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社区管理论文

2022-04-27

小编精心整理了《流动人口社区管理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流动人口泛指离开户籍所在地,因谋生赢利等目的在异地行政区停留的人。流动人口大规模出现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事件,不仅规模上数量巨大,还对社会、经济和文化产生全方位的影响。近年来,舟山市流动人口剧增。根据《舟山市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市常住人口为112.13万人,其中市外流入人口为24.55万人,占21.89%。

流动人口社区管理论文 篇1:

我国城市流动人口社区服务管理理论研究

摘要:城市社区服务管理是我国流动人口管理的突破口。对流动人口成因理论、社区服务管理理论等进行梳理和分析,有利于先进的理论在社区流动人口研究中的传播和应用。

关键词:流动人口;社区服务管理;中国

一、流动人口成因理论

(一)托达罗人口迁移模型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Todaro M P)以发展中国家城市失业问题为背景,在其经典著作《欠发达国家的劳动力迁移模式和城市失业问题》及《人口流动、失业和发展:两部门分析》中提出了其“乡村—城市”劳动力转移的经济行为模型,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模型的否定。托达罗关于人口流动的基本思想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决策取决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而非“实际收入差异”[1],即决定劳动力流动的不是实际收入水平而是以实际收入乘以就业概率的预期收入水平。换句话说,只有当一个劳动力估计他在城市部门预期的收益高于他在农村的收入时,迁移才会发生,否则,劳动力将会继续留在农村。

现阶段,作为流动人口的主力军,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还是一种经济行为,即是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收益。但这种人口流动并不是完全自由的,依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如城乡劳动力市场割裂导致的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面狭小,劳动力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成本偏高,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又致使其在市场竞争中总体处于劣势,甚至引发了贫困的代际遗传。这些都是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有着显著的自身特性。其次,每年上亿流动人口的迁移还是一种福利选择行为。改革开放30年间集中力量建设沿海经济城市的举措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实现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区域间、城乡间发展不平衡一直是摆在国家发展之路上的首要问题,还有一部分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受生产力水平低下、自然条件影响、社会发展不均衡等限制,在基本生活、住房、社会保障、教育培训、医疗保健等方面都严重滞后于大中型城市的发展。为此,流动人口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显然还是一种福利选择行为。

(二)模仿经济学

模仿经济学是以“模仿”为核心概念而构建的一门新兴学科,它从社会心理学中抽象的“模仿”概念出发,借助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为观察、解释经济现象提供一种新的方法论。假定经济体系中同时存在两个决策完全相反的示范人S1与S2,那么模仿人S3会如何选择呢?这实质上是一种博弈过程。对于S3来说,具体的策略是模仿或不模仿。如果信息披露准确、完全(完全且完美信息状态),那么就要视S1、S2决策产生的结果孰优而定。若信息披露显示S1决策结果为优,则在其他情况既定的条件下,S3会模仿S1。在信息披露不完全的情况下,噪声与声势是关键因素,先动者(示范人)发出的噪声或形成的声势越大,则模仿生成的概率越高。这实际上产生了理性模仿与非理性模仿问题。个体何时进行理性模仿、何时进行非理性模仿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从完整意义看,两者的界线是模糊的。一般而言,当后动者(模仿人)准确获知先动者(示范人)决策的经济结果,比如,得知示范人获得较高的盈利率,或者后动者(模仿人)预期先动者(示范人)将获得理想的决策经济效果, 个人进行理性模仿的概率较高,否则,非理性模仿的概率较高[2]。

个体理性模仿导致集体非理性模仿的表现形式为“羊群行为”,个体理性模仿导致集体理性模仿的表现形式我们称为“牛群行为”。作为有意识地模仿决策现象,“羊群行为”和“牛群行为”普遍存在于社会经济生活中,它立足于个人的经济活动,并由此揭示个体与集体、集体与集体之间的经济互动关系。这种方法论的重大理论意义就在于它为微观分析上升到宏观分析提供了可能。“牛群行为”有两个前提假设,第一,别人的决策是可以模仿的;第二,各决策在次序上有先后之分,而非同时做出。

流动人口中存在信息不完全性和不对称性。在信息交流不畅的情况下,人们的选择具有显著的模仿性。如,流动人口判断流动到异地的收益往往是依据他人的流动产出,如有一个村民到A城市打工,其在城市就业的收入超过了其在流出地的农业收入,那么其他村民便会以先动者的收益为目标参考,争相效仿其行为,向城市,特别是向A城市流动。然而问题是,这种模仿行为是基于个人对模仿者的判断,缺乏对客观现实的认识和能用的辨识,因此存在理性模仿和非理性模仿的可能,即我们所看到的,有时模仿性流动能带来同等收益和发展机会,有时则带来大规模失业和城市问题。

二、社区服务管理相关理论

(一)治理理论

治理(governance)一词作为学术研究对象,始于1989年世界银行在评价撒哈拉结构调整中提出的“治理危机”概念。很多机构和学者都曾提出过治理理论的定义,这其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较为权威并受到广泛的认可,即“治理是个人、公共和私人机构用来管理他们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称”。该定义同时还指出“治理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它使相互矛盾和各不相同的利益群体彼此容纳并且可以实现合作。它包括常规的指示和强制服从的国家政体,同样也包括由民众和机构支持或认同的非常规安排”[3]。在权力运行的向度上,治理并非简单的自上而下或者自下而上管理,而是上下的一种良性互动,表现出多元性、分散性的特点[4]。

城市社区治理是治理理论在社区层面上的研究和应用。城市社区治理是指以城市社区为载体和平台,在一定区域范围,政府、社区组织、社区居民等利益相关者共同合作治理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形成过程是政府和社会的分权过程,一定意义上也是公民社会的发育过程,更是城市社区多元行为主体的合作过程。智力理论在城市社区管理中的应用推动着我国地方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变。

(二)流动人口社区服务管理理论

传统的属地化管理是指“由流入地地方政府(目前一般为街道办事处一级)对流动人口进行直接管理”[5],即要求流入地政府将流动人口作为城市居民来管理与服务,而不是当作“外来人口”加以“特殊”对待。而流动人口社区服务管理则是在属地管理理论的基础上,由地方政府、社区内居民、自治组织、流动人口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管理的公共服务过程。社区服务管理的精神就是使流动人口从精神到行为完全转变为本地社区的成员,并使其遵照社区的管理规范和生活准则,并对社区产生认同感。这种管理模式可以把城市容纳机制落实到具体的日常生活中,从源头上消除城市发展的隐患,从基层预防流动人口问题的产生。该管理模式是防范型管理模式向服务型管理模式的过渡,是事后管理向事前管理的转变,是以改善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生存环境为出发点,重点是消除流动人口问题滋生的环境,而非对流动人口的直接限制。

(三)社会排斥与社会融合

对社会排斥(Social Inclusion)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1974法国学者勒内·勒努瓦(Rene Lenoir)首先使用了“社会排斥”这一概念,他认为“社会排斥是个体与社会整体之间的断裂”。此后,“社会排斥”这一概念在整个欧洲得到广泛使用和研究。英国政府“社会排斥办公室”曾给出了这样的定义:“社会排斥作为一个简洁的术语,指的是某些人们或地区受到的诸如失业、技能缺乏、收入低下、住房困难、罪案高发的环境、丧失健康以及家庭破裂等等交织在一起的综合性问题时所发生的现象”[6]。现代社会对社会排斥的研究早已超出了原来经济排斥的狭窄范围,已经拓展到更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社会排斥不仅表现为个人收入不足,而且表现出工作参与方面的不足,它强调的是社会连接的断裂和较“社会不平等”相比更加复杂的概念。这种权利不可能依靠提供经济援助和保障救济来赋予,一旦在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体系中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斥,这种贫困和不利的生存状态可能会随着贫困的循环和传递不断地在受排斥人群和其后代中延续下去。

随着“社会排斥”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反社会排斥”政策和实践的不断推出,“社会融合”一词作为社会排斥的新发展得到了社会、政府和学者的普遍认可。按照早期的认识,社会排斥和社会融合是一个相伴相生的关系,但是社会融合实际上不仅仅是社会排斥的反应,它是一个比迎合社会排斥更加宽泛的概念。“社会排斥”关注被排斥者在现存社会制度环境下的不适应,而“社会融合”理论则传递了被排斥者和市民社会互动式的融合观念,并蕴涵着现存制度安排需要改变的含义。

在众多对“社会融合”的认识中,本文比较认同加拿大莱德劳基金(The Laidlaw Foundation)的观点。该机构认为社会融合不单纯是对社会排斥的反应,社会融合内含“过程”和“目标”两方面,它旨在确保所有人能够参与一个值得重视、尊敬和奉献的社会。因此,社会融合是一个合符社会规范的概念或者说具有价值取向的概念,它反映了一个积极的人类社会福利发展的方式,不仅需要消除壁垒或风险,而且需要对产生融合的环境投资和采取行动[7]。社会融合内容涉及五个方面:受到重视的认同 (valued recognition)、人类发展(human development)、参与和介入(involvement and engagement)、亲近(proximity)和物质丰足 (material wellbeing)[8]。

总体而言,对社会融合应该明确以下几点:第一,融合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而是一个对现状持续认识和变化的动态过程;第二,社会融合既是目的又是手段;第三,不可能通过强制力量达到社会融合,社会融合不仅是制度性的,同时也是主观性的融入;第四,融合是多维度的,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融合;第五,社会融合是多层面的,有跨国家、全国性的宏观层面的,也有地区性、城市性的中观融合,最常见的是微观层面的社区融合。

参考文献:

[1]王洋阳.我国城市流动人口管理的政策路径选择[J].学理论,2010,(543):50.

[2]莫德升.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流动人[J].中山大学学报,2000,40(5):93-101.

[3]RobertA.Dahl.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自治与控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4]注锐.城市社区多元主体治理问题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09:7.

[5]任远,邬民乐.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J].人口研究,2006,(3):87-94.

[6]Michael Hill.Understanding Social Policy[M].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0:34.

[7] 黄匡时.社会融合视野下的北京流动人口政策研究[D].北京:中共北京市委党校,2009:9.

[8]Freiler.The Context for Social Inclusion. Toronto: Laidlaw Foundation,2002.

作者:杨凤琴,王洋阳

流动人口社区管理论文 篇2:

流动人口社区卫生管理与服务实践研究

流动人口泛指离开户籍所在地,因谋生赢利等目的在异地行政区停留的人。流动人口大规模出现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事件,不仅规模上数量巨大,还对社会、经济和文化产生全方位的影响。近年来,舟山市流动人口剧增。根据《舟山市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市常住人口为112.13万人,其中市外流入人口为24.55万人,占21.89%。随着“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纳入国家“十二五”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纲要,舟山市流动人口集聚趋势进一步加大。在全市构建针对流动人口的有效管理方式,满足流动人口的卫生服务需求,具有迫切和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本课题的研究目的。目前国内对流动人口卫生服务方面的研究较多集中在对流动人口卫生服务需求、社区卫生服务利用情况和疾病预防控制、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等专项工作的研究。郭小聪等提出,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部门要转变流动人口卫生服务观念;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卫生部门牵头,公安、民政、劳动等相关部门加强协调、分工合作;以流动人口需求为导向,引导患者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政府在财政、政策上加强保障;启用市场调节机制,做到卫生资源利用的最大化。舟山市流动人口社区卫生服务实践研究项目由舟山市社区卫生协会于2011年1月起实施,以“流动人口社区卫生服务技术路线图”为主线,确立研究目标:即健全全市流动人口社区卫生管理与服务组织网络、工作机制和保障机制,全面提升项目规范化、信息化水平;加强流动人口卫生管理与服务,突出重点人群项目管理,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以“属地化、网格化”管理原则,建立流动人口“以房管人、以证管人、以业管人”卫生管理模式;探索“舟山群岛新居民健康银行”机制,提高新居民的健康保健水平。经过两年的实践和研究,项目工作取得一定成效,现报道如下。

作者:钟素亚 张明君 袁相波 胡本祥 俞旭明 王佳妮

流动人口社区管理论文 篇3:

对流动人口实施模拟社区管理的防病效果观察

我国流动人口是传染病流行的高危人群,其发病率远高于本地居民[1~3]。建筑工地的外来流动人口由于流动性大,工作环境卫生条件差,传染病防治任务更是艰巨。目前大多由所在社区对建筑工地流动人口的传染病发病情况进行监测与管理,而对跨多个社区的建筑工地外来流动人口传染病管理尚无一个完善的方法。始建于2002年的上海临港新城(以下简称临港新城)是在南汇区南汇嘴东海边围海造地而建立的一个全新城市,地域跨越4个镇,内部缺乏统一、完善的社区防病网络,我们采取建立模拟社区的形式建立卫生防病网络,对外来流动工人进行防病管理,以探讨模拟社区的传染病防治模式对建筑工地流动人口的防治效果。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将临港新城主城区建筑工地的外来工人作为研究组,周边4个乡镇建筑工地的外来工人作为对照组。

1.2 干预方法

1.2.1 模拟社区的组建及防病网络建设 2004年,由南汇区人民政府发文,成立“临港新城地区卫生防病联席会议”,统一指挥和协调临港新城各个建筑工地的传染病防治工作。联席会议领导小组由分管区长、区卫生局分管局长、临港新城管委会城镇协调处处长组成,成员有各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周边乡镇分管镇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控中心)与卫生监督所等业务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等。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由区卫生局医防科长兼任办公室主任,成员是各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指派的联络员。各工地成立由工地卫生员组成的卫生防病小组,形成临港新城建筑工地卫生防病网络。

1.2.2 防病网络运行 由南汇区政府与区卫生局分别出台《上海市南汇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临港新城地区卫生防病联席会议的通知》《上海市南汇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临港新城卫生防病预案的通知》和《关于印发港城建设医疗卫生工作预案的通知》等管理文件与工作预案,规定各有关职能部门的职责与责任人,明确日常工作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治内容及具体工作流程。联席会议每年召开2次领导小组会议,每季度召开1次联络员会议,制定和执行临港新城防病方案,协调各方关系。防病联席会议的决议通过洋山深水港指挥部下发到各施工单位负责实施。

1.2.3 传染病防治措施 区疾控中心在临港新城设立卫生防病分中心,负责临港新城各个建筑工地卫生防病工作,包括对卫生防病队伍的业务培训、指导;督促各建筑工地设立防病小组和工地卫生员,并指导工地卫生员进行疾病监测、卫生宣传、现场处理等工作。区疾控中心对临港新城建筑工地外来人口开展健康体检,并加强传染病防治知识宣传工作,在每个建筑工地设立防病知识宣传栏并定期更换,定期发放传染病防治宣传册;结合结核病、艾滋病防治宣传日活动,开展传染病防治知识讲座以及问卷调查。

周边4个乡镇的建筑工人传染病防治工作则按照日常的传染病防治方式进行。

1.2.4 防治效果评估 由经过培训的工地卫生员负责对临港新城各工地外来流动人口进行传染病发病的监测,收集分析2003—2006年的传染病发病动态变化情况,并与周边乡镇流动人口传染病的发病情况进行对比分析,以评估模拟社区管理模式对流动人口传染病防治效果。

周边乡镇流动人口传染病发病资料来自于社区传染病报告系统。

1.3 资料统计与分析

所有资料均输入电脑,用SPSS 13.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003—2006年,临港新城主城区累计监测外来人口19 220人,周边乡镇共监测外来人口39 020人。4年间两组流动人口中均未发生甲类传染病及传染病爆发流行疫情。两者传染病发病均以急性病毒性肝炎(急肝)、细菌性痢疾(菌痢)为主,主城区急肝及菌痢发病占总发病数的70%,对照组占总发病数的72%。实施模拟社区管理前的2003年,临港新城主城区流动人口传染病发病率为131.58/10万,周边乡镇为160.67/10万。采取模拟社区管理模式后,2004—2006年临港新城主城区流动人口累计发生乙类传染病10例,年均发病率为64.85/10万;周边乡镇流动人口同期累计发病50例,平均年发病率为139.24/10万。采取模拟社区管理模式后的3年间,临港新城工地流动人口的传染病发病率远低于干预前2003年的传染病发病率,也远低于同期周边乡镇对照流动人口的传染病发病率(表1)。

3 讨论

中国是人口流动大国,据2005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目前我国的流动人口超过1.47亿,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0%。由于流动人口主要是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入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从农村流向城镇,主要从事于建筑工、车间操作工以及一些零售服务业等,文化层次不高,经济收入偏低,生活环境卫生差,享受的卫生服务不足等[4],是传染病的高危人群,传染病发病率通常较当地居民为高[1~3,5]。而一些携带传染病病原体的流动人口,往往容易导致传染病的远距离传播,为流入地区的传染病防治管理工作带来很多新问题。因此,流动人口的传染病防治管理,不仅仅关系到流动人口自身的健康问题,也关系到流入地当地居民的身体健康问题,不容忽视。

建筑工地是外来流动人口的聚集地,加强建筑工地流动人口传染病防治管理是各个社区外来流动人口传染病防治工作的重点。有研究表明[6],加强对建筑工地外来工人卫生行为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外来流动人口的卫生知识和防病能力,有助于降低传染病的发病率,保护外来流动人员的健康。但以往的研究多是针对一个工地,缺乏对持续时间长、横跨地域广、由多个大型工地构成的围海造地新城建设的传染病防治系统研究。上海临港新城是一个从东海之边的海滩上围垦开建的大型工程,跨越南汇区4个乡镇,建筑工地多,外来人员流动性大,内部无统一的防病网络。对于这样的大型建筑工地,如何开展流动人口传染病防治管理,确保建设工人的身体健康,以前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

本次研究采用模拟社区的传染病防治管理方法,组建了由区领导、地方领导、卫生行政部门、工程建设管理部门与专业机构等多方面人员构成的“新城防病联席会议”,出台了多项针对临港新城的防病文件,制定了较为完整而详细的防病预案与工作方案,充分利用和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开展卫生防疫工作。在具体操作中,区疾控中心设立临港新城防病分中心,组建由各个工地卫生员组成的一个覆盖所有工地的传染病防治与监测网络,把分散的工地组合成一个模拟社区,从而纳入统一的防病管理体系。这种模拟社区的统一防病管理模式,相对以往对各个建筑工地独立的管理方式,既能更有效地进行信息收集,及时进行疫情处置,还能促进各工地间的相互协作与交流,有力地推动流动人口传染病防治知识宣传和行为干预工作,提高防病效果。2004—2006年临港新城外来流动人口的传染病发病率较采取模拟社区管理模式前和同期对照流动人口的发病率均有较大幅度的降低,表明模拟社区的管理模式对工地流动人口传染病防治取得了较明显的成效。因此,整合各方资源,采取统一有效的管理模式,是大型建筑工地流动人口防病管理可以借鉴的模式之一。

4 参考文献

[1]张家琪,景秀华.上海市杨浦区1997—2001年外来流动人口传染病流行病学分析[J].上海预防医学,2003,15(2):77-79.

[2]袁国平,郭祖鹏,孟杨,等.上海市宝山区外来流动人口传染病管理现状与对策[J].职业与健康,2004,20(7):62-63.

[3]邓海巨,舒明,沈渊,等. 上海市普陀区外来流动人口传染病流行病学分析[J].上海预防医学,2004,16(8):375-377.

[4]史建国,张婷.昆山市1997-2003 年流动人口传染病疫情特征分析[J].职业与健康,2005, 21(1):66-67.

[5]程均福,张瑜,黄技贵,等.外来人口对传染病防治服务的评价[J].疾病控制杂志,2007,11(1):94-95.

[6]胡绍源,袁飞,石作宏,等. 贵阳市流动人口HIV感染状况调查及危险行为干预研究[J]. 贵州医药,2003, 27(2):120-121.

(收稿日期:2008-04-07)

作者:陈晓玲 彭 云 肖绍坦 陶林垣 朱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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