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职称或毕业的时候，都会遇到论文的烦恼，为此精选了《档案保护技术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唐代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科技进步，在档案保护制度和技术上，继承前朝经验，并结合本朝实际日益完善，逐渐走向成熟。唐代统治者重视对档案的保护，制定出详细而又严密的制度，制度的完善对于维护档案的真实性与完整性有着重要的作用。在档案保护技术上也代表了当时科技发展的水平，是唐人在档案保护技术上智慧的结晶。
第一篇：档案保护技术论文
档案保护技术研究概述
摘要：档案保护技术，是保障馆(室)藏档案安全的专门技术，是档案馆、档案室等档案存放保管场所的基本安全技术保障，是档案安全管理工作主要内容之一，也是档案学中涉及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内容最多的学科。对档案保护技术研究的现状进行归纳梳理，有助于日后这一研究的发展。
关键词：档案;档案保护;档案保护技术;档案保护技术研究
一、样本来源
研究样本来自中国知网的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检索项为“篇名”，检索词为“档案保护技术”。检索范围为该库中的所有文献，时间上没有上下限，检索时间为2013年3月5日。检索共检得文献284篇。
二、学科分布
从学科分布看，284篇文献分散在12个学科。其中档案及博物馆占96.13%(273篇);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占1.76%(5篇);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仅占1.41%(4篇);高等教育、气象学、考古、农业基础科学、职业教育、互联网技术、水利水电工程、旅游和企业经济各占0.35%(各1篇)。
三、发表年度分布
从1980年到2013年34年间均有文献发表，研究的持续性强。年平均发表文献8.35篇，最高值为19篇，最低1篇;最大极差为18篇，低位数平均值为4.82篇，高位数平均值为11.88篇，平均极差为7篇;中位数为9.5篇。众数为5篇(5年)和8篇(5年)。中位数高于年平均值说明研究的起伏比较大，而两个众数均低于中位数与年平均值说明极差比较大。
80年代前期有关注但非常不活跃，后期开始渐渐活跃起来;90年代整体较80年代活跃，文献量明显增加;进入新世纪的头10年，活跃程度又有所提高，成为最为活跃的时期;近4年来的文献量仍然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四、基金分布
文献中有2篇来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1篇来自国家留学基金资助的项目，只占全部文献的1.06%。
五、研究层次分布
从研究层次分布来看，基础研究(社科)占66.2%(188篇);行业指导(社科)占26.41%(75篇);工程技术(自科)占4.23%(12篇);职业指导(社科)占1.06%(3篇);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自科)占0.70%(2篇);高等教育占0.35%(1篇);行业技术指导(自科)占0.35%(1篇);政策研究(社科)占0.35%(1篇)。
六、作者分布
署名作者的263篇，其中2人以上合作的49篇，合作率18.63%。4人合作的2篇，3人合作的5篇，2人合作的42篇。涉及作者251人，2篇以上的31人，占12.35%;发表文献102篇，占38.78%。赵淑梅11篇;冯乐耘8篇;李鸿健、周耀林各7篇、郭莉珠6篇;张美芳5篇;李景仁4篇;杜建中、连成叶、麻新纯、王良诚、宗培岭、安小米各3篇;陈东、崔淑霞、戴、冯鹤旺、冯惠芬、皎玉杵、景卫东、瞿耀良、李国华、李永红、聂云霞、祁华丽、盛银芳、所桂萍、谭莉莉、王彤、邢华洁、张清志各2篇。这10%略多的作者发表了全部文献的近40%，是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者，亦是这一领域文献的核心作者群。白丽、毕嘉瑞、曹玲、大卫·詹姆士、李泽锋、王卫、郑岭、朱学芳等220人各1篇。这表明多数作者并没有对此问题进行持续性研究。
七、机构分布
署名单位文章193篇，涉及单位134个，单位平均发文数量为5.68篇。2单位合作的文章有7篇。发表文献2篇以上的单位23个，占单位数的17.16%;发表文献88篇，占文献数的45.6%;其中：辽宁大学13篇、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10篇、安徽大学管理学院7篇、国家档案局科研所5篇、湖北大学档案系5篇、福建师范大学4篇、河南省档案局4篇、上海大学文学院4篇、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4篇、广西民族学院3篇、杭州大学3篇、山东青年管理干部学院3篇、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3篇、赤峰学院2篇、南昌大学2篇、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2篇、四川省档案局科研所2篇、苏州大学2篇、天津师范大学2篇、云南省档案局2篇、浙江省档案局2篇、中国档案学会档案保护技术委员会2篇、中央档案馆2篇。不足20%的单位，发表了近一半的文献，这些单位是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单位，或者说是这一研究领域的核心研究机构。此外，档案工作杂志社、广西档案局、江西省档案科研所、山东省烟台开发区档案馆、山东省烟台市城建档案馆、许昌学院、贵州大学档案馆、贵州省测绘资料档案馆、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国家气象局、哈尔滨市城建档案馆、海南省文昌中学、杭州市档案局、河南省南阳师范学院、河南省水文水资源局、菏泽学院、黑龙江工程学院、湖北省武汉市档案局、湖南衡阳市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空军政治学院、兰州城市学院档案馆、娄底市档案局、兴义市档案馆、砚山县档案馆、伊春市五营区档案局、永平铜矿档案馆、云南省经济档案学会、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织金县档案局、中国铝业贵州分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中原油田档案馆、淄博市引黄供水管理局等111个单位各1篇。多数单位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度有，但持续性低。
在全部作者单位中档案行政管理部门16个，占11.94%，发表文献25篇，占12.95%;档案馆22个，占16.42%，发表文献25篇，占12.95%;高校44个，占32.84%，发表文献97篇，占72.39%;其他单位50个，占37.31%，发表文献50篇，占25.91%。从数据比较结果来看，高校虽然在单位数量上不是最多，但发表文献数量及文献在全部文献中的比例均为最高，这充分说明对于这一研究领域，高校由于其研究力量与条件的优势，成为主要力量。其他单位的数量较多与其发表文献数量的较少，则说明了对这一问题的普遍关注，研究深度的缺乏。档案局(馆)数量与其发表文献数量均比较少，说明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与档案保管单位对此问题的关注相对要弱于高校，也表明在实践层面上的研究还偏弱。
八、期刊分布
在284篇文献中，核心期刊(252篇)，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68篇)。涉及86种杂志，刊均3.3篇。2篇以上的27种，共发表224篇;1篇的59种。
其中档案学通讯42篇、中国档案26篇、档案学研究20篇、兰台世界18篇、浙江档案14篇、档案管理11篇、北京档案9篇、湖南档案9篇、云南档案9篇、档案7篇、上海档案7篇、贵州档案6篇、山东档案6篇、山西档案5篇、黑龙江科技信息4篇、湖北档案4篇;办公室业务、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档案时空、黑龙江史志、四川档案5种杂志各3篇;档案天地、档案与建设、科技信息、兰台内外、辽宁大学学报、陕西档案6种杂志各2篇;城建档案、福州师专学报、公安研究、黑龙江档案、黑龙江交通科技、机电兵船档案、科技资讯、历史档案、数字与缩微影像、图书馆杂志、图书情报工作、图书情报知识、中国科技信息、周口师范学院学报等59种刊物各1篇。
档案学期刊24种，发表文献210篇，刊均发表8.75篇;档案学核心期刊9种，发表文献147篇，刊均16.33篇。
九、内容分布
在83篇使用关键词的文献中，2次以上19个，分别是保护技术27篇;纸质档案、档案各16篇;电子文件14篇;档案保护11篇;电子档案、差别各9篇;档案保护技术学、档案保护技术、保护各8篇;技术5篇;载体4篇;学科体系、发展各3篇;新型载体、数字水印、基点、管理策略、标准化各2篇;仅仅使用一次的有：综合保护技术、自然气候、自然科学、竹木简犊、制成材料、纸质文档、纸质、纸张、纸张、纸页档案、载体寿命、修裱技术、温湿度、霉菌等130个。关键词分散度高。
十、结语
从学科分布看，主要集中在档案及博物馆学，占96.13%(273篇)，其他学科不足4%。从文献时间分布看，80年代前期有关注但非常不活跃，后期开始渐渐活跃起来;90年代整体较80年代活跃，文献量明显增加;进入新世纪的头10年，活跃程度又有所提高，成为最为活跃的时期;近4年来的文献量仍然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全程看研究保持了较好的持续性。但总体的起伏比较大。文献中只有1%得到国家基金项目的支持，表明有组织的高层次研究还很少。从研究层次上来看，研究还是多偏重于社会科学类的基础性研究，与这一工作的更多自然科学内容存在一定的差距。从作者的分布看，合作率不到20%，作者数量众多，人均只有1篇左右，2篇以上的作者全部作者的1/8，发表文献全部文献量的2/5，是这一问题的核心作者群。发表文献2篇以上的单位23个，发表文献88篇，是这一研究的主要研究单位，其中高校占了大多数，高校由于其研究力量与条件的优势，成为主要力量。其他单位的数量较多与其发表文献数量的较少，则说明了对这一问题的普遍关注，研究深度的缺乏。档案局(馆)数量与其发表文献数量均比较少，说明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与档案保管单位对此问题的关注相对要弱于高校，也表明在实践层面上的研究还偏弱。在86种期刊中档案学期刊24种，发表文献210篇，刊均发表8.75篇;档案学核心期刊9种，发表文献147篇，刊均16.33篇，是这一研究的主要信息来源。在83篇使用关键词的文献中，使用的关键词接近150个，而使用2次以上19个，使用一次的有130个，关键词分散度高，研究主题不集中。
参考文献：
[1]方婷，吴雁平.档案安全保障指标体系建设研究[J].档案管理，2011，(6)：12-15.
[2]刘子芳.档案馆档案安全评估指标内容研究[J].档案管理，2012，(1)：31-34.
[3]刘东斌.档案法规体系建设研究文献综述[J].档案管理，2012，(2)：50-52.
作者：鲁德武
第二篇：唐代档案保护制度与技术探析
摘要：唐代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科技进步，在档案保护制度和技术上，继承前朝经验，并结合本朝实际日益完善，逐渐走向成熟。唐代统治者重视对档案的保护，制定出详细而又严密的制度，制度的完善对于维护档案的真实性与完整性有着重要的作用。在档案保护技术上也代表了当时科技发展的水平，是唐人在档案保护技术上智慧的结晶。
关键词：唐代档案保护制度技术
我国档案保护工作有着悠久的历史，学习古人经验可为当下档案保护工作提供借鉴。麻新纯[1][2]分别对古代档案保护科技和古代档案保护思想进行研究。严春花[3]对古代档案保护制度展开研究。宋林雅[4]对古代纸质档案保护技术展开研究。李致忠[5]研究了古代书籍的装帧形式和形制。上述研究均是从宏观上对古代档案保护工作的研究，并未具体到某一朝代。唐代经济发达、科技进步、制度完善，是我国封建王朝的典型代表，其档案保护制度和技术具有承上启下的特点，集中体现了我国档案保护史的成就。
在古代，档案作为统治阶级活动的记录，是彰显封建王权和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故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档案保护，延长档案寿命以流传后世。唐代，由于造纸技术发展成熟，纸质档案数量剧增，对档案保护提出了更高要求。纸质档案保护是我国古代档案保护的核心，是古代档案工作的一部分，服务于封建专制统治。唐代结合前代经验，并根据本朝需要，发展出一套完整的档案保护制度和技术。
一、唐代档案保护制度
（一）用纸制度
唐代造纸技术普遍推广，造纸业呈鼎盛之势，不同用料、不同类型的纸张开始出现。其中，官府的公文用纸量最大，“中书令李林甫以租庸、丁防、和粜、春彩、税草无定法，岁为旨符，谴使一告，费纸五十余万。”[6]不同衙门、不同官员的公文用纸有著不同规定，衙门等级越高、官员品级越大公文越重要，纸张质量也越好。“发日敕用黄麻纸，敕旨、论事敕及敕牒用黄藤纸，其敕书颁下诸州用绢。”[7]唐初，黄色被确立为天子的颜色，黄纸为皇室所专用，使用黄纸既可凸显皇室尊贵，又可延长文书档案的寿命，“诏敕施行，既为永式，此用白纸多有虫蠹，宜令今后尚书省颁下诸司诸州县并宜用黄纸。”[8]在任免官员的告身上，不同品阶的官员其告身用纸也不同，“五品以上，用大花异文绫纸，紫罗里，檀木轴；六品以下朝官，装写大花绫纸及小花绫里，檀木轴。”[9]唐代严格的公文用纸制度，保证了纸张质量，为重要文书档案的保护奠定了物质基础。
唐代的用纸制度具有明显的区分度和保护性，不同级别、不同人群使用纸张的材质是不同的，利于重要档案保护和延长档案纸张寿命。
（二）副本制度
副本制度是保护档案实体免遭天灾人祸的一项重要措施，唐自建朝以来，就十分重视档案副本的建立，多地保存、互为参照不仅维护了档案内容的安全、防止徇私舞弊，也降低了天灾人祸和自然力量对于档案实体破坏的风险。
唐在三省都分别设有甲历档案库，共同组成中央档案库。三库保存的档案各有侧重，互相既有联系又有分工，形成一套严密的组织体系。尚书省吏部甲库保存各机关形成的官甲、勋封甲和考功簿书，中书省所藏的主要是王命制辞的制敕甲，门下省所藏的授官甲历，是制作官甲的原件，比较珍贵。唐德宗建中元年“七月八日，吏部奏：比来冬集，申门下省，吏部有官甲，内库无本，今请依官甲例，更写一本进内收贮，纵三库断裂，即检内库本。”[10]内库是当时的禁中档案库，专收皇帝的制敕等重要的文书档案，甲历档案由原来三库保存变为现在的四份副本，可见统治者对于副本制度的重视。到德宗贞元八年，“给事中徐岱、中书舍人奚陟、高郢等奏：比来甲敕，祗于刑部，不纳门下省甲库，如有失落，无处检覆，今请准制敕，纳一本入门下甲库，以凭检勘。”[11]将刑部的甲历保存一份至门下省，以防不测。
副本制度具有保护档案实体和档案内容安全的特点，既保证档案的凭证价值和情报价值，也降低重复利用对档案寿命所造成的伤害。
（三）贴黄制度
贴黄制度为唐代首创的公文改错制度。由于皇帝颁布的制敕多用黄纸，故对于制敕的修改也用黄纸以贴之，“唐制：降敕有所更改，以纸贴之，谓之贴黄。盖敕书用黄纸，则贴黄亦黄纸也。”[12]制敕具有权威性，是皇帝权力的象征，文书官员在转抄过程中难免出现错误，刮擦制敕不仅是对皇权的不敬，而且也会损坏纸张，不利于文书档案实体的保护。同时，使用的黄纸含有黄柏汁又有防蠹的功能，可延长制敕的寿命。
贴黄制度体现唐人尊重档案原件的思想，对档案实体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同时也防止随意篡改档案内容，维护了内容的安全，这一制度为后朝所沿用。
（四）安全保密制度
古代档案管理制度本身存在一定缺陷，致使档案丢失、泄漏、篡改等现象时有发生，不利于维护档案内容的安全性与完整性，不利于维护统治者的切身利益。为弥补这些缺陷，唐代制定了系列安全保密制度。首先，在文书草拟阶段，唐朝的文书分为“内制”和“外制”。以“外制”为例，“中书舍人掌侍奉进奏，参议表章。凡诏旨、制敕及玺书、册命，皆按典故起草进画。”[13]因中书舍人职掌重要文书的起草，故对其有“四禁”，“一曰漏泄，二曰稽缓，三曰违失，四曰忘误。”[14]对于文书的准度、时间、精度都有严格要求，违者将受到重罚。其次，在文书工作的交接阶段，规定“其主典替代者，文案皆立正案，分付后人，违者，杖一百。”[15]文书主管人员的交替必须要有明确的交接程序，核对文案数量，防止任内徇私舞弊，以维护档案实体与内容安全。最后，唐代通过严格律法以约束文书档案泄密、偷盗、丢失等行为，“诸漏泄大事应密者，绞。非大事应密者，徒一年半；漏泄于蕃国使者，加一等。”[16]
唐代安全保密制度具有法律性、严苛性的特点，把档案内容的安全保密上升到法律高度，对维护档案内容的完整性与安全性有一定积极作用，弥补了唐代档案管理制度的缺失。
（五）修缮制度
档案修缮对于破损档案的复原以及延长档案利用的生命周期具有再生性的作用。唐宪宗元和八年，吏部侍郎杨于陵奏：“缘岁月滋深，文字凋缺，假冒逾滥，难于辨明，因循废阙，为弊恐甚。若据见在数卷，一时修写，计其功直，烦费甚多。窃以大历以前，岁序稍远，选人甲历，磨勘渐稀。其贞元二十一年后，敕旨尚新，未至讹谬，纵须伦理，请待他时。臣今商量，从大历十年至贞元二十年，都三十年，其间出身及仕宦之人，要检覆者，多在此限之内。且据数修写，冀得精详。今冬选曹，便获深益。其大历十年向前甲敕，请待此一件修毕。”[17]安史之乱之后，唐朝的典籍档案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选官用人的甲历档案。为满足官宦对甲历档案的检覆利用，杨于陵建议对大历十年（776）至贞元二十年（804）的档案进行修缮。
修缮制度延长破损档案的寿命，使其价值可以延续，唐代的修缮具有定期性和官方性的特点，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维护了唐代档案工作的完整性和延续性。
二、唐代档案保护技术
（一）染纸防蠹
染纸最早记载于三国时孟康注释：“染纸素令赤而书之，若今黄纸也”。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也有记载，“《齐民要术》有装潢纸法云：‘浸蘖汁入潢，凡潢纸灭白便是，染则年久色暗，盖染黄也’……写讫入潢，辟蠹也。”唐代的文书用纸多为黄纸，“硬黄纸，唐人用以书经，染以黄蘖，取其避蠹”，[18]“黄纸是用黄蘖（黄柏）树皮的汁液做染料，浸染而成，其皮黄味苦无毒，含有小蘖碱、少量棕榈、黄柏酮、黄柏内酯等多种生物碱，这些生物碱是具有碱性的含氯有机物”，[19]溶于水后既可染色又可防虫。
染纸防蠹在唐代广泛使用，在档案保护技术相对落后的古代具有明显的先进性，从纸张自身的特性进行防蠹值得现代档案保护的借鉴。
（二）药剂防霉
唐代在纸、墨和糨糊中早已添加防霉剂来避免纸质档案的霉变。在纸的制作过程中，唐人將白矾溶于水中，刷涂在纸张表面，白矾可使微生物脱水致死，最后晾干即可。唐代文书的书写材料仍然是墨，墨的主要成分有炭黑、动物胶、防腐剂。动物胶中的蛋白质可成为蠹虫的营养物质，需要加入一定的防腐剂，不仅可以除臭，而且可以保持墨色不退变，常用的防腐剂有麝香、樟脑等。唐代多为手工纸，纸的篇幅较小，需要用糨糊将其首尾相连。糨糊又以面粉为制成材料，含有的蛋白质易腐烂生霉，张彦远提出“凡煮糊，必去筋。稀缓所得，搅之不停，自然调熟。余往往入少细薰陆香末，出自拙意，永去蠹而牢固。”[20]因此，唐代常在糨糊中添加白芨汁、川椒末、明胶、皂角、藿香等原料，既保持一定黏度，又可除湿防腐。
药剂防霉体现唐人档案保护的智慧，带有浓厚的东方色彩，把中医药学知识应用到档案保护中，通过对药剂成分的改善来达到防霉变的效果。
（三）定期晾晒
唐代每年会举行定期的曝书会，将档案库房中的所有档案都要进行一次大规模晾晒，时间选在夏季三伏高温少雨之时，按照档案排放顺序依次晾晒，“用大板摊晒，下置高凳，晒后连板抬到风口凉透方可入柜。”[21]定期的晾晒制度不仅可杀死档案中的幼虫、虫卵等，而且可防潮，避免霉变。从现代档案保护技术来看，阳光中的紫外线会破坏纸张中的纤维素，使纸张发脆发黄，不利于纸质档案的长久保存，这一方法具有明显时代的局限性，但在科技水平欠发达的古代，定期晾晒也不失为一种防虫防潮的有效措施。
（四）档案装订技术
古代档案装订的技术是随着档案载体材料的变化而发展的。档案装订技术的蓬勃发展是在纸张成为书写工具以后，汉朝和魏晋南北朝时仍处于萌芽阶段，隋唐时则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各类装订技术层出不穷。
卷轴装由前代的帛书卷子装发展而来，是唐代档案主要的装订形式，欧阳修曾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经折装得名于折叠佛经，是将长卷的佛经依照一定的宽度或行数从头至尾左右折叠，直至成为长方形，折件的首尾用纸或纸板、绫、绢作封皮，装订成本。梵夹装起源于古印度，是在贝多树叶上撰写梵文佛经的一种装订形式。“将写好的贝叶经视段落和贝叶多少依顺序排好，用两块经过刮削加工的竹板或木板将经叶上下夹住，然后连板带经穿一个或两个洞，穿绳绕捆，梵夹装就算装订完成。”[22]
唐代档案装订技术以方便利用、保护档案原件为原则，又兼顾方法创新、时代审美，在唐代的档案保护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唐代档案保护的不足及启示
（一）不足
唐代虽在档案保护制度和技术上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受时代所限，仍然存在一定局限性。
唐朝中后期的胥吏之害破坏了档案内容的真实性。以唐代甲历档案的管理为例，其主管官员为三省的中书舍人、给事中、吏部员外郎，但因他们“缘官望清高，兼外有职事，不得躬亲”，[23]故胥吏是三省掌管甲历档案的实际人员，包括甲库令史、书令史、掌固等。他们熟悉甲历档案管理的流程，“诸司甲库，以令史值曹，刓脱为奸”，[24]各低级胥吏借工作之便监守自盗、擅自篡改档案。甲历档案是唐朝铨选官员的主要依据，其真实性直接关系到国家能否选拔到优秀人才，胥吏之害使甲历档案内容的真实性受到挑战，不利于档案内容的保护。
唐代在档案库房的建设上存在不足。中国古代的档案库房建筑不仅可体现文化特色，而且也凝结了古人档案保护的高度智慧，“自古帝王藏国史于金匮石室之中，盖以金石之为物，坚固、耐久，非土木比。又能格水火，使不为患。”[25]唐代甲库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的档案库房，但其建筑结构、用料、风格等在史料中并没有明确记载。相反，“永徽五年十二月四日夜，司勋大火，甲历并烬矣。”[26]司勋司掌邦国官人之勋级，其所藏档案是甲历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防火措施的匮乏是损失惨重的原因之一。
（二）启示
“研究中国档案保护技术史，不在于研究问题的本身，而在于继承和发扬。社会的进步是文化的不断积累和继承发展的结果。”[27]在研究唐代档案保护制度和技术基础之上，更应学习唐人档案保护的精神，学习其对档案的敬畏之情。如唐代首次将档案保护纳入国家法律体系，运用国家强制力来保护档案实体和内容的完整性与真实性，我国近年来频繁出现篡改干部人事档案的事件，法律对于篡改或破坏档案惩处的相对宽松，让心怀不轨者频频触碰法律的底线，如能像唐代，制定严苛的法律条款来保护档案的神圣性，则篡改档案的乱象将会得到一定抑制。
事物的发展总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现在的档案保护是建立在过去的档案保护之上，未来的档案保护也必将以现在的档案保护为基础。我国古代档案保护历史悠久，唐代的档案保护制度与技术只是历史长河的一块缩影，对其研究具有理论和实践的意义。理论上，可完善我国档案保护的体系，向着科学化、系统化、全面化的方向发展。实践上，可指导解决现实中出现的部分问题，为日后的档案保护工作提供参考。
注释及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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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安徽大学管理学院
作者：罗吉鹏 程瑶
第三篇：基于造纸技术分析古代纸质档案保护意识
一、初创时期——两汉三国
两汉时期使用的植物造纸原料主要为麻类植物，但当时造纸技术工艺水平有限，尤其制浆过程对麻的腐蚀、舂捣不够精细，纸浆中大量的植物纤维未帚化，有较多纤维束存在，抄造的纸张纤维交织松散，透眼多而大，纸张质地粗糙，纸张使用范围不足以与当时普遍的书写材料简牍和缣帛抗衡，所以，迄今尚未发现西汉的纸张档案和书籍。东汉末年，造纸技术的不断改进提高了纸张品质，虽然已有麻纸文书出土证明当时纸张的存在，但官府文书书写材料依然以简牍、缣帛为主。
三国时期，虽然造纸技术传播和推广缓慢，但在这期间生产的纸张长度和质量仍有所提升。虽然有观点认为早在汉代就已有染纸技术，但三国时期孟康注释“染纸素令赤而书之，若今黄纸也”，至少说明在三国时期染纸技术已经被使用。这里染纸使用的溶液为黄柏汁，汁液中的黄柏碱能起到杀虫的效果，对纸张起到保护作用。
二、成长时期——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时期，纸张加工技术有相当发展，晋代南北方都已以麻纸为主，并且开始出现树皮纤维原料的纸。相比较汉代，晋代造纸技术制造的纸浆纤维细胞已被破坏，纤维束含量较少，抄造纸张技术方面采用帘纹模抄纸，纸张质地相对较薄，透眼少。根据帘纹模不同制造纸张的品级也不同，细帘纹模用来抄造上等纸，粗帘纹模抄造中、下等纸。到东晋末年时，豪族桓玄颁令停止使用简牍，自此纸张最终完全取代简牍成为国家文书的正式书写材料，[2]由此开启了纸张档案时代。
魏晋南北朝时期，依旧采用染黄技术驱蠹，并且染纸技术已相当成熟。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记载“浸蘖汁入黄，凡潢纸灭白便是......写迄入潢，辟蛀也。”高濂《遵生八笺·卷十五》载[3]：“黄柏一斤槌碎，用水四升浸一伏时……”针对黄蘖染纸后可能出现漏染或染渍不均的现象，又出现了用研磨呈粉状的雌黄搭配胶清的补染技术，雌黄是一种有毒的矿物质，也能起到杀虫效果。此外，此时期施胶技术一般使用淀粉作为施胶材料，施胶虽能增加纸张韧性、防止字迹晕染，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止纸张对水分的吸收，但不可否认的是也增加了虫蛀的风险。晋代则是在纸张表面涂一层矿物性白粉防止墨迹晕染，其成分可能是用白垩、石灰或蜃灰制成，相比较淀粉，采用矿物性原料对纸张的损坏性更小。
三、繁荣时期——隋唐、宋元
(一)隋唐时期
隋唐是我国造纸技术发展的第一个辉煌时期，依旧以麻类纤维作为造纸原料并且达到鼎峰。除此以外，也使用其他种类植物纤维。如遗留下来的纸质档案载体材料既有麻纸，也有皮纸，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还出现了狼毒纸、东巴纸。其次，抄造纸张的篇幅上，相比较晋代纸张高度，唐代纸张篇幅略高，一般为25-27厘米，书写时需要用糨糊将纸张首尾相连。而糨糊的制作也是极其注意对纸张的保护。面粉制成的糨糊因含有蛋白质易导致纸张腐烂生霉，张彦远便提出“凡煮糊，必去筋......余往往入少细薰陆香木，出自拙意，永去蠹而牢固”。[4][5]古人还在糨糊中加入白芨汁、川椒末、明胶、皂角、藿香等原料，既能保持糨糊的一定黏度，又能达到除湿防腐的效果。
唐代在纸张单面或双面涂蜡，或使用油脂涂布技术增强了纸张的防水性能，生产出该时期的纸中上品——硬黄纸。该种纸张制作时先用黄檗汁染成淡黄色，用黄蜡涂布，然后再用细石砑光，又称为“黄蜡笺”，对防蛀抗水有很好的效果。唐代的施胶技术已由之前的淀粉变成胶矾，纸张的可塑性、抗湿性能显著提高。为防止纸张发生霉变，出现了用白矾加入造纸过程制作成防霉纸，或将白矾制成防霉剂，或溶于水直接涂布在档案纸张上的防霉变技术，白矾能让微生物脱水而死，达到纸张不被虫蛀的效果。
(二)宋元时期
宋朝造纸技术生产的纸张主要以皮纸为主，大幅优质皮纸的涌现是此时期不同于前代的特点。麻纸发展到皮纸是个技术进步，而由木本植物韧皮纤维造纸发展到用整个植物茎杆造纸是技术性的飞跃。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北宋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内府写本《景祐乾象新书》，南宋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内府写本《洪范政鉴》等都是以皮纸作为档案载体材料。这时期的纸张篇幅高度能达到30-45厘米，甚至出现了长达三丈无接缝的巨型匹纸，纸张篇幅增大能按照等级要求制定出各种规格的纸张，还能有效减少因涂抹糨糊导致虫蛀的风险。
宋元时期使用的造纸原料不仅仅局限于皮质植物，竹纸和稻麦杆纸的生产表明了造纸史新纪元的诞生。早期的竹纸品质并不高，北宋学者苏易简《文房四谱·纸谱》说：“今江浙间有以嫩竹为纸，如作密书，无人敢拆发之，盖随手便裂，不复粘也。”说明北宋抄造的竹紙拉力不大，容易折裂，多用作写密信用，所以宋代官府明文规定官文用纸不使用竹纸。其次，该时期不同种类的纤维原料混合更为普遍，例如米芾《寒光帖》是竹与楮皮混料纸，《高氏三图诗》是麻、楮混料纸。混料纸虽能兼收不同原料的优点，但纸张的保管相比单一用料纸张难度要大。
驱虫防蠹方面，在广泛使用黄檗染纸避蠹法的同时，宋元时期还用蜀椒果实的水浸液即椒水处理纸，以此来提高纸张的保存寿命。如南宋时期出现了“以椒染纸”防蠹法生产的“椒纸”，染纸所用的花椒溶液中含有能杀虫的香茅醛、水芹菇等成分，纸张浸染之后也就具备驱虫杀虫效果。此外，宋代的纸也用胶矾处理，提高纸的抗湿性及不透水性。
四、鼎盛时期——明清两代
明清是造纸技术的鼎盛时期，造纸工艺集古代技术之大成，生产纸张品类繁多、琳琅满目，据明人王宗沐所著《江西大志》中记载，仅江西官府公文用纸就多达28种[6]。虽然竹纸和混合料纸占生产纸张的极大比重，但在档案用纸上，明清时期依旧以“黄纸”为主，重要的档案采用上好宣纸、皮纸制作，如诰命档案、圣旨档案、祭典档案、黄册档案、官员档案。
在纸张保护方面，因明清竹纸生产技术不断改进，竹纸的品类和质量都有大幅改善，加之竹纸价格相对低廉，使用范围更加平常可见，成为纸质档案中不可缺少的材料。广东佛山一带在对竹纸刊本的保护中，出现用“万年红”纸张作为刊本的首页和尾页的做法。“万年红”是将红丹涂布在纸张表面，使纸张呈桔红而得名。这种纸含有的四氧化三铅能有效杀虫而能起到保护刊本的作用，这种利用“万年红”纸张驱虫的做法到清代时得到广泛应用。
结语
尽管各历史时期造纸技术发展程度不同，对档案纸张耐久性产生不同影响，但古人仍能在有限的条件下，从档案用纸的选料、加入药剂以及对种类选择几个方面实现对纸张保护的目的，体现出古人从前端控制加强对纸张档案保护的思想。而在造纸过程中加入天然植物或药物，使生产的纸张本身就具有驱虫避蠹功效的做法，对于当今纸质档案防虫害也具有极强的现实启示意义。
作者：郭媛 李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