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及思想分析论文

2022-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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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及思想分析论文 篇1:

李大钊与陈独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心路历程

陈独秀与李大钊尽管同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巨匠,思想中有诸多相似之处,但由于双方在世界观上的歧异,导致了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态度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有着差异。从具体的历史细节和慧识上厘清二者异同,对我们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与未来不无裨益。

1933年,陈独秀在《辩诉狱》中说:“予行年五十有五矣,弱冠以来,反抗帝制,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于今三十余年。前半期,即五四以前的运动,专在知识分子方面;后半期乃转向工农劳苦人民方面……欲求民族解放,民主政治之成功……只有最受压迫最革命的工农劳苦人民和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官僚的无产阶级势力,联合一气,以革命怒潮,对外排除帝国主义的宰制,对内扫荡军阀官僚的压迫,然后中国民族的解放、国家独立与统一、发展经济、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始可得而期。工农劳苦人民一般的斗争,与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势已合流并进,而不可分离。此即予于五四运动以后开始组织中国共产党之原因也。”这段话不仅磊落地说明了陈独秀的主张,也明朗扼要地说出了他与李大钊的经历和思想变化。

陈独秀、李大钊二人的思想变化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大致是以五四运动为界,前期二人大力宣传民主共和思想,共同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后期携手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辛亥革命后,民主与共和的思想深入民心,对于都曾经到日本留学的陈、 李而言,经过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洗礼后,他们更加坚信和支持民主和共和思想,并不断付诸实践,从而掀起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陈、李的思想武器是科学、人权与民彝,斗争的主要形式是对袁世凯及其所利用、所代表的封建传统和封建思想文化,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陈独秀说:“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他先后发表了《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及《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等文章,来赞颂西方的民主制,反对封建专制。李大钊从日本返国后立即投入到新文化运动中去,发表了反封建的文章《青春》、《民彝与政治》等,创办《晨钟报》,以“高撞自由之钟”的宣言宣传民主主义思想及民主主义的思想家,继续反对封建独裁。可以说陈、李二人早期都是以民主主义者身份反对封建专制,宣传民主共和思想。

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思想并未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北洋军阀混战更让二人对民主共和产生了怀疑,而传播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突破口,首先就在于认识当时刚刚结束的一场空前的人类厮杀——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的社会根源即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容纳它的生产力发展,因而必然向外扩张,发动战争。陈独秀在一战结束后一度认为协约国的胜利意味着“公理战胜强国”,可是巴黎和会彻底粉碎了他的信心。对此,他认为应有“两种彻底觉悟:(一)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二)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强力拥护真理,平民征服真理”,巴黎和会的召开让他看到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并从中反省,得出“现在的世界还是强盗的世界”、“我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出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的结论。而此时李大钊认识得更深刻。在《庶民的胜利》一文中,他强调不是什么协约国的胜利,也不是一般所谓“公理、正义”的胜利,而是一种新的理想、新的主义的胜利。正是巴黎和会使二人对“真理战胜强权”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彻底觉悟,认为资产阶级的民主无法再改变社会和拯救中国,需要有新的理论指导。

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任何一种理论或者主义,要在异国他乡发生影响被大多数人所认同,所掌握,必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和相应的主客观条件。”而此时中国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拯救,而且已经具备了接受新理论的条件。第一,革命理论的贫困和饥渴,呼唤着一种新思想、新理论的到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以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但都没有为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富强指明正确的方向,都没能拯救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矛盾和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呼唤着新的理论武器。第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的先进分子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第三,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必要的思想条件。新文化运动极大地提高了民族主义觉悟,激发了人们追求理想的愿望,起了思想启蒙和解放思想的巨大作用,从而为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陈独秀与李大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

陈、李二人的共同点是都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思想上经历了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最终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运用它来解决中国问题。不同点就在于一是在转变过程中二人思想的转变程度不同。在接受马克思主义过程中,陈独秀一开始是抱着温和的态度。十月革命爆发以前,陈独秀对俄国资产阶级的二月革命抱有很大兴趣,他把那次革命当作民主主义对君主主义的胜利。十月革命爆发以后,由于资产阶级反革命叛乱和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曾使他困惑,因此对十月革命持保留态度,延续了相当一段时间。而李大钊在十月革命爆发后即表明态度“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所以说陈独秀对十月革命并没有李大钊那样及时而又深刻的认识。二是在政治思想上,陈独秀一度较多倾心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自由平等人权观念,而李大钊最初受英国自由主义影响较大,后来又转向对俄罗斯文明的关注,这使李大钊的思想中渗入了注重民众的因素,这也是李大钊成为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传播者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的,陈、李二人不断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相比较而言李大钊比陈独秀更早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1918年下半年,李大钊就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和歌颂俄国十月革命。1919年5月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较为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传播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学者李海春在《论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一文中,认为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经历了接触、影响、接受、确立四个阶段,1920年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是李大钊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系统分析中国问题的文章。

而在1918年李大钊欢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时,陈独秀却仍在大谈杜威和罗素的哲学。此时,陈独秀的思想还处于转折期,面对民主共和梦的破灭,他先是用哲学逃避现实。一战的爆发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双重冲击使陈独秀的思想发生了质的转变。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他的思想也逐渐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学说。1919年,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接着又发表了《立宪政治与政党》、《吃饭问题》等,他告诫人们不要迷信资产阶级的所谓“立宪政治”,要把关注劳苦人民的生计问题看作“二十世纪劈头第一个大问题”。这些观点与他过去迷信资产阶级代议制,崇尚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呼吁个性解放的思想立场完全不同,思考问题的立足点开始转变了。

可以说陈、李二人都是由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1919年和1920年,陈、李二人和反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两次大论战。有力地维护和传播了马克思主义。1919年,李大钊与胡适之间展开了“问题”与“主义”之争。针对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一文,李大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指出,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的希望,尖锐地反驳了胡适把“根本解决”视为空谈的谬论。在这场“问题”与“主义”论战中,李大钊坚决果断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有力地打击了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更进一步地向中国人民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他不仅批判了胡适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也指出了当时陈独秀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的局限性,促进了五四运动的进一步深入发展。陈独秀1920年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在1920年发表的《谈政治》一文中指出:“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的第一需要。”表明了陈独秀运用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坚定态度。

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学说方面,李大钊一开始就以严肃、认真、谨慎的科学态度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在其著名的《史学要论》一文中这样写道:“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地去工作,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而惟以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功夫。以此态度做事,则功业可就。”对于自己信仰的马克思主义他并没有迷信和盲从,而是以求真、求实的科学态度对它进行认真的思考和研究。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一个德国人说过,五十岁以下的人说他能了解马克思的学说,定是欺人之谈。因为马克思的书卷帙浩繁、学理深晦。”他说,由于种种原因,一个人即使拼上半生的功夫去研究马克思主义,也只能从马克思已发表的著作中得出一个大概的认识,究竟不能算是完全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正是这种谨慎、科学的精神,决定了李大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他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的地位、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体系、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方面,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而陈独秀在建党前后对马克思主义已有一定的研究,特别是在同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斗争中,他坚决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在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组建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

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便是马克思主义者面对的“第一个问题”。

李大钊与陈独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也存在着差异。李大钊注重理论研究,力图全面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把一个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呈现给中国人民。从《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到《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做了系统的研究和介绍。

陈独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注重马克思主义的实用性。因而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时,提倡要多做实际工作。他说:“道理真实的名词,固然可以做群众运动的共同指针;但若是离开实际行动,口头上的名词说得如何好听,如何彻底,试问有什么好处?”陈独秀认为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实际研究的精神”和“实际活动的精神”。陈独秀强调了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实际研究的精神和实际活动的精神,也就是其所概括的五四精神: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这种实际行动的精神在陈独秀的实践活动中表现为建党,建设政党以有效地发动群众进行各项运动和活动,实践 “多干马克思革命的运动”的号召。陈独秀与李大钊相约建党一时传为佳话。但相比较而言,陈独秀更注重党建。在上海期间,陈独秀把极大的注意力投向工人群众,创办《劳动界》、《伙友》等工人刊物,在他们中间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到码头工人中了解罢工情况,去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等劳动团体做调查。他请北京大学的进步学生和各地革命青年,深入到工人中,了解工人的状况。他还不断到工人中间进行演讲。陈独秀在启发工人和组织工人,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积极开展建党工作。1919年初,陈独秀就积极呼吁:“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而出,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的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他进一步阐述道:“政党是政治的母亲,政治是政党的产儿。我们与其大声疾呼:‘改造政治’,不如大声疾呼:‘改造政党’!”1920年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组建了共产党早期组织,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提供了组织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起着发起者和联络中心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陈独秀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因而陈独秀认为农民“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为一个大的民众革命”。但他同时认为农民居住分散不易集中,文化素质低且易于迁徙苟安,这些原因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加上农民私有观念极其坚固,与共产的社会观念有很大的冲突。据此,陈独秀认为引导农民加入革命运动“必须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为主力军,才能够实现此种革命的争斗并拥护此种革命的势力建设此种革命的事业”。

与之不同的是,李大钊很重视农民问题,他认为“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黑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黑暗,他们的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

在农民问题上,李大钊与陈独秀不同,李大钊注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更符合实际。

陈、李二人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态度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差异与他们的世界观是有密切联系的。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领导者,较全面地吸收了西方的民主思想和科学思想,更是全面地吸收了进化论的思想,事物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这种思想也影响其政治观。陈独秀依据进化论思想,在传播和接收马克思主义学说过程中倾向于阶级斗争学说。

与陈独秀不同,李大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辩证思想,有着清醒的辩证思维,懂得许多事物乃至任何事物都有着正反两个方面,都是对立着的两个方面的统一组合。正是这种辩证全面的哲学思想,才使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更全面、更有持续性、更系统化。

(责任编辑:吴 玫)

作者:马娟娟

马克思主义及思想分析论文 篇2:

马克思主义者承担思想战线使命任务的工作方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在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和组织路线的基础上,党的各项工作逐步打开新局面。但是,由于遗留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又产生了国外思潮侵蚀的新问题,党的思想战线表现出较为混乱的现象。在此背景下,1983年10月12日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发表了题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其中着重强调了身处理论界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思想战线建设方面的重要任务,并指明了完成这些任务的一系列工作方法。这一讲话思想深刻、内容丰富,对于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者完成宣传思想战线所担负的“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1]战略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坚守立场,整顿思想乱象

(一)消除资本主义腐朽思想

随着经济上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一些资本主义腐朽思想趁机渗入国内,腐蚀人民尤其是广大青年的思想,污染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其一,引起人们的思想混乱。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西方世界一直向我国进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企图实施“和平演变”阴谋。尤其在改革开放以后,资本主义敌对势力借助便利条件散布“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粹主义”等落后思潮,宣扬资产阶级性质的价值观念,使国内部分民众处于思想混乱的状态。其二,动摇人们的理想信念。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主张个人利益至上,尊崇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功利主义等价值观,冲击了无产阶级大众的集体主义思想和劳动精神,致使部分民众贪图享乐、精神涣散。其三,腐蚀青年的健康思想。处于特定年龄阶段的广大青年思想尚未成熟,最易受反动势力煽动,进而使社会主义的健康思想被腐蚀。邓小平认为,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足以祸国殃民,必须采取坚定措施加以制止。因此,要辩证看待资产阶级文化,对其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分析、鉴别和批判,消除资本主义腐朽思想。

(二)回击反马克思主义思想

在兜售资产阶级思想观念的同时,西方敌对势力与国内少数反动分子里应外合,大力抹黑我们的党和国家形象,对党和国家发展产生了恶劣影响。其一,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思想战线内部尽管对部分错误倾向展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但抵抗批评的气势较盛,甚至发生被批评者往往受到同情,而批评者被群起攻之的情况,出现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的趋势,指导思想地位被削弱。其二,危及党的领导地位。部分思想战线工作者自身受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把民主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在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上提出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2]冲击了党的领导地位。其三,危害国家的前途命运。邓小平指出,反马克思主义等错误思想可能短期内看不出多大坏处,但是如果任其泛滥就会导致更多人偏离正道,长远看就与社会主义事业由怎样一代人接班及整个国家前途命运的发展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面对这个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者要主动回应,特别是在思想战线上有影响力的共产党员要勇于站在斗争前列,积极揭露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丑陋面貌,予以有效回击。

(三)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

针对思想战线上出现的诸多问题,邓小平认为“只要我们党真正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坚决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和自由主义态度,认真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3],就都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在这之中,马克思主义者要在思想战线建设方面主动有所担当。一方面,要重視解释工作,消除民众对社会主义的误解和怀疑。思想斗争工作重在解释问题、消除误解,马克思主义者要自觉进行充分说理和科学分析;要引导、督促参与讨论的所有人员事先研究清楚所涉及的问题;对待有错的同志要给予充分考虑的时间,不能简单片面、粗暴斗争。[4]总之,思想解释工作要重点注意防止“左”的错误的出现,着重解决右的软弱倾向。另一方面,要加强宣传工作,维护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马克思主义者要坚定立场,并主动担负思想战线的建设任务,“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演、表演”[5],引导人民坚信马克思主义立场和社会主义事业。

二、关注现实,解决实际问题

(一)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

受西方资本主义思潮侵蚀及自身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薄弱的影响,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曲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错误质疑党的路线和国家政策方针,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方向。如在“异化”问题的认识方面,部分马克思主义者虽然积极阐释这一观点来解释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但其曲解却起到了消极的负面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异化”观点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雇佣劳动是异己的,结果只会是工人愈穷,资本家愈富。然而,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却超出资本主义的范围、离开劳动异化的残余及其后果讨论这一问题,认为社会主义中也存在“异化”。这种观点非但不能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必要的社会改革,反而会错误引导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解决这类问题的首要前提是要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6]

(二)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

通过总结分析当前思想战线的斗争实践,邓小平认为,造成思想战线混乱现状的部分原因在于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一方面,在西方文化大量输入的情况下,各领域学者对西方各种思潮一窝蜂地盲目推崇,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致使精神污染现象愈加严重。闭关自守固然错误,但在吸收西方先进思想的同时,也要剔除其中没落腐朽部分,其中关键就是要对其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7]另一方面,尽管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具备试图解决现实问题的意识,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却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方向。如人道主义是一个理论和道德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则具有不同的性质。社会主义中国的人道主义研究应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立场,主张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而现实中,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方向讨论人道主义,无意中宣传了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8]脱离马克思主义而企图解决现实问题的行为必然是徒劳的,错误运用马克思主义甚至会适得其反,必须要积极并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入解决现实问题。

(三)一切从实际出发

邓小平早在1956年发表的《马列主义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一文中就提出,如果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或者结合得不好,那末就会造成很大的损失。”[9]在思想战线上,正是因为部分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从我国实际出发开展思想斗争,而造成了思想战线混乱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社会发展水平较低,人民的生活和文化水平还不高,这个问题只能靠积极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解决。同时,我国人民内部仍然混杂着旧社会遗留和新社会产生的“渣滓”,社会成员成分较复杂。脱离以上具体实际而抽象谈论、宣扬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人的价值,就脱离了“现实的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邓小平指出,思想战线上的同志要看看自己的言论、作品在社会中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造成了什么后果,要从实际出发,立足于现实情况反思自己的思想是否有利于思想战线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只有立足于现实实践研究理论问题,用现实实践检验理论思想,才能更好地运用理论解决现实问题。

四、与时俱进,发展马克思主义

(一)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立场

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不动摇是邓小平回答“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前提。在总结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时,邓小平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改革开放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立场不能偏。历史与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邓小平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做出的正确决策,改革开放思想是邓小平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立场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与此相反,在改革开放初期,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当时的社会主义改革,但却在研究过程中逐渐偏离马克思主义立场,结果只能是失败。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盲目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相关概念的适用范围,自以为是地将“异化”概念由资本主义社会延伸至社会主义社会,将造成“异化”现象的原因延伸为社会主体自身的活动,将批评对象由异化劳动的残余及其后果延伸至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结果只能是倒退到马克思主义以前。历史与实践的成败经验证明,离开马克思主义立场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甚至会是马克思主义的倒退。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要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个别失误的论断并不属于这一科学体系。[11]

(二)立足于社会实践的发展

毛泽东早已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12]邓小平继承了这一思想,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要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一方面,要在反对教条主义倾向和错误理论的斗争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斗争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是邓小平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开创性思想,早在破除“两个凡是”思想时,邓小平就针对性地提出了“解放思想”的概念,提倡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并进一步提出只有从变化发展了的社会实践出发,理论联系实际,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顺利发展。另一方面,要在所处时代的发展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时代的发展突飞猛进,尤其是在以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支撑的情况下,当今一年的发展成果抵得上过去几百年,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13]这就要求思想紧跟时代,立足于社会实践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三)立足于基本国情的变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加大意识形态工作力度,高度重視思想战线建设,意识形态领域总体呈现出向上向好态势。但同时,意识形态领域仍然不平静、形势仍然复杂、挑战仍然严峻。[13]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深刻变革的时期,意识形态领域多元思想文化相互交流交融交锋,思想战线上的任务艰巨繁重。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发言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肩负起筑牢思想战线的使命,“推动宣传思想工作不断强起来,促进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14]在此情形下,重温邓小平这篇具有深刻启发性的文章,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者顺利完成思想战线使命任务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重庆市全面从严治党的三重维度研究”(项目编号:2017YBMK012)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1.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2.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6.

[4]沈传亮,张爱丰.一篇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文献——重温邓小平《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J].党建研究,2014(9):58-59.

[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0.

[6]易杰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历史使命[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2):34-38.

[7]秦宣.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J].理论视野,2016(6):1.

[8]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6.

[9]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59.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71.

[1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96.

[12]姜辉.邓小平对“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回答及现实意义[C].邓小平与中国道路-全国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2014:585-597.

[1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214-215.

[14]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更好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N].人民日报,2018-08-23(1).

作者单位: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胡 越

作者:冯帆

马克思主义及思想分析论文 篇3:

论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思想

摘要: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思想主要有: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整体,要在马克思主义整体中认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一个整体、体系,不能割裂;在各个领域中的毛泽东思想也是一个整体,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要从各个领域中阐明毛泽东思想体系;学习毛泽东思想要注意领会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

关键词:邓小平;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 毛泽东思想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是近来学者们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理解涉及到思想政治理论课及思想政治教育等重大问题,但对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内涵,学者们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1]张耀灿指出:“在新时期最早提出并强调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重要性的是邓小平。”[2]因此,为了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有必要深入领会邓小平同志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思想。

一、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整体,在马克思主义整体中认识毛泽东思想

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天津会议上讲话指出:

“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问题,我曾经在山东、天津谈过,后来在中央也议了。昨天在毛主席那里还谈了这个问题。他赞成这个意见:第一,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了,什么东西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例如,一个商店的营业额多一点就说是毛泽东思想发展了,打乒乓球也说是运用了毛泽东思想。第二,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少讲了。这种情况,不少报纸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因为按照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理解,一个是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是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回事。毛泽东思想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里面增添了很多新的内容。所以,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好像它是另外一个东西。我们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并提。当然,也可以单独提毛泽东思想,但是一定不要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丢掉这个最根本的东西。”[3]

邓小平同志的上述论述告诉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是一个整体,是不能分割也不容分割的整体,毛泽东思想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增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因而,在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问题上,我们当然可以单独提毛泽东思想,但必需认识到,决不能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根本的东西。

邓小平同志还针对有些同志的主张进行批评,通过对有些同志观点的批评,来论述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整体,只有从整体上来认识马克思主义,才能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学习,指导我们的行动。邓小平同志指出:

“最近,有些同志提出,要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学习政治经济学。当然,毛泽东同志在政治经济学上是有发展的,但是,讲初期的发展时期的资本主义,总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资本论》;讲帝国主义,总还是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讲社会主义,列宁和斯大林都有,毛泽东也有重要的发展。所以,不能只是讲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学习政治经济学,否则人家问你研究帝国主义以哪个著作为纲,你怎么答复?扯不清楚。当然,对于帝国主义的论述,毛泽东同志有发展,例如关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但是,《资本论》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已经把关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基本的理论问题解决了。对待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庸俗化,庸俗化对我们不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不利。”[4]

在此,邓小平同志针对有些同志提出的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学习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具体分析了这种观点的错误,邓小平同志对这种错误观点的分析和批评正是以马克思主义整体性为依据的。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整体当中,我们才能看到毛泽东思想在哪些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以政治经济学为例,对初期的发展时期的资本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这以《资本论》为代表;对帝国主义,列宁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为代表。对社会主义,列宁和斯大林都有论述,毛泽东同志也有发展。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只有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全部科学而正确的论述中,才能对于政治经济学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形成完整而系统的认识,进而,也才能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识。那种把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割裂开来的做法,其最终结果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这对我们是不利的。邓小平同志的上述论述还告诉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理解,必须放在马克思主义的整体中,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联系中,才能获得完整的全面的正确的认识和理解。

邓小平同志还指出:“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掌握得好。光讲毛泽东思想,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看起来好像是把毛泽东思想抬高了,实际上是把毛泽东思想的作用降低了。”[5]马克思主义既然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则在宣传上,也要从整体上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毛泽东思想,这样才能真正让人们认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认识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既然是一个整体,则在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当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当中,在思想政治教育当中,应当对人们进行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宣传、教育。邓小平同志的上述论述集中一点,就是: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整体,应当把毛泽东思想放在马克思主义的整体中来认识,来学习,不能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

二、 毛泽东思想是一个整体、体系,不能割裂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及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段时间内,邓小平同志着重论述了毛泽东思想是一个整体、体系,应当从整体上来认识毛泽东思想体系,而不应当割裂毛泽东思想。

在一九七五年十月,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我总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当时书记处讨论,赞成罗荣桓同志的这个意见。林彪主张就学‘老三篇’(后来加成‘老五篇’),是割裂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有丰富的内容,是完整的一套,怎么能够只把‘老三篇’、‘老五篇’叫做毛泽东思想,而把毛泽东同志的其他著作都抛开呢?怎么能够抓住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就片面地进行宣传呢?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现在相当多的学校学生不读书,这也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反对的是教育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劳动,并不是不要读书,而是要读得更好。毛泽东同志给少年儿童的题词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嘛。还有,毛泽东同志讲了四个现代化,还讲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是三项基本社会实践,现在却把科学实验割裂出来了,而且讲都怕讲,讲了就是罪,这怎么行呢?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着各个领域的实践,紧密联系着各个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不能听到风就是雨。” [6]

邓小平同志在上述论述中所指出的“毛泽东思想有丰富的内容,是完整的一套”,其意义就是指毛泽东思想是一个整体。“怎么能够只把‘老三篇’、‘老五篇’叫做毛泽东思想,而把毛泽东同志的其他著作都抛开呢?”邓小平同志的这一质问实际上是向人们指出,毛泽东思想体现在毛泽东同志的众多著作当中,不能只把“老三篇”、“老五篇”叫做毛泽东思想,只把“老三篇”、“老五篇”叫做毛泽东思想,只学习“老三篇”、“老五篇”,就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割裂,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庸俗化。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正确做法就是罗荣桓同志提出的、邓小平同志赞同的做法: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毛泽东思想要学习精神实质。

“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就是说,要全面学习毛泽东思想、全面宣传毛泽东思想、全面贯彻毛泽东思想,要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一个整体来学习、宣传、贯彻。

为什么要在各个领域中都要全面地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呢?这是因为“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着各个领域的实践,紧密联系着各个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人们的实践活动总是在一定的思想、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指导实践的思想、理论不同,人们的实践活动及其结果就不同。毛泽东思想是一个整体,只有以完整的科学的毛泽东思想指导的实践才是正确的实践,而以割裂的所谓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实践,只能是偏离正确道路的实践,是会造成严重后果的实践,如不讲科学实验的实践思想,不提百花齐放的文艺思想,不注意读书的教育思想等。

邓小平同志在上述论述中不仅指出了、批判了林彪割裂毛泽东思想的庸俗化做法,而且还批判了割裂毛泽东思想的其他一系列表现:割裂毛泽东的文艺方针思想,割裂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割裂毛泽东的社会实践思想等。

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四日,邓小平同志指出:“今年四月十日我给中央写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7]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就是要从总体上、整体上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在毛泽东思想精神实质的指导下,来看待毛泽东对各个问题的论述,而不能“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8]

邓小平同志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讲话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林彪否定毛泽东思想,说‘老三篇’就代表了毛泽东思想,林彪还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严重歪曲,极不利于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极不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9]在此,邓小平同志批判了林彪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割裂:一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一是把毛泽东思想本身加以割裂。因为林彪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割裂,对我们党和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对于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含义,邓小平同志解释指出:就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10]

如何才能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呢?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11]不能够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如何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含义。

邓小平同志在提出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时,既正面阐述了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方法,又从反面告诉人们错误对待毛泽东思想的表现:林彪割裂毛泽东思想,说“老三篇”就代表了毛泽东思想;而“‘四人帮’,特别是所谓理论家张春桥,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他们引用毛泽东同志的某些片言只语来骗人、吓唬人。”[12]

三、 在各个领域中准确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真正地领会毛泽东思想。就一个领域、一个方面的问题来说,也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3]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的科学体系,是由许多领域、许多方面的思想构成的,我们在理解毛泽东思想时,必须全面准确完整地把握由各领域、各方面的思想构成的毛泽东思想体系。同时,就毛泽东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也即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思想而言,也必须完整准确地把握其整体。对于割裂各领域毛泽东思想的表现,除了前述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割裂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实践思想、教育思想外,邓小平同志还列举了割裂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关于人民与领袖关系的思想。[14]可见,邓小平同志主张就一个领域、一个方面来说也要准确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是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

邓小平同志指出:“毛泽东思想不是在个别的方面,而是在许多领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我建议,除了做好毛泽东著作的整理出版之外,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15]在此,邓小平同志对理论工作者提出了一个明确而具体的任务,这就是: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邓小平同志对理论工作者的这一要求包括如下内容:毛泽东思想体系是什么样一个体系,由哪些领域的思想构成,各个领域的思想其完整丰富的内容是什么,这些领域的思想如何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体系。

“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和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16]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是就广大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要求而言的,这里的“精”就是说要把握马列主义的精神实质。对于专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宣传者和教育者)来说,要“读大本子”,要学习和研究“长篇的东西”。专业的理论工作者要通过研究“长篇的东西”和“大本子”来阐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阐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要编写出概括和反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及精神实质的“短篇的东西”和“小本子”,以便广大群众在学马列时能“精”,能“管用”。

由上可知,邓小平是在重点论述毛泽东思想时论述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邓小平关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整体,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整体中的一个部分,一个阶段,毛泽东思想增添和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的内容。毛泽东思想是一个整体,是由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思想构成的一个整体。构成毛泽东思想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思想也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割。要注意和反对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割裂开来的做法,要注意和反对把毛泽东思想的某一方面与毛泽东思想割裂开来的做法,要注意和反对把毛泽东思想某一领域、方面的思想加以割裂开来的做法。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上,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要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整体,要把毛泽东思想放在马克思主义的整体中、放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中来认识。要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由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思想构成的,而毛泽东思想中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思想也是一个整体,不容分割。因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个整体,所以,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宣传和教育中,要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从整体上领会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在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思想的研究、宣传和教育中,也必须联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整体来研究、宣传和教育。专业的理论工作者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阐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及其精神实质,写出概括和反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及精神实质的“短篇的东西”、“小本子”,以便于广大群众“学马列要精,要管用”。

参考文献:

[1]李玉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研讨会综述[J].高校理论战线,2007,(10).

[2]张耀灿.三者整体建构实现和谐发展[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7,(5).

[3][4][5][6][7][8][9][10][11][12][13][14][15][16]邓小平文选(第1,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 刘凤刚

作者:宋成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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