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数量经济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摘要：近些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日趋复杂，经济政策制定难度越来越大。而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通过数量经济学等科学方法分析社会经济及其变化规律，成为了一种全新的应用方式，能够为决策层提供更具全面性与系统性的数据支持，提高决策准确性，维护社会稳定发展。本文主要分析了数量经济学在大数据时代的应用。
第一篇：数量经济论文范文
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耦合分析
摘要：从经济增长的效率、结构、稳定性、福利变化、科技创新、生态环境六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度了2003-2013年间湖北省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并运用耦合模型测度了这11年间湖北省经济增长的发展度与协调度。通过对湖北省经济增长的耦合分析，得出了当前湖北省经济仍处于数量增长强于质量增长阶段的结论。根据这一结论，结合适宜性跃迁理论及新常态的时代背景，提出了提高人民福利水平、不断优化和调整产业结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加大科技创新投入等促进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经济增长数量;经济增长质量;熵值法;耦合分析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在此期间，得益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中央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导向，中国经济在数量上已经取得了巨大的阶段性成果。但同时，还应注意到，虽然我国经济在数量的增长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存在许多问题，譬如经济增长效率低、经济结构不合理、城乡收入分配不平等、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人民福利水平改善缓慢、资源环境日益恶化等等。特别是2012年以来，伴随世界经济发展格局深度调整和国内供需结构性矛盾逐渐凸显，中国经济增速开始回落到中高速，进入新常态。针对这一问题，我国的经济发展开始从以往片面追求数量的增长模式，转变为保就业可持续的兼顾数量与质量的增长模式。经济结构优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提高经济质量的政策，成为新常态下宏观调控的重心。
理论上来看，经济发展不仅包括数量上的增加，还有质量上的规定，是数量与质量构成的有机整体。我国经济数量增长的同时如果没有妥善地解决好经济增长质量问题，会产生有增长无发展的经济局面。反之，我国经济数量增长的同时，如果能够有效地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通过提高人民福利水平、不断优化和调整产业结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加强科技创新能力等措施激发我国经济发展的潜在优势，就能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数量的增加。因此，在衡量经济增长的成果时，不应将经济增长数量作为唯一的评价指标，还应考量经济增长的质量指标，并综合考虑二者相互作用的机理。本文利用耦合模型有效测度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耦合协调发展程度，旨在为政府推进二者有机协调发展的相关决策及政策调整提供理论依据。
作为华中地区最具代表性的省份，近年来湖北省经济数量的增长亦开始逐渐回落。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创新能力不足等经济质量问题在湖北省表现得同样明显，窥豹一斑，通过对湖北省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出我国的总体情况，基于湖北省情研究提出的政策建议对全国也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现有耦合分析的文献主要是对宏观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进行研究，如环境系统、人力资源、科研投入等因素与社会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黄瑞芬等，2011;逯进等，2013)。鲜有学者对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直接的作用进行耦合分析。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数量同属于经济增长系统的两个属性，离开了质量支撑的数量无法保持稳定地增长，离开经济数量支撑的质量缺乏物质基础。理想的经济增长应该是数量和质量相互协调下的演进过程。将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系统性地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经济质量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耦合模型恰好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案。
具体来看，为保证耦合过程和结果的科学性，首先须合理量化经济增长数量指数与经济增长质量指数。
我们选取的测度经济增长数量指数的指标为总量GDP和人均GDP。总量GDP和人均GDP是考量地区经济数量水平最常用的指标，具有简洁性与代表性。
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测度则较为复杂。经济增长质量本身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经济增长质量就是指经济效率。广义的经济增长质量是考量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的结构、稳定性、福利分配以及资源环境的具体状况。
对于狭义的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起源于卡马耶夫(1983)，他将经济增长质量定义为生产资料效率的提高。国内该类研究中，一般将全要素生产率(TFP)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作为衡量经济效率的指标，也有学者将经济结构、环境、科研投入作为要素投入加入到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当中(马宇等，2015)。但郑玉歆(2007)指出，只利用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经济增长质量存在着诸多问题。首先，TFP只能衡量生产要素即期的经济效果，考虑到近年来中国实行的城市化进程中，固定资产投资较多，因此很难在即期或短时间内就获得与投资水平相匹配的产出;其次，TFP反映的是最大产出与有效投入数量之间的关系，无法衡量中国经济现实中资源禀赋利用的现状，亦无法体现劳动力质量等投入质量因素对结果的影响。叶初升、李慧(2015)认为，只使用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经济增长质量的衡量指标，既无法揭示经济结构、制度等因素相互作用机制，也无法预测其发展方向，应从提高人民可行能力的角度，围绕人民的营养、知识、闲暇、生活环境等微观方面衡量经济增长的结果。我们认为，叶初升、李慧(2015)的研究侧重于从微观视角上衡量发展的质量，但所得出的结果不具有综合性。譬如，我国现阶段具有高水平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如果政府大大降低基础设施的投资，转而增加社会福利的投入，在其模型中无疑会提高经济质量的水平，但长远来看，这并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同时，微观方面的经济质量研究更容易受到宗教信仰、民族文化、地域特征等因素的影响，这也增加了指标选取的难度。综上，无论是从经济效率还是人民可行能力的单一角度定义、研究经济增长质量均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局限性。
对于广义的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钞小静、任保平(2011)从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出发，采用PCA法从经济增长的结构、稳定性、福利分配及资源环境代价等多个维度测度经济增长的质量，得出1978-2007年间，我国总体层面和各省经济增长质量水平都有所提高，但各省之间经济增长质量水平差距明显的结论。马强文、白稳(2015)使用同样的方法，得出2000年以来湖北省经济增长质量稳步提升，并根据各维度的主成分得分提出增加经济质量的相应政策主张。采用类似研究方法的还有张继海和李发毅(2014)，刘小瑜、汪淑梅(2014)等。该类研究从经济发展的各方面全面评价了经济增长的质量，相比于狭义的经济增长质量，更好地诠释了经济发展质量的涵义。但依然存在以下两个问题：一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多是选用存量指标而非增量指标，无法突出“增长的质量”的增量含义;二是将部分增长过程指标和结果指标同时纳入评价体系，容易产生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首先改进指标体系设计，尽量使用增量指标，同时只选取代表数量和质量增长结果的指标以避免出现内生性问题。
在经济质量指数的测度方法上，以往学者在度量经济增长的质量时，大多参考钞小静、任保平(2011)的研究，使用主成分分析法。该方法虽然在处理指标相关性和简化指标体系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同时也存在着损失信息量、含义模糊的缺点。近年来，刘小瑜(2014)等一些学者开始使用熵值法对经济增长质量进行度量。熵值法源于信息论，是一种客观赋权法。它根据指标的相对变化程度对系统整体的影响来决定其权重，比主观赋权法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和精确度。除了被用作客观赋权之外，熵值法还能通过将各指标权与对应的权重相乘再求和得到各样本的综合得分，实现综合评价的目的。相比于主成分分析法，熵值法赋权更具有客观性，同时能有效避免信息的损失。因此，在对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量化过程中，本文引入信息论中熵的概念，使用R统计软件，采用熵值法对各指标进行赋权，求出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指数。
综上所述，基于对经济发展数量、质量指数量化的基础之上，本文引入物理学中的“耦合”概念，参考逯进、周惠民(2013)研究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所构建的耦合模型，并结合经济增长理论及2003-2013年湖北省的相关数据，充分研究经济增长系统中质量和数量相互作用的关系。使用无差异曲线来刻画湖北省经济增长的现状与趋势，从中提炼出适合湖北省经济增长有效耦合的方式，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
三、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测度
(一)指标体系的确定与处理
1.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指标的确定
现有文献在确定经济增长的数量时，一般以收入法核算的GDP总量指标和人均GDP指标为准。由于湖北省GDP总量和人均GDP均是流量指标，因此可以作为衡量经济增长数量的指标。
关于经济增长质量指标的确定则要复杂很多。根据前文对现有文献的总结，在确定相关指标时，本文参考钞小静、任保平(2011)提出的指标构成方法，将经济增长的效率、结构、稳定性、福利变化、科技创新、环境代价作为度量经济增长质量的二级指标。三级指标的选取上，本文尽量使用增量指标，对于出现的存量指标则进行一阶差分处理，转化为增量指标。此外，本文三级指标全部选取体现经济质量增长结果的变量，并未选取涉及原因及过程的变量，从而尽可能避免选取的指标间出现内生性问题。本文具体指标请见表1。
经济增长效率衡量的是生产投入转化成产出的效率，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往往在要素的使用效率上更胜一筹。郑玉歆(2007)的研究表明，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在衡量经济质量的可行性上存在着诸多局限，这里不再赘述。因此本文采用资本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单位GDP能耗进行核算。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衡量的是增长过程中波动的程度。超过周期性波动正常范围内的过度波动会影响人们的预期，进而影响未来经济的增长，并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本文采用通货膨胀率、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波动率和城镇登记失业率对其进行衡量。福利变化主要考量的是人民福利的改善，本文主要从交通、住房、消费上进行衡量，其中消费水平对价格指数进行了平减，消除了价格因素的影响。科技创新是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为此，本文采用高校在校生占总人口的比例、技术市场交易额和产品质量优等率三个指标来衡量科技创新。生态环境方面，本文从废水、废气角度进行衡量，并加入旅游业的相关变量间接衡量生态环境质量。经济结构反映的是经济增长中要素配置和生产分布。考虑到我国的现状，本文主要从国际收支结构、产业结构、城乡二元结构、收入结构进行衡量。
表1中公路里程、铁路里程、农村人均住房面积三个指标作为存量指标，根据前面的分析应该进行一阶差分，转化为增量指标后进行运算。从表1可知，所有选取的指标均为正指标或者逆指标，不存在适度指标，这也为后文指标的量化提供了便利。
2.数据的来源与指标处理
本文旨在研究湖北省近年来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耦合度情况。在保证数据完整性的前提下选取了2003-2013年间湖北省的时间序列数据。本文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局、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部分数据来源于《湖北省统计年鉴》。
为了避免数据口径不一致对研究造成的影响，我们首先对指标进行均值化处理。对于正指标和逆指标我们分别进行如下处理：设Xij为第i年第.j项指标的值，αj为各年.j指标中的最大值，βj为各年j指标中的最小值。针对正指标和逆指标均按照(1)式作均值化处理。经过均值化处理之后的指标既具有相同的量纲，同时也都转化成了正指标，为后文的研究提供了便利。
(二)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测度
1.研究方法
根据熵值法计算步骤，将经过均值化处理的2003-2013年湖北省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相关指标代入，得到各指标的相关权重请见表2。
2.结果分析
根据熵值法所赋的权重，将均值化后的指标与对应权重相乘并求和可得各年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总体评分。再以2003年的评分为基准，评价近年来湖北省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总体情况，结果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近年来湖北省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都保持了平稳增长的趋势。但总的来说，经济数量增长的趋势要明显快于经济质量的增长，二者之间的差距呈不断放大的趋势。在此基础之上，针对这一结果，笔者进一步对湖北省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进行耦合分析，研究近年来湖北省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之间相互作用的机理以及两者演变的深层次原因。
四、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耦合分析
(一)耦合机制的理论分析
耦合原本是物理学上的概念，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通过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它既包括了相互促进的良性影响，又包括了相互破坏的恶性影响。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作为经济增长系统的两个范畴，二者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机制。经济质量的增长可以提高数量增长的效率，经济数量的增长可以为经济质量的改善提供物质基础。反之，经济质量若长期低水平增长甚至负增长将大大降低经济数量增长的效率与可持续性，经济数量若增长缓慢则无法为政府改善经济质量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经济增长中只有将质量和数量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保证经济持续、稳定、高质量的增长。因此，本文引入耦合概念，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之上，结合实际进一步分析近年来湖北省经济增长质量和数量的发展趋势及其相互作用的机理。
假设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综合指数分别代表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水平U1、U2。我们首先对相关概念进行如下定义。
1.经济增长发展度
本文假设增长系统的发展度函数具有严格拟凹性，且规模报酬不变。T表示增长系统的发展水平，即系统发展度指标。本文发展度函数采用Cobb-Douglas的形式：(2)
式(2)中，θ(0≤θ≤1)，1-θ分别表示数量和质量子系统的发展弹性，反映二者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参考现有文献常用的方法，我们令θ=0.5，A=1。即假设经济增长数量指标与经济增长质量指标对系统发展度有着相同的影响。把式(2)绘成图2。在图2中，横轴和纵轴分别表示经济增长的质量指数和经济增长的数量指数，T1、T2、T3分别表示不同的发展度水平，距离原点越远的曲线表示发展度的水平越高。
2.经济增长协调度
协调度是衡量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协调状况好坏的指标。协调度计算公式为：(3)
式(3)中δ是调节系数，当经济增长数量指数与质量指数存在不一致时，中括号内多项式的值小于1，δ越大，C值越小，代表经济增长系统协调度越低。为突出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协调的重要性，参考现有文献常用的方法，我们令调节系数δ=5。根据式(3)绘成图3。图3中直线C=1上的点表示经济增长系统数量指数和质量指数相等的点，是系统协调度的最高水平。而与直线C=1相对距离越远的点经济数量指数与经济质量指数相差越大，根据协调度计算公式可知协调度随二者差值绝对值的增大而不断减小，C<1。需要注意的是，协调状态好差并不能完全决定耦合状态的优劣，因为耦合既要考察系统协调度水平又要考察系统发展度水平，只有同时满足高协调度与高发展度的调节才能称为良性耦合。
3.经济增长耦合度
综合上述分析，耦合是协调和发展概念的综合。结合图2和图3，绘成图4。从图4中可以看出，若一味强调发展度而不顾及协调度，可能带来协调度的损失。图4中C点、B点处于等发展度线上，但B点的协调度明显要高于C点，即C点未发挥增长质量的优势，若此时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水平，可提高协调度，从而提高耦合水平。因此B点的耦合度优于C点。另一方面，若一味强调协调度而忽视发展度，就可能引致低耦合度带来的“低水平发展陷阱”。图4中B点和A点具有相同的协调度，但A点发展度低于B点。一旦不能实现增长数量上的扩张，该经济体将长时间处于低水平发展当中，无法实现发展的目的，因此B点耦合状态优于A点。由此可见，只有当协调度和发展度的指标同时处于一个高水平时耦合系统才处于良性耦合状态。
(--)适宜性耦合跃迁模式分析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得出，良性的经济增长过程应当使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由低水平耦合向高水平耦合跃迁。但这种过程究竟是如何实现的?为此，我们提出一种理想化的耦合跃迁机制。
近年来，许多学者发现，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路径与发达国家有着很大的不同。技术引进等后发优势并未能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缩小。对此，陈斌开、林毅夫(2013)提出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不能一味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必须利用自身要素禀赋优势，引入与要素相适应的技术。在这里我们将经济增长的数量类比为要素，质量类比为技术，经济增长系统要想实现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良性耦合，必须根据自身情况进行调整，使经济增长的数量能够为质量提供物质基础，使经济增长的质量为数量提供支撑点，从而实现二者的良性耦合。
以图5为例，假设经济欠发达地区初始耦合点为A点，随后其开始全力发展经济建设，通过廉价劳动力、丰富自然资源等优势实现经济数量的倍增，由A点跃迁至B点。
经济数量的倍增为经济质量的提高提供了物质基础，该地区可通过改善人民福利、加强教育等措施提高经济质量，使经济体从B点移动到C点。在C点处，由于经济质量改善带来劳动力质量和科技水平的提升会促使经济的内生增长。短时间内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良性耦合，达到D点。
到达D点后，该地区人口、制度红利开始逐渐消失，粗放型增长模式开始受到制约。此时，该地区若适当放弃一定的经济增长数量，努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经济效率提高、生态环境改善，引导资源合理化配置，大幅提升经济质量，使经济体从D点跃迁至E点，将为经济数量的增长提供新的支撑点。结合我国现状，该过程亦可看作新常态时期经济增长的一种新思路。
到达E点后，经济质量的增长所带来的红利开始体现出来，合理的产业结构、稳定的经济环境、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以及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经济效率提升开始成为新一轮经济数量高速增长的动力，经济体跃迁至F点。如此，便实现了经济数量增长与经济质量增长的良性耦合。
从长远来看，上述过程能有效地刻画出发展中地区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由低水平耦合向高水平耦合的跃迁模式。总的来说，上述过程可分为两个子过程，第一个子过程是由经济数量增长推动质量增长(A至D)的欠发达阶段，该过程的特点是经济体利用自身要素禀赋优势，通过投资驱动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带动经济数量增长，为经济质量增长提供物质基础，该过程的特点是经济数量增长速度明显快于经济质量的增长速度。第二子过程是由经济质量推动经济数量增长(D至F)的发达阶段，由于粗放型增长方式的不可持续性，经济体须适当调整发展路径才能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在图5中的D点处，经济决策者若能提高经济质量，带动经济效率的提升，为经济数量的增长提供新动力，便能实现湖北省经济数量与质量的良性耦合。整个过程的重中之重则是D点处政府决策者的选择。接下来，笔者将根据湖北省具体的数据，对湖北省的情况进一步研究。
(三)湖北省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耦合分析
根据近年来湖北省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综合指数，我们可以得出湖北省近年来经济增长的发展度指标和协调度指标(请见表3)，进而作出耦合演进趋势图(请见图6)。
根据图6结合表3可以看出，2003-2006年间，湖北省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耦合情况较好，但从湖北省整体的经济状况来判断，此过程属于低水平耦合，不能保证经济数量和质量长期一致的增长趋势。从2007年开始湖北省经济增长的数量开始迅速增加，2008年至2012年，GDP总量实现倍增。与此同时，湖北省经济增长的质量也在逐渐增长，但相比于经济数量的增长较为平缓。截至2014年，湖北省GDP增长率仍保持在10%左右的水平。但考虑到进入新常态后，全国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开始逐渐回落到中高速水平，湖北省经济数量增长很难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仍保持目前的速度。
根据前文的分析以及上述结果可以看出，湖北省经济数量和质量的耦合演进目前仍处于数量带动质量增长的阶段，并且即将遇到增长的拐点。该阶段的特征是通过廉价劳动力、丰富资源储备的要素优势推动经济数量的增长，通过经济数量的增长给经济质量增长提供物质基础。但同时，伴随着近年来我国人口红利的消失和环境的不断恶化，粗放型增长模式带来经济数量的增长难以为继。因此，不难预测出湖北省的经济即将面临拐点，此时政府决策者的选择将变得至关重要。
进入新常态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优化经济结构”，“创新驱动代替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等观点无疑切合当前湖北省经济发展的实际。在湖北省经济发展即将遇到拐点之时，新常态模式将为湖北省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提升提供新的机遇。根据前文分析，这一阶段，经济质量的增长将是经济决策者工作的重点。经济质量的增长不仅会带来人民福利的提高、生态环境的改善、社会经济的稳定，更重要的是，它所带来的经济结构转变、科技创新的提升将会更加合理地引导社会资源配置，带来经济效率的提升。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从经济增长的效率、稳定性、结构、福利分配、科技创新以及生态环境等角度出发，利用熵值法测度了2003-2013年期间湖北省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同时，引人物理学中的耦合概念，对湖北省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进行了耦合分析，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一)研究结论
第一，2003年以来，湖北省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总体呈上涨趋势，但数量增长的幅度更大。二者所构成的耦合系统的发展度呈上升趋势但协调度呈下降趋势。
第二，目前湖北省经济增长仍处于数量带动质量增长的阶段。要实现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之间良性的耦合，当务之急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将经济结构的优化、经济效率的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稳定的经济环境以及生态环境的改善作为经济数量增长的新动力。
根据以上两点结论，结合前面得到的2003-2013年湖北省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指标情况，笔者针对提高湖北省经济增长的耦合度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二)政策建议
第一，提高人民福利水平。本文测度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中，衡量福利水平的相关指标权重均较高，表明一定程度上提高人民福利对于增加经济增长质量十分必要。人民福利水平的提高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目前湖北省这一指标还比较低，以教育支出为例，2013年湖北省地方财政人均教育支出为1200元，这个数字与北京市(3200元)、上海市(2800元)等发达地区差距悬殊。受滞于经济总量的限制，短时间内完成福利水平的巨大提升虽然并不现实，但若能保持长期政策的支持，提高人民福利水平对于改善经济增长质量将大有裨益。从微观来看，与经济发展程度相匹配的福利水平有利于激发人们工作的积极性。从宏观来看，一些资本密集型的公共品的建设除满足居民福利外，还具有拉动需求的外部性。但同时应注意，人民福利的改善应当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超越经济水平的限制。
第二，不断优化和调整产业结构。本文测度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中，衡量产业结构的工业化率、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经济结构二元反差指数相关指标权重均较小，根据熵值法赋值的原理，可知相关指标近年来增长缓慢。表明当前湖北省产业结构中三次产业各自总量占经济总量比重变化及各产业内部生产率增长都十分缓慢。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湖北省产业结构升级速度缓慢。从理论上看，产业结构的升级有利于满足社会消费需求，提高科技产出水平，是实现湖北省经济由数量带动质量增长转变为质量带动数量增长的重要方式。因此，为改善经济增长质量，湖北省应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具体而言，产业结构升级既包括三次产业间的结构优化，也包括各产业内部的结构优化。前者促进社会供给需求结构的适应，后者促进产业内部技术的提升、要素结构的协调。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将引导经济资源的高效配置，同时还将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有利于从根本上提升湖北省经济增长的质量。
第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改善收入分配。本文测度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中，衡量城乡收入结构的城乡可支配收入比的权重略高于平均水平，而泰尔指数指标权重略低于平均水平，表明虽然城乡收入比的改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增加具有较为重要的影响，但由于湖北省各地区间经济水平差异较大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改善的实际情况并不理想。钞小静和沈坤荣(2013)的研究表明，我国当前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城乡间巨大的收入差距，既不利于全社会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也会影响劳动力质量的提升。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其所得收入越少，其用于食物、医疗、教育等方面的人力资源投资也就越少，长期来看这显然是不利于我国劳动力质量的全面提升。考虑到未来我国人口红利消失带来劳动力数量减少，提高劳动力质量将是经济长期增长的保证。
第四，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推行绿色经济、循环经济。除上述各方面因素外，在测度经济增长质量的科技创新、生态环境方面指标中，除产品质量优等品率外其余指标权重均低于平均水平，但不为零。可以看出，生态环境和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其中，科技创新因产出投入比较低而很少由微观企业完成。政府应增强主体意识，充分利用湖北地区高校人才的优势，加大科研项目投入与科研人员激励，通过科技人才的规模效应建立技术的先发优势，从而实现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环境资源的稀缺性既源于其不可再生性，又有治理成本高的因素。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的推行，也就是为未来经济增长的资源需求提供了保证。这也是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长期良性耦合的必要条件。
责任编辑 汪晓清
作者：程承坪 陈志
第二篇：数量经济学在大数据时代的应用
摘 要：近些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日趋复杂，经济政策制定难度越来越大。而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通过数量经济学等科学方法分析社会经济及其变化规律，成为了一种全新的应用方式，能够为决策层提供更具全面性与系统性的数据支持，提高决策准确性，维护社会稳定发展。本文主要分析了数量经济学在大数据时代的应用。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数量经济学;应用价值;前景
数量经济学主要将质的分析作为基础，结合数学方法与计算技术，针对经济数量关系以及相应变化规律进行研究的全新学科，具有非常良好的应用前景。如何在大数据时代实现对数量经济学方法的科学应用，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强大支持，值得深思。
1、数量经济学的应用价值
以我国现行社会经济发展状态为依托，数量经济学在新时期的应用价值主要体现在：
1.1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针对供给侧推行结构性改革政策属于在国家经济发展新常态之下的重要内容，是对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改革与创新的前提。而实现这一改革的关键在于放弃社会过剩产能，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优化等多种方式促进产能结构的发展。具体而言，是以去除钢铁、煤炭等行业的过剩产能为着力点，针对产品结构进行合理化调整，从而实现与市场需求结构之间的充分适应，以此为主要内容构成当下国家经济战略发展的基础。而通过对数量经济学的应用，可以建立起用于去除过剩产能的经济学模型，为决策层制定计划提供依据，同时构成相应评价机制。
1.2助推民生保障工程建设
通过对社会经济水平的调节与控制促进民生保障工程实现健全化建设，属于一项具有长期性，且贴合我国国情的基本国策。而在这其中，社保水平属于关键点。我国所设置的社保机制推崇现收现付制度，这也会使离退休人员所获养老金水平的逐渐提升，因此会加大社保缴纳人员的负担。反之，如果降低社保缴费比例，又很难有效应对目前我国在社保规划方面所承受的压力。而数量经济学的应用价值则主要体现于分析论证养老保险缴费比例是否合理，同时依据国民经济的实际发展情况形成优化建议。
1.3助推土地资源高效分配
国内研究领域层提出保证全国耕地面积不少于18亿亩的红线，但是在城市化建设进程逐步加快的现实条件之下，怎样有效保证它的安全性，同时明确怎样保证国内粮食安全，成为保障民生、促进国家发展的关键。对于这些问题，都可以借助于数量经济学在分析计算方面所具备的优势，提供准确而完善的决策数据支撑。
2、大数据时代数量经济学的应用前景
经过上文对数量经济学应用价值的分析，结合大数据时代的发展环境与需求，总结数量经济学在未来的发展前景，具体包括：
2.1优化数量经济学建模及现实契合度
自数量经济学传入我国之后，国内专家学者一直在积极分析此方法与现实经济问题之间的契合点。其中，对数量经济学分析方法使用最广泛的是金融领域。不过，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假设条件的影响，不管是针对国内资本市场进行经济分析，亦或是针对国家实体经济进行分析，都会出现各抒己见的局面。这一情况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学术领域的百家争鸣，但却会直接提高决策者需要面对的决策风险。而将大数据资源向数量经济学进行导入，可以针对数量模型在检验过程中给予材料支撑，针对数据按照实际需求进行修正之后，便可充分贴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真实状况。
2.2强化数量经济学对于经济问题的解释力
“经世济民”属于国内学术领域针对经济学应用价值的一种判断，其与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取向之间具有较大差异。所以，广大学者在通过数量经济学针对具体经济问题加以分析的过程中，需要充分结合实证与规范分析等内在需求，不应该只顾及“是什么”的问题。在大数据时代，可以将数理统计当作数量经济学分析活动的重要辅助，从而持续强化数量经济学所呈现的分析力度，并且在具体规范分析范式之下为决策者及社会大众供给经济学问题最为合理的解释。
2.3解决数量经济学相关的形式化弊端
古诺模型属于一类双寡头数量模型，其自身所具备的形式化作用要超越实际化。如果将此模型当作学习数量经济学的基础内容，则能显示出良好的适应性。但如果将结论“N/N+1”当作企业确认自身所占市场份额的最终结果，必然会导致决策失误的情况出现。这一情况的出现也证明了当下对数量经济学工具的应用，所展现的形式化特征仍然太过明显。大数据来源于实际社会生活，其中包含了各种已经结束整个过程的经济事件，因此，对大数据进行导入可以有效缓解形式化方面的缺陷。
2.4提升数量经济学的宏微观决策价值
若想使数量经济学像统计学、会计学一样针对宏微观决策形成完善的政策性建议，必须要首先脱离传统分析模式所处艰难局面，结合数据分析方式针对数量模型开展修正处理，并经过各种转化过程最终获得软件分析系统，为决策者提供支持。
3、大数据时代应用数量经济学的着力点
在大数据时代，对于数量经济学的应用，需要有效抓准其着力点，从而实现为社会经济发展更好的服务。结合目前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笔者认为数量经济学的发展重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3.1供給侧结构性改革方面
目前，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核心的分析论证过程主要集中于宏观经济领域，但随着各项改革措施的推广与落实，微观层面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若想去除过剩劳动要素，需要具体转化为劳动力概念方面，这也意味着有大量人员要进行转岗。我们这里未使用“下岗”一词的原因在于中共中央已经表态，坚决杜绝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引发的社会问题。所以，对数量经济学的应用，其着力点在于依据企业实际发展情况，构建起以基础系数为支撑的动态调整模型，让企业可以在去除自身过剩产能的前提下，以循序渐进的方式解决员工转岗方面的问题。
3.2民生保障工程建设方面
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横向比较，我国养老保险的缴费比例偏高，这主要决定于我国目前的基本国情，与当下国民收入水平之间相互适应。而随着离退休职工数量的持續增加，延迟退休年龄等解决方案逐渐落地实施，怎样分结构科学设定养老金的缴费比例，成为决策层要首先考虑的问题。对数量经济学的利用，需要通过建模的形式对各类职工结构养老金缴费比例进行测算，并全面分析此比例与国家财政收入之间的适应性。
3.3土地资源高效分配方面
对农用土地进行合理配置属于一项系统性工程，直接关系到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实际实施成果，也决定了国家粮食安全的程度。通过数量经济学的应用，以既有农地“产出/投入”比例关系作为基础，针对各地区农地流转与粮食补贴政策，就宏观层面供给更为科学、准确的决策数据。
4、大数据时代应用数量经济学的保障措施
若想使数量经济学在大数据时代实现高效运行，为社会经济发展形成强大支持，必须配以适当保障措施为其应用过程形成保护作用，积极促进各方的努力与协作，创建出一套更加符合我国国情的应用体系。
4.1学术领域加强数量经济学利用的问题意识
数量经济学属于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之一，对其的应用仍然维持在专业层面。在大数据时代，若想实现对大数据资源的高效利用，必须充分发挥数量经济学的优势。对于学术界来说，需要积极强化对于数量经济学利用方面的问题意识，聚焦上文提及的三大领域，同时紧密跟踪国家社会经济的动态发展情况，主动通过数量经济学方式与手段为社会经济建设供给数据支撑。
4.2组建基于大数据收集与分析的专家队伍
若想使大数据分析由概念转化为具体方法，必须要有高素质专业人才形成智力支持，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来源。所以，组建一支以大数据收集与分析为核心的专家团队，成为目前的重点任务。但是，对于专家团队进行组建有着明显的正外部性效应，如果单纯依赖于市场，其效果必然不够理想。基于此，各级政府部门需要就市场干预的角度出发，以体制之内的专业技术人才资源为核心，促进专家队伍建设。在市场经济条件之下，专家队伍可以供给有偿性的社会服务。
4.3构成数量分析和价值判断融合的方法论
在通过数量经济学对现实经济问题进行分析与解决的过程中，方法论层面需要积极脱离西方经济学所带来的不良倾向，将实证分析作为重点。因此，国内学术界需要充分遵循数量分析和价值判断之间相融合的方法论，并且将关键点设定为向决策者供给决策依据方面，同时为社会大众供给问题的解析。
4.4推崇时间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科学学术观
若想使数量经济学充分贴合经世济民的根本要求，还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去面对各种繁杂的经济发展问题。基于此，必须要推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科学学术观。作为青年经济学者，需要积极学习老一辈经济领域专家的精神与风范，坚持亲自获得第一手资料，促进数量经济学实际应用价值的提升。
5、结束语
数量经济学属于大数据时代研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方法，对于提高经济政策制定者决策准确度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投入更多人力、物力和财力加强其应用效果，为国家经济建设与发展形成强大助力。
参考文献：
[1]夏上云.浅析数量经济学在大数据时代的应用[J].经济研究导刊，2019(34)：5-6.
[2]钱瑶.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数量经济学应用前景分析[J].黑河学院学报，2017，8(12)：70-71.
[3]李金华.数量经济学在中国的源起、发展及其面临的挑战[J].经济学动态，2016(03)：146-158.
(广东省佛山市美的集团 广东 佛山 528311)
作者：刘体纯
第三篇：远程教育中学生数量呈现的经济效益
【摘 要】通过对教育经济效益与彼得斯的远程教育与工业化的教育形式这一理论之间关系的论述，分析该工业化过程中的学生数量在远程教育与传统函授教育过程中带来的经济效益，得出远程教育中学生数量的多少在相当条件下能够带来大于传统函授教育中学生数量多少带来的经济效益。
【关键词】远程教育 学生数量 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是指社会经济活动中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消耗同取得的符合社会需要的劳动成果的对比关系。而教育的经济效益，如果继续沿用经济学的概念，就可以把它理解为教育领域中劳动耗费与劳动产出的比较。在此，仅就一个微观教育单位里远程教育中学生数量带来的经济效益进行粗浅的探讨。
一 教育经济效益与彼得斯的远程教育与工业化的教育形式的理论之间的关系
1.教育经济效益
教育可以造就经济的发展，同时，又需要经济不断地予以投入，以创造更多、更好的条件来发展教育。而此间，教育经济效益的形成过程是通过培养人的过程来体现的，要尽可能做到花费最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培养出尽可能多的、高质量的、多规格的、适合多种社会分工需要的人才。这就要求教育活动本身不仅要符合教育规律，而且要符合经济规律。它所遵循的原则应是最小成本组合原则，即必须使教育过程中的生产要素组合优化，使教育单位的规模适度和布局合理。
2.彼得斯的远程教育与工业化的教育形式的理论
奥托·彼得斯是远程教育与工业化教育形式的理论的先驱。他认为：要对有关远程教学系统进行教学分析，效果最好的模型是把远程教学过程与工业化生产过程相类比。该理论是针对目标学生的需求，将工业管理精密分工的理念套用在远程教育上，以最少的成本满足最多学生的需要，使远程教育达到具经济性的效果。如远程学习课程的开发如同生产过程开始之前的准备工作一样;教—学过程的有效性特点依赖于严密的计划和适当的组织;教师的功能被分成几个子功能，由专业人员来执行，如同装配线上的生产过程一样;只有在学生数量很大的情况下，远程教育是经济的：相当于规模生产等等。
3.两者的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学校规模适度”和“只有在学生数量很大的情况下，远程教育是经济的”这两者之间似乎有某种潜在的联系，也就是说，彼得斯的理论中的认识可以用来验证其是否符合教育经济效益规律。
二 远程教育与传统函授教育中学生数量呈现的经济效益的比较
1.远程教育中学生数量呈现的经济效益
以原电大远程学习专科升本科学生为例，其缴纳和支出费用情况如下：
各项缴纳费用：1名学生共计2500元/年;50名学生共计125000元/年;100名学生共计250000元/年。
各项支出费用：1名学生共计9952元/年;50名学生共计81500元/年;100名学生共计154600元/年。
由此可见，当对1名学生进行远程教育时，不仅没有经济效益，反而是处于亏损于其收入近4倍的不利情况;而当对50名学生进行远程教育时，不仅摆脱了亏损，而且有了近乎1名学生总收入近18倍的经济效益;到了对100名学生进行远程教育时，其经济效益达到了超过1名学生总收入38倍多、50名学生总余额2倍多的较好经济效益。
2.传统函授教育中学生数量呈现的经济效益
同样以原电大专科升本科函授学生为例，其缴纳和支出费用情况如下：
各项缴纳费用：1名学生共计1250元/年;50名学生共计62500元/年;100名学生共计125000元/年。
各项支出费用：1名学生共计8762元/年;50名学生共计24250元/年;100名学生共计40100元/年。
由此也明显可见，当对1名学生进行函授教育时，不仅没有经济效益，反而是处于亏损于其收入6倍多的不利情况;而当对50名学生进行函授教育时，不仅摆脱了亏损，而且有了近乎1名学生总收入30倍多的经济效益;到了对100名学生进行函授教育时，其经济效益达到了近1名学生总收入68倍多、50名学生总余额2倍多的较好经济效益。
3.比较结论
远程教育中经济效益明显高于传统函授教育。彼得斯认为：只有在学生数量很大的情况下，远程教育是经济的。这是符合教育经济效益规律中的“学校规模适度”原则的。但我们知道，在以上的学生数量分析中，限额是100人，如果超出了这个限度，那么面授组织的效果就会较差，在远程教育中采取的其他方式，如电话通讯、网络互动等，在面授教育中就不存在了，而这正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关键所在。
远程教育可以通过现代化多媒体的很多互动方式来弥补函授教育中由于面授组班教学的局限性，从而获取更高的经济效益。当然，远程的概念不单是地理上的距离，也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分离、功能上的分离和过程上的分离。当学习教材标准化模式生产时，人们所看重的不会是课程、学习者的个别化，这是其弊所在。希望随着人们价值观的改变，远程教育也能作出顺应的调整，更加以人为本。
参考文献
[1]范先佐.教育经济学新编[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
[2]德斯蒙德·基更.远距离教育基础[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6
[3]德斯蒙德·基更.远距离教育理论原理[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肖薇〕
作者：赵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