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新式教育发展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摘要】吉林省新式教育是指打破传统的教育方式，学习西方的教育模式，创建新式学堂，改良教育制度的一种育人方法。吉林省新式教育从初等教育进行改革，经过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层层递进，并深入发展。在民国时期取得良好成绩，在中国教育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新式教育发展论文 篇1：
试论清末新政时期齐齐哈尔地区新式教育的兴起与发展
[摘 要]清末十年，是齐齐哈尔地区的近代新式教育兴起和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齐齐哈尔地区的教育状况由此发生转变，由于地区特殊性，清末新式教育的发展有着自身的独特性。本文将探究齐齐哈尔近代新式教育兴起的原因、特点以及对于后来教育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清末新政时期；齐齐哈尔地区；新式教育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开始出现不同以往的事物和变化，这些新事物和新变化都促使清政府进行一系列的变革。与此同时，社会上的各个层面，不同领域，都在或快或慢进行着发展和变革，这种变革在教育领域中的表现更为明显。
清末几次变革使得中国古老的教育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废除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堂、革除旧的封建教育理念、引进近代西方的教育体系，这一系列的教育改革使新式教育在全国各地竞相推行，蔚然成风。因为齐齐哈尔地处我国内陆偏远地区，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运动对于齐齐哈尔教育影响不大，而齐新式教育却是在清末新政时，受全国空前的教育大变革的影响和推动下才兴起并发展起来的。在清末新政前，齐齐哈尔地区除了日渐荒废的“旗学”之外，就只有少量的私塾教育，可以说处于一种教育荒芜状态。在清末新政时期，齐齐哈尔地区的新式教育兴起、发展，并逐渐成为主要教育形式。
一、齐齐哈尔新式教育的兴起
近代以前，齐齐哈尔地区的教育一直落后于中原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也落后于同处东北的其他地区。
究其原因，齐齐哈尔地区处于被满清政府致力保护的“龙兴”之地，而且是少数民族聚集地，文化教育发展落后，虽然随着清政府对于该地区统治力度的加强，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相对于中原地区而言，还有很大的不足，清政府一直视东北为养兵之地，所以为了保留满人的“尚武”之风，力图避免汉人文化的影响，推行的是以“国语骑射”为主的旗学教育，以达到维护自身统治的目的。齐齐哈尔是当时黑龙江省的省城，八旗官学的开办也就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凡八旗子弟入学堂，由各旗协领保送，习清文骑射”〔1〕，旗学教育主要是为了培养一批“国语骑射”文武兼通的人才，为少数民族出仕为官打下基础。然而这种旗学明显落后于中原地区的“汉学”私塾教育，这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齐齐哈尔地区教育与关内各地文化教育的距离。清朝是一个由满族建立起来的政权，清政府必然要竭力维护其统治，维护满人至上的原则，所以齐齐哈尔地区，满汉分异是一种必然，甚至出现了只准八旗内调，不许汉人北移的情况，这就直接导致齐齐哈尔地区教育落后的必然。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已成为必然趋势，中国传统的“汉学”在“西学”猛烈的攻势面前，地位已经显得岌岌可危，更不要说更为落后的“旗学”教育了。
自鸦片战争开始，清政府逐渐面临来自世界各国列强的侵略，而齐齐哈尔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列强的窥视，并且成为了沙俄侵略中国东北的前沿要地。在这种危机之下，教育变革迫在眉睫，文化落后亟待改变。
1901年，清末新政一开始，人才问题就摆上了十分突出的位置。培养人才是当务之急。清政府也看清了这一点。慈禧太后曾在懿旨中说道：“惟是治法，尤贵有治人，苟其人，敝法无难于补救；苟失其人，徒法不能自行。”〔5〕后来，又强调说：“为政之要，首在得人，况值时局阽危，尤应破格求才，以资治理。”〔6〕清政府把新式教育当做了救世良方，敦促各地政府办理新式学堂，发展新式教育，从此新式教育在多灾多难的中国大地开始了艰难的发展历程。
1901年9月25日，清政府颁布上谕，决定在全国建立大、中、小学堂和蒙养学堂，要求“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7〕。之后，全国各地积极响应，上表阐述创办新式学堂的构想。齐齐哈尔作为黑龙江的省城，新式学堂的建立要优先于省内的其他地区。
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国家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沙俄通过《中俄密约》、《旅大租借条约》，在中国攫取了大量的殖民特权，将中国东北列为沙俄的势力范围。1900年的海蓝泡大屠杀，六十四屯大屠杀，都使边疆危机进一步加深的表现，这一切都深深的刺激了东北各个阶层的人，使得他们不得不寻求解决办法。而随着中东铁路的建立大量沙俄人在东北的定居和活动，也带来了与之相关的近代文明，使得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其中的差距，而危机的加深又迫使他们不得不去学习并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使人们认识到社会必须变革的症结。所以，兴建新式学堂上谕的颁布，使得兴办新式教育成为了齐齐哈尔地区实行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1905年2月，黑龙江最早的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学务处设立，黑龙江将军程德全委任军署文案处总理宋小濂为学务处总理，负责江省设立新式学堂，选聘教员，考验学生，备办图籍、标本仪器等事。1907年4月，按照清政府旨令，黑龙江省设立了省级教育行政机构——提学使司。提学使司取代了学务处，成为统辖江省正式教育行政机关，同时江省各府、州、厅、县先后建立了各种新式的教育管理机构，统称劝学所。黑龙江地区各种教育组织的建立推动了齐齐哈尔新式教育的发展，教育状况大有改观。
二、齐齐哈尔新式教育的发展概况
中国近代新式教育主要是以仿效西方新式学堂，教授近代的科学知识（如算数，国文，物理，动物等）为主，区别于以教授四书五经，伦理纲常为主要内容，以科举为主要目的的老式私塾教育。由于齐齐哈尔地区教育落后，教育基础薄弱，各级学堂一起办理困难较大，不符合实际情况，所以在兴办新式教育的初期，着重于初级教育的普及。因此，在齐齐哈尔地区，新式教育的发展是以初级教育为源头的，而且也以初级教育的发展最为迅速。
（一）小学教育的发展
齐齐哈尔实行的学制是以1903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为标准的，这是一个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学制。它对旧中国的学校教育制度在组织形式上的影响颇大，清末民初的新式学校的教育制度基本上皆是以此为依据。此学制共分三段：第一段范围初等教育，蒙养4年，初等小学5年，高等小学4年；第二段为中等教育，设中学堂5年；第三段为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或大学预备科3年，分科大学堂3年至4年，通儒院5年。蒙养院不算在内，完成全部学业也需要25至26年。
根据1903年《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初等小学堂招收七岁以上的国民入学，讲授人生必备的知识，明了事理，建立爱国的思想基础。同时，以促进儿童身体发育为目的。百户以上的村镇，都设立初等小学堂。在各县大村，设立官办模范初等小学堂。县城设立两处以上的初等小学堂，以起示范作用。各地历来的私塾全部改编为小学堂。”〔8〕以求新式教育在全国的普及。
由于教育基础薄弱，齐齐哈尔地区没有完全按照《奏定学堂章程》的规定来制定学制，而是根据1908年黑龙江行省公署颁布的《黑龙江两等学堂章程》中的规定，将初等教育的教育年限做了调整，规定初等小学的年限和高等小学的年限各为3年，并规定初等小学堂3年毕业后，再补习高等小学堂科目2年，可一律送入中学堂肄业。
清政府学部规定，初等小学堂课程设置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8科。图画、手工列为随意科，每周30课时。由于齐齐哈尔地区各处的情况不一样，贫穷儿童不能上一级学校，故设初等简易科。课程设5科：修身、读经讲经合为一科，中国文学、历史合为一科，算术、体操、地理、格致合为一科。各地依情况自定。虽然齐齐哈尔地区教育基础薄弱，但相较于薄弱的基础而言，其小学教育的发展还是挺可观的。就讷河为例，从1908-1911几年间，共创办高级小学堂2座，初等小学堂8座，在校生共约五百人，这样的成绩还是值得肯定的。但在发展不均衡的依安、克山等县境内只有零星的私塾，并没有新式学堂的建立。
（二）中学教育的发展
相较于初等小学堂发展的速度和普及的程度而言，齐齐哈尔在这个时期的中学教育的发展却不尽人意。齐齐哈尔的中学堂和小学堂均是在清末新政期间建立起来的，而中学堂招收的是小学堂的毕业生，由于小学堂年限的限制，使得小学堂很难在短时间内向中学堂输送合格的毕业生，所以中学教育就很难发展起来。1906年俄文学堂改为黑水中学，学生不足50人。1908年，成立全省中学堂，考选省城齐齐哈尔、呼兰、绥化、巴彦高等小学堂学生及黑水中学预科班学生入学，共105人，分2个教学班。新校成立无校舍，暂借南路小学上课。新校址原是兴东道观察关庆山的地产，慷慨捐献以建中学，由民政司从天津招工承修。依照日本中学平面图建造，共耗资十万两，翌年建成，可容纳10个班500名学生的教学楼（今齐市二中校址），黑水中学停办。到1911年为止，省城齐齐哈尔只有一所中学，在下辖地区根本就没有中级学堂，可见中学堂之稀少和创办的艰难。但对于新式教育的发展和推广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实业教育的发展
实业教育是清末民初所盛行的实利主义教育的实践，是注重民生问题的教育，即为资本主义发展而进行的知识技能教育，它是随着清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进一步发展而兴起的。所要达到的目的，就学生而言，要训练个人谋生的技能，是其有一技之长而能自食其力；就社会而言，要使社会中每个人都成为生产劳动者和有用人才，皆能对社会有所贡献；就国家而言，要培养专门人才，以开发国家富源，增加国民财富。
据统计，1908年，齐齐哈尔初等实业学堂在校学生354人；1910年，齐齐哈尔初等实业学堂在校学生297人；1911年，齐齐哈尔实业学堂在校学生331人，其中农业学堂1个班，学生51人；中等工业学堂1个班，学生39人；初等农业学堂3个班，学生94人；初等工业学堂4个班，学生109人；初等商业学堂1个班，学生38人。由此可见，实业学校已经初具两级三类的水平，在1907年齐齐哈尔南路初等农业学堂、北路初等工业学堂、西路初等商业学堂、南路高等农业学堂、北路高等工业学堂，在新政期间的发展是极为可观的。
清政府提倡实业救国，在创办新学之初，便注重培养实业人才。黑龙江省地广物丰，很多资源尚未开发、利用，所以急需实业人才。而且由于东北开禁以后，涌入了大批的移民，但是他们大多数都是农民，没有太多的知识文化和专业技能，难以满足齐齐哈尔“新政”的需要，所以“实业教育”就成为了必然的选择。因齐齐哈尔处于边陲，民族危机深刻，对于当时的社会现状也更为忧心，基于此对于“实业教育”的发展，大多数人是支持的。因此，短时期内实业教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并在三年内齐齐哈尔的实业教育已经具有三类两级的发展水平。
（四）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
1900年，沙俄利用清政府边务松弛之际，对黑龙江的少数民族采取笼络政策，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进行控制，进而达到占领黑龙江的目的。不断对中国边境的少数民族进行同化教育和完全渗透，清朝末年鄂伦春、鄂温克人中使用俄语已很普遍，甚至漠河附近的鄂伦春人，剪发辫，归于俄人，被称为“剪发部落”，可见其文化渗透至深至危！沙俄施行的这一文化侵略政策使得越来越多少数民族的祖国概念日益淡漠，在国防日急的情况下，可能造成的政治后果非常严重。这些引发了有识之士的忧患意识。到了清末，随着民族危机的普遍深化，新政期间黑龙江当局开始尝试在各个少数民族地区推广新式教育，并将其上升到国防意识的高度去认识。齐齐哈尔的少数民族教育就是在这样情况下发展起来。
1908年，由齐齐哈尔城回籍东牌头王宝瑞呈请黑龙江学务公所批准，成立黑龙江清真私立初等小学堂，招收回籍学生，这是齐齐哈尔第一所少数民族学校。同年，黑龙江省提学使张建勋将黑龙江省北部的布特哈、墨尔根、瑷珲各初等小学堂合并成立满蒙师范学堂，附设满蒙初等小学堂。而齐齐哈尔地区由于多为少数民族聚集地区，所以民族学校的建立在有些地方发展很快，如讷河县，1906年开始到1911年为止，就成立了8所少数民族学校。甘南县在1910年4月1在绰尔哈屯，建立了“绰尔哈初等小学堂”是为绰尔哈蒙古小学，学生10人，达斡尔族的漠鼎小学也在同年建立，有教员1名，学生13名。
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使得齐齐哈尔地区少数民族开始与近代社会接近，逐渐认识外面的世界，摆脱封闭的生活，这有助于抵制沙俄对黑龙江少数民族的渗透，使边疆民族危机意识加深，也有利于黑龙江边防的建设。
三、齐齐哈尔新式教育影响
清末新政时期，齐齐哈尔的新式教育在推行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同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新式教育在齐齐哈尔的发展，使得这里的人民开始接受不同以往的文化知识，接受了近代文明的熏陶和洗礼，在当时人们不知物理，化学为何物的时候，新式学堂中却开始教授光学、力学等近代科学知识。因为齐齐哈尔教育落后，使得教育在新式教育发展中，并没有出现新旧思想激烈的碰撞，也没有来自于保守士大夫阶层的压力和排斥，使得这里的新式教育在发展的初期就将近代的科学文化精神很好地融入到教学之中并认识到了中国之外的世界，加速了齐齐哈尔地区的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这为齐齐哈尔地区一些少数民族走出原始封闭的社会状态提供了有利的突破口，使得他们开始真正与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走到一起。
其次，齐齐哈尔地区的新式教育是在边疆危机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兴起和发展起来的。在当时，清政府的统治地位已经摇摇欲坠，对于边疆的危机已经没有心力和精力去应对，面对沙俄咄咄逼人的进攻，清政府的妥协退让，更造成边疆危机越来越重。《中俄密约》、《旅大租借条约》等条约的签订，海蓝泡大屠杀、六十四屯大屠杀等惨案的发生，使人们看到清政府无法依靠，不得不另寻他途。因此，齐齐哈尔地区的新式教育处处渗透着浓厚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将守土有责、共御外辱的思想渗透到教育实践中，这是近代新式教育发展中的一大闪光点。
清末十年，国家处于严重的内忧外患之中，政府给予的资源和帮助是极其有限的，这就使得新式教育的推行和落实都显得差强人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一是在新政期间，清政府风雨飘摇，自顾不暇，虽然颁布了发展新式教育的法令，但是执行力度并不大。由于政府并没有太多的经费去投入新式教育的发展，因此，很多新式学校在办校之初就面临着经费问题，学校无力建校园，调整教学，甚至因为经费缺如停办或合并。多数学校创办都是租用民房作校舍，环境极简陋。除却经费，困扰教育发展还有师资问题。新教育之初，教员仍以私塾师担任。主要从南方调用教员，师资力量明显不足。到1911年，省城齐齐哈尔每所学校平均只有两名教员。
二是齐齐哈尔地区是少数民族的聚集地，北方少数民族，长期过着游牧、游猎、渔猎的生活，习惯了迁徙无定的生活。因此这种学堂式的学习，在初期并不被他们所接受。语言的障碍，民俗差异，使得大多数的学生和家长并不愿意接受新式学堂的教育，逃学、辍学是普遍现象。如讷河县，虽在1906年四月，创办了学堂，但无人送子弟上学，督从东部特哈尔署挑选9名当差人（皆为达斡尔、鄂温克族青年）充作学生，以为示范才有少数民族入学。并且学业有成有志献身少数民族教育的知识分子极少，能够兼顾满、汉及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教师难以寻找，师资力量极其匮乏，导致新式教育的发展艰难。
然而，以今天的视角来看，清末新政时期星星点点，差强人意发展起来的齐齐哈尔新式教育，可以说是点燃了近代教育的火种，对于后来齐齐哈尔地区教育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毕竟齐齐哈尔地区的新式教育是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我们不能苛刻的要求前人，他们已经在可允许的范围内为近代教育的发展尽最大的努力了。而且当时的新式教育是在“教育救国”的感召下进行和发展起来的，这种拥有深刻的爱国思想和忧患意识的教育对于现在的齐齐哈尔的教育仍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
〔参 考 文 献〕
〔1〕〔清〕徐宗亮.黑龙江述略.卷2.建置〔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26.
〔2〕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是参考资料（上）〔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23.
〔3〕清史稿.卷一百七.志八十二.选举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6：3124—3125.
〔4〕谢峦，李作恒.黑龙江省教育史资料选编〔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140.
〔5〕清德宗实录.卷467.〔Z〕.
〔6〕清德宗实录.卷483.〔Z〕.
〔7〕张连起.清末宪政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141.
〔8〕龙江省教育沿革〔M〕.齐齐哈尔市教育志编审委员室办公室，1986.2.
〔责任编辑：侯庆海〕
作者：胡焕焕 吴丽华
新式教育发展论文 篇2：
浅谈民国时期吉林省新式教育的发展
【摘要】吉林省新式教育是指打破传统的教育方式，学习西方的教育模式，创建新式学堂，改良教育制度的一种育人方法。吉林省新式教育从初等教育进行改革，经过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层层递进，并深入发展。在民国时期取得良好成绩，在中国教育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民国时期 吉林省 新式教育 发展民国初期，国内发起了一场由陈独秀等人领导的新文化运动。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不断深入发展，为适应时代的需求，民国政府开始针对教育进行改革。从学制、教育思想、教育师资等诸多方面着手进行改革。1912年9月，国家教育部颁布了《学校系统令》随后又逐渐出台各种与学校有关的“令”，被称为“壬子癸丑学制”。此学制与晚清的“癸卯学制”有所缩短。在师资方面，十分重视教师的“来源”，强调教师的专业性，并且将教师的薪资待遇提高于其他行业，让其成为大多数人口中“金饭碗”，提高了教育教学质量。除此之外，民国政府在教育的方法、经费和内容也有了许多改革，这一系列的改革，加之吉林省政府与地方政府的配合与重视，促进了吉林省新式教育的发展。
一、稳中求进的初等教育
《学校管理规程》《学生学业成绩考查规程》《学校制服规程》等诸多法规和制度，都是由教育部在民国初年颁布并实施的。有了规定之后，吉林省的初等教育便由此落实和发展。在学科设置上，增设了女生的课程——缝纫。设置了农业科，使教育更加贴近生活，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学生“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情况。民国十八年（1926年）教育部又重新确定了小学课程为：党文、自然、体育、国语等九门学科。以上法规与措施推行之后，使得吉林省初等教育发展势头良好。1913年，吉林省总计有473所初等教育学校，18688名学生。其中初等小学以城镇乡立居多共298所，而高等小学则以县立居多达13所。此时高等小学校并无私立。从1913年开始至1916年，初等教育学校在吉林省稳步增长。1916年，吉林省总计有1054所初等教育学校，49200名学生。1927年，吉林省总计有1666所初等教育学校，111769名学生。其中新增加幼稚园（1所）和完全小學校（8所）这两个学校种类，新式初等教育在吉林地区发展更加完善，1927年共有学校1671所，学生111728名，与最初1913年的学校345所，学生13142名相较学校数量增加了近3.5倍，学生数量更是增加了近6倍。新式小学校在吉林省增速明显，稳中求进。学生队伍不断壮大，学生接受教育的年龄范围不断扩大，学校种类不断增多，进一步看出吉林省的初等教育的持久发展。
二、生机勃勃的中等教育
随着教育改革的进行，在初等教育发展的同时，中等教育发展也并不逊色，仍以1913年为例，1913年吉林省总计有18所新式中等教育学校，1957名学生。其中以省立的中等学校学生居多，共有1238人。到1927年，新兴的中等教育学校便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
以下是吉林省在1923年至1927年除1924年的四年间吉林省中等教育发展情况，1923年吉林省有学校21所，学生3008人，教师203人；1925年间学校数量增加了7所变为28所，学生增加了350人达到3350人，相应的教师数量也有所增加达到216人；1926年吉林省学校31所，学生3987人，教师249人；至1927年吉林省学校增至48所，学生发展到5597人，教师队伍达到384人。无论是学校、学生还是教师数量都有明显增加。尤其1927年中等教育迅猛发展，发展速度几乎是1913年的3倍，由此看出吉林省的中等教育飞速发展。
三、坎坷中求发展的高等教育
民国初年吉林省高等学校少之又少，仅有法政专门学校1所。法政专门学校成立于1906年，仅有法律预科、法律别科和政治科三门学科。每科各有1个班，而三个班加起来只有学生196人.此后再无较大发展。1929年，吉林大学成立。吉林大学得以成立，其路充满曲折。1920年，吉林省有识乡绅向省教育厅请愿成立东三省大学，并将其建在长春。就在筹备东北大学建立之时，吉林乡绅又申请将吉林省法政专门学校改成吉林大学，但省教育部门并未批准。在经过一年的筹备后，东北大学正式建立，使得吉林省内对成立吉林大学的呼声日益高涨。1927年，吉林省高等学校、师范类中学联合请求吉林省教育部门要求筹办吉林大学，但当时政府经费有限，无力承担兴建大学之任。1929年，为筹建吉林大学召开了省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会上通过了建立吉林大学的议案，并拟定校址。吉林大学设文学、理学、工学、法学4院，并下设多个系。学生在各院系读满4年成绩合格者便可毕业，并且暂设预科，预科三年毕业。吉林大学于同年五月开始招生。东北大学尤其是吉林大学的创办证明了吉林省新式教育飞速长足稳定的发展。
吉林省新式教育的发展，于国于民都是百利而无一害的。民国时期的新式教育形成了兼容并包的局势，既兼容了古老却又质朴的民初之风和大气磅礴的“五四”之魂，又包含了一大批民国学者的气度、学问、胆识和情味。因此，今日中国之教育其路漫漫而修远，应继续“上下而求索”。
参考文献：
[1 ]王鸿宾，向南，孙孝恩主.东北教育通史 [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
[2 ]孙乃民.吉林通史 [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
作者：林立梅
新式教育发展论文 篇3：
辛亥革命与湖北教育的转型
摘要：清末民初，在优越的地理条件、经济基础以及对于新式教育人才迫切需求等多种因素的推动下，湖北地区的新式教育得到快速发展，并在国内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辛亥革命后，师范教育越发受到重视，为了解决日益突出的教育转型与新式教育资源匮乏之间的矛盾，民国政府在改革学制的同时，在国内重点兴建了六所高等师范学校，以培养新式教育人才。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凭借湖北地区良好的教育基础，锐意改革，成为当时国内高等师范教育的典范，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知名的新式教育人才。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同其它学校一起，为近代中国的教育转型以及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键词：辛亥革命；教育转型；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1.02.026
从晚清到民国，这是近代中国教育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时期。而辛亥革命不仅是这一过渡期内的重要转折点，更是近代中国教育实现转型的重要推动力。作为首义之地湖北地区的教育，在这种推动力的影响下，积极向着现代化的方向迈进。以此时湖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高等学府——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为切入点，探究了晚清至民国初期湖北地区的教育状况，以及教育转型所留下的痕迹，剖析了辛亥革命对湖北教育带来的深远影响。
一、辛亥革命前后教育转型的动因
近代以降，湖北地区的现代化进程，相较上海、广州等沿海发达地区而言，稍有迟缓。但不可否认的是，湖北地区的教育传统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时期，楚国就与宋、鲁两国并列为全国三大文化教育中心。而随着洋务运动在湖北地区的蓬勃开展，本地区的教育也再次迅速发展起来。在张之洞的大力倡导下，自强学堂等一批初具现代化规模的新式学校得以创办，并培养出一批新式人才，这在国内教育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为湖北地区的教育能够在近代中国的发展进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近代湖北地区的教育，之所以能够得到快速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得益于湖北地区所具备的优良的自然及经济条件。湖北地处华中要冲，地势平坦，江湖密布，气候温和，从而构成了一套完整密布的水系。武汉地处长江、汉水交汇之地，自古便有“九省通衢”及“千湖之省”的称谓。加之该地区物产丰富，是我国著名的鱼米之乡，经济条件优越。而汉口在清初便成为中国“四大名镇”之一，成为华中地区的贸易中心。清末卢漢铁路的竣工和粤汉铁路的部分建成也使得武汉水陆交通并举，为武汉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特殊的区位优势使得四方的经济、文化在武汉地区交汇、融合、碰撞，不仅使武汉成为文化教育的重镇，造就了荆楚大地“惟楚有才”之美誉，更对整个湖北教育的现代化转型产生了巨大的辐射作用。对此，张之洞曾赞誉道：“湖北地处上游，南北冲要，汉口、宜昌均为通商口岸，洋务日繁，动关大局，造就人才，似不可缓。”[1]
其次，国内局势的急剧变化，为近代以来湖北地区的教育转型提供了思想前提。19世纪中叶以来，外国势力借助其坚船利炮闯入了中国。伴随着人民的屈辱和痛苦，统治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制度开始逐渐瓦解，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也渐渐解体。在地处东西枢纽及南北要冲的湖北，这种痛苦体现得尤为显著。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汉口开埠，并于1862年设立江汉关。随后，湖北的沿江城镇宜昌（1877年）、沙市（1896年）相继被迫开放。外国的工矿企业、洋行、学校、医院遍布武汉三镇。至辛亥革命前，外国在汉工厂达40多家，洋行130多家，银行也不下10家[2]338。在外国势力不断的渗透和控制下，湖北地区的封建自然经济逐步瓦解，而由其支撑的封建教育体制日益受到现实的冲击，湖北地区有识之士的思想被这种社会巨变深深地触动，张之洞深感“国势之强弱在人才，人才之消长在学校；环球各国竞长争雄，莫不以教育为兴邦之急务”[3]。以此，新式教育呼之欲出。
再次，清末洋务运动在湖北地区的兴起，为湖北的教育转型提供了有力的经济基础。以张之洞为首的洋务派官员受到国耻刺激，卓有成效地在湖北实行改革，建立起一系列的近代工矿企业，先后有汉阳炼铁厂（1890年）、湖北枪炮厂（1890年）、湖北织布局（1893年）、湖北纺纱官局（1897年）、湖北制麻局（1906年）在汉设立，为湖北的近代工业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工矿业的发展带来了商业和贸易的发展。从1882至1891年，汉口贸易收入为358 000 000海关两，1892—1901年进出口贸易总值为494 076 939海关两，比上一个10年差不多增长了40%[2]352-353。
通过洋务运动带来的一系列经济上的变化，为湖北的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这其中的教育转型更是从经济的现代化过程中受益良多。据统计，清末湖北教育经费为：1905年白银128万余两，1907年204万余两，1910年188万余两。湖北省的教育经费，连续数年在全国23个行省中位居前列。
进一步而言，湖北地区的教育之所以能够跟上时代步伐，艰难地进行着转型，除了以上所述三点基本原因外，更有现实的因素掺杂其中。首先，是工商业发展的巨大需求。一批近代工业的兴起，需要大量的新式实用人才。张之洞认为：“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所以，他立志“以兴学为求才治国之首务”[4]。湖北自强学堂（现武汉大学的前身）的建立就是要培养急需人才，为湖北的现代化服务。其次，列强的侵略也深深刺痛了湖北人，在洋务运动中，许多涉及核心的技术和管理岗位，必须请外国人担任，机器、原料等也大量来自海外，外商的任意欺负和宰割深深刺激了国人的心理。教育，特别是新式教育，涉及技术、外语等显得异常急需，因此，在这种需求中，湖北新式教育迅速崛起。再次，传统的教育已远远无法满足湖北经济发展的需要。传统四书五经的教育只是培养忠心于封建社会的仆从，严重脱离了生产和生活实际。新式教育产生之前，湖北省仅有78所官立学校，教学内容为儒学，仅应付科举考试。新式学堂的开设，逐渐代替了这些老式官学，为本地区教育的转型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综上可见，湖北地区，尤其是武汉，依靠优质的教育资源，令其成为中央政府设置高等学府的首选地之一。于是，北洋政府于1913年7月开始筹备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11月正式开学。这所学校成为湖北地区众多高等院校中的佼佼者，其教育思想和教学质量均在全国名列前茅。以上足可见湖北在全国教育的重要地位。
二、转型过程中现代化教育理念确立
清末民初，为了适应社会转型时期的需要，对于现行的教育体制进行了数次改革，改革期间所颁布的一系列教育法规中，对于各级学堂的培养宗旨加以严格区分。出于现实需求的考虑，所设学堂主要致力于专业人才的培养，培养的是能够和西方列强打交道的人才，而非以往那种熟读经书却不谙世事变化的呆板书生。当国人呼喊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且将目光聚焦于强国救民之时，更多地把重心放在了外语、工业技术及军事等专门人才的培养上。表面上看，为了尽可能又快又多地培养适应现实需求的专门人才，政府将教育的重心放在大学及各类专门学校上，师范教育只能位居次席，仅被视为其他教育如大学教育和专门教育的补充。例如清末“癸卯学制”中将大学堂的任务规定为“设大学堂，令高等学堂毕业者入焉；并于此学堂内设通儒院，令大学堂毕业者入焉，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大学堂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通儒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2]。相较之下，“设优级师范学堂，令初级师范学堂毕业生及普通中学毕业生均入焉，以造就初级师范学堂及中学堂之教员、管理员为宗旨”[5]。但实际上，作为各类教育之基础，以及近代教育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师范教育，尤其是高等师范教育，必然要担负起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绝不会仅仅作为一种补充式教育而存在。
既然优级师范学堂是为造就中学堂之教员而设立，即是说，高等师范学校已经不同于传统教育，而是为各类新式中学堂进行新式教育人才储备的场所。而“设普通中学堂，令高等小学毕业者入焉，以施较深之普通教育，俾毕业后不仕者从事于各项实业，进取者升入各高等专门学堂均有根柢为宗旨，以实业日多，国力增长，即不习专门者亦不至暗陋偏谬为成效”[6]。可见，高等师范教育承担着由中学教育向大学教育过渡的重任，一旦中学教育产生问题，大学专门教育必受牵连，甚至国家教育的现代化进程也会受到严重影响。由于当时国内对于教育转型的准备严重不足，新式教育人才奇缺，如何做好师范教育，培养合格的新式教育人才，直接关乎专门人才培养的成败，并会对教育的现代化进程产生巨大影响，这是清政府不得不直接面对的一项重大难题。不仅要培养优秀的专门人才，更要培养优秀的教育人才，否则前者只能成为空中楼阁式的幻想。因而，建设体制完备的高等师范教育，不仅是时代之急需，也是未来之诉求。
而辛亥革命的爆发，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受此影响，教育转型也加快了速度。民国肇始，政府就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北洋政府在清末颁行的“癸卯学制”的基础上，对教育体制进行了适时调整，制定并修订了一套新的学制，即“壬子癸丑学制”，在颁布新的教育法规时，对于大学教育和高等师范教育的教育宗旨，又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7]。“高等师范学校以造就中学校、师范学校教员为目的”[8]。“中学校以完足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国民为宗旨”[9] 。
历经清末教育改革的艰难探索，至此，各界已对高等师范教育的地位及作用产生了比较明确的认知。在一个现代化教育体制落后和新式教育理念匮乏的大国，要实现教育的迎头赶上，顺利地实现新旧教育的转型，进而走上教育的现代化进程，从而推动国家的富强，不能单纯依靠高层次的专门性教育，而必须从基础教育着手。这其中，高等师范教育又是重中之重，它不仅是一切教育的基础，也是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的纽带，一旦这一环节出现重大问题，整个国家的教育体系都会随之产生不良的后果。有鉴于此，国民政府开始着手建立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以便培养适应社会转型时期的教育人才，为近代中国现代化的起飞储备优秀的专门人才。
反观湖北地区，对于师范教育的重视由来已久。清末之时，随着各类新式学堂的开办，师资问题日益突出，许多学校无法开齐学生急需的新式课程，就连教学条件较好的两湖书院虽将算学、经济学排上课程表，但长期无人讲授。当局认识到师范学堂为“各项学堂之本源”，十分重视师范教育。因此，师范教育不再是各项学堂的补充，而是根本。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师范教育成为20世纪初湖北兴学的热点。1902年创立的武昌师范学堂为中国第一所官办师范学校。1902至辛亥革命前夕，湖北地区办师范学堂共计40余所，约1 500余人走上教师岗位。此后，湖北地区的师范教育重在发展中等师范学校，至1914年，全省共有中等师范学校7所，学生458人[10]。至此，湖北地区的师范教育无疑已经走在全国前列。出于良好的教育传统，以及相对优越的经济基础，武汉也成为之后国民政府设立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的最佳选地。
辛亥革命之后，师范学校的建设更加受到重视。为了统一筹划高等师范学校的设置，北洋政府教育部将全国划分为六大师范区。按六大区设置6所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即：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沈阳高等师范学校、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四川高等师范学校、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这其中，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实力和地位上可谓并驾齐驱，无论在课程设置还是教育思想方面，均成为师范教育中的领军者。
三、转型过程中教育培养机制的逐渐完善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对于教育是非常重视的，在政权建立之初，连续颁布了《教育部公布大学令》、《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等数项法令，已回复并建设新式教育，培养实用人才。在辛亥革命革新之风气以及民国新颁教育法规的影响下，湖北地区的教育，特别是高等师范教育在各方面逐步进行着由旧到新的转型。相较清末时期，民国初年教育培养机制逐渐完善，主要表现在课程的设置、学制的设定、教育思想三个方面。
（一）课程设置的变化
高等师范教育的课程在清末时期与民国初期是有所不同的。见表1。
由此表1可见，在高等师范学校的课程门类上，民国取消了群经源流课，增加了图画、乐歌课。音乐是容易融入学生精神情感的课程，清末《癸卯学制》未将其列入课程，主要是因为当时流行的新乐歌多为抒发个性自由和唤起革命情感的内容，不能与清政府的“中体西用”思想合拍，因此被“暂缺”。在课程名称上，中国文学改为国文，算学改为数学；即使清末的“人伦道德”和民初的“伦理学”这样名目相似的课程，实际内容也大为不同。清末的“人伦道德”讲授的是些“《学记》、《大戴礼•保傅篇》、《荀子•劝学篇》”等渗透封建主义精神的内容，而民初的“伦理学”讲授的是国民对国家、社会、家庭以及人类的责任等反映资产阶级伦理学说和道德观念的内容。以武昌高师为例，1922年李汉文教授担任该校的历史社会学教授时，第一个在我国的高等院校开设了“唯物史观”的课程，并编写了《唯物史观》教材。他用极其通俗浅显的语言，讲授了人类发展史，综论各种哲学流派，阐明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民国初年，师范教育的课程设置又有了新的改变。见表2。
由此表2可知，高师课程结构体现了师范教育专业化的要求。民国初年教育部规定，高师本科从清末的四部增加为国文部、英语部、历史地理部、数学物理部、物理化学部、博物部六部。各部共修的科目为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英语、体操5门，分习的专业科目7门左右。例如，国文部分习的专业科目有国文及国文学、历史、哲学、美学、言语学等；英语部分习的专业科目有英语及英文学、国文及国文学、历史、哲学、美学、言语学等；历史地理部分习的专业科目有历史、地理、法制、经济、国文、考古学、人类学等；数学物理部分习的专业科目有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气象学、国画、手工等；物理化学部分习的专业科目有物理学、化学、数学、天文学、气象学、图画、手工等；博物部分习的专业科目有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及卫生学、矿物及地质学、农学、化学、图画等。另外，各部可以加授世界语、德语、乐歌为随意科，英语部可加授法语。教育学科课程包括教育学、心理学、教育史、学校卫生、教育法令，使教育专业化要求得到了较好的体现。而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由于“预科一年期满，未奉饬准增给经费，当即秉承部示减少部数，只开英语、史地、数理、博物四部，将原招预科各生分入肄业”[11]。在课程的安排上，课程整齐周密，课时减少。不仅预科的学科人人必须学习，就是本科各部的课程，除极少数随意科目外，也都是学生所必修的。以本科历史地理部为例，民初开设课程有：伦理学、心理学及教育学、历史、地理、法制经济、国文、英语、考古学人类学、体操等9门。与清末分类科的史地类相比，增设了考古学、人类学、体操，取消了经学大义等封建伦理課程，课程较过去相比虽然门类相同，但每周授课从清末的36小时减为28至29小时，减少地7至8小时。这些改革，不仅能使学生学到较充实和系统的先进科学知识，而且减轻了学习负担，使师范生有了一定的课余活动与课外阅读时间，对学生的全面发展十分有利。
民初的高等师范课程设置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这一统一性当然含有中国传统教育大一统因素的影响，但更主要的原因却是由于民初的政府对高等师范教育特殊性的强调。民国初年，教育部明确指出：“高等师范学校为培成中等教员之机关，不可不出以慎重。”由此，教育部确定了“高等师范学校之设置采集中主义”的方针。从学校的设立到教学科目的安排概由国家统筹安排。可见，正是由于对中等师资培养特殊性的强调，而导致国家对高等师范课程的强行规定。民初对高师课程安排的强硬性也体现了其特殊性。当时学校没有课程设置的自主权，学生也没有依个人兴趣爱好而选修课程的余地。学校课程的主体是必修课。虽然在各类各部也列有l至2门课程的随意科，但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选修课，只不过是可修可不修的课程；而且周学时每年都为36学时，学生基本没有自由支配的时间。这一特点体现了国家对中等师资培养的高度控制。教育理论课程的安排更是高等师范课程的特色所在。
此外，光有广博的文化知识和深厚的专业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具有教育科学的素养。民国高等师范课程设置在这一问题上也有较好的做法。如民初的高等师范学校在本科教育中开设了教育学和心理学，其内容包括了心理学、教育学、教育史、教授法、学校卫生、教育法令等课程，并分布于本科的各学年中。北平师范大学的教育课程则包含了教育概论、教育心理、教学法、中等教育、教育史、教育行政、儿童及青年心理、参观和教学实习等内容，共占34个学分。《师范学院规程》则规定了教育概论、教育心理、中等教育和普通教学法4门课程，共占22个学分，分布在前三年中开设。这样的安排思路突出了师范教育的特色，使各学科的师范生都能较全面地了解教育理论，在学习过程中始终能受到教育理论的熏陶。此外，教师基本技能的训练也是高等师范课程的特殊性体现。《师范学院规程》中规定教学实习占16个学分，其特殊性于此可见一斑。这些充分体现出了民初师范教育的转轨轨迹。
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当时的师范教育除心理学、教育学以外，没有研究各科教材教法的科目，不利于师范生的学科教学专业训练。而且教学实习完全置于最后一个学期，理论与实践不容易相联系。这是其不足的地方。
这一时期的课程设置主要是效法日本的模式，正如《现代师范学制的流弊及其改革法》一文中所言：“我国高师的规程和课程标准，在民国二年春间颁布。所定年限、分部、科目和日本的高师也大致相同。日本定预科一年、本科三年，分本科为国汉文部、英语部、地理历史部、数物化学部、博物部。合诸我国，很有如影随形的样子。”[12]政府在制定教育法规时的这种效法，虽引来不少质疑，但是在辛亥革命后那段百废待兴的特殊时期内，其积极作用还是值得肯定的。
（二）学制的变化
辛亥革命后，出于各方面考虑，国民政府还是比较重视师范教育的。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制定《壬子癸丑学制》到1922年新学制颁布期间，是高等师范教育蓬勃发展的一段时期。1912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就任临时大总统，开始对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进行改革。1912年3月19日，孙中山令教育部通电各省，将优级师范、初级师范学堂改称为学校，与高等学校、专门学校一并开学。文中指出：“顾欲兴办中小学校，非养成多数教员不可；欲养成多数中小学教员，非多设初级优级师范学校不可……此时注重师范，既能消纳中学以上之学生，复可隐植将来教育之根本，是真当务之急者。”[13]民国政府教育部1912年9月29日颁布的《师范教育令》，1913年2月24日颁布的《高等师范学校规程》，1913年3月27日颁布的《高等师范学校课程标准》等文献，对师范院校学生的修业年限及课程设置等作了新的规定，初步确立了我国师范教育制度。
这种教育制度一直持续到1922年全国教育联合会颁布《学校系统改革令》，即“壬戌学制”，通称“新学制”。这标志着我国近代教育，包括高等师范教育，由“日本模式”向“美国模式”的转变。
“新学制”第22条附注：“依旧制设立的高等师范学校应于相当时期内提高程度，招收高级中学毕业生，修业年限四年，称为师范大学”[14]。依据原学制，高等师范学校预科一年，本科三年；大学预科三年，本科三至四年。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较之普通大学少了两至三年的学习期。而新学制颁布后，师范大学与一般大学程度相等了。也就在“新学制”颁布后不久的1923年，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更名为武昌师范大学而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
（三）教育思想的確立
清末时期，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至辛亥革命前期，教育的主导思想是“经世致用”，从当时各学堂的课程安排来看，不难看出，作为中国大学的雏形，清末的学堂目的是培养社会上急需的能够和西方列强打交道的外语、军事、工科人才。因此在教育思想上，逐步由对传统伦理道德的重视转向现代技术上，教学内容更加实际。而民初以来，则更将师范教育列入了战略性的发展当中，不仅仅限于临时的补充。师范教育逐渐显现出其特殊性。
另一方面，民国时期，师范教育的发展也出现了一段时间的反复与曲折。由于高等师范教育与普通大学专业相同，课程名相同，特别是在“五四”运动后出现一种思潮，提倡课程设置的灵活性，提出将高等师范学校并入普通大学的范畴，忽视了师范教育的独特性，使得师范性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也引起了许多教育家的反思。阮真著文指出：“中国国文科的师资训练，自停办高等师范以后，几乎完全没有标准了。”[15]陆殿扬认为：“由于高等师范制度的取消，造成了中学英语科真正合格教员缺少的状况。”[16]教育界经过反思终于达成共识——“学者并非良师”。经过一番曲折探索，师范教育此后重回正轨。
四、结 语
近代高等师范教育为我国的现代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以各高等师范学校的建立而确立起的近代师范教育，不仅为中国教师队伍的建立提供了强大的生力军，而且在社会的方方面面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20世纪20年代湖北兴起的平民教育浪潮中，湖北武昌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与武汉学生联合会、汉口青年会等联手办起贫民夜校，从事贫民教育事业，并参与组织了湖北贫民教育社，这一组织一直致力于唤醒广大民众的觉醒和觉悟。尤其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其成员施洋、包惠僧和李书渠等人同时作为贫民教育社的组织者和参与者，通过贫民教育社，向广大的无产阶级灌输马克思主义，并成功发动社员参与了党领导的湖北反帝大联盟，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12年中华民国的诞生，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开辟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相对而言，在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到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的十余年间，是中国文化界生态环境最宽松，思想最解放，教育改革最活跃的时期[17]。当我们循着历史的足迹，回首这段历史时期教育改革的艰难历程，无论是清末的一座座学堂的设立，还是民初的高等学校的崛起，我们都可以清晰地看出，教育的兴起和当地经济的发展需求，与当地领导者的领导力和领导思想有着莫大的关系，这也使我们明了前人是经过了怎样的奋斗才使得湖北教育长盛不衰，并惠及当代的。今日湖北教育在全国的领先地位与这段历史不是没有关联的。同时，这段历史对当今的教育改革也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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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文 格）
Xinhai Revolution and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in Hubei
WANG Fei-lin1, SHENG Lei2
(1.Commission of Youth League,Party School of Wuhan Municipal Committee of CPC,Wuhan 430023;
2.School of Historical Studies,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Hubei,China)
Key words：Xinhai Revolution;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the National Wuchang Higher Normal College
作者：王飞麟 盛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