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民生福利与经济发展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摘要：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发生变化的根本表现，就是民生福利得到了极大改善。保证公共产品使用上的公平性、全面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量力而行增加公共福利供给、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等，是今后改善民生福利的方向。
民生福利与经济发展论文 篇1：
革命老区民生福利发展的战略、关键及路径
[摘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现阶段，占中国行政县（市、区）近一半的革命老区，发展滞后的民生福利。已经成为国家亟须解决的突出民生问题。个别革命老区主动把地区民生福利的发展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相对接，取得了民生福利发展的阶段性成果。文章对革命老区民生福利的发展进行了三个层面的学理思考：一是发挥比较优势是革命老区解决民生福利问题的战略：二是产生边际递增效应是革命老区解决民生福利问题的关键；三是社会发展创新是革命老区解决民生福利问题的路径。文章最后对民生福利设想了三个方面发展举措：一是明确消除社会发展差别是革命老区民生福利发展的核心目标；二是寻求具有深化改革和创新生产力两项功能的制度构建；三是变革政府的社会治理为民生福利的发展提供机制保障。
[关键词]革命老区；民生福利发展；战略；关键；路径
到2020年，中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占中国行政县（市、区）近一半的革命老区，发展滞后的民生福利，已经成为国家亟需解决的突出民生问题。个别革命老区主动把地区民生福利的发展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相对接，取得了解决民生福利的阶段性发展成果。从而引发本文对革命老区民生福利发展的战略、关键、路径等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
一、发挥比较优势是革命老区解决民生福利问题的战略
基于常识经验，解决民生福利，革命老区面临很多的发展难题，如果把民生福利仅仅当做一项解决民众生存问题的难题来解，恐怕着眼点就放在了由于缺乏基本或必要的经济基础的支撑，使这一问题延续原有的等、靠、要的发展思维，无法找到解决问题的破题之道。而经济基础薄弱恰恰是革命老区禀赋要素中的劣势，这种着力投入大量资金支撑福利的发展理念，把民生福利的发展更多当作仅仅具有消费功能的发展战略无疑具有明显的消极性，这种消极性因为经济的发展疲软与民生福利只能向上的需求刚性的特质，已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新世纪诸多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甚至社会危机的根源。很明显，革命老区只有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才能寻找到解决民生福利问题的发展战略。
所谓发展战略，就是发展的总体规划，即对关系全局的要素、目标、实践路径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谋篇布局。在发展战略中，选择能够发挥具有禀赋优势的发展战略，无疑是最佳选择。发展战略具有多层面性，其中阶段发展战略和长远发展战略，地方发展战略和国家发展战略是常用选择的观察点。在这四个要素构成的两对关系中，阶段、地方发展战略分别是长远、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必要的准备，长远、国家发展战略是阶段、地方发展战略规划、推进的依据。同时，随着发展战略的变化，构成禀赋优势的发展要素也会发生变化，原来是劣势的发展要素可能因为应合新阶段的发展战略而变成优势。要素从劣势向优势的转变，并不是一个自动的过程，一等的做法是需要在准确定位新阶段发展战略之初，就要把劣势要素纳入到新战略的制定过程之中，成为推进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觉地把劣势要素优势化。如果没有这样一层的深谋远虑，至少要进行二等的做法，就是在实施新战略的过程中，敏锐识别那些可以优势化的劣势要素，千方百计为这种转换创造条件。以上无论哪一种做法，关键是要明确阶段性发展条件和发展任务的基础上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否则这种要素转换无法实现。
现阶段，什么是革命老区具有比较优势的民生福利的发展战略呢？这就要考察革命老区现有的发展条件和发展任务。对这两个问题的认知前提，是要区分两类层面的发展战略：一是革命老区的发展战略仅局限在地方战略；二是革命老区的发展战略纳入国家战略。对于前者而言，所具有的发展条件是经济基础薄弱，社会历史包袱沉重，面临的主要发展任务就是脱贫，或进行追赶式发展规划，但现代社会发展所需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等禀赋要素都处于明显的劣势。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的匮乏不言而喻；人力资本方面，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劳动力流动的政策宽松和便利，接受过一定教育、掌握一定技能的人力资源加速了向革命老区以外的地区流动；社会资本方面，作为相对封闭的地区，由血缘关系、族缘关系、久远的历史革命精神、地域性的传统文化及风俗习惯等混合在一起形成的社会网络、互惠性规范和由此产生的信任，这些丰富的非制度性要素使得革命老区不缺乏传统性社会资本，但问题是，随着革命老区为了谋求发展开始进行城镇化、民主化、市场化等社会变迁时，要求原有的传统性社会资本要向讲究公平、公正、民主、法治等为特征的现代社会资本的转变，即要用诸多的显性规则、制度重塑良性的社会关系，祛除诸多不合时官的非制度性的规则、习俗甚至心理，这是一项非短时期内就能完成的任务。制度变迁，有两种方式，一是“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对可获利的机会作出反应时自发倡导、组织并实行的制度安排”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二是“由政府命令或法律所推出并实行的”强制性制度安排。信息化的今天，除非出现了重大的社会危机，如出现危害性大的社会群体事件或遭遇史无前例的自然灾害，否则的话，无论是哪一类型的制度变迁，只有明确具有可信服的社会收益目标，才会有推进的可能。对于局限于地方的发展战略而言，社会收益目标，主要有两种，一是提升经济收益的目标；二是解决突出社会矛盾问题的目标。无论是哪一种，都需要有地方上的“能人”或希望有所作为的政府官员的推动，否则这一地方层面的发展战略很难实施。
革命老区纳入国家战略的发展战略大致有两种情形：一是主动对接型：二是被动给予型。所谓主动对接型，是地方政府基于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及时对原有地方发展战略进行转变。这种类型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地方性于“有为才能有位”的发展理念，突显地方已有某些禀赋要素在国家新发展战略中的优势作用，从而获得相应国家层面的资金、政策等的支持；二是认识到国家新发展战略中所需的发展要素，进行积极的培育、建设，虽暂时还未直接纳入国家战略，但努力的方向在可见的未来能够获得实现。所谓被动给予型，是国家为实施新的发展战略，给予一些原国家层面的资金、政策照顾不到的地区以相应的优惠和倾斜。以上这两种地方战略国家化的做法，其实质都是革命老区借助外力，希望获得飞越发展的发展战略。所不同的是，主动对接型在借助外力之前，已在不同的程度上实脱了“自生能力”的增长，即在进行着至少是理念层面增量发展的变革，外力的注入，将会使“自生能力”的增长由增量变革转向存量变革，实现国家、地方两个层面的双赢发展。被动给予型的实施结果存在不确定性，一是如果纳入国家战略的外力，能够激发革命老区内生发展的潜力，并转化为主动发展的动力，就可能获得实践效能。二是如果纳入国家战略的外力，不但不能激发革命老区内生发展的潜力，反而形成了地方发展的路径依赖，这种发展战略就会形成双输的结果。
综上所述，相较而言，能够纳入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要比仅限于地方发展的战略，更加具有产生实效的可能。而在纳入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中，两种主动对接型的发展战略更有可能产生可比优势的实效。这可能是现阶段革命老区应该选择的解决民生福利问题的发展战略。
二、产生边际递增效应是革命老区解决民生福利问题的关键
已选择主动对接型发展战略的革命老区，解决包括危旧土坯房改造在内的民生福利，只有寻求能够产生边际递增效应的发展路径，才能发挥禀赋要素的比较优势，产生民生福利发展的最优效应。民生福利发展的边际递增效应，是指规避把民生福利仅当做不具有自生能力的消费产业，挖掘发展民生福利产生的多元社会效益，利用这些社会效益为民生福利的发展寻求源源不断的资源和动力。长期以来，对民生福利的发展，一直存有常识经验上的偏见，即社会资源的总量是一定的，用于民生福利的消费资源越多，相应用于支撑社会发展的生产资源就越少，因而围绕公平与效率如何平衡的争论，就构成了国际社会理论与实践层面无法圆满破解福利发展的难题。这一难题的瓶颈在于仅把民生福利放在社会资源分配这一领域进行考察，忽视了民生福利具有发展性的特质。所谓民生福利的发展性，是指当把民生福利的发展放在更大的社会发展战略层面进行考察，特别是社会发展已经到了只有出于解决民生福利的社会效益目标才能形成社会发展共识的阶段，推进民生福利的均衡和改善构成突破发展痼疾的关键环节，从而使民生福利的发展成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时，民生福利发展的边际递增效应就会突显实现的必要和可能。
现阶段，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层面的革命老区，其民生福利发展带来边际递增效应的可能性源于以下三个方面的现实需要。一是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需要。根据规划，到2020年，中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二五”期间，总体发展水平较低的革命老区，不仅有待解的突出民生问题，而且还有诸多发展的薄弱环节需要攻克，才能有机会为下一阶段实现跨越发展，奠定基础，以此才能有机会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社会。民生福利对于包括革命老区在内的全体人民而言，没有比现阶段更迫切需要解决的了，包括革命老区在内的民生福利成为了国家发展战略阶段性发展任务的核心，这就奠定了围绕解决民生福利的社会实践，产生边际增长效应的发展需求和可能。二是寻求经济发展新增长点的需要。近年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长期以来通过出口创汇拉动经济增长的途径大幅受挫，受此影响，通过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方式由于受整体市场疲软情况的限制，出现了较大的有限性。因此，通过内需拉动生产的途径，必然成了次优的选择。就地域而言，革命老区由于基础设施的待建，达到现代消费水平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特别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发展规划下，发展绿色经济更是革命老区发挥后发优势之所在，与此同时，革命老区未开垦的区位地理优势，都是今后可以承接大中城市经济发展转移的洼地。革命老区的民生福利由于一直以来受内生经济发展滞后的限制，而随着革命老区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民生福利提升就构成了经济发展的诱因，可为革命老区民生福利的发展奠定切实的物质保障。三是改革攻坚克难的需要。中国正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时期。改革对于当代的中国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过去的三十多年，正是中国坚持了改革，才获得了发展的动力，改革因而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红利。但是目前，面临相对固定的利益格局，再进行推进，就必然受到巨大的阻力，而多元分化的利益诉求又使改革在路径选择方面面临激烈的博弈，只有寻求尽可能关照到各方面利益的公约数，才能把社会发展的离心力变成继续发展的向心力。具有普遍适用的民生福利无疑是获得各方达成推进改革的重要共识。而对于革命老区等欠发达地区进行适当的资源补助，早在中国规划“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中就有安排，并给予民众明示。加之革命老区为中国革命事业曾经支付的发展代价及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总量的大幅增加，无论从民众认同或经济支持，实施均衡发展战略下向革命老区做出某些政策、资金倾斜的条件已经成熟。借助国家发展战略的规划，以改善民生和突破发展的薄弱环节为着力点的改革，在革命老区自身的努力之下，必将有所作为。
三、社会发展创新是革命老区解决民生福利问题的路径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下，革命老区需要在较短时间内解决民生福利这一阶段性的社会发展任务，目的是为下一阶段实现跨越式发展奠定基础，这就要求革命老区发挥后发优势，通过社会发展创新，切实解决民生福利问题。社会发展创新的具体路径涉及三个层面的问题，即核心目标、制度构建和机制保障。
（一）消除社会发展差别是核心目标
目前，革命老区着力于民生福利改善，产生的边际递增效应有以下几方面的指向：改善当地民众的民生问题、推动地方的跨越发展、带动区域的协调发展、实现国家的均衡发展。其中，前两个目标直接服务于革命老区，后两个目标具有间接性。这种把革命老区的发展战略放在区域和国家战略层面进行的定位，带来的益处，是借助外生能量激发和推进内生能力的发展。产生的负面之处，在于多中心的发展目标，往往会弱化核心目标的实现。因此只有厘清隐含在以上显性目标之内的核心目标，才能寻求具有实效的民生福利的发展路径。
消除社会发展差别是革命老区民生福利发展的核心目标。以上四个民生福利发展的边际递增效应目标，是在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战略目标的大背景下提出的，全面小康即要求社会均衡发展，但中国当前呈现巨大的城乡、区域、行业、工农、脑体等的差别，尤其是占中国近一半县、市的革命老区，聚集了诸多发展差距的劣势要素，成为革命老区解决民生福利问题的着眼点。在开始解决所有差距问题之前，如果不进行发展思维的转换，就无法寻求有效的发展路径。革命老区，总的来说是以“农”字为特征，革命老区民生福利的发展战略其实质是关于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战略。曾几何时，新农村建设，成为直接推动“三农”问题发展的规划，但存在明显发展后劲不足的弊端。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对目前中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进行了较准确的展望和概括，即“‘在社会主义中国的21世纪，第五次产业革命、第六次产业革命和第七次产业革命结合起来’，将引发新的一次社会革命，即现代中国的第三次社会革命。从生产力角度讲，这是继‘现代中国的第一次社会革命是解决生产力……第二次社会革命是发展生产力’之后的‘创造生产力的社会革命’”，明确指出这一次的社会革命推进的“知识密集、技术密集型大农业与小城镇化建设任务就是消灭三大差别”。
切实解决革命老区内部的发展差距，是民生福利发展的核心着力点。今天的中国，呈现的社会差别多元，这使得无论是革命老区通过民生福利的发展或国家层面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核心目标就是有效消除社会发展的差别。对于这一核心目标，革命老区所要做的有效规划，是通过切实消除革命老区内的主要社会差别，为革命老区与其他发达地区缩小差距奠定基础。这样确定发展目标的好处，在于因地制宜地运用有限的社会资源，达到民生福利提升的切实性及广泛的社会认同性。
（二）构建具有改革和创新功能的制度
明确了革命老区民生福利发展的核心目标后，进行相应的制度构建，就是一个不可绕行的发展路径。以往的制度构建，更多用于社会规制，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居多。而这一次的制度构建，要应合改革与创新的时代主题，寻求具有深化改革和具有创新生产力两项功能的制度构建是其着眼点。具有改革创新特质的制度构建，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设计，二是执行。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从设计来说，主要是两个困难，一个方面的困难是理念、理论、思想，到底设计一个什么样的制度？通过什么样的改革可以有不同的选择，认识上就有很大的区别。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障碍是利益，李克强总理前两天讲过的，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困难，解决意识问题还容易一点，当然也不是那么容易，对利益格局会碰到很大的障碍”。在执行方面，要能够获得领导们践行新制度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重要的是要获得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制度创新之所以难，原因在于涉及利益的重新调整，即使像民生福利这一惠及广大民众的制度构建，也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的结果。构建具有次优的制度无疑是最好的选择。所谓次优的制度，是要明确“改革攻坚、立破两兼”的创建制度的原则。改革创新的制度，不是一个简单的从无到有制定制度的过程，它主要是为取代不合时宜的社会制度而进行的制度构建，由于有前后制度的对比和接受的过程，更需要改革创新的制度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在其合理性、可行性、实效性等方面，产生可比优势。目前，特别是地方层面，围绕民生福利进行的制度创建引发的一些群体事件，是由于地方政府在做某些顶层设计时，没有充分听取民众的意见，在实行新的制度时，对出现的问题没有进行及时纠偏。构建次优的制度原则，要求在旧制度与新制度之间，应有一个具有可行性的过渡制度，包括过渡的时间、可行的措施，这一类制度是基于充分预见新制度在实施初期可能让利益相关者遭遇困难的解困之道。让利益相关者从心理到行为上获得一个对新构建制度的理解、接受和践行的过程。因此，任何一项改革创新的制度都要构建两个不同发展层次的制度，其中第一个层次具有前瞻性，用于解决过渡时期利益相关者发展难题的制度尤为重要，这为第二个层次完善制度的构建奠定认同和践行的基础。
除了明确改革创新的制度构建原则外，能否抓住革命老区核心制度进行构建，是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对于革命老区的广大农民来说，土地是其民生前再利的底线保障，只是目前，这一民生福利的物质资源还没有发挥其应有的生产效能，以至于有门路的农民出于成本一收益的核算，宁愿到城里打工，也不愿仅依靠土地进行收益。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产生的生产力，曾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获得释放，而之后“三农”与工业、第三产业相比发展的滞后，原因在于很长一段时间内，现代社会的科技、知识、信息这些构成社会发展动力的新要素，没有通过有效的土地制度创新等措施纳入到“三农”发展之中。中国有限的耕地，使得农村人均占有的土地偏少，低水平、低附加值的农业生产，致使大多数农户的土地收益偏少。另一方面，进入21世纪，出于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的公益用地需要和开发商品房等商业用地需要。农民所能拥有的底线民生福利来源的土地也丢失不少。现在问题的实质是需要出台能够保障特别是针对农业型农民获得稳定土地收益为原则进行提升土地资源利用的效能、出台土地资源有效整合的法律法规或制度政策，依靠科技的创新，推进现代农业的发展，这是农民民生福利最有效的来源，是农民个人、集体、国家多赢的具有创造生产力的制度保障。对于革命老区，在旧家关于土地制度新的法律法规还未制定之前，鼓励农民结合新型农业合作社的建设，进行规模化生产，通过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和质量，打造集约化、规模化基础上农产品的品质化、品牌化，使农民的土地产生可观的市场效益，需要革命老区的当地政府出台与此有关的保障政策，是现有土地制度优化的当务之急。
（三）变革政府社会治理是机制保障
革命老区民生福利的发展，涉及的要素非常多，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等，其中人力要素最为活跃。而在人力要素中，除了与民生福利利益直接相关的民众外，就是地方政府及其各个服务部门社会管理的效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从确定民生福利发展的目标到构建相关的改革创新制度再到具体的组织实施等过程，都需要政府的社会管理参与其中，成为民生福利发展的机制保障。在民生福利还处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阶段，政府社会管理的保障机制主要起到上传下达的机械功能，留给或要求政府创新社会管理的空间和举措并不多。但是目前，中国正在走向“创新生产力”的发展民生福利的阶段，特别在国家层面具有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仍然处于低水平、保基本的初创阶段，如何能够在尽可能争取更多的外力支援的情况下，调动内部禀赋要素的积极作用，是现阶段，政府促进民生福利发展的社会管理面临的新任务。
中国农村庞大的人口基数及特别像革命老区这样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地区，注定民生福利的发展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主要依靠调动民众、发动村民理事会等村民自治组织的作用，这就需要地方政府传统自上而下的社会管理要向统筹兼顾培育、尊重、发动自下而上的社会自治的社会治理转型。在民生福利发展的社会治理中，政府及各级服务部门起到的是主导作用，民众及各类村民自治组织是处于主体地位，社会治理理念中的政府主导，首先要明确社会治理的职能定位。要摆脱传统社会管理的“大包大揽”行为，要明确政府在新的社会治理实践中的有限边界，这种有限边界由于要遵循相应的法律或行政法规，而使政府在行使有限的公共权力时更加明确自身的职能定位和要达到的实践效能。其次，要构建动态治理的责任机制，这种主导机制主要包括由主要领导和服务部门担任民生福利发展的领导人和组员所形成的责任明确的组织保障机制；包括对民生工程实施定时、定量、定质过程监控的督查督导机制，以保障民生工程形成遵循高标准、严要求的工作态势；包括对诸多民生福利发展的举措进行绩效量化考核，形成效能管理机制。通过这三种措施，让政府的社会治理主导意识和能力有大幅度的提升。再次，要培育民众社会自治的能力。在革命老区，有着良好的民众动员的传统，运用这种方式，通过到户一对一宣讲、集中交流、发放政策宣传册、张贴政策标语等方式，让民众了解发展民生福利的新举措或通过座谈、政策咨询等方式征求民众的意见，让民众成为民生福利政策、制度制定的参与者，真正做到“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的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除此之外，由农村中的能人、德高望重、处事公正的村民组成的村民理事会，是农民们达到自我教育、管理、服务的组织平台，这一平台易于就村民中的大事、小事、难事与村民进行沟通，对诸如基础设施的修建等公益工程的决议及人力、物力、财力等的安排，都能够起到非常有效的组织和推动作用。在对诸多国家或地方战略层面的事务安排，村民理事会也能够起到整合各方面意见，达到上下沟通的作用，减少了民生福利发展中许多不必要的矛盾。
目前，革命老区民生福利的发展，主要处于“雪中送炭”型的阶段，在解决诸多突出的民生问题和发展的薄弱环节时，还需要更多外力能量的帮助，包括地方政府的主动作为，甚至在当下的生产条件下，农民无法从土地获得更多的生活保障时，包括如何组织村民们合理进行外出务工等一直以来是村民“私事”的民生事项，都要纳入地方政府的“公事”来办。
当前，革命老区的民生福利仍然发展的相对滞后，但就革命老区在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大命题下，这种民生福利的发展绝不是遵循追赶式的发展战略，而是要在较短时期帮助摆脱生存困境的同时，引导农民寻找到具有改革创新实效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结合地方拥有的特色禀赋要素，为新型农村、现代农业的发展创造条件，真正通过彰显优势，吸引外来资金、技术的支持，让革命老区的民生福利真正获得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而要实现这种劣势向优势的转变，就需要地方政府社会治理的转型，从主动问政的自我革新到适时放政的群策群力，都需要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变革的智慧和效能，这是革命老区促进民生福利发展的机制保障。
围绕着诸如“三农”等的问题，革命老区民生福利的发展还面临诸多的待解难题，如农村土地制度如何进行有效改革以此切实保障农民获得最优的民生福利来源；随着农村基本民生福利的解决，究竟选择怎样的农业经济的发展模式，实现农村的跨越式发展；如何实现农村中人的城镇化，是一个关系到农村民生福利是否提升的重要检测标准；应合农村“创新生产力”的第三次社会革命的到来，具有创新的生产力该如何推进等。这些问题，都需要革命老区的人民、地方政府及国家战略进行深入思考，这些问题能否有效解决，不仅关系到革命老区民众的民生福利能否保障和实现的问题，更是考验中国各级政府治国理政的智慧和能力的问题，革命老区及全体中国人民拭目以待。
[责任编辑：黄兴豪]
作者：郑青 夏国永
民生福利与经济发展论文 篇2：
经济发展与民生福利的改善
摘要：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发生变化的根本表现，就是民生福利得到了极大改善。保证公共产品使用上的公平性、全面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量力而行增加公共福利供给、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等，是今后改善民生福利的方向。
关键词：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民生
文献标识码：A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人民生活水平或民生福利得到极大改善。回顾30年的发展历程，民生福利是在什么条件下得到关注的，改善民生的指导思想是如何演变的，目前存在的问题和改革的方向是什么，这些问题需要进行梳理。
一、关注民生与改革政策的启动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整个经济社会资源都由中央政府和各级政府以行政管理的方式控制。本来，我国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制度运行的宗旨是为全体人民谋福利。然而，由于我国当时所处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也由于我国决策层和理论界对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认识不足，不恰当地采取了所谓“赶超型”的发展战略。为实现这样的战略，我国动员和使用政权的力量，集中社会上的主要资源，优先发展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重工业。执行这种战略的结果是初步建立了国民经济的基础，为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但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居民的生活水平长期不能提高，特别是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低下，有很大比例的人口不能保证温饱等基本生活需要。
由于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及对经济工作和民生福利的长期忽视，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关注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关注民生福利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大幕开启。导致开启新政策的思想原因，是整个社会对长期思想禁锢的冲破。承认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认同人民群众的合理需求，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党抓住时代主旋律、顺应历史潮流的思想路线和执政理念。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路线和执政理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和政策立刻得到人民群众的高度拥护。中国开始走上符合社会历史发展方向的正确道路。
二、30年来我国民生福利改善的成就
(一)关注民生与改革指导思想得到了奠定。对于改革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反复强调，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都要看“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满意不满意”。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邓小平就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有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1985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谈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在许多场合多次提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建设小康社会”就是邓小平最早提出的思想。他的许多论断所形成的思想，都被写进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以后党和国家的一系列重要文件中，从而奠定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建设指导思想的基础。这个指导思想，明确了我们进行经济社会建设的宗旨，就是不断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增进普通大众的福祉。
(二)小康社会建设与民生福祉事业全面发展。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三步走”的战略，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生产力水平或人民的生活状态划分为“温饱型”、“小康型”和“比较富裕型”等几种类型。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我国广大城乡居民已摆脱了仅能维持基本生存的“温饱型”生活状态，从整体上基本建成了生活比较殷实的“小康型”社会。具体来说，一是在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过程中，脱贫事业取得巨大成功。1978年我国的绝对贫困人口为2.5亿，2008年这个数字下降到2375万。二是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状态明显得到提高和改善。30年来，我国人均收入增加10倍，到2006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43％，城镇居民家庭则为35.8％。
(三)和谐社会建设与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得到确立。面对民生福利的现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种种矛盾，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关注民生福利，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应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强调经济社会发展要由注重物向注重人转变，由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向实现人、社会与自然全面和谐发展转变。胡锦涛总书记2006年4月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中指出：“今天，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春节团拜会上也指出：“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要求，是人民政府的基本职责。”
三、民生福利改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历史、经济、社会等原因，我国民生的改善还存在比较严重的缺陷，一些因素还制约着我国“小康型”社会的发展。进入新世纪，我国居民的福利状况还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基本公共福利供给不足。基本公共福利也称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除国防、公共卫生、环境保护、公益设施等具备纯公共产品性质的公共福利外，那些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的公共福利，如，教育、医疗、住房、交通及社会保障等，通常也要以国家为责任主体而由社会提供。公共福利享有的多少，反映一个国家居民生活水平的高低。目前，我国公共福利供给严重不足，特别是近些年公共福利产品市场化改革配套措施不完善，导致广大居民付费增多，负担沉重。以群众反映强烈的医疗问题为例，据官方统计，我国约80％的卫生资源集中在城市，其中又有80％的资源集中在大中型医院，城乡、区域间卫生资源、居民健康状况差距扩大；医疗费用上升过快，从1980年到
2005年，我国卫生总费用增长59倍，居民个人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由21％上升到52％。基本公共福利供给不足，导致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一系列问题，如经济发展受到限制。尽管这些年我们一再讲扩大内需，启动农村这个大市场，但尚未达到预期目标，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广大城乡居民对社会保障没有一个稳定的预期，很多人既没钱消费，也不敢消费，因而影响经济发展。有学者分析，如果我国社会保障能基本到位，消费率至少可以提高5个百分点。再比如，社会矛盾突出。我国现有的很多社会矛盾，无论是一些利益冲突事件还是某些群体性事件，都在一定程度上与基本公共福利不到位直接相关。这个矛盾在不发达地区尤为突出，并且成为某些矛盾产生的重要原因。
(二)基本公共福利享用存在差别。以反映居民公共福利享用的社会保障来看，目前存在覆盖面狭窄的情况，社会上只有一部分人能够得到保障福利，相当大一部分人群游离于社会安全网之外。中国社会保障覆盖率在全国来说只有不到20％左右。我国的国情决定了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社会保障覆盖率很难达到较高水平(目前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也只达到50％～60％)。“在地区差别不断扩大的情况下，这种低社会化的社会风险分担机制不能真正起到分散社会风险的作用。”
(三)基本公共福利不均，拉大了居民生活差距。改革开放后，人民整体生活水平快速提高，但相对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有些滞后，反映在收入分配领域，出现贫富不均甚至两极分化的情况。据原劳动社会保障部统计，我国占城市人口10％的最富有人群，拥有全部城市财富的45％；10％贫困人口却只拥有全部城市财富的1，4％。由于基本公共福利在供给和享用上存在差别，导致居民间的实际收入水平差距不断扩大。目前，我国基本公共福利因素在影响城乡实际收入差距中所占的比例高达45％左右，基本公共需求的矛盾已开始成为新阶段贫富差距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邓小平在1993年的一次谈话中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由此可见，改革开放做大了民生这块“蛋糕”，但如何“切割蛋糕”，既关系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一目标的实现，关系到社会的公平正义，也关系到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大局。
四、进一步改善民生福利的对策
改革开放30年来，正是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改革指导思想与观念的进步和升华、改革实践的丰富和发展，使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国社会经济空前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当前，我国正在进行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在实现经济社会总体目标、保证社会和谐发展的过程中，更需要特别关注民生福利的发展。
(一)提高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扩大公共产品使用的覆盖面，保证公共产品使用上的公平性。随着我国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全社会对公共福利或公共产品的需求呈现全面快速增长态势。我国应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将经济社会工作的出发点放在民生福利的提高和改善上，努力增加财力物力，不断扩大公共产品的供给。与此同时，要使公共产品的供给范围逐步扩大，特别是要扩大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使社会上的所有人群都能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另外，还要加快扩大基本公共产品供给的均衡程度，这关系到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等的相互关系，从而关系到不同人群的相互关系，最终必将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建设成败。解决这个问题，“主要矛盾不是财力问题，而是财政支出结构问题，不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建设公共财政体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很难实现。”
(二)全面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让改革更加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关注民生福利的改善是执政党和政府的首要任务，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正像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那样，“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此，全社会都要进一步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改革观和发展观。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来看，人的全面发展对改革发展提出的基本需求是：关注人的自身发展、人的公平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三)提高民生福利要量力而行，不能走“福利主义”路线。根据我国的发展战略部署，到本世纪20年代，我国将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到那时，我国的综合国力将达到世界较高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这里所说的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就是民生福利达到一个较高水平。但这个较高的水平应是动态的、有中国特色的。所谓“动态福利水平”，是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标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从当前和未来的一段时间看，随着科技进步，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快速的、日新月异的。从另一方面看，人类为追逐更大的福利目标(更舒适、更安逸、更方便)，不断向地球(甚至地球以外的空间)索取各种资源，从而造成了环境和资源的更大压力。如果我们在设定民生福利的目标时不把上述约束条件考虑进去，而是一味追求现代化的较高水平，甚至希望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像泉水一样涌流出来，则必然会由于不切合实际而导致不利的结果。因而，我们要根据现实和可预测的条件，不断调整目标，使之真正起到激励和鼓舞的作用。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福利水平”，是指制定改善民生福利的政策要符合国情、量力而行，不能盲目模仿福利国家模式，搞“福利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20几年的高增长和高福利的社会经济繁荣期，特别是西、北欧，建立了所谓的“福利国家”。但这种高福利的繁荣是在高税收、高财政支出的条件下实现的，出现了劳动激励不足、企业效益下降、管理效率降低等不良后果，这种不良后果甚至被称为“福利病”。由此出现了上世纪80年代后的福利国家的普遍改革。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确保人人共享社会福利，从而实现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同时，我国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将长期存在。在改善民生问题上，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一个超越历史阶段的高福利供给，势必会形成虚假的公平，产生效率的挤出效应，不利于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所以，我们要积极探索市场规则与国家福利的平衡点，妥善处理好需要和可能、局部与全局、公平与效率、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注重建立与市场发展相适应的长效机制，做到从制度上保障民生问题的解决。
(四)推动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实现真正的“有限的政府”和“有效的政府”的社会改革目标。我国现有的政府组织结构和功能定位是在建国初期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而形成的，虽然这些年在我国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过程中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但总体上看仍属于“经济建设型政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绝大部分经济和社会活动已逐渐主要依靠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来完成，这时，政府的作用就应该是有限的。在现代社会，由于政府的功能定位是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公共服务型政府”也必然是其应有之义。在公共服务型政府里，要有一套切实可行的服务于公共需要的执法系统，这个执法系统既负责监督社会公众行为，又要负责监督政府的行为。同时，还要有一套低成本、高效率的行政组织和管理系统。有了这样的制度安排，才能保证政府的有效运转，完成其公共治理的基本功能。
作者：赵东波 郭殿生
民生福利与经济发展论文 篇3：
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功能分析
摘要:文章从一般和特殊两个维度对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的功能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透视指标体系的功能，以期能够从专业的视角解读现实生活中的政府行为。
关键词: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功能；政府职能
一、问题的提出
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是深圳市政府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和广东省委九届九次、十次全会精神，坚持以人为本、关注民生，全面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经深圳市委四届五次全会审议通过，并制定《深圳市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简称《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共选取了21项指标，分别用于考查收入分配与公平、安全水平、社会保障水平、公共服务水平、人的全面发展水平等五大方面。指標体系以民生为本并旨在解决民生问题，然而这样一个指标体系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究竟具备什么样的功能呢？这需要我们从更为专业的视角加以分析。
二、分析问题：基于一般和特殊两个维度
从理论上讲，指标是一种反映事物性质的量化确定手段，国外有关文献对于指标的解释通常是把它看成一种量化的确定方法。例如，雷蒙·鲍尔在《指标》一书中提出：“指标是一种量化的数据，它是一套统计数据系统，用它来描述社会状况的指数，制定社会规划和进行社会分析，对现状和未来作出估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指标是“通过定量分析评价社会进行生活状况的变化”。实际上指标可以作为一种管理手段被运用。
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的功能是指标体系所具有的功效和作用。从一般维度来看，建立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的基本出发点是把评价对象深圳市市民所享有的民生净福利涉及的所有领域的复杂关系简单化，用简化的指标获取尽可能多的评价信息，为把握和了解深圳市民生净福利的现状提供科学的判断依据。同时，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还对深圳市市民享有的民生净福利各个方面发生的变化趋势和变化程度进行反映，由此发现阻碍和影响民生净福利水平提高的不利因素，分析原因并采取积极有效的对策。
然而，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所扮演的角色并不仅仅如此。从特殊维度来看，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除了具有其他一般性指标体系所具有的评价功能外，还具有它特殊的功能，即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还具有指导实施功能，具体表现为政策制定和实施、政府职能转变、公共财政投向以及其他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
三、解决问题：指标体系功能透视
至此，在探讨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所具有的功能时，按照指标体系具有的一般功能，即评价功能，以及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所具有的特殊指导功能两个方面，来对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的功能进行划分和研究。
（一）评价功能
评价功能是按照评价的功能和目的来划分的，可以分为分析性评价、预测性评价、调节性评价三种基本类型。分析性评价的主要功能是对评价对象当前的发展状态和水平作出合理的价值判断。预测性评价的主要功能则是为了把握评价对象的发展趋势，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调节性评价的功能则是及时反馈评价对象的活动信息，并进行及时地调节控制，以缩小活动过程与实现目标之间的差距。分析性评价是评价的最基本功能，预测性评价和调节性评价是评价的高级功能。
1.分析功能。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是若干指标要素的综合和集成。根据统计资料和实际调查所获得的数据，并结合专家评判意见，运用现代统计手段，可以计算出深圳市市民享有的民生净福利水平的综合得分，据此对民生净福利水平做出综合性判断，并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群相对应的民生福利水平进行分析比较，这样可以使政府有关部门较为准确地把握深圳市目前民生净福利的现状和潜力。同时，通过测评和分析各个要素指标的具体得分，可以了解各个要素对民生净福利的影响状况，及时总结经验，发现存在的问题，并制定积极有效的应对策略。
2.预测功能。可以借助各种统计资料（如深圳市《统计年鉴》、《统计公报》、《政府工作报告》等），获取与民生净福利指标相对应或者相关的实际数据，根据统计数据计算出民生净福利在一定发展时期各个年份的各个层面的实际得分，并把这些得分按时间顺序进行排列，形成民生净福利水平得分的时间序列。然后对时间序列进行分析，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正确认识和了解民民生净福利的积累过程和发展现状，分析和判断民生净福利对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其他方面发展的近期、中期乃至远期的影响，实现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的预测功能。
3.调节功能。民生净福利所涉及内容广泛，其发展水平受到行政管理、经济发展、科技教育、社会稳定、生活质量和生态环境等众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因此，在政府致力于民生福利改善的过程中，现实发展状况和预测发展目标发生偏离是难以避免的。我们通过对民生净福利实测指标在一定时期内持续的整理和分析，不仅可以从不同角度反映民生净福利的现状、潜力以及变化趋势，而且还能发现民生净福利现状与预测发展目标的偏离状况，找出产生偏离的原因，采取积极有效的对策，以实现对深圳市市民民生净福利的监控和调节功能。
评价功能通过将指标量化，并通过指标综合指数，对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的实施效果、对深圳市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落实民生福利政策、措施的效果进行评价。除此，还可以将指标体系中的21项二级指标当作“观测点”，来观测和评价深圳市政府进行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水平，同时也可以通过这些观测点来反映和评估深圳市民的民生净福利状况。
（二）指导功能
指导功能是指指标体系将作为一个参照标准，一个指导性政策（只不过以指标体系的“面目”出现），指导深圳市政府以及相关职能部门采取措施，实现对深圳市民生的改善、净福利水平的提高。指导功能具体又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政策制定和实施指导功能。要真正实现深圳市市民所享有的民生净福利的改善，政府就必须参照和围绕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采取相应的措施，制定和有针对性的政策，并且使这些政策能达到有效实施，否则，任何谈民生净福利的改善和提高都是空话，没有实际意义。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作为一个硬性指标体系，可以说是改善民生净福利需采取措施的概括，而只不过是以指标体系的面目出现。
2.政府职能转变指导功能。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要实现改善民生、提高福利，是以物质财富的增长为基础，以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的有效发挥，政府有效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保障的。在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提出阶段，充分重视到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在保障指标体系顺利实施的重要性。在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进一步实施阶段，也将会引导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的进一步发挥，加速和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提高政府在行使社会管理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方面的效率和质量。
3.公共财政投向指导功能。公共财政投向功能主要是指通过指标体系的实施，引导和约束公共财政资源充分用于改善民生，提高深圳市民的净福利；充分用于有效提供市民所需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上来，充分用于促进社会公平上面来。
参考文献：
[1] 邓国胜：《非营利组织评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3页。
作者：邹育根 马晓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