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绿色消费的障碍分析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摘要]文章通过对浙江省能源资源、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统计数据的系统分析，提出了依靠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的双重优化、调整，节能减排技术、管理水平的运用、提升，以提高全社会的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物排放，进而实现浙江经济—能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思路，从而促使“线性的、数量驱动”的经济社会节能减排向“非线性的、全方位质量驱动”的方向发展。
绿色消费的障碍分析论文 篇1：
全球价值链视角的武汉城市圈产业体系构建
摘要 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分析武汉城市圈产业体系构建,提出发展低碳经济是城市圈融入更大区域乃至全球价值链,不断朝着全球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攀升,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强大的竞争力的途径。在文中,通过湖北近20年来的能源消耗情况计算出碳排放量,据此发现城市圈碳轨迹,并提出构建产业体系的策略。武汉城市圈近中期应该把提高能效和碳生产率作为核心,不断降低能源消费强度和碳排放强度,努力减少CO2的排放的增长率,实现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逐步脱钩。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途径。因此,城市圈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低碳经济,工业结构升级调整任务迫切。同时,进行有利于碳减排交易的机制体制创新;进行有利于EET(能源环保)产业发展的机制创新;进行有利于推动EMC(能源合同管理)模式的机制体制创新;进行有利于科技创新的机制体制创新。
关键词 全球价值链;武汉城市圈;产业体系;低碳经济
2007年12月,国家批准武汉城市圈为“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改革开发30年来湖北武汉发展面临的最大一次历史机遇,武汉城市圈由此进入全国新一轮改革试验的最前沿,进入探索新的产业发展的最前沿。低碳经济是发达国家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而提出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它强调以较少的温室气体排放获得较大的经济产出。从长远来看,低碳经济与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的发展目标是一致的[1]。低碳经济倡导以较少的温室气体排放实现经济发展目标,强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从技术经济特征看,低碳经济在实质上是提高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这一技术经济特性与武汉城市圈建设“两型社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降低污染排放等做法是一致的。因此,武汉城市圈应以建设“两型”为契机,发展低碳产业,加快产业升级和产品、产业结构调整,改善不合理的能源结构,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效率。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城市圈应把低碳发展作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内容,并将发展低碳经济作为走低碳之路的重要载体,纳入可持续工业化和可持续城镇化的具体实践中。
1 全球价值链(GVC)的视角
全球价值链是从全球的视角来研究产业链条的空间配置,从全球价值链各个价值环节的等级体系来看,任何一个地方产业集群的发展战略只有一个选择,即不断朝着全球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不断攀升,而这种攀升的结果就是需要自愿或被动地不断将不适合已经改变了的地方发展环境的原有价值环节从地方产业集群中分离出去。这实际上,一方面是地方产业集群沿着全球价值链不断升级发展的一种表现;另一方面,也是随着时间推移不同等级价值环节的空间分化和再构的一个过程[2]。产业集群的发展也必须与全球价值链或全球市场的大背景相结合,只有融入更大区域乃至全球价值链,不断朝着全球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攀升,产业集群才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强大的竞争力[3]。在新型国际分工格局下,一个国家或地区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将主要表现为产业链条或产品工序所处地位及增值能力的提升上。[4]无论同一产业内水平型分工,还是同一产品内不同工序或零部件的垂直型分工,都以产业链的分工为特征。
低碳能源技术种类繁多,但大致都可以归结为这几个方面:提升能效技术、节能技术、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技术、温室气体减排技术等[5]。现在全球已经有50多家金融机构投资13亿美元进行低碳技术开发,以期在低碳经济方面占领技术制高点。这些低碳技术广泛涉及石油、化工、电力、交通、建筑、冶金等多个领域。涵盖内容有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和煤层气的高附加值转化、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开发、传统技术的节能改造、二氧化碳的捕集和封存等。随着低碳技术的突破,能源产业的价值链分布可能会发生变化,那就是价值可能分布在高技术产业领域,向最掌握低碳经济核心技术的环节和链条倾斜,而非目前向资源型企业倾斜。当今全球经济日益复杂多变,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裁也越来越隐蔽,如今一场以新能源革命和低碳经济为主题的绿色浪潮正在席卷全球,低碳经济和新能源战略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占领新的国际市场竞争制高点、主导全球价值链的新王牌。我国传统的出口产品是高能耗类的,现在要更关注出口商品的转型,否则中国经济中的结构问题就无法解决,也将会越来越多受到“碳关税”之类的压力。如果武汉城市圈无法向价值链的高端攀升,而是继续沿用高消耗的粗放发展模式从事低附加值的环节,那么就不可能有更广泛的市场和增长空间。
“两型社会”的建设,取决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把节能减排落实到实处,这是建设“两型社会”的一个必须的起点,也只有这样才真正走向新型工业化。但以现有方式进行节能减排,任务仍很艰苦。现有的节能减排方式一是对高消耗、高污染的小企业进行关闭,二是对污染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特别是增加后处理措施如尾气回归,废气净化、废渣利用等。但是武汉城市圈是包括武汉在内的其他一些城市都是湖北的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偏重,不可能关闭所有的高耗能、高污染企业,而对污染企业改造所需的投入又偏大,难堪重负。有数据表明,2007年1-9月,由于结构运行惯性,湖北“两高”行业投资仍然较大,仅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就达114.3亿元。如果在现有结构上搞“节能减排”。不论措施如何得力,到“十一五”末期,总的“三废”排放量在现有总量上还会增加20%,到“十二五”期间可能更严重。因此应改变现有的减排方式,进行工业结构升级以降低碳的排放量,从而实现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
冯碧梅等:全球价值链视角的武汉城市圈产业体系构建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年第3期2 低碳产业发展的先进经验借鉴
发达国家在低碳产业发展、低碳技术研发等方面先行一步。欧盟大幅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和化石能源消费量。欧盟各国积极响应,如英国开征气候变化税、实施可再生能源配额政策,争取在“减排量分担协议”之外,再减排4.5%;法国考虑增设CO2排放税,大幅度增加核能、风能及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比例,大力发展高速铁路,冻结高速公路建设;瑞典大力推行“环保车计划”;德国将环保技术产业确定为新的主导产业重点培育,计划在2020年赶超传统的汽车及机械制造业,成为第一大产业。丹麦则在全球率先建成了绿色能源模式,成为了世界低碳经济发展典范——石油和煤消费量减少了36%,天然气消费比重达到20%,可再生能源和风能比重超过35%,在过去30年中GDP增长160%,而总能耗仅有微小增加,同期CO2排放量则减少约17%,形成了由政府、企业、科研、市场关联、互动的绿色能源技术开发社会支撑体系。日本加快开发可再生能源和清洁技术。日本化石资源严重短缺,多年来一直积极开发太阳能、风能、潮汐能、水能、地热能、核能和生物质能。
张家口市积极淘汰电力、造纸、钢铁、建材等高耗能、高污染行业落后产能,在项目准入方面,严把审批关口,提高准入门槛,不再上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项目。从制度上鼓励节能减排,严格实施新增项目能耗审核制度和能源审计制度。对完成节能目标任务的企业,按其能耗在全区能耗总量所占比重进行重奖;对不能完成目标任务的企业进行重罚。河北省保定市已集聚新能源企业近200家,依靠知名龙头企业,初步建成光伏、风电、输变电、储电、节电、电力自动化六大产业体系。此外,北京环境能源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和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也已相继成立,更多类似的碳交易平台也在紧张筹备中。江西、湖北、山东等地还在积极谋划组建低碳集团公司,建立低碳经济区。
3 对武汉城市圈碳排放的测算
3.1 碳排放的测算方法
碳排放量的基本公式[6]为:
C=∑iCi=∑iEiE×CiEi×EY×YP×P(1)
式中,C为碳排放量;Ci为i种能源的碳排放量;E为一次能源的消费量;Ei为i种能源的消费量;Y为国内生产总值(GDP);P为人口。
CO2排放可分为自然排放和人工排放,人工排放是由于人类活动引起的CO2排 放,主要包括化石燃料消耗、生物质燃烧等,其中化石燃料消耗所排放的CO2占95%以上。由于本研究主要是工业行业的碳排放,所以以化石燃料消耗为主要碳源,工业行业碳排放估算公式为:
Et=δfEf+δmEm+δnEn(2)
其中:Et为碳排放量;Ef为煤炭消耗量;δf为煤炭消耗的碳排放转换系数;Em为石油消耗量,δm为石油消耗的碳排放转换系数;En为天然气消耗量,δn为天然气消耗的碳排放转换系数[7]。由于城市圈内数据不全,所以以湖北省的数据代替。
这里采用的计算公式主要参考了徐国泉等人提出并改进的碳排放量分解模型中的算法,由于该公式的算法已经得到认可,因此采用该公式计算得到的碳排放量是可靠的[8]。通过查阅有关文献,收集有关能源消耗的碳排放系数并进行比较计算,最终取平均值确定为各能源消耗碳排放系数[9](表2)。
3.2 碳排放测算数据来源及结果
根据《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数据汇编》、《中国能源年鉴》、《中国统计年鉴》(1989-2009)数据测算湖北省近20年来碳排放量(表3)。
从时间层面来看,湖北省碳排放量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其中,全国的年均增长率为6.35%,湖北省年均增长率为6.64%。此外,湖北省碳排放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1988-1990年是缓慢增长阶段,1990-2001年是较快增长阶段,2001-2006年为快速增长阶段,2007-2008年为减缓阶段。
4 武汉城市圈低碳产业体系构建
产业的全球价值链,穿透、跨越国家和区域的边界,在不同规制限定和不同区域社会文化条件的影响下,把彼此分工与协作的地方产业网络整合起来,形成一种“非连续性”的地域空间经济结构。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武汉城市圈只有面对全球挑战,不断调整发展战略、不断创新,并持续升级,才能在全球经济中获益。特别是很多发展中国
家的企业集群,它们在全球价值链中停留于价值实现的低端环节,创造价值能力有限,留住价值能力薄弱,同时在全球产业联系中处于受支配地位,被动地跟随名目繁多的国际产业标准。这些企业集群在低成本优势消失之后,单纯的价格竞争使它们很难在全球市场上长久立足,更谈不上从全球产业联系中获益。因此,对于处于中国中部武汉城市圈的产业来说,近中期应该把提高能效和碳生产率作为核心,不断降低能源消费强度和碳排放强度,努力减少CO2的排放的增长率,实现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逐步脱钩。
为了发展低碳产业,以便更好地嵌入全球价值链,武汉城市圈综合改革试验区,其名称围绕“两型社会”应转变发展观念,应设计出各种生态友好的政策,并借助强大的制度能力把它们推行下去,才能真正形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产业结构与发展方式,引导可持续消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资源节约、环境保护方面,武汉市及周边部分城市属于老工业基地,产业机构偏重型化,经济增长方式较粗放,能耗较高,排污压力较大,节能减排的任务重。所以,应重点改革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管理体制。
4.1 进行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机制体制创新
发展具有低碳特征的产业,建立限制高碳产业的市场准入的机制体制。目前武汉城市圈三次产业结构尚不合理。经济增长仍依赖于第二产业,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发展对整个区域经济仍旧起着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作为低能耗的第三产业比重尚发展不够。当前武汉城市圈要瞄准低碳能源和低碳能源技术,积极开展研究开发和示范工作。一方面依托现有最佳实用技术,淘汰落后技术,推动产业升级,实现技术进步与效率改善;另一方面大力推动相关技术创新,包括碳捕获和碳封存技术、替代技术、减量化技术、再利用技术、资源化技术、能源利用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绿色消费技术、生态恢复技术等,通过理论、原理、方法、评价指标等方面的创新,寻求技术突破,以更大限度提高资源生产率及能源利用率。
在工业结构方面,轻、重工业比例失调,重工业比重过高。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途径。因此,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低碳经济,工业结构升级调整任务迫切。要建立产业分工引导机制,制定和实施城市圈产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流动指南,组建城市圈产业发展基金、工业担保公司,引导投资方向;建立产业转移的利益共享和补偿机制;综合运用财税、土地、信贷等政策,建立发展“两型”产业的激励约束机制,构建中西部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集聚区和产业高地。要办好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现代服务业聚集区、文化产业集群,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
4.2 进行有利于碳减排交易的机制体制创新
碳减排交易是一些低碳排放量者向碳排放量配额不足者出售自己的配额,以降低高碳排放量者的减排成本,做到节能减排。是推行环境资源有偿使用的重大举措,其通过市场机制,使开发、利用、污染、破坏环境资源的生产者、消费者承担相应的经济代价,从而将环境成本纳入各级经济分析和决策过程,促使开发、利用、污染、破坏环境资源者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更加有利于环境资源的生产、经营和消费方式。
2009年3月,以推行环境资源有偿使用和交易的华中地区第一家环境资源交易机构——湖北环境资源交易所在武汉建成。根据规定,全省企业初始排放权将以2008年10月为分割点,在此之前已经存在的建设项目,各地方环保部门将无偿分配排污权,企业不用另外付费。在此之后,由国家和省环保部门审批的建设项目,有需要新增的污染物排放量,将实施有偿分配。各企业获得污染物排放指标后,若超标排放则需要购进相应指标的“排污权”,若通过清洁生产或污染深度治理减少排污后,即可将其节余的排放指标进行转让,出售给其他企业获取市场收益,也可以自行储备。
4.3 进行有利于EET(能源环保)产业发展的机制创新新能源与环保技术(Energy and Environment Technology,简称EET)产业正在成为全球产业发展的热点。武汉城市圈发展EET产业,顺应了全球产业发展趋势和新能源技术革命的潮流,切中了湖北乃至国家中长期发展面临的能源紧缺这一要害问题,能为“两型”社会建设和全国的节能减排环境保护提供强有力的产业及技术支撑;同时,又能有效发挥湖北的科教优势,引导海内外EET产业的创新资源向湖北武汉集中。
大力发展新能源与环保产业,是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技术和产业基础,是推动发展方式转型的核心。重点依托青山环保产业基地,突破性地发展以生物质能、太阳能光伏、半导体照明、风力发电、节能装备、电力环保、水环保、循环经济等为重点的EET产业,培养一批大中型企业,力争用3到5年的时间,使新能源与环保产业发展成为新的支柱产业。要加大财政、税收政策扶持力度,运用资本市场,支持EET产业发展。
4.4 进行有利于推动EMC(能源合同管理)模式的机制体制创新“能源合同管理”根据客户的实际情况,为客户提供节能项目的能源审计、节能改造方案设计、能源管理合同的谈判与签署、原材料和设备采购、施工、运行、保养和维护的一条龙服务。其运作模式有:节能效益支付型、节能量保证型、节能效益分享型、设备租赁型、能源费用长期托管型等。这种模式的实质:是一种以减少的能源费用来支付节能项目全部成本的市场化多赢投资方式,它允许用户使用未来的节能收益为设备升级换代,以降低运行成本。
有关部门应制定和实施合同能源管理的培训计划,充分认识合同能源管理的运作机制,使EMC产业尽快成长起来。要制定和规范合同能源管理的制度体系。一方面,将政府节能管理和节能改造纳入同级财务预算,坚持依法管理与政策激励相结合,加快合同能源管理机制的实现;另一方面,规范EMC进入政法机构节能改造市场的资质要求。学习国外经验,实行准入制度,挑选有资质的EMC进入;编制政府机构节能的项目指南,推动节能产品认证和能效标识管理制度的实施,保证节能效果的实现。加快政府能源管理机制的转变,以市场带动节能效率的提高。节约能源是国际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合同能源管理的市场机制模式将对节能产业的形成起到巨大的作用,应以此为契机加快政府节能机制的转变,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相适应的节能法规体系、政策支持体系、技术服务体系、监督管理体系和节能信息发布制度,加快城市圈节能产业的形成和发展。
4.5 进行构建绿色信贷(GC)体系的机制体制创新
2007年7月,环保总局、人民银行、银监会三部门联合提出了《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期望通过市场的方式形成一架有力的遏制环境污染的经济金融杠杆——“绿色信贷”。它要求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及城乡信用社等金融机构依据国家的环境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对研发、生产治污设施,从事生态保护与建设,开发、利用新能源,从事循环经济生产、绿色制造和生态农业的企业或机构,提供贷款扶持并实施优惠性的低利率;而对污染生产和污染企业的新建项目投资贷款和流动资金,进行贷款额度限制并实施惩罚性高利率的政策手段。
绿色信贷是环保部门和银行业联手抵御企业环境违法行为,促进节能减排,规避金融风险的重要经济手段。应为实施绿色信贷做好充分的准备(战略准备、政策准备、人才准备、组织机构准备、产品准备 );商业银行与政府监管部门共同着力,构建绿色信贷激励机制;规范政府行为,为绿色信贷推行扫清地方保护主义障碍;加强与环境利益相关者的联系与互动,营造良好的绿色信贷实施环境。
4.6 进行有利于科技创新的机制体制创新
研究制定促进低碳产业发展的技术创新政策,加强政府部门之间、企业之间以及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协调,用好低碳经济专项资金,加大科技研发经费、企业技改和挖潜改造资金对低碳经济技术研发的投入力度,积极扶持企业技术研发和技术改造。
首先,加大低碳产业关键技术研发力度。鼓励企业创建低碳经济技术重点实验室、研发中心,重点开展低碳经济技术攻关,主要包括资源节约和替代技术、能量梯级利用技术、有毒有害原材料替代技术、各类废弃物回收处理技术、延长产业链和相关产业链接技术、废弃物“零排放”技术、可回收利用材料和回收处理技术、废旧家电拆解处理技术、中水回用技术、新材料和新能源开发利用技术、清洁生产技术、水污染综合治理技术等。在研发新技术的同时,加快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和提升。加快发展低碳经济的清洁生产技术、环境污染治理技术和资源综合利用技术的开发研究和推广应用。
其次,积极推广生态设计。从设计源头开始,推进以产品生命周期全过程资源节约和环境影响最小为基础的绿色产品生态设计,以绿色材料产品、可拆解循环产品、节能节水型产品、环境无害化产品、功能替代型产品为重点,促进产品结构优化升级。
最后,充分发挥科技人才作用。完善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用人机制,鼓励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积极培养循环经济建设所需各类人才。积极创造条件吸引省内外、国内外专门人才,加快培养与引进发展绿色产业急需的科技创新人才和高层次管理人才。
(编辑:刘呈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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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uild Industrial System of Wuhan City Circle from Global Value Chain Perspective
FENG Bimei1,2 LIU Chuanjiang2
(1. Institut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entral China,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430072, China;
2. Center for Economics Development research, Wuhan University,Wuhan Hubei 430072, China)
Key wordsglobal value chains;Wuhan city circle; industrial system; lowcarbon economy
作者：冯碧梅 刘传江
绿色消费的障碍分析论文 篇2：
促进节能减排的非线性四轮驱动分析
[摘要]文章通过对浙江省能源资源、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统计数据的系统分析，提出了依靠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的双重优化、调整，节能减排技术、管理水平的运用、提升，以提高全社会的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物排放，进而实现浙江经济—能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思路，从而促使“线性的、数量驱动”的经济社会节能减排向“非线性的、全方位质量驱动”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非线性四轮驱动；节能减排；政策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国民经济一直保持较快发展的势头。已经成为全国经济最具活力、发展最快的省市之一。但浙江的陆域矿产资源尤其是能源资源贫乏，商品能源的95％以上依靠外省调入或进口，这决定了浙江能源对区外具有很强的依赖性。浙江一方面是“能源资源小省”，另一方面又是“能源消费大省”，这种能源供需严重不对称的特征决定了浙江能源保障的困难性。因此，浙江要解决能源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克服环境约束，实施“八八战略”，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必须提高能效，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和日益严重的酸雨污染。
那么，当前的节能减排工作有什么新情况和新问题?推动节能减排工作是否得力、得体?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认清当前的节能减排形势，有助于进一步推动节能减排工作的思路的进程。这其中有两个情况或问题需要特别予以关注。
(一)驱动浙江节能减排的主导因素发生了逆转
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取得了利用能源消费翻一番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翻两番的巨大成就，1990—2005年能源强度(即单位GDP能耗)年均下降了4.2％。浙江省的情况如表-1所示。
浙江省以往所取得的成就，主要得益于结构性因素。定量测量的结果是，结构节能对总节能量的贡献率为60％～70％，也就是说，节能结构是以往驱动节能的主导因素。而2002年以后则截然不同，结构性因素不仅不是驱动节能的主导因素，而且成为推动单位GDP能耗提高的主导因素，结构性因素对单位GDP能耗的影响的作用方向发生了逆转。
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浙江已步入工业化中后期，能源消费形成了一个由工业化、城市化和居民消费现代化三大动力推动的超强增势。这一增长势头与浙江人口数量大、人均能源消费基数低的省情叠加，会产生巨大的能源需求冲击。从国际经验分析，处在工业化加速阶段的国家和地区，能源消费增长率，尤其是电力消费增长率超过经济增长率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在节能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根源在于驱动因素的变化，是节能内在机制的变化。在新形势下，急需建立新的节能内在机制。新的内在机制将是多方位的，既要考虑结构因素，也要考虑消费环节。概括来说，新的节能机制是综合性、多因素的。
(二)在节能减排管理、政策和法律等诸多方面存在着系统性缺陷
推进节能减排面临许多障碍，包括观念、体制、财政、法规、技术、政策、信息等。
节能减排的市场缺陷和市场障碍主要表现在：市场价格不能反映长远利益或长期前景；节能减排投资缺乏吸引力，如建筑开发商追求最小的初始投资，能源效率往往不是消费者关注的首要问题；外部成本，特别是能源生产利用的环境成本，以及保障能源安全的代价，没有计入能源价格；政府的某些政策法规如不合理的财税政策和管制政策，妨碍节能减排潜力的充分发挥；缺乏必要的信息和技巧，消费者对节能减排产品和服务缺乏信心。
据世界银行以及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国的研究，市场力量对实现节能潜力的贡献率仅为20％左右。节能与环保类似，市场的作用很有限，具有公共事务的性质，必须由政府主导。
分析我省节能减排的现状和未来，制约节能减排进程主要在于结构、科技水平和管理体制方面。
二、浙江省促进节能减排非线性四轮驱动的内涵
传统的线性能源经济环境学理论主要利用能源弹性系数来分析能源与经济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并根据预测的经济增长率和既定的能源弹性系数来确定能源消费总量，从而测算污染物排放量，体现了依靠提高能源增长和环境代价来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思想。实践证明，能源生产和消费总量的持续增长并不一定能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而能源结构的优化、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升却可以抵御能源对经济的冲击，对环境的破坏。
非线性四轮驱动，即树立依靠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的分别优化、调整以及节能减排技术的运用、管理水平的提升，以提高全社会的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物排放，进而实现浙江经济一能源一环境(3E)协调发展的思路，从而促使“线性的、数量驱动”的经济社会节能减排向“非线性的、全方位质量驱动”的方向发展。非线性四轮驱动既可以规避片面发展和重点监管的风险，又可以从主要依靠能源数量增加来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方式，转变为在一定能源数量增加的前提下主要依靠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双重结构优化、节能减排技术的运用和管理水平的提升来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笔者从全局性和战略性的体系结构角度，提出建立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为中心，以政府主导和利益相关者合作参与为两翼，以经济结构优化、能源结构优化、技术进步、管理水平提升为非线性四轮驱动的节能减排体系结构。它既有系统性又有演变性，充分揭示节能减排利益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作用，既分清了节能减排长短期实现路径的结构整合，又分清了层次，明确了“中心”、“两翼”“、四轮”三种定位，在节能减排利益主体的角色定位与交互关系、节能减排实现途径的结合和节能减排的引导性因素等方面揭示了主要着力点和全面兼顾的方方面面。这样的体系结构有以下三层含义。
其一，在节能减排的实践中，应坚持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作为中心，因为这种方式能够很好地平衡经济发展、能源持续性和环境保护的关系，能够较好地转变增长方式，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其二，应通过建立政府主导，企业、公众、中介机构等多层次、多途径、深层次的积极合作参与的组织体系来体现节能减排的社会整体性。从历史上看，我国节能减排大致经历了以行政控制和命令手段为主导的一元治理和行政、市场相结合的二元治理，但目前节能减排已超出了个别利益相关者的能力范围，必须寻求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参与合作。
现行节能减排体系主要体现在责任分担上，特别体现在企业基于有限利益驱动和强力政府行政约束下的责任分担。如在千家重点节能示范企业中，政府通过各种行政支持，企业牺牲部分自主权限来分担节能减排责任。而在进一步健全节能减排体系的过程中，则应当通过进一步增强多元主体的合作参与性来共担风险，共享利益，更好地实现节能减排的社会化和长效化。即应在国家主导之外，大力发挥节能减排中介机构的市场链接能力、提升公众的节能需求
市场以及加大对污染物排放的监督力度，通过利益机制来促进节能减排。
节能减排的治理应该是一种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也是多元主体追求各类利益，实现共赢，形成良性互动、和谐关系的过程。
其三，从经济结构优化、能源结构优化、技术进步推动和管理水平提升等四轮全方位整体驱动节能减排。理论上，节能减排的根本措施有三种：结构调整优化、技术进步、管理水平的提升。实践上，20％节能降耗的目标，其中30％～40％是可以通过技术和管理的手段来实现的，但有60％～70％需要通过结构调整来实现。这种结构调整一方面是指经济结构的调整，不同经济类型的能耗水平和污染物排放量是不同的；不同能源类型的利用率和污染物排放率也是不同的。能源结构调整是一种重要的节能减排方式。
三、浙江省促进节能减排的非线性四轮驱动分析与政策建议
(一)优化经济结构，驱动节能减排
1.优化经济结构，驱动节能减排分析。从浙江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的演变来看，未来第二产业在CDP中的比重仍将维持较高水平，单位GDP能耗下降的主要贡献，更多的是技术水平和工艺水平的提高所带来的，结构演进的贡献并不十分明显。从这个角度看，加快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降低产品能耗和产值能耗，具有较大的潜力。
从表-2可见，三大产业，尤其是第二产业内的结构调整，对浙江省能源消费总量具有非常大的影响作用。同时，又由于浙江省能源严重匮乏的供给特点决定了浙江省不适宜发展高能耗项目的经济模式。这就要求：浙江省需大力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第二产业的结构调整，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以低能耗、高效益，高科技为方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向结构轻型化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升级。
2.优化经济结构，驱动节能减排的政策建议。(1)推进产业升级，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调整轻重工业比重，大力发展轻工业，发展循环经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向结构轻型化发展。走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经济效益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发展浙江制造业，并对原材料型产业进行有力调整。改进产品设计和制造工艺，制定税收、贴息、补贴等政策，支持企业开展节能、节水、节材和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改造。(2)工业是浙江省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促进能源节约的重点领域，从浙江省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现状和实际出发，统筹全省经济社会发，对工业进行集约管理，促进浙江工业经济向资源节约型转变，并着重治理重复建设。(3)浙江能源密集型产业的新增投资。当前，国内市场对能源密集型产品的需求还在扩大。控制能源密集型产业的新增投资，实现“十一五”节能目标，增量节能是关键。
(二)优化能源结构，驱动节能减排
1.浙江省初始能源结构。由图-1可看出，浙江省煤炭比重呈逐年下降态势，“九五”期间下降5.2个百分点，而“十五”前三年，浙江省发电用煤大量调进，快速增长，使煤炭比重仅下降1.3个百分点，年平均下降0.4个百分点，降幅明显趋缓。
与此相应，环境空气二氧化硫污染的主要原因是浙江省大量排放二氧化硫所致，外来源影响较小。因此，能源结构的优化能有效降低浙江省对煤的依赖程度，从而有效控制、降低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实现浙江省经济一能源一环境的协调发展。
2.能源结构优化的建议。(1)加强采用低碳／无碳能源。浙江主要依赖传统的非清洁能源——煤炭。新兴能源的比重过低，能源结构不合理。世界各国尽管资源状况不同，但都在采取“多元化”的能源政策。浙江能源资源贫乏，绝大部分能源供给依赖区外，更应该顺应世界能源发展趋势，结合浙江实际，积极开发水电、优化发展煤电、重点发展核电、大力发展天然气发电并因地制宜发展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走结构多元化之路。另外，浙江地处东南沿海风能带，海岸线长达1800km，大小岛屿星罗密布，多数海岛平均风速达到5m／s,年平均有效风速时数在6000h以上，相当于每天可发电16h，陆地上潜在的风电装机容量可达100万kW以上。(2)常规能源的优质化、高效化，促进能源结构的优化调整。浙江省必须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能源供应从以满足经济发展的基本需求为目标，转向保障供给、洁净高效、可持续利用等多元目标，并作为能源结构优化调整的内生决策要素，进而使能源利用达到从“量”到“质”的转变促进浙江省经济、能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支持。浙江省必须尤其注意提高二次能源消费比重，树立电力优先的理念。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促进热电联产的健康发展。热电联产体现的主要是社会效益，浙江在进行新一轮电源建设高潮中，落实政策优惠，以促进浙江热电联产项目的健康发展。
(三)推动科技进步，驱动节能减排
“技术节能”是指由于技术进步导致的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尽管技术节能发挥的作用只占30％左右，浙江通过技术进步实现节能的潜力很大。不同力度的技术节能政策可以实现不同程度的技术节能量，技术节能政策在中国有很大的作用空间。
科技是浙江省节能减排的强大支撑。技术突破对能源效率革命具有决定性意义。浙江省的节能潜力巨大，但难度也大。其一，浙江省过去的节能成绩是在粗放式经营、浪费较大的基础上取得的，进一步节能的难度必然增大。其二，因国家发展战略改变，经济结构大调整带来的节能“机遇”不复存在；因体制转变、市场竞争带来的节能“红利”不会再有，今后节能将更依靠技术进步。
为此要重点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1.重视建筑节能。大力推广建筑节能技术，减少住宅外门窗洞开面积；进一步推广空心砖墙及复合墙体技术，采用高效保温材料，提高墙体保温性能，降低建筑耗热量；大力推广太阳能建筑一体化技术，减少传统化石能源利用。21世纪头20年，是浙江省建筑业发展的鼎盛时期，2020年全省房屋建筑面积估计将达2000年的2倍以上。如果建筑节能停滞不前，势必造成能源的极大浪费。因此，大力加强建筑节能工作刻不容缓。建筑是潜在节能率最高的部门。建筑节能不仅可以大幅度削减能源消费，而且与营造高品质小康生活，改善环境质量息息相关。
2.加大对节能技术研发公共投入，为节能技术的研发提供长期支持。技术研发被看作为实现能源可持续利用的基础手段，研发所推动的技术进步对于能源供给安全、能源效率的提高以及环境的改善，都是极为重要的。政府应加大对能源技术研发的投入，支持节能技术的发展，尽量降低技术成本，提高效率，为节能技术的基础科学研究提供支撑平台。
3.政府应推进重点节能技术的应用，增加技术投资。政府应加大对节能技术推广应用的资金支持力度，为节能技术的推广创建平台，增强节能技术的市场竞争能力。
4.建立完善、有效的节能技术标准制度。节能标准化是全面、系统节能的重要措施。能效标准与标识是节能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各国积极采用的重要节能手段之一。
(四)提升管理水平，驱动节能减排
“管理节能”，是指采取法律、战略、政策、管理等制度措施，使得能源利用效率提高。
在微观层次上，浙江省应从企业、社区等着手，建立新的管理制度，引导公众节约消费，企业集约生产。
在中观层次上，浙江省应注意发挥价格杠杆作用，充分利用市场引导机制；进行节能减排市场整顿；推行节能减排新机制如能源服务公司(ESCO)、企业能源审计、系统效益收费(SBC)、IRP／DSM(综合资源规划／需求侧管理)等。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在制订行业技术标准、宣传教育、连接市场和企业间的积极作用。
在宏观层次上，浙江省应宣传绿色消费理念、环境理念和提高人们的责任意识；有效实施节能减排的激励性政策；加大环保等政策法规的执行力度；加大节能减排中介服务公司的作用，理顺节能减排利益相关者间的互动关系，促进合作参与节能减排。
从政府层面可以采取三种手段(经济手段、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制定三类政策(税收政策、补偿政策、优惠政策)，通过“三个机制”(市场机制、政策机制、监管机制)，来共同促进节能。这些手段、政策和机制，可以从不同层面对节能进行引导和激励，形成多层次、多维度的节能保障体系。
“三个机制”共同构成了节能减排的长效机制。
结合能源供求预警机制，建立科学用能与科学发展的考核激励机制，实现浙江省科学用能、节约用能的目标。全面实施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行动计划。完善和落实节能降耗措施，抓好浙江省6000多家重点耗能企业的节能监管。
完善和落实污染减排措施，建立健全减排预警制度，加大环保监管和执法力度，加快减排工程实施进程，编制实施浙江省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的实施方案。完善和落实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措施，引导和扶持企业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启动建设一批循环经济试点基地，推进生态工业园区创建和工业园区生态化改造。
[责任编辑：陈雷梅]
作者：杨文培 申琳琳 刘 佳
绿色消费的障碍分析论文 篇3：
计划行为理论下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和行为研究
摘要：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3个潜在变量11个题项，构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意愿模型，以山东省6个县（市）30个自然村600户农户数据为样本，利用Logistic模型对流转意愿进行实证研究，并结合上述调查数据对农户流转行为进行分析，揭示了农户流转意愿和流转行为的差异性及其原因。结果表明，农户的流转意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户的流转行为，在外在环境下，农户的流转意愿和行为会发生一定的差异;行为态度对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意愿的影响主要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花费成本及后期依赖土地的养老问题，而在实际流转行为过程中流转收益成为农户的主要关注点，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主观规范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形成在于周围流转人对农户的影响，并在农户流转行为结果中得到了证实;感知行为控制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主要从基层政府的态度、流转信息的获取及农户自身的特征方面形成，在农户流转行为分析中发现农户家庭的资金状况也是影响流转意愿的原因，进而对感知行为控制进行了补充。
关键词：土地流转;计划行为理论;差异性;流转意愿;流转行为
耕地资源是我国农户重要的保障性资源，对我国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我国早期国家的稳定、农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我国实行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农户承包土地经营规模在不断缩小，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外出打工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农村劳动力逐渐减少，使承包土地的精耕细作逐渐变为粗放利用，土地流转应运发展，同时个体农户经营过程中还存在农村劳动力的老龄化、耕地非农化[1]、农民劳动力数量急剧减少等问题。因此，推进农村耕地资源的流动、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必然成为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国家为推动农地流转通过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2017年），《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的指导意见》（2015年）等一系列政策，地方政府甚至成立农村规模经营发展扶持基金以促进农地流转，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流转成果，但从总体来看，我国农村土地的流转质量和数量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1999年全国土地流转率只有2.53%，2007年为5.2%，2010年为 14.7%，2016年为31.5%。在我国整体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农民的收入大幅度变化，而农业收入比重由2009年的 61.89% 转变为2016年的38.35%，农村劳动力由第2次农业普查的34 874万人减少到第3次农业普查的31 422万人，农村劳动力51岁以上的人口由1996年的18.1%上升至2016的33.6%，甚至有学者认为到2030年该比例将达到 33.8%[2]。在农民非农化、老龄化和国家政策的推广下，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没有得到有效发展，那么制约土地流转的因素是什么？农民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所有者，既是土地流转的主要参与者，也是相关利益的既得者，加快土地的流转更需要农民的意愿和需求。国内众多学者对土地流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方面，以探讨土地流转的影响因素。从理论分析方面看，王春超等提出家庭经济利益是农民进行土地流转的主要驱动力[3];石璐璐等提出影响土地转入和转出的因素不同，各个因素的作用方向、影响程度与显著性表现均不相同[4];胡瑞卿等将中国农村土地有效流转的根本障碍归结于耕地的社会压力过重[5];闫小欢等认为，在不完全劳动力市场下，农民非农就业和农村社会保障决定了农村土地流转[6]。从实证分析方面看，包宗顺等通过对江苏省农村的实地调查发现，土地流转存在区域差异，农村非农产业发展水平、劳动力文化素质、人均纯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和农业生产结构均对农村土地流转有显著影响[7];李想认为，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主要动因源于经济因素中的农户家庭收入结构，农户社会阶层与家庭类型因素则对农村土地流转产生了一定影响[8];张会萍等利用宁夏回族自治区平罗县的农户调查数据发现，农村土地信用社、土地连片性和村庄的位置因素对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9]。上述研究农户土地的流转都是基于农户自身客观的现实性。但是农户真正的决策往往受到主观因素方面的影响，如周围人的态度、家庭的支持等，国内学者在该因素方面的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采用山东省6个县（市）30个村庄600户农户的调查数据，以计划行为理论为理论基础，构建回归分析模型，对影响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观意愿进行分析，并对农户的意愿和实际流转行为进行分析，以期为进一步发展农村经济提供理论依据。
1 理论基础和量表检验
1.1 理论基礎
农户流转耕地承包经营权不仅是一种理性行为，同时也是一种经济行为。计划行为理论（TPB）是Ajzen于1988、1991年在理性行为理论基础上增加了对自我行为控制认知的因素作为影响个人行为意愿的前置因素[10-11]，对人类个人的某些行为预测其实际行动的理论[12]（图1）。TPB理论认为，个人实际行为直接受到行为意愿的引导，而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通过行为意愿对用户实际行为起到间接影响作用，计划行为理论已经广泛用于行为领域的研究，如消费者绿色消费行为研究[13]、科技人员创新行为研究[14]等。研究结果表明，计划行为理论能提高对人类某种行为的预测程度和解释程度。
计划行为理论中对行为的解释是指个人实际采取行动的行为，对人的实际行为产生直接影响的是人的行为意向，这也是该理论的核心，它反映个人采取某种行为的主观倾向。影响个人某种行为意向的因素有3个[15]：（1）行为态度，指个人对实施某一项行为所抱有的正面或负面的感觉，即个人对特定行为的评价和界定经过概念化形成态度;（2）主观规范，指个体在执行或不执行某项特定行为时所感知到的社会压力，即那些对个人行为决策具有影响力的个人或团体对于个人是否采取某项特定行为所发出的影响作用大小，与其他人期望值的规范化信仰相关;（3）感知行为控制，是指个体在执行某项特定行为时所感知到的难易程度，反映个人过去的经验和预期的阻碍。因此，计划行为理论是一种广泛的分析行为和意愿的概念性模型[16]（图1）。
1.2 量表设计、信度检验和效度检验
根据计划行为理论的理论模型，选择农户土地流转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3个潜在变量，再根据程培堽等采用的量表题项筛选方法[17]，最终确定11个题项（表1），且测量方式采用李克特的五点量表尺度法进行，为保证量表质量和结果的准确性，对量表的11个题项进行信度检验和效度检验。
信度是指测量结果的可靠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本研究采用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s α）对量表的测量结果进行内部一致性检验，采用SPSS 21.0对上述3个潜在变量的11个题项进行信度分析（表1）。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3个潜在变量的Cronbachs α值分别为0.771、0.699、0777，量表整体的Cronbachs α值为0.901。一般实务研究的Cronbachs α值达到0.6以上即可接受，本研究Cronbachs α值均大于0.6，说明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良好。
效度检验是指所测量到的结果反映所想要考察内容的程度，测量结果与要考察的内容越吻合，则效度越高，主要是对量表内容和结构的检验，内容效度是指量表对欲测内容或行为范围取样的适当程度，本研究量表是在培堽等采用的量表题项筛选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专家评测之后最终确定测量内容，因此量表的内容效度具有可行性。结构效度是指试验与理论之间的一致性，即试验是否真正测量到构造的理论。本研究通过对题项作因子分析得到题项旋转因子载荷在 0.533～0.865之间（表1），说明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
2 数据采集与整理
山东省作为农业大省，2017年粮食总产量为4 723万t，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7.64%，对我国粮食供给贡献很大，因此研究山东省农户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意愿具有重要意义。考虑到地区农业所处的发展水平不同，本研究选取具有相似农业发展水平的样本点，选取临沂市下辖的郯城县和沂水县、潍坊市下辖的青州市、济宁市嘉祥县、烟台市下辖的龙口市和莱州市等6个县（市）的各随机5个自然村20户农户，共30个自然村600户农户展开调研（表2）。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18年1—2月笔者所在课题组在山东省农村地区的调查问卷和农户访谈。调查共发放问卷600份，有效问卷549份，有效率为91.5%，其中郯城县、沂水县、青州市、嘉祥县、龙口市、莱州市的有效问卷率分别为90%、94%、89%、93%、95%、88%。总体来看，有意愿流转的农户有296户，占比为53.92%;实际进行流转的农户有192户，占比为34.97%，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3 山东省6县（市）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分析
3.1 模型选择
农户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意愿存在2种结果：愿意流转与不愿意流转，其结果是一个二分离散型变量。因此，本研究选择二元Logistic模型作为分析影响流转意愿的回归模型[18]。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中，设y是二分离散因变量，取值为1或0，（1表示农户愿意流转，0表示农户不愿意流转）;xi（i=1，2，…，n）是与因变量y相关的独立自变量，而因变量y取1的概率P（y=1/x）就是模型要研究的对象，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表示为：
Logit（P）=lnP1-P=α0+α1x1+α2x2+α3x3+…+αnxn+ε。
式中：P表示农户愿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概率;α0表示线性模型的截距参数，是一个常数项;αi（i=1，2，…，n）表示回归参数;xi（i=1，2，…，n）表示影响农户行为的解释变量;ε表示误差项。
本研究采用SPSS 21.0对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意愿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的可观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表3），得到影响农户土地流转的主观因素，以期为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解释提供依据。
3.2 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根据计划行为理论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3个潜在变量及选定的11个可测变量，对模型的回归结果进行分析。
3.2.1 行为态度对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影响 由表3可知，“流转土地的成本在我可以接受的范围”（x2）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在5%水平下显著，且回归系数为正，说明土地流转成本越是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农户的流转意愿越强烈。“流转土地不影响我的家庭成员土地的养老”（x5）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在10%水平下显著，exp（B） 值表明，农户认为不影响养老的态度每强烈1个程度，农户的流转意愿就会增加2.194个单位，说明农户对土地流转首先考虑的并不是挣钱的数量，而是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花费的成本及后期依赖土地的养老问题。行为态度其他3个可观测变量虽然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影响不显著，但系数均为正，说明都具有正向影响。
3.2.2 主观规范对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影响 由表3可知，“其他转出人认为转出土地是有好处的”（x7）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在10%水平下显著，说明农户土地流转的意愿受周围人的影响较大，回归系数为正;而“我的家庭成员支持进行土地流转”（x6）对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的回归系数为负（-0.378），主要在于农村主要劳动力的老龄化，2010年我国农村55岁以上的劳动力数量占24.5%，农民劳动力的老龄化使思维固化，接受新知识的能力下降;“社会上的金融机构对土地流转的支持”（x8）对农户流转土地的意愿的影响水平不显著，影响系数为负，是因为社会上的金融机构对农户土地流转的支持力度较小和农户对金融机构的政策不了解的双重结果，因此加大高素质人才向农村转移和建立完善的金融体系是加快农村土地流转的重要措施。
3.2.3 感知行为控制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 由表3可知，“基层政府对使土地流转的支持程度”（x9）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在5%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为负，说明我国基层政府对土地流转的扶持力度有待加强，与实际情况相符，在实际调研过程中认为基层政府扶持力度不大的农户占总样本的26.5%，出现政府强行推动土地流转、缺乏实际情况的考虑等问题，说明农户虽然是流转土地的主体，但是政府的支持对农戶来说具有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如果我想要流转土地，可以顺利找到转入方”（x10）和“流转土地后，我能够找到一份好工作，支撑家庭消费”（x11）对意愿的影响分别在5%、1%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均为正，说明农户的土地流转注重土地流转后农户权益的保障，土地流转后若农户不能找到相应转入方和稳定的工作，农户土地流转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时农户就会使土地抛荒，造成资源浪费。因此，土地流转要使农户无后顾之忧才能提高农户的流转意愿并成功流转。
4 山东省6县（市）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特征分析
4.1 农户土地流转的行为特征
样本农户中进行土地流转的农户有192户，占34.97%，2016年全国土地流转率为35.1%，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调查的样本农户中流转方式以出租为主，占样本流转总量的46.24%，其次是转包，占样本总量的37.63%。在流转土地的样本农户中，108户转入土地，74户转出土地，10户既转出又转入土地。转入土地中有45.70%的农户是为了增加家庭收入，19.35%的农户是因为家庭有多余的劳动力而产生流转的动机;在转出土地的农户中，46.34%的农户认为种地不划算导致转出土地，流转原因占第2位的因为在集体干预下进行的流转，即自己土地周围的农户都进行了流转，占到2098%（表4）。调查结果（表4）显示，样本流转农户中6496%的农户在土地流转中没有签订合同，只是进行了口头协议，而签订书面协议的流转农户只有35.04%，且在调查的6县（市）中郯城县的书面协议签订率最高，达到39.73%，最低的是嘉祥县，只有29.85%。样本农户中无论是否签订书面协议，有63.17%的农户可以随时中断土地流转，其中沂水县的比率最高，达到7000%，最低的莱州市，但也达到了5667%的比例，上述2个方面都说明山东省土地流转的程序还有待规范，这也是影响农户土地流转的客观原因。
农户土地流转的对象具有一定的范围性。样本农户中土地流转给本村本组农户的占30.43%，流转给本村外组农户本村占 44.25%，土地流转具有一定的区域性，在调查的农户中沂水县的土地没有流转到外县（市）。农户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第三方监督约束情况，调查样本中49.62%的农户没有经过村组同意，双方私下协商，32.74%的农户在流转过程中没有经过村组同意，但有中间人作证，仅有17.65%是在村组同意下进行的土地流转，说明6县（市）中仍有82.35%的农户存在自发流转土地的行为，其中龙口市农户自发流转土地最多，占龙口市样本农户的83.93%，虽然部分农户有中间人作证，说明在流转过程中还存在监督不到位的情形，流转的监督体系有待完善。
4.2 农户土地流转的行为原因分析
山东省6县（市）样本农户中有136户转出土地，56户转入土地。进行土地流转的前4种原因为种地不划算（46.34%）、增加收入（45.70%）、在集体的干预下进行流转（20.98%）、有多余的劳动力（19.35%）。说明农户进行流转主要是由于经济效益和劳动力数量。从转出土地的原因来看主要因为地多而劳动力不足、种地不划算和在集体干预下而进行的土地流转;而农户转入土地的原因主要在于增加收入和有多余劳动力，并非是主动转入土地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因此农户对于土地资源的配置倾向于转出土地，向非农业化方向转移。
5 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与流转行为的差异性及其原因分析
农户的流转意愿对农户行为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即农户的流转意愿越强烈，农户越可能进行土地流转，但在实际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往往使农户的意愿与行为不相符合，如农户愿意进行土地流转，但是找不到转入方而最终没有流转土地，或者农户不愿意土地流转，但是周围农户的土地都发生了流转，自己也不得不进行流转等。因此，对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和行为的差异性揭示以及对差异性原因的分析可为推进土地流转提供有效的建议和意见。
5.1 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和土地流转行为的差异
由表5可知，不愿意流转的农户中有高达93.92%的农户没有流转，有流转意愿的农户中68.8%的农户进行了流转。检验结果表明，土地流转意愿和行为显著性检验的χ2=36.232，Person相关系数=0.602，P值=0.00，说明农户的流转意愿和流转行为具有强烈的相关性，农户的流转意愿越强烈，农户越愿意进行土地流转。
但调查结果显示，没有流转意愿的农户中有6.08%的农户发生了流转，而在有流转意愿的农户中未进行流转的农户占31.23%， 农戶的流转意愿和流转行为发生了差异，说明在农户流转过程中，外界的客观因素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农户因上述主观因素产生了流转意愿，在农户的年龄、受教育年限、认知情况等自身内在因素和市场环境、政府政策变化等外在因素作用在农户最终的流转行为上，使农户的流转意愿和行为表现出差异性。
5.2 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和流转行为的差异原因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样本农户中想转入耕地而没有转入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好的生产项目（39.24%）”和“缺乏承包土地的资金（21.37%）”。另外，还存在由于“转入价格太高（18.65%）”“流转信息不畅通（16.83%）”等原因导致农户未能实际转入土地。虽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优惠措施来鼓励农户进行土地流转，但是由于农民的认知条件有限、信息不畅通、基层政府扶持不到位等原因，使农户不能找到好的生产项目和相应的技术、资金支持，致使农户的转入意愿成为泡影。
在有转出意愿而未能转出土地的样本农户中，有 34.53%的农户表示“担心转出后收益得不到保障”，29.82%的农户认为“不知道有谁愿意转入”，20.69%的农户表示“转出价格太低而不愿意流转”。虽然农户具有较高的转出意愿，但是由于担心转出后收益得不到保障、交易过于麻烦、找不到转入方等原因使农户不得不在经济上和心理上依赖承包土地，最终没有转出土地。
在上述调查中，6.08%的农户虽然最初并没有流转的意愿，但是实际发生了土地流转，这些土地流转主要是在家庭劳动力不足、周围农户干预和政府强制下发生的。表明农户对于土地生产的经营在大多数情况下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使自己的生产效益得到最大化，但是往往在一些外界环境的干预下不得不发生和自己意愿相违背的行为。
6 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研究通过计划行为理论分别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3个潜在变量11个题项对农户土地流转的意愿进行主观分析，揭示了样本地区农户流转意愿和行为的差异性，得出如下结论：（1）农户的流转意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户的流转行为，农户的流转意愿越强烈，农户的流转行为越可能发生，但是在一定的外在环境的影响下，农户的流转意愿和行为会发生一定的差异，具有流转意愿的农户没有流转、没有流转意愿的农户发生了土地流转。（2）农户的行为态度对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意愿的影响主要在于土地流转过程中花费的成本及后期依赖土地的养老问题，而在实际流转行为过程中，流转收益成为农户的主要关注点，说明农户在土地流转意愿和行为过程中是理性人，都是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3）农户的主观规范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形成在于周围流转人对农户的影响，虽然家庭成员在分析中结果并不显著，但是在农户的流转行为中家庭成员的数量却是农户考虑是否进行土地流转的重要因素，同时周围人员对农户流转意愿的影响在行为结果中得到了证实。（4）感知行为控制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主要从基层政府的态度、流转信息的获取及农户自身的特征方面形成，且在农户流转行为分析中得到农户家庭的资金状况直接对农户的流转行为产生影响，从而对感知行为控制进行了补充。
综上，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完善与土地流转相关的配套政策。农户是理性人，没有解决土地流转后的后顾之忧，农户不会对土地流转持积极态度，因此建立健全配套的医疗、卫生、养老、教育等相关体系，解决农户的后顾之忧，真正使农户享受到土地流转所带来的收益。（2）建立土地流转信息发布平台。农村地区由于交通较闭塞，对信息的传播速度较慢，且传播方式单一，使流转双方不能很好对接，增加土地流转的成本，因此建立流转信息发布和交流平台，直接将土地信息发布在平台上，使流转双方的信息能够完美地对接。（3）政府金融机构加大对农户的资金贷款支持。农户由于其工作能力和工作性质，承包土地的资金较短缺，对农户实行无息或低息的特殊专门贷款，并实行信用监督机制，确保贷款的用途和农户的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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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海滋 李超伟 张士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