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苏轼诗歌浅谈范文
浅谈苏轼诗歌与佛教
浅谈中国诗歌与佛教
姓名：夏琳
班级：09级本科3班
学号：2009401008
摘要：当人们步入中国古代诗苑会惊奇地发现：佛教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远起魏晋，近至晚清，历代士人皆有咏寺院、佛理、禅机之诗，而历代诗僧也多有写社会、生活、自然之作;上达帝王，下至庶民，工诗者多涉佛教经义，佛门中亦不乏传世之作。
关键词：佛教、诗歌、文化、创作
正文：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在社会生活中，诗作为一种带有深厚文化积淀的心智之果，已经很深地渗透到各阶层人们的精神之中，成为他们理解生活，净化情操或表达思想，抒发感情的重要载体。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任何一种思想体系，都无一例外地在诗歌的王国中打下了烙印;或者反过来说，就反映中国文化而言，诗歌在内容上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而佛教是西汉末年传入中国的一种外来宗教，几乎与中国的文学走向自觉同步。
儒家、道家、佛教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主体。即佛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还必须了解中国佛教。正如赵朴初所指出的：“不懂佛学就不能全面弄懂中国文化”。
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本名悉达多·乔达摩，佛教徒尊称其为“佛”或“世尊”。佛的意思是觉悟者。相传，佛祖29岁出家苦修，立志为众生寻找解脱痛苦之路，后来在菩提树下静思觉悟而成佛。
古印度佛教有许多派别。从释迦牟尼传教到其涅槃后一百年内，佛教影响虽然逐渐扩大，但教义却没有多大改变，史称这个时期的佛教为原始佛教。而后佛教分为上座部和大众部，后又分为18部派，史称这个时期的佛教为部派佛教。在大众部中又生出一个派别，认为以往佛教只重个人解脱，是小乘佛教，而他们的教法如同一条大船可以普度众生，故称大乘佛教。
佛教开始只在恒河两岸流传，到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约公元前273-前232年在位)时代，开始传播到印度各地，并影响其他国家：向西传到希腊、埃及，向南传到斯里兰卡，向东传到中国、日本和朝鲜。7-8世纪，佛教在印度开始衰落，而在中国等地却获得长足发展。
佛教的基本思想包括四谛说、缘起论、业报轮回说和三法印等理论，其最根本的思想是一切皆苦、一切皆空。
佛家主要通过两条途径对中国文学发生重大影响。一是直接的影响，即佛教徒创作文艺作品，宣扬佛教的思想;一是间接的影响，即非佛教徒创作的有关文艺作品包含着佛教思想。这种重大影响的集中表现是从内容和形式上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文体，新的意境，新的内容。
例如佛教经典的翻译，逐渐形成了一种融汇梵文的新文学即翻译文学。其中很多佛经译本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如译经大师鸠摩罗什主译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一部宏伟壮阔、想象瑰奇、文学色彩极浓而受到历代文人喜爱的佛经经典，日本有学者赞其为英国的宗教小说《天路历程》。 佛家主张宽容，所谓有容乃大，便是佛家与道家相通的一种人生哲理。例如笑口常开的弥勒佛像的一副对联便是：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这位弥勒佛就是五代后梁的契此和尚，亦即“布袋和尚”，明州奉化(今浙江奉化)人。传说他是继承释迦牟尼佛位的化身，他常以杖背一布袋入市，见物即乞出语不定，随处寝卧，形如疯癫。曾作歌曰：“只个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灵物，纵横妙用可怜生，一切不如心真实……万法何殊心何异，何劳更用寻经义。”死前端坐于岳林寺盘石。说偈：“弥勒真弥勒，分身百千亿，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于是，人们以为弥勒佛显化，到处图其形象，便为笑口常开的大肚弥勒佛。
汉、晋时期，佛教初入，中国人把它看成一种神仙方术。佛教在这一时期主要是翻译佛经。
南北朝时期，佛教僧人进一步把佛教思想和儒、道思想相融合，开始创建具有中国文化色彩的佛教宗派。
隋、唐时期，中国佛教达到鼎盛。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富有中国文化色彩的佛教宗派，主要有天台宗、三论宗、华严宗、唯识宗、净土宗、禅宗、律宗和密宗等八大宗。
宋、明以后，佛教真正与中国文化融为一体，出现了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局面。
有不少诗人对佛教有所研究，能较好地以佛教语言、典故、禅理入诗。佛语有特定的含义，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加以巧妙运用，不仅给诗注入了新的语言，还扩展了诗的意境。佛典产生于特定环境，一个佛教典故就是一个深藏哲理的故事或一段千古流传的佳话。佛典入诗，一方面反映了诗人的文学和佛学造诣，另一方面也增添了诗的高雅格调和深湛意象。禅理在认识论上属于主观唯心论，但其论说方式却有诸多可取之处，如说理直接了当、明晰透彻、问答迅捷，不落迹象，往往一语道破真谛，言尽意无穷。这种思维方式进入诗歌创作，必然使作品在抒情、说理、寓意的结合上更趋完美，达到新的境界。
佛教在丰富我国古典文学内容、扩展其领域及为其发展增加活力和养分这一点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不研究佛教，就很难正确认识和评价中国古典诗歌。
在宋代，诗人与名僧相交游并留下了很多的趣闻轶事，最著者当属苏轼。有一次，苏轼欲拜访佛印禅师，拜访前先写信给禅师，要佛印禅师如赵州禅师迎接赵王那样迎接他。赵州禅师迎接赵王是禅史上一段有名的传说。据传赵王很尊崇赵州禅师，便上山参拜禅师，禅师不但没出门迎接，而且睡在床上不起来，并对赵王说：“对不起，出家人素食，力气不足，加之我已年老，所以才睡在床上见你。”赵王不但没责怪禅师，而且回去之后即派人送礼给禅师，禅师闻讯，赶忙从床上起来，披上袈裟，到门口去迎接。门人对禅师此举感到莫名其妙，便问禅师：“刚才赵王采时，你睡在床上迎接他，他的部下来了，你反而到门口去迎接，这是什么道理?”赵州禅师说： “你们不懂，我接待上宾是躺在床上，以本来面目相见;次一等的客人就坐起来相见;再次一等的客人，就取世间俗套出门迎接。”苏轼要佛印禅师接赵王那样迎接他，亦即要佛印禅师以上宾之礼迎接他。但是，当苏轼快到寺院时，老远就看到佛印禅师在门口迎接他。苏轼便嘲笑佛印禅师道行没赵州禅师高远，禅师便回教了一偈， 日：“赵州当日少谦光，不出山门见赵王，争似金山无量相，大千都是一禅床。”意谓赵州禅师不起床之接，是不谦恭而非道行高远，而我到门口来接你亦非离开禅床， 因为整个大千世界都是禅床。佛印禅师的回答使苏轼很是叹服。
苏轼少年就接触佛教，涉入佛教时间很长，交游的僧人很多，受佛教的影响很大，这主要与家庭环境有关。因苏轼的父亲苏洵 (历史上有名的“三苏”之一)涉入佛教颇深，与名僧多有交往。苏轼的母亲也笃信佛教。 苏轼诗歌与佛教关系颇深，现举数例以说明之。
由于长期受佛学熏染，作品中始终贯穿着随缘任运、安然洒脱、与世无争的人生态度。其高远清新的意境，开阔奔放的风格，是在前人基础上实现的一个巨大突破，把诗歌的创作带入一个更加多姿多彩，包罗万象的新高峰。
苏轼涉及佛教的诗歌主要有两类，一类阐释自己在学修佛法期间的体悟;一类是在写景抒情中透露的禅意。
第一类学佛体悟，申明见地。苏东坡的许多诗词，被后来许多禅师视为悟后境界的直呈，比如著名的《庐山三诗》，是苏轼修学佛法早期，游庐山宿于东林寺，与照觉、常总两位禅师，彻夜讨论无情说法，而有所发省，于次日黎明创作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此诗是说，佛法不离世间万象，而事象的差异在于个体的观察角度不同。不认识本来的真实面目，是自身智慧开显不足，也不需心外求法。此诗中苏轼没有单纯的游山写山，而是借助庐山的形象，揭示了蕴涵丰富的人生哲理——我们对待任何事物，不要强求，不要形成对立。对立的局面容易让我们陷入被动，看不清事实的真相。只有跳出人为的界限，换位思考，才能够客观的评价。《金刚经》云：“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 就是让人看破、放下。放下一切二元对立，进入一如真法界。苏轼认为要了解庐山的全部真相，只有淡然立于庐山之外。而置身于庐山之中，纵然绞尽脑汁、机关算尽，至多也只是看见庐山的局部。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旁观者清是因为他没有“我”的束缚而清醒，当局者迷是因为他在“我”中迷失辨别的能力了。不同背景、不同阅历的人，即使看待同一事物，每一个人的见解也会有所不同。只有“无我无法”，去掉我的见解，学会倾听，才能获得真如真谛。
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未消。到得还来无一事，庐山烟雨浙江潮。 行人在修学过程中，对修行成果不免有种种猜测，往往联想成某种特殊的境界，因此会在某些阶段一味追求新奇特异的经验。苏轼在这里指出，现行契入真如，不同于大家的夸张想象，虽然超越日常经验，却也不脱离日常经验，强调了智慧真如与万法显现“不二”的道理。
“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
这则讲“无情说法”。“举似人”，向别人讲。没办法跟别人解释，是应禅宗不立文字的宗风。禅宗重视行动，不重言语，“举言即乖”。而佛法中说的“无情”，包括山河大地，石头草木这些没有生命的事物，也无不是真如显现，溪水犹如“广长舌”在说法，青山犹如“清静身”在住世。广长舌，是佛陀三十二相好庄严之一，可以随缘说法，令闻者各得其所。清静身，是行者通过持戒精严，而获得身心清净的妙果。
六祖惠能大师说：“何期自性本自清静，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 (《坛经》)苏轼顿悟后认为虎溪中轰隆阵响的水流声，便是佛陀以广长舌说法的法音，听溪声就等于是再聆听佛法。看到庐山美好的景色，就好像看到了佛陀的庄严清净的妙相一样。顿悟后的苏轼，心包太虚，量周沙界。将森罗万象的宇宙自然，视为自性所变现之物。自然得出结论——既然砖头瓦块都可以说法，溪声当然可以也说法，青山美景又怎么不是清净寂灭的法身呢?苏轼用“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来表达自己一个晚上听闻、悟得了非常多的佛法偈语，日后又将如何传授给别人知道的困惑。
第二类是作者经过多年佛法的学修，在写景抒情时，将内证深厚的现实感受。提炼升华，加以文学手段的润饰。部分作品中对人生深本质的思索，明显带有佛教人生观的影响。
《和子由渑池怀旧 》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上人困蹇驴嘶。
此诗头四句，引申自云门宗天衣义怀禅师的法语：“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留影之心。”全诗感慨人生无常难以揣测，流露出无限惆怅，体现了判教“三法印”中，“诸行无常”，“有漏皆苦”的佛教人生观。 苏轼才高志远，却命途多桀，一生在政治斗争的夹缝中艰难生存。晚年在《自题金山画像》一诗中袒露心迹：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谵州。” 这首诗表明作者，自“心”已不受任何外物的牵动，而自身可随遇而安的自在状态。黄州，惠州，谵州，是当年苏轼被贬谪之地，也是常人认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极为贫乏的困苦之地，身处其中，却被诗人视作一生中过得最充实最有价值的日子。因为诗人具备丰沛的内心，自足的愉悦，才可以潇洒明朗地面对一切，将荣华与窘迫看作没有两样。
苏轼临终前，僧友惟琳禅师来看望，说：“端明毋忘西方。”劝导苏轼求念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东坡居士回答：“西方不无，但个里著力不得。”是说，极乐世界不是没有，但有目的地抱力求取，是求不得的。语毕而逝。
紫柏禅师曾赞叹：“东坡老贼，以文字为绿林，出没于峰前，路口荆棘，丛中窝弓、药箭，无处不藏，专候杀人不眨眼，索性汉一触其机，刀箭其发，尸横血溅，碧流成赤，你且道他是贼?不是贼?”。这段话对苏轼在佛法上的造诣给与了相当肯定，认为苏轼的文学成就并未掩盖他在佛法上的造诣，能够熟运文字又不着于文字相，甚至善于利用文字设置关隘，提点学人突破闻思修上的局限。针对有人说“东坡门外汉耳”，紫柏禅师不客气地指出“坡公见地犹在门外，则佛法岂易言乎?”
天下多少人因喜读苏轼文章而接触佛法，从佛门角度，这是功德无量的大事;立足文坛，苏轼文章无论从内容文采到思想情操，都为后世树立了不朽典范。
第二篇：苏轼忠州诗歌
【按】北宋嘉祐四年(1059)十月，苏氏父子举家赴京。他们先走水路，自眉山沿岷江、长江而下，经嘉州(今四川乐山)、犍为(今属四川)、戎州(今四川宜宾)、渝州(今重庆)、忠州(今重庆忠县)，出三峡，于同年十二月初到达江陵(今属湖北);一路上，他们且行且止，每到一地多舍舟登岸，游览名胜古迹。次年正月从江陵出发，再由陆行北上，于嘉祐五年二月到达京城。苏轼有关忠州的诗歌均写于此次赴京途中。
留题仙都观
山前江水流浩浩，山上苍苍松柏老。舟中行客去纷纷，古今换易如秋草。空山楼观何峥嵘，真人王远阴长生。飞符御气朝百灵，悟道不复诵《黄庭》。龙车虎驾来下迎，去如旋风抟紫清。真人厌世不回顾，世间生死如朝暮。学仙度世岂无人，餐霞绝粒长苦辛。安得独从逍遥君，泠然乘风架浮云，超世无有我独存。
【附录】
查慎行《初白庵苏诗补注》卷一：《百川学海》：“治平末，东坡泊舟仙都观下。道人持阴长生石刻《金丹诀》就质真赝。(原注：“空山楼观何峥嵘，真人王远阴长生。飞符御气朝百灵，悟道不复诵《黄庭》。”坡曰：„不知也。然士大夫遇此，必以请。久之，自有知者。‟”)按治平末，先生方在凤翔，焉得泊舟观下?或误以为嘉祐为治平尔。纪昀评《苏文忠公诗集》卷一：气味遒逸，但乏精意。
【朱按】
仙都观，道观名。在四川丰都县平都山。宋范成大《吴船录》卷下：“百二十二里至忠州酆都县。去县三里有平都山仙都道观。本朝更名景德……碑牒所传，前汉王方平、后汉阴长生，皆在此山得道仙去。有阴君丹炉及两君祠堂皆存。”
仙都山鹿
日月何促促，尘世苦局束。仙子去无踪，故山遗白鹿。仙人已去鹿无家，孤栖怅望尽城霞。至今闻有游洞客，夜来江市叫平沙。长松千树风萧瑟，仙宫去人无咫尺。夜鸣白鹿安在哉，满山秋草五行迹。
【附录】
纪昀评《苏文忠公诗集》卷一：诗亦清拔，但乏深警。“至今”二字太率易。
严颜碑
自注：在忠州，严即巴陵太守，事见《蜀志·张飞传》。 先主反刘璋，兵意颇不义。孔明古豪杰，何乃为此事。刘璋固庸主，谁为死不二。严子独何贤，谈笑傲碪几。国亡君无执，嗟子死谁为。何人刻山石，使我空涕泪。吁嗟断头将，千古为病悸。
【附录】王文诰《苏海识余》卷一：公少作《孔明论》，主老主之说，其南行之《严颜碑》(略)诗皆同，故持论多未当。
屈原塔
自注：在忠州，原不当有碑塔于此，意有后人追思，故为作之。 楚人悲屈原，千载意未歇。精魂瓢何处，父老空哽咽。至今沧江上，投饭救饥渴。遗风成竞渡，哀叫楚山裂。屈原古壮士，就死意甚烈。世俗安得知，眷眷不忍决。南宾旧属楚，山上有遗塔。应是奉佛人，恐子就沦灭。此事虽无凭，此意固已切。古人谁不死，何必较考折。富贵亦暂热。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
【附录】
纪昀评《苏文忠公诗集》卷一：“投饭救饥渴”，“渴”字添出趁韵。(“遗风成竞渡”)“遗风”二字亦不自然。结四句(“名声实无穷，富贵亦暂热。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结。”)将屈原说作好名，语病不小。若节去“至今”四句及此四句，转觉完美。
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卷一：(“应是奉佛人”二句)完除证据，若实有其事者然。公凡随手起波，必于随手抹到处敲进一层，此终其身用笔如一辙者，而其法初见于此。亦犹曲工必送足五六上而后回至四合，工中有天籁存焉，不可强也。
香岩批《纪评苏诗》卷一：(“名声实无穷”)但易去“名声”两字，便是好诗，节去却不成章法。“至今”四句，亦不可节也。
朢夫台
自注：在忠州南数十里
山头孤石远亭亭，江转船回石似屏。可怜千古长如昨，船去船来自不停。浩浩长江赴沧海，纷纷过客似浮萍。谁能坐待山月出，照见寒影空伶俜。
竹枝歌
《竹枝歌》本楚声，幽怨恻怛，若有所深悲者，岂亦往者之所见有足怨者与?
夫伤二妃而哀屈原，思怀王而怜项羽，此亦楚人之意相传而然者。且其山川风俗鄙野勤苦之态，固已见于前人之作与今子由之诗，故特缘楚人畴昔之意，为一篇九章，以补其所未道者。
苍梧山高湘水深，中原北望度千岑。帝子南游飘不返，惟有苍苍枫桂林。 枫叶萧萧桂叶碧，万里远来超莫及。乘龙上天去无踪，草木无情空寄泣。
水滨击鼓何喧阗，相将扣水求屈原。屈原已死今千载，满船哀唱似当年。
海滨长鲸径千尺，食人为粮安可人。招君不归海水深，海鱼岂解哀忠直。
吁嗟忠直死无人，可怜怀王西入秦。秦关已闭无归日，章华不复见车轮。
君王去时箫鼓咽，父老送君车轴折。千里逃归迷故乡，南公哀痛弹长铗。
三户亡秦信不虚，一朝兵起尽喧呼。当时项羽最年少，提剑本是耕田夫。
横行天下意何事，弃马乌江马垂涕。项王已死无故人，首入汉庭身委地。
富贵荣华岂足多，至今惟有冢嵯峨。故人凄凉人事改，楚乡千古为悲歌。
【附录】
纪昀评《苏文忠公诗集》卷一：每段八句，过接处若断若连，章法甚妙。势须有一总收。(“富贵荣华岂足多”四句)音节酷似《汾阴行》，其声哀曼动人。 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卷一：第九章(“富贵荣华岂足多”四句)总结。
赵克宜《角山楼苏诗评注汇钞》卷一：依序中伤二妃、哀屈原、思怀王、怜项羽，平列四段，下三段事本相因，惟此处(“水滨击鼓何喧阗”句)是突接。
评说：苏轼与苏辙在忠州所作竹枝歌与竹枝词，都认为竹枝词为楚声，所谓“舟行千里不至楚”，“南宾旧属楚，山上有遗塔”，“竹枝词本楚声，幽怨恻怛，若有所深悲者”。原因何在呢?据有关材料推测，忠州向无屈原塔，也无有关纪念屈原之建筑，其本诗中也说“应是奉佛人，恐子就沦灭”(《屈原塔》)。忠州有的大概是严颜的坟墓附近的汉阙或佛塔。但是苏轼借这个题材表达的是深层的历史与家国隐忧。在北宋面临北边强大的军事力量时，文人的感时忧国情怀出之。其三，忠州地临楚地之施州南利川一带，南宾(今重庆石柱)在唐白居易时曾属忠州辖，属于频临楚地，而事实上川东鄂西的当地人在发音与方音上向无太大差别，除非一些特殊行业语与行话，其他是能通的，这也就直接导致当代学人面对苏轼苏辙的诗歌中直接指正竹枝词属楚声，疑惑不解。事实上，忠州之地无论在政治格局与版图上都不从属于楚。再次，这大概与巴蜀文化中蜀文化至少在汉唐时期，蜀文化优于巴文化，巴文化虽然民风强悍，歌舞凌殷人，但事实上属于民间文化之俗文化，在汉族文人中是没有太高地位的，所以作为一种诗歌体裁来说，苏轼能写出一组九章竹枝歌已难能可贵了。这间接原因，在于白居易在忠州写有竹枝四首，三百年后的苏轼苏辙在拜谒忠州白公祠后，把白作为一个楷模与潜在的竞争对手使然。 【按】据说白公祠始建于明代崇祯三年(1630)。
第三篇：苏轼最优美的诗歌
苏轼唐宋八大家之一，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整理的关于苏轼最优美的诗歌，请你欣赏!
1、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
2、惠崇春江晚景(其一)
竹外桃花三两枝，
春江水暧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
正是河豚欲上时。
3、蝶恋花
花褪残红青杏小。
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
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
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
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4、江城子 (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鬃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5、江城子 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鬃微霜，又何妨!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6、浣溪沙
照日深红暖见鱼，
连村绿暗晚藏乌。
黄童白叟聚瞧盱。
麋鹿逢人虽未惯，
猿猱闻鼓不须呼。
归家说与采桑姑。
7、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
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
8、念奴娇 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 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 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9、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
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10、临江仙
夜饮东坡醒复醉，
归来仿佛已三更。
家童鼻息已雷鸣，
敲门都不应，
倚帐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
何时忘却营营。
夜阑风静縠纹平，
小舟从此逝，
江海寄余生。
11、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
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12、六月二十七日望湖醉书(其二)
黑云翻墨未遮山，
白雨跳珠乱人船。
卷地风来忽吹散，
望湖楼下水如天。
13、哨遍
为米折腰，因酒弃家，口体交相累。
归去来，谁不遣君归? 觉从前皆非今是。
露未晞，征夫指予归路，门前笑语喧童稚。
嗟旧菊都荒，新松暗老，吾年今已如此!
但小窗容膝闭柴扉，策杖看孤云暮鸿飞.云出无心，鸟倦知返，本非有意。
噫! 归去来兮， 我今忘我兼忘世。
亲戚无浪语，琴书中有真味。
步翠麓崎岖，泛溪窈窕，涓涓暗谷流春水。
观草木欣荣，幽人自感，吾生行且休矣!
念寓形宇内复几时? 不自觉皇皇欲何之?
委吾心、去留谁计? 神仙知在何处?
富贵非吾志。 但知临水登山啸咏，
自引壶觞自醉。 此生天命更何疑?
且乘流、遇坎还止。
第四篇：宋诗(苏轼与黄庭坚诗歌)比较
其七
(宋诗)
《初到黄州》
《次韵蓋郎中率郭郎中休官二首》(其一)
——谈二者的宋诗特征及风格差别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唐代的确是一个“菁华极盛，体制大备”1的时代，然面对唐诗的极盛，宋人并没有一味循其声貌体制，而是在继承吸收唐人以及前人的诗艺基础上，又另辟蹊径，形成了与唐音面貌迥然有异的宋调，并且成绩斐然，差可以与唐诗比肩。于是乎，唐宋诗之争便成为了一大公案，历来诗论家持论不一，褒贬各异，而唐宋诗之争也历经数代、争论未已。张毅主编的《宋代文学研究》中的“宋诗学研究(上)”一章中对此有一甚为详备的阐述，对南宋时期、金元时期、明代、清前后期的唐宋诗论争做了一个总括式的介绍和评说，同时也介绍了20世纪以来近现代学者对唐宋诗的研究状况2。在论争和探讨中，宋诗的特征逐渐被认知、开掘开来，宋代严羽于《沧浪诗话》中言简意赅地指出其与唐诗“直是气象不同”，并且将其特征归结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4。此说虽并不全面，且严羽是在其“诗主盛唐”的诗学思想下言及的，但“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确在很大程度言中了宋诗的特征，成为了后世论宋诗的经典。今人钱钟书先生以体性之异论唐宋诗之别，别具慧眼、甚为精到，指出“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5，并且在《全宋诗》序中称道宋诗的“流派之众多，内容之充实，艺术之精湛”;程千帆先生也提出“唐诗近风，主情，宋诗近雅，主意”7，缪钺先生在其《论宋诗》中，对唐宋诗的差异作了详细的区分“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腆;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8并以芍药海棠，寒梅秋菊等一系列物类作譬喻来说明之，并且说“盖唐人尚天人相半，在有意无意之间，宋人则纯出于有意，欲以人巧夺天工矣”，并且就“用事、对偶、句法、用韵、声调”诸端对宋诗的特征作了详细的论述。
概言之，宋诗的特征是和唐诗迥然有异的，并且也是丰富多样的，且不同时 129
63 沈德潜：《唐诗别裁·凡例》，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1页
张毅主编：《宋代文学研究》之第四章：宋诗学研究(上)，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 3 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144页 4 同上，26页 5 钱钟书：《谈艺录》(补订重排本)，三联书店，2001年，第3页 6 钱钟书：《全宋诗》(钱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页 7 程千帆：《全宋诗》(程序)，第5页 8 缪钺：《论宋诗》，《宋诗鉴赏辞典·代序》，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9 同上，第4页
2 期的宋诗，不同作家的宋诗，其风格特征也是不同的。而苏轼和黄庭坚皆为北宋的诗文大家，并称为“苏黄”，是宋诗的代表人物。然而，由于性格、才识、经历等不同，两人诗歌的特征也是颇为不同的，这一点，已经被历代诗论家所体认，下面，我们通过对其具体诗歌的赏析来看其差异。
初到黄州(苏轼)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这首诗写于元丰二年底(1079)，苏轼得脱“乌台诗案”之狱，被贬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并于次年抵达黄州。从此诗的题目便可以看出，这是苏轼初到黄州时所作。这个背景是甚为重要的，观苏轼一生，很早就成为了文坛领袖，并且最初在仕途上也甚为得意，然其后却在新旧党争中备受排挤倾轧，而乌台诗案则给了诗人沉重的打击，以至于一时间他甚至认为自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写下了“是处青山可买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而出狱后又被贬谪至黄州，且到了黄州之后，他所受的迫害还没有结束，在黄州，苏轼“困踬之甚，出口落笔，为见憎者所笺注。儿子自京师归，言之详矣，意谓不如牢闭口，莫把笔，庶几免矣。”残酷的文字狱已经让诗人饱尝了仕途的凶险，而贬谪之地又有严密的监控，这些都导致苏轼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张毅在《苏东坡小品》中指出“贬谪黄州，是苏东坡思想和创作的重要转折点，可以以此为界，将其一生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他那种谈笑于生死之际的旷达情怀，那种经历磨难而始终乐观向上的精神，和任性逍遥、随缘自适的创作个性，是在贬谪黄州之后才真正树立起来的。”2而苏轼自己也在《与子明兄一首》中说到：“吾兄弟俱老矣，当以时自娱。世事万端，皆不足介意。所谓自娱者，亦非世俗之乐，但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是供吾家乐事也。”3 于是这一时期，苏轼身上早期的那种豪放雄奇渐渐积淀成清旷澹和，追求平淡自适。思想的转变，反应到文学创作上，便是其创作的重心“由对社会政治的关注转向对出处生死等人生问题的思考。在社会政治危机四伏、仕途风浪险恶的情况下，庄佛思想促使1 123 苏轼：《黄州与人五首》，《苏轼文集》，卷60，中华书局，1986年版，1846页
张毅：《苏东坡小品》前言，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苏轼：《与子明兄一首》，《苏轼文集》卷60，1832页
3 作家转向心灵的自我体认，转向内省”1。而苏轼的思想又是糅合了儒释道，这让他得以超脱于世俗之上而又与人世并无阻隔，敏锐地感知人世冷暖炎凉而又不为世态丑恶凶险所击倒。对于世间的穷苦凶险磨难，苏轼感受得甚为深切、痛切，而儒家的进取、道家的齐一以及释氏的融通在他身上汇融，使他身处逆境时会感到悲伤而又不会绝望。他的感受是真切的、丰富的、复杂的，而正是这些真切的丰富的复杂的感受给了他诗文上的灵动鲜活，而哲思又带来了其境界上的超脱和清旷，于是他的诗歌往往是有着深刻的思理而又蕴含着真切深厚的感情，是一种富有情韵的议论。他诗歌的风格是很多样的，面对不同的景物和人事，他的感情是不同的，表达的方式也是各异的，面对挚友亲朋，他表现出无比的深情;面对美好的景物，他表现出热爱和赞美;而面对险恶的处境，他则往往以一种调侃的戏谑的态度来面对，这首诗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首句言“自笑平生为口忙”，一个“自笑”将一份无奈和自嘲用看似豁然、不在意的态度表达出来，面对“老来事业转荒唐”的打击，诗人并不是作哀凄忿怨语，而是“自笑”，自我调侃为“平生为口忙”，并且用了“平生”“老来”来追溯生平，似乎是一个暮年老人在回顾自己的一生，不知情者不免会认为苏轼此时已至老年，果真是“老来”，而实际上，苏轼当时仅四十多岁，正当不惑之年，然仕途险恶，让诗人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化，于是诗人戏称是“老来”，虽是嘲戏之语，却也不免实有一种心态的“老来”。为“口”忙，则是一语双关，暗示出自己因口舌而导致的祸端。此两句用戏谑的口气写自己所受的贬谪之灾，用语浅显易懂，感情也是内敛的，以戏谑语将不满怨愤平平常常地道出，完全不同于韩愈“一封朝奏九重天”的激越和震惊，而这也是和当时整个宋代士人的内敛心态息息相关的，不同于唐人面貌，体现出宋诗的平淡特征，并且又写得别有寓意、意味深长。
颔联“长江”两句，转向了对黄州地理位置的描写，“知”“觉”二字，突出了诗人的主体意识，面对被贬谪的处境，诗人所知的所觉的却是鱼之美味，笋之脆香，能于僻远的环境中发现其中美好的事物，这缘于诗人之主观情感，以我观物，物著我之色彩。
“逐客” 两句用典事而不显生硬呆板，只要稍稍知道此故事的人便会欣然 1 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5年，101页
4 会心，同与诗人一笑以解嘲。苏轼之于用典，是“以故为新”1的态度，《诗人玉屑》中说“东坡最善用事，既显而易读，又切当”2。这一联十分写得诙谐有趣，里面有幽默的调侃也有无奈的自嘲，“不防” “例作”将被贬谪的不满用戏语的形式写出，且由自己的被贬谪，想及历史上曾被贬谪的诗人，虽时空不同、朝代更迭，而诗人的不幸命运却总是不期然而然地重合，一种历史的大悲哀大不幸油然而出，并且又不以怨愤语道出，表达的甚是诙谐巧妙。东坡尝自得于自己的“一肚皮不和时宜”，黄庭坚亦訕其“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 3，然苏轼的“不和时宜”大都以一种幽默的诙谐的调侃的嘲讽兼自嘲的口气表达出来，且其才力宏赡，自可以随意而又恰切的资取故实，无怪乎被誉为“苏眉山天才俊逸，潇洒风流，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又因坡学力宏赡，无入不得。” 4
最后两句亦是以戏笔写出，写自己于世无济，徒费官家俸禄——压酒囊而已。表面上似是调侃自己的尸位素餐，而实际上则表明自己的官职只是徒有其名而已。且当时官员应得之俸禄又仅以“压酒囊”也就是废酒袋来代替，这又被苏轼巧妙地拿来幽它一默，面对己位之有名无实、所得之物的无用，诗人的心情自可想而知。
纵观全诗，语言通俗明白，风格诙谐幽默，而所用典事易懂而又恰切，增加了幽默讽刺效果，感情是平淡内敛而又别有深意的，用戏谑语写自己的贬谪遭遇，掩藏其后的是一种深层次的悲凉悲哀，给人以自我解嘲、苦中作乐之感，有强烈的主体色彩，很具有东坡诗的特征。
次韵蓋郎中率郭郎中休官二首(其一)(黄庭坚)
仕路风波双白发，闲曹笑傲两诗流。故人相见自青眼，新贵即今多黑头。 桃叶柳花明晓市，荻芽蒲笋上春洲。定知闻健休官去，酒户家园得自由。
这一首诗，时间也是元丰二年(1079)，当时黄庭坚35岁，仍在北京任国子监教授。首先看其题目，就有明显的宋诗特征。宋人有大量的唱和诗，并且多有用“次韵”所和的诗，也就是按原诗的韵及韵脚次序和的诗(也叫步韵)，而这就需要对诗人在诗歌用韵声律等形式技巧方面的能力有很高的要求。翻开黄庭坚 12 苏轼：《题柳子厚诗二首》，《苏轼文集》卷67，2019页
魏庆之：《诗人玉屑》，四库全书本，集部诗文评，1481— 3 黄庭坚：《答洪驹父书》，《山谷集》卷19，四库全书本，集部别集类，1113—186页 4 薛雪：《一瓢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108页
5 的诗集，可以看到里面有大量的次韵诗，由此也可见鲁直之于诗律技艺上之能事。
观鲁直的经历和其思想，则远不如苏轼之复杂，鲁直一生虽于仕途上不甚得意，但也并无受到大的打击，经历也较为简单，而他在诗艺上却甚为观点鲜明且身体力行地付诸创作实践。
鲁直自言“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 1 并且在主张作诗“无一字无来处”的同时，又强调“夺胎换骨”，并且强调要多读书、读的精深，强调学问和功力。许总在其《宋诗史》中写有“奇峭兀立的黄庭坚”一章，对黄庭坚的诗歌创作和
2其诗学理论有详细的阐述，多出新意而不循旧说，但其中也不免有过誉之嫌。而“点铁成金”“夺胎换骨”则为鲁直明确标榜的诗歌作法，在其创作中也体现的最为鲜明，从这首诗中便可窥一斑。
首先是用典。山谷强调“无一字无来处”，其诗歌创作中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大量的用典。用典概可分为两端，一为前代旧事，一为前人诗文成辞。在本诗中，“青眼”“黑头”即为前代旧事，而“白发”“闻健”“酒户”“自由”则化用前人诗句成辞，且细细查之，的确是几乎每字都可找到其出处，诗人把这些典事巧妙地组织在一起，用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不管是否做到了“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窃以为这首诗中的典故化用的虽不太显生硬，却并未做到此等化境)，却的确在用典技巧上有了很大的提高。而大量用典也是宋诗的一个显著特征，尤其是自山谷后，用典更为繁富，虽然有不少因用典恰切而生彩的佳作，但也因此出现了大量纯是堆彻典故卖弄学识的诗作。即使是山谷诗文，也不免此弊病，苏轼即在赞其诗文“如蝤蛑、江瑶柱，格韵高绝，盤飱尽废”的同时也说到“然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 3。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也对黄庭坚的用典有详细的论述，虽评价稍有贬低，但也很大程度上言及了其用典的弊病。4
其次看造句、用律及炼字。这首诗句意严谨，用字精工，如“闲曹”“诗流”等语显然为人力精心锻造而成，而“仕途风波双白发”和“故人相见自青眼”又采用了拗律，而拗律是山谷诗的一大特点。颈联写的尤为典型，由写人事转向了 12 黄庭坚：《答洪驹父书》，《山谷集》19卷，四库全书本， 1113-186
许总：《宋诗史》第四章，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
3 苏轼：《书黄鲁直诗后二首》，《苏轼文集》卷67，2122页 4 钱钟书：《宋诗选注》，三联出版社，2001版，162，163页
6 秀美的自然景物，对仗工整，且造境清新，“明”“上”两个动词的运用，使诗境变得生动，格调也明快起来，并且又巧妙地衔接了前后诗句，让整首诗都紧紧围绕“休官”这个诗题展开，而围绕诗题组织诗作的结构也是山谷诗的一大特点。
此外，这首诗的感情也是内敛沉静的，但在表达上却是一层又一层，多方有意经营，不是感情的激情熔铸倾泻，而是一种迂回曲折的“吞咽”。
整首诗很明显地体现了宋诗的以学问为诗，讲究诗艺技巧的特点，多处用典，用字精工，造语谨严，在感情上并不是婉而动人，而是一种思绪的迂折表达，没有意境上的浑融玲珑，而是以意造境。
统观这两首宋诗，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在宋诗中，那种诗歌的一唱三叹之调大大减弱甚至消失了，诗歌中的感情既不是沉着痛快，也非优游不迫，而是一种以意为主，讲究思理的深微细致，感情由外露、热烈转为内敛，平淡;造语也非浑然天成，而是多方构造组合，且用语多有出处，化用语多，自作语少(这一点以山谷为典型)，且所用语多瘦硬，不再是唐诗中的那种含蓄蕴藉，而多直切，这些都很好地体现了唐宋诗的差别以及宋诗的特征。
这两首诗，一为“东坡体”，一为“山谷体”，虽然同为以意为主的宋诗，但由于诗人的性情、才力、经历不同，也造成了这两首诗风格上的差异。在诗作的结构上，苏轼更多的是以气运笔，纵横开阖，并无一定之规，而山谷则往往围绕诗题来组织结构，用力经营，颇有法度可寻。在用事用典上，苏轼“胸有洪炉，金银铅锡，皆归熔铸;其笔之超旷，等于天马脱羁，飞仙游戏，穷极变幻，而适如意中所欲出”1，并且其所用典事多是众人所熟谙易懂者，且所用之典故恰与诗意诗境协，非纯为用典而用典，而是身处于一定的境地时，自然而然与某一典事相合，遂自然发而为诗，不但恰切更能增其神妙，如“逐客”两句便是如此;而山谷则是典事众多，几乎是“无一字无来处”，大大地提高了用典的技巧和范围，但有时候也不免造成诗意的晦涩和阻隔，纯为学者之诗，为一般人所费解。且在山谷身上，用典往往是其习惯之必然而非诗意诗境所必需，不免受人讥诮诟病。自情感言，这两首诗的感情都是平淡内敛的，所表达的内容也都是贬谪、休官之类，而二者又都不作怨愤语，但苏轼的感情是自然流露，并无遮掩，只是以一种戏谑嘲讽的口气道出，在自嘲的同时也顺带着将世事嘲讽了一番，在看似满 1 沈德潜：《说诗晬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231页
7 不在乎的表面下隐藏着不满和嘲讽，是苦中作乐的自我解嘲语，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鲜明地体现了苏轼的个性，而山谷的感情则是吞咽式的，一层层表述，多方有意经营，表达得迂回曲折，虽然也有些许调侃在里面，但总体上情绪是温和的，并无太多嘲讽不满在里面，且虽然在诗句诗律上处处可见诗人的主观营造之功，但山谷的主观情绪却是幽晦不明、消隐于诗中的。
总的来说，苏轼往往是以天才笔力纵横，“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1，能做到不烦绳削而自和;而黄庭坚则是多重学识功力，“荟萃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2。而天才使气难摹，法度体制则易学，故黄庭坚开启了江西诗派，尤为明显地体现宋诗的特征，故莫砺锋在《江西诗派研究》中提出，当时诗坛上创作成就最高的是诗人是苏轼，但最突出最集中地显示宋诗特色的诗人却是黄庭坚3，此言确然。
12 苏轼：《书吴道子画后》，《苏轼文集》卷70，2210，2211页
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478页 3 莫砺锋：《江西诗派研究》，齐鲁书社，1986年版
第五篇： 论证苏轼诗歌水平唐代确实只能算二流
苏轼是中国从古至今少有的文学全才和巨匠，但个人觉得单就他的诗歌水平而言，放在唐代确实只能算二流水平，这不是对苏轼的贬低，而是较公正的定位。这也是对于某些狂热的苏轼粉丝过于吹捧苏轼的有感而发 。以下是自己对这个问题的一些论证。
我知道煮酒曾经就这个问题进行过激烈的辩论，但自己很遗憾并未赶上，但还是想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要讨论苏轼的诗歌水平到底在唐诗中算几流，首先要对唐朝诗人进行比较客观的评价。
超一流的毫无疑问只有李白，杜甫两人，其他的唐朝诗人跟这两位都有明显的差距。一流的唐朝诗人个人认为只有三位，既李商隐，王维，白居易，杜牧虽然与李商隐并称，其实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二流诗人主要有孟浩然，岑参，高适，王昌龄，杜牧，刘禹锡，柳宗元，韩愈等人。以上分层个人认为应是符合实际的，那么苏轼到底应该排在哪一个档次呢，个人认为李杜那档没有必要比，相信了解诗歌的人都是能够知道答案的，现在最主要的就是把苏轼的诗歌与唐朝一流诗人做一下客观的比较即能够得出比较准确的结论，但是白居易，李商隐与苏轼诗风差距太大，不容易得出准确判断。王维与苏轼都算艺术全才，都算各体兼工，都写了大量的山水诗，都受过比较深的佛老思想影响诗风也有相近之处，比较容易判定优劣，下面主要拿他们两人做一下对比。
苏轼流传最广的诗歌有以下六首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
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黄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王维的代表作有以下几首
使至塞上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
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潺。 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 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 夏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 渭城曲
渭城朝雨邑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鹿柴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竹里馆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送别
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 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
相思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山居秋暝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积雨辋川庄作
积雨空林烟火迟，蒸藜炊黍饷东□
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
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露葵。
野老与人争席罢，海鸥何事更相疑。
田园乐
桃红复含宿雨， 柳绿更带朝烟。
花落家童未扫， 莺啼山客犹眠。
伊州歌
清风明月苦相思， 荡子从戎十载余。
征人去日殷勤嘱， 归雁来时数附书。
送沈子福归江东
杨柳渡头行客稀，罟师荡桨向临圻。
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
相信只要稍微熟悉诗歌的人都能够得出结论苏轼代表作脍炙人口的程度远不如王维。
以下在做一个具体的对比，
两人都算诗歌的多面手，但对比一下如何呢引一段章培恒、骆玉明版的文学史
诗歌到盛唐已经众体皆备，王维于各种诗体无所不长，堪称全才。他被人称为“五言宗匠”，今存数量也最多。其中五古如《送綦毋潜落第还乡》、《渭川田家》等，五律如《山居秋暝》、《观猎》、《使至塞上》、《终南山》、《汉江临眺》等，五绝如《辋川集》二十首、《鸟鸣涧》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七言诗中，七绝《送元二使安西》和《伊州歌》为当时的梨园乐工广为传唱，七律《积雨辋川庄作》被后人誉为“得山林之神髓”、“空古准今”，取为唐人的压卷之作(《王右丞集笺注》引澹斋翁语)，七言歌行也独树一帜，别开生面。如《同崔傅答贤弟》，全诗“写疏荡于队仗之中”(《唐诗别裁集》)，极具跳宕飞跃的力量，洋溢着一往无前的青春气息。明代高棅在《唐诗品汇》中，论
五、七古以王维为名家，
五、七律和五绝以王维为正宗，七绝以王维为羽翼。其实，王维所写的六言诗、杂言体乐府和楚辞体等，也莫不具有深厚的造诣。就这一点而言，王维可说是盛唐时代表了各种诗体所达到的成就的一个全面的典型。
王维的五言诗水平代表了唐诗的最高成就，苏轼明显不如，七言歌行也是唐诗仅次于李杜的大家，七言律诗可谓杜甫后的盛唐第二人，七言绝句也有千古名篇，整体成就比苏轼七言不遑多让，更有六言，楚辞奇招致胜，整体比较苏轼处于劣势显露无疑。
以上分析可大致得出苏轼不如王维的结论，根据王维水平与李商隐，白居易大体相当的判断，苏轼不能排在唐朝一流之列。
然后再说一下文学史评价的问题
章培恒、骆玉明的中国文学史，
讲高适2900多字，包括高适生平。
讲王维3700多字，包括王维生平简介;
讲杜牧2300多字，包括杜牧生平简介;
讲李商隐3600多字，包括李商隐生平简介;
讲苏轼，纯粹苏轼诗歌，不包括简介，用了3800多字。
这是某位煮酒苏轼研究的大家给出的数字，我们先不说文字多少到底说不能说明诗歌成就，他引这段数据其本身是相当不厚道的，他没有引这部文学史介绍白居易的文字，那应该是远远超过介绍苏轼的，大家都知道由于强调什么诗歌的思想性，文学界对唐朝白居易的评价过高，而对李商隐，王维的评价偏低，这本文学史也不例外，如果把介绍三人的文字平均一下，稍微公正一点，超过苏轼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为什么说苏轼与王维，白居易，李商隐等唐朝一流诗人还是有不小的差距，个人主要是因为苏轼虽说比较全面，但没有哪一类型的诗如王维的五言，李商隐的七律达到了唐诗的最高水平，这就限制了他的成就，使他虽然明显高出唐朝孟浩然，杜牧等二流诗人的水平但仍只能算准一流诗人也就是二流顶端这个档次，这也是苏轼只是诗歌名家而不能算大家的原因所在。
最后，想说一下个人完全认同唐诗与宋诗双峰并峙，成就差不多的观点，但其实这与苏轼作为宋朝成就最大的诗人并不矛盾，因为个人理解宋诗的成就是靠整体取得的，总体水平较高，宋朝经济比唐朝更发达，教育比唐朝更普及，社会总体文化水平比唐朝高，这就使宋朝诗人更多，是唐朝的四倍，诗歌总数是唐朝的八倍，典型的宋诗风格的形成与取得伟大成就主要是整体的功劳，个人的作用相不如唐朝突出，也就是说宋朝并没有李白，杜甫那样一流的大诗人凭一己之力就奠定了唐诗的成就，这也就可以解释黄庭坚是宋诗风格的典型但诗歌还是有比较大的缺陷，并不是一流大诗人的原因，也就是说宋朝相对而言缺乏一流的诗人，但二流，三流水平的诗人要比唐朝多得多，水平较为平均，没有特别突出的，总体的高成就缩短了与唐朝顶尖的差距，使两朝诗歌水平差不多，毕竟从概率论来说宋朝八首诗出一首好诗就可以达到唐诗的成就，也就是说达到诗歌差不多的水平宋朝比唐朝花费了更大的努力，唐诗和宋诗比，质量和效率还是好的多。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苏轼作为宋朝最伟大的诗人但也只是唐朝二流水平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