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古代文学理论发展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作为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重要组成部分的古代诗学辨体理论，在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有一个逐步演变发展的过程。先秦两汉出现了古代文体分类的滥觞，诗歌体制得到了初步规范；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诗学辨体理论取得自身独立意义的重要时期，尤其是《文心雕龙》与《诗品》的出现，形成了古代诗学辨体理论的第一个高峰，具有重要的文学批评史意义。
古代文学理论发展论文 篇1：
探索中国古代与现代文学理论的异同
【提 要】本文中对中国古代与现代文学理论的异同进行了探讨。无论古代文学，还是现代文学，其理论均是对文学发展的高度概括。不过现代文学理论和古代文学理论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研究文学理论的相同和不同之处，对梳理我国文学发展脉络，更好的理解文化发展方向，有着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中国 古代与现代文学理论异同 探索
新视野和新方法推动着学术发展，正是因为如此，人们对于文学的研究不断取得突破。学术界始终将文学理论作为文学研究的重点，对理论批评和创作实践的关系、如何运用现代纯文学理论研究古代文学观念等，是主要研究的内容。新视野和方法的应用，为提高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在研究文学理论时，要从多个视角进行分析，探索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理论基础形成的差异点和相同点，进而为文学实践与发展，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
一、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畴的研究
（一）古代文学理论范畴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围具有执行性以及解释性特征，具体来说，在不同的文学作品中，相同的词汇所揭示的意义和指代意义常常是不同的，指代的内容宽泛。以“气”这个词汇为例，差异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1.本体性含义。白居易说：“天地间有粹灵之气，万类皆得之，而人居多。就人中文人得之又居多。……盖是气，凝为性，发为志，散为文。”这里的“气”就是实际存在的，指的是天地之气。
2.人格品性含义。人格品性具体指的是人的修养和气度。
3.擬人化含义。在古代文学理论范畴内，文气论为内在艺术表现形式，赋予了文学作品灵魂。从袁准的《才性论》文学作品来说，物何故而美？清气之所生也；物何故恶？浊气之所施也”等，其中的“气”具有拟人化特征，指的是生命力和生命的由来。
（二）古代文学理论范畴的丰富经验
1.感悟性。在古代文学理论范畴中的经验，以感悟为主，读古代文学作品，我们通过文学作家的描写，对世事和事态等，有着一定的感受以及体会。古代文学作品具有深刻性以及揭示性，既体现了人的直觉感受，也突出了人物或者作者的个性特质。部分文学作品反映的是当时整个民族的心理状态以及心灵表现方式。古代文学接受和文学批评理论，多采取此类直觉上的感悟和表达。作者在文学作品中，通过生动的形象意蕴，表达出自己的感悟以及情感。
例如王维的《山居秋暝》，诗句为“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通过描写山间的美景，描述淳朴民风和乡间勤劳百姓，勾勒出诗人心中的理想社会生活景象，进而表达了其对当前隐居生活的满意之情。无论是情感，还是人生道理，中心思想还是通过事物、生活等的描述，进而表达诗人心中的志向，是文学理论范畴的经典之处。
2.思辩性。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畴经验来说，还具有思辩性质，是文学作品重要理论性质。古代文学作品具有哲学意义以及理论层次，实现了古代文学和古代哲学的有机融合。从某个角度来说，展现了中国古代人们的智慧，也充分展现了古代文学的风格以及特色。
例如刘勰的《文心雕龙·通变》。其作品系统整理了文学继承以及发展的关系，将继承和发展有机的结合，并且从阐述了文学创作原理。古代哲学中，通和变是相对而生。通变一词最早出现在《易·系辞上》，其中“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的通变是以术语的形式使用的。而刘勰的《文心雕龙·通变》中，是以美学观念被引入到文学理论。
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现代文学理论的区别
（一）“文”和“人”之间的区别
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学者和文学爱好者对于文学理论的概念，基本是在某个文学作品或者学说上。譬如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以及《离骚》等。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相对复杂，不过古代文学理论的代表人物比较明显，提及某个文学理论，多多少少能够联想到文学理论的创造者以及承载者。主要是因为古代信息传播速度慢，文化普及程度不深，能够成为大家的人较少。基于此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时，多以某家言论或者作品，进行理论范畴划分。现代文学则不然，其所处的环境不同，文化普及程度较高，涌现出诸多学者。加之言论自由、文化交流，使得文学理论发展呈现百家争鸣的状态。对于现代文学理论范畴的划分，要以文学理论流派的实际价值以及意义为依据。
（二）服务对象差异
从古代社会实际情况来说，政治和经济有着高度的集成性，这和古代社会制度，有着紧密的关系。文学是社会文学深入发展的产物，在思想表达方面，社会政治以及文化意义较为明显。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既有文学家的内省，也有对社会政治与文化的批判，除此之外还自然万物和山川河流的赞美。无论那种理论，都少不了对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的批判或者赞美，影射了当时的政治局势。现代文学理论侧重于服务群众，主要是对群众精神文明发展的研究。
三、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现代文学理论的相同
（一）社会价值相同
无论是古代文学理论，还是现代文学理论，其都具有一定的社会职能，发挥着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指导教育发展。文学理论发展在推动社会教育发展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教育的发展，反助攻文学理论发展。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增强了文学理论的社会职能作用。以古代文学理论为例，儒家学派的思想，其对古代教育和现代教育的影响较大。孔子的弟子从孔子的文学思想中继承各类观念，譬如修身。除此之外对现代教育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其中的精华部分，对促进现代人持续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现代文学理论对高校文学教育，有着巨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教材变革、研究热点等方面。
（二）古代文学热点和现代文学研究趋势相符合
一般来说，一种文学思潮能够反映社会问题。目前，全球各个国家所面临的各类尖锐问题，从根本上来说，都可以用“生态”高度概括。以生态文学为例，其发源于美国。关于生态文学的研究，已经从文学作品，上升到了文学理论层面。未来生态文学将会以生态精神为代表，肩负着引导人们客观认识自然、反思自身行为的社会职能。从我国文学理论中的生态文学思潮发展情况来说，其虽然发源于美国，但是和我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理念不谋而合。
四、中国古代文学对现代文学的影响
（一）诗歌方面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以诗歌为主，拥有丰富的资源。虽然五四新诗运动是以反传统的形式出现的，不过其受到过传统文学的滋养以及启迪。再比如胡适，其《尝试集》旧体诗词痕迹较为明显。除此之外卞之琳、何其芳等，都是古代文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现代文学史上，鲁迅、郭沫若等都非常擅长写旧体诗词。受到古代文学的影响，铸就了现代文学的辉煌。从某个角度来说，现代文学是在古代文学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但是不同于古代文学，具有时代特征。
（二）散文
纵观中国古典散文历史长河，产生了多位散文大家。即使是现在，他们的作品，仍旧被传诵，可谓是经久不衰。中国古典三散文发展历程较长，从先秦时代开始，创立了叙事文和议论文，直到现代还有着深刻的影响。在汉魏时期，相继创立了这里问和政论文等。在唐宋时期，以写景抒情散文为主。到了明清时期，散文更是快速发展。中国现代散文受到古典散文的影响深刻。以鲁迅为例，其作品的表现方式以及艺术风格等，和魏晋文章有着一脉相承之处。
（三）现代文学理论塑造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具有极大的当代价值，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1.对现代文学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从现代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来说，存在着内容空洞的弊端。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不仅意蕴丰富，而且文章观点鲜明，在表现手法方面，不仅丰富，而且生动，注重文学作品的风骨。对现代文学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2.古代文学理论范畴是近代时期提出的，不过现代文学家还没有深刻认识到理论内涵，尚未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现代文学推崇西方文学理论范畴，不符合我国文学作品发展特性，使得文学作品不仅质量低，而且优秀的作品较少。实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现代文学理论相互结合，对推动现代文学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有利于建立健全当代文学理论。
3.有助于增强现代文学的民族特色。从古代文学理论范畴实际情况来说，范围较为广泛。即使在相同的时期下，文学理论含义和特色，民族文化多样性特征明显。基于此，出现了诸多子范畴。不同的时代，各个理论范畴特性差异。在学习以及借鉴期间，要做到区别对待。对于古代文学理论范畴的借鉴，要具有目的性，切不可盲目学习，要取其精华。比如比兴就是一个极具指导价值的范畴，它不单单是指一种创作手法，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具有想象，象征、隱喻的特点。能够完全融合到当代文学理论中。有助于当代文学民族特色的发展。
五、文学作品的主题
在文学作品的主题方面，古代文学对现代文学的影响较深。譬如古代文学作品中，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文学作品较多，对现代作家，有着深刻的影响。现代文学的创造者和继承者，无论是小说家，还是剧作家等，都富有着爱国热情。从鲁迅和闻一多等作家的文学作品中，能够看到屈原和陆游等爱国主义精神。从文学题材角度来说，多数古代文学的题材，广泛的被现代文学作家所运用。古代文学的许多典故也被现代作家所使用，如朱自清诗词就有很多地方用典。直接引用或化用古代诗词名句的作家更是举不胜举。古代文学的某此表现手法也被很多现代作家借鉴。
通过分析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现代文学理论的异同，能够了解到二者在“文”和“人”之间、服务对象方面存在差异。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对现代文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古代文学作品在主题和散文等方面，对现代文学作品，有着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樊瑞娟2015《试析中国古代与现代文学理论的异同》，《延边党校学报》第1期。
高 玉2015《论现代文学欣赏方式及其理论基础》，《河北学刊》第1期。
李继凯2013《中国现代文学史理论品格的缺失现象》，《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第4期。
张雨楠2015《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再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4期。
（通信地址：452470 河南郑州嵩山少林武术职业学院）
作者：张君凤
古代文学理论发展论文 篇2：
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学辨体理论的发展
摘要：作为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重要组成部分的古代诗学辨体理论，在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有一个逐步演变发展的过程。先秦两汉出现了古代文体分类的滥觞，诗歌体制得到了初步规范；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诗学辨体理论取得自身独立意义的重要时期，尤其是《文心雕龙》与《诗品》的出现，形成了古代诗学辨体理论的第一个高峰，具有重要的文学批评史意义。
关键词：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 诗学辨体理论
古代诗学辨体理论是构成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主体内容，它与文学创作共同发展，确定与规范文学创作的基本体制规范与要求，同时又在文学创作的实践中不断修正，不断调整，规范与修正交替发展，尊体与破体相辅相成，共同推动古代文体理论向前发展。大致来说，先秦两汉时期文学虽然没有从史学、哲学等中分离出来，可已经出现了古代文体分类的滥觞，其中隐含着对诗歌体制的初步规范。相对于先秦、两汉来说，无论在文学文体的分类与规范方面，在诗歌独特的语体风格的确立方面，还是在文体风格论方面，魏晋六朝时期都是我国古代诗学辨体理论取得自身的独立意义，确立基本审美规范的时期。以《文心雕龙》、《诗品》为杰出代表的魏晋南北朝无疑是古代诗学辨体理论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是我国古代诗体形态理论发展的重要阶段，具有重要的文学批评史意义。
一、先秦两汉文体分类的滥觞与诗歌体制的初步规范
最早的文体分类是辨体批评的滥觞，虽然先秦的文体主要是应用文体，分类的标准也不一致，或以功能，或以题材，或以功用，或以形态，涉及到文体发生学、文体源流论、文体功用论等多方面。文学批评也远没有独立的地位，只是服从于归纳编集或指导应用文体写作的需要。然而这种以文体分类为手段的辨体批评对后世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从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到明代的《文章辨体》与《文体明辨》，对建立在文体分类基础上的诗文体制及其源流演变的考察，为我国古代诗学辨体理论积淀了深厚的基础，对强化古代文学批评的文体意识有重要贡献。我国文学批评史上最早的文体分类出自《尚书》。《尚书·毕命》篇提出的“辞尚体要”，很可能是我国古代文体论的最初的起源。《尚书》的典、谟、训、诰、命等名目的出现，就已包含着最早的散文分类的萌芽。《诗经》的分《风》、《雅》、《颂》则是诗歌分类的萌芽，也是古代诗学辨体理论的最早源头
以《楚辞》为代表的“骚体”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诗体演变发展中的异数，它构建在南方巫官文化特有的气质上的独特的文体风貌，奠定了古代诗学的浪漫主义传统。“骚体”在句式上突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两字一顿，两句才构成一个完整意思的体式，以六言为主，杂用四、五、七言，大都一句一意，节奏感很强；在语词上，大量吸收楚地方言入诗，大量使用虚词以增强感染力，语言风格绚丽华美，瑰玮雄奇；在结构上，突破了《诗经》抒情短章的体制限制，大大加强了铺陈叙事的功能，故事性与铺叙性成为了骚体文学的基本文体特征。屈原所开创的骚体对后世诗体的演变与文学风格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说：“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蔚起，其《离骚》哉？……枚、马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可是《楚辞》的诗体创新成就在后世诗学辨体理论批评中常常遭到了不应有的忽视。
汉对文学现实功能的极度的强调，不仅掩饰了文学的本体论意义，而且也影响到文体规范的确立。《诗大序》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故风发乎情，止乎礼义。” “温柔敦厚”“主文谲谏”等，与其说是对诗体审美规范的要求，还不如说是政治教化对文体风格的干涉，完全忽视了文体自身演变发展的规律。这种对文体规范的误解最典型地体现于班固等人对屈原的批评上。班固批评屈原“露才扬己”，不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风格规范，以及后来的扬雄认为辞赋“劝百讽一”，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法言》），就是古代文体论中极端政教化、道德化倾向的突出表现。这种倾向形成于汉代，到唐宋古文运动后得到极度的强化。这样《五经》在文体论中就具有终极的意义，成了预先设定的源头，它可以为文体形式制定最基本的也无法摆脱的规范。不仅文体的“体”是“宗经”的产物，而且“风格”的“体”亦然，能宗经才能恰到好处地把握文体风格规范，而对于《五经》的违背是楚、汉以来文学舍本逐末、滔滔不返的根本原因。
二、文学的自觉与魏晋南北朝诗学辨体理论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诗学辨体批评的学术史研究最值得注意的是文学文体从一般文体中独立出来的过程，同时也是诗歌这种独特的文学文体的体制规范逐步形成的过程，这种不自觉的文体区分在漫长的演变发展中逐步清晰并最终确立。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曾详细论述了中国古代文学文体从应用性杂文体中分离出来的过程：“初始之本，殆本与语言稍异，当有藻韵，以便传诵，“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区以别矣。然汉时已并称凡著于竹帛者为文章（《汉书·艺文志》）；后或更拓其封域，举一切可以图写，接于目睛者皆属之。梁之刘勰，至谓“人文之元，肇自太极，三才所显，并由道妙，形立而章成矣。”（《文心雕龙·原道》）故凡虎斑霞绮，林濑泉韵，俱为文章。”鲁迅的论述总结了我国古代诗歌体式在其形成的初期，即已具备纯文学文体的形式特征：重视情感、讲究格律、词采华美，富有意境。最迟在刘勰与萧统的时代，这种纯文学观念的诗歌体制规范已经出现。
魏晋时期诗学辨体理论的发展，还突出表现在有意识地从“体”的角度对作家创作风格的摹仿，这种摹仿正是建立在对诸家体制风格差异的辨析的基础上的，并且作家创作风格已经形成了可供后人效法的创作典范，摹拟成了学习诗歌的基本门径。整个魏晋六朝时期，拟体诗成为一种创作风尚。如鲍照有《学刘公干体》、《学陶彭泽体》，萧衍有《清暑殿效柏梁体》，萧纲有《戏效谢惠连体》，何逊有《聊作百一体》。最突出的是江淹“作三十首诗，效其文体”的《杂体诗》，其拟古达到了非常逼真，令后人真伪难辨的程度，正如严羽评江淹诗所说的：“拟渊明似渊明，拟康乐似康乐，拟左思似左思，拟郭璞似郭璞。”拟体诗是诗学辨体理论发展到一个阶段的产物，同时它也对诗学辨体理论的发展有促进作用。
曹丕的《典论·论文》作为我国第一篇独立的文学史论文，在诗学辨体理论上的意义是第一次充分肯定了文学自身的独立价值，揭示了诗歌的审美特征。针对两汉文学观念中严重的道德伦理性以及与之相随的政治性对于文学自身价值的浸淫，曹丕不仅认为文章是“不朽之盛事”，而且强调它可以“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即具有不依附历史事功等外在形态的独立的价值。同时，曹丕提出：“诗赋欲丽”，是对扬雄的“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发展。他提出在文体的共性即“本同”的背后包含着各个文体类别不同于其他文体的体裁规定性即“末异”，从文体形态的本质的角度规定了诗赋的体裁特征是“丽”，强调了诗赋独立于“奏议”“书论”“铭诔”等应用文体之外的审美特征。
继曹丕之后，陆机首先揭示了不同文体的语体要求对文章风格的形成具有制约作用，不同体裁必然有不同的风格规范与要求，这种文体风格是在长期文学实践中形成的，对后世的创作具有规范性意义，这就是他所说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尤其是对诗歌文体特征用“缘情绮靡”来概括，是对曹丕“诗赋欲丽”的发展，不仅对诗与赋的文体特征加以区分，而且，“缘情绮靡”兼顾到诗歌的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即“缘情”是诗歌的表现内容，“绮靡”是诗歌的语体风格，“绮靡”说是对汉儒“丽以则”的中和的诗学思想的扬弃，“缘情”说则是对儒家“诗言志”的诗学思想的根本动摇。陆机的诗学辨体理论代表了魏晋六朝文学批评的发展态势。
中国文体学史上最早的文体流变专著是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志论》，久佚，据《隋书·经籍志》载，该书二卷，与四十一卷的《文章流别集》相辅而成，后世摘出单行挚虞专从文体归类编集，并作《序论》探讨各种文体的源流演变与创作规范，作为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文体论的主要批评形态，对后世诗文评的发展具有范式的意义。方孝岳先生对挚虞在古代文学批评中的地位有高度评价：“挚虞可以说得后世批评家的祖师。他一面根据他所分的门类，来选录诗文；一面又穷源溯流，来推求其中的利病，这是我国文学批评学的正式祖范。”
三、诗学风格论与《文心雕龙》的诗学辨体理论
作为我国古代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批评巨著，文体分类详尽与体例严密是《文心雕龙》诗学辨体批评的突出特征，童庆炳先生对此有高度评价：“《文心雕龙》对古代文体分类的突出贡献主要在于它开创了一个纵深地阐明文体特点的方法。这就是说，刘勰在阐明各类文体特点时，都遵循‘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步骤与原则。所谓‘原始以表末’，是说推求各体的来源，叙述它的流变；所谓‘释名以章义’，是说解释各体的名称，显示它的意义；所谓‘选文以定篇’，是说选取有代表性的作品以说明不同文体的特征；所谓‘敷理以举统’，是说要阐明各类文体写作的理论依据与规格要求。”
刘勰认为文体形态的规范的形成与变化取决于表达内容的需要是必然，同时也是文学发展的自然的要求。创作者个人的气质禀赋影响到独特的风格的形成：“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明诗》）在文体论的自然观的影响下，刘勰在论述各体文章的体制特色与规范要求时，颇为辨证地揭示了文体因袭与新变的辨证关系，他认为诗人可以也应该在“有常之体”中求得“通变”，即继承前人文学传统与文体规范加以创造性的改变，从而能在广泛吸收前人文学成就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这样，文体就在传承与新变的交替演变过程中源源不断地向前推进发展。《序志篇》中称：“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辨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巧，《翰林》浅而寡要，……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学批评史简论。
在刘勰的文学批评体系中，语体实际上包括两个不同的层面，一方面，他认为是体裁所要求具备而且不能突破的语体，即不同文学体裁必须具有的不同的体制规范，《定势》篇通过对各种体裁相对应的语体风格的辨析来揭示其创作要求：“是以括囊杂体，功在铨别，宫商朱紫，随势各配。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宏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也。中复契会相参，节文互杂，譬五色之锦，各以本采为地也。”
不同的体裁要配以不同的语体，作品文辞的风格要求，首先由它所表达的内容的性质决定，如章表奏议应该选择与之相匹配的典雅语体，赋颂歌诗必须选择与之相适应的清丽语体，符檄书移要求明断，史论序注则必须核要，箴铭碑诔的语体必须宏深，而连珠七辞则不妨巧艳。此外，刘勰又认为，作家可以根据自己独特的审美理想，审美趣味来选择适应自己主观人格的语体，这就是“晓变”，只有这样，才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保持文体的开放与发展的态势。刘勰的“昭体”与“晓变”并重的文学文体论，充满了辩证色彩，代表了我国古代文体理论的新的高度。
在论述作家个性与作品风格形成的关系后，刘勰在《体性篇》中还将众多作家的创作风格归结为八种类型，开拓了古代文学批评风格类型理论的先河。八种风格类型中，刘勰最为推崇的是“典雅”，他认为章、表、赋、奏、议几种体裁的风格最近于典雅，他对与“典雅”相对的“新奇”特别不满，“新奇”的最大特点是摈古趋新，追求诡异奇巧。他在《定势》篇中严厉抨击当时宋、齐文学对于“新奇”的追逐：“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察其讹意，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这种靠文字次序颠倒以为新，表达怪诞反常以为奇的作法，必然会导致“熔式经诰，方轨儒门”的质朴刚健的文风的凋丧，所以刘勰《通变篇》的时代文学风格流变便是一个每下愈况由典雅渐趋新奇的过程：“榷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辩，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淡。何则？竞今疏古，风昧气衰也。”
（薛东红，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作者：薛东红
古代文学理论发展论文 篇3：
意境论发展历程探究
摘要：意境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古代士子一直神往的审美追求。意境论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要加强当代文论建设，必须关注古代传统理论的现代性问题。因此，梳理意境论的发展历程，重点分析意境论的萌芽阶段、发展阶段、成熟阶段，以及古代意境论的集大成阶段，以期更好地了解意境论的发展脉络。
关键词：古代文论；意境论；发展历程
意境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在诗歌鉴赏中也是影响读者对诗歌理解的重要信息。笔者立足意境的发展历程进行探究，以期对执教对象鉴赏诗歌有一定的帮助。
一、意境论发展的萌芽阶段
1.诗言志。《尚书·尧典》中讲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里谈到的“诗言志”是对诗歌的特征做了明确的说明。“志”为主体心灵世界，将诗歌的根本性特点界定为“言志”，即把握诗歌的表现性、主体性、抒情性。在《尚书》里谈到的“诗言志”是对诗歌本体性的认识，是对诗歌抒情言志这一本质特征的全面阐释，这里的“诗言志”实际上是将诗、乐、舞有机结合在一起来探讨的，是对全部诗歌的抒情性特征加以把握。音乐和舞蹈是通过乐者、舞者的情感表达来传达这一作用的，乐、舞的抒情性也能从一个侧面来展示诗歌的抒情性，所有这些文艺形式从不同的视角来表达诗者、舞者、乐者的情志，所以，“诗言志”是从本体的本体特性来阐发诗的本质。
此外，诗言志可以从方法论的层面来阐释诗人的“志”，是借助诗歌的比兴，采用形象之诗来表达抽象的“志”，形成了“诗比志”的情形，所以，诗的基本方法是比、兴。例如，在《诗经》中大量使用了比、兴的创作手法，从诗歌发展的历程来看，比兴已经超出了诗歌创作方法的基本意义，在社会生活中也大量存在比兴现象。采用诗歌来比兴“志”成为人们抒情言志的主要形式，并且在该形势下，诗歌自然就成为了言志的载体。可以这样认为，诗言志在表达文学的同时，也展现了文学的功能意义与象征性作用，诗和志构成了对同构性相互对应关系。
2.《易经》中的“象”与“意”。《易经》针对“意”与“象”之间的关系展开了全面的论述，这为后来的意境理论打下了基础。《周易》的《系辞》中说到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神。”认为抽象逻辑与感性形象对比来说，能更好地表达感情，此处的“象”虽然是卦象，但已经包含基本的艺术形象。
3.《庄子》“游心说”。“游心”一词在《庄子》中出现了6次，庄子提出的“游心说”述说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人是物质与精神存在的集合体，人类的本质精神是能获得自由，这里谈到的自由为一种心理状态。对庄子来讲，大自然既不是至高无上的主宰，也与人没有关系，对人来讲没有任何意义的自足独立纯客体，是人类精神家园，是获取精神自由的必经之地，是人的精神不可离开之物。从这以后，大自然被归入人性之内，成为人性的组成部分。庄子强调的天人合一理念，是人直接融入到自然天人直达式合一内的，这使庄子在游弋自然的时候，既不是客观方面的认知活动，也不是宗教性质的活动，而应该归入游览山水的审美活动，所以，庄子的哲学理念也被叫做审美哲学，庄子倡导的“游心”也就最易被转化为是艺术境界。大自然让庄子倡导的“道”获取了现实性。但庄子之道又提升大自然，让自然、世俗获得形而上的品质。庄子的“游心说”中讲到的是关于道家理念，是继续深化了人性论与自由观。因其对社会生活外的精神自由的高扬，使得古代艺术又有新的境界，至此，艺术价值和人类精神紧密结合在一起，艺术境界成为人们自由心灵的家园，主体精神在客观方面的基本要求，确定意境的流动性与广阔性。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游心说是意境论提出的理论方面的基石。
二、意境論发展的意象阶段
1.《乐论》、《乐记》中的意象。荀子在其著作《乐论》中阐发了“声乐之象”问题，并且指出，在“声乐之象”内存在“人情”，“人情”有善恶正邪之分，形成形象。荀子还从自然人性、社会教化出发，重点研究人生的快乐。荀子看重的是情感内的感性方面，关注人的心理需要与情绪感受。然而，荀子还是理性主义者，注重理智或心智调控情感。这与礼乐教化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荀子还认为人情感的基本需要是乐，强调审美原则的社会性与客观性，主体应该采用心智来思虑，进入到美的境界内。
西汉初期的《乐记》继续发展了荀子提出的《乐论》思想，既关注音乐是源自人心感物，提出了“物感说”，并且阐发了在文艺创作的整个过程中，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对“声乐之象”进行全面分析。谈到音乐形象构成时，内容才为音乐之本，它是声乐之象的表述方式。从根本上来说，“象”、“饰”、“本”是音乐形象的范畴，但它们与文学作品中的“言”、“象”、“意”的关系基本相同，“本”表达的是人之情，这与文学的意、情基本一致，并且“饰”与“言”抒发的是音乐和文学所表达的物质阶段存在差异。
《乐记》中全面阐述乐象理论，指出音乐是受到外物影响才出现的，提出“物动心感”说，并且进一步解释音乐为音组织形成的，根源是人的思想情感受到外界事物激发，能激发什么样的感情就会出现相对应的声。《乐记》中对音乐形成的过程有全面的论述，这些论述与意境理论的实质一致。
2.“意象”概念的阐发。“意象”一词，最早发端于《论衡·乱龙》中，此处的意象是借代过来表达侯爵威严，有象征意义的形象。晋朝学者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内第一次将“意象”引入文学理论，在这篇文章里谈到“志”、“象”、“辞”的关系，也就是在文学创作中的意、象、言三者的关系，这里的“象”是意中之象，与后来刘勰提出的“意象说”有契合的地方。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谈到的“意象”是指文学创作的过程，在心和物的相互作用下来阐述审美意象，这表明作者在实现心物感应后，正式表达言辞前，内心里面出现的有意的具体形象。
晋朝人王弼在其著作《周易略例·明象》内对意、象、言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如果从生成的视角来看，意、象、言之间的关系为意、象、言；但从观众的角度来看，意、象、言之间的关系为言、象、意。在相互关系内，最主要的还是意、言、情和辞之间的关系问题，象仅仅起桥梁的作用，所有的“象”是对外物模拟，既能够为直观体悟留下一定的余地，又具备超过实践、伦理和认知等多方面的内涵。
在陆机《文赋》中专门研究了物、意、文的关系问题，将文学创作当成整体，并且在这一整体内只存在物、意、文三个层面。这里的“物”指的是外界的具体事物，和文学作品的创作主体对比来看，“物”就是思维的对象。“意”在构思进程中逐渐形成，与创作主体的思想情感的内容是相一致的。“文”指的是表情达意的文字。这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完整创作过程，主体在主观意志作用下先确立象，再经由象来阐发意。陆机对具体的客观体来研究主体情感意志和外部物体重要关系，进而提出了文学创作的“物”和“意”的之间的关系，即创作主客体间的对应关系。实际上，文学形象实际上是“物”与“情”相互结合的产物，陆机谈到的在文学创作中的“情”与“物”的结合，是在情、物加以清晰之后，采用准确的文字将其描绘出来，确保文能达意，创作质量上乘的作品。
刘勰的《文心雕龙》里面专门探讨了“意象说”，将意与象、情与景等有机联系在一起，对意境理论来讲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刘勰指出意象的形成实际上是进行艺术构思后的结果，在意象形成的整个过程中，是作家的“思”与客体的“物”有机结合到一块的过程，是物象和神思进行充分结合后出现的“意”，只有如此才将意象进行描述。刘勰探讨的“意象”的内涵，从本质上来说，还不是理论层面的概述，但其对文学本质和形象的构成等有了清晰地认识。刘勰将其对文学创作的美学基本特征的认识，也就是主客体之间的辩证结合的理念，始终在整个文学理论系统内，建立了明确的理论范畴。例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内讲到本体中的“道”、“象”、“形”，并且研究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为“物”和“心”，文学想象内的“神”与“物”，文学形象构成方面的“情”和“物”，这些如果是展现在文学作品内就成了“隐”与“秀”，这里的心、神、情、意实际上属于“隐”的方面，而物、形、象是属于“秀”的内容，所以说，刘勰对文学艺术形象的意境基本特性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谈到的情物之间的关系论，对紧随刘勰之后的钟嵘提出“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理论有铺垫性作用。
三、意境论发展的意境阶段
1.意境的出现。《诗格》中探讨意境，主要是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意境里面的心和物间的关系，重点关注的是主客观两个方面因素在意境内的契合、交融关系。《诗格》内在谈到诗境的时候将其分成情境、物镜与意境。意境指的是“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重点关注的是审美主体想象与联系，侧重点在表达志意品格之真。另外，探讨了开展意境创作中思维活动的特色，指出诗思出现的三种路径和过程。总之，诗格中有关意境方面的论述，涉及意境内的心与物间的关系，实际上是意境中有关思维活动的特点。
2.意境论的成熟。在《诗格》之后，皎然在《诗议》详细地探讨了“意境”方面的问题，提出“境象”包括主体与客体两个方面，主体为“心”，但客体是“景”、“风”与“色”。皎然将佛学的哲学思辨、哲学中的实虚观结合起来，对诗歌中“境界”主客体的外观与内质、主客体的关系进行理论层面的阐述。《诗》中“缘境不尽曰情”，阐明了诗歌意境构成的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这实际上是对创作经验的理论层面的概述，采用“境”作为引子，抒发感情的基础，但“情”并不只存在于“境”的范围之内，还有值得蕴藉与进一步升华的特色。
皎然在《诗式》中对“取境”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取境”实际上探讨的是诗歌创作中谈到的构思基本问题，是诗歌意境创作需要不断积累，经过长期的缜密思索之后，才能形成“奇句”，这种较难的构思在全面物化之后才会舒卷自如，构思好的作品才会不留痕迹。也就是说，皎然探讨的诗歌意境从原先的构思发展到物化过程的统一当成艺术标准。皎然有关意境创作方面的理论，关涉的方面相对较多，如创作理念、创作原则、艺术构思和手法等。
司空图的“超以象外，得其环中”、“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表明意境论已经成熟。在他的《诗品》中指出，当意象在人们的脑海中出现时，往往是浑然一体的。司空图谈到的“意”指的是作家的思想感情与创作动机，“象”指的是社会生活和自然景物的场景。艺术思维的整个过程就是主观之象与客观之象，有机融合、渗透与再造的过程。意象为意境设计层面的表现，意境是多类意象的组合。司空图谈到的“思与境偕”在艺术构思的整个进程中，艺术情境要做到情景交融，意境组成要素是景与情，而他对诗歌创作中的主观之情与客观之物的交融再次进行发挥。此外，意境在创作的过程中，也需要审美主体发挥主导性作用，他对诗人主观创造中的地位与作用展开细致探讨。司空图探讨的意境理论完整而系统，将欣赏论作为基点，在“辨于味”才获得了“诗味”。但是，寻找“味外之旨”的高层次审美享受，要从“象外之象”出发，进入意境的创作论之内，而创作“象外之象”就需要在物象组合的基础上，与诗人的情与理密切结合，创造优美的意境。
四、古代意境论集大成时期
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在无功利的人文价值的基础上探讨了境界论，他探讨的境界和传统的意境获取方面存在差异，主要是：在功利观基础上，王国维的境界说提升了诗学品格，达到了形而上的高度；将境界作为核心，并且建构了潜在、隐秘的诗学系统；将无功利文学观为基础，重新阐释了传统情景交融说，并且结合新的思想进行重新界定，使其精神再次实现升华。王国维将情景妙合，当成是古典审美的最高境界，这實际上是蕴藏着冲突的“真实”作为评价标准，将“自然”当成是新的审美理念。
总而言之，意境论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梳理意境论的发展历程对提升学生诗歌鉴赏能力，从理论层面上更好地把握诗歌内涵有很大的帮助。
参考文献：
[1]王攸欣.论王国维境界说与中国传统意境论[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01）.
[2]王建.王夫之意境论的诗学意义[J].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社会科学），2006，（04）.
[3]葛卉.《诗式》与《人间词话》意境论之比较[J].名作欣赏，2006，（23）.
[4]秦宏.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意境论[J].艺术探索，2007，（01）.
[5]袁愈宗.王夫之诗学研究综述[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2）.
[6]阳建雄，刘晓林.论王国维“境界说”对王夫之诗歌理论的传承[J].名作欣赏，2007，（12）.
[7]吴海庆.从和谐的“情景”到崇高的“境界”—论王国维“境界”说对王夫之“情景”论的错位生成[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4）.
作者：白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