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写好一篇逻辑清晰的论文,离不开文献资料的查阅，小编为大家找来了《媒介素养传播学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摘要]在信息社会嬗递加剧、发展传播学影响日甚的双重背景下，农村受众媒介素养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本文循袭发展传播学的媒介素养研究传统，在大众传媒、受众、社会发展三维互动影响的宏观视野下，从认知、态度与行为三个层面，综合分析农村受众媒介素养现状、特征与成因，并就构建措施提出看法。
媒介素养传播学论文 篇1：
湘西地区大学生新媒介素养现状的传播学解析
摘 要：“知沟理论”提出，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着受众对于知识的获取速度，这将导致个体的行为和信仰的差异。本文通过对民族地区大学生新媒介素养现状的反思，为充分调动大学生在民族文化传承中的作用，推动民族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经调查发现，身处民族地区的大学生，在人文环境、对信源的信任度以及其所传播信息的态度，媒介的功能与地位的认知、因媒介的使用所形成的思维模式、民族文化价值认同感等方面都切实影响着媒介素养水平。
关键词：新媒介素养；大学生；民族认同；跨文化传播
湘西地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位于湖南省西北部，与鄂、贵和现今的重庆市接壤，面积15486平方公里，占湖南省总面积7.3%。这是一个兼有丘陵和小平原，并向北西突出的弧形山区，湘西自治州境，地处云贵高原北东侧与鄂西山地南西端之结合部，围坐在群山峻岭中。地处湘西州花垣县的十八洞村更是习近平总书记首倡“精准扶贫”的地点，而在2013年，这里曾是人均纯收入仅1688元的贫困村。这样的地理特征对于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的信息传播状态有着密切的关系，相对闭塞的地理特征形成了较为落后的信息传播方式，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水平。
民族地区因经济条件落后，信息环境闭塞，致使人文素养与社会发展受到制约。基于对麦克卢汉技术决定论的反思，在一定程度上，新媒体的广泛应用使得世界朝着一体化，去中心化，平权化发展。随着信息传播的门槛逐渐降低，把关人的“权威形象”在传播视野中的“淡化”，却为信息监控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顺应新媒体传播的趋势，而又不将民族文化置于被“娱乐化”“同化”或“浅薄化”的境地，值得行业同仁们共同努力和探索。大学生作为新媒体使用的重要群体，除了经济因素之外，新媒介素养水平将为进一步解释“认知差异”提供帮助。将媒介作为影响人类生活方式的一种环境，旨从新媒介的传播过程入手，找出在民族地区影响大学生新媒介素养水平的相关因素，为后续提升民族地区的新媒介素养水平的相关研究提供数据支撑及可行性策略的参考。
一、湘西地区大学生新媒介素养调查现状
此次调查共发放2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84份。调查的范围主要为湘西地区在读大学生，年龄分布在18至25岁之间。将新媒介素养水平的调查设定为以下五个方面：1.对新媒体传播技术的传播、使用与获取能力；2.对新媒体传播内容的认知与批判能力；3.对新媒体特质、新媒体运行系统、产生机制、政策氛围等理论知识的理解；4.新媒体对人现实生活所产生影响力的认知与判断；5.对新媒体与社会的相互作用的认知与判断。围绕新媒介素养的构成，设计问卷共包含五个部分，共计50题。通过调查，湘西地区大学生的新媒介素养现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媒体的依赖度以及使用时长
湘西地区大学生能够接受不接触新媒体的期限，47.2%的人选择一天，26.4%的人表示一天也不行，大部分的学生选择每天接触新媒介，不接触会产生不同程度上的影响（无所适从、焦虑不安等），仅有0.07%的学生表示对新媒介使用与否无所谓。湘西地区大学生使用手机上网的时间3～5小时占比46.2%，5小时以上占比29.4%。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指出，2017年上半年周上网时长为26.5小时（即日均上网时长约3.79小时）。职业结构中，学生群体占比最大（24.8%）。网民而选择用电脑上网的时间小于1小时的占比62.4%，1～3小時的占比30.5%[1]。湘西地区大学生群体中在普及面上以及新媒体使用时长上都高于平均水平，因此此样本的选取能够代表因使用新媒介所产生的效果以及思维模式。在湘西地区大学生群体中手机使用的平均时长明显高于电脑，手机相比于电脑更为普及，再因为联网的便捷性，手机媒介的选择优于电脑。
（二）新媒介使用技能
通过调查发现，湘西地区大学生群体中9.1%的人认为自己能够非常熟练的运用新媒介进行学习，73.4%的学生认为能够较为熟练，但仍需要学习。值得注意的是，仍存在1.4%的人完全不会使用新媒介进行工作和学习，上网技能的缺失是阻碍其使用新媒介作为工作和学习的重要原因。在实际学习生活中发现，基于对新媒介的运行机制与传播过程，政策背景等缺乏认知，“百度”成为解决疑问的重要途径，对于获取信息的真实性难以辨识，也缺乏获取“高信度”信息的渠道以及使用技能上的权威指导。
（三）新媒体使用动机
在此次调查中，湘西地区大学生在新媒体使用中，32.2%（占比最大）的学生用于娱乐以及社交的时间大于4小时，交流的对象主要为朋友以及家人。这一点对于新入校的大学生来说尤为明显，面临新环境，家庭成员的情感支持与鼓励也显得尤为必要，而娱乐的主要内容为看电影以及电视剧。除去睡眠与学习时间，湘西地区大学生使用新媒体实现了维系情感的需求。
新媒体的使用对于大学生来说可以用于舒解压力，缓解对新环境的压力，情感沟通，逃避社交压力。相比于新媒体，在传统媒体的使用动机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湘西地区大学生选择电视的节目类型为电视剧、电影类，其次为综艺节目类，信息类节目；选择报刊杂志的内容主要为影视娱乐，其次为生活健康、时事政治、经济投资等。对于新媒体的使用具有一定的工具性，实现了社交功能、情感功能、信息功能以及商业功能。对于传统媒体的使用则倾向于娱乐功能，这意味着新媒体已经成为湘西地区大学生获取新近信息的主要途径，而传统媒体成为获取生活健康等时效性较弱的信息的主要途径。
（四）对于媒介传播信息的辨别与批判能力
81.8%的大学生认为自己会有意识的辨别信息的真实度，但不会深究；10.5%的人标识信息都会经过主观过滤；7.7%的人很少辨别信息，认为基本是真实客观的；没有人选择全部相信媒介所传播的信息。几乎所有的大学生都赞成在使用媒介时需要选择和辨析，但在使用时不自觉地沉浸其中不加选择。这说明，湘西地区大学生具有一定的信息辨别意识，但是缺乏批判精神；在面对碎片化信息的冲击时，难以做到主动辨识。通过访谈时发现，因湘西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信息流动速度较慢，自身缺乏社会交往等因素，他们所感受到的竞争压力较小，致使他们形成对于身边信息正确与否漠不关心这种“无所谓”的态度。
二、传播学视域下湘西地区大学生新媒介素养现状的成因分析
依据美国媒介素养中心的定义，媒介素养包括人们对信息的使用、理解、评价、分析等能力[2]。受众媒介素养的形成受外部社会环境、年龄、性别，人格特质、文化信仰、价值观、教育水平、思维模式等多方面影响，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由媒介促成的行为习惯，应从根源上进行引导与矫正，我们主要集中于基于已有现状和条件，提供新媒介环境，受众共同参与背景下的可行性改进策略。正如波斯曼所言，“技术变化不是附加的，它是生态学的。一种媒介不是增加了什么，而是改变了一切。”[3]
人在社会中的活动，是由多重传播类型得以实现，这是一个逐渐习得的过程，也是行为习惯、价值取向形成的过程。同时，基于受众的使用行为，也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为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等现象提供了滋生的空间。换句话说，媒介素养水平与其所匹配的传播方式息息相关，展示了话语权的分配模式，无论是媒介造就了受众，还是受众基于某种需求而选择了媒介，受众与媒介的相互作用与关联都是基于现有媒介环境下的一种平衡。
（一）传播环境下信源的信任度
通过调查发现，湘西地区大学生主要接触的新媒介为电脑和手机。对比电脑与手机，因手机使用上的便捷性，使之成为湘西地区大学生必不可少的“陪伴”。
手机主要通过“微博”“微信”进行信息的传播，以QQ、微信实现社交需求。与“湘西”有关的微信公众号主要实现商业推广、信息传播、舆论引导、社会监测等功能；微博则通过设置“话题”的方式，引发受众集体围观与讨论。对比微博与微信，因开放性与受众粘度的差异，学生更愿意使用微信作为交流的工具，微博作为获取信息的工具。新媒体在线活动有力地带动了校园文化传播与凝聚力，促进了“共识”的形成和校园文化氛围的营造，提升文化感染力与影响力。
然而通过对不同类别的媒介进行比对发现，湘西地区大学生普遍对新媒体的信任度低于传统媒体，他们较多认可新媒体传播的信息“真假难辨”，书籍等传统媒体在信息传播的可靠性上、信息可信度以及解读能力上远超于新媒体。在他们看来，由于新媒体信息获取的便捷性和把关人的缺失或缺位，在信息的发布上，往往具有随意性。而书籍、杂志、电视等传统媒体因受到监管，随意性降低，可信度提升。接触新媒体多被视作一种休闲、放松的行为，而传统媒体的接触则被视作一种具有仪式感的正式行为。
（二）新媒体情感功能日益凸显
不同于早期新媒介生存的残酷乱象，新媒介的“趋利性”可谓是一种现实选择。受众对于优质内容的追求以及移动支付的便捷性，使得新媒体平台的“付费模式”成为现实，手机“得到”APP则是优质知识付费平台的代表。基于新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对受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媒体素养”的概念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面对纷繁复杂的信息环境，形成对新媒介信息正确的解读、分析，应用与批判能力，对个体而言，它是提升社会适应力的基础；对于国家而言，将为其形象与文化传播的系统构建注入能量。然而“流量”“点击率”“转发量”等被视作媒介信息重要性的考量依据时，“娱乐化”“低俗化”“非常规化”的信息时常获得非理性的关注。
诸多学者对于电视等媒介的“娱乐功能”予以批评，新媒体的出现与发展，将媒介的娱乐功能发挥的淋漓尽致。与早期对电视的“解闷”“解气”以及“解惑”的“三解”功能[4]高度吻合，新媒体将娱乐功能、信息告知保留的同时，实现了向情感功能的重心转移。受众的“藏匿性”使得压力得到充分释放，有时甚至伴随不理性的宣泄，致使“网络暴力”“网络谣言”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基于新媒体传播模式的特殊性，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受众面对面沟通的压力，特别是对于未完全社会化的大学生而言，手机成为其特别的“陪伴”和情感依赖也就不足为奇。
（三）碎片化的媒介使用行为加速了受众认知的碎片化建构
如果说新媒介的产生是基于建立全人类的“地球村”，它的发展与对人类产生的影响却不在掌控之中。“正是电视本身的娱乐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舍弃思想，来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追求，来适应娱乐业的发展”[5]。新媒体作为一种渠道，能够满足受众对于信息传播速度上的要求；其在内容建设上，更是有传统媒介难以超越的优势，比如存储的海量性，携带的便捷性，多元价值交流的跨时空性等。
湘西地区大学生中37.5%的人存在经常被手机上的广告、电影、游戏、综艺节目等所打乱并无法控制的现象，50%的人偶尔存在这样的情况。即便是在可进行深度思考的环境中（如上课、阅读等），23.8%的人存在经常使用手机（社交，看娱乐信息等），60.8%的人偶尔使用手机，15.4%的人很少或基本沒有用手机上网。区别于书籍等传统媒介对于知识的系统构建，认知的水平与思考的深度将被碎片化的学习与娱乐行为所替代。在深度思考的过程中，也常被碎片化的信息获取行为占据，这将使得他们认知体系的碎片化趋势。大学生本身认知还在逐步完善，解读信息的能力受限将导致信息解读片面化的趋势。无论是在接收信息还是解读信息的过程中，都存在着认知偏差。新媒体的出现，加大了认知与解读的碎片化趋势，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对由新媒体所展示的“虚拟社会”与“现实生活”的认知差异。
（四）人文环境及民族文化认同感
通过调查发现，来到湘西地区进行求学的大学生，则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1.通过西部招考等优惠政策；2.同样来自于民族地区；3.离家不远；4.对民族文化感兴趣。湘西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人文素养尚待提升，缺乏社会交往等因素，大学生又呈现出低竞争性的一面，而进一步加剧了学生忽略“终身学习”的理念。
近日，“佛系少年”一词在网络爆红，形容青少年对于现状各种无所谓的态度。大前研一在其《低智商社会》中，提及到日本国民对现实生活所呈现出的一些现状。又因新媒介的发展，以及其提供的种种便利，基于逃避现实压力而产生的“御宅族”们呈现出高封闭性，低欲望的趋势。大前研一将其归因于金融危机后的挫败感。波兹曼同样强调了传播信息的娱乐化展示的种种后果，并且这种娱乐化的生活态度将进一步影响和破坏人们理性的认知能力。
1940年，沃尔夫在《科学与语言学》一文中全面阐述了语言决定思维的理论。他认为，“背景性的语言系统（即语法），不仅仅是表达思想的一种再现工具，而且是思想的塑造者……我们都按照本民族所规定的框架去解剖大自然。”[6]历史上由于封建统治者实行数千年的羁縻政策，湘西社会政治结构总体比较松散，在大一统专制政治下，民风淳朴，具备较大自由度和相对独立性，构成了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这也造就了人文社会环境的宽松，这不仅有利于本土文化的传承，更有利于外来文化的交流互通。
除此之外，鲜有大学生愿意承担起对于民族地区文化传承的责任，认为这是政府、社会、传承人的责任，非湘西地区的大学生还呈现出较强的“文化异质感”，认为当地人员对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负有重要责任。面对责任的“缺位”与“推诿”现象，这似乎又折射出一个危机，除了物质层面的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的技术创新之外，对于民族文化内涵的挖掘与整理，则需要源源不断的具有使命感，价值认同感、持续性并乐于奉献的力量加入。大学生正是我们应该重视并培育的群体，更应注重民族文化与新媒体文化的融合，应用新媒介传播民族文化，在民族文化的特殊情境下，開发校本课程资源，通过课堂深度解读民族文化内涵，实现特色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
三、结 语
大学是一个人价值观、性格、习惯等形成的重要时期。面对新媒体形式不断创新，内容不断丰富的当下，学会运用新媒体服务于工作以及学习，并且主动辨析、应对和批判新媒介所传播的信息，是新时期对大学生提出的一种“社会适应力”。新媒介所传播的信息存在二次甚至多次“加工”后的“再现”，其也隐含着传播主体对于社会的政策环境、经济发展、文化背景等的综合认知，是个体价值观以及经验的映射。
新媒体在传承民族文化，构建民族共同记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地处民族地区的大学生不仅拥有感受民族文化特色的“近水楼台”，更是民族文化内涵挖掘与传承的重要动力。然而通过调查发现，他们对于自身所处环境的民族文化并不关注，也缺乏探究的意识，伴有对民族文化特色“浅薄化”“娱乐化”“碎片化”的解读，其思维模式也受到新媒体较大影响。
在新媒介形态日益丰富的当下，面对信息的冲击，更应减少“信息贫困者”与“信息富裕者”之间的差距，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的不同，尽量避免因此带来的矛盾。在此，笔者反思在新时期下，重申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以及媒介教育重要性的同时，了解新媒介素养现状以及成因，能够更好地理解新背景下“知沟”的形成过程，为探究新媒体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 3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http：//www.cac.gov.cn/2017-08/04/c.
[2] Centre for media literacy，introduce media literacy.[EB/OL].http：// www. medialit.org/ about-/default.htm，2017-03-05.
[3] Neil Postman，“Science and the Story that We Need，”First Things，69，January，1997.
[4] 支庭荣.媒介管理[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7：63.
[5] 尼尔·波兹曼著.章艳译.娱乐至死[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120.
[6] 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181.
[责任编辑：东方绪]
作者：田嵩
媒介素养传播学论文 篇2：
发展传播学视域的媒介素养研究
[摘要]在信息社会嬗递加剧、发展传播学影响日甚的双重背景下，农村受众媒介素养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本文循袭发展传播学的媒介素养研究传统，在大众传媒、受众、社会发展三维互动影响的宏观视野下，从认知、态度与行为三个层面，综合分析农村受众媒介素养现状、特征与成因，并就构建措施提出看法。
[关键词]媒介素养 发展传播学 多维构建
受众媒介素养问题，作为受众研究的一部分，是传播学的重要课题之一。随着传播学在中国的不断发展与丰富，更鉴于媒介素养在破解“三农”难题中的重要意义，笔者以为，发展传播学应是农村受众媒介素养研究的基本路径。
一、发展传播学——农村受众媒介素养研究的基本理论视角
（一）媒介素养内涵及农村受众媒介素养问题的提出。
“媒介素养”在西方的发展，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1933年，英国学者ER·利维斯和丹尼斯·桑普最先提出“媒介素养”概念，目的在于促使人们对电影等大众传媒带来的流行文化保持批判意识，维护传统价值观念和精英文化。至80年代，随着官方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介入，媒介素养从纯粹学界关注向政府和跨国界方向发展。21世纪初，美国媒介素养联盟 （AMLA）和媒介教育行动联合会（ACME）的成立，标志着媒介素养教育的高涨。现在，很多国家都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学校课程内，并发展出许多教学模式及课程教材，媒介素养教育逐渐成为一种终身教育。[1]
媒介素养实践方兴未艾的同时，对其内涵却至今没有达成普遍共识。中国学者较多借鉴加拿大安大略教育部和美国传媒素养研究中心的看法，尤其是后者的定义：“一个媒介文化人——和任何有机会成为媒介文化人的人，能够理解、评价、分析和传播印刷及电子信息的能力”。（CMS，1992）
现在，媒介素养一般指面对媒介信息时人们的选择、理解、质疑、评估、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可以简化为获取、分析、传播和运用各种形式媒介讯息的能力。中国学界对“媒介素养”内涵有多种看法。米丽娟在《媒介素养科学内涵述评》一文中，将媒介素养观点分为侧重传者、受众和兼顾双方三类，颇为全面、中肯。但是，尚无进行城市和农村受众媒介素养二元划分的观点。
“农村受众媒介素养”问题在中国学界关注程度如何？笔者在中国期刊网上可以搜到九篇相关论文，说明该问题已经引起了学者的关注。但是，这些论文多以个案调研为主，缺乏应有的理论视野。笔者以为，将发展传播学与农村受众媒介素养问题联系起来，应是不可或缺的研究角度。
（二）发展传播学视野的农村受众媒介素养研究。
作为传播学主要分支之一，经过勒纳、施拉姆、卡兹、罗杰斯等人的努力，发展传播学成为“运用现代的和传统的传播技术，以促进和加强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变革的过程的理论。在为国家发展服务时，大众传播媒介是社会变革的代言者。”[2]但是，不论“现代化范式”的肯定态度，还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忧虑态度，发展传播学始终以大众传媒、受众与社会发展为主线，进行三位一体的理论和实践探索，这是毋庸置疑的。
笔者认为，发展传播学始终坚信受众及其素养在大众传媒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因为从勒纳开始，发展传播学逐渐形成了关注媒介素养的研究传统，这些传统在以后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继承与发展。
勒纳用“移情”这个术语描述人的一种心理模式“在一个社会中的人应该是‘能动的人’，这样的人是具有高度感应能力的现代人……也就是说，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的素质也是要现代化的，而且是这个社会发展的一个动力”。[3]在勒纳看来，人的移情能力，是现代社会形成的动力之一。而“勒纳式”具有移情能力的人，与具有高度媒介素养的人，具有很大的內在相似性。
施拉姆认为，大众媒介有普及卫生知识、扫除文盲和实施正规教育的作用，这是对传媒提高受众素养的正面肯定。罗杰斯认为，通过大众传媒可以扩散新思想，提高人的现代性，强调了大众传播在国家现代化中的关键地位。1966年，他提出了以“接触大众传媒”为核心的传播与发展模式。[4]该模式的前提条件包括“读书能力、教育程度”等要素，恰恰体现了对受众媒介素养的重视。
90年代以来，打上了深深历史印记的“发展传播”终于走到了它的尽头。[5]但是，这种在大众传媒、受众和社会发展三维互动背景下，重视受众媒介素养的研究传统在中国得到了继承，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如方晓红的《大众传媒与农村》、张国良的《中国发展传播学》和王德海的《发展传播学》等书，葛进平的《浙江农村青少年大众传媒接触及影响实证研究》一书也值得关注。同时，发展传播学逐渐形成了包括乡村传播和农业传播在内的研究新分支。赵晓春的《农业传播学》一书第四章专门论述了“传者和受众”问题。在谢泳才的《中国乡村传播学》和方晓红的《农村传播学研究方法初探》中，都论及受众素养问题。
因此，不论乡村传播、农业传播或农村传播，都是发展传播学中国化、本土化的体现，农民媒介素养问题始终是其题中之义。
总之，发展传播学是研究农村受众媒介素养问题的基本理论视角。
二、研究路向与调研结果审视
2010年7月，为了解广州农村地区媒介素养状况，笔者在广州南沙地区进行了问卷调查。作为2000年后广州四个新设区（番禺、花都、南沙、萝岗）之一，南沙区属于以渔业和农业生产为主的“城中村”，处于由乡村向城镇发展的过渡期。大众媒介的普及、受众素养与农村发展有着密切联系。
问卷以掌握农村受众媒介素养基本情况为核心，设计问题涵盖了受众背景、媒介认知、媒介态度和媒介使用等方面。在当地随机抽取141个住户发放问卷，除少量文盲是代笔完成外，其余均由本人填写。最终获得有效问卷117份，问卷回收率为83.00%。最后进行整理和统计分析，得出了一些数据与结论。
（一）受众属性与媒介选择分析。
传播学中，受众的属性一般包括人口统计学意义和社会关系意义两个层面上的属性，职业、文化程度和性别作为其重要属性，是分析受众媒介选择的重要参照点。
性别、文化程度与媒介选择有关系。受访者中，具有大专和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只占少数，初中文凭的人数最多，有40.52%；其次是具有小学学历和未受教育的人数，共占33.62%。这是一个人数可观的低水平文化群体。就受众文化水平与媒介（尤其是新兴媒介）接受能力关系而言，数据表明：文化水平越高，媒介接受能力越强，这个群体新兴媒介的应用越多；文化水平越低，媒介接受能力越弱，在这个群体中新兴媒介的应用越少，基本呈正比例关系。
就性别而论，具有高中（中专）以上学历的男性占30.91%，女性占19.35%，而且女性的文化程度在每个学历段均落后于男性。报纸（杂志）的男性受众比例远远超出女性。这应该与文字印刷媒介侧重理性，对受众文化要求较高有关。
就职业与媒介选择关系而言，两者关系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从事开店铺、打工和开厂三种职业的人，较多使用电视、电脑、手机等大众传媒及新媒体，信源较广，有条件成为“意见领袖”。
（二）媒介现状与媒介素养构建——基于媒介认知、态度、使用的分析。
1．南沙区农民的媒介生活现状。
受众的媒介接触呈现如下整体特征：电视是主流媒介，广播日趋边缘化，在网络和手机等媒介使用范围不断扩展的同时，受众信息渠道趋向多元化。
电视是主流媒介，广播日趋边缘化。69.56%的受访对象表示，在闲暇时间他们会选择接触大众媒介，有一半人选择看电视，电视成为农村受众获取外界信息的首要途径。在电视独占鳌头的同时，广播已经呈现边缘化趋势，对其使用情况和认知水平，都较电视、报纸、电脑和手机低。（见表1）
网民之中，年轻网民（20~39岁）占绝大多数。他们除对电视、电脑、手机有较多接触外，也不乏对报纸的喜爱。有21.43%的年轻人看报纸，占报纸受众总数的50%。在媒介接触频率上，广播受众每天接触人均频率至多为1.43小时；电视受众每天接触的频率人均至少为2.60小时；网络受众一天接触的人均频率至少为3.39小时。
2．受众媒介素养的多维构建。
全美传播学会将媒介素养教育具体化为五个标准和能力：首先是理解人们在私人与公共生活空间使用媒介的能力；其次是理解阅听人与媒介内容之间复杂关系的能力；第三是理解媒介内容乃是社会与文化产物的能力；第四是理解媒体商业化本质的能力；最后是使用媒体与特殊对象沟通的能力。（NCA，1998） [6]
笔者以为，媒介素养的构建，依其发生的逻辑顺序或表现阶段可以分为认知、态度和行为三个层面，受众素养的培养，是依次经历从被动向主动，从抽象理解向具体行动的多重转化和逐步具备上述能力的多维构建过程。
首先是基于媒介误读的认知分析。
认知指通过心理活动获取知识，强调外部信息作用于人们的知觉和记忆系统，引起知识量的增加和知识结构的变化，媒介认知是素养培养的起点，并习惯上将其与情感、行为相对应。调查显示，农村受众对媒介认识存在一些明显误区：
目前，几乎所有现代人都生活在两个世界，一个是由媒介建构的“虚拟世界”，另一个是客观的“真实世界”。对未知“真实世界”的认识，很多人是通过“虚拟世界”的信息来判断，所以这两个世界的界限很多人都会混淆。
本次关于媒介信息可信度的调查结果是：5.98%的受众选择“非常可信”；83.76%的受众选择“基本可信”；9.4%的受众选择“基本不可信”，选择“完全不可信”的只有1个人。由此可见，大部分人对媒介信息的态度是持肯定的，只有少数人对其产生怀疑。
传播学原理告诉我们：“虚拟世界”不完全是现实世界的重现，媒介传播的信息是经过重重“把关”、“议程设置”等环节之后才形成的，所以媒介世界与现实世界或多或少都存在着差距，受众必须加强对媒介信息的辨析能力。
此外，调查显示，半数以上受众对网络持怀疑态度。实际上，网络自身并不存在好坏问题，媒体作为一种技术、工具或者社会组织，它的性质取决于使用者的能力和价值倾向，对媒介极端怀疑或盲目信任，都是片面认识。
因此，先要走出一系列观念和认知上的误区，才能为接下来的媒介素养培养夯实基础。
其次，基于接触倾向性的态度分析。
媒介认知的不断累积，可能影响人的观念、价值体系情绪或感情的变化，也就是心理和态度层面的转变。态度层面包含对事物性质的定性判断。调查显示，针对不同需求，村民会选择不同的媒介。
问卷中有一题“假如发生了与你们村生活有重要关系的事情，比如拆迁，你想了解清楚情况，你会采用哪种方式”，得出如下数据（表2）：
从表2可以看出，农民倾向于从人际传播的渠道而不是从其他渠道来获得信息，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共同的居住区域，相似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习俗之外，人际传播特有的交流方式也很重要。
至于社会信息的获取，32.76%的受众表示有从媒体获得过跟自己切实相关的重要信息；40.52%的受众表示没有从媒体获得过跟自己切实相关的重要信息；26.72%则表示不记得。可见，他们倾向从大众传媒处获得社会信息。
最后，基于媒介使用的行为分析。
认知和态度上的变化最后通过行动体现出来，这也表征了媒介素养最终的形成。受众媒介使用有两个明显特点。
一方面，媒介日常使用有倾向。调查显示，南沙农民收看的电视节目主要有： 1．新闻与信息；2．电视剧；3．搞笑的娱乐节目；4．文化教育类节目。使用网络的主要目的有：1．获取新闻信息；2．聊天；3．打游戏；4．查资料或收发邮件。
另一方面，特殊事件中的媒介使用有难度。通过媒介来获得信息、进行娱乐和查找资料，是媒介使用的一般形式。面对涉及农民权益等问题时，利用媒介来维权，则属于媒介使用的更高形式。
据统计，在自身权利受损时，会选择“通过大众传媒表达自己的意见”的人数只占22.41%，会“采取相应的法律措施”的达44%，还有31%的人选择“没有办法”。因此，媒介素养的提高尤其要重视其在行为层面的提升，强化受众媒介接近、使用的能力。
三、相关建议
笔者以为，若要提高农村受众的媒介素养，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努力：
一方面，以“信息广州”建设为契机，加快信息化体系构建。
1996年以来，国家先后实施了“广播电视村村通”、电话“村村通”、“金农工程”、“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等信息化工程，农村信息化进程明显加快。在此背景下，《中共广州市委、广州市政府加快“信息广州”建设的意见》指出，要在2012年前贯彻“信息富农”计划和国民素质培养目标。为了落实这些计划和目标，就要大力整合涉农信息，通过网络、广播电视、电话、手机短信等渠道，为农民提供气象、农资农机、卫生医疗、农业科技等信息服务。这些基于大众传播的信息化建设，为提高受众媒介素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另一方面，强化技术培训，完善人际传播渠道和意见领袖培养。
考虑到农村传媒发展水平与城市的差异，以及特殊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环境对传媒选择的影响，用完善的人际传播渠道和意见领袖可以弥补大众传播的不足。施拉姆、罗杰斯等学者已经认识到人际传播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影响，罗杰斯更指出人际传播是新事物影响流重要的传播途径。意见领袖作为人际传播的构成要素，直接影响其传播效果形成。因此，可以选择当地有影响的人为意见领袖，重点提高他们的媒介素养，然后通过他们的示范作用，带动周边的农村受众，逐步提高这一群体的整体媒介素养。
综上所述，我国农村受众媒介素养水平落后于城市且参差不齐，其建设任重而道远。因此，必须以发展教育事业和普及大众传媒为前提，以认知、态度和行为三个向面为着力点，逐步推进，努力开创中国农民媒介素养全面提升的新局面。
注 釋：
[1]张志安、沈国麟：《对中国大陆媒介素养研究的回顾和简评》[J]. 《新闻记者》2004年第5期
[2][美]韦尔伯·施拉姆著，金燕宁等译：《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
[3]魏文欢、罗杰斯：《发展传播学对中国农村发展的借鉴意义》[J].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4]范东生：《发展传播学——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J].《国际新闻界》1990年第3期
[5]支庭荣：《由盛转衰的发展传播学》[J].《新闻大学》1996年冬
[6]鲁曙明、洪浚浩：《传播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
（华南农业大学艺术学院）
作者：王新锋 王飞
媒介素养传播学论文 篇3：
普及传播学知识 提高学生媒介素养
摘要：随着中国传媒业的迅速发展，媒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从现实中看，消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有加大的趋势。加强对中小学生媒介素养教育、提高学生抵制媒体不良影响的素质与能力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无论从课程设置、教材编写，还是从师资培训、媒体合作、举办讲座以及让学生具体参与新闻实践活动等方面，都应注意普及传播学知识，提高学生媒介素养。
关键词：媒体；影响；媒介素养；措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传媒业发展迅速。据统计，我国目前报纸种类超过1000种，期刊杂志近7000种，电视台达到3000家左右，网民数量逾亿。蓬勃发展的传媒业，使传媒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和作用与日俱增。但在资讯媒体迅速发达的同时，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为追求所谓的“眼球效应”和经济利益，在传播活动中，放弃自身社会责任、片面迎合部分受众低级趣味的需要、炒作明星绯闻、迎合猎奇心理、专重感官刺激、渲染色情暴力等。一段时间以来，这股低俗之风在一些报刊、图书、电视、网络中愈演愈烈，几乎达到“明星取代了模范，美女挤走了学者，绯闻顶替了事实，娱乐覆盖了文化，低俗代替了端庄”的地步。
在部分媒体不良行为的巨大作用下，思想尚不成熟、辨别能力不强的青少年，由于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逐渐养成时期，很容易接受媒体炒作的暗示、影响。2007年4月份在媒体上炒的沸沸扬扬的甘肃女孩杨丽娟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杨丽娟在中学的时候，学习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据说还是优秀学生干部，由于受媒体宣传刘德华的影响，疯狂追星13年，最后达到学不上、工不做、连父亲跳海自杀也要追星的程度。2006年12月，一名残疾少年在周杰伦的演唱会上吞药自杀。2007年4月3日，一家报纸用较大篇幅刊登一位叫李瑶的17岁女孩，欲实现“人造李湘”的愿望，言辞间洋溢着对这名女孩的鼓励[1]。另外，有报道，在我国青少年网民中，有13.2％的人上网成瘾，有13％的人存在网瘾倾向，其中13~17岁的青少年网民中网瘾比例最高，几乎达到20％。既要维护青少年的上网权利，又要保障青少年免受不良信息的伤害，这是一对矛盾。除了加大对媒体的管理力度，切实抵制媒体低俗之风外，加强对中小学生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或许更是一条长久之计。
媒介素养是指人们获取、分析、评价和传播各种媒介信息的能力以及使用各种媒介信息服务于个人工作和生活的能力。而媒介素养教育，就是要教育学生正确使用和有效利用各种媒介。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首先发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20世纪30年代；我国对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1994年陈力丹教授在《新闻记者》杂志当年第一期发表《我国需要“媒介扫盲”》的文章[2]，最早提出“应该向中、小学生系统介绍有关报纸、广播、电视的各种知识”。或许因为在当时，传媒的力量和社会影响还没有现在这样大，文章发表后没有引起大的反响。1997年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卜卫发表第一篇系统论述媒介素养教育的论文——《论媒介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提出媒介素养教育的目的在于“建立对信息批判的反应模式、发展关于大众媒介的思想、提高对负面信息的觉醒能力、培养建设性的使用大众传媒的能力。”[3]
目前，媒介素养教育已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但在中、小学实施媒介素养教育尚没有多少人进行研究。其实，在中、小学实施媒介素养教育具有特殊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它能使中、小学生掌握媒介传播的相关知识与运作内幕，从而知道怎样运用媒介更好地为自己的学习、生活服务，使自己真正成为媒介的主人，成为媒介的主动驾驭者，而不至于只是充当媒介传播的被动接受者。媒介素养教育是一个新兴的概念，如何进行具体操作尚待理论和实践的检验，但是借鉴别国的教育模式，结合我国国情，可以先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首先，在教学中实施媒介素养教育。可以在现有教学内容的相关部分适当介绍媒介素养方面的知识，最好是组织传媒学界、传媒业界以及教育界的优秀者编制专门教材，指导学生正确认识媒介的性质，学会利用和使用媒介获取信息，并正确看待所接触到的各种各样的媒介内容。2005年，深圳青少年报社、特区教育杂志社在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系列活动中，就为中小学生编辑出版了《给你一把金钥匙——如何辨析媒介信息》、《媒介的故事》等书。在书中，作者力求通俗易懂地把媒介的发展、各种媒体的功能，以及媒介的优劣点等告诉小读者，让小读者学会利用媒介，用其所长，避其所害。他们采用了拟人手法和讲故事的形式，并特别采用了卡通连环画的表现方式，让小读者更易接受、读懂。该书的目录有：媒介大家族（1.大哥——报刊2.老二——广播3.老三——电视4.老四——网络5.老五——手机短信）；报纸的“三件衣”；广播的威力；电视的魅力；网络的真面目；时髦的手机；和媒介做个好朋友等等。
第二，加大对中小学师资中媒介素养师资的培养力度。搞好学校教育，良好的师资是保证；要想提高学生的媒介素养，教师的媒介素养高低是关键。无庸讳言，在我们的教师当中，有许多人其本身的媒介素养，包括对媒介的使用、对信息的辨别等等，都不甚了了，更遑论学生。可以通过短期进修、寒暑假培训、专业讲座、单科学习等各种形式，先对部分教师进行培训；长期则需要学校配备专门新闻、传播类专业毕业的师资。
第三，和媒体合作。各级较为规范、较为现代化的报社、电台、电视台、杂志社、网站等应对中小学生开放，在不影响正常工作的前提下，允许学生免费或低费参观，让学生了解传媒的制作过程。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各家媒体一种长期的公关工作，通过这样的活动，媒体可以培养未来更高水平的忠实受众。
第四，举办各种形式的媒介素养讲座。学校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地邀请一些传播学者、著名记者、著名编辑、节目制作者等，到学校给师生进行有关媒介知识的讲座。
第五，媒介素养教育应重在培养学生的能力。只有当学生能够自己拍照、自己摄像、自己制作网页、自己报道新闻时，他们才有可能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具有批判能力的媒介消费者。所以，可以通过办报纸、做节目、第二课堂等形式，既丰富学生课余生活，又提高学生媒介素养。应该说，仅仅教授读解文本却不教授制作文本的媒介素养教育是不完善的。
总之，由于媒介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让学生学会正确对待媒介，提高媒介素养，已成为当前学校教育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希望能引起有关方面对这一问题的重视。
参考文献：
[1]以上材料参见：中国青年报[N].2007-4-4，“特别报道”.
[2]陈力丹.陈力丹自选集[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86.
[3]卜卫.大众媒介对儿童的影响[M].新华出版社，2002，449~450.
作者：张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