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 韩国为促进经济发展, 采取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 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与工业发展相比农业发展缓慢, 农民生活水平低下, 城乡差异日益增大, 社会矛盾激化。这此背景下, 韩国发动由政府主导、以农民为主体、改善农村生活、缩小城乡差异的“新村运动”。30年间, 韩国农村工业化进程基本完成, 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与韩国相似的是, 中国农村也面临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缓慢, 农民生活困难, 城乡差距拉大导致社会问题从生等问题, 但是两国的新农村建设活动却依然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
1 两国国情不同
首先:韩国新村运动召起时, 韩国总人口只有32.24百万人, 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44.7%, 农业人口共有14.12百万人, 而中国拥有14亿人口, 共有近9亿的农业人口。这一庞大的数据差已说明, 中国新农村建设困难度远高于韩国;其次:中国地域广阔, 民族复杂, 许多地域是多民族混居, 中国的农村问题还要考虑地域、文化差异;第三:中国不但存在城乡差异, 农村之间也存在南北差异。中国南方经济发展水平正提高与北方, 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如:浙江、江苏一带早已开启农村的现代化建设进程, 由城市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已基本形成良性循环圈, 反之, 中国北方以及西部等内陆地区, 不但农村发展滞后, 城市亦属于经济不发达地区, 与南方农村存在巨大差异, 因此, 中国的新农村建设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农村问题。
2 中、韩经济发展阶段不同
首先:韩国新村运动时, 正处于现代化建设的初级阶段。而中国当前工业化水平已经有了显著提高, 南方部分发达城市甚至已达到工业化的完成阶段, 故而两国解决农村问题的经济基础不同;其次:1970年, 韩国新村运动时, 韩国农民收入占城市居民收入的75%左右, 城乡收入差距不超过1.5倍, 仍处于合理范围内, 而我国在2005年, 农民收入仅占城市居民收入的31%, 城乡首府差距已超过3倍, 有专家估计, 实际上中国城乡差距可能已达到5:1, 或者更高, 两极分化严重, 矛盾尖锐, 农村问题已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大负担。
3 政府针对农村发展的政策不同
在韩国的新村运动中, 政府负责组织农民开展运动。在新村运动早期, 政府还充当运动的管理者角色, 主导运动发展, 随着新村运动的顺利开展, 农村经济建设取得一定成绩, 农民热情被激发, 新村运动后期, 韩国政府逐渐退出新村运动, 交由农民主导, 自己建设农村经济。而在中国, 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不但充当运动的召集者和管理者, 甚至还会充当项目的建设者, 直接参与建设活动, 政府投入更多。另外, 韩国新村运动旨在团结农民, 自力更生, 因此在项目的选择上交由农民做主, 由政府进行切实的调查考核, 并做出相应的奖惩。而在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中, 更多的是由政府规划项目, 且农村项目实施情况缺乏相关的监督考察, 往往会造成项目投入大收益小的现象, 使得农民认为政府办事“虎头蛇尾”。最后, 韩国政府对农业采取高度保护措施, 不但对本国的农产品给予高额补贴, 同时采用高关税、限额制等方法来限制外国农产品的进口, 这样的政策虽然保护了韩国农民的利益, 却降低了韩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与韩国政府不同的是, 中国政府对农业经济的发展采取的是调整农产品结构, 增加农产品的科技含量, 开发新品种, 保证中国农业经济在竞争的环境下平稳发展。
4 远景目标不同
其一、韩国新村运动的初衷是“过好日子”, 其主要目的是改善农村生活条件, 发展农村经济。而我国现阶段城乡差异巨大, 农民不但生活困难, 与城市居民相比还存在非平等竞争的问题, 城乡矛盾尖锐, 社会不安定因素骤增。因此, 中国的新农村建设除了经济因素的考量之外, 更注重政治因素的考量, 不但要达到开发农村经济, 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目标, 还必须要做到消除城乡不平等, 消减乡村敌视心理, 缓减社会矛盾, 谋求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其二、韩国的新村运动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 远景规划受到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 而中国新农村建设是于2006年提出, 是以建设农村小康生活为主要内容, 构建中国城乡和谐社会为根本目标。
摘要：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韩国的新村运动与我国新农村建设有一定的相似性, 为我国的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同时它也存在诸多问题值得我们借鉴。本文主要探讨了两国新村建设运动的差异性。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新村运动,奖惩机制,农村工业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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