兴实业运动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时人梁启超当时就对此有所洞察并曾予以批评。他说：
公司之成立，往往不以企业观念为动机。如近年各铁路公司、矿业公司等，大率以挽回国权之思想而发起之。其附股者以是为对于国家之义务，而将来能获利与否，暂且勿问。此其纯洁之理想，宁不可敬？虽然，生计行为不可不率循生计原则，其事固明明为一种企业，而筹资本于租税，义有所不可也。以故职员亦自托于为国家尽义务，股东且以见义勇为奖之，不忍苛加督责，及其营私败露，然后从而掊击之，则所损已不可复矣。此等公私杂糅，暧昧不明之理想，似爱国而实以病国也。
梁氏对这种从政治热情出发，不按经济规律与原则从事经济活动所造成的弊端的揭示，可谓人木三分。不独梁氏有此认识，当时一些在华的“局外旁观者”，即外国人士对这一现象亦有深刻揭示。如一位驻中国东北的日本领事曾说：
中国的危机迫在眉睫，众信，必须发展地方工业，抵制外国商品的进口。但是，还没有进行过关于一般社会经济形势或供求关系的详细调查；也没有给计划中的收入和支出，提供全面综合的考虑；建设工业的一般需要的准备工作尚付阙如。在由这些模糊的，不成熟的实践所促成的危险基础上，可能为了满足较高层官吏的要求，或者为了回答人民的喧闹叫嚷，对工业的本质特点毫无所知，收回利权运动就把官员的轻信易欺和半懂不通的绅士的愚昧观点联合起来了。
帝国主义分子冷嘲热讽的言辞却也揭示了历史的真实：收回利权运动期间诞生的一大批公司、企业，大多数命运不济，旋起旋灭，“收回利权时期的乐观主义和欢欣鼓舞以破产而告终”，这场运动尚不足成为一次工业化浪潮。历史事实昭示世人：在一个国家与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中，政治、经济与文化各个子系统之间既需要密切配合，相互促进，又必须使三个子系统之间保持适度的距离与张力，维持必要的平衡。在三者之间过于厚此薄彼，必将给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当然，当回顾世纪之初如斯一段历史，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时，我们却不能轻率地鄙薄前人。中国有着几千年重政治轻经济的传统，近代工业化程度低下，全国统一市场尚未形成，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孱弱，而统治者又极端冥顽、腐朽。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政治与经济的失衡在所难免。
四、结语
诚如不少论者所指出的那样，相对于中国近代十分发达的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而言，经济民族主义在理论上显得颇为贫乏。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忽视经济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对中国民族主义近代化、理性化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台湾学者王尔敏谈到晚清重商思想时，曾指出：“若就民族主义而言中国之重商思想，则此实表现中国醒觉最理性之一面。”国内学者虞和平在分析清末民初“实业救国论”所蕴涵的民族主义观念时，也曾精辟地指出这种观念“已开始抛弃以我为中心，非我同类必无同心的盲目排外的传统民族主义观念，逐渐形成了以彼此平等，互通有无，师人之长补己之短为基本准则的理性化民族主义观念”，并且认为，“这种民族主义观念，不仅反映了清末民初中国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水平的提高，它还将对资产阶段的实业救国行为产生影响”。笔者对经济民族主义核心理念——利权观念的追踪考察，可以让人更加清晰地看到晚清经济民族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对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及其理性化所产生的重要推动作用。
近代利权观念的产生，首先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种族民族主义的一个否定，它显示出近代中国人在中外交往中开始走向理性与务实。尽管作为近代政治民族主义核心观念之一的主權观念的形成不完全是由利权观念发展而来，但是近代中国人在与外人商战，维护国家利权的过程中却日益感受到主权问题的重要性。20世纪初期国人利权观念的内涵之重心由经济利益转向国家主权，晚清经济民族主义暂时淡出历史舞台并融汇到政治民族主义的大洪流中。可以说，晚清经济民族主义催生和助长了近代政治民族主义，许多论者往往只看到了经济民族主义依附于政治民族主义的一面而忽略了这一点。
晚清经济民族主义思想的勃兴，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将晚清经济民族主义一概斥为“经济排外主义”而大加贬损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但是，由于晚清中国经济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有其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与时代背景，因而也无可避免地具有其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
其一，中国经济民族主义所蕴含的革新意识和开放意识均显不足。中国经济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与发展，从源头而言只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与经济渗透的一种回应。传统经济下所形成的保守、自封的心态尚未有根本改变，出于自卫的意识，中国对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冲击的回应显得迟钝、保守、被动、消极，固守、排斥有余，革新、开放不足。而同一时期日本的反应同中国相比则显得更加积极主动，其内蕴的开放与革新意识也较中国更为强烈。
1853年，日本著名军事学家高岛秋帆就立即上书幕府，反对锁国政策。他指出，在贸易方面，“蛮夫互通有无，已成习以为常之事。以此物易彼物，于双方均有益处。不仅贪一国之利，亦惠及各国民众”。1858年，越前藩藩主松平庆永也上言主张与西方列强通商、建交：
1.观方今之形势，显然已不可继续实行锁国。
2.近来我们亦期望主动航海于诸洲与各方进行贸易，故无理由拒绝来通商之人，且应允许外国公使驻在我国。
3.富国乃强兵之基础，今后应创办商政，开设贸易之学，与各方以有无相通，并据日本原来之地利，可致宇内第一之富饶也。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更是积极“殖产兴业”，发展对外贸易，强调“万国交际之诀，唯在贸易权力之扩张伸缩。权力扩张，则国自富，兵自强”。日本从民族利己主义出发，面对西方列强对自己国家利益与主权的侵夺，大肆鼓吹从朝鲜、中国夺取土地，来补偿从欧美所受到的贸易损失。并且以“失之于欧美，取之于邻国”作为自己的对外方针。近代中国人利权观念的形成与商战口号的鼓吹，是在军事抵抗失败后，面对洋货、洋烟在中国的倾销，“既不能禁洋货之不来，又不能使华民之不用”的情形下，旨在以“堵漏卮”，“绝外耗”或者“稍分洋商之利”。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人没有认识贸易中互利互惠的一面，更不曾将积极发展对外贸易视作中华民族走向富强的历史契机在，则是将中外贸易看作西方列强对华侵略的手段，结果只是“我利日兴，则彼利自薄”，类似日本人士的强调中外贸易的互利互惠，大力鼓吹自由开放的思想和主张，直到甲午战后才由谭嗣同、严复等人提出来。然而为时已晚，而且这迟来的呼吁也很难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
其二，晚清民族主义存在着诸多矛盾与种种失衡，并且产生了一些认识上的误区。这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不少消极的影响。保护主义与自由开放的矛盾冲突往往使人在扩大对外开放与保护民族工业上无所适从；在主权与利益问题上的畸轻畸重时常造成中国引进外国资金与人才的心理障碍；而以强烈的政治热情从事经济活动，这一政治与经济的失衡又每每导致国人在经济建设中一轰而起，一拥而上，忽视经济发展自身的规律，造成经济建设的混乱与无序，并且反过来使得国内政治层面的变革因为经济基础的缺失而受挫。
对于前人经济民族主义思想中存在的种种误区与非理性的一面，我们毋须掩饰，更不能轻率地予以鄙薄和嘲弄，而应将之纳入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中给予理解与同情。最后，笔者坚信，21世纪的中国人，在批判地继承前人宝贵的精神遗产的基础上，一定能够比前人做得更好。
作者：袁为鹏
经济民族主义论文 篇2：
金融危机下经济民族主义的回归与思辨
[摘要]在介绍经济民族主义起源与思想本质的基础上,阐述了金融危机下经济民族主义的三种主要手段:保护贸易、保护资金、保护就业。在对经济民族主义展开理性分析的同时,结合金融危机下国际经济民族主义现状提出了我国的应对建议。
[关键词]金融危机;经济民族主义;贸易保护;就业保护;投资保护
一、经济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思想本质
经济民族主义最早起源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倡导的以经济独立为主要内容的民族主义,是指那些尚未取得“现代化”或发达地位的国家,为控制本国自然资源和经济命运而变得越来越警觉,并认识到这种必要性。这一现象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民族主义。从宏观上讲,现代民族主权国家仍是世界各国公民各种资源和财富分配的基本单位,所以,即便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方面的民族主义也仍然十分强烈。当然与政治民族主义不同,经济民族主义一般不会引发暴力和战争,而多数以贸易战或经济摩擦之类的形式出现。由此可见,经济民族主义其实质就是一种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1],其外在表现就是将本国经济利益视为追求的首要目标,并最终提高本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二、金融危机下经济民族主义的回归与实施手段
自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随着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的传递,部分国家在应对经济危机时滋生了经济民族主义,尤其是从2009年年初美国众议院的“只买美国货”到参议院的“只雇美国人”,更预示着贸易保护主义正在美国卷土重来,并有蔓延的发展态势[2]。在美国这种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下,其他国家也快速仿效。如地处英国林肯郡的林赛炼油厂因本地员工抗议外籍员工夺去他们的“饭碗”而在2009年年初举行了罢工,罢工得到了20多个炼油企业英国雇员的响应,经过艰难谈判,林赛炼油厂不得不答应将一半职位留给英国人,罢工才最终得以平息[3]。又如马来西亚和海湾地区一些国家,当地政府为缓解国内失业压力而出台规定:鼓励企业雇用本国公民,甚至禁止一些行业雇用外来员工[4]。
对上述种种情况,一些专家、学者和分析师无不表示担心和忧虑。经济形势恶化为部分国家经济民族主义提供了肥沃土壤,并可能演变成全球化的政治危机。
当然,在目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民族主义更多表现为后一种形式,其实施手段主要包括以下三种形式:
1.保护贸易
保护贸易是经济民族主义的最主要形式。尤其在当前经济危机下,部分国家为快速摆脱经济危机的困境,实施了更加严格的贸易保护政策。如,一些国家的政府直接介入普通民众和民间组织的贸易争端中,甚至将贸易保护主义诉求上升到国家政策和立法的高度。同时,主要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开始升级。如2009年2月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首次公布了对华贸易政策报告[5],加大了对中国贸易政策的干预;欧盟频频启动反倾销程序,对来自中国、越南的皮鞋和我国的彩电征收反倾销税;美国、欧盟在贸易政策问题上甚至出现联手的动向,如共同将中国的整车零配件进口征税问题诉诸世贸组织;在瑞典,政府则出台计划救援绅宝和沃尔沃汽车厂及其供应商,尽管这两个汽车品牌已经分别为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汽车公司收购。瑞典政府的救援计划规定,这笔总计35亿美元的贷款和信贷担保只能用于瑞典产品[6]。
2.保护资金
资金保护主要是通过政府直接干预银行业务来实现的,这也是金融危机以来最厉害的经济保护手段。如法国和英国政治家们将纳税人的钱投向出现问题的银行,并要求银行更多地对国内发放贷款,为此,银行大量减少了国际贷款,冻结了大部分资金的境外转移[7]。同时,监管层面也开始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来考虑问题。如瑞士在政策上向国内贷款倾斜,并对国外贷款全额计入银行资本折算[7];德国经济和技术部长米夏埃尔•格洛斯在实施经济救助计划时明确要求接受政府180亿欧元(约合230亿美元)现金援助的德国商业银行,能够支持德国企业,优先考虑它们的贷款需要[8]。
3.保护就业
促进就业是一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首要目标,也是经济危机下各国实施经济救助计划的重要原因。事实上,无论是保护贸易还是保护投资,其根本目标都是为了将工作机会留给本国公民,实现本国公民的充分就业。部分国家在对外国投资并购等方面开始采取了各种限制措施。如在西班牙,房地产业泡沫在经济危机爆发后破灭,当地政府急于遣返外籍建筑工人。提出,只要同意3年内不返回西班牙务工,一名合法移民能够一次性领取其应得的所有失业补贴[9]。美国国会正酝酿修正《埃克森—弗罗里奥法》,对外国国有企业收购美国重要资产制定了更严格的标准并延长审查期;美国还先后否决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并购优尼科、阿联酋公司并购美国港口案;在阻挠中国联想电脑并购美国IBM公司未果后,美国政府又对联想电脑实施了歧视政策,规定其只能用于非保密系统[10]。法国则打出“经济爱国主义”旗帜,大力保护和扶植本国重点企业,强令国内燃气公司与苏伊士公司合并,以阻挠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的收购;法国还阻止美国百事可乐公司对达能食品公司的并购[11]。卢森堡曾一度试图联手法国、西班牙抵制印度背景的米塔尔钢铁公司对阿赛洛钢铁公司的并购等等[12]。
三、金融危机下经济民族主义的理性思考
从上述经济民族主义的产生背景、实施手段,不难发现经济民族主义的一些手段虽然能够从一定程度上保护本国经济,提高本国的国际经济地位,但经济民族主义还有很多不完善、值得进一步冷静思考的地方。
1.经济民族主义的论据不充分
目前,支持经济民族主义的理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商业上的合理性;政治上的合理性;作为当前的权宜之计。事实上,支持经济民族主义的上述三个论据都是站不住脚的[13]。其原因如下:(1)关于第一点,一些蒙受损失的银行对国内市场存在的风险和规模收益了如指掌,退回国内市场会让他们感觉更加安全。在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看来,经济民族主义表现最为强烈的是金融业。这是一种没有采取贸易或者关税壁垒的微妙的保护主义形式。金融保护主义使得银行退守于国家边界内,也就是说银行注重于国内贷款,而减少国外贷款。(2)关于第二点,对于那些想要将纳税人的钱投入到国内市场的政治家是合理的——只要投入得不是非常多。然而,这样做的成本却非常的高。(3)关于第三点,这是一种危险的自满情绪。美国国会中“只买美国货”计划的支持者认为,这种做法有利于保护国内就业。正如一些经济分析师所说的那样,这一理由可以解释为此举可让美国向其他国家“出口失业”。先前案例表明,这种做法如“经济毒品”,终将伤害美国自身。事实上,当民族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商业上的逻辑也无法停止他们的脚步。
2.贸易保护主义源自私利
在现实中,“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是许多国家对外关系的根本规则,每当危机降临,这些国家往往倾向于固守本国的利益。因此,经济民族主义在世界上一直就很有市场。 如今,经济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正在迅速蔓延。美国制造业联盟的执行主任斯考特•保罗表示,国会的“只买美国货”条款有着广泛的支持基础,美国民众的态度也非常明确,最近的民意测验显示,84%的民众赞成这一规定[6]。在法国上周进行的一次民调中显示,70%的人赞成政府在危机中采取某些特殊的措施,而支持在这个月就实施这些措施的人数,更是高达61%。而在德国,一项对中小型企业进行的调查显示,有78%的中小企业希望政府采取一些“保护主义的防护措施”,以便使它们能够远离全球衰退[14]。
3.贸易保护主义终将伤害自身
首先,从经济民族主义产生的负面影响来看,贸易保护主义不仅加剧了国际贸易摩擦,加重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外部压力,而且加大了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阻力。其次,历史经验也表明:贸易保护终将伤害自身。如1929年纽约股市崩盘触发经济危机,美国国会将其归罪于国际贸易,于次年通过了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根据这项法案,进口商品的平均税率从40%升至48%,3,200种外国商品(占总数的60%)的关税上涨。此举立即引发了全球贸易大战,国际贸易因此几近停顿。贸易战的后果十分严重。据统计,1929年至1934年,全球贸易总量缩水达60%以上[6]。很多经济史学家认为,世界经济之所以陷入大萧条长达10年之久,与美国在危机之初挑起的贸易战有直接关系。此后国际社会又耗费数十年,才逐步拆除这一时期高筑的各种贸易壁垒。
四、金融危机下中国应对国际经济民族主义的主要策略
在经济危机进程中,经济民族主义的抬头和蔓延,反映了民族国家在多极格局中的现实主义价值取向。在纷繁复杂的当代民族主义浪潮中,经济民族主义将是主流和常态。我国作为一个正在发展的对外直接投资大国,贸易伙伴的保护主义思潮对我国的海外企业发展将带来一定的损害。为此,中国应该谨慎对待和高度防范,同时也应及时调整自身的投资和贸易政策以应对这种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
首先,中国可以发表类似《白皮书》的文件形式,把中国经贸往来以及中国既要本身发展、又注重贸易双赢的政策和盘托出,广为宣传,也可以发动三亿中国网民辩论国际经贸合作的利弊,造成强大舆论,以期从源头上遏制国际经济民族主义的继续蔓延。
其次,在批评经济民族主义的同时,中国也应该检讨自己的经贸政策,并作出相应调整,毕竟我国的海外投资也是打着这样的旗号去开展业务,其带来的结果必然是与东道国社会矛盾激化,最终可能难乎为继。为此,更好的办法是承认东道国理性经济民族主义的正义性,将平等互利、增进东道国福利、实现东道国经济民族主义目的作为诉求,这样比某些国家的那种盛气凌人的批判更能赢得东道国社会的认同。通过这种方式实现我国在外资政策和海外投资政策主张上的统一,对我国更有利。
[参考文献]
[1]梅新育.辨析经济民族主义[EB/0L].21世纪网, 2008-9-18.
[2]方宁,罗书宏.警惕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阴云再起[J].中国对 外贸易,2009,(2):30-32.
[3]韩建军.经济恶化触发“极右”风险[EB/0L]. http://www.chnd.net.cn/HTML/2008/xwrd200801/200927183.html. 2009-02-11.
[4]扬子晚报.经济恶化触发“极右”风险[EB/0L]. http://www.sina.com.cn,2009-02-09.
[5]新华社.联合国:美中贸易关系进入一个承担更大责任和加强 执行的新时代[EB/0L].2009-02-14.
[6]赵海建.危机唤醒经济民族主义幽灵[EB/0L]. http://www.sina.com.cn,2009-02-12.
[7]毛心宇.经济民族主义的回归[EB/0L]. http://www.yeeyan.com/articles/view/395/27578,2009-02-10.
[8]桑燕.经济危机引发贸易保护回潮[EB/0L]. http://www.jjsdb.com/index.php?option,2009-02-18.
[9]姚克明.警惕保护主义急速蔓延[EB/0L].http://www.bokee.net/ dailymodule/blog_view.do?id=349276,2009-02-08.
[10]楼朝明.中美企业间跨国并购中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D].上海社会科学院,2008: 83.
[11]张松涛.关于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若干问题[J].国际贸 易,2007,(2):4-9.
[12]于培伟,欧阳日辉.进一步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看法和思考[J]. 今日浙江,2006,(19):46-47.
[13]张健.当前欧盟经济民族主义辨析[J].现代国际关系, 2006,(8):14-20.
[14]焦建.贸易保护主义:损人不利己的生意[EB/0L].经济观 察网,2009-02-10.
Regression and Speculation of Economic Nationalism Under the Financial Crisis
WangFeipeng1,2
(1.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 Shandong Institute of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Yantai 264005,China;
2.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Beijing 100026,China)
Key words:financial crisis; economic nationalism; trade protection; employment protection; investment protection
作者：王飞鹏
经济民族主义论文 篇3：
经济民族主义搅动全球
所谓“经济民族主义”，就是政府动用行政力量，对国内企业或产品实行保护，阻碍外国公司并购本国企业及进口外国产品，也被称为“经济爱国主义”，它是经济保护主义的一种形式。
最近几个月，从美国到欧洲，从拉美到亚洲，“经济民族主义”这个词频繁地出现在西方媒体上，以反外国并购、国有化为特征的经济保护主义力量正在不断凝聚，似乎成为反经济全球化的一股逆流。
“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
“一个幽灵，经济民族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瑞典杂志《埃克塞斯》的一篇文章用这个模仿《共产党宣言》的句子表明了经济民族主义的严峻挑战。所谓“经济民族主义”，就是政府动用行政力量，对国内企业或产品实行保护，阻碍外国公司并购本国企业及进口外国产品，也被称为“经济爱国主义”，它是经济保护主义的一种形式。
在法国，“经济民族主义”的另一种说法“经济爱国主义”已经成为总理德维尔潘的口头禅。去年，德维尔潘宣布11个产业为受保护产业，今年又列出包括家乐福在内的20家大公司为特别保护企业，反对外国对其并购。每当有外国公司要并购法国大公司，他就会跳出来谴责。法国原本承诺不会把法国燃气公司（GDF）私有化，但是今年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传出要收购GDF时，德维尔潘不顾工会反对，急忙召集GDF和另一家法国公司“苏伊士”的老板，要求它们立即合并。在德维尔潘的一手撮合下，两家法国公司联姻，制止了意大利人的“入侵”。
不久，国际钢铁业巨头米塔尔想收购法国、卢森堡和西班牙联合掌控的阿赛洛公司。消息一出，卢森堡首相容克匆匆赶往巴黎，分别与希拉克总统和德维尔潘总理磋商。阿赛洛总裁多尔被几国高官轮番约见，最终法国经济部长布雷东以“经济爱国主义”的名义宣布，这是一起“恶意收购”。
在波兰，政府千方百计阻止一家意大利银行并购德国裕宝银行，因为其中牵涉到波兰的子银行，最终此项并购以折中方案收场。在意大利，中央银行行长法齐奥力阻外国银行收购本国银行，此举被指责为过分使用权力，结果法齐奥被告上法庭。
美国紧盯外国投资
在美国，去年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公司遭到美国政府的粗暴干预。今年初，联想集团与美国政府签署了电脑销售合同，交易额高达1300万美元，但美国国务院后来以国家安全为名，对此交易提出了诸多限制措施。今年3月，美国国会否决阿联酋迪拜港口公司控制美国六城市港口经营权，最后迪拜公司不得不放弃。此后，议员们提出议案，要求扩大需要进行审核的外国公司收购的范围，并且要求政府在开始处理此类交易时，立刻通知国会。议案还要求政府根据双边关系及对军控的支持程度来为各国打分，然后根据公司所在国家的排名来对各项收购交易进行评估。另外，国会议员已经决心改革负责审查外资收购美国资产对国家安全有何影响的政府委员会——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
俄罗斯高官兼任大企业老板
以“尤科斯事件”为标志，俄罗斯开始向历史上国家始终居于国民经济主导地位的传统回归。俄不少高层官员同时出任国有或者国营大公司董事长等要职。第一副总理梅德韦杰夫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公司——“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董事长，今年5月初该公司的市值一度排在世界第三，高达3000多亿美元。副总理茹科夫出任“俄罗斯铁路”公司董事长。总统办公厅副主任谢钦是“俄罗斯石油”公司董事长。总统办公厅副主任苏尔科夫是“石油产品运输”公司董事长。总统外事助理普里霍季科任“战术火箭武器”公司董事长。总统助理伊万诺夫是安泰公司和“俄罗斯航空公司”董事长。工业和能源部长赫里斯坚科兼任“石油运输”公司董事长。交通部长列维京担任“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公司董事长。财长库德林担任“俄罗斯钻石—萨哈”公司董事长。农业部长戈尔杰耶夫同时也是“俄罗斯农业租赁”公司董事长。通过这些高官，俄政府实际上掌控了主要的经济命脉。
俄还对外国并购本国企业实施种种限制。据俄媒体披露，普京当时下决心整顿“尤科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俄前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试图将旗下公司大部分股份出售给美国人，这引起俄当局对俄石油产业被外国控制的担忧，从而采取了肢解“尤科斯”的行动。
韩国叫“住手”
经济民族主义与民族主义也有紧密联系。当美国伊坎集团今年传出要收购韩国最大的烟草公司KT&G时，引发了韩国人的一片怒骂。其实，KT&G已经很难说是一个韩国公司，它的3/5的股票都在外国人手中，但民族情结很浓的韩国人仍然觉得难以接受。一些报纸报道这一事件的配图充分说明了这种心理：一个韩国老人在晒高丽参（KT&G也经营人参），下边的图片说明是：“住手！它是韩国的。”
同样的主义，不同的原因
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当资本主义市场19世纪向全球化迈进的同时，各国贸易政策就在经济自由化和经济民族主义之间摆动。从长期的角度看，自由贸易能增加财富，但从短期的角度看，一些地区或经济领域会遭受打击。
在过去60年里，美国似乎是唯一始终坚持自由贸易的国家。从建国开始，美国人就坚信小政府，即主张政府应该尽可能小，管的事应该尽可能少，这是美国与欧洲大陆相比的一个不同之处。在经济领域，美国人一向宣称四个自由，即货物、资本、劳动力和服务的自由。因此，很多反对全球化的人认为，全球化其实就是美国化。经济民族主义看似最不应该在这个国家找到市场。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它却在美国有了更多的“群众基础”。
不过，美国学者埃雷克·荷莱纳在《全球化世界中的经济民族主义》中说，经济民族主义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与全球化水火不容。同样的官员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与不同的国家打交道时，可能时而倾向自由主义，时而倾向经济民族主义。
在欧洲大陆，特别是在法国，经济民族主义有深厚的历史背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时代的财政大臣科尔贝曾通过国家对商业的直接干预，使法国成为当时欧洲最富有的国家。这个黄金时代一直影响着法国人和欧洲大陆人关于国家干预商业的看法，使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比美英更加宽容。因此，法国的经济民族主义又常被称作“科尔贝主义”。
全球化受影响但不会停止
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警告，经济民族主义的抬头会影响欧盟的发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科蒂斯担忧地说，不管是基于政治因素，还是真心要使经济得到更快发展，经济民族主义都可能使投资市场逐渐失去吸引力。最重要的是，这种心态可能会产生恶性的“示范效应”和“连锁反应”，恶化其他国家的经济环境，从而造成全球性经济衰退。
媒体对于这场风潮的态度也趋于负面。法国《解放报》批评说，法国与卢森堡将继续扮演欧盟自由市场、自由资金交换的警察。
《经济学家》杂志认为，经济民族主义从根本上说是腐朽的。
对支持自由市场的人来说，种种经济民族主义的案例其实是个好消息，因为这意味着跨国界的经济融合正在加强，否则不会激起如此强烈的反应。统计数字显示，欧洲去年的并购交易总额超过了1万亿美元，这是互联网泡沫破灭后首次突破1万亿大关，而且其中超过半数是跨国并购。这种情况表明，全球化进程并没有因为经济民族主义停下脚步。
经济学家们也指出，不能轻视这股经济民族主义逆流给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它会给像中国这样正处于经济扩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造成很多障碍，使中国企业为走向世界不得不付出更多代价。同时，经济民族主义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破坏经济全球化之时，也会削弱本国经济的竞争力，给本国经济造成重创。
作者：杨 磊 唐惠颖 常 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