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主题涵盖三篇精品范文，主要包括《策划的研究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文章通过对中国管理会计的研究历程进行全面的文献回顾,将这一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管理会计研究成果的引入、对中国实务的认识和管理会计应用的可能性研究、制造业尝试推行管理会计的经验研究。
策划的研究论文 篇1：
高等教育办学理念下的教育策划与教学策划研究
[摘 要]教育策划和教学策划是现代教育竞争日益加剧的产物，也是更好地贯彻教育理念的必由之路。教育策划和教学策划的缺乏是办学理念与人才培养模式脱节的根本原因，也是造成我国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不强的重要原因。美国教育策划的发展表明，教育策划对于教育的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相比之下，我国却处于教育策划刚刚起步、教学策划尚待发育的阶段，应引起我国教育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
[关键词]高等教育 办学理念 教育策划 教学策划
[作者简介]王常柏，天津商学院财政金融系系主任，副教授(天津 300400)
一、教育策划、教学策划的内涵、特征．
教育策划是指为了顺利贯彻教育理念从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角度所进行的全方位的有目的、有计划的调研、筹划和设计活动。将办学理念融入到教育各个环节中去的中介应是教育策划、教学策划，应该通过教育策划、教学策划把办学理念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各个层面，形成各具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教育策划从大的方面说，主要指一个国家教育理念的贯彻实施：从小的方面看，是某一办学主体为贯彻其发展方针所进行的一系列筹划和安排。教育策划的目的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构建国家教育创新体系，对我国现行教育制度中不适应的部分进行彻底的改革。教育创新主要包括教育观念创新、教育体制创新、教育结构创新、教育内容创新、教育手段创新、教育方法创新、教育管理创新及各级各类教育的创新。教育创新首先必须有教育创意。根据策划学理论，创意是一切策划的核心。所以，教育创新必须通过以教育创意为核心的教育策划才能由潜在的可能转变为现实。因此，这种教育创新的客观要求不仅使教育策划呼之欲出，而且也为教育策划功能的充分发挥提供了广阔的历史舞台和发展前景。教学策划则是指对教学改革及其相关活动所进行的整体设计以及与此相关的通过具体的教学管理活动实施办学理念的过程，是教育策划落实到教学中的具体表现形式。无论教育策划、教划的具体形式如何，都必须具备以下几个基本特征；(1)创意性。这是教育策划和教学策划最基本的属性，这不仅是因为策划本身就是创造性的活动，而且是因为只有创造性地解决教育改革中所遇到的问题，才能减少改革阻力，起到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2)预见性。因为教育策划和教学策划是对未来活动所进行的谋划和事先设计，所以必须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及应对策略具有一定的预见性。(3)计划性。既然是教育策划者有目的的活动，就必须提前对实施过程进行有计划的安排。(4)系统性。进行教育策划和教学策划本身就是为了避免改革缺乏系统性和目的性，进而增加改革的成功机会，所以必须进行系统的筹谋。(5)群体性，教育改革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会牵涉到很多人并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只有被大多数人认同才能得到有效的实施，也只有具体的当事人才更有积极性去发现和深入思考问题，所以成功的教育策划和教学策划都是群策群力的结果。 (6)动态性。世界是复杂的，实施改革的具体环境又是经常变化的，教育策划和教学策划的创意性和预见性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所以教育策划和教学策划本身要求教育策划者针对实施过程进行跟踪研究，并根据信息反馈主动对相关政策进行柔性化的调整。
二、缺乏教育策划和教学策划是办学理念与人才培养模式脱节的根本原因
高等教育办学理念是指在高等教育办学过程中经过长期的实践和理性思考所形成的关于教育规律、功能，反映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融合社会文化传统的理论化、系统化、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理想和观念体系，具有前瞻性、特色性、可操作性和开放性等特点。教育改革的个性化和办学特色需要自觉的、科学的教育策划和教学策划，这是因为没有特色的大学是缺乏生命力和竞争力的大学，要办出特色，就必须有特色理念。大学办学特色的核心是办学理念，它决定着学科专业的设置和发展的重点及方向，贯穿于办学的整个过程，涉及到办学的各个方面，对教师、学生的目标追求起着导向作用。它不仅在教风、学风、校风、科学道德和做人等方面起着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更重要的是不同的办学理念形成不同的办学特色和风格，决定着人才培养的综合素质、质量和水平，也影响着人才培养模式。办学特色是办学理念的集中体现，也是办学理念的升华。
在对高等教育办学理念的研究中，我们发现许多高校说的(即理念)是一套，做的(人才培养)又是另一套。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有的是为了套上理念的光环而思索理念，并静止在理念层面，没有进一步深化为办学的实践行为；有的是由于体制原因使理念的实施遇到了困难：比较普遍的原因是在办学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间缺乏有效的中介，正是由于缺乏有效的中介，办学理念才不能很好地在教、学、考的各个方面得到贯彻。如在理念上人们早已认识到学分制和弹性学制的优势，但如何将其落实到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却做得非常不够，我们认为这个中介应是教育策划和教学策划。贯彻办学理念之所以要进行教育策划和教学策划，是因为新时期为实现创新人才的培养，必须对原有的制度进行变革，而这又难以采取常规性做法去解决，需要有计划的创新和谋划。办学理念通过教育策划和教学策划这个中介转化为管理规则，同时，系统、规范、科学、严格的管理制度和工作程序又是办学理念得以实施的保证。正确的教育策划和教学策划能够有效地将办学理念具体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克服办学中的惰性、随意性，保证办学理念贯彻的连续性和可持续性。
三、教育策划和教学策划是更好地贯彻教育理念的必由之路
教育策划和教学策划不仅是现代教育竞争日益加剧的必然产物，也是更好地贯彻教育理念的必由之路。教育竞争派生出了教育观念、教育经费、教育资源配置、教育质量以及私立学校与公立学校等各方面的竞争。在教育竞争的过程中，谁要想在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更好地推行其教育理念和办学理念，谁就必须进行系统的筹划安排，这一切必须通过教育策划和教学策划来完成。教育改革的个性化倾向和创办特色学校需要自觉的、科学的教育策划。在教育竞争不断加剧的形势下，大批特色学校不断涌现。然而，这些特色学校的出现，大多是在自发的教育创意及其实施中产生的。但是，仅靠目前这种自发的、经验层次的教育策划是无法满足日益扩大的教育个性化倾向和大批特色学校涌现的客观需要的。因此，必须在自觉的、科学的层次上对教育策划的有关理论、技术、方法等进行系统的研究，给予教育策划和教学策划组织上的保证，只有这样才能为促进教育改革个性化和进一步创办特色学校提供科学依据。
民办教育的存在和发展是现代教育策划产生的直接动力。教育改革的自由度不断增强，使教育策划具有了独立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公办学校上规模、上层次也需要教育
策划和教学策划，但公办学校由于压力小，大多数对之没有提到议事日程。民办学校的创办者对所创办的学校既有所有权，又有管理权，承担着比公办学校更大的风险，因而，更关心办学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民办学校创办者希望通过教育专家或内行进行教学策划，实现资金和教育教学管理的全面整合，希望通过形象策划、广告策划形成良好的公众形象和社会信誉；通过公关策划建立起民办学校与政府、公办学校及其他民办学校之间所应有的稳定的、良好的人际关系、公共关系；通过投资策划、开源节流，确保办学资金正常运转。随着高等教育功能的不断变化和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增加，“拍脑门”的决策方式必然被科学的决策方式——教育策划所替代，简单的行政命令式贯彻办学理念的模式必将被系统的教学策划模式所取代。可以说，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会迎来一个教育策划的时代。
四、美国的高等教育策划及其启示
在美国，教育策划不仅早已存在，而且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产业——高等教育策划咨询产业，推动着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很值得国内高等教育界研究和借鉴。高等教育策划咨询作为一个年轻的产业，成型于20世纪50～70年代美国高等教育大发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美国原有的高等院校急剧扩大规模，新成立的高等院校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在校生人数成倍增长，高教师资队伍迅速壮大，高等学府的大门逐渐向社会各阶层敞开，从而走向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截至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高等院校毛入学率已高达51％。与此同时，前所未有的发展形势也给高等教育管理者们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各级政府的教育部门面临如何建立合理的高教体系的问题，新老高校面临求生存、求发展、求提高的问题。在这种压力下，原有的高等教育理念、立法、制度、体制、政策，体系以及院校管理等各方面所存在的弊病和问题也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其中最突出的是如何管理高等院校的问题。高等教育管理是一门特殊的专业，并非懂行政或会管理的人就能管教育，也不是会教书、会做学问或懂教育理论的人就能办好学。一个大学的管理者，既要懂教育又要会管理，既要精通高等教育理论，又要有丰富的院校管理经验，还要有政治头脑、经济眼光和广泛的社会联系。为弥补高等教育管理者某些方面的不足，以各种方式为高等教育提供咨询服务的机构应运而生。例如，比较著名的有总部设在科罗拉多州的国家高等教育管理体系研究中心，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的卡鲁迪思咨询集团，总部设在佛罗里达州的MGT咨询公司等等，它们虽然规模不大，但在美国当代高等教育发展中却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美国高等教育策划咨询产业的另一个重要业务就是直接为高等院校服务，主要包括为高校制定战略规划，评估组织结构，改革管理制度，提供学术管理审计，设计行政办公程序，建设高校经济，发展技术前瞻与战略，组织校际合作等等。美国高等教育咨询产业的出现，对于保证美国当代高等教育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近30年来，美国的3 300所高校大都或多或少地接受过教育策划咨询服务。卡鲁迪思咨询集团作为美国惟一的一家专门为高等院校提供综合性服务的咨询公司，只有13名高级顾问，却在过去的25年中成功地为美国的300多所高等院校提供了策划或咨询服务，其中包括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等著名院校。可见，不仅普通院校需要教育策划，名牌大学也需要教育策划，整个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更需要教育策划。
当今我国高等教育，一方面面临着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和容量，以尽快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任务；另一方面，又面临着提高国家及各省高等教育结构和资源配置的合理性，提高院校管理、教育、教学、教师的质量，以尽快实现高等教育的高层次化的任务。在这种形势下，是否需要着手培育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策划咨询产业以适应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尚有待人们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但教育策划、教学策划在增加改革的成功率以及系统贯彻高等教育理念所起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也正因为如此，国内许多高校已经有所行动，如北京大学鉴于前20年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为使教育改革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思路和方向，于1999年后成立了北京大学本科发展战略研究小组，将校内长期热心于教育改革研究、同时也愿意具体参与的教授组织在一起，对学校在新时期的本科教育改革和发展战略提出意见和建议。再如，上海财经大学发展规划处的工作理念是预先性、系统性、创意性，其职能之一是在开展高教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决策的咨询论证，拟订学校中长期发展规划的建议方案，基本上属于教育策划的范畴。应该清醒地看到，教育策划在我国总体上尚处于自发的层次，没有引起教育界人士普遍的重视。而且，各高等院校在实施办学理念的过程中，尚未进行有组织的、系统的教学策划活动，高校所进行的各项改革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算一步的阶段，使用的是车到山前必有路的改革策略。例如，在天津商学院，为了强化基础，加强基本素质和基本技能的培养和训练，增强学生自学和获取新知识的能力，解决许多学生在人校前由于对专业不了解、盲目选择专业而导致学习积极性不高的问题，同时使学生在更好地了解市场需求状况的基础上选择专业，院长刘书瀚提出了“近距离观察市场，零距离感受专业”的办学理念。根据这一理念，校有关部门立即组织各专业全面调整，修订了授课计划，实行按大类招生，不分专业，本科生各大类前2年的基础课和学科主干基础课程全部打通，第3学年开始，再由学生根据自己的特点、兴趣和人生规划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领域和培养方向。然而，如果仅仅做到这一步充其量只能说是组织了对办学理念的贯彻，并不能认为是落实了办学理念，更不能认为实施了教学策划。因为作为教学策划，在实施之初就必须研究解决如何能使学生更好地观察市场、感受专业，如何选择专业的问题，相应的管理如何调整，如何保证各专业设置的同类选修课在名称、课时上的协调对应问题，以及预见新老计划衔接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应对策略等等。由于这样的改革往往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可能提前预见到每一件事情，所以有组织地建立信息反馈机制以便实事求是地及时对政策做出主动调整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有助于调动更多的有志之士参与到教改活动中来，更重要的是保证了调整后的政策更具权威性。再如，针对必修课压缩、学生自主选修课增多后由于缺乏必要的知识或者学生自我约束能力差等多方面原因导致出现的偏科现象，为了加强对学生选修的指导，院长提出了“营养套餐”的理念。根据这一理念，学院在教学计划上进行了模块化设计，初步形成了“自由选课+营养套餐”的选修课模式，使改革告一段落。但如果从教学策划的角度看，改革才刚刚开始，因为它只有通过相当一批教师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营养套餐”的内容和营养问题，模式本身也没有解决学生在选课中前紧后松、越是后面学期开的选修课人越少的问题，更没有解决学生到处报名、选而不修，要求严的教师学分不好拿考试者少、要求松的教师学分好拿考试者众的问题，长此以往，必然是正气不彰，恶习见长，选而不修就会越演越烈。可见，系统的教学策划非常重要。相反，教学策划活动在国外应该说相当普遍。例如，在牛津大学的5个学院中，每个学院都有一个制定计划的小组，每年校长会与他们一同讨论制定计划；同时全校也有一个计划小组，负责将每个学院的计划整合起来，并由此对未来教学、学术发展等做出规划。
由于缺乏有效的教育策划和教学策划，导致我国各学校办学模式雷同，缺乏自己的办学特色，造成本科教育与学生未来职业生涯的需求严重脱节。从院校角度看，它们丧失了自己竞争的优势；从国家宏观的角度看，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这与有组织且已经形成产业化分工的国外高等教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教育日益国际化的今天，对提升我国教育国际竞争力是非常不利的，应引起高校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
作者：王常柏
策划的研究论文 篇2：
中国管理会计的若干问题思考
【摘要】 文章通过对中国管理会计的研究历程进行全面的文献回顾,将这一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管理会计研究成果的引入、对中国实务的认识和管理会计应用的可能性研究、制造业尝试推行管理会计的经验研究。进而,总结了中国管理会计的实践成果,认为中国企业的管理会计实践水平正在不断提升,但是面临的突出难题是如何有效地将先进管理会计方法本土化,并且找到真正适合中国企业的管理会计发展模式。最后,文章提出了中国管理会计未来的研究规划和得出的结论。
【关键词】 管理会计;研究与实践;研究规划
一、中国管理会计研究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管理会计学者经历了三个重要的研究历程:一是大量地介绍了国外先进的管理会计研究成果;二是站在中国管理会计实践的角度剖析西方先进的管理会计工具在中国应用的可能性;三是在我国制造业尝试推行管理会计的案例研究,并向大样本的实证研究迈进。
(一)国外管理会计研究成果的引入
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人们禁锢已久的思想逐渐被打开,中国的会计学者希望将更多先进的管理会计理论和思想引入到中国的实践。其中大量的内容涉及成本管理方法,如成本管理的理念和应用(冯巧根,1995;王光远,1995;王林,1995;孙航,1995;陆正飞,1995;肖泽忠,潘爱香,1996)、西方成本/管理会计的发展历程(夏鹏,胡险峰,1996)、成本管理目标与成本管理的内涵(李孟顺,1995)、对现代成本管理范畴的梳理和规范(徐政旦,陈胜群,1998)以及如何结合中国企业的实务情况应用成本管理(卢峰,冉伟,1995)。除此之外,还介绍了全面质量管理和质量成本制度(夏鹏,1995),这是极为重要的管理会计工具,并且那时的学者已经关注到管理会计研究方法的重要性(王光远,贺颖奇,1997),尤其关注到了经验研究方法对管理会计的影响(孟焰,林金炳,1994),而当时对财务会计经验研究的关注也才刚刚开始(陈小悦,1997;秦荣生,1997)。因此,当时的管理会计研究并不落后于财务会计。
同时,一些学者也开始认识到中国企业的现实状况对管理会计的发展具有一定的限制性(楼树源,1995;李苹丽,1997),尤其是国有企业对管理会计的应用乏力(陈国祥,1995;乔彦军,1997)。他们也意识到仅仅单纯的翻译介绍并不能解决管理会计实践的问题,而且也难以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暨南大学管理会计课题组,1995)。因此提出了制约管理会计推广的制度因素(何建平,1997)。
但不可否认的是,第一阶段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拓宽了国内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视野,使得学者们认识到了国内外的差距以及自身的不足。然而,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企业治理结构的转换对管理会计的应用和发展存在极大的影响,这意味着管理会计研究的推进必然是一条曲折的道路。
(二)对中国实务的认识和管理会计应用的可能性研究
这一阶段的学者开始密切关注中国管理会计实务的现状究竟如何,他们从不同的角度,采用多种方法来了解中国企业的实务状况,并尝试将管理会计工具在实务界进行应用。
1.对中国实务的认识
冯巧根(1997)对浙江省的企业进行了调查,发现管理会计的应用较为分散,不够规范,但是应用之后均有一定的成效或明显的经济效益,应用范围主要集中在预算、成本性态分析以及责任会计等方面。这反映了当时多数企业对管理会计的应用还处在初步阶段,并未涉及全面质量管理和作业成本法的应用。
孟凡利等(1997)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研究中国管理会计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结果发现,管理会计应用情况并不理想,大量的技术方法并没有在实践中得到真正的应用。其中,企业领导不重视、内外部经济环境不合适以及财务会计核算资料不配套是主要的原因。
林文雄,吴安妮(1998)也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中国管理会计应用的现状,结果发现前中国管理会计主要应用在以下五个领域:(1)成本会计系统;(2)短期决策的制订;(3)资本预算;(4)标准成本核算;(5)管理控制。另外,他们还把中国的调查结果同以前美国和日本的调查结果进行了比较,指出由于区域因素、企业规模和所有权结构的差异使得中国企业对管理会计系统的重要用途有不同的认识。
当然,这些研究也认为管理会计所带来的作用是十分明显和卓有成效的,这对于实务界对管理会计工具的推行极为有益,是十分值得赞赏的。
2.管理会计应用的可能性研究
当学者们一方面探讨管理会计的现实应用时,他们也开始探索管理会计在中国实务界应用的可能性。这些研究主要是结合企业实务的背景来调查相应的管理会计工具的使用情况,并且对于西方管理会计在中国的“水土不服”,学者们有了更充分的认识和改善的措施。刘小明等(1998)就结合邯钢经验提出了改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一套以会计信息为基础的企业内部管理控制制度,这有利于推行管理会计的应用。王寅东(1998)也结合鞍钢经验,认为成本策划原理的应用有利于大中型国有企业改革。
温坤,邢莲平(1996)结合河北衡水棉纺织厂有效降低成本的实践经验,探索作业成本法的应用,发现企业在实务中已经自然地应用了ABC的某些原理,由于缺乏理论的有效指导,动因的分类还较为粗略,但已经取得了节约成本50万元的业绩。他们认为,如果能够有科学的指导,ABC所带来的效益将更加明显。
王平心等(1999)也结合案例企业西安农业机械厂来探讨ABC应用的可能性,这为之后许多管理会计案例研究开了一个好头,并且,对管理会计在企业实务中推行所可能遇到的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看法,对其他学者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其他一些学者也开始思考ABC在中国推行的可行性,为此建言献策(张颙,1997;于富生,储稀梁,1998;栾庆伟,何劭炜,1998)。
可以说,在前两个阶段中国管理会计的研究并未显著落后于财务会计。因为此时的经验研究在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上的差距还未显现,理论的探索和方法的关注都在积极地进行。
(三)我国制造业尝试推行管理会计的经验研究
1.案例研究阶段
在财政部1999年开展的“管理会计应用与发展的典型案例研究”重点会计科研课题的激励作用下,我国学者发表了许多关于管理会计的实地/案例研究论文,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描述性的案例研究,主要是阐述ABC或预算管理等在中国企业的具体应用情况。这些案例内容翔实,研究也较为规范,可以说对实务界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对于管理会计研究而言,实地/案例研究需要深入组织内部,学者可以在实地/案例研究中找到实务界感兴趣的问题,提出创造性及天才性的假设(或命题),然后加以论证(郭永清,1999),还可以利用自己的案例企业扩展样本的范围,从而证实研究问题的普遍性,增强研究的意义(潘飞等,2006)。
但是,实地/案例研究的缺陷在于其不具有推广性。因此,在此基础之上,我国学者又开始了管理会计的问卷调查研究。
2.大样本研究阶段
问卷调查是西方管理会计经验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问卷调查对组织的研究并不是肤浅的,而是通过规范的问卷设计,能够对许多数据库无法反映的抽象概念(如战略、激励等)进行计量,从而了解组织内部的决策和控制行为;然后可以对所获数据进行因子分析、相关性分析和线性回归来检验有关组织变量及其影响因素的理论假设。
我国目前的问卷调查相当一部分还处于描述性统计阶段,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博士与导师合作并采用问卷调查撰写博士论文,这一趋势也在发生着悄然的变化。张鸣,颜昌军(2005)根据战略成本管理模式的构成要素设计调查问卷,验证了企业战略管理与持续发展成正相关关系。张川等(2006)采用问卷调查分析了非财务指标采用程度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分别对代理理论和权变理论进行了验证,发现不管企业具有什么样的权变特征,非财务指标采用的程度越高就会带来越好的企业业绩。而且,相对于选择差异化战略的企业而言,选择成本领先战略的企业,采用非财务指标后会得到更好的业绩后果。文东华,潘飞(2009)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验证了全面质量管理对组织业绩的提升作用,并且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揭示了其中的过程①。王悦,潘飞(2009)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研究了分部经理定价参与的组织后果,为转移定价的研究打开了新的视角。
更可喜的是,有些论文是采用公开数据获得管理会计的替代变量,这拓展了管理会计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例如潘飞,程明(2008)选择我国上市公司2001-2004年在年报中公开披露的预算数据,研究上市公司预算松弛的影响因素及其对公司业绩的影响②。研究发现股权性质、股权结构和企业规模是解释预算松弛的重要变量以及一个严紧的预算目标有助于提高企业的业绩。
这些研究成果标志着管理会计经验研究不论在形式上还是方法上,都开始向国外的经验研究靠近,相信在未来会带来更加喜人的成绩。
二、中国管理会计的实践成果
中国企业的管理会计实践成果主要集中在战略成本管理、ABC/ABM以及平衡记分卡三个方面。
(一)战略成本管理
根据熊焰韧,苏文兵(2008)的问卷调查发现,我国企业目前在价格成本方面竞争最为激烈;其次是质量技术和客户服务;设计创新的竞争相对较弱。但在不同地区、不同规模、不同行业、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环境不尽相同。在战略重点上,不同地区的企业之间的战略差异主要表现在成本方面,中西部的企业最为重视成本因素;其次是东北部。相对而言,东南沿海地区企业的成本重要性最低。而在成本信息使用状况上,上样本企业目前在预算编制、产品定价和业绩评价方面使用成本信息较多,而在产量、薪酬、招标和投资等决策方面使用成本信息相对较少。但在不同地区、规模、行业的企业之间成本信息的使用情况有所不同。
(二)ABC/ABM的应用
熊焰韧,苏文兵(2008)发现我国国内采用作业成本法核算产品成本的企业并不多,但是作业成本管理的理念已被较多企业所接受、采纳,最近三年还正在不断推广。成本结构是影响国内企业采纳作业成本法的重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制造费用比例的高低似乎并未影响作业成本法的推行,与国外文献形成鲜明对照。不同行业采用作业成本法的状况差别较大,高科技行业最近三年明显提高制造费用、期间费用分配比重而且推进作业成本法的应用,传统行业大都停留在三年前的水平。
(三)平衡记分卡
熊焰韧,苏文兵(2008)还发现平衡记分卡的理念正在不断融入我国企业业绩评价系统,但财务指标仍然占据主要地位。总体而言,业绩评价体系对学习和创新方面的指标不够重视,在增进员工满意度和归属感、避免关键员工流失、激励创新和避免短期行为方面,业绩评价的效果不尽如人意。随着非财务评价指标的增加,其业绩评价效果的正面影响在降低成本、提高盈利、激励员工、促进合作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不断增强,从而表明非财务指标是业绩评价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杜荣瑞等还(2009)发现,中国管理会计在1997年-2001年着重于目标成本规划和责任会计的研究,而在2002年-2005年间研究侧重于经营预算、业绩计量、绩效评价系统、价值链分析及基于价值的管理研究。ABC/ABM在这两个期间的研究比例大体一致。而且在第二个阶段中,案例研究和大样本的实证研究比例有所上升。
这些研究证明,伴随着中国经济逐渐融入世界经济,要想获得竞争优势,必须引入西方先进的管理会计方法和理念,中国企业的管理会计实践水平正在不断提升,但是面临的突出难题是如何有效地将先进管理会计方法本土化,并且找到真正适合中国企业的管理会计发展模式,这才是当务之急,并且是学术界的重任。
三、中国管理会计的未来研究规划
从以往发表的管理会计的论文内容来看,尽管数量不少,但是还不能据此充分理解和指导中国管理会计的实践。虽然很多规范研究提出了不少有用的观点,但由于缺乏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明,很难对其进行评价、归集和选择。方法论上的缺陷和不足,使得很难将这些研究归纳为一个可靠和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体系(杜荣瑞,2009)。
因此,国内的管理会计研究必须理清研究的主题和思路,采用规范的研究方法,提升理论水平,这样才能真正提升管理会计研究的级别,对于中国的管理会计实践才具有真正的指导意义。
(一)档案研究应从实地研究出发
实地/案例研究是大样本研究的起点,规范的问卷调查研究应该以实地研究为基础,这是与财务会计研究最为不同之处,因为,管理会计尤为务实并且研究主题更为多样,因此,特别需要了解实务界的实际情况。如果问卷调查研究是建立在已有的实地/案例研究基础上,则可以直接进行问卷调查;如果之前没有人进行过实地/案例研究,管理会计学者就必须首先深入实地去了解企业的现实状况。在了解实务的基础之上,再结合理论来进行问卷调查的研究设计,将企业创造价值与理论贡献结合在一起,这才是管理会计研究的最终目的。
目前国内已有很多学者进行了实地/案例研究,但是,大多数案例研究的水平还有待提高,国外较为成功的案例研究是以对理论的贡献作为研究目的,如果只是单纯介绍某种管理会计工具的应用情况还不能增强研究的价值。因此,国内的学者需要以案例研究为起点,逐步向问卷调查过渡,这才能保证研究水平不断提升,方法不断进步。
我们欣喜地看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掌握了欧美最新的实证研究方法,这是非常好的现象。但是大家缺乏的往往是对实务界的了解和深入的实地研究,这对于研究设计的影响是很大的。中国独特的经济体制和制度背景对西方管理会计的本土化有着极大的影响。如果谁能够将中国的管理会计实务与欧美先进的实证研究方法结合起来,谁就能领导中国管理会计的研究潮流。
(二)管理会计应该与经营管理的发展相结合
管理会计的研究已经考虑到目前经营管理内容的变化和创新(Bromwich and Bhimani,1994;Kaplan,1990),目前的制造业实际上是处于一个综合系统的状态,即融合自动化、JIT以及TQM于一体的综合管理系统,这样对于管理会计的研究还有什么样的机会和空间就成为必须思考的问题。管理会计对综合的制造系统研究包括:分权、非财务业绩计量、成本的计算、标准的制定和报酬系统(Hansen and Mouritsen,2007)。这些内容并没有涵盖全部的管理会计研究,但却能够代表管理会计针对综合制造系统所带来的挑战而作出的应对。
首先,综合的制造系统与分权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分权管理可以使组织对复杂和动态的环境作出快速的响应且富有创新精神,还起到鼓励各分部之间的合作与协调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分权的产生使得业绩评价的恰当应用显得尤为重要。如果业绩评价和激励不恰当,势必导致低效率和组织内部的矛盾,这将有违分权的初衷。
另一个对综合制造系统最常用的管理会计主题是非财务业绩评价的重要性。业绩评价有助于实现组织的目标以及组织内部的协调。而综合的制造系统更具有灵活性、高质量和创造性的特征,因此业绩计量也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来实现组织的新目标。非财务指标有助于从长期提升组织的财务业绩,但是短期内可能会损害财务业绩,这取决于组织在长短期业绩以及财务与非财务业绩之间的权衡。
成本计算也是管理会计的一个主题,综合制造系统的变化带来了组织成本结构的变化。逐渐增加的质量要求和交易变动等因素改变了综合系统中成本的性质。尤其是追求高质量、灵活性等目标时需要人们思考重新计算组织的成本。
在综合制造系统中,非财务业绩计量应该包含在薪酬契约中,但是,实务中发现大多数公司在业绩评价系统中依然使用传统的会计标准(如净利润、销售收入等)多于非传统的标准(如非财务指标)。因此,需要更多地了解非财务指标在现实的综合制造系统环境中,尤其是薪酬契约中使用的真实情况、所占的比重以及主观业绩评价使用的程度(Bakeret al.,1994),这才是真正相关与迫切的问题。
因此,目前管理会计的研究是需要了解中国企业新的制造系统是什么样的现状,进而剖析管理会计体系的构成内容,从而发掘有价值的研究主题以及与国外不同之处,增进我们的研究特色,并真正为中国的实务界创造价值。
(三)更多地发掘管理会计“经济学”的特性
管理会计研究的显著特点在理论上注重对经济学的整合,尤其是需要为综合的制造系统决策者提供更好的信息来核算成本。例如,利用生命周期成本法来降低成本;更有反映经济学特质的ABC、质量成本以及JIT。未来管理会计研究的一种可能就是调查各种管理会计系统之间是否可以达到一种平衡,例如采用ABC与采用JIT是否可以进行有效的结合,这需要对经济学理论更多的认识和了解。
另一个需要整合经济学思想的是研究新制造实务所带来的后果,如组织业绩。相对于管理会计发生的变化,现在还未解决这个问题。例如,究竟采用了ABC之后,组织的业绩是否得到改善?改善了哪些业绩?业绩改善到底是采用了ABC还是其他的管理会计工具所带来的后果。这些问题至今都无定论,但确切地影响着管理会计的理论贡献和发展。当然,也有相关的研究取得了成果,如JIT和TQM对业绩的影响等(Balakrishnan et al.,1996;Fullerton et al.,2003;Kinney and Wempe,2002;Ittner and Larcker,1995)。因此,研究管理会计的后果之难不仅是在难以确定,而且是很难知道影响哪种业绩指标以及如何与其他业绩指标相联系。这将成为管理会计未来的研究重点和难点。
(四)理清对方法论的正确认识
研究方法是服务于研究的目的和需要的,并非经验研究就一定比规范研究高级或者科学,关键是看特定的研究需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不可否认,国内外的论文发表都是倾向于经验研究的论文。但是,高质量的规范研究也常常出现在国外顶级杂志上(Burchell et al.,1980,1985;Miller and O’leary,1987)。高质量的规范研究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他们建立了一种理论并对其作了系统和严密的阐述;第二,它们与先前的文献和理论结合得非常紧密(杜荣瑞,2009)。因此,国内的规范研究如果要提升水平,必须从这两方面入手,要对科学的理论基础有深入的认识,还要在先前的理论研究和基础上逐步推进,绝不能陷入“自说自话”的怪圈。
国内的经验研究其规范性还需加强。当然,我们看到越来越多高质量的管理会计经验研究出现在权威期刊上,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国内的管理会计经验研究还没有做到真正的规范。这需要学者们更多的努力,也需要专业杂志的要求不断地提高。因此,这是一个逐步前进的过程。
四、结论
经过几十年的不断努力,中国管理会计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但是如何在国际的权威期刊上有更多发表的机会将是影响中国管理会计研究级别的重要因素。对于管理会计学者,需要提高自己研究团队的水平和加强对实务的了解。
(一)建立管理会计学术团队
首先,管理会计研究应该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真正的科学研究应该以经验数据和严密的理论推理来进行。因此,非常需要专业方法的学习,在将来,不懂实证研究方法意味着无法成为学术的主流,也很难走向国际,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因此,首要的就是以科学严谨的态度来对待会计学研究。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走向国际,通过参加会议形式或者高访的形式与国外学者进行交流,这对于提升学术研究的水平极为重要。另外,建立规范的学术团队也是当务之急。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国内的管理会计研究还未成体系,尤其需要建立一个规范的研究体系,通过建立学术团队,在未来3-5年的时间内形成一个中国管理会计理论与实务的研究框架,并花10年的时间去实现它,相信对于中国管理会计走向国际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以国内知名高校为基地,建立包括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为成员的学术团队是当务之急。
(二)以实地研究为基础,进行大样本研究
在学者们掌握了规范的实证研究方法之后,最大的问题就是要花时间和精力来了解中国企业的实务状况,从而找到感兴趣的课题,这才能实现研究的目的。但是,管理会计的务实性决定了实地研究必然是研究的起点和基础,如果仅仅会使用先进的统计软件和精通各种统计方法,却无法深入了解中国的管理会计实务将是纸上谈兵。因此,当前学者们最需要的就是花3-5年左右的时间来深入实务,找到研究课题。
(三)以发表高质量的论文为目标
学术研究以对理论的贡献来衡量,而对实务的意义往往被忽视,但是,真正有价值的管理会计研究是既要对理论有贡献又要给实务界创造价值,这是管理会计的特点。那么发表高质量的论文则是学者们追求的共同目标。目前,国际顶尖的管理会计杂志是AOS和JMAR,AR,JAR上也有少量管理会计的论文。学者们应该通过多种形式力争在国际顶尖期刊上发表中国管理会计的论文,这对于提升中国管理会计的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也是进一步推动中国管理会计研究的契机。如果说以上两点是基础,那么发表高质量的论文就是目标。相信未来的中国管理会计一定会在国际顶尖杂志上展现自己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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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潘 飞 王 悦
策划的研究论文 篇3：
我国媒介融合研究20年之进路
摘 要：1996—2017年20余年间，学者对媒介融合的研究为“现象”所牵引，表现为一个从概念、定义到现象和规制的演进路径，媒介融合的主体研究、载体研究、从业人员及用户研究、产业及政策研究是研究成果聚集的四个方面，呈现出与媒介融合技术先导性特征不相一致的现象化特征，可以说是一场历时旷久的缺乏知识融合的媒介融合研究。我国媒介融合研究对媒介融合技术先导性的实质关注不足，新闻传播学科领域的媒介融合研究在整体上并没有形成知识融合的研究取向，知识创新陷入困境，媒介融合急需展开跨学科研究。技术先导性的缺位是导致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学术研究滞后于媒体实践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媒介融合；文献计量学；知识图谱；共时分析；历时分析
DOI：10.3969/j.issn.1005-6378.2018.04.018
“媒介融合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伊契尔·索勒·普尔在其著作《自由的科技》中提出”[1]17。1996年国内学者徐立军在论文中首次使用媒介融合[2]的概念，1999年崔保国[3]最早以媒介融合为关键词发表论文，此后国内媒介融合研究论文不断出现，大都是基于国外经验进行引进性的介绍。2005年前后，蔡雯、喻国明、彭兰、陈力丹等一批学者开始了媒介融合的本土化研究。2009年始，媒介融合研究成为新闻传播学持续至今的学术热点。
“无论是早期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融合，还是不同新媒体之间的融合，媒介融合的过程都表现出明显的技术先导性，技术在媒介融合的兴起和发展中起到导向性的作用。……传媒发展是技术进步直接推动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媒介融合所产生的媒介形态也必然建立在技术发展的前提之上”[1]23。如今，媒介融合研究在我国已经走过20余年的历程。20余年来，我国媒介融合研究的进路如何？是否沿着“技术先导性”的方向前进的呢？
一、研究方法与样本选择
近五年来，对我国媒介融合研究文献进行综述性研究的成果开始出现和增多，金佳、殷帆[4]，范璐璐、姜彩杰[5]，马明新[6]，刘结玲[7]，
鲍高齐[8]，李娜[9]，单晓颖[10]，孙晓博[11]等分别对某一年或者某一段时间的文献展开综述。谷虹[12]则从产业的角度对媒介融合所做的研究进行了梳理，概括了媒介融合的演进历程。以上研究针对特定时间阶段或者某一角度对媒介融合研究进行了综述，随着近些年文献数
量上升，借助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和工具对媒介融合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分析成为必要。
本文以CNKI数据库和CSSCI引文库的文献资源为研究样本，以知识图谱研究中最为活跃和成熟的研究手段——CiteSpace为工具，以研究议题的变迁和知识的演进为目标，以1996年媒介融合研究为起点，系统梳理和分析了20多年来我国媒介融合研究的重要期刊文献，对我国媒介融合研究中的知识创新进行了考察，提供了两种视图：聚类视图（cluster）和时区视图（timezone），聚类视图侧重于体现聚类间的结构特征，突出关键节点及重要连接，时区视图侧重于从时间维度上来表示知识演进的视图，可以清晰地展示出文献的即时更新和相互影响。
本文样本选择基于CNKI数据库和CSSCI引文库两个数据库，以关键词进行搜索后筛选符合要求的研究文本。在CNKI数据库中，检索条件为：（关键词=媒介融合） （精确匹配）；专辑导航：全部；数据库：学术期刊单库检索。检索时间为2017年12月17日。检索文献总数为11 767篇，检索文献时间跨度为1996—2017年。根据相关研究，如果以单一的被引频次标准进行筛选会导致较大误差，因此采取了选择每一年度所有符合标准的论文中，被引频次在前10%的论文作为研究样本，并由两位编码员在训练之后进行人工筛选，去除了会议综述、新闻报道、学术茶座、期刊首卷语等非学术文献及不属于媒介融合研究的论文，编码员间信度为0.96，最终得到论文共1 180篇。基于这些论文，借助CiteSpace进行统计分析和可视化呈现，梳理学界对媒介融合研究的过程和趋势。
同时，由于国内论文引文的信息只有通过CSSCI引文库才能批量下载，因此，选取CSSCI数据库中关键词为“媒介融合”的文献，限于CSSCI收录的期刊少于CNKI数据库，时间范围只能包括在2006—2017年间，样本数量较少，因此采集全部文献，共计524篇。基于这些论文同样借助CiteSpace进行统计分析和可视化呈现，绘制并展示媒介融合领域的知识图谱。
二、媒介融合的议题与演变
（一）研究热点分布：脱离技术的学术
将CNKI数据库中的文献导入CiteSpace，选取历年文献关键词词频的前50个，生成了關键词共现图谱，得出我国媒介融合研究的关键词频次和中心度。
经citespace分析，媒介融合关键词共现图谱形成了以“新媒体”为核心的分布样态，我国媒介融合研究议题较为集中，由中心向外辐射，关键词词频逐渐下降，依次为新媒体、媒体融合、传统媒体、电视新闻、全媒体、创新、新媒体时代、融媒体、转型、三网融合、舆论引导、媒介形态、社交媒体、大数据、互联网思维等。这就是说，在研究的中心度上，我国媒介融合研究的文献中，技术性先导主要表现在研究对象本身的属性上，没有表现在研究议题和研究问题上。
表1中，频次代表了关键词在所有文献中出现的次数，中心度表示在知识图谱中某一关键词在整体网络中所起连接作用大小的度量。中心度大的节点相对地容易成为网络中的关键节点，起到连接不同研究主题的作用。“媒体融合”出现的频次低于“新媒体”，但中心度最高，表明研究者在使用“新媒体”这一关键词时，文献数目虽然较多，但议题相对比较单一，而“媒体融合”这一关键词往往能连接较多的研究主题。除此之外，“传播渠道”“传媒产业”等关键词虽然出现频次不高，但有较高的中心度。有学者将媒介融合的表现形式概括为“内容融合、渠道融合和平台融合”[13]三个方面，因此，“传播渠道”“传媒产业”等关键词虽然频次不高，但中心度较高，体现了媒介融合这一议题主要聚焦在渠道融合和产业融合上。
通过CiteSpace的聚类功能，对每年前10%的高频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和人工整理，如表2所示，并将关键词研究主要分为以下4类：
第一类：媒介融合主体研究，包括媒介传播、广播电视、广播新闻、信息源，包含的关键词有传统媒体、广播电视、数字技术等。无论在学界还是业界，媒介融合的焦点在主题因素上大部分比较关注广播电视产业，三网融合的启动就是以广播电视网的革新为主。
第二类：媒介融合载体研究，包括移动互联网、媒介环境、移动客户端，关键词有新媒体、社会化媒体、自媒体等。与第一类媒介融合主体研究相比，此类研究视角出现了明显的转向，即重点关注媒介融合之后的媒介呈现方式，也被称为媒介平台，有学者认为传播平台的聚合革新，也会带来传播业态的改变。
第三類：媒介融合从业人员和用户研究，包括记者、用户等，除此之外，从关键词分类中“新闻教育”“学术期刊”可以发现，此类研究还包括传媒类的教师群体、学生及研究人员。另外，从关键词“电视采编”“采访形式”“创新”“互联网思维”可以发现，此类研究主要关注从业人员专业技术和观念的更新。
第四类：媒介融合产业及政策研究，包括传媒经济、全面深化改革、中国梦，关键词包括报业集团、电视节目、三网融合等，关注资本和政府对媒介融合的影响。加拿大学者德温·温赛克认为，“融合是一种现实。但是，融合一直是被公司利益所左右的，是由政府预先决定或强行拆散的”。在早期，学者就关注到了公司和政府对媒介融合的影响。因此，直到现在，回归本土，全面深化改革、中国梦等指导思想也成为影响媒介融合研究的关键词。
通过以上的聚类分析发现，我国媒介融合研究关注的是应用层面遇到的问题，对媒介融合技术先导性的实质关注不足，研究成果更多地停留在一种应用策略上，还不能称得上理论创新，因此，本文称之为“脱离技术的学术”。如果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学说来看，我国媒介融合研究的路径和成果更多地表现在生产关系层面。
（二）发展阶段和议题变迁：知识创新的困境显现
图1显示了媒介融合研究论文发表年度趋势。从整体上看，媒介融合研究相关的论文随时间的推移出现持续走高的趋势，自2005年开始平均每年都有10—40篇左右的论文发表，表明媒介融合相关研究受到了国内学者很强的关注；到2009年，“媒体融合研究日渐成为显学”[11]；2013年的年度文献量突破1 000篇，媒介融合研究成果出现爆发性增长。之后的几年至今，文献增速有所减退，这一方面说明媒介融合的研究热度有所下降，另一方面也说明，从生产关系层面的研究，而不是从生产力层面的研究遇到了难以实现知识创新的困境。
利用CiteSpace的时区功能，选择时间跨度为1996—2017年，时间分区为2年，对年度前5个关键词进行分析，如表3所示，可以大致分析出媒介融合研究中议题变化的如下趋势：
2005年之前，国内的媒介融合研究重点是对外国媒体相关研究和实践的介绍，没有迹象表明学界或者业界意识到媒介融合浪潮的即将到来。
2005—2009年，媒介融合研究开始受到学界的重视，“新媒体”这一核心关键词也出现在这一时期。这一时期主要的研究议题：一是新的媒介形态的出现。2006年孟建、赵元珂发表《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型的媒介化社会》一文，认为媒介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新的媒介形态开始涌现，使得媒介融合呈现出全新的特质。二是学界还关注媒介融合对新闻教育的影响。蔡雯认为，日后新闻教育应重视“能够在多媒体集团中进行整合传播策划的高层次管理人才和能够运用多种技术工具的全能型记者编辑”。高钢认为，“面对媒介融合的趋势，作为构成新闻教育四大基础元素的学科架构、师资队伍、课程体系和教学平台，需要重新建构建设具可融合的学科架构”。正是在这一时期，媒介融合与新闻教育的转型开始成为持续至今的讨论议题之一。
2009—2011年是媒介融合研究增长期，“微博”“三网融合”“全媒体”等议题成为研究热点。随着“三网融合”进入践行阶段，媒介融合的研究从理论预期阶段进入了业界实践阶段。2009年，后来被定义为“微博”元年，当时“微博”作为媒介融合的议题被广泛探讨。占自华认为，“尽管微博的前景仍不确定，但随着媒介融合的加速及微博自身功能的不断完善，微博所具有的移动报道功能和舆论影响方式，将给传统媒体获取并发布新闻带来深刻变化”[14]。 2010年，三网融合12个试点城市名单和试点方案正式公布，三网融合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自此，媒介融合才成为业界引人瞩目的话题。传媒业界对其领域内知识创新的迟钝反应，与中国传媒业缺乏知识创新机制有关，中国传媒业对新闻传播学科知识创新的贡献度值得关注。
2011—2015年是媒介融合研究的爆发期，也是相关研究议题和文献出现最多的时期。出现了“媒体融合”“电视新闻”“传统媒体”“大数据”等媒介融合研究的重要词汇。这一阶段，不少学者关注了技术因素对媒介融合的影响。彭兰认为，与“社会化媒体、移动终端和大数据”这三种技术相对应的变革，体现在“以用户为中心”“新闻生产的变革”和“数据成为新闻的‘富矿’”[15]等方面。基于三网融合、两微一端等实践经验的考察，部分学者开始对媒介融合进行实证研究和个案分析。媒介融合研究开始上升到新闻传播学科知识体系创新层面的探索，如，黄旦提出新闻传播学科建设“整体转型”[16]的学术见解。
2015年以后，媒介融合的研究议题与上一阶段相比，增长点明显减少，“融媒体”“网络直播”“跨界融合”等新概念、新现象的出现，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学界开始对媒介融合进行更多的理论反思，如，黄旦提出媒介融合“再理解”的观点，认为“‘媒介融合’是从业态到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媒介组织就是这个网络中的一个节点”[17]；韩立新基于传统媒体分化和重构的业界现状，提出“跨界融合”是媒介融合发展新阶段的论断[18]。
整体上看，媒介融合研究的议题在各阶段的变化，更多的是关注现象和问题，技术知识与学科理论知识融合的研究议题非常少见，可以说是一场缺少知识融合的媒介融合研究。至2015年，媒介融合研究显现出知识创新的困境。从议题的整体上看，关注的议题多滞留在宏观层面，传播技术层面的议题非常少见，这与媒介融合的技术先导性特征不相符合，是导致知识创新困境的根源所在。
（三）研究者，机构及其合作网络：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节点非常稀疏
基于1996—2017年间，涉及媒介融合研究的1 180篇样本论文，以第一作者个体为单位，对其20余年间累计发文数量统计排次，得到表4。发表论文量排在前10位的作者累计发表论文在3篇及以上者，共占所有作者总发文频次的7.6%。这些研究者可以看作媒介融合研究的核心研究者。
從论文发表的时间维度来看，2005—2012年是Facebook对大众开放，并成功聚集用户的初步发展时期，也是Twitter、微博、微信等一众社交平台的“涌现—发展”时期。与此同时，纸媒的失势在这一时期愈加明显，电子报刊、资讯APP等传统媒体转型、开发新媒介寻求融合等形式在行业内部兴起。国内学者对媒介融合的研究也多出现在这一时期。以本文甄选的1 180篇样本论文为总体样本分析，其中2005—2012年发表的755篇，占总体数量的64.0%；且2009年微博元年，当年发表的论文46篇，较其上一年度的19篇增长2.4倍。2014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在政策导向的影响下，当年发表数量119篇，较上一年度90篇增长1.3倍，《融合元年——中国媒体融合发展年度报告（2014）》蓝皮书于年5月出版，此后媒介融合年度报告蓝皮书年出版1本，2015年至2017年3年间媒介融合相关论文发表数量稳定在200篇上下的平均水平。
从研究者角度分析，发文数量位列前三的作者分别是彭兰、谭天、喻国明，发文数均在10篇及以上。我们来用三个“最”来概括表2中作者的信息：第一，最多：样本中彭兰发表的论文最多，2006—2017年间共发表了媒介融合相关论文11篇，在1 180篇论文的作者中发文频次位列第一，占样本总量的0.9%；第二，最早：崔保国发表的涉及媒介融合研究的论文最早，他的《技术创新与媒介变革》从传统媒体相互渗透融合，以及新媒介的涌现促进的媒介融合与发展两个维度探讨“融合性”主导的媒介变革特征，是样本涉及总体中最早的研究成果；第三，引用次数最多：蔡雯发表的9篇文章中，2篇是被引用次数前5位的文章。她的《角度·视野·轨迹——试析有关“媒介融合”的研究》一文，对“媒介融合”概念归纳为媒介技术为推动，经济利益和社会需求驱动，行业内部的重组，媒介形态的内容、渠道、终端的融合过程[19]。该篇论文在样本中被引用次数最多。
经citespace分析，目前国内学者在媒介融合领域研究的合作化趋势尚不明显，呈散点分布状态，并未形成合作网络。就核心研究者而言，媒介融合领域研究尚属各抒己见的研究状态。合作网络中仅有的三处连接合作分别是：谭天—张冰冰—林籽舟、胡志锋—刘俊、段乐川—路畅，多是基于地缘因素、社会关系（师生）的阶段性合作，并未形成稳定的合作网络和学术共同体。
从研究者所属机构角度的统计分析得出表5，新闻专业传统强校表现依旧突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发文数以68篇列第一位、中国传媒大学以36篇列第二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以28篇列第三位。位次前十的机构发文数量均在10篇以上，这10家机构在样本总体中发文总频次268篇次，占总体的22.0%，这些研究机构可以看作媒介融合研究的核心机构。
另外，从各机构发表的论文初现年份来看，10家核心研究机构首次发表媒介融合研究的论文均在2010年以前，即2010年“三网融合”政策提出以前，距2014年媒体融合发展的官方确定提前4年，说明核心研究机构对媒介融合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媒介融合研究机构所处地域以经济发达地区为主，一是集中在北京，几个合作简单网络的核心也来源于这里，如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印刷学院等；二是集中于长三角和珠三角，位于长三角的复旦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珠三角地区的暨南大学、中山大学等。北京作为研究中心，不像长三角、珠三角那样，对其所在的华北地区基本上没有带动作用。
从媒介融合研究机构间的合作网络来看，最为突出的简单合作网络核心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基于地理坐标北京，与中国传媒经济与管理学会的合作，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新媒体研究所的校内合作，与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校际合作构成了一个简单的基础合作网络，其合作模式对比其他较为多元。但从总体来看，机构间尚未形成广泛的合作网络。媒介融合研究机构间网络节点间的关系非常稀疏，整体网络结构极为松散。主要是基于地域因素的校际合作、大学内部的二级学院间合作以及与专业机构的合作三种模式，稳定的机构合作网络尚未形成。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不紧密与科研项目及科研政策有直接关系，科研政策及科研管理急需创新。
（四）共引分析
我国媒介融合研究的论文主要发表在新闻传播学领域的期刊上，在各高校学报和社科综合类期刊的发文量和被引频次都相对较低。根据CSSCI引文库中媒介融合研究领域高被引论文的来源期刊频次排序，前10位期刊如表7所示。从综合期刊被引频次与文献发表量可以看出，发表于《国际新闻界》上的论文数量最多，其被引频次占高被引期刊的16.5%，其次是《现代传播》（14.5%）和《中国记者》（12.9%）。在表6中，高被引文献有20%来自《中国记者》，且期刊的被引量也相对较高。
在发表媒介融合研究论文且被引频次排名前10位的学术期刊中，没有综合类期刊的类型，这表明媒介融合研究还没有形成跨领域、跨学科的研究趋势，虽然媒介融合的研究涉及信息科技领域，但新闻传播学科领域的媒介融合研究在整体上并没有形成知识融合的研究取向。
三、结论与反思
自1996年至今20余年间，我国学者对媒介融合的研究，表现为一个从概念、定义到现象和规制的演进路径，新媒体、传统媒体、媒体融合、电视新闻和全媒体是我国媒介融合研究的五个高频词汇，媒介融合的主体研究、载体研究、从业人员及用户研究、产业及政策研究是媒介融合研究的四大方向。我国媒介融合研究的知识图谱，呈现出与媒介融合技术先导性特征不相一致的特征，可以说是一场历时旷久的缺乏知识融合的媒介融合研究，这与媒介融合研究成果在各高校学报和社科综合类期刊发文量和被引频次都相对较低的原因之一，也是媒介融合研究知识创新度较低的原因之一。“伴随着互联网带来的冲击，传统媒体在融合时代逐渐走向衰落是不争的事实”[20]。当下的媒介融合研究受业界传统媒体转型之困的影响，更多的是对传统媒体融合新媒体的现象进行研究。
從文献统计的情况来看，研究议题的变迁以技术革新为背景，受到资本与政策的双重影响，基本沿着“国外经验——本土现象”的脉络演进。现有的媒介融合研究成果对现象的归纳和总结多于对融合本质的探索，以传统的大众传播的生产逻辑去思考媒介融合的思想痕迹明显，研究对象整体上为“现象”牵引。这一路径游离了媒介技术变革是媒介融合根本推动力的事实，学术方向和学术聚集点缺乏知识融合，可谓是有融合研究之名，乏知识融合之实。出现这种情况，与媒介融合研究的核心学者都聚集在新闻传播学领域，表现为师生关系、同事关系、地缘关系等简单的研究群体，媒介融合急需展开跨学科研究。
媒介融合研究还缺乏持续的研究者，其影响力较大的关键研究者多扎根于新闻传播学，缺少与其它学科的交叉，多对媒介融合的某个现象或问题做短期性的研究。媒介融合学术成果的学术影响力存在扩散现象，即特定研究者已有的影响力会扩散至媒介融合研究成果上。
本研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首先是不可避免的主观性（subjectivity）。“科学理论是由理论术语与观察术语构成，观察术语能够被直接地解释和完全地理解，而理论术语只能够被间接的解释和部分的理解” [21]，主观性造成了本文在诠释媒介融合理论研究过程中可能有所强调，又有所忽视。其次是样本的选择局限，研究本身很大程度上依赖研究样本，但也受到样本的限制。“每一个被创造的单子在其自身之中都包含着与所有其他单子的稳定关系，这些关系成为所有其他单子在每一具体单子那里得到表现的契机”[22]。在样本筛选过程中由于早期的文献较少而2010年后的文献较多，为满足基于时间上的平衡，不得不对文献进行取舍和筛选。尽管进行了较为细致的量化，但数据结果并不能完全精确地反映出媒介融合研究的样貌。最后是研究方法的局限，文献计量学从宏观角度对媒介融合研究进行了审视，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传统文献综述难以摆脱个人经验和主观偏好的弊端，但也可能陷于挂一漏万的泥淖，所以对于单一主题的观点归纳，需要与传统的质化文献综述方法相结合才能更全面。（注：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俱鹤飞参与了课题的数据采集和分析。）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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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雅坤】
作者：韩立新 张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