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中国发展证券交易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摘要]中国发展国际金融中心，不仅具备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且具有可能性和现实性，目前正面临着良好的机遇。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尤其是金融、经济、城市、科技进步等一系列因素制约。
中国发展证券交易论文 篇1：
中美P2P发展对比与启示
摘 要：目前互联网金融在中国发展异常火热，并且中国政府鼓励互联网金融。本文通过对比中美P2P的发展规模、发展模式的不同，发现中、美双方在P2P发展的各自的优势、劣势，并借鉴优秀的发展思路。
关键词：P2P；发展；模式
1 概述
互联网金融在中国近年来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政府也大力鼓励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政府对其相关的政策也不断的推出。P2P作为现在互联网金融的一种形式，发展尤为火热，几年的时间内，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P2P借贷市场。但由于P2P的监管政策还不完善，使得P2P的投资风险较大，P2P平台出现提现困难、跑路等问题。而相比之下，美国的P2P发展较为完善，已经形成较为稳定的双寡头垄断的局面，并且美国SEC（证券交易委员会）对P2P的监管较为严格，不仅在市场的准入上较为严格，还在对现有P2P平台在运营过程的监管，SEC要求P2P平台定期进行信息披露，将风险降低到最小。
本文通过对比中美P2P发展的差异，发现中国目前P2P发展的不足，并借鉴美国在P2P发展上的优秀经验。
2 中美P2P现有规模发展的对比
根据网贷之家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P2P平台的成交量2528.17亿元人民币。截止到2015年6月，我国P2P平台数为2028家，综合利率为14.17%，平均借款期限为6.63月，问题平台自2011年已经累积达836家。2015年Q1成交量排名前两名的平台分别是红岭创投、陆金所，它们第一季度的成交量分别为165.95亿元和41.96亿元。其市场占有率约为14.00%和3.54%，红岭创投的综合利率为13.23%。由上述数据可以看出，中国P2P市场上存在的P2P平台数量较多，行业前几名的优势不突出，行业的市场集中度较低，市场结构分布较为松散。
相比之下，美国2014年P2P平台的成交量为59.81亿美元[1]，约合人民币370.84亿元人民币，Lending Club作为美国最大的P2P平台，根据2014年Q4的财报显示，其2014年一年的成交量达43.7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71.30亿元。而美国第二大平台Prosper，2014年的成交量为15.99亿美元，约合人民币99.12亿元。Lending Club和Prosper两家的市场占有率就约合99.89%，P2P行业在美国典型的双寡头垄断的局面。2015年第一季度，Lending Club的成交量12.9亿美元，约合人民币79.98亿元人民币，Proper的交易量1.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7.44亿人民币，在Lending Club，借款者的名义利率平均为13.19%，平台上的投资者回报率为10.58%[2]
由上述数据对比分析可见，虽然中国P2P的发展要晚于美国，但是经过这几年的快速发展，中国P2P平台数量不仅要比美国大很多，并且交易量上也比美国大很多，总交易量将近美国的7倍。另一方面，通过对两国交易量排名第一的平台对比，在2015年第一季度，在中国市场占有率仅有十几的红岭创投的交易量是Lending Club的两倍多，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的P2P的市场要比美国大好多。从市场结构上来看，中国成交量最大的平台红岭创投，市场占有率只有14%，而且市场上存在很多家平台，进入门槛及其低，可以判断这一行业正处于完全竞争状态。而美国前两家的平台将近99.89%的份额，典型的双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并且lending Club于2014年12月10日，募集了9亿美元，成为2014年最大的IPO，也是第一上市的P2P公司[3]。最后从利率上来看，全国综合利率为14.17%，红岭创投的综合利率为13.23%，都是借款人的利率，投资回报利率，在其基础上扣除手续费和中介费，具体数值进行相应披露，相对比lending Club上的借款利率13.19%，可以看出在中国P2P平台上的借款利率要高于美国，借款人需要承担稍高一些的成本。综上，可以看出，中国的P2P平台的市场容量要远高于美国，并且美国P2P的发展已经处于较为稳定的市场状态，而中国P2P的市场还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并且市场发展空间还很大。下面我们将对中美P2P的发展模式进行对比。
3 中美P2P发展模式对比
美国P2P的发展模式较为统一，美国政府为了降低P2P平台的风险，将P2P业务定义为证券的性质进行监管。P2P平台必须在SEC注册登记，设定了较高的进入门槛。对于现存的P2P平台，定期进行信息数据披露，并且发售自己平台的收益权凭证。美国主要的P2P平台Lending Club和Prosper它们都与WebBank银行进行合作，由Webank对借款人进行放款，根据对资金流的方向的说明，描绘出下面的资金流向图。（图1）
首先，借款人向平台申请借款，Lending Club对其审核评级，根据借款人信用等级设定具体利率，然后WebBank审核，并分发贷款到借款人，再将债权凭证卖给P2P平台，平台支付给WebBank资金。Lending Club将借款进行类似资产证券化的操作，通过对证券进行打包、组合与拆分和出售，提高了资产的流动性，并实现了风险的分散[4]。P2P平台将借款凭证放在网站上供放款人浏览和选择。借款人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选择自己要投资的对象。借款人每月还款付息，扣除管理费其他费用后，平台会在每个投资人的账户中贷记其信贷本息余额[5]，然后到期后将本金和利息返回到投资者账户。
由于中国的P2P平台众多，个平台之间的发展模式也有差异。下面将中国的P2P平台模式大致分为下面几类，具体如表1[6]。
经过几年的发展的，中国P2P平台的发展模式，基本由上表进行分类，可以看出中国P2P平台倾向于有担保模式，在投资者面临损失的时候予以赔偿。但长远来看，此模式风险较大，当出现较大的坏账时，并且平台支付不起时，平台将面临倒闭的风险，其他创新P2P模式的发展也有很大的潜力。
根据2015年7月18日颁布的《互联网金融指导意见》明确，在个体网络借贷平台（P2P平台）上发生的直接借贷行为属于民间借贷范畴，受合同法、民法通则等法律法规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规范。个体网络借贷要坚持平台功能，为投资方和融资方提供信息交互、撮合、资信评估等中介服务。由意见可以看出，将P2P平台的性质定义为信息中介的本质，并且资金要严格进行第三方托管，此项政策的出台和执行将会净化中国的P2P市场。对于交易量排名第一的P2P平台红岭创投，其所遵循的模式为风险备付金担保模式，具体的运作模式如图2所示：
资料来源：红岭创投网站：https：//www.my089.com/home/Platform.aspx。
首先，借款人先向平台申请贷款，然后平台对借款人、项目审核等一系列手续。投资人选择要投资的项目，将资金一般先转给平台，当项目在规定的时间内筹集到所需求的资金时，平台就会将资金打入借款人账户。如果在规定时间内项目标未满，则表明项目的失败，平台再将钱返还到投资人的资金账户。对于成功借到钱的借款人，按照约定的还款期限和方式将本息转给平台，平台从中扣除一定的服务费、管理费后，在到期日时，将本息转发给放款人，不同于美国的由银行对借款人进行放款，在中国是由P2P平台对借款人进行放款，沉淀资金由银行和第三方支付机构托管，并未涉及其贷款业务，红岭创投与平安银行合作进行资金托管。
综上，中美P2P的发展模式上仍存在较大的差异。美国P2P平台为单纯的中介模式，风险由投资者承担，中国的P2P平台更倾向于用担保模式去吸引用户来投资。但随着近期新颁布的《互联网金融指导意见》，明确了P2P的信息中介的性质，合规的平台即必须将资金进行第三方托管，不能为投资者提供担保，也不能承担信用流动性风险、不能承担贷款业务或开展受托投资[7]，所以该政策的落实，将会使得P2P行业重新洗牌。
参考文献：
[1]郝建明：中美P2P市场的差异及发展趋势http：//caijing.chinadaily.com.cn/2015-05/22/content_20793607.htm.
[2]Nsrplatform. https：//www.nsrplatform.com/#！/.
[3]"LendingClub shares debut to 56% stock rise"（Press release）.USA Today. 11 December 2014.
[4]李东卫.互联网金融的国际经验、风险分析及监管[J].吉林金融研究，2014（4）.
[5]陈敏轩，李钧.美国P2P行业的发展和新监管挑战[J].金融发展评论，2013（3）.
[6]张谦.P2P网络借贷平台的运营模式及风险控制研究[J].决策与信息旬刊，2013（8）：186-188.
[7]邓莉苹，朱丹丹.互联网金融指导意见发布 八成P2P平台不转型将被淘汰[N].每日经济新闻， 2015-07-20（08）.
作者：庞菲菲
中国发展证券交易论文 篇2：
关于中国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思考
[摘要]中国发展国际金融中心，不仅具备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且具有可能性和现实性，目前正面临着良好的机遇。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尤其是金融、经济、城市、科技进步等一系列因素制约。我们应坚持整体发展、重点倾斜的基本思路，改善和强化这些因素，主要包括又好又快地发展国民经济、持续增强中国金融竞争力、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提高金融业对外开放和金融监管水平、进一步优化金融环境、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等，以促进中国国际金融中心的早日形成。
[关键词]金融中心；制约因素；金融市场；金融环境
发展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不仅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且具有可能性和现实性。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其本身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制约。深切认识这些制约因素，大力创造条件，积极而稳妥地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提出的一个现实课题。
一、中国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环境条件
金融中心，是联结各种金融市场、金融企业和金融工具的枢纽，是金融网络主要节点和强大支撑。金融中心聚集着不同空间范围的不同金融企业，包括银行、证券交易机构、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机构、信托公司、期货机构以及其他金融服务机构，聚集着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金融人才，拥有较为完善和发达的金融市场。金融中心必须具备收集、解释、整理、存储、交换金融经济信息的能力和作用，具有较强的金融吸引力和辐射力，具有金融产品定价、金融清算、风险管理、金融创新等功能，并能充分发挥自身的综合功能，高效开展各种金融活动。
金融中心发展史表明，金融中心与经济中心是密切相连的，经济中心是金融中心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而金融中心则是经济中心功能不断提升的必然产物。经济中心具有明显的多层次性，由此决定金融中心也具有多层次性。经济发达国家拥有不同层次的经济中心城市，而这些城市又往往成为不同层次的金融中心。就发展中国家来说，一般都具有全国金融中心、国内区域性金融中心。而从发达国家来看，其金融中心可以分成四个不同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其业务空间范围覆盖全世界，为各国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第二个层次是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其业务空间范围能覆盖国际区域内的一系列国家；第三个层次是这个国家的全国性金融中心，其金融辐射力和聚集力可达全国范围；第四个层次是国内区域性金融中心，它们是国内区域范围网络的主要节点，是区域性金融活动的重要支撑。
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与发展，对金融和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金融中心规模的大小、层次的高低、质量的优劣、功能的强弱，对于一个国家的金融经济发展及其竞争力的强弱，往往产生直接作用。这主要是因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而金融中心的发展，对于强化一个国家的资源配置能力，促进资本形成和结构调整，提高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和水平，保障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安全，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随着经济和金融全球化发展，各国大型城市和跨国公司的国际竞争也日趋激烈，金融竞争的广度、深度和强度在显著加大。为了获取、保持和扩大在国际金融竞争中的优势，在全球范围或国际区域内扩展更大的发展空间，许多国家的大城市都纷纷致力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将其置于全球竞争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际金融中心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是，这种稳定性并不是凝固不变的。经济和金融中心发展史表明，全球性和区域性国际经济中心曾发生过多次转移，与此相适应，全球性和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也发生过多次转移。新兴的金融中心形成和崛起，国家级金融中心转化成区域国际性甚至全球性金融中心，都是完全可能的。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市场广阔，经济和金融发展潜力巨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令世人瞩目。尤其要重视建设国际金融中心。
中国形成和发展区域性乃至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不仅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且具有可能性和现实性。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3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2010年中国GDP达到39.8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3％，从经济规模总量来说已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成就斐然，2010年进出口总额2.97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4.7％，其中出口1.58亿美元，进口为1.39万亿美元。中国利用外资平稳发展，2010年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达1057.4亿美元，为历史最高水平。经济的快速增长，促进了金融的快速发展。中国金融环境适度宽松，2010年来，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72.58万亿元，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货款余额47.92万亿元，同比增长19.9％。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71.82万亿元，同比增长20.2％。国家外汇储备余额2.8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8.7％。中国金融体系运行平稳、健康发展，2010年银行业本外币资产总额为94.30万亿元，同比增长20.4％。商业银行不良货款率1.14％，比2009年同期下降0.44个百分点。106家证券公司总资产1.97万亿元，净资本为4319亿元。保险公司资产总额为5万亿元，同比增长22％。保险保费收入1.45万亿元，同比增长30.4％。融资结构逐步优化，直接融资在资金配置中的地位不断提高，2010年股票和企业债券融资达1.78万亿元，占融资总量比重比上年同期提高3.5个百分点。中国金融机构改革继续推进，金融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国际交流与合作继续加强，中国金融机构跨境开展人民币结算业务稳步推进。
时至今日，中国业已形成了若干个国内区域性金融中心，也形成了全国性金融中心，这些金融中心仍需进一步壮大金融规模并提高金融质量。在改革和发展的强劲推力下，中国也出现了形成国际金融中心的趋势。上海、深圳和北京等城市，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方面已迈出了步伐，取得了进展，走在了前列。中国经济和金融持续、快速发展，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奠定了较好基础。对外开放和金融深化改革，为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注入了强大推动力。国际金融格局变化、股市国际板的即将开通、人民币跨境使用，为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我们应该顺势而为，不失时机地推进与我国经济实力与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加快速度、加大力度，早日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包括全球性金融中心。
二、中国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制约因素
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和发展，受着诸多因素的制约。由于金融自身是个开放性系统，金融中心是在同外界生生不息的联系中形成和发展的。因此，金融中心既受着自身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外部一系列因素的制约。只有不断改善和强化这些因素，才能使国际金融中心水到渠成地建立和发展起来。
1.金融因素。就金融本身而言，影响国际金融中心的因素主要包括：(1)金融资本规模。其指标主要为金融资本数量，这不仅包括银行存款和贷款的数量，而且包括资本市场的规模，保险业、信托业等非银行金融业的规模。(2)合理的金融结构。金融结构是否合理，是否能同国内经济和世界经济结构的发展变化相互适应，对金融中心的发展影响颇大。诸如金融产业结构、金融从业人员在全部从业人员中所占的比重、金融从业人员中文化素质和技术素质结构、外资和内资金融机构在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行业分别占有的比重，都与金融中心的形成密切相关。(3)金融企业的素质和影响力。金融中心的微观基础是金融企业。一个城市拥有一批规模宏大、素质优良、在一定范围能产生相当大的凝聚力和辐射力的金融企业，才有可能形成金融中心。(4)金融竞争力的强弱。金融中心的形成，不仅要以一定的金融规模为基础，而且要以强大的金融竞争力为支撑。资本成本的高低、资本市场效率、股票市场活力强弱、银行部门效率的优劣、金融人力资本的水平、金融资产质量的高低、金融创新的活跃程度和效果大小，都是金融竞争力的重要评价指标，对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产生直接的作用。
2.经济因素。首先，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要以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为根基。没有强大的综合经济实力，就不可能有发达的金融中心。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不能孤立进行，而必须在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框架内来对其研究。在提升国民经济综合实力的总体战略指导下，制定和实施金融中心的发展战略。其次，产业经济对国际金融中心具有直接和重大的影响。中国产业总体实力不强，又具有很不平衡的特点。同时，产业结构不够合理，这对于整体经济又好又快地持续发展，对于国际金融中心的建立和完善产生了制约。最后，企业实力的强弱，是金融中心的重要基础。企业的行业结构、规模结构、技术结构和产品结构，企业的品牌战略和经济效益，企业的经营机制和市场适应能力，企业人力资本和系统创新能力，企业的技术开发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对国际金融中心的建立和完善产生极其重要的作用。
3.城市综合因素。国际金融中心实质上就是城市金融中心。因此，城市发展状况对于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城市经济的产业结构合理性和高级化程度，城市交通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及其他生活服务设施的完善程度，城市的区位优势及其优势的发挥状况，政府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城市对外开放水平及其与国际金融接轨程度，城市对外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强弱，城市文化建设和居民素质状况，城市信用体系的构建及其完善程度，城市制度建设的完善程度及其竞争优势，城市系统创新能力和社会创新氛围的程度等等，均为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城市法制健全程度，更是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的一项硬性制约因素。从很大程度上说，具有国际性综合竞争优势的发达城市，是建立国际金融中心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城市的辐射和凝聚范围越大，以其为核心的金融中心的影响范围就越大，金融中心的层次自然也就越高。
4.科技进步因素。科技进步是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发展、巩固和提升的重要推动力。金融科技竞争力，直接是金融竞争力的重要内容。科技队伍的规模及其结构，科技人员素质及其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科技成果的数量和质量，科技成果转化率的高低及效果的大小，科技实力的强弱，科技竞争优势的状况，都是制约金融中心发展的重要因素。科技进步能极大缩短金融活动的时间和空间距离，为金融机构提高金融竞争力和金融效率提供必要的技术基础，促使金融机构不断向该中心城市聚集，推动金融中心不断强化其整体的竞争优势，使之在稳步增加金融收益的基础上不断得到提升。
三、中国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政策构想
在改革和发展的强劲推动下，中国多层次金融中心建设，包括上海、深圳、北京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已取得重大进展。这些城市的金融资源聚集程度逐步提高，资源的绝对量和相对量均排在全国前列，金融资源得到较好释放。金融功能不断拓展和增强，不论在产品定价、金融结算方面，还是在风险管理、金融信息系统建设方面，都有了长足进步。金融服务效率逐步提高，辐射范围正扩展到全国和国际区域。然而，从全球金融中心的角度看，这些城市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还存在不少差距，这就需要我们在方方面面消除差距，取得突破性进展。因此，我们在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系统论的原则和方法，既要全面提高各种影响因素的质量和水平，又要突出重点，紧紧抓住贡献弹性较大的影响因素，对其发展实施一定程度的倾斜，以此带动其他影响因素的改善。
1.坚持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基本思路。金融中心必须建立在经济中心的基础上，跳出金融中心来观察金融中心，从国民经济的更高层面出发来探求金融中心的发展，才是根本方略。我们必须坚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坚持科教兴国和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大力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竞争力。金融产业离不开其他产业的支撑，这就要求我们在建设金融中心时，必须采取科学的产业发展战略。根据中国产业竞争力总体不强而又很不平衡的特点，应实行合理倾斜的产业政策，重点发展战略性的新型支柱产业，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妥善处理发展高新技术与传统产业的关系，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虚拟经济产业和实体经济产业的关系，促进战略支柱产业和其他产业的协调发展。发展金融中心必须制定和实施正确的企业发展战略，包括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更多地融入国际竞争与合作，建立企业创新机制，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使更多企业进入世界五百强，培养和造就能适应国际市场竞争的企业家队伍。在国民经济、产业经济、企业经济提升层面、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才能具备强大依托和可靠保障。
2.促进金融竞争力的整体性提高。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整体金融竞争力越强，就越有条件形成金融中心。金融竞争力又是由众多要素复合形成的动态系统，促进金融竞争力要素的整体提高，要求诸要素不仅要在质上相互适应，而且在量上要有合理的比例，形成合理的要素结构，方能使有限的金融资源产生最大合力。强调金融竞争力要素的整体性提高，绝不排斥一定条件下的重点发展和适度倾斜，应根据中国金融具体情况，科学确定重点要素，以此带动一般要素的改善。金融竞争力各要素在运行过程中，各有其不同的规律和特点，经常处于变化发展中，因而要素结构必须在动态中及时加以调整，使之在新的基础上相互适应，才能卓有成效地提高金融整体竞争力。
3.完善金融市场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居于金融体系的核心地位，对于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必须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公平竞争、规范有序、安全高效、与国际接轨的金融市场体系。我国应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突破
单一的证券市场格局。在股市方面，形成主板交易、中小企业板市场、创业板市场、国际板市场、场外交易市场、柜台交易市场的合理结构；扩大开展资本市场业务的机构范围，允许更多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金融公司等有条件地发展资本市场业务；扩大证券经纪人范围和基金管理公司业务范围，积极稳妥地发展多种类型的私募基金；着力丰富市场产品，积极发展公司债券、商业票据、短期融资债券和其他衍生产品；及时推出期货、期权、远期交割等方面的创新产品；有步骤地推出资产证券化，大力完善资产证券化机制；遵循资本市场自身的规律，根据资金供求关系的变化来调控市场，健全做空机制和证券市场退出机制。发展金融市场的一个重大问题，在于正确处理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的关系，促进资金在两大市场间的自由流动，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
4.提高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和金融监管水平。中国金融业只有加快对外开放，才能更好地掌握和运用国际金融经验，提高利用国际金融资源的水平，扩大中国金融的国际影响，更好地参与国际金融的竞争与合作。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是金融业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要稳妥地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兑换，积极创造条件，稳扎稳打地逐步取得进展。改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是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又一重要方面。当前，中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比以往实行单一盯住美元的汇率形成机制，更加适应金融全球化和多元化的新形势和新特点，更加有利于发挥人民币汇率机制的调节作用，有利于国际金融中心加快形成。积极创造条件，稳健促进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我们要大力提高国民经济质量和加快壮大其规模，完善金融体系，形成强大的经济和金融竞争力，独立自主地稳步推进人民币可兑换，以加快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越是发展金融中心，就越是要加强金融监管。金融中心的建设过程，就是金融业往来扩大对外开放的过程，从而也是金融监管不断健全的过程。在推进金融中心建设的同时，必须同步建立金融创新、可控金融风险的监管平台和机制，完善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金融监管不仅要同国内金融市场相适应，而且要同国际金融市场相贴近，有力应对金融全球化向金融监管提出的严峻挑战，积极参与金融监管国际化。
5.优化金融环境。金融环境对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发展国际金融中心，必须优化金融保障环境、金融法制环境、金融人才引进和培养环境、金融服务环境等，其中优化社会信用环境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发展国际金融中心，不仅要建立金融业内部的信用体系，而且要建立社会信用体系。以加强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为重点，大力培育市场化运作的信用服务业，积极发展一批职业素质和道德水准较高的信用服务机构。当前应重点发展大型信用评级公司、信用服务公司和消费者信用服务公司，促进他们不断提高市场化和规范化运作水平。建立和健全企业信用管理体系。在企业建立严格的信用风险机制，完善激励机制和决策机制，强化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客户资信管理制度、应收账款管理制度、企业债务管理制度、内部授信制度等。加快制定适合于中小企业的财务会计制度和风险管理制度。推进信用产品创新，改善和优化信用产品结构，使之同信用产品需求结构一致起来。建立信用信息系统，积极创造条件推进信用信息商业化和社会化。建立和完善信用监督和失信惩戒机制。建立良好的法制环境，发展金融中心，不仅要健全国际认可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而且要严格执法，建立公正、公平、高效的金融纠纷审理、仲裁机制，建立金融专业法庭和仲裁机构，完善金融方面的税收制度。
参考文献：
[1]何德旭.中国金融服务理论前沿(4)[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中国人民银行.2010年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报告[N].金融时报。2011—04—09.
[3]何力.中国海外投资保护与国家契约问题[J].江西社会科学，2010，(6).
[责任编辑：陈瑾]
作者：谌斌
中国发展证券交易论文 篇3：
论清代城市的地位与作用
摘要:清代城市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由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转型的重要时期,它既继承了中国封建时代城市的发展,集古代城市发展的大成,达到古代城市发展的高峰,又在晚期开启了城市现代化的先端,开始了中国城市近现代化之路。在我国城市发展史和世界城市史上都有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清代;城市;地位;作用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中心和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中国城市在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到清朝,封建城市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由于清代既是封建时代的终结者,又是近代化的开启者,其城市发展的历史地位相当重要:既承农业时代中国城市之发展,集古代城市发展之大成,达古代城市发展之高峰,又开启工业时代城市发展之先路,开动中国城市近现代化之阀门,因此有学者把它概括为四个字“承前启后”是非常到位的。
清代城市是在明末清初战火焚烧过后的废墟中发展起来的。经过了明末纷繁迭起的农民大起义,许多城市都在战火中变成一片废墟。如著名的古都开封被农民起义军包围后,赶来救援的明军为了解围,竟不顾百姓的生死,开河淹城。而清军入关时为了挫退人民的反抗,也大肆屠城,城市经济进一步遭到毁灭。如1645年春清军为报复史可法在扬州的英勇抵抗,城破时血洗扬州,前后十来日所杀害军民约80万人,史称“扬州十日”。稍稍其后的“嘉定三屠”也几乎使嘉定城变成了一片废墟。因此清朝建国之初,城市经济凋敝,民不聊生。
面对残破的社会经济状况,康、雍、乾三朝统治者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到乾隆年间,农业、手工业、商业出现了明显超过明朝的发展形势,资本主义萌芽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城市经济发展得到长足进步。尤其是在交通较为便利,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江浙一带、长江沿岸和大运河一带城市的发展都超过了前代。内地、边远地区的省府州县城市也得到发展,如昆明、西安、太原、贵阳等。除此之外,北京、南京、苏州、扬州、杭州等都是国内一流的大城市,其中北京的人口超过百万,成为中国第一大城市。苏州、广州也接近百万,其余人口规模在10万以上的城市达数十个。与同时期西方国家的城市相比,城市规模(主要是人口数量)要大得多。18世纪后期,在全世界十大城市中,中国占了6个,可见清代城市发展的规模与重要地位。
虽然在以农业经济的中国封建时代,城市功能以政治功能为主,但是清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与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发展,城市已初步成为区域乃至国家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商品经济的发展已成为许多大城市兴起、发展和变迁的重要动因,使城市开始突破传统的政治中心的范畴。经济因素在城市发展的作用日益增强,区域经济发展日益明显,专业化的经济中心开始凸显出来,形成了以南京、苏州、杭州、松江为中心的纺织业中心,仅南京一地就有织机3万余张,全国最大的制瓷业中心景德镇,仅民窑就有二三百座,工匠数十万人,产品行销国内外。城市手工业的繁荣必然将商业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城市商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商业城镇的增多,除北京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外,不少城镇发展成为区域性商业中心或大商品集散地。江南以南京为最大都市,其他如苏州、杭州、天津、济南、广州、佛山等,都是商业十分繁华的大都市。而星罗棋布的小城镇,则将城市与乡村沟通起来,形成发达的商品流通网络。二是专业性的商品生产销售区开始形成。且不谈前边涉及的大型专业生产区域如南京、苏杭、松江等纺织业生产销售中心,景德镇等大型瓷器专业生产基地,其他城市的城镇间专业化已开始凸显,其主要特征是以聚集本地或外地的某种或几种商品并以此而展开经济活动。以成都城市为例,乾隆时期成都县的郊区市场中,如崇义镇是著名的蚕市,郸县是粮油作物的产地,因此大多场镇是以粮油为主,犀浦镇“米、麦、菜子及油为大宗”。县城市场则是“米为大宗,菜子及油次之,麦又次之”。这些专业性的场镇吸引着来自各地的大量商贾来此从事商品买卖,市场也逐渐因而形成网络。商业的繁荣,商业流通模式趋向多元化,专业的商业人员兴起、专业店铺的出现以及专业街区的日益增多等最为集中地体现了城市经济功能的日益完善。
城市经济的日益繁荣,也促进了城市文化娱乐功能的发展。清代城市人民的文化娱乐形式有戏曲、杂技、曲艺、乐舞、体育等。清代的戏曲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种类繁多,绚丽多彩,特别是道光后形成的京剧,将中国戏曲文化推向高峰。戏曲、小说的繁荣,拓展了城市的公共空间,丰富了市民的生活。
清代城市发展在集农业时代城市发展之大成的同时,迈开了近代化的步伐。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政治面貌、社会经济、文化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政治主权的破坏,外国商品与资本大量输入国内,同时西方的近代工业、交通工具、科学技术也随之引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开始在部分沿海沿江城市兴起并发展,促进了中国城市的发展和近代化转型。
外国资本主义由沿海沿江城市侵入,首先破坏了这些城市以往缓慢发展的自然经济,近代工业也首先在这些通商口岸兴起。通商口岸城市的发展,一般都是由对外贸易起步,并随着经济的发展与资本的积累,很快成为晚清工业集中的地区,促进了口岸城市的近代化。与此同时,由于西方社会经济模式、思想、科技的传入,以首都、内陆省份中心城市为代表的传统行政中心城市也逐步踏上了近代化历程。但是,晚清城市发展是畸形且极度不平衡的,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与水平差异。在地域上,南方城市发展远远超过北方,沿海沿江以及通商口岸城市的近代化水平高于内陆一般性城市。以近代工业为例:在清末外国资本开办的100多家各类工厂中,上海、大连、汉口、天津等地占53.8%,福州、武昌、苏州、哈尔滨、营口长春等地占46.2%。其他中小城市几乎没有。
晚清城市近代化的显著标志是城市功能结构的近代化。城市近代化首先是从经济方面开始,而经济经济方面又首先是从商业化开始的。商业的发展推动了交通工具的进步,近代金融业的出现以及工业的进行。经济的变革必然会带来政治变革与思想文化剧烈变革。
在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和资本侵入的同时,晚清城市经济模式在模仿中缓慢成长起来。在商业贸易方面最重要的现象是洋行势力的崛起和由其控制的外向型商业贸易网络的形成。随着西方人对华贸易兴趣的增长,洋行的势力也在膨胀。1837年,在华的外国洋行共150家1894年发展到552家,1913年为3805家,1930年达8297家。洋行把近代西方商业贸易的有些做法和体制引入中国,并使中国贸易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的贸易体系中,因而也无形中成为中国商业贸易近代化的一个酶体。近代银行业,股票证券交易、保险与信托公司等也出现在了通商口岸。这些说明,近代资金市场及其职能机构已在中国逐步形成。在商业服务业方面,其专业分工也日益明显。近代的百货公司已先后在广州、上海等城市出现。1911年,广州先施公司兴建了一座五层楼的百货商场,后又在上海兴建了五层楼的先施百货公司,经营1万多种商品。
城市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带动政治的变革。首先是省会城市成为新政的地方变革中心。在内忧外患促进的晚清新政中,省会城市作为地方变革的先锋,推动了中国城市的现代化。以警政变革为例,长沙于1903年设立省警务局,收到一定成效后推及湖南各州县。其次,大众参与政治的热情空前高涨。1907年10月19日,清廷下诏在各省设立咨议局,1909年咨议局在各省会城市正式建立。地方自治局及城乡自治公所也相继建立。以西方国家政治体制为蓝本的机构改设与政治变革开始了中国城市政治近代化步伐。
其次,城市的文化功能也在逐步增强。城市作为封建政权统治的中心,荟萃了大量学堂、书院和文人士绅,晚清时期城市的文化功能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尤其是在省会城市,中外报刊盛极一时,涉及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以武昌为例,1857-1911年兴办的中文报纸就有《湖北商务报》、《农学报》、《湖北学报》等十几种。图书馆、博物馆涌现,大量外籍教师和教习的任职增强了城市的文化功能,留学教育的培训也使城市承担了中外文化交流的角色。近代新式教育对城市文化功能的近代化起了重大的作用。尤其是近代新式学堂兴起,为近代工业经营、生产提供了人才基地。在近代工业较为密集的上海等地,近代学堂发展非常迅速,据统计,1849年至1911年间,各类学堂即有249所,如著名的复旦公所、南洋公学等。城市文化功能的增强,为近代化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机制与人才基地。
再次,城市管理职能的近代化。晚清城市管理职能近代化的直接模版是西方近代城市管理体制在租借的实施,尤其是那些设有租借城市中的华界,以租借为样板,城市管理逐步转型。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大中城市和重要通商口岸为重点成立警察机构可以说是传统官衙式管理向近代城市政府管理转变的一种过渡型管理机构。
清代城市发展在我国城市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既为中国古代农业时代城市发展画上了句号,也开启了工业时代城市近代化的先端。当今中国大多数重要城市都是在清朝城市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因此,加强对清代城市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揭示农业时代城市的特征,也有助于认识和推动今天城市现代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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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海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