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重塑美学比较文学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随着美法学派争论的终结，比较文学研究者开始以更加理性客观的态度反思并重新认识美法学派之间的关系。美国学派与法国学派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方法以及理论属性等方面确实存在着分歧。其根本原因在于文学研究过程中研究范式的转型，而文学研究内在规律的一致性，使美法学派内在精神上高度具有的契合性与相容性。
重塑美学比较文学论文 篇1：
现代性视域与比较文学发展——“现代性视域下的世界文学与文化论坛”综述
2007年1月11—12日，“现代性视域下的世界文学与文化论坛”在冰城哈尔滨召开。这次学术讨论会由黑龙江大学文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文艺研究》编辑部共同主办。会议邀请了国内各大学、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共五十余人参加。与会专家有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有从事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的，也有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大家分别从各自不同的学科和视角出发，就比较文学理论建设及中外20世纪文学的影响、20世纪外国文学研究回望与前瞻、中外诗学、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文学与文化的全球化等论题进行研讨。
一、关于现代性的问题
“现代性”是本次研讨会的中心话题。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这是当下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汇，一方面对启蒙和现代性的检讨与反思，是整个世界学界的热点问题，在国内学术界这也是一个热门话题，另一方面我们面临着这个概念用滥的情形，仿佛什么都可以被冠以现代性的限定，什么文学现代性、美学现代性、建筑、绘画现代性甚至日常生活现代性等等，这个词的含义开始模糊并被庸俗化了。华东师范大学朱国华以《现代性视域：一个概念的梳理》为题，从这个概念的语源学意义，到它的历史沿革，再到它的问题域，对这个概念做了系统的梳理，指出现代性存在着我们常常称之为现代化主要内容的社会现代性以及以艺术经验为中心的文化（审美）现代性之间的张力结构，而西方批判理论激烈抨击社会现代性，张扬审美现代性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理论基础。《文艺研究》编辑部陈剑澜在发言中指出，“现代性”这个概念原本来自于西文，但中西文之间在意义上有很大的差异，致使这个概念在使用上出现了混乱的情形，因而在不同场合使用这个概念时必须首先明确它的具体含义。山东大学谭好哲则从中国现代的学术语境来探讨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关系，认为文学理论的民族性与现代性研究是一次革新，为文学与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建设性的研究方法，可以较好地处理文学理论研究中备受关注的中外资源配置、传统历史关怀、本体价值向度和内外关系，正确认识中国现代性文学理论发展的历史经验、现实形式和未来方案，认清文学理论现代性作为正在进行中的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终极价值等等。吉林大学王学谦把后现代文化作为与理性的现代性文化相对的一种生命文化的角度，讨论了后现代主义文化对现代性的怀疑和否定、解构与消解，并指出，现代性追求着一种理性的自由，而后现代性追求的是生命自由，这种生命自由是拒绝任何外部价值的规范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陆建德的发言题目是《从文学看自我反思能力》，他从理论以及文学史的实践两个方面阐述了文学作为人类自我反思的一种重要形式，在文化启蒙和对现代性进行反思中所起的作用。黑龙江大学张政文就康德的审美理论对审美现代性重构的作用与意义，于文秀对如何在现代性语境中重写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马汉广关于福柯在话语理论的基点上对启蒙与现代性的思考的意义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二、关于比较文学的理论建设和发展前景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比较文学学科面临着空前的挑战和机遇。近年来学术范式的转变，一系列带有极强的综合性趋向的学科的出现，文化研究的兴起，对比较文学的冲击很大，因而有人怀疑比较文学学科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但同时，伴随着世界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日益加强，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发展和全球化趋势，研究和认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道德伦理，加强其沟通、融合又是非常必要的，比较文学则在其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大家比较相近的看法是，比较文学发展经历了以影响研究为核心的阶段，以作家作品的平行研究为中心的阶段，面对新的时期我们需要改变研究范式，转变研究思路，创新研究机制，明确研究目的，实现新的突破，建立具有现代意义的比较文学学科。北京大学陈跃红指出，在今天这样一个文化多元共存的世界，各种文化都是互相依存、互为参照、互为主体的，是不能相互替代的，因而在中国这样一个正在追求现代性的发展中国家里，所谓现代比较文学的比较，只能建立在坚定不移地拆解文化中心主义，肯定多元文化共生价值立场，强调相对文化价值和担当的观念基础上。上海外国语大学宋炳辉就中外比较文学研究的立场方法与途径做了系统的阐述，他指出，我们应该始终保持研究者的主体自觉，立足于主体文化建构的立场来研究外来文学与文化。他还列举了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几个切入点：影响与平行研究视角的洞见与偏见；文化政治；文化认同与文学关系研究；多元文化和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经典研究；文学译介学与文学关系的阐释空间；西方理论对文学关系研究的阐释力分析等。上海外国语大学谢天振在发言中指出，“译介学”愈益成为世界比较文学研究关注的研究领域，也为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开辟了一片新的研究空间，2006年被《国家社科项目指南》列为外国文学研究的八大课题之一，并被列入国家“十一五”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译介学”的独特性就在于可以通过两种语言的翻译，探究不同民族文学、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碰撞，以及在语言转换过程中的信息传递、失落、增添或扭曲。复旦大学杨乃乔就比较诗学研究的立场、方法做了探讨，他指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在本质上互为异质文化，互为对方的他者，比较诗学研究者应该跳出本土学术研究领域的单边文化主义，以一种异质文化与非我因素的开放眼光来从事普适性的、整体性的、国际性的中外诗学研究，从而规避本土文论研究的一元性和惟民族性。天津师范大学孟昭毅则认为过去的比较文学研究多注意中西比较，而忽视了中国与周边的东方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比较研究，这带有一定的西方中心主义观念的影响，同时也有以中国代替整个东方之嫌，他把这种东方的缺失称作是一种生态文化失衡。他指出开展中国与周边国家民族文化的比较研究有重要的意义，也必将成为我国当前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北京师范大学吴泽霖、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吴晓都就俄国比较诗学对我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以及中俄文学与文化比较研究等问题做了深入的阐述。
三、当代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与会专家学者还就当代比较有影响的文学与文化问题，重要的作家作品、文学的比较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等发表了意见。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余中先以《世纪末的法语文学》为题，在发言中指出，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法语文学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随着马尔罗、萨特、贝克特等人相继去世，法语世界没有了文学大师，先锋派文学不成气候，纪实文学兴起，大众文化、视听传媒以及美国工业文化的冲击越来越厉害。这既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也有广阔而复杂的文化背景，既有自身的特殊性，也带有当代世界文学的普遍性。黑龙江大学郑永旺就俄国作家佩列文小说《恰巴耶夫与普斯托塔》的佛教解读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指出在俄国当代文学中，尤其是那些所谓的后现代文学作品中，中国禅宗的思想影响非常明显。他认为佛教禅宗思想强调人的精神活动的非理性和潜意识，其修行的最高境界是放弃对存在不停追问的“无”或“空”的境界，这使得禅宗思想在逻格斯中心主义被颠覆之后，能够作用于人的意识，并使人的意识参与制造现实的游戏。黑龙江大学张曙光则从对阿特伍德《珀涅罗珀记》解读出发，分析了现代重写神话的文化哲学意蕴。他指出，这种重写，展示了一种故事策略的转变，作家们不是摹写现实，而是把现实纳入到古老的神话系统之中，从而完成了从转喻到隐喻的过程。这样既可以达到重塑现实的目的，又能赋予现实一种历史感，或者说给古老的神话传说注入了现代性。中国传媒大学张晶就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审美价值批判意义，黑龙江大学张奎志就中西审美体验观念的比较等比较诗学的问题，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哈尔滨师范大学赵晓斌还从主题学的角度讨论了俄国作家布尔加科夫的家园意识，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吴岳添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对法国现当代左翼文学的影响。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宋 蒙
作者：马汉广
重塑美学比较文学论文 篇2：
比较文学美法学派内在精神相容性
摘要：随着美法学派争论的终结，比较文学研究者开始以更加理性客观的态度反思并重新认识美法学派之间的关系。美国学派与法国学派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方法以及理论属性等方面确实存在着分歧。其根本原因在于文学研究过程中研究范式的转型，而文学研究内在规律的一致性，使美法学派内在精神上高度具有的契合性与相容性。美国学派在发展的过程中肯定了法国学者对比较文学学科建立所做的贡献并认同其基本理论框架以及研究的方法。美法学派之间的争论为比较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活力与动力。
关键词：美国学派；法国学派；分歧与认同；精神契合
1958年9月，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的教堂山召开第二届年会。耶鲁大学教授、新批评的领军人物勒内·韦勒克在会上宣读美国比较文学的宣言书《比较文学的危机》，揭开了美法比较文学学者为期十年的比较文学危机之争的序幕。韦勒克认为，“我们学科的处境岌岌可危，其严重标志是，未能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论。”[1]也就是说，比较文学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等方面都出现了全面的危机，这也形成了美法学派界限分明的印象。随着美法学派争论的终结，比较文学的不断发展，比较文学研究者开始以更加理性客观的态度反思并重新认识美法学派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美法学派在不同时期比较文学研究的不同范式时存在或多或少的分歧，但是其内在精神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与相容性。美国学派和法国学派在比较文学发展史上，并非是简单的完全断裂或融合关系，事实上，“美国学派是在法国学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法国学派研究领域的拓展”[2]。
一、学科属性的探索
梵·第根在《比较文学论》中明确提出比较文学属于文学史的分支，这成为法国学派的代表性观点。韦勒克和雷马克反复强调比较文学是审美批评或者是文学研究，这是美国学派的准则。美法学派关于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还是文学批评亦或是文学研究的定性，事实上隐含着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的关系问题。
文学研究包含了文学史、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以及诗学诸多内容。“文学史和文艺批评之间不存在着任何界线。即便是文学史中最最简单的问题也需要判断的行为。……那些否认批评的重要性的文学史家，其实他们自己就是不自觉的批评家，通常是些因袭传统的标准、接受对作家的定评的没有创见的批评家。不求助于批评的原则——尽管这种原则是不自觉地持有的和朦胧地制定出来的——就不能对一件艺术品进行分析、典型化和评价。”[1]在韦勒克看来，文学史、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彼此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文学批评是文学研究的核心，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的研究都必须建立在文学作品和文学活动的基础上。文学理论的形成源于对文学作品和文学活动的审美价值判断，对文学发展进程的研究仍然建立在批评活动的基础上，即使历史上有影响力的著作也要依据一定的文学评价标准做出选择。所以文学史家也是文学批评家，他们在书写文学史时，依据评价标准选择文学材料、评价作家作品、阐释文学现象，按照时间发展的顺序探索文学自身发展的进程与规律。
韦勒克的理论与梵·第根在《比较文学论》中的观点不谋而合。王向远认为，“梵·第根主张比较文学‘摆脱全部的美学含义’，并不意味着在具体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完全不要审美判断，那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只是审美判断必须服从于科学的、历史的判断而已。”[3]在《比较文学论》导言“文学批评——文学史——比较文学”中，梵·第根将文学批评引入文学史。读者的阅读根据自己的目的或是趣味或是受教选择阅读书籍，当阅读不断深入，材料积累更加丰富，就摆脱从阅读中娱乐的目的，开始进行鉴别，根据一定的标准进行评论。个人的阅读与文学批评密不可分。文学史家在特定的作品面前首先是一个读者。因此，“第一个手续便是‘选择’：只有那具有一种价值，一种‘文学的’价值，即艺术的最低限度的，才配得上文学这个名称。”[4]这也体现了梵·第根强调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对象的“文学性”问题。为了避免毫无史实材料主观的文学批评，“它（文学史）重新把作品和作者安置在时间和空间之中，把作品和作者之可以解释的均加以解释。”[4]文学史就出现了不同形式：传记的形式；目录学或文籍的历史，这是“考证的批评”。另外，文学史还有一个主要的因子就是“接受到的和给予别人的那些‘影响’的作用”。在国别文学史的研究中，模仿和影响的研究已经存在，将这种方法引入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以及近代各国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开拓了文学批评的视野。比较文学史的研究对象虽然包括了文学史的内容，但是其模仿与影响具有跨越国家界限的特点，因此比较文学史独立于文学史之外而成为独立的学科一。
法国比较文学研究与美国比较文学研究关于比较文学学科属性的分歧，根本在于文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而并非超越了文学研究本质的范畴。因为，“范式是研究人员通过他观看世界的思想之窗。一般情况下，研究者在社会世界中所看到的，是按他的概念、 范畴、假定和偏好的范式所揭示的客体存在的事物：因此，两位研究人员根据不同范式描写相同的事物，就可能出现相当不同的看法”[5]。
1969年当代接受美学理论家姚斯在《文学式的改变》中将科学范式观引入文学研究领域，认为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研究的过程与历史有着同自然科学答题相近的研究方式和发展过程。文学范式具有一种能力：用新的阐释方法解释并重塑以往的艺术作品并且能使之面目一新，对历史上的过去提出的问题重新发问，也产生不同的答案。据此，他将西方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划分为三种研究范式：“古典主义—人文主义”“历史主义—实证主义”和“审美形式主义”范式。19世纪中后期，文学批评更加重视文学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研究，特别强调文学产生的外部环境，如种族、时代、环境，历史文化传统等。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出现以作品为中心的转型，主要以俄国的形式主义和英美的新批評为代表。审美主义批评以作品文中心对文学性的探讨突出了文学内部自足性的特点。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的兴起恰恰处于西方文学批评转型的不同阶段。
法国比较文学的兴起正处于文学研究的“历史主义—实证主义”范式时期，“传统的局限于作家自身创作灵感和风格的研究逐渐呈下降趋势，注重文学的外部因素研究的文学研究范式逐渐兴起，并逐渐成为一种主流的文学研究范式”[6]。这种研究的范式并不关注文学作品本身的批评，相反过分地关注文学的外部环境。法国学者对比较文学学科属性的判定根植于这种深厚的文学史研究传统。19世纪后期比较文学的先驱人物布吕纳介和朗松都在文学史的研究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历史上类型的进化》和《法国文学史》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思想和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引入法国文学史的研究。两者都强调文学史的研究必须以客观的事实为基础，探索文学作品的来源于影响的问题，从而精确地认识文学史现象。朗松在《文学史方法》中认为文学史的研究必须利用记载的版次和印刷此书的目录学、报刊上的书评、私人间的通信、个人日记、读者的眉批、会议中的辩论报刊上的论战等事实材料。朗松的实证主义研究对比较文学的确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梵·第根作为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集大成者，他的理论中就融合、渗透着其他先驱者的思想因子。居斯塔夫·朗松正是其中一位无法绕开的重要先驱者”[7]。法国比较文学“开始阶段，主要确立和研究事实关系，着重于二元关系（根据X和Y的公式，其具体化可有无穷尽的模式），深究各种渊源和影响——诸如此类的研究方法都被尝试过，已经导致并继续导致一些重要著作的产生。比较文学史学因此有点像是单一文学史学中经过考验的方法的实用性运用，并且超越了它们，也许还带有最终把这些单一文学史学吞并过来的暗藏的雄心”[8]。
然而，随着学界对实证主义的发难与质疑，而法国比较文学研究遭遇了“比较文学的危机”。
美国学派就是在此背景下的诞生的。韦勒克、雷马克等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坚力量都出身于新批评学派。作为20世纪前期美国最重要的批评流派，新批评在30至50年代达到高潮，曾一度主宰美国的文学批评界。文学研究进入“审美主义”范式时期。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主张复归文学的思想反映了新批评的基本观点。他认为，审美的具体特性，艺术作品的标准存在是结构、符号和价值三个方面的统一连贯的整体。文学作品是一种独立自在的存在，文学性是其本质。这种观点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得到充分展现：“真正的文学研究关注的不是死板的事实，而是价值和质量……因此，我们必须面对‘文学性’这一问题，即文学艺术的本质这一美学的核心问题。”[9]至于文学史的研究，韦勒克认为，文学史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关注文学作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变化以及不同时期对它的阐释、批评和鉴赏；一是，按照共同的作者、风格类型和语言传统划分的各组作品考察其发展过程，探索文学内在结构中文学作品的发展过程。文学史不仅是单纯的历史过程的描述，还要与各个时期价值判断的标准密切相连。比较文学的目标是撰写一部超越国家民族界限的综合文学史。
法国学派处于以哲学思想为指导的文学外部研究时期，美国学派则开始转向文学批评作为独立存在形式的新时期。文学研究范式的转型，直接导致了法美学派对比较文学学科属性的文学史与文学理论偏向的定位。然而，“……范式的转换绝不是一种范式打倒另一种范式，不是线型的因果替代，也不是全盘否定旧范式，而仅仅是否定或抛弃其中已为现实证明不合理的部分，其中合理的部分理所当然地已包容在新范式之中。这种变革实质上是主因群的移易，是文艺学备要素重新调整，以形成新的背景——突前关系：原先处于背景地位的因素上升为突前的中心地位，而原先的突前的主导因素则隐入背景。”[10]在理论本质上两派并未否定文学研究中文学史、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之间的密切关系，在实践操作的过程中也证明了其一致的精神内涵。
二、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与范畴的汇通
一般认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与范畴是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的分歧所在，集中表现在影响研究的事实联系和文学性问题上。在比较文学发展史上美国学派和法国学派重要的研究者有关比较文学描述性的定义中，已经明确了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与范畴。审视不同时期比较文学的定义有助于厘清美法学派在精神内涵上的共通性。
（一）美国学派对法国学派研究对象事实联系的肯定
法国比较文学奠基之作《比较文学论》运用描述的方法给予了比较文学相对完整的定义。这实际包含法国学派对比较文学研究对象的要求：尽可能多地采纳来源不同的事实材料；考察跨语言的具有“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梵·第根在文中明确指出“比较文学的对象是本质地研究各国文学作品的相互关系”[4]，也就是本国与外国文学之间的联系。他特别强调了事实材料的关系，在跨语言的文学现象之间能够通过各种资料证明的本外国文学之间传播与接受的关系。就欧洲文学而言，他把这种关系分为三类：（1）不同古典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如古希腊与拉丁文学之间的关系；（2）近代文学对于古代文学所负的债；（3）近代各国文学之间的关系。其中，第三类问题最广阔、最复杂，是比较文学的研究重点，其确立了法国的比较文学史建立在事实联系基础上的影响研究。这也得到了美国学者的认可，“比较文学在克服国别文学史所造成的人为的孤立方面，有著很大的功绩。它认为连贯出西方文学传统交织在无数相互关系出蛛网中。这一思想显而易见是正确的（并得到大量根据的证实）”[4]。卡雷和基亚在继承了梵·第根描述性定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完善了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与范畴。
梵·第根、卡雷和基亚等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的观点十分明确：比较文学研究对象是各国文学之间的事实联系，其核心是跨国界的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假借。
雷马克在法国学派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础上，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畴。他认为比较文学研究对象是跨越国界文学研究。在研究对象中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文学关系的研究，在此研究中有交往的关系也有平行的关系；另一方面是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文学与艺术、文学与人文科学、文学与自然科学、文学与宗教信仰等。所以，“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是超越国境线的文学，就这一点来说，美国学派和法国学派是一致的”[11]。美国学派和法国学派都肯定了比较文学研究对象是具有跨越性的文学关系。要进行跨越性的文学关系的研究，首先要有一种国际的角度。梵·第根之于本国文学作品放在国际文学史的背景上的研究，韦勒克的整体性研究，比较文学跳出了国别文学、民族文学的范畴。
美国学派的研究者雷马克肯定了法国学者进行文学研究的愿望和影响研究的意义。他认为，根据以往学者的看法，法国学派在意图上也是打算进行文学研究的，只是过于极端地追求可靠性、实证性，损害了学科研究的意义。影响研究不仅仅在使用僵化的实证方法一味堆积事实材料，这只是显示研究者博学的才华，毫无其他意义；而应在探究了彼此的影响与接受之后，进一步认识文学本身的问题，即保留、扬弃、吸收融化等问题。可见，雷马克同意事实联系的研究，只是认为有待于进一步向文学研究的方向提升。
同样的，韦勒克将文学研究分为两个方面“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文学的外部研究指的是文学作品的产生与作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创作心理和过程、个性与个人经历等因素相联系。“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即文学的内部研究。它强以调解释和分析文学作品本身为出发点进行文学研究，并认为文学性是文学和艺术的本质。文学作品是“为了某种特别的审美目的服务的完整符号体系或者符号结构”[12]。外在的研究可以根据产生文学作品的社会背景和它的前身去理解文学，产生一种因果式的研究。他在肯定文学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整体性时，实际上也肯定了事实联系的研究的价值，“比较也不能仅仅局限在历史上的事实联系中，正如最近语言学家的经验向文学研究者表明的那样，比较的价值既存在于事实联系的影响研究中，也存在于毫无历史关系的语言现象或类型的平行对比中。”[9]在韦勒克看来比较包括“事实联系”，也包括无事实联系的平行对比。在《比较文学视域中的雷纳·韦勒克》中，胡艳春通过分析韦勒克的代表性著作《批评的注重概念》与《鉴别：续批评的诸种概念》，认为韦勒克非常重视影响研究，并且在实践中超越了先前法国学派在影响研究中存在的种种局限，不再拘泥于两国文学二元之间的事实联系，进行多民族、多国家之间文学的多种事实联系的探讨，从时间的跨度上包括西方古典与现代的文学研究，从内容上包括各种文本、各个作家，各种思潮流派运动之间的关联性[13]。
至于美国学派的跨学科研究倡导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研究，从学科开放性的角度看来，是法国学派提出的跨界限的延伸。梵·第根提出的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影响与接受的关系研究，其重要的贡献是使文学研究跨越了国家的界限。卡雷对跨国界精神交往以及一种背景以上文学的研究进一步扩大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畴。美国学派的跨学科研究将跨越国家界限的文学关系进一步拓展到文学与其他学科的范畴，从本质上体现了比较文学自诞生以来的开放性特征。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在存在某种事实的联系，也契合了法国学派所倡导的影响与接受的关系的研究，只不过美国学派摆脱了法国学派对文学关系的影响与接受的事实联系的束缚，从整体联系的思想出发，考虑文学与世界的联系。从文学本身来看，文学是对世界的反映，造就了它与其他学科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学与宗教的关系、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等都是相互联系，彼此影响的。从文学与世界的关系来看，人类社会发展初期，并不存在分科的问题，随着人类认知水平的提高和社会分工的细化，才出现了文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宗教信仰的分科。文学与世界本身就同处在一个整体之中。因此，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事实联系是一种客观存在。法国学派对文学中事实联系的合理性适合于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事实联系（1）。
（二）法国学派对美国学派研究对象文学性的认定
美法学派在比较文学研究对象上已经达成共识，认为是各种文学关系的研究，而文学的关系中包括二元的关系与多元的关系。因此，法国学派研究对象的文学性表现在二元关系中“物质”的东西和多元关系中“一般文学”的性质上。
梵·第根认为，比较文学要刻画出“经过路线”，刻画出有什么文学的东西被移到语言学的疆界之外去这件事实。也就是说文学之间的关系中其中一类是物质的东西，有什么文学的东西被“假借”过去。假借最多的是文学的文体或艺术形式、“作风”式表现法，或是“题材”“主题”典型或传说，或思想或情感，实际上就是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问题。“他（梵·第根）将文学创作中的题材、文体、风格、思想与情感等因素提到了比较的日程表上，尤其是题材、文体和风格的比较更具有比较诗学的意义。”[6]
至于“一般文学”或“总体文学”也具有诗学的意义。梵·第根将文学的研究类型分为国别文学、比较文学和一般文学。这种划分多依据研究对象的数量，国别文学是一国范围之内的文学，是一元的；“地道的比较文学最通常研究着那些只在两个因子间的‘二元’关系；这些因子或者是作品，或者是作家，或者是作品或人的集团：这些关系则是关于艺术作品的实质和内容的”[4]。比较文学是二元的文学关系。同时在文学关系中还存在多元的关系，这种多元的关系在梵第根看来比较文学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他已经意识到“限于二元关系的比较文学之不足”。文学现象之间的相似可能一种偶然也可能是影响接受的结果。比较文学扩大了本国文学史家研究的视域，但是却不能形成国界文学史的整体认识，比较文学限于“二元”的文學关系之中，致使其无法实现对多国共有的文学事实如思潮流派的解释，因为它们太广泛、太零碎。为了贡献于欧洲整体的文学史，他提出，“凡同时地属于许多国文学的文学性的事实，均属于一般文学的领域之中。”[4]事实上，他特别强调纳入一般文学研究的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多国共有的事实，另一个是具有文学性的事实。在“一般文学”的定义中他再次重申了文学本身的美学上的或心理学上的研究，显示其内在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或诗学的内涵。
根据梵·第根的阐释，一般文学史与世界文学史不同，首先它需要国际的视域，其次它可以是一种国际的影响如贝特拉尔格主义、服尔泰主义、卢骚主义、拜伦主义、托尔斯泰主义、纪德主义等；一种更广泛的思想、情感或艺术之潮流，人文主义、古典主义、纯理主义浪漫主义、情感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一种艺术或作风的共有形式如商籁体、古典悲剧、浪漫派戏曲、田园小说等[4]。也就是说它是跨国界的短时期内的主义、思想、情感、艺术潮流、形式的研究，这均属于文学性的研究。再者，文学本身的美学上或心理学上的研究已经从单纯的文学作品演变为思潮流派的研究具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意义。
韦勒克发展了梵·第根关于“总体文学”的概念，明确其诗学的意义，“总体文学”这个名称可能比较好些，但它也有不足之处。原来它是用来指诗学或者文学理论和原则的。在近几十年里，提格亨（P.Van Tieghem）想把它拿过来表示一个与“比较文学”形成对照的特殊概念。根据他的说法，“总体文学”研究超越民族界限的那些文学运动和文学风尚……”[12]美法学派已经基本认同，“一般文学”也包含着诗学、文学批评和美学的因素。
所以，美國学派并不反对法国学派对事实联系的考证，而且被认为美法学派根本分歧所在的跨学科研究，从整体性思想考察，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暗合了文学与文学的关系。国与国之间的文学交流形成了文学上的事实联系，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互动形成了跨学科的事实联系。法国学派自始至终也没有抛弃“文学性”、文学审美价值的追求：从文学史研究对象的文学价值标准到“一般文学”所体现的诗学特征，都体现了文学审美判断的标准。
注释：
（1）李伟昉教授在《跨学科研究与影响的关系》（《简明比较文学教程》）一文中详细论述了跨学科研究与影响研究在研究范式以及实证方法上的契合之处；并认为在方法论上二者同属一类，提出“跨学科的影响研究”独特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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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衡
重塑美学比较文学论文 篇3：
边缘精神的坚守与西部话语的建构
摘要：四川文学理论与批评七十年间取得了一系列为全国文艺理论与批评界同行瞩目的研究成果。其鲜明的特征表现为从西南地域与四川角度出发来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建设，形成了以“边缘精神”为理论气质的“西部话语”流派。其成就与启示是：在学科意识与全球视野的总体框架中坚持“边缘精神”和学术在地性。
关键词：四川文学理论与批评七十年;边缘精神;西部话语;学科意识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以来，作为中国文艺理论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川省文艺理论与批评深入贯彻党的文艺方针，坚持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立足四川，面向全国，放眼世界，不仅为繁荣四川文艺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也在推进全国文艺理论发展的伟大进程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七十年来，四川省文艺理论与批评界不断与时代共振，持续不断地在新的社会氛围与文化语境下进行理论话语的建构与文艺批评的实践。在这七十年间，四川文学理论与批评根据中国文艺知识生产规律并结合地方性文艺特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突出表现为从西南地域与四川角度出发来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建设，形成了以“边缘精神”为理论气质的“西部话语”流派。四川文学理论与批评七十年最根本的学术特征是：在学科意识与全球视野的总体框架中坚持“边缘精神”和学术在地性。从中国古代文论“龙学”到比较文学“失语症”和“变异学”的提出、从“审美学”和中国第一部《美学辞典》到“文艺美学”的学科化、从马克思主义文论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从西方文论研究到中国符号学理论“西部学派”的创建，从中国现当代文论与乡土文学批评到西南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人类学批评话语的广泛运用……四川文学理论与批评七十年间取得了一系列瞩目的研究成果。当历史进入新时代以后，四川文学理论与批评将继续从学科交叉与协同创新等路径与角度出发激活内在潜能，在承续与转换中再创辉煌。
一 学科意识与全球视野：
四川文学理论与批评七十年的成就与影响
四川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成就与影响伴随着新中国的七十年风雨历程。七十年来四川省文艺理论与批评成就与贡献首先体现为巴蜀学人在从事文学理论话语建构与批评实践所具有的学科意识与全球视野。虽地处西南边缘，四川省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们却身在边陲而胸怀天下，从而取得了具有全局意义的学术成就，并产生国际性的学术影响力。
（一）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与比较文学“失语症”和 中国学派”的催生
20世纪是西方文艺理论的世纪。西方文论话语输入中国后，使得中国传统本土文论出现“失语症”的文化病症。四川学者就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及其话语重建做了大胆的尝试，其中，杨明照先生、曹顺庆及其学术团队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从“龙学”到“钱学”、从“失语症”到“变异学”，四川文学理论与批评不断提出学术话题并推出重大成果，不仅在国内取得了瞩目的成就，而且在全球范围内也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杨明照作为四川本土中国话语重建的启发者，终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论和文学批评史文献的研究，其《文心雕龙》的研究很具权威性，被誉为“龙学泰斗”。曹顺庆师从杨明照先生，将四川省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领域中的学科优势推进到中西比较诗学的全新阶段。他著有《中西比较诗学》《中外比较文论史》《比较文学变异学》等著作。《中西比较诗学》是国内首部以“中西比较诗学”命名的专著，该书从中西方诗学范畴出发，对中西方诗学范畴做了互证互释、双向阐发的深入研究，标志着中国比较诗学学科的形成。2015年，曹顺庆在世界著名的Springer出版社出版了英语专著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系统地归纳了法国影响研究和美国平行研究的特点和弊端，进而提出了适用于当前多元文化时代和全球化大背景下的新型比较文学方法论体系，代表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话语建构的最新成果。曹顺庆被誉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代表，他于1980年代开创的中国比较诗学和后期建构的比较文学变异学引起了全国学术界的巨大反响，为四川省文艺理论与批评赢得了巨大的学术声誉。
在中国儒学、中国古典美学研究领域，皮朝纲是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学术大家。他一生从事中国传统文论与禅宗美学研究，著述丰富，出版古典美学专著十余部，论文100余篇，其《静默的美学》和近年来的“禅宗美学三书”，填补了中国禅宗美学史研究的空白，有力地推进了中国本土特色文论话语的建设及其当代转化。对中国传统古典诗学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还有川大周裕锴教授，著有《中国禅宗与诗歌》《宋代诗学通论》等。除了“龙学”，四川文学理论学者何开四和陈子谦等在“錢学”等文学理论研究领域也做出了重要贡献，有力地参与和推进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和发展。
在曹顺庆影响下，四川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的重要阵地，是比较文学批评与研究中国学派的话语引擎与学术大本营。以曹顺庆为核心，四川大学王晓路、阎嘉、吴兴明、支宇、刘文勇，四川师范大学嵇敏、李凯、张叉、陈佑松、胡志红，西南交通大学徐行言、余夏云、付品晶、董首一等，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构贡献了一大批学术成果。
（二）中国“文艺美学”的学科建设与话语构建
七十年来，四川文学理论与批评一大批学者积极倡导并参加了中国“文艺美学”学科构建工作，从苏恒的《文学原理新编》对中国文艺美学建设的专业化引导，王世德“美学词典”的编撰工作以及“审美学”的建设性贡献，到四川师范大学研究团队的中国古代美学研究工作等，四川文学理论工作对新中国文艺美学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川大学教授王世德是著名美学家，他对“文艺美学”的专业化和学科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主编了中国第一部《美学词典》，该书出现于美学资料奇缺的20世纪80年代，极大地促进了国内美学研究工作，对美学的研究起到了很好的专业化以及示范性作用。他还明确提出“美学就是审美学”的观点，著有《审美学》，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文艺美学与批评的繁荣和发展，对四川美学研究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四川师范大学教授苏恒在改革开放初期主编了《文学原理新论》，同时发表了一系列现实主义文艺美学论文，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原理出发对文学原理进行了全新的编写，引入了新方法、新观点、新范畴，促进了“文革”后四川本土文艺美学的学理化发展。在苏恒先生的努力下，中国当代美学家高尔泰很长一段时间在四川师范大学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有力地促进和带动了四川当代美学的发展。曾永成曾经在四川师范大学工作，与苏恒、高尔泰等人是同事，后调入成都大学。20世纪80年代，曾永成发表《运用系统原理进行审美研究试探》主张系统论研究美学，受学界重视，促进了文艺美学研究的科学化发展。
四川师范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是中国古代美学研究的重阵，以钟仕伦、李天道、董志强为代表，将中国古代美学明确论述为人生美学和体验美学。四川省美学学会自改革开放以来聚集了一大批从事文艺美学的著名学者。前会长潘显一的著作不仅梳理了中国道教从汉朝到明清的美学思想史，而且还较为成功地建构了一个道教美学思想史论体系。现会长阎嘉发表了《后现代语境中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戴维·哈维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传统》等重要的新马克思主义文论文章，对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系列译著《后现代的状况》《论晚期风格》《美学谱系学》等，促进了当代西方文艺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当代文艺美学理论建设与发展不断输入新的话语资源。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胡文和、李永翘、魏红珊、王小平等也从巴蜀石刻、张大千艺术、郭沫若美学和当代影视美学角度丰富了四川本土作家文艺美学思想的研究，也丰富了中国文艺学家的文艺美学思想研究。
（三）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继承与本土化创造性转换
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继承与创造性转换，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与批评的重要学术资源。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以来，四川省文艺理论研究从传统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到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拓展这一学术脉络不断向前推进，涌现了一大批重要的学术成果。
四川大学教授唐正序是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他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艺领域的指导地位，致力于构建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并用、内在分析和外在分析结合的文艺理论，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构和发展做出较大的贡献。杨名中侧重对俄国马列文论进行研究，如俄国革命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时期的文论研究，对弗兰茨·梅林、列宁、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等理论家的文艺思想均有探讨，对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脉络和思想内涵做出了很好的梳理。李益荪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社会学方向的研究，其相关著述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正本清源，剔除长期附着于真正马克思主义身上的庸俗论和教条主义思想，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社会学的再建工程。冯宪光进一步扩展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面向，这主要体现在其研究中心轉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他的重要著作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思想》（1988）、《“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1997）、《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问题》（2005）、《在革命与艺术之间 二十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文艺理论研究》（2009）、《新编马克思主义文论》（2011）、《西马文论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2016）等。在他的影响下，其学术团队长期致力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拓深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学理走向。
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美学研究为中心，四川大学教授王晓路、陈波、傅其林、邱晓林、张意等进一步丰富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创造性继承与转换工作。王晓路则扩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文化研究路径，著有《视野、意识、问题：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2003）、《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2007）、《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研究》（2012）、《全球化与人文学术的现代性》（2018）等，以跨学科方式考察了“二战”以来西方社会文化现状的历史成因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之间的关系，拓宽了国内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领域。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傅其林主要从事新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先后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出版专著有《阿格妮丝·赫勒审美现代性思想研究》（2006）、《宏大叙事批判与多元美学建构》（2011）、《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问题》（2018）等著作。他从布达佩斯学派理论家阿格丽斯·赫勒着手研究，延伸至对布达佩斯学派文艺理论进行，并扩展至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当前汉语学界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并将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性反思纳入中国马克思文论当代范式的构建之中。
二 从西部出发：四川文学理论与
批评七十年的经验与启示
七十年来，四川文学理论与批评基本没有远离西南区域文化与文艺实践。在追踪学术前沿响应全球学术话语的同时，巴蜀学人还植根于巴蜀大地，特别注重发挥区域优势，强调从本土文艺创作与审美经验中获取思想滋养与创新动能。深入巴蜀生活，从西部审美经验出发，这成为四川文艺理论与批评七十年最为重要的经验与启示。无论是西方文论的中国视角，还是中国符号学文论“西部学派”的创建，无论是四川乡土文学批评角度切入中国现当代文论建设，还是西南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学术积累与文学人类学批评重镇的建设，四川文艺理论与批评一直将西南经验与西部区域作为自己的思想与话语源泉。
（一）西方文论与中国符号学文论“西部学派”的创建
就西方文论的研究现状来看，四川文学理论研究深度不断得到推进，研究视野不断拓宽，涉猎的外国文学领域十分广泛。在四川文学理论界，其代表人物有石璞、杨武能、龚翰熊、文楚安、刘亚丁等具有全国影响的学者。石璞长期从事欧美文学及西方文论的研究与教学，其主要著作《欧美文学史》（1980）、《西方文论史纲》（1992），皆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权威著作。杨武能长期从事德语文学、比较文学和文学翻译理论的研究和教学，是中国学术界的德语文化研究的权威学者。
中国符号学文论“西部学派”的创建呈现出从无到有，并向各领域全面推进的局面，并开始出现与其他领域理论相结合来进行综合分析的新动向，出现音乐符号学、存在符号学、应用符号学等，代表人物有赵毅衡、唐小林、陆正兰、黎风、胡易容、饶广祥、赵星植等。赵毅衡是中国当代符号学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著名学者。自《文学符号学》（1990）始，赵毅衡结合西学理论开创了中国本土符号学研究之先河。而《符号学：原理与推演》（2011）则为中国学者进入中国化的符号学研究打开了一扇宽敞的大门。该论著集符号学前沿成果之大成，结合当下文化形态与中国国情，演绎出一套全新的理论符号学体系模式，推动了理论符号学的发展，标志着中国符号学派的建立。《广义叙述学》（2013）、《趣味符号学）（2015）、《哲学符号学》（2017）等书则为符号学在诸多领域的扩展，意味着中国符号学研究开始向叙事学、文化研究、意义问题等更为广泛、深入的领域延伸。赵毅衡的研究为我国符号文论与批评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其“符号学三书”所奠定的理论体系为核心，四川省文论符号学学者群体引起了全国学术界的广泛瞩目。
（二）四川乡土文学批评与中国现当代文论
由于“乡土文学”的地域性特征，四川的现当代文学学者在面对这个问题时很容易将其与对巴蜀文学、文化的研究结合起来。又因为四川籍作家在现当代文学史上作出的卓越贡献，使得此类研究拥有了丰富的资料，成果也就非常显著。四川学者吴野、王锦厚、廖全京、李怡、邓经武、李明泉、向荣、向宝云等为四川文艺理论与批评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领域赢得声誉。
四川文学批评界老一辈学人吴野曾先后任职于省委宣传部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亲历了四川省几乎所有重大的文艺事件和活动，对西部文学批评特别是四川文坛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李怡便开始了以巴蜀文化与四川现代文学为对象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李怡不仅有《四川现代文学与巴蜀文化》系列论文，还有《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这部影响颇大的四川文学研究专著。他从生态环境、教育状况和文学传统三个方面来阐释“巴蜀精神”和“巴蜀意象”，把中国现代文学的区域文化研究切实地推进了一步。近年来，李怡提出“大文学”观，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推进到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段从学、白浩等学者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强调史料的运用，在大西南文学、文学副刊和新诗等研究中也取得了很多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
邓经武通过《二十世纪巴蜀文学》《大盆地生命的记忆——巴蜀文化与文学》《六百年迷雾何时清》等一系列著作，梳理了巴蜀大盆地生命产生以来，在物质、精神创造上所体现的地域文化特征，用大量的材料论述了巴蜀文学的特征，提出“蜀人写蜀事、记蜀言、体蜀风”的关于巴蜀文学研究的界定标准。向宝云主要从事文艺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他在阐释曹禺“隐然”的、通过其悲剧作品体现出来的美学思想和审美意识方面成果显著，多为学界称道。李明泉的文艺评论以审美体验为核心，重视文艺理论和美学的哲学性思辨理解和创构，强调在“不能自拔”的文化困境中“突围”。向荣近年来的著作《消费社会与当代小说的文化变奏》和《四川乡土小说论》对四川当代作家群和乡土文学史进行了深入研究。对专门的四川籍作家的研究，則以王锦厚等为代表。他专注于郭沫若研究，并以此为中心，展开了对鲁迅、沈从文、闻一多、饶孟侃、梁实秋等现代文学上的知识分子以及诸多命题的批评辨析。他的诸多研究著作，立足史料，不发空论，实事求是，且态度鲜明，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此外，极具四川特色的文学艺术研究还体现为尹在勤和毛迅的当代诗歌研究、苏宁的巴蜀艺术史和道教美学研究以及廖全京等的川剧研究。
（三）西南少数民族文学理论与文学人类学批评
四川地处西南，民族众多，在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方面的条件得天独厚。特别是通过几十年来以西南民族大学为中心的一大批学者的共同努力，在藏族、彝族、羌族等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
四川现代著名学者李安宅是最早运用现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实地考察和研究藏区的学者之一。他于1938年接受陶孟和、顾颉刚的建议，以教育部边疆视察员的身份赴甘肃兰州，从事藏族文化促进工作和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研究。在此期间，撰写了有关藏族宗教、文化和民俗等方面的论文若干，并完成了影响深远的《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一书，是我国对藏传佛教进行实地考察的开端。中国神话学大师袁珂并不是一名纯粹的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者，但他从1940年代起即专心致力于中国古代汉族以及少数民族神话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在古籍中精心搜求，通过《中国神话传说词典》《中国民族神话词典》等著作使零星、片断的中国古代各民族神话传说资料逐渐集中形成一个完整、系统的神话体系，贡献很大。
同样进行宗教和神话文化研究的还有西南民大藏学院院长万果。他因掌握梵、藏、汉三种语言文字，对佛教各教派的教义、修持方法及藏汉因明学的研究功力深厚，所以在藏传佛教典籍的翻译、注解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彝族文学、文化研究方面，西南民大前院长冯元蔚是其中的佼佼者与先行者。他一生致力于彝族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与翻译工作，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对西南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西南民大彝学院院长阿库乌雾（罗庆春）不但是一名用彝汉双语创作并在国内外颇具影响的现代诗人，同时也是一名致力于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化与文学的理论研究的学者。至于在技术上对彝族文学、文化的研究、传播做出重大贡献的则应以西南民大教授沙马拉毅为代表。他不仅通过《彝族文学概论》《原生态彝族民歌》《汉彝翻译技巧探微》等著作挖掘、整理彝族原生态诗歌，系统论述彝族文学，而且出版《计算机彝文信息处理》等著作，开创了彝族语言文字的信息化时代，使彝文化的研究、传播更为便利。西南民大原校长曾明通过《彝族文献长诗研究》《大凉山美姑彝族民间艺术研究》等著作对彝族文献中的长诗以及大凉山美姑彝族的建筑、工艺、服饰、文学、音乐、舞蹈等民间艺术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学界反响很大。四川大学教授徐新建虽然同样致力于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研究，但并不局限于某一具体民族。他深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对世居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考察研究，着重研究比较文学和文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学传统等学科领域。他强调对学科的“不离”和“不立”，对现在主要从事的“文学人类学”也视为解释和解决问题的工具——为我所用，而非为其所困。西南民大教授徐希平并不是一名纯粹的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者，但他以古代文学为依托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论点新颖，成果显著。
三 走向新时代：四川文学理论与
批评发展的未来展望与建议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以来，伴随着高校、学会、作协、文学创作群体以及文学批评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四川文学理论与批评界在批评实践和理论自觉等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在旧时代局限和全球化浪潮的双重推动下，四川文学理论与批评打破“失语症”的魔咒，开启中国文论话语重建的“西部模式”，涌现出诸如“比较文学变异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文化符号学”、文学人类学等一大批理论成果，值得不断回望与整理。新时期，在“互联网+”背景下，数字技术与网络平台飞速发展，人工智能“后人类”等技术权力不断挑战文学创作和艺术表现的边界，视觉文化转向、认知科学等新兴思潮不断涌来，给新时代四川文学理论与批评又带来新的挑战，如何应对，更有待展望与深思。
（一）强化学科意识与全球视野，持续推进机构之间的协同创新
四川作为中国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的重地，文学理论与批评发展建设素有悠久的历史与文化传统，各级高校（包括四川大学等双一流高校和教育部直属高校，也包括许多具有特色的地方高校等），文联作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创研室等），民间社团学会（四川省文艺理论研究会、四川比较文学学会、四川美学学会、四川省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等），报刊杂志（《当代文坛》《天府新论》《社会科学研究》《中华文化论坛》等）在开阔理论视野，强化学科意识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同时也存在深层合作、协同发展方面的不足。由此，通过持续推进文学教育与研究诸机构与团队之间的协同创新来强化四川文学批评的知识生产与批评创新亟待提上日程。
首先要不断加强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机构、学会、团队内部的协同合作，构建良好的成体系的协同互动机制。作为文学理论与批评家集合的重要理论阵地，诸如四川省文艺理论研究会、四川比较文学学会理应具有时代敏锐性，随时就四川本土甚或国内外重大文艺论题、事件、现象展开讨论与回应，提出具有时代性的理论话语，推进理论创新。2010年5月，以“后悲剧时代的灾难叙事与人文关怀”全国学术研讨会暨四川省文艺理论研究会2010年年会在四川宜宾召开，在当时产生很大的学术影响力，就是一次很好的理论创新实践。
二是创新构建文学理论与批评机构、团体与高校研究机构、学科组之间的协同合作体系，加强机构与高校之间的紧密联系与交流合作。新时代，认知科学、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科幻文学等新兴议题持续发酵，主动与文艺关联，视觉文化转向、网络文学等新兴文艺思潮、群体不断涌现，成为文学理论与批评不可回避的重要主题。四川高校、科研机构云集，文学理论与批评机构、团体与高校研究机构、学科组应当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尝试合作，创新推进协同合作、研究体系，机构团体成员、文论家、学者、学科组更应该推进互动交流，打破学术成见和学科壁垒，深度挖掘科学技术之于文学研究的诸多可能性，持续推进协同创新。例如2019年4月“数字时代的文学与文化”国际研讨会暨四川省比较文学学会第十二届年会，在学科的交叉中进行学术碰撞和交流，探讨数字与文学和文化的关系，期望以独特的角度推动“数字技术+文学”“数字技术+文化”的发展。另外，理论期刊阵地《当代文坛》等每年借助年会和中国文学批评高峰论坛的举办，也是持续探索高校学术资源与地方专业媒体协同合作、发展，开启互动促进的新起点。
三是依托团队、机构与高校联动，团队机构间互动，重点培育青年文学理论与批评后备人才，持续带动协同创新走得更远。借助文学理论与批评机构、学会以及新兴文艺团体与高校联动，建议围绕文艺理论后备人才计划，择优选择高校、院系，组建四川文艺理论研究会、四川文艺评论家协会高校联盟，设立四川当代文学批评、评论与理论研究基地。加强互动合作交流同时，着力培养新世纪四川本土青年学术骨干，组建四川文学理论与批评后备军，孵化创新学术资源。
此外，文学理论与批评团队机构与成员之间寻求协同创新，还需要政府、企事业单位的选择性介入，通过设立专项资金、社科评奖以及编制《四川省文学年度发展报告》《四川省文学理论与批评年度发展报告》等形式，多元联动推进协同创新。
（二）强化“在地性”“西部经验”与“边缘精神”
四川地处中国西南，腹地广袤，民族众多，更是多元文化集聚的宝地，随着全球化语境、反本质主义、本土化书写、边疆研究等新的学术思潮、视野的发展与推进，如何走出独具地域性与独立精神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发展之路，值得深思与展望。
一是强化“在地性”，推进四川文学理论批评的本土化观照和发展。“在地”是一个带有方位感和族群认同的特殊名词。如果说方位感指的是“在地”表层的地理区域概念的话，族群认同则指出了其中所具有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意味。就四川文学理论批评而言，“在地性”是一种姿态，是一种强烈寻求独立精神的本土表达。强化“在地性”，一方面需要“理论转场”，保守住一种“重返现场”的姿态和立场，回到四川本土创作生活。文学经验中去，自觉地将古今中外、中心化的场外理论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场，构建起属于四川本土的独特理论批评话语。另一方面，“在地性”强调文学理论与批评应当充分挖掘四川本地作家作品，主动介入本土作家生命经验，推介更多当地优秀作家和作品。以“在地性”批评实践带动“在地性创作”，“在地性”文学创作定会反哺这种“在地性”文学理论批评实践，形成良性互动，推动新时代四川文学理论批评的本土化发展。
二是构建“西南经验”。纵观文学史，至少从明清起，“西南”就已经成为文化、政治、战争、美学、地理、民族、性别等诸多问题的辐辏交点。随着边疆研究、地域文学研究的深入，“西南”业已成为文学理论与批评关注的热点话题，被带入中国文学正统研究领域。从另一层面来讲，“西南”可以是一种方法，借助这一方法，“西南经验”“西南叙事”得以在更深层次全面展开学理研讨与理论研究，构建“西南经验”、书写“西南叙事”，意在全面捕捉书写者、文论家在面对西南地域时的复杂的经验和反应。四川文学版图本质上属于“西部文学”，作为西部文学观照下的四川文学理论批评当属于更大层面的“西南经验”。四川文化多元、少数民族众多，文学创作多有民族书写特色。基于此，建议四川文学理论与批评有侧重地关注“西南经验”这一议题，结合边疆文学、在地性本土创作实践等视角，以研讨会、批评实践、学术资助等形式持续关注四川西部文学“西南叙事”，带动理论创新，构建学术话语。文论家更应持续关注“西南经验”“西南叙事”，深度挖掘具有独特气质的优秀作家，全方位带动“西南经验”的理论批评话语体系构建。
三是重塑“边缘精神”。如果说“在地性”是一种文化姿态，那么“边缘精神”则是一种文化气质。“边缘”不是一种拒绝与主流或者其他地域交流碰撞的态度，更不是一种刻意而为之的自我边缘化，而是与主流话语展开掷地有声的对话。四川地处西南，有着丰富的巴蜀文化，在不断发展、积累和变异中，形成了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并积淀了深厚的文化传统。从文化地理学来讲，这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对文学创作产生了复杂的综合性的影响，由此产生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不论是文化、政治、美学、民族、性别，甚或宗教，都彰显出一种有别于文化中心、宏大叙事影响下的独特气质。加之地处文化冲突与交流的聚合点，神话传说、神秘仙境的异域想象，更给西南叙事、经验添加了不少神秘气质。因此，从文学创作层面来讲，重塑“边缘精神”，需要找寻不同于主流创作类型的“西南叙事”，比如西南少数民族文学叙事，应打破被凝视的“他者”身份，冲破语言表达的牢笼的限制，摆脱宏大叙事的干扰，植根“地域性”和“民族性”，书写“边缘文学之美”。从文学理论与批评话语构建层面来讲，重塑“边缘精神”，四川文学理论与批评需谨慎保持与主流话语同构的距离，植根本土文学经验，寻求适于自身发展的批评路径。尤其是面对四川独特的文艺批评资源以及文学创作类型，应充分借助四川文艺理论研究会、四川文艺评论家协会、四川省作家协会等机构、团体的互动交流，深度挖掘并激活四川本土传统文化资源、理论研究资源，带动网络文学、科幻文学批评，给科幻文学、网络文学等新兴类型文学创作带去创作灵感。同时借由团体与高校的互动，政府对科幻产业、网络文化产业等的持续性关注和投入，充分带动科幻文学、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化资源（上古神话等）的吸纳与创造性转化，进而全面激发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实践，形成四川本土獨特的“西南经验”，重塑“边缘精神”。
（作者单位：支宇，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向宝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蒋林欣
作者：支宇 向宝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