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都会遇到烦恼，小编特意整理了一些《社会诚信体制建构探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摘要：在社会组织的发展历程中，相关制度的出台和调整往往对其生存和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利用制度变迁理论分析社会组织制度变迁进程中各影响因素，以期探究社会组织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目前有关制度变迁动力的研究集中于内部动力、外部动力和多元动力。
社会诚信体制建构探究论文 篇1：
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理论内涵、现实需求及实践路径
摘 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优化治理结构与提升治理能力进行的有效探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社会治理理论与制度的一次伟大创新。因此，立足于中国实际、探索如何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厘清社会治理共同体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分析新时代构建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现实需求及支撑条件，结合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实践案例分析，提出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现实路径。
关键词：社会治理;社会治理共同体;中国特色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0.007.004
一、问题提出
有效的社会治理模式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表现，是当前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与重点。因为低水平的治理会破坏政治系统的正常运转，逐渐降低其存活能力;而高水平的治理能够提高社会运行效率[1]。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治理并进行了大胆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创新理念并付诸实践。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人民群众开始重视精神追求，更加注重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能否实现自我价值，尤其是能否真正地融入政府治理体系，真正地参与到社会治理的全过程[2]，充分保障其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以及增强社会获得感十分重要。因此，面对当下社会治理凸显的主体多元化、诉求多样化、目标公共化、结构网络化、资源共享化、机制协同化、方式智能化等现代性趋势，必须强化治理主体间的协同性和治理机制的协调性[3]。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方面具有标志性意义。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据中国现实国情提出的中国社会治理模式，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社会治理理论与制度的一次伟大创新。本文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内涵研究出发，分析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结合基层社会治理的具体案例分析现阶段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现实路径。
二、社会治理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社会治理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与热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进一步改善社会治理的新思路、新方案，为社会治理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目前，学术界关于社会治理研究主要集中在主客体关系、治理制度、治理发展过程、治理文化等方面，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例如，李图强、张会平对社会治理中的各种关系进行了细致的探究[4];李文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社会治理取得显著成绩的制度优势[5];张文显对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理论、制度与实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6]。还有更多学者以某一视角为研究起点，探讨某一方面与社会治理的关系及其影响。例如，学者们分别从基层党建[7]、信任与合作[8]、“联镇包村”第一书记[9]、农村老龄化问题[10]、信息技术应用[11]、诚信文化建设[12]、消费者绿色消费行为[13]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4]等方面分析了其与社会治理的关系。侯麟科分析了不同类型基层治理主体在化解基层社会矛盾中的作用[15]，进一步丰富了社会治理理论研究。学界关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研究并不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且多数研究集中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理论内涵以及实践路径研究，缺乏全面性。
1.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理论研究。在社会治理共同体理论研究方面，公维友、刘云较早地进行了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的路径探索，但未阐述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内涵[16]。而郁建兴对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概念以及构建路径进行了比较系统性的分析[17]。张国磊、马丽从宏观、中观与微观三层视角对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内涵、目标与取向进行了全面解读[2]。王亚婷、孔繁斌将共同体与社会治理进行了深入的融合分析，旨在以共同体理论重构社会治理话语体系[18]。张磊在阐述社会治理共同体意义与内涵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可行性[19]。黄建洪、高云天从理论层面分析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价值内涵、实践结构以及需要处理的若干关系[20]。
2.有效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路径研究。学者们分别从不同视角出发，对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践与应用进行了研究。周进萍提出了治理共同体的发现、参与、合作、创新与共享五大步骤，以实现共建共治共享[21]。周晓梅、任雷以社区基金会为研究对象，对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进行了一次有益探索[22]。董慧、李菲菲深入分析了大数据技术在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中充当的重要角色，并提出如何利用大数据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23]。英明、田鹏颖从制度保障、思维方式、多元主体、治理工具方面提出了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有效措施[24]。徐顽强从参与渠道、公共价值以及数字技术等方面提出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现路径[25]。文丰安从乡村振兴战略与农业现代化治理的进一步融合的角度，提出以制度为保障，逐步提高乡村治理与城市融合的质量[26]。
综上所述，学术界围绕社会治理的基本理论、目标取向、方法途径等开展了大量理论研究，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理论成果，这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依据。但现有研究成果数量仍相对较少且不夠系统全面，需要进一步深化拓展。为实现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个目标提供学理支持，本文将对此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三、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本内涵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代党中央高瞻远瞩，立足中国国情适时提出的适应国内外形势变化的崭新治理模式。而有效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深刻体会与理解其精神内涵。
（二）外部形势变化需要构建新型社会治理模式
近年来西方国家社会治理危机不断，全球步入了社会治理体系大变革、大调整的新时期。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适时提出新型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模式，在实现自身治理模式转型与创新的同时，能为全球社会治理实践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为全球治理体系现代化贡献了力量。
1.中国需要肩负起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大责任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面临传统的社会治理体系失灵、社会发展方式失衡等诸多问题，全球治理体系处于重要的变革时期，中国作为转型时期的大国，需要更加主动地寻求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带来的机遇，在保持中国特色的同时顺应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趋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随着时代发展，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不适应的地方越来越多，国际社会对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32]在转型期发展过程中，中国需要肩负起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大责任，不断发展与创新社会治理模式，以适应新的国际国内环境变化。
2.为国际现代化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相较西方发达国家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与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优越性日益显现，中国国际形象日益提升。传统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在自省的同时，越来越多开始向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寻求借鉴[33]。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带动周边国家以及其他友好国家的发展。例如，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沿途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在社会治理方面，中国同样需要构建适应新时代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模式，为其他国家的社会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总体而言，国内与国际形势的变化，推动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与创新，而社会治理共同体是适应当前国内国际形势变化的现实需要。
五、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支撑条件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践过程中，根据中国现实国情提出的现代化治理方案。构建中国特色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具备强有力的现实基础与条件。从宏观与微观视角来看，中国已经具备了这一基础与条件：发展水平迈向更高层次，相关理论不断完善，公众意识逐步增强，科学技术迅速发展。
（一）物质基础与理论支撑
从宏观背景来看，中国发展阶段迈向更高层次，人民物质生活得到基本保障，这为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此外，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理论不断创新，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指导。
1.中国发展阶段迈向更高层次
社会治理的本质在于如何运用公共权力，协调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矛盾或利益关系，促使国家运行机制良性发展。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所处阶段不同，社会治理模式也会主动调整。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全社会更加关注物质需求，社会文明程度相对较低，国家统治阶层为实现社会整体的良性运转，需要较为强制性的管理模式以维持社会秩序。而当经济社会发展到更高层次，物质基础相对坚实、社会文明程度极大提升，则需要更加民主、开放、平安与和谐的社会环境。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完成之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人民生活水平、物质财富以及社会文明程度极大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向更高发展阶段，这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治理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社会治理理论不断发展
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3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35]从党的十八大至十八届三中全会，实现了由管理到治理的伟大跨越，社会公众由客体逐渐转换为主体，实现了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升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指出“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36]。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37]党的十九大将系统治理具体化为共建共治共享的新要求、新格局，是社会治理理念的再次深化和创新，而且这种新格局是“人人参与、人人享有”。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不仅增加了“人人有责”，而且提出“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目标，将社会治理理論推向了新境界、新高度。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社会治理的表述来看，社会治理理论在飞速发展，彰显了我们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二）内生动力与科技支撑
从微观视角看，社会公众社会参与意识和能力逐步提升，为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提供了强大的群众基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普及，为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提供更为便捷与宽广的渠道。
1.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识和能力逐步提升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公众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公众开始更加关注自身的社会价值，而实现其社会价值最关键的是参与社会事务。在社会治理共同体模式下，个体参与社会治理、社会决策，能提升其参与感与获得感。另外，由于中国教育事业已经取得很大进步，公众尤其是年青一代普遍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其主动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识、能力得到普遍提高，这为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注入了强大的内生动力。
与此同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各级政府都积极引导公众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公众参与社会事务的意识和意愿不断提升。社会团体不断发展，成为当代中国社会重要组成部分，较单个公众而言，社会团体更具有组织性和专业性，能够更全面地参与到社会治理中，也推动着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与创新。
2.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拓宽了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与渠道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为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提供更大的可行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信息技术为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提供更多的平台与渠道，社会公众与社会团体能够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及时表达思想与观点，参与社会治理。尤其是当下智能终端的使用增强了不同主体获取有效信息的便利性，拓宽了双向互动、多向互动的交流渠道，打破了信息传播的时空障碍，为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提供技术途径，也为共商共治提供交流平台。二是以网络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减轻了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政府能够即时、准确地公布信息，而公众能够及时获取信息并进行反馈，信息获取的便利性得到极大提升。信息透明与公开能够提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感，这为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提供了坚实的公众基础。
總体来看，发展阶段提升、理论发展、公众意识增强以及信息技术发展从不同维度为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提供了可行空间。
六、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实践探索
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是一个长期过程，必须坚持共建共享，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才能得到进一步提升[7]。目前一些地区已经进行了有益的实践探索，取得了一些可供借鉴的经验。本文选取荣获“2018年全国创新社会治理优秀案例”中的三个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总结其中的经验。
（一）创新社会治理优秀案例介绍
1.案例一：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治理模式
面对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创新的新要求，嘉善县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为指引，积极构建警民共建共治共享新家园，针对警力有限和百姓治安需求不断提升的新情况，嘉善县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动员社会主体积极参与到社会公共安全事务的服务与管理中来，在充分运用现代化技术的基础上，开辟了区域“智安”新局面。具体而言，通过共建的模式，将民众的力量融入有限的警力中，扩大治安力量，与当地居民共同建设嘉善新“智安”。以共治为渠道，积极拓展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引进现代科学技术为共治助力，有效提升社会治安能力。以共享为目的，良好的治安环境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支撑，为人民安居乐业提供强大的保障，最终的红利是由人民共享。
嘉善县在创新社会治理中形成的经验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认可。警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模式成效显著，群众安全感、幸福感明显提升。2018年1—10月联勤警务站调解成功率达98.5%，案件数量明显下降且破案效率提高，治安环境优化，服务能力和水平也得到提升，群众的满意度不断攀升，群众等待办理时间下降58%，形成了高质量、高效率的警务服务机制[38]。
2.案例二：重庆市南岸区福明社区治理模式
现代社区居民融合度不高，社区治理的参与意愿不强。福明社区探索了新型的社区治理模式：“立足公众协同，构建共治共建的治理体系;拓展公共空间，搭建互联互通的交流平台;培育公共精神，共建睦邻友好的幸福家园;做优公共服务，创建互惠共享的品质社区。”[39]这种模式形成了互信互助、共建共享的良好社区生活氛围。同时，积极引入社会组织参与其中，用专业社工助力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形成独具特色的基层社区治理新型模式。通过这种方式，党组织凝聚力显著增强，而且把党建工作扎根到了居民个体之中;居民参与度得到了显著提高，社区活动实现了个性化、多样化定制，满足了不同居民的多样化需求，又进一步增强了居民的参与意愿;居民满意度大幅提升，幸福感、归属感不断增强[39]。
3.案例三：江苏省江阴市徐霞客镇治理模式
面对传统基层管理模式的弊端凸显，企业群众办事难、办事慢，行政机构效率低下等问题，江苏省徐霞客镇开展小城市治理模式改革探索，逐步形成“1+4”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党委发挥全面领导的作用，以基层党建为引领，从镇村治理、便民服务、综合执法和管理服务四个方面展开治理模式创新，为基层治理创新提供新思路。通过“1+4”治理模式改革实践，徐霞客镇取得了以下效果：经济发展更加强劲，农民可支配收入得到了增长;审批服务流程简化，居民可在网上自主选择办理渠道，业务办理效率得到提升;治理成效明显，政府由传统的“管理”转为“服务”，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显著提高[40]。
（二）案例特征分析
以上三个典型案例都是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探索，充分体现了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思路，为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提供经验积累。可以从以上三个案例中发现一些共同点。
第一，依托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打造连接政府、公众等不同主体的信息平台，实现政府、公众及社会团体的有效沟通与连接，为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提供便利条件。例如，浙江省嘉善县充分运用大数据等现代化手段，将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治安相结合，有效地推动了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提供了一个样本。当前，国务院鼓励各级政府推进“一网通办”的政务服务模式，也鲜明体现了社会治理理念的变革。社会治理共同体将被“网”成一个个有机连接的治理主体。
第二，参与主体多元化，协同治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公众参与模式是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题中应有之义，这就需要充分发挥社会各界的主体作用，明确不同主体的职责与义务，实现民主协商、共建共治共享。重庆市南岸区福明社区探索出的“四公”治理模式，充分调动各主体的积极性，使其主动参与社区治理，既增强了民众的社会参与感，又提升了决策制定的科学性。
第三，以政府单位为切入点，整合行政机构。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社会治理转型时期，公众参与积极性、参与意识以及参与能力都有待进一步提高和发掘。短时间内从公众端打开突破口存在一定的困难，而以政府单位为切入点可能会更容易且也会取得更好的效果。江苏省徐霞客镇正是本着这样的思路，对政府行政机构进行了整合，形成了“1+4”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为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积累了经验。
但是，由于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在现阶段具体实践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在创新社会治理共同体过程中，一些地区仍然以政府为主导，公众意识尚未转变，参与性并不高;各主体之间职责划分不明确，容易引发利益冲突而导致社会治理模式不稳定;领域较为单一，尚未实现地区整体的共建、共治、共享等问题。这需要对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现实路径进行深入探讨。
七、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现实路径
如何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摆在各级党委政府及社会公众面前的重大课题。结合上述分析，本文尝试提出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现实路径。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纽带作用
中国共产党始终处于领导核心地位，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是构建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中坚力量。“党是改革的领导和推动力量。社会治理领域的改革和创新，离不开党的领导。”[7]党组织要加强宏观思考、顶层设计，基层大胆试验、大胆突破，把改革推向深入[41]。“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戰斗力的基础，在整个党的建设中具有十分特殊的重要位置。”[7]因此，在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实践中，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与群众密切联系的优势。具体而言：第一，要增强基层党组织的专业性和领导能力，不仅要将党中央的精神传达和执行到位，更要协调各方力量投身其中，实现民主协商。第二，要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关注群众关心的事情、保障群众的切身利益。群众是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主体，也是最大的受益者。比如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就致力于农村发展，在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取得伟大成绩，积极推动了农村的可持续发展[42]。形成网格化服务体系，利用数字技术设定好连接点与支撑点，做到群众的事情在群众中解决，基层的事情在基层中处理，在问题产生初期解决矛盾。
（二）优化政府结构与职能，增强政府公信力
在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过程中，政府建设是重要一环，要积极优化政府组织结构。第一，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要将管理的思想转变为服务的理念，简化人民群众办事流程，拓宽人民群众参与共建共治共享的平台和渠道。第二，优化政府编制管理，做到人岗相宜，形成高效的工作流程，避免“踢皮球”，从根源上解决人民群众办事难、了解信息难的问题。第三，明确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职责与义务，对行政机构进行整合，避免由于职能划分不清、权责交叉导致的低效率以及公众对政府的低信任，为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奠定强有力的信任基础。
（三）明确各主体功能与职责，发挥合力效应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需要党委、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力量的参与，多元主体参与能够为民主协商、社会协同注入一种合力。对于党委和政府而言，要积极主动地引导社会公众转变观念，渐进有序地鼓励社会公众参与到政府行为与决策中来。同时，对于干部的教育与培训活动要与时俱进，提高其治理意识和治理能力。作为社会公众，要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树立责任意识，在社会治理中发挥能动作用。制定社会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规则，明确其责任与义务，通过规则加以约束防止其盲目追求个人利益。对于社会团体等组织而言，在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应当发挥第三方监督与评估的作用，确保社会治理共同体建立的有效性。
（四）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丰富参与方式与渠道
一方面，通过互联网实现不同主体之间的信息共享与协同，减缓社会主体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分歧与障碍，提高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运行效率、丰富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和途径。另一方面，借助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充分挖掘不同主体的真实意愿，提升决策的科学性，凸显实现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作用与优势。总之，借助信息技术平台，能够实现不同主体之间的协商与合作，从总体上提高社会治理的效率与能力。
（五）完善专业人才引进机制，提供内生动力
社会治理涉及政治、科技、法律等多层面、多领域，因此，需要加快完善专业人才引进与培养机制，为中国特色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奠定良好的人才基础。以乡村社会治理为例：乡村治理需要充分发挥大学生村官、农业领域相关学者、村干部以及普通农民的协同作用。应当将有乡村生活生产经验、富有创新创造精神的各种“能人”纳入乡村治理体系，为优化乡村治理结构、提高乡村治理能力献策出力。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政策优惠，改善乡村生活生产条件等措施，吸引大学生返乡创业，为乡村治理注入更多新生力量和内生动力。
（六）建立有效的共享机制，实现人人享有
利益驱动是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外在动力，利益激励能够提升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因此，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要保证社会成果由全社会共享，并通过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约束，防止集体利益变为个人利益。此外，还可以通过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检验与评估，对集体成果的分配进行第三方监管，最大程度地保障治理成果和治理红利由社会公众共同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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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松 阴蕾
社会诚信体制建构探究论文 篇2：
社会组织制度何以变迁？
摘要：在社会组织的发展历程中，相关制度的出台和调整往往对其生存和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利用制度变迁理论分析社会组织制度变迁进程中各影响因素，以期探究社会组织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目前有关制度变迁动力的研究集中于内部动力、外部动力和多元动力。结合我国社会组织制度现状，在多元动力中选取历史情境、权力结构、行动者、理念四个变量，可以发现：权力结构形塑社会组织制度，行动者建构社会组织制度，理念引领社会组织制度;在不同历史情境的约束下，权力结构、行动者和理念分别扮演着催化剂、加速器和助推器的角色，共同助力社会组织制度变迁。
关键词：社会组织;制度变迁;动力机制
任何社会组织都扎根于一定的制度环境且在其动态变化中适应性地生存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各方面力量推动社会组织制度持续变迁，使得其内容不断丰富，体系逐步形成。那么何种因素促使了社会组织制度发生变化？厘清社会组织制度变迁的动力要素，探析社会组织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是回答该问题的关键。
一、制度变迁的动力
制度变迁的动力研究是制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制度变迁的动力，即推动制度发生变化、更新的力量。当前关于制度变迁动力来源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外部动力视角。外部动力视角将外部压力或改变视作制度变迁的动力来源，其中以文化与制度的矛盾以及外部冲击为主要关注点。如迪马吉奥和鲍威尔认为当制度与文化不匹配时才会引发制度转型且制度变迁中“不存在行动者”。[1] 艾肯贝利认为经济危机或军事冲突等强大的外部冲击会使制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2]豪尔强调均衡下的外部冲击引致制度变迁[3]，克莱斯纳在断裂均衡模型中指出只有重大转折点发生断裂现象才促使制度变迁发生。[4]此外，维尔德指出了制度变迁的另一动力——国家间学习，他强调外国的制度模式作为外部刺激会产生某种“传染效应”以激发国內的制度变迁。[5]尽管外部动力的解释在某些问题上是合理且可行的，但其分析理路难以解释内部因素引发的制度变迁。
第二，内部动力视角。内部动力的研究者多关注引发制度变迁的内生变量，如国家、个体、利益团体等相关行动者、权利资源等。舒尔茨指出，人的需求（经济需求）引发制度变化，一些政治和法律制度的提出是用来满足人的经济价值提高产生的新需求。[6]诺斯认为只有预期的净收益高于成本，才会有新制度产生。[7]而斯崔克则立足于制度本身，指出制度互补性为制度变迁提供了动力。[8]此外，奈特等学者的协商理论也体现对内部因素的关注，他们认为权利资源变动会导致制度变化。[9]尽管内部动力涵盖的范围较为广泛，但是对由外部因素引致的制度变迁仍缺乏解释力。
第三，多元动力视角。部分学者将内部、外部因素均纳入制度变迁动力源。如萨巴蒂尔和维伯勒倡导联盟模型纳入了结构、制度和行为者等变量，[10]金登在其多源流理论中将权力分配、利益集团以及政治形势都归入政治源流中进行了分析。[11] 还有学者在内外部因素中整合宏观、中观和微观变量来解释制度变迁的动因，如马霍尼和斯奈德整合了结构、制度和行为者变量，提出了资源模型以及反射概念，认为制度是行动者采取行为时可加以利用的资源，行动者对情境变化做出反射行为以推动制度变迁。[12]李秀峰提出制度变迁动因的整合框架，从结构变化的功能性需求、外部冲击和行为者层面探讨不同类型的变量对制度变迁产生的影响等。[13]
观之我国社会组织制度的研究现状，大多集中于对制度环境的研判，如俞可平归纳了宏观鼓励与微观约束、分级登记与双重管理等问题，[14]何增科概括了民间组织面临的“八大困境”。[15]张东苏指出社区社会组织实际共治参与的能力和路径在“上下有别”的复杂制度环境下的局限。[16]黄晓春则认为地方政府的制度实践因受制度生产风险和弱激励的双重影响而止步不前等。[17]这类研究涵盖了社会组织制度的宏观、微观和制度执行层面，但缺少从深层次厘清催生社会组织制度变化的内在逻辑，无法回应现实性的制度需求。而社会组织制度变迁动力探究综合内、外部变量考察社会组织制度，为进一步加速社会组织变迁进程找到抓手和发力方向，是十分值得研究的论题。
二、社会组织制度变迁的
分析框架
制度变迁的动力要素广泛而庞杂，分析变量的选取须考量我国社会组织制度的相关情况。我国社会组织制度的发展变化受以下几大因素影响。一是社会治理体系中主体权力结构的变化。社会治理格局正由政府“一元”向社会治理主体“多元”转变，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政府逐步向社会下放权力，给予社会更大的自主空间，权力边界的调整意味着制度的适时调整。二是我国社会组织制度的供给方式的变化，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处于优势地位，掌握着对社会组织供给何种形式的制度以及何时供给的最终决定权，但公众政治意识的觉醒以及利益团体参政能力的提高促使其合意地表达自身需求，并自觉投入到与其利益相关的制度化建设中，影响社会组织制度变迁供给方式。三是政府对于社会组织的认知变化，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认识由原来的社会活动参与者转变为共促发展的合作者，这种对社会组织的功能定位的变化会直接反映在制度设计中，体现为制度上的限制或鼓励。四是在国家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及面临的主要矛盾的影响，社会组织的制度供给亦有所变化。因此，本文在分析框架上综合选取了行动者、理念、结构、历史情境四个要素，力图探求出我国社会组织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推动社会组织制度研究。
历史情境是最为基础的背景，因为结构、行动者和理念的变化都受历史条件制约。权力结构催化制度，因为社会组织获得的发展空间因权力结构而变，要规范社会组织发展空间必伴生制度的重新制定;行动者为制度变迁加速，因为行动者充分参与减少了制度变迁的阻力和干扰，且促进了制度从点到面的推广;理念作为一种嵌入式力量和行动者结合，触发行动者的行为，助推制度变迁。
作者：刘春湘 陈安妮
社会诚信体制建构探究论文 篇3：
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问题探究
【摘 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和概括，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优化社会风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工作意义重大。大学生群体作为青年一代的佼佼者，其价值选择对于祖国未来的建设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因此，对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问题进行探讨就显得十分重要。
【关键词】大学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认同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高度凝练和概括，在如今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化、中国社会正进入转型期的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是引领全社会价值风气的一面特色鲜明的旗帜，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而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其引领和导向的作用，就必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其的认同，并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青年大学生作为中国未来发展和建设的中坚力量，作为社会潮流的引领者，更要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典范，起到表率作用。因此，对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问题进行研究，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概念及内涵
1.认同概念的多学科辨析
认同的概念多而不一，不同学科的专家从包括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在内的多个不同的领域中都对其进行了探究。从哲学史上来看，对认同问题的探究涉及到了本体论、认识论、存在论、诠释学等多个领域，在“主客体关系”、“人类的主体性确认”等多个领域都有所体现。纵观整个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时期一直到现代，哲学家们对认同问题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整体来看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主体在时间的流变中保持自身同一性问题，二是主体对于客体同一性变化的把握问题。从认同的角度切入，这两个方面是对自我的认同问题和对客观世界的认同问题。
心理学家同样对认同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究，且更为系统。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认为认同是一种普遍的心理过程，其基础是人的发展各时期中最初的本能，这种本能的目标是和客体合并，认同对人格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个体通过对他人的依附而获得一种心理稳定感。弗洛伊德之后，美国心理学家、新精神分析流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埃里克森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超越，从自我与他人关系的角度入手，提出了“自我同一性”的命题。
社会学中的“认同”更多的是从社会关系的层面入手，社会学家认为认同问题的产生起源于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开始，交往使自我认识到与他人的差异，作为差异的对立面，认同便相生而起。中国学者王成兵（2004）认为，当代认同是指现代人在现代社会中塑造成的、以人的自我为轴心展开和运转的、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它围绕着各种差异轴（譬如性别、年龄、阶级、种族和国家等）展开，其中每一个差异轴都有一个力量的向度，人们通过彼此间的力量差异而获得自我的社会差异，从而对自我身份进行识别。这是从作为社会个体的自我的角度对认同概念进行的定义。而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将认同分为两种：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自我认同是个体依据个人的经历所形成的，作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社会认同是指人在劳动中形成的，在特定的社区中对该社区特定的价值、文化和信念的共同或者本质上接近的态度。
2.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概念及内涵
吉登斯的分类将社会认同纳入到认同的概念中来，扩大了其内涵。从这一角度来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认同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大学生群体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同或者本质上接近的态度，主要表现为大学生群体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种自觉接受并且内化为自己价值选择的一种态度。目前，国内学者大多认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呈现一种过程性或者说层次性，即认知认同、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三个层次。
第一，认知认同。认知是由现象到本质地反映客观事物特征和内在联系的过程。大学生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认同，是在其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知的基础上，即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及其丰富的内涵有了明确地把握，并进行过理性思考后所形成的一种认同的态度。认知认同是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的前提和基础，其重点在于学习和理解。
第二，情感认同。情感认同是认知认同的升华。同样作为内在认同的一种，情感认同在认知认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关知识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对其时代性和先进性的理性思考和深度剖析，并以此为切入点，做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心接受。情感认同是认知认同转化为行为认同的关键，关系到大学生是否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自觉的价值选择，是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三个层次的中心环节。
第三，行为认同。行为认同是情感认同和认知认同的具体表现，是将认知认同和情感认同转换为外在表现的环节。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只有上升到实践中去，才能被转化成对于整个社会、整个民族、整个国家有用的财富。投身到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去，在祖国需要的地方实现自己的价值，这既是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出发点，亦是归宿点。
二 大学生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
大学生具有文化水平高、思想活跃、对新事物接受快，宣传力、活动力、影响力较强等特点，且大学生群体是青年一代的佼佼者，也是社会潮流的引领者，其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在社会上具有示范作用，这就决定了该群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性。同时，大学生肩负着祖国和时代交予的重任，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这更加深了大学生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这一重要性可以从三个角度来分析。
1.从国家角度来看
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家层面的体现，也是其首要的价值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文化繁荣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今后中国的发展、实现“中国梦”提供了一条光明的道路，铺展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是一幅中华民族未来的锦绣画卷。在这种背景下，大学生作为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接班人，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的强烈愿景，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更是未来中国发展所追求的首要价值目标，大学生要想做好祖国未来的建设者，就必须从内心接受这四个价值目标，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付诸到自己的个人实践中去，把自己个人的发展与祖国的发展结合起来，这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2.从社会角度来看
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的体现，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价值取向。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成就是显著的，但就现阶段来说，我们面临的困难也是巨大的，特别是现在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增速放缓，要维持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则必须要求一个稳定的社会。而如今我国社会进入转型期，虽然社会状况总体上是和谐稳定的，但是也出现了诸如社会风气不良、群众道德水平滑坡等现象，且部分地区出现的暴力恐怖活动日益威胁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任重而道远。在这种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也必然含有追求社会稳定的目标。而大学生群体处于价值观仍未完全定型且即将步入社会的特殊时期，因此大学生群体的价值选择将对社会风气产生直接或潜在影响，也将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产生巨大的影响。从这一角度来看，大学生群体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就显得十分重要。
3.从个人角度来看
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的体现，是每一个公民都应该遵守的价值准则。如今，发达的信息技术为人们拓宽了获取信息的渠道，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和多元社会思潮的涌入，人们的价值观念日益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原有的经济和文化的稳定局面受到冲击，这是一把双刃剑。从这一角度出发，大学生群体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关系到该群体对于社会主义的认同和对于祖国的热爱，以及该群体共产主义信仰的巩固，同时也关系到该群体的整体道德风气和个体道德操守等问题，因此它应该成为高校政治教育工作者重点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三 大学生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路径探求
现如今的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仍然存在着重理论教学轻实践活动，重知识灌输轻道德教化的现象，在今后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践中应得到重视。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关键是追求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强调知行合一，且需要遵循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在的逻辑，促使大学生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灌注到思想与行为中。
1.加强制度建设
加强制度建设是相对于国家和学校的宏观层面而言，是对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宏观掌控。第一，要加强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视，理顺多层次、多领域的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脉络，增强对包括思想政治教育课教学、高校辅导员课下辅导等多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机制的探索和整体教育体制建设。第二，要增强责任主体的责任意识。课堂授课是大学生接受和认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途径，也是增强大学生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认同的首要选择。因此，针对极少数高校思想政治教师思想松懈的现象，需要建立相应且严格的监督追责机制，增强教师责任意识。同时，应明确其他责任主体的责任内容和责任边界，包括党政部门、科研部门、后勤部门等，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保驾护航。
2.构建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
文化承载精神，精神体现文化，校园文化就是校园的“环境”，就是校园的“氛围”，就是校园的“生态”，就是校园中弥漫着的文化精神，乃至可以说是学校的灵魂。因此，良好的校园文化是高校大学生精神面貌的体现，而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培养也需要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作为依托。第一，运用多渠道、多途径创造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校园文化环境建设，包括运用校园广播、宣传栏、宿舍文化建设、校园文化节等多种方式，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和接受程度。第二，加强榜样的宣传力度，发挥榜样的先锋模范作用，大力度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探索多渠道的教育模式
目前，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学存在着知识灌输现象。在大学教育实践过程中，政治教育不同程度地存在学生围着课本转、围着教师转、围着考试转、教师围着课堂转的情况，结果关注的往往是一般层面上的政治知识的记诵和道德规范的遵守，而不是作为提升人的素质和生活质量的智慧。因此，在今后的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实践中，应避免过于单一、枯燥的课堂授课形式，除在课堂授课中探索更为丰富的授课形式外，还应在课堂之外探索更为丰富的实践活动和趣味活动，让学生们在更为轻松的气氛和环境中，自觉接受和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保证认知认同的基础上，增强学生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
四 结束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而在大学生群体中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其认同感，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意义重大。增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不仅要做到宏观层面的重视，也要做到微观方面的积极探索，相信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增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工作一定会取得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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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庞远燕〕
作者：张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