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伴们反映都在为论文烦恼，小编为大家精选了《金融体系稳定逻辑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摘要：在渐进改革的初始阶段，为了满足政权存续的效用，国家必然设置并维持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通过国家控制的银行给低效的国有经济提供金融补贴。当国有经济的式微或大规模变革不再对国家政权的生存构成威胁时，国家维持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收益递减，而其成本则由于国有银行的败德行为而加速递增，国家就有激励放弃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制度安排。
金融体系稳定逻辑论文 篇1：
最优金融体系结构的路径选择
总体而言，金融体系结构与金融效率之间的关系取决于银行与金融市场相对优势和效率的动态关联机制。这种关联机制集中表现为：只要银行和金融市场的发展遵循实体经济导向原则，那么，银行与金融市场之间的竞争性互动就会最终促进双方效率的提高，而不仅仅是两种融资渠道的简单相互替代。
从一国金融体系发展的长周期来看，一是在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初级阶段，在金融市场尚未充分发育、监督和治理机制效率不高的情况下，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结构具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二是随着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发展，金融市场效率的不断提升会对银行效率产生持续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源于二者之间动态互补、螺旋推进的竞争机制。因此，从长期视角来看，一个高效率的金融市场同时也是银行效率的助推器，只有在二者的协调发展、良性竞争和彼此促进中，才能最终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金融体系整体效率的提升。
金融体系结构与金融稳定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各国金融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伴随金融自由化的市场导向型的金融体系结构通常更易于引发信贷扩张和资产价格泡沫。尤其是在金融监管制度发展滞后的情况下，信贷资金借由金融市场的大规模杠杆化运作可能导致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增强，并使得资产泡沫破灭对经济和金融周期的影响更加明显。
从微观层面来看，在一国金融体系结构市场化的过程中，金融资产的种类和数量迅速增长，金融资产结构更加纷繁复杂，滋生资产价格泡沫和金融风险的因素也显著增加。从宏观层面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范围内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发展，传统的机构和市场边界被彻底打破，整个金融体系演变成一个巨大的金融信用和信息交换网络。在这个网络中，银行和金融市场的联结更加紧密，很多金融产品和业务同时涉及银行、证券和保险业，并由此内生出跨机构和跨市场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经济发展中的
最优金融体系结构
随着一国金融体系结构中金融市场的发展，一方面金融体系的效率性可能会提高，另一方面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也面临下降的危险。这一事实表明，在一国金融体系结构的市场化演进过程中，金融体系的效率性和稳定性面临一定程度的交替关系。因此，如何在金融体系的效率性和稳定性之间寻求一种合理的平衡成为解决问题的核心和关键。
如果说一国金融发展的长期目标是实现更高水平、更加平衡的金融效率与金融稳定的组合的话，那么，在一国经济发展的长期进程中，什么样的金融体系结构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优化选择呢？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和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在储蓄动员、资本配置、风险管理和信息处理等方面各有比较优势，因而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基于不同的初始条件和特定的制度性约束，两种类型的金融体系结构分别适用于不同类型的经济。
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由于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双重抑制，大部分企业不得不依赖内源融资；在经济发展的中级阶段，由于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中介在提供支付结算、增加流动性便利、实施公司治理和减少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因而决定了银行部门在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但随着经济走向高级（发达）阶段，银行体系在某些金融功能方面的比较优势逐渐弱化，而与此同时，金融市场赖以有效运行的各种基础性制度条件（司法制度、会计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等）逐步完善，这些都为金融市场的功能发挥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并使得银行体系和金融市场的功能优势出现了部分转化，由此导致了银行部门在金融体系中融资比例的相对下降和金融市场融资比例的相对上升。显然，在上述过程中，金融体系结构的变迁是内生于经济发展的，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银行部门和金融市场在功能发挥方面的比较优势转变，则构成了长期金融体系结构变迁的内生性动力。
然而，上述金融体系结构演进的市场化趋势并不代表所有国家都会最终过渡到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结构。当一个国家进入到经济发达阶段之后，一般会形成银行和金融市场两种融资渠道并存的金融体系结构，但最终决定银行融资和金融市场融资谁占主导地位的，却是每个国家所特有的“国家禀赋”。
由此可以得出两个基本结论：一是在金融体系结构的内生性演变过程中，通常会经历金融市场融资比重的相对上升和银行融资比重的相对下降，这是一个典型的融资结构多元化的进程。这方面的趋势具有普遍适用性，因而可视为金融体系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二是在金融体系结构市场化演进的过程中，金融市场融资比重的相对上升是否意味着绝对比重的倒转（即金融市场的融资比重是否会最终超过银行融资的比重），则要视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而定，这方面并不存在排他性的一般规律。从经验基础来看，上述结论很容易从全球主要国家金融体系结构的历史演进中得到佐证。最近二十多年来，全球范围内主要国家的金融体系都经历了快速发展，但关于金融体系结构的内生性演进逻辑依然成立。
在一国金融体系的发展过程中，只有沿着实体经济需求的路径并能够更好地发挥金融体系功能的金融结构，才会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和谐统一、金融效率与金融稳定共同提升的局面，任何超越经济发展阶段或脱离“国家禀赋”特征的金融体系结构都将是不稳定和低效率的。
由此，任何一个国家的金融发展实践都必须坚持一般规律和本国“国家禀赋”的有效结合。一方面，随着一国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金融体系结构将从单一的银行体制逐渐朝着多元化、多层次的银行体系和金融市场并存的方向发展，这是金融体系结构动态演进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对于每一个特定的国家而言，其金融体系结构中银行和金融市场的最优化配置比例究竟是选择“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还是“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则主要受本国“国家禀赋”的约束和影响。简言之，每个国家在每个特定的发展阶段都有与自身经济发展和国家特质相适应的最优金融体系结构。这种内生的最优化结构随着本国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变迁而动态演变，同时，又受到本国“国家禀赋”的深刻影响，从而最终形成了各不相同甚至迥异的金融体系结构演进轨迹。因此，评价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结构是否有效，关键在于这种结构是否能充分满足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真实金融需求，并最大程度地降低金融运行的成本和提升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
作者：陈雨露
金融体系稳定逻辑论文 篇2：
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我国金融体系的历史起点和未来趋势
摘要：在渐进改革的初始阶段，为了满足政权存续的效用，国家必然设置并维持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通过国家控制的银行给低效的国有经济提供金融补贴。当国有经济的式微或大规模变革不再对国家政权的生存构成威胁时，国家维持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收益递减，而其成本则由于国有银行的败德行为而加速递增，国家就有激励放弃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制度安排。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将逐步弱化，而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则有所增强，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正是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逻辑起点。
关键词：历史起点；银行主导型；未来趋势；市场主导型
根据资源配置方式的不同，金融体系大体可分为中介(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和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近年来，两种金融体系的优劣比较及中国应选择何种金融体系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本文将在简要概述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引入国家这一变量，从另一视角揭示我国金融体系的演进逻辑：中介(银行)主导型必然成为我国金融体系的历史起点，也正是小介(银行)主导型的历史起点才使得市场主导型成为我国金融体系的未来选择。
一、既有文献的简要概述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研究了中介(银行)主导型和市场土导型金融体系的优劣。Dcmirgic—KunI& Levine(1999)通过对多个国家的数据分析，认为较高收入国家的股票市场相对于银行更为活跃和有效率，金融体系也更可能以市场为导向；Tadessc(2001)的研究表明，在经济金融发达国家，市场主导金融体系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比银行体系占优，但在经济金融不发达国家，银行上导体系可能更好；Ergungor(2003)也认为在不同的条件下，两种金融体系表现出不同的优劣，在不灵活的法律体系下，银行比较重要，而当法律灵活性增强时，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优势就开始发挥出来。而—些学者从其他角度考察的结果是两种金融体系并没有明显的优劣区别，如Bcck&Lcvine(2000)的实证研究不能得出银行主导体系和市场主导体系在促进新企业设立和原有企业扩张上哪个更有作用的结论。转轨中的中国选择何种金融体系也是我国理论界广泛关注的问题，2005年1月15日《中国证券报》15版“推动银行主导与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融合”论坛专门探讨了这个问题，北京入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平新乔、纽约证交所国际董事兼中国首席代表张磊等倾向于建立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而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总经理贝多广持反对意见，不同意把中国未来金融体系建立在资本市场上。对于这些研究和争论，汪办兴等(2006)做了一个综述，并且认为目前中国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在促进经济增长上是有效的，强行将中介主导型金融体系转变为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政策可能是误导的。
二、我国金融体系的历史起点只能是银行主导型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国家也是一个有自身效用的组织，笔者认为，在国家的效用函数中，政权的存续应该占有极大的权重，只有在满足社会稳定、从而政权存续这一偏好的前提下，国家才可能考虑税收增加、经济增长等其他效用。因此，在改革的初始阶段，国家面临着两难选择：不改革，国有经济的低效造成的经济低迷、人民闲顿，在外部竞争对于(尤具足周边国家)快速经济增长的激发下，很有可能滋生不稳定因素；改革，由于在改革之初，我国经济是“—大二公”的国有国营经济，当时的国营企业(后为国有企业)不但提供了国家的主要税收，而且承担了就业、医疗、教育(一般的国有企业都有自己的医院或医疗所，有幼儿园，子弟学校等)等本应由国家承担的社会保障以及其他责任，国有经济存量对整个国民经济、甚至对社会的稳定和政权的稳固都有重要的意义。贸然改苹国有经济存量和旧的经济体制，也有可能产生不稳定因素。国家必须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追求税收增加与经济增长的效用。为了保持社会稳定，极端重要的国有经济必须得以维持并保持增长，不能急剧地衰退，因此，须设计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如价格双轨制等)将稀缺资源(尤其是资金)向国有经济倾斜。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变化，非国有部门(包括居民以及民营企业等)成为主要的储蓄者，国家所支配的份额相对较少，国家虽然可以采取其他的手段为国有经济筹资，如增税、发行货币以及举债等，但这些手段只能筹措到十分有限的资金(张杰，2003)，可资利用的一笔巨额资金就是分散在非国有部门的储蓄资源，因此，为了动员和集中国有部门外的储蓄，使之配置于国有经济，必须自上而下地没置银行上导、确切地说是国有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
三、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收益的弱化和成本的凸显
显而易见，设置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收益是巨大的，不但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又保证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平稳转变，而前苏东的转变却与政权的更迭、经济的衰退相伴。但同时这种金融体系也需要支付巨大的成本，最突出的体现就是国有银行体系巨额的不良资产。国有银行向国有经济提供信贷，是以国家提供隐性担保为前提条件的，国有银行体系的巨额不良资产最终要由国家承担责任。既然这样，作为代理人的国有银行就有激励采取风险偏好的策略，收益归自己所有，而把损失(不良资产)转嫁给国家，因为国家无法甄别国有银行不良资产中哪些部分是由国有经济低效这一客观因素造成的，哪些是由国有银行的机会主义行为造成的。因此，国有银行体系不良资产规模的膨胀会更迅猛，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成本会以更快的速度递增。
正如前文所论述，在改革初期，由于国有经济存量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只能在一定的边界内对国有经济进行变革和调整，如政企分开；打破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将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由国营企业变为国有企业等，而不能从根本上触动国有经济，也不能容忍非国有经济过分地与国有经济争资源、争市场，因为在非国有经济占经济总量较小份额的前提下，国有经济的式微或大规模变革必将造成不可预期的冲击。但当非国有经济在经济总量中已占相当大的份额，国有经济的收缩或变革对经济、社会稳定的冲击较小时，由于非国有经济更富有效率和活力，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税收增加，因此，在社会稳定得到满足的前提下，国家就有激励取消原有的向国有经济倾斜的政策，甚至转而对非国有经济采取政策倾斜，这时，国家就会尽量收缩已有的国有经济存量边界，直至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那一点上。随着国有经济对就业、经济增长贡献的下降，非国有经济贡献的相应上升(如下图所示)，国家对非国有经济的政策也逐渐转变，从“—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经济的必要补充”到“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再到“中外合资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也是我国社会主义
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直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允许的非国有经济的范围从“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一直到“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范围越来越广；对非国有经济的态度从公有经济的“补充”地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态度也越来越肯定。
既然在改革之初设置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制度安排是为了补贴庞大、重要的国有经济，从而保障社会的稳定，则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壮大、国有经济占经济总量份额的下降，国有经济的式微或大规模变革已经不再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时，对国家来讲，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收益就呈现递减趋势，更进一步，由于国有经济的低效不利于经济增长和税收增加，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收益会加速递减，而由于国有银行的道德风险，其成本(国有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规模)则会迅猛扩张。当国有经济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下降到临界点以下时，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给国家造成的成本大于其益，国家就有激励放弃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
以上分析自然引申出一个问题：既然较高的国有经济比重使得国家设置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收益大于其成本，而且其差额是国有经济比重的增函数，国家理应追求较高的国有经济比重，这与国家近年来主动收缩国有经济边界构成悖论。
应该看到，国家之所以自上而下强制性地推进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制度变迁，是由于国有经济长期效率低下，缺乏活力，导致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极其缓慢：根据制度经济学的国家模型，国家面临其他国家和国内利益集团的竞争压力，不但周边国家快速的经济增长(如所谓的亚洲“四小龙”、“五小虎”)对国家构筑了强大的竞争攻势，而且，国内经济的长期低迷在其他国家快速增长的刺激下，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因此，一方面，国家设置国有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将信贷资金配置于国有经济；另一方面，发展非国有经济以满足税收增加和经济增长的偏好。因此，银行主导型余融体系的收益更大程度上体现在社会稳定上，足以暂时牺牲经济增长和税收增加为代价换取社会的稳定。由于非国有经济比国有经济有更高的效率和资本边际生产率，大量的实证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NarjessBoubakri and Jean-Claud Cosset对21个发展中国家在1980年至1992年民营化的79家公司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民营化后公司的盈利能力、经营绩效、资本投资支出、产出和就业水平都显著上升。Juliet D’Souza and William L Megginson考察了28个国家1990-1996年民营化后的85家公司的经营绩效，发现民营化后公司的盈利能力、产出和效率都显著上升了。因此，国有经济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必然呈现下降趋势，相应地，非国有经济对就业、国家税收、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这时，国有经济的衰退或大规模变革已经不再构成社会稳定的威胁。在社会稳定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显然应该努力谋求税收增加和经济增长的效用最大化，显而易见，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非国有经济更有利于税收增加和经济增长，国家就有激励主动收缩国有经济边界。
四、银行主导型的衰弱和市场主导型的增强：我国金融体系的未来趋势
根据以上分析，国家以其声誉这一无形资产为国有银行提供隐性担保，从而维持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收益已经大大降低，而其成本(不良资产)则由于国有银行的败德行为而急剧上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成本几乎是无穷大的。为国有银行注入真实资本，虽然也必须付出一定的成本，但和无穷的成本比较起来，显然是占优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国家声誉的不可分割性，国家以其声誉作为国有银行的资本金，不可能通过国有银行资本金的分散化拆分国家承担的风险，而真实资本却是可以分割的，在为国有银行注入真实资本的同时，国家积极推进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吸收民间、国外等其他资本人股，一则可以减轻国家现实的财政压力，二则可以通过国有银行资本金的分散化拆分国家承担的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目前积极推进国有银行上市，将外资金融机构对中资银行的持股比例从5％提高到25％，也就并不是偶然的了。
不仅国家主观上存在以真实资本的注入来替换其声誉资本，从而退出银行的偏好，而且制度环境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国家的声誉资本失去了意义。随着我国金融业的逐步开放，中外资银行的竞争必将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与中资银行海外业务的拓展而日益激烈，一国银行业的国际信誉必然影响其国内外的业务开展与竞争，而国际评级机构在考察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时，是不会将国家声誉资本纳入其视野的，只可能考察可测量的真实资本。因此，在开放的制度环境下，国家的声誉注资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其意义，与其付出提供声誉资本的巨大成本，却难以获得相应的收益，还不如用真实资本的注入替换声誉资本。
从国有银行的角度看，在金融相对封闭的制度背景下，国家的声誉资本使得国有银行不仅可以几乎不付出任何成本就凭借国家声誉建立了稳固的市场信誉，而且，还可以将其经营失败的风险转嫁给国家。因此，在渐进改革的初始阶段，虽然国家声誉注资的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使国有银行丧失了一定程度的信贷自主权，但其收益仍是远远大于其成本的。更进一步，不管国家注入的真实资本规模多么大，总有一定的量的限制，况且，窘困的国家财政也不可能使注入真实资本的规模远远高于8％的资本充足率，随着国有银行不良资产规模的迅速膨胀，资本充足率必然向原来的低水平回归，而国家的声誉资本几乎是一个无穷大的量，只要保持社会的稳定，国有银行就不可能发生流动性危机而倒闭。因此，在渐进改革的初始阶段，国有银行也愿意国家以其声誉资本的注入来维持一个国有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而金融业的开放使得国家声誉与国有银行市场信誉的同质性产生一定程度的异化，为了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同外资银行竞争，国有银行必须付出成本，重建其市场信誉，而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等正是市场信誉高低的重要标志，国有银行的上市需求，也正是出于重建其市场信誉的需要，因此，国家以真实资本置换声誉资本也符合国有银行的效用函数。
综上所述，国家将会通过真实资本的注入和声誉资本的退出、股份制改造等方式逐步市场化国有银行，不再维持一个国有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国有商业银行自身的效用，因此，强有力的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将会逐步弱化，而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将会有所增强。
五、结论
虽然充满效率与活力的非国有经济更有利于税收增加和经济增长，但在渐进改革初始阶段，为了保障社会的稳定，必须将重要的稀缺资源——资金——配置于国有经济，以维持国有经济的生存和增长，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使储蓄主体由国家转变为居民和企业，为了聚集和动员资金，使之配置于国有经济，必然需要设置并维持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制度安排。由于非国有经济比国有经济具有更快的增长速度和增长潜力，国有经济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达到一定的临界点后，国有经济的衰退或大规模变革就不再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那么，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收益递减，而其成本则由于国有银行的败德行为而加速递增，国家就有激励放弃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制度安排，而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将会有所强化，从这种意义上讲，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正是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逻辑起点。
注：“本文中所涉及的表格、注解、公式等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作者：耿同劲
金融体系稳定逻辑论文 篇3：
金融学“人大学派”的新贡献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诸多学者对金融危机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其中，陈雨露教授和马勇研究员的新著《大金融论纲》颇具分量。危机后，作者深入剖析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历史与根源，并以此为切入点，对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果，而《大金融论纲》正是在前期研究奠定的坚实基础上推出的一部力作，是对中国大国金融战略与发展路径的有益探索。
大思路：
金融理论体系的创新发展
“大金融”的概念起源于本世纪初。早在2000年，著名经济学家黄达先生在关于金融学科建设的多次演讲中都提出：金融学科应包括金融的宏观与微观、金融与实体的关系等方面，金融学应当是宽口径的。黄达先生十分关注社会经济变化对金融的要求、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宏微观层面金融理论的整合，实际上这就为构建现代金融体系指明了方向。
13年之后，我们欣喜地看到，黄达先生关于金融学科建设的构想已在《大金融论纲》中全面实现。这是金融学“人大学派”对金融理论的重大贡献。在《大金融论纲》中，作者依然将关注的焦点置于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上，认为本轮国际金融危机至少给了人们三大启示：一是经济运行中的金融因素和金融规律远未得到充分认识；二是金融发展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系统性风险被长期低估；三是传统的经济学框架未能很好地整合宏微观层面的金融理论。针对这些问题，作者在剖析主流宏观经济学与西方金融理论的缺陷、进行系统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大金融”理论。《大金融论纲》构建了以“大金融”理念为核心的现代金融体系基本框架，使“大金融”成为完整的金融理论体系。
《大金融论纲》最重要的创新或理论贡献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创建全新的金融理论，即“大金融”理论。其内涵为：宏观和微观金融理论的系统整合、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和谐统一、金融发展一般规律和“国家禀赋”的有机结合。
二是构建了现代金融体系的全景分析框架。其总体逻辑思路是通过对影响一国金融竞争力的相关因素进行研究，得出金融体系发展变迁的基本特征和一般规律，进而对现代金融体系发展的理论基础进行系统重建。这部著作将影响一国金融竞争力最基本的因素概括为三大因素，即效率性、稳定性和危机控制力：效率性决定金融体系的“活力”，稳定性决定金融体系的“弹性”，危机控制力决定金融体系的“张力”，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现代金融体系发展理论的“三大支柱”。
大智慧：
中国现代金融体系发展的框架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金融改革开放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中国金融发展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金融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更趋复杂、金融宏观调控面临挑战、金融机构转型和防范风险问题突出、金融体系不健全和结构不合理、金融支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举步维艰、金融服务与人民生活水平发展不相适应等等。显而易见，中国金融改革开放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大金融论纲》对中国现代金融体系的发展构建了一个“大金融”框架：
首先，设计金融发展的战略框架。包括金融发展的总体目标、基本原则、整体蓝图与实践路径。
其次，设计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框架。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框架的核心是协调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力图从一个整体、系统和动态的视角来设计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并在两者之间构建合理的制度安排，以实现中国金融发展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双稳定+双发展”（“金融稳定+实体经济稳定”与“金融发展+实体经济发展”）。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框架的重要意义，还体现在对中国经济转型中的金融支持，助推金融和实体经济的有效结合，金融全面支持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再次，设计新型金融宏观调控体系。设计构建“三位一体”新型金融宏观调控体系是这部著作的一大亮点。“三位一体”，即货币政策、监管政策和信贷政策的协调与配合。货币政策，要盯住通胀和产出，关注金融体系风险状况，以价格调控为主、数量型调控为辅。监管政策，实施逆周期监管应综合考虑银行广义信贷和社会融资总量，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监管相结合，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统筹协调。信贷政策，可选择盯住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满足度，与总量性的货币政策相区别，主要发挥结构性调控功能。值得一提的是，这部著作构造的“金融失衡指数”是衡量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指示器，可为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提供有效的决策和参考信息。
最后，设计金融改革的方略。如构建高效而稳定的现代金融体系、全面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金融业混业经营等。
大战略：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探索
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以美元霸权为重要特征的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和弊端，危机也表明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危机后国际经济金融竞争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因此探寻中国在大国间金融竞争中以及在国际金融体系重构过程中的战略与政策已成为中国经济金融发展中亟待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大金融论纲》以提高金融竞争力为主线，对金融危机后中国对外金融发展的相关战略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地研究。这部著作从长期的视角全面审视了全球范围内主要大国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金融战略，以及现代金融体系下一国金融竞争的决定因素，并以此为基础全面构建了有利于促进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和增强国家竞争能力的金融体系框架，丰富了中国关于大国竞争金融战略的理论，弥补了国内外这方面研究的不足。
《大金融论纲》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创新见解，最突出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危机后国际金融体系发展趋势。国际金融格局出现“再平衡的多边主义”，国际货币体系从“一主多元”向“多元制衡”转变，金融的功能回归实体经济，以及金融监管走向了宏观审慎。
其次，国家战略的金融工具运用。从全球经济发展史来看，作为国家战略的金融工具包括为战争融资、促进海外贸易、加强对外经济控制、建立货币强权体系、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和实现经济增长转型。
再次，中国对外金融战略的选择。在中国金融开放战略方面，需要合理的“开放保护”与适度的国家控制，采取渐进的金融开放方式和审慎的全球化策略，防止超越发展阶段的“匹配失衡”和国家金融控制力衰微导致的风险失控。这部著作提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建议在未来30年通过两个“三步走”，即通过渐进的过程逐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为中国成为国际金融强国奠定坚实的货币基础。在外汇储备投资战略方面，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战略，实现金融稳定和实体经济发展，投资的目标产业为趋势性的全球新兴产业和战略性资源产业，争取建立全球经济网络。
当然，这部著作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对中国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战略与策略等方面的分析论证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和完善。但从整体上来看，这部著作为广大读者奉献了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的金融文化精品。因此，这部著作的出版值得庆贺。（作者为国际金融论坛（IFF）学术委员、副秘书长，贵州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作者：王元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