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伴们反映都在为论文烦恼，小编为大家精选了《新生代大学生心理教育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摘要：文章主要就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角色认同、职业适应性、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职业价值诉求、职业期望、职业选择、职业满意感和抗压能力等方面存在的困境进行了分析，并从成人心理教育的角度提出应对策略，为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解决其职业问题提供新方法、新思路。
新生代大学生心理教育论文 篇1：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中健康社会心态的培育
摘 要：健康社会心态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心理基础和精神动力，但在城市融入的动态过程中常伴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的嬗变。生活方式和自身素质等原因会导致新生代农民工会产生一些消极社会心态。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过程中社会心态三大核心内容，即社会基调情绪、社会共识、社会价值观存在的现实问题，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实施心理教育、理性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帮助其突破心态困境，培育健康的社会心态，从而更好地实现城市融入。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健康社会心态
作者简介：冯玥，女，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成人教育基本理论。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了“以人民幸福为奋斗目标”的幸福发展观，指出了社会心态培育的方向，提出了“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的要求，由此可见，培育健康的社会心态是当前我国实现人民幸福的重要途径。作为社会人口结构组成部分的新生代农民工，其社会心态的健康与否也是人民幸福的重要指标之一。随着新生代农民工不断流入城市，其社会心态不仅关系到个人的社会适应，同时，也关系到城市的稳定与发展。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一系列消极的社会心态问题，如焦虑感、自卑感和剥夺感等社会心态问题。因此，重视新生代农民工健康社会心态的培育，不仅事关其自身的发展与城市融入，更关系到城乡一体化的实现与社会的和谐稳定。
一、新生代农民工健康社会心态的内涵
（一）新生代农民工内涵
“新生代农民工”伴随着农民工群体内部的代际更替而出现，学界通常以年龄来区分新老一代农民工，有代表性的概念界定是王春光于2003年提出的“新生代农民工”的两层含义：一是意识年龄在25岁以下，于上世纪90年代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村流动人口，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在社会阅历上有着明显的差别;二是将其区别于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因为他们不是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在外出过程中出生和长大起来的，而是介于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过渡性的农村流动人口。[1]134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除了用年龄进行划分，本质区别在于其成长过程中，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在其头脑中的内化结构。因此，学者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界定可结合其出生和成长的年代。本文将其内涵表述为：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我国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至90年代，常年或大部分时间在城市打工、户籍却在农村的社会群体，且受教育程度、职业期望值、物质与精神享受都较老一代农民工高，融入城市成为他们主要的工作和生活目标之一。[1]136
（二）社会心态内涵
目前，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历史学等领域的学者分别从不同的学科背景界定了社会心态的内涵。对社会心态的理解，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社会心态与个体心态不同，整体性是社会心态最基本的特征;第二，社会心态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历史条件、政治条件、经济条件、文化条件和习俗条件下，一定区域内的人们普遍具有的社会心理的总和;第三，社会心态是受一定的思想和心理支配下的各种社会群体的情绪、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心理状态和宏观心境状态 ，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和相对稳定性。对社会心态内涵研究相对较深入的观点是由杨宜音从社会学角度提出的：“社会心态折射社会现实，是反映人们的利益需求并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的群体心理状态，是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的总和。”[2]4-5通过知、情、意三個方面来界定社会心态的核心内容，突出了社会心态的社会性、整体性和群体性。
（三）新生代农民工健康社会心态的内涵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下的定义：“健康是一种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适应上的完好状态，而不只是没有疾病及虚弱现象”。因此，结合以上新生代农民工和社会心态的两大核心概念。本研究将新生代农民工健康社会心态的内涵界定为：出生于我国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至90年代，在城市打工、户籍在农村的一个社会群体在不断融入城市的过程中社会情绪基调、社会共识、社会价值观等要素都呈现出良好状态的总和。
二、健康社会心态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作用
时代决定心态，心态映照时代。社会心态产生于社会个体心理，又以整体的形态存在，进而影响着每个社会成员的社会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影响着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大局。社会心态是改革发展的“风向标”，文化建设的“晴雨表”，社会稳定的“安全阀”，因此，健康的社会心态，是促进个人、社会、国家发展进步的重要心理基础。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过程中，注重健康心态的培育，能够帮助其主流价值观的形成，为个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坚实的心理保障和强大的精神动力，从而助推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进程。
（一）健康的社会心态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心理基础
“我们若肯仔细分析自己烦恼的原因，时常会发现我们心中有着两个自我在纠缠：一个是理想的自我，一个是现实的自我。”[3]新生代农民工怀揣美好的愿景来到城市，但因其生活方式和自身素质的差异，使得融入城市的过程并不顺利，理想中的“自我”与现实中的“自我”便产生了价值冲突，由此催生出了焦虑和自卑的心理。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时间越长，认同感和归属感因消极的情绪越会逐渐弱化，从而使积极的社会心态被消磨殆尽，消极的社会心态取而代之，这样的社会心态自然会制约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发展。相反，如果能一直保持积极向上的健康社会心态，在面对城市生活带来的挫折时，就能不断地进行心理调适以正视所有的问题，不焦虑、不自卑，随时保持平和理性的态度去解决融入城市所面临的一应困难。因此，培育新生代农民工健康的社会心态，不仅为其自身发展塑造了积极的情绪，还为其融入城市生活建立了基本心理保障。
（二）健康的社会心态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精神动力
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观念与城市居民存在较大的差异，这是城乡之间难以消弭的鸿沟，从经济上的消费观念到生活上的人际交往，新生代农民工始终难以与城市居民保持步调一致。虽然既定的差距不能强行改变，但新生代农民工可以完善自身去适应当下，因此，健康的社会心态就是新生代农民工立足城市生活的精神支撑。首先，健康的社会心态能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正确看待其与城市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用理性的认知去正视自身的经济现状，不因过度追求物质而失掉本心。其次，健康的社会心态使得新生代农民工以积极的情绪与行为动力与城市居民进行思想上的互动，将人际交往的范围由亲戚、老乡逐渐向周围居住的群众逐渐扩大。与城市居民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会潜移默化地转变新生代农民工的思维方式和传统认知，促使其主动地与居民交流，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从而呈现出自尊自信的精神面貌。
三、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中的社会心态困境
根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7》调查显示：2016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为2.45亿人，其中，新生代流动人口规模在1.38亿左右，新生代流动人口成为“主力军”，且根据2011年至2017年流动人口的比重逐年增长数据可知，未来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仍然会占据流动人口的主体地位。因此，当如此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流入城市时，其融入过程的顺利与否，会直接影响城市的正常秩序以及社会的和谐发展。而与老一代的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相应的职业期望和精神要求也就偏高，多样化的现实需求使其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也相应增多。在此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心态也在发生着转变，从自豪到自卑、从满意到悲观、从平衡到失衡是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变化的主要趋势。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心态变化随着城市融入过程呈现出多样的动态发展现象，社会心态展现出较为复杂和多样化的形态，因此，本文以社会心态核心内容，即社会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为三大维度，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中每个维度下具体的社会心态现象，即焦虑感、社会观念和社会价值观，以呈现该群体的社会心态的现实困境。
（一）城乡二元分割制度滋生新生代农民工的焦虑感
“城乡二元分割制度是指维持城市现代部门和农村传统部门二元经济形态，以及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相互分割的二元社会形态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所形成的制度结构”[1]71，这种城乡二元结构式制度是制约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一个重要因素。首先，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使得新生代农民工虽在城市工作，却没有城市户口，其法定身份还是农民，所以很难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地位。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时自我身份认同模糊，有些认为自己是“农村人”，有些认为自己是“半个城市人”，还有一部分不清楚自己到底什么身份，这种身份认同危机使其产生了被剥夺感。其次，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二元分割状态，使新生代农民工很难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例如，工伤保险得不到有效落实、生活困难得不到及时救助、职工权益得不到保障等现象时有发生，新生代农民工由此会产生自卑感并缺乏归属感。由于户籍和保障制度的阻隔，新生代农民工的被剥夺感与低归属感的交织滋生了其城市融入过程中的焦虑感，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在城市中生活的时间越长，焦虑感越会蔓延开来，进而使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情绪逐渐走向消极。社会情绪是社会心态具有动力倾向的核心要素，是“社会成员对于各种社会现象的感情性反映或评价，是社会需要满足与否的直接体验”，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健康与否受到社会情绪的直接影响。
（二）封闭的社交网络形成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冲突观念
交往行为理论的提出者哈贝马斯指出：“从相互理解的角度来看，交往行为是用来传播和更新文化知识的;从协调行为的角度来看，交往行为起着社会整体化和创造团结互助的功能;最后，从社会化的角度来看，交往行为是为了造成个人的独有特征和本质”。[4]由此可见，作为城市融入过程中的社会交往，承载着社会成员之间的思维重构和观念互通。因此，新生代农民工想要实现城市融入，就要积极与所在城市的居民产生思想与文化的交流。可现实情况是，尽管新生代农民工有与城市居民建立和谐人际关系的需求，其固有的思维模式和原本的生活方式都难以与城市居民达成思想上与生活上的观念共识。加之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交往的内倾性特征，促使其多与身边同质性的农民工、老乡、亲戚进行情感交流和生活互诉，即使在工作或生活中遇到困难，其求助对象也不会转向身边的本地居民。这种相对封闭的社会交往网络，使得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出现了生活与消费等观念上的冲突。例如，在各自的闲暇时间内，城市居民会选择唱歌、读书、逛街等丰富自己的生活，而新生代农民工则会选择睡觉、打游戏、聊天来放松自己。
（三）城市生活的过度追求造成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困惑
作为社会成员普遍接受的社会价值观，隐含在一套社会结构及制度之内，对于现有社会结构的保持具有重要的意义，时刻反映着各种客观存在的经济社会政治结构和发展状况。也就是说，社会的整体价值观并不是完全不变的，它会根据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而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就必须调整自身以契合社会的整体价值观，从而尽快融入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受教育程度较老一代农民工高，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和期望相应的也较高，他们来到城市不仅仅是想在经济上得到提升，还希望因此享受到城市里丰富的生活资源。作为社会“过渡人”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了尽快地融入城市，最大化地在收入上与其他社会成员缩小差距，达到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会盲目地追求个人经济利益，从而使得新生代农民工不仅没有朝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价值观过渡，反而失掉了其价值本身。而新生代农民工在追求高收入和高质量生活的过程中，难免会舍弃诸如孝义、诚信等传统价值，最后却没有换来城市居民的同等对待，始终还是处于社会的边缘地带，并没有因为经济上的提升换来身份上的改变，這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对其追求的现代价值观产生困惑。
思、新生代农民工健康社会心态的培育路径
（一）以心理教育为基础，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调整社会情绪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时，普遍缺乏身份认同感，不清楚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城市身份。同时，城市归属感偏低，享受不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资源，认为长期被社会歧视。城市不平等的生活对待，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情绪呈现出消极状态，这种“知觉”的长期积累就会影响其思维方式，容易使新生代农民工“根据自己的利益得失、生活感受而不理解甚至误读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将过多的目光聚焦于不公平的社会对待，而忽视国家对其实施的保障政策和所在城市提供的有利制度。因此，要以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教育为基础，端正其认知取向，改善其思维方式，进而帮助其调整负面的社会情绪，发挥其认知主体的能动性。具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所在城市与社区通过开设心理教育课程与定期的心理教育讲座，以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其进行自我定位，通过自我剖析产生明理辨事的心理机制，从而提升其自我调适和改善不良情绪的能力。其次，多组织社区居民的交流活动，使新生代农民工通过人际交往直接了解城市居民的心理活动与思维方式，帮助其找到共有的价值认知，增强自我认同感和城市归属感。引导他们在融入城市的进程中，逐渐学会如何筛选对自身有利的信息和资源，享受城市带来的有力保障，改变传统的认知，以更科学的思维去学会生存，不再产生焦虑感，以更健康的精神面貌去融入城市。
（二）以理性教育为追求，促使新生代农民工产生社会共识
“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过程中，社会心态是在社会认识论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原则理论‘实践’的一个创新。社会心态浸染着生存论意义上的某种价值秩序或价值系统，是人们的主体本质力量自我占有的一种方式和表现形式，是人们生存的深层维度。它指向社会发展的微观内在机制，更侧重于理性反思。”[2]8社会心态是否健康取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内在心理秩序，因此，要以理性教育为追求，提倡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教育，在不断自我反思的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能主动地调适自身的消极社会心态，保持心理机制的内在平衡，努力与城市居民进行交流互动，从而尽快地融入当前城市。据此，在新媒体时代的今天，负责信息宣传的网络与电视平台，可以将具有教育意义，且与新生代农民工密切相关的社会事件和现实问题融入电影、广告以及网游等载体之中，使新生代农民工即使是在闲暇时都能处于生活教育情景之中，拉近其与城市的情感距离，促使新生代农民工主动获取知识信息，并能主动与城市居民就其理解的同一社会事件或问题进行交流，使其重新拥有身份认同感，形成健康的社会心态，从而对城市的现代价值观产生真正的理解，并不断调整自我去贴近城市生活。
（三）以思想政治教育为内核，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形成社会价值观
“社会心态实际反映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对社会心态的调节归根结底是对价值观的调节”，[5]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直接呈现了其社会心态的现实状况，因此，塑造新生代农民工正确的社会价值观，能促进其社会心态健康地发展。同时，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健康社会心态的培育被视为全社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目标之一。所以，新生代农民工可以通过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提升个人认知水平，形成正确的价值观。首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起新生代农民工的主流价值观。社区可以定期举行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学习沙龙”，播放关于核心价值观的视频，并聘请专门的讲师和新生代农民工就活动主题进行交流，使其了解城市主流价值观。作为贯穿个体知、行、意的认知系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引导和激励新生代农民工形成健康的社会心态，从根本上消除新生代农民工追求城市物质和精神生活时产生的认知偏差和价值冲突，进而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懂得权衡利弊，正确判断和理性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生存环境，调整自己的价值追求。其次，以思想道德教育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的内化。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知识水平能使其理解社会的主流价值，但能否内化为其自身的道德标准以指导实际行为，就取决于个人的道德水平。因此，新生代农民工所在社区和企业在组织思想教育实践活动时，要注意培养其道德调控能力，根据其现有的道德水平，在新生代农民工现有的道德发展层面上，有针对性地选择合适的思想道德内容，特定的道德原则规范、道德价值观念，这样，才能被新生代农民工接受，并转化为其个体的义务观念、良心感、价值目标和实际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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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ng Healthy Social Mentality of the New-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Integration
FENG Yue
（School of Vocational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65，China）
Key words： new-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urban integration; healthy social mentality
[責任编辑 徐 晶]
作者：冯玥
新生代大学生心理教育论文 篇2：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心理困境与成人心理教育对策研究
摘 要：文章主要就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角色认同、职业适应性、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职业价值诉求、职业期望、职业选择、职业满意感和抗压能力等方面存在的困境进行了分析，并从成人心理教育的角度提出应对策略，为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解决其职业问题提供新方法、新思路。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心理；困境；成人教育；心理教育
作者简介：谭明（1960-），男，黑龙江哈尔滨人，编审，江苏技术师范学院杂志社社长，研究方向为高等职业教育、成人教育；方翰青（1968-），男，江西崇仁人，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心理、心理测量及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2011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编号：2011SJB190001）“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心理实证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主持人：方翰青。
一、问题的提出
学术界在确定“农民工”概念内涵这一问题上，长期以来存在一种拔高的倾向。主流观点认为：农民工指的是那些在城市中从事工业活动但仍保留着农民身份的人[1]，农民工概念的诞生，表示农民的社会地位提升，是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2]。这样的解释包含一种明显倾向：“农民工”概念中的“农民”表明的是户籍身份，“工”代表的是从事的职业，“农民工”中的“工”字具有“工业、产业工人”等含义；由于工业较之农业更为先进；而工人阶级在我国长期是领导阶层，所以“农民工”这一概念反映了农民追求先进的态度以及整个社会工业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趋势。然而，现实的状况是，“农民工”的“工”字，主要由“打工”一词演化而来；“农民工”虽然是带有歧视含义的概念，但反映了某个社会阶层真实的生存状态；新生代农民工通常是指1980年代、1990年代出生的登记为农村户籍而在城镇就业的人群。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实际上只是农民工二代，其相对社会位置基本未变[3]。他们在城市居住“有居所没有家园”、在城市工作“有职业没有事业”、与城市市民共同生活“有交往没有交流”,农民工在城市处于一种“镶嵌式”状态[4]。在城市生活、工作过程中，他们的职业心理容易陷入困境，甚至影响到他们的生存。学界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对其职业心理困境的研究极为少见。本文主要就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角色认同、职业适应性、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职业价值诉求、职业期望、职业选择、职业满意感和抗压能力等方面的心理困境进行分析，并从成人心理教育的角度提出应对策略，为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解决其职业问题提供新方法、新思路，对于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心理困境的表现
（一）职业角色认同危机
职业角色认同是一个演变的过程，可以为自我将来的发展指明方向，为自我提供指导、调节和维持个体行为的认知模式。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城市中的一员，应该得到城里人同等的社会地位。调查显示，认为“农民工还是农民”的，第一代农民工占26.97%,新生代农民工占18.94%,认为“农民工不宜务农谋生，应该得到城里同等的社会待遇”的，第一代农民工占40.13%,新生代农民工占56.82%,很显然，新生代农民工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多了自主和自觉意识[5]。据2008年南京师范大学的调研小组调查，75％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属于“工人群体”，应定位为“产业工人”，仅有8％的人认为自己是农民[6]。他们非常认同城市的生活方式，而且他们注重职业发展空间，对未来满怀憧憬。然而，这只是一种“单相思式”的认同。
众多的农民工常年在城市务工，但户籍壁垒与城市对他们的“社会排斥”①，给他们造成了诸多的生活和工作问题，他们俨然成为在夹缝中生存的群体。他们长期生活在城市，但不是城市人；他们有着城市的消费方式，却没有城市人的收入水平；他们喜欢城市，但城市不喜欢他们；[7]他们把自己定位为“市民+工人”，城市人则把他们定位为“外来人口+打工者”。“单相思式”的认同与受到的社会排斥，造成他们巨大的职业角色认同危机。同时，他们的生活水平并没有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同步提高，导致他们容易出现强烈的心理反差，“不患寡而患不均”，势必增加其“认同困境”，导致“身份焦虑”。
（二）职业适应性相对低下
适应性是指根据环境需求改变行为、感受和思维方式的意愿和能力。适应性的组成维度之一是预见性，具有预见性的个体更有能力影响环境使其发生改变，更容易取得成功。个体的适应性与自我定位、抓住机遇的能力、控制感、自我效能感、信息寻求等因素都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个人适应性主要由乐观、乐于学习、开放、内控性和一般自我效能感五个因素构成。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对工作机遇的认识和辨别产生重大的影响[8]。
与老一辈农民工相比较，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适应性有其长处，自我依赖感和自我效能感明显增强，更趋于开放，乐于学习。但也有明显的不足，有研究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心气高能力不足，工作期望值高与自身能力不够形成强烈反差；耐受力低，新生代农民工普遍要经历1-3年时间才能完全适应城市工作和生活，有超过10%的人一直觉得不能很好地适应，时时有被城市职场繁重劳动压垮的感觉；耐挫性弱，新生代农民工没有经历过传统社会的深刻磨难，一旦遇到现实生活的不如意，工作的挫折，就容易垂头丧气，一蹶不振。这些不足之处在某些个体身上不恰当地放大，容易形成职业枯竭[9]。
面对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受体制和自身素质的约束，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与挑战并存，理想与现实交织碰撞，在心理上往往处于尴尬的境地，极易出现各种心理问题：相对剥夺感和不满情绪强烈、过客心态和抵触情绪蔓延、自卑心理和孤独情绪明显[10]，务实精神不足,敬业精神较差；工作持久性差，职业流动率较高[11]。这些都阻碍了他们在城市职场的适应和人格的完善,也影响了企业对新生代农民工培训计划的实施。新生代农民工对所从事的工作的稳定性重视程度较低，他们在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特别是与雇主的关系）方面经验明显不足。
（三）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缺失
社会资本反映了就业能力的内在层面，它强调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人际交往，也就是说人际关系有助于形成个人的自我接纳和提供与职业相关的信息及资源。社交网络也可以是个体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社会支持网在职场生涯中具有积极的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正在逐渐摆脱对于传统乡土社会网络的依赖，逐渐建构起具有城市特征的新型社会关系网络。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网络的重组过程中，职业和居住点是两个相当关键的决定因素。应该看到，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遭受的“社会排斥”还是十分严重的，这使他们与城市有很大的社会距离，不能完全融入城市[12]，基本上被排斥在城市主流社会支持网之外。可见，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络孱弱，社会资本匮乏。
人力资本指的是个体会影响自身职业发展的变量，包括受教育程度、工作经验、技能训练和知识等，是通过职业学习和专业发展活动获得的与职业相关的知识和技能。有研究表明，农民工人力资本特征对其职业选择具有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更强的学习倾向，意味着在市民化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于人力资本方面尤其是文化程度方面原本起点就较高，后期的提升趋势也将更快[13]。但是，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术依然相对薄弱，即便文化程度显著高于第一代农民工，依然无法满足企业的更高要求。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缺乏职业技能的农民工，其转移就业领域将受到很大限制。与城市人口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依然处于劣势。在普遍竞争的城市职场，他们的职业选择和就业空间狭小，就业竞争力不强。因而，从长期来说，限制农民工提高就业地位和进入更高层次职业的主要障碍将是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人力资本[14]。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其人力资本和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有所提升，但和城市人口相比，依然处于劣势。社会资本则相当匮乏。凡此种种，势必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职场中进行职业选择的机会，也会影响他们职业向上流动理想的实现。
（四）职业价值诉求错位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因为地域差异、工作环境、地方政策等因素而分成不同的人群，而不同的农民工个体之间在认知水平和主观意识上又存有差异。因此，这些流动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在价值诉求上因为利益追逐的动机、取向、方式不同而呈现出多样性。首先，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少数人因为受到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在不同的场合表现出不同的人格特征。在公共场合，他们是公共道德和社会整体利益的拥护者，而在私下里的言论和行为有时却缺乏德性。在个人的本职工作上缺乏进取心和主动性，却对社会和他人总是提出过高的标准和要求，稍不如意就怪罪他人。第二，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诉求在时间上呈短期性和即时性。所谓价值诉求的短期性和即时性是指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诉求即个人追求注重眼前利益，流行及时行乐，对于个人、社会乃至国家的长远发展不管不问，认为与个人没有关系。第三，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取向整体上重心偏向于对物质利益的追求。[15]
对于现代社会新生代农民工频繁流动过程中所出现的职业价值诉求错位问题，如果不加以正确的引导和规范，势必对其职业生涯产生长久的负面影响。
（五）职业期望高与职业声望低的矛盾
职业声望是指人们对各种职业所作的主观评价，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最早提出。中国社会学学者李春玲在其理论的影响下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当前中国社会，决定人们声望地位的主要因素是教育、收入、权力、就业单位性质以及是否从事受歧视的职业。新生代农民工受正规教育的年限平均为9.75年，大多从事城市人不愿做的高强度、收入低甚至有身体危害的建筑业与制造业之类的工作。这给他们带来的不是收入水平的提高亦不是工作的满足感和成就感，而是来自外界的歧视和排斥。他们有着极高的职业期望却遭遇较低的职业声望，这极易造成他们的心理落差，影响健康心理的形成。[16]
（六）强烈的职业动机与职业满意感不足的矛盾
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的目的，不再仅仅是为了生存，更是为了谋求自身的发展。待遇是他们关注的一方面，但更吸引他们目光的，是自身技能的提高与权利的实现。刘传江、徐建玲的研究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外出目的排名依次为“出门学技术”占20.45%,“提高生活水平”占19.70%,“不愿意干农活”占18.18%,第二代农民工考虑的更多的是自己未来的前途[5]。因而，我们可以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动机较强，蕴含了他们较丰富的权力诉求，包括生存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还包括发展权利。
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常常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工作变换频繁。调查发现，被调查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次数最少的是1次，最多的是15次，平均达到2.72次[17]。频繁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他们对自己的处境不满意。现实中他们的各项权益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损害或者限制。首先，就业权受限制。许多企业和地方在户籍制度的影响下剥夺了他们的就业竞争权和自由择业权。其次，劳动报酬权受侵害。主要表现是同工不同酬、企业拖欠甚至拒付工资。第三，休息休假权得不到保障。农民工劳动超时十分普遍，29.6%的农民工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72.5%的农民工每周工作7天。第四，劳动安全缺失。劳动保护品及必要的安全培训缺失，致使其职业病发病率和工伤事故发生率增加。第五，社会保障权缺失。户籍制度的壁垒使他们不能享受同城市人相同的医疗、失业、住房、教育等社会保障[16]。频繁的职业流动和各项权益不断地受到伤害，致使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满意感不足，可能导致其心理失衡。
（七）抗压能力明显不足
新生代农民工先天身份的差别而导致的不平等，很容易使新生代农民工产生自卑心理。虽然他们从心里非常希望得到城市的接纳和承认，但是自卑心理使得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回避与城里人的交往，形成自我隔离的状态。他们虽然生活在城市，但在精神上难以融入城市，因而，从某种角度来说，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孤独的群体。他们在心理上受到了城市居民的歧视，又感受到制度方面的排斥，容易产生“镜中边缘人”心理、“受偏见”心理、“被剥夺”心理[18]。当这些负面、消极心理过于强烈而又无处宣泄时，可能直接伤害他们的个人尊严，很容易导致他们的反抗行为，或产生“族群对立”，伤害他人，伤害社会，或发生类似于“富士康连跳”事件，伤害自己，伤害家庭。
三、成人心理教育对策
农民工的职业心理困境或者不适，主要归因于两点：首先，二元体制双轨演进下的现实制度体系与城市、农村劳动力需求之间的矛盾。现有的城市制度体系没有代表农民工的利益诉求，缺乏对于农民工群体的政策支持。主要表现在城市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和教育与就业培训制度不够完善。其次，传统与现代话语观念的冲突。农民工深受传统农村社会影响，重视血缘、地缘关系，信守平均主义和经济上狭义的功利主义，而农民思维在遇到城市资源分配体系时，以前封闭的精神世界受到极大的刺激。由于自身因素的受限，在面对许多城市较好机会时只能羡慕。在经济上收入微薄；政治上未形成有力的组织联盟来捍卫自己的权益；精神上需求匮乏，心理压抑不言自明。而城市固有的服务政策和规章制度在面对农民工时，其调整转向的速度过慢，在客观上会形成歧视性的条款，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农民工的感情。[19]
农民工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期形成的特殊社会群体，是伴随着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出现的。当前看来，在寻求解决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心理困境的路径时，除了应从政治、经济制度层面作出努力外，对农民工心理教育的关注明显不足，甚至处于空白状态，因此，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心理教育工作，迫在眉睫。
（一）职业咨询与心理咨询相结合
职业咨询(Career consultation or counseling)，主要指针对咨询对象(来访者、咨客)在职业选择、职业适应、职业发展等方面遇到的问题，以平等交往、商讨的方式，运用心理学、管理学(人力资源管理)、社会学(职业社会学)的理论和心理咨询的方式、方法，启发、帮助、引导咨询对象正确认识社会需求、正确认识自己，从心理和行为上更好地完成学习、工作与生活角色转变的过程。开展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心理辅导和职业心理危机干预，提高他们的职业适应性，迫在眉睫。或借助于社会（包括高校）的力量，或在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源部门规范化建设职业咨询机构，开展专业的、科学的职业咨询，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心理困惑，指导其职业生涯规划，提升其职业素养，培养其职业能力，促进其职业适应。
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缺少应对能力，失业、患病等生活事件很容易导致心理压力。当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或无力应对危机时，他们很容易选择极端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绪，有的人还会产生报复社会的心理和行为，具有较大的破坏性。因此，应完善社会心理咨询体系，在其生活的社区和工作的企业设有专业心理咨询机构。当他们遭遇心理危机时，不是一个人独自面对，而是能够找到可以倾诉和帮助自己的人，这样可以使他们缓解心理压力，看到生活的希望。
通过职业咨询，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实现“人职匹配”，摆脱职业困境；通过心理咨询，舒缓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压力，进行心理危机干预，达到助人自助的目标。
（二）网络咨询与现实辅导相结合
广义的网络心理咨询包括求助者通过专业网站提供的信息，学习掌握有关心理健康的知识和技能；主持网络的咨询者通过网站的各种互动功能，向求助者介绍心理学知识，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和心理援助的一种活动。随着网络沟通方式的发展，咨询师在不断探索各种网络心理服务方式，目前应用的比较多的网络心理服务模式有e-mail（包括同时或即时聊天）咨询、网上团体咨询和家庭治疗、网络支持团体以及网上心理健康信息资源等[20]。网络心理咨询具有隐蔽性，可打消来询者的种种疑虑；网络心理咨询具有开放性、便捷性的特点，能较好地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咨询要求；网络心理咨询更能体现平等性[21]。网络心理咨询的这些特点也许更适合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心理咨询的需求，同时，他们又具备上网的能力、兴趣和条件。因而，网络咨询是可供新生代农民工选择的解决职业心理困惑的有效途径。
新生代农民工生活的社区及其供职的企业还要开展现实的心理辅导，为其提供科学的、贴心的心理咨询服务。（1）职业心理咨询。职业心理咨询是通过一对一的方式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心理困惑，经过平等协商，探讨解决其职业心理问题的方法，使新生代农民工能清楚地认识自我，认识职业社会，使他们能更好地适应城市职场生活。（2）职业心理素质拓展。主要是培训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的职业心理素质，弥补其自身能力和学识方面的不足，着重培养其积极心态、交往能力、抗挫折能力、心理调整能力和健全人格等，以增强其职业自信心。（3）心理测评。主要是测量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职业兴趣、职业价值观、职业能力、职业能力倾向、职业人格特征等，对测评结果进行个体分析，出具职业测评报告，并建立心理健康档案和职业心理档案。（4）团体心理辅导训练。主要是运用团体辅导的手段和方法对团体进行训练，着重训练培养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道德、自主意识、团体意识、沟通技能、意志力、适应力、领导力和信任感。（5）职业规划指导。职业咨询师协助新生代农民工设计好职业规划，使其明确自己预期的目标，并以此为依据不断主动开发潜能，提高综合职业素养。（6）职业心理危机干预。在新生代农民工陷入心理危机时，进行及时、高效、规范、科学的危机干预。
网络咨询和现实辅导有机结合，相互作用，相得益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有效解决职场生涯中的职业困惑和心理问题。
（三）自我调适与社会支持相结合
自我调适是指个体根据客观需要和主观愿望，调节心理过程，完善心理结构，以达到与社会发展、周围环境变化和自身生理、心理成熟相一致的目标。自我调适能力是在现实生活环境中维持一种良好的、有效的生存和发展状态的需要，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之一。自我调适，一是对整个机体的适应，二是对外界作用的适应。积极的调适就是发展，就是人格的成长与成熟，消极的调适有时会导致心理冲突或停滞不前。学会自我调适是个体获得健康生活、自我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实践证明，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人的心理健康问题，不能依靠他人，而应该依靠自己，因为他人的帮助是受时间、地点等条件制约的，是暂时的、外在的、有限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个人的职业心理问题与困惑不是被传染的，也不是外界带来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由个人自己“制造”出来的。这样，它也只能通过个人的调适，包括在他人协助下的自我调适，才能走出困境。培养个体的自我调适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才是解决心理问题、寻求健康发展的根本[22]。因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只有积极培养自我调适的意识，不断发展自我调适的能力，才能真正解决职场中遇到的职业困惑和心理问题。
强化新生代农民工的城乡社会支持网，可以有效转变导致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困惑的压抑性环境，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形成健康的职业心理。加强社会支持网建设对于防范青年农民工职业心理危机极为重要[9]。第一，维护新生代农民工输出地原有的支持网。尤其是正式组织中的社会支持网，如输出地的基层政府和群团组织，应该对进城务工的农村青年始终保持联系，进行心理关怀，密切关注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消除他们心理上的“无根感”。第二，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支持网的建设。发挥企业（雇主）、大学生（志愿者）、研究机构、政府部门、学校、法律事务所、职业咨询与心理咨询机构等城市社会支持网的优势，为青年农民工提供就业信息、法律援助、子女教育、素质培训、心理援助等多方面的服务。这样，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网弱化现象，减轻城市社会排斥新生代农民工的负面影响。第三，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内部社会支持网的建设，比如引导和帮助成立“青年打工者之家”等，以此为依托，定期开展打工者的公共活动，为青年农民工提供加强社会联络的机会。这可以直接起到疏解职场压力，有效防范职业心理危机的作用。
社会支持系统的建立，是进行自我调适的基础。只有两者紧密结合，才能使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教育工作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注释：
①“社会排斥”一词最早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的法国，拉诺尔1974年在一本著作中首先提到“受排斥者”，这部分人如残疾人、越轨者、多问题家庭、边缘人、反社会的人等，处于社会保险的保护之外，他称这是一种“社会排斥”。从20世纪90年代起，在欧盟，社会排斥成为社会政策的焦点。为了整合各成员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欧洲委员会采用折中的办法将社会排斥定义为对基于公民资格的权利，主要是社会权利的否认，或者这些权利未充分实现。本文主要在后者的定义上运用“社会排斥”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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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肖称萍
作者：谭明 方翰青
新生代大学生心理教育论文 篇3：
大学生党员教育与管理的研究
摘 要：大学生党员是充满活力的新生代，他们更是“中国梦”早日实现的有力铸造者。本文在阐述新时期大学生党员教育与管理的重大意义基础上，结合之前调查形成的大学生党员教育与管理现状，系统全面地阐述了新时期高校大学生党员教育和管理的新思路。
关键词：大学生党员;教育;管理
0 引言
高校大学生党员是新时期大学生队伍的领头羊和生力军，是中国共产党的新鲜血液，做好高校大学生党员教育和管理工作是高校党建、团建工作一项极其重要的战略任务。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达8668.6万名，其中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党员3606.8万名，占党员总数的41.6%[1];如此庞大的大学生党员队伍教育和管理对于提高我党党员的思想政治素质，进一步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大学生党员教育与管理的重大意义
1.1 实现“中国梦”的迫切需要
2013年7月，中组部、中宣部、教育部党组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学生党员发展和教育管理服务工作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指出：“做好新形势下的学生党员发展和教育管理服务工作，对于提高学生党员队伍整体素质，培养造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实现‘两个100年’目标、实现中国梦，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2]
1.2 加强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需求
高校党组织肩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这一根本任务，基层党组织的建设离不开大学生党员的教育与管理。大学生党员是高校基层党组织的基本细胞，要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就需要提高大学生党员的战斗力和综合素质，需要在大学生党员的教育与管理上下功夫。
1.3 构建和谐高校校园环境的需要
和谐校园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大学生党员作为高校和谐校园环境构建的重要参与者，对构建和谐高校校园环境的促进作用不容忽视。高校应充分发挥他们的先锋模范作用，以点带面，以面带片，最终把他们培养成为构建和谐校园环境的推动者与实践者。
2 新时期高校大学生党员教育和管理的新思路
2.1 严把学生党员“入口关”
要做好大学生党员的思想引领和教育督导工作，首先就需要高校的基层党组织抓好“入口关”的五个环节：积极分子培训、考察、发展、教育、转正。基层党组织对积极分子的培训应该做到系统、全面、规范;同时要完善考察的各个环节，要注重考察的全面性;在发展环节上，要注重制度化、规范化的实施，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此外，还要规范预备党员的教育环节，建立相关登记、教育、考核和学习制度;转正环节，高校更是要严格把关，规范程序，对于不符合条件的坚决不给予转正。
2.2 注重全程教育管理理念
现在，很多高校只重视入党前教育，而忽视入党后教育，这样很不利于大学生党员的教育与管理。各高校应将入党前教育与入党后教育紧密衔接，在严把“入口关”的基础上，加强对已发展学生党员再教育引导，更新教育观念，创新教育形式，开创全员教育局面，注重教育效果的延续性，注重全程教育管理理念。
2.3 健全监督管理机制，建立立体评价考核、激励体系
优秀的大学生党员队伍离不开健全的监督管理制度，因此，高校要不断健全监督管理机制，无论是增补管理工作力量还是在活动场所、经费等方面都要给予大力的支持。特别是要培养一批能力强、素质高、经验丰富的党支部书记和辅导员，促使教育与管理人员与大学生党员共同进步成长。同时，高校应在遵循实事求是、公正、公开、公平原则的基础上，建立立体的学生党员评价考核、激励体系，切合实际地制定相应的评价考核和激励办法，将评价考核结果与大学生党员激励融入一体，以提高他们加强自身党性锻炼的自觉性和针对性，增强学生党员的使命感[3]。
2.4 重视党员榜样作用，进行模范教育管理
高校里，优秀的典范可以引领广大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提升，而高校党员就是模范的典型。高校的优秀党员非常多，高校可以收集、总结优秀大学生党员的模范案例，重视党员榜样作用，通过专业学习、评比评优和各类主题教育活动等形式向广大学生传递正能量，激发大学生党员改变自己的愿望，点燃超越自我的激情，掀起普通学生向党员靠拢，向党员学习的热潮，让学生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促使高校学生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2.5 依托新媒体丰富教育载体，创新教育方式
新时期大学生在网络化信息时代成长，高校应充分利用这种优势，依托新媒体丰富教育载体，建立网络素质教育大平台，满足大学生党员成才多样化的教育需求。例如创建红色学习网站、“我们共同的家”微信交流群等，以便及时给予他们引导和帮助。同时，高校要不断创新党员教育方式，结合90后学生党员的认知特点，开展他们乐于接受的活动和教育形式，例如：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建立社会实践新模式等，创新大学生党员教育和学习的方式。
2.6 运用心理学，创新教育途径
高校学生党员只有具备健康的心理素质，才能具备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高校应在积极分子培养过程中就建立心理档案，同时应开始相关的心理健康课程，对于个别需要帮助的学生党员要进行个性心理辅导，对于党员群体可开展心理行为训练，以便在广大学生党员中普及心理学知识。此外，高校应通过日常管理把心理教育全方位渗入学生党员的日常学习生活中，同时引入朋辈教育，提升大学生党员自我教育能力。
参考文献：
[1]http：//www.gov.cn/xinwen/2014-06/30/content_2709978.htm.
[2]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710/c70731-22147486.html.
[3]陈阳.高校学生党员教育管理模式创新研究[J].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25）.
基金项目：本文为辽宁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成果，基金名称：辽宁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一般课题项目“大学生党员教育和管理的研究与应用”，课题号：JG13DB316。
作者简介：
李一男，女，辽宁鞍山人，讲师;高群，女，辽宁锦州人，副教授。
作者：李一男 高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