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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利润分析论文 篇1：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及其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迁的影响
[内容提要]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并不简单，它不仅仅涉及经济层面的问题，在更深的层面，还涉及两个重要的因果关联，即国际经济体系扩展、政治经济权力结构变迁与金融危机的关系，以及金融危机与近30年来美国国内政治重大变迁之间的关系。同时，此次危机的影响也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的范畴，导致了国家间权势的此消彼长，大国关系的明显变化，以及主要国家经济、政治、外交政策和战略的深刻调整。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会对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及其变迁产生重大影响。
[关键词]金融危机 美元本位制 保守主义 垄断财团 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初，我们讨论危机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迁的关系问题，多少会被认为有些夸大其词。但是一年后的今天，世界经济形势的恶化程度大大出乎了人们当初的预料。次贷危机已逐步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国际经济组织和多国联手救市效果欠佳，许多国家经济状况日益恶化，一些国家甚至挣扎在破产边缘，全球性的经济衰退正在逐步变为现实。与此同时，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权力结构及主要大国的经济、政治、外交政策也在发生相应的调整。种种迹象表明，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并不简单，它的影响也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的范畴，并不可避免地会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产生重大冲击。因此，深入分析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探讨其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迁的关系，无论对于预防和抵御金融危机，还是把握当前和未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动趋势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无论从波及的范围、影响的深度，还是从冲击的强度来看，此次危机已不是简单的信贷危机。从当前大多数经济分析来看，危机的爆发牵扯到以下几个层面、不同领域、长期积累的问题：在美国国内经济层面，从金融领域我们能够发现缺乏监管的金融泛滥造成了美国金融信用体系的断裂；从美国国内经济结构上，我们能够看到美国虚拟经济相对实体经济不成比例扩张所堆积的经济泡沫的破裂；在国际货币体系层面，我们可以发觉美元本位制所导致的美元流动性泛滥、全球贸易失衡，以及现有美元储备体系的脆弱；在世界经济层面，我们同样可以发现愈益明显的全球经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世界现有的生产规模已经远远超出了现有的消费能力)。总体来看，上述分析在经济层面是比较全面和细致的，但是仍然存在两点明显的不足与缺陷。第一，经济研究与政治研究的隔离。正如国际政治经济学著名学者苏珊·斯特兰奇在《国家与市场》中所强调的，“将政治学与经济学作为两个互不相干的学科独立进行研究是片面的，是权力决定了权威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除非施展权力和拥有权威的人允许，否则市场不可能在政治经济功能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发现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层面，金融危机爆发与国际经济体系的扩展、政治经济权力结构的深刻变迁同样密切相关；第二，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研究的脱节。事实表明，国际体系内所有重大问题都与国际、国内两个层面的因素密切相关。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同样不可忽略金融危机与近30年来美国国内政治重大变迁之间的密切关联。本文认为，后两个层面的研究有助于探究金融危机体系结构层面的深层原因，有利于挖掘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美国国内政治的根本诱因。总之，与单纯的经济分析相比，对后两个层面的研究更侧重危机爆发原因的根本性、全面性，体现了更深刻的内涵。
1 国际经济秩序变迁与金融危机的关系
随着全球化的逐步发展和深入，国际经济秩序也经历着重大的变迁。这种变迁可以从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三大突出特点表现出来：第一，全球经济体系的扩展与愈发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这主要指随着前所未有的全球贸易、金融的扩展和融合，今天贸易和金融的触角已几乎伸向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国家、组织、公司、团体、个人的活动与利益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密切相关、互相依赖。第二，全球经济权力结构的多级化趋势。即与全球经济不断加强的相互融合和依赖相伴随的，以原有的成熟工业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地位的相对下降、各种新兴经济力量崛起为标志的全球经济权力结构的多极化趋势。这些新力量主要包括新兴市场经济体(如人们常说的“金砖四国”BRICs)、富含储备的石油出口国和各种各样的权力经纪人(Power Brokers)。前两者凭借它们巨大的生产制造能力或者资源供给能力在全球经济供给链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后者如同缝制全球贸易和金融关系网络的能工巧匠，在世界经济相互依赖的舞台上地位凸现。这些推动经济多极化的力量正在重新塑造世界经济的权力结构并深远地影响着它未来的发展。第三，非国家行为体作用凸显很大程度上侵蚀了国家主权、淡化了领土边界。“各种形式的跨国经济交流活动已超越了传统的国家间关系。这其中最明显的是货币流通，现在全世界每天接近2万亿美元跨越国际边界，而近乎90％的这些国际交易是与货物和服务贸易无关的资金流动”。应该说世界经济发展的上述三大特点也是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变迁的三个最显著的动能，它们不可避免地会对美国主导下的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造成重大冲击。
这种冲击的直接结果就是现有的美国霸权主导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与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愈发不相适应，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内在紧张与矛盾。这至少在以下三个层面得到了很好的印证：第一，传统的以“中心－边缘”模式进行划分的国际经济秩序已不能掌控世界经济体系的复杂性。正如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2006年联邦储备银行年度经济研讨会所承认，“成熟工业经济体与新兴市场经济体正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与融合。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在世界生产制造能力比重的提升，19世纪以来一直居于主导地位的中心区与边缘区划分模式显然已无法继续维持。同样，另一导致这一模式崩溃的重要变化就是资本流动的方向。19世纪处在中心区的英国，能够保持经常账户盈余并向边缘区国家输出资本，但今天作为世界最强大经济体的美国却存在着巨大的经常账户赤字，而向其提供资本输出的是新兴市场国家”。当然，伯南克有一点没有讲透，即传统的“中心－边缘”两级构建的世界经济体系具备非常明显的非对称的权力关系，即中心能够通过掌握生产和资金来控制和影响边缘。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对世界经济的支配能力是逐渐下降的。最初要应对日本、欧洲经济复兴的挑战，现在要面对新兴市场经济体崛起的冲击，这一切都使维持霸权的成本变得越来越高。第二，缺乏调整的世界经济秩序已经导致一个倾斜、不稳定的体系。“尽管经济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扩散，但它并没有得到平等的分配。新生力量实力的增长更多体现在他们的行动能力上、而不是影
响能力上。世界经济权力的天秤依然倾向老的一极”。美国虽然缺少了对经济体系支配性的控制能力，但却仍然要保持霸权地位。不难发现现有的关于权力的各种政治安排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话语权的分配依然不合理、联合国的政治改革基本没有实质性进展、各种国际规范和机制的制定仍然远远落后现实的发展。第三，权力结构的变迁、体系的失衡以及秩序调整的僵化导致国际体系内各种矛盾不断积聚，进而导致各种危机的不断爆发。在经济领域最为明显的是贸易战、金融危机、能源资源的争夺、货币主导权的博弈。在政治领域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战争，冷战结束以来几场具有重大影响的战争(两次伊拉克战争、阿富汗反恐战争、科索沃、高加索冲突)无一不涉及与体系变迁密切相关的重大政治经济利益冲突。
综上所述，国际体系的扩展、经济权力的分散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政治权势的转移不可避免会导致美国权势的相对衰退，而美国要想继续维持昔日的霸权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本文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在体系结构层面矛盾不断激化的一个集中释放，国际体系变迁与美国霸权之间的内在矛盾至少通过以下几条相互关联的危机传导链条最终促成金融危机的爆发。第一，美国为了继续保持支配地位，必须将其资源更多地用于军事力量、对盟国的财政支持、对外援助，以及与维持国际经济相关的各种费用，这些保护以及有关成本不是生产性投资，相反却消耗其本身不断衰弱的经济力量；第二，当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下去，直至虚弱的经济力量不足以维持高昂的统治成本时，国家的财政不可避免的趋于恶化，陷入严重的财政赤字；第三，为了解决维持霸权所堆积的财政赤字的融资问题，美国需要通过“美元本位制”控制国际货币体系，然而滥印美元直接导致了全球性的信贷泡沫、美元流动性泛滥，以及前所未有的贸易失衡；第四，全球性的贸易失衡使得贸易顺差国家持有巨额的美元外汇储备，它们中的绝大部分以购买美国债务的投资方式重新流入美国，这也使得美国这个世界上主要的赤字国家变成了历史上债务负担最重的国家；第五，重新流入美国的资本如同注入银行体系的高能货币一般催生了美国金融行业疯狂的金融投资与信贷创造，直至形成经济泡沫，而当信用创造制造出超出自身支付能力的需求的时候，不可避免会导致信用的断裂；第六，美国金融行业的超前发展与金融监管机制的严重滞后促成了危机的爆发，而金融触角伸向世界每个角落的惊人能力与国际金融监管机制极度薄弱的现状也决定了此次金融危机影响范围的全球性。
2 美国国内政治变迁与金融危机的关系
如果说以上论述从国际政治的层面探讨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迁与金融危机的关系，那么以下内容将尝试从美国国内政治层面来探讨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内部诱因，本文认为近30年来美国国内宗教、社会、政治的变迁与此次金融危机同样密切相关，这些国内层面的因素同样通过几条相互关联的危机传导链条最终促成危机的爆发。
第一，宗教保守主义兴起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如果谈美国国内近30年来的重大变化，那么最令人瞩目的要算以基督教右派为核心的宗教保守主义势力的迅速崛起。这股势力在宗教上主张按原教旨主义、福音主义的立场去理解《圣经》和美国宗教传统，认为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按上帝旨意建立的国家，因此注定要统治世界。“在有关社会、性与文化问题上，宗教保守势力坚决反对堕胎、同性恋，支持男女在家庭中的传统角色分工。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上具有明显种族与社会歧视倾向。对环境保护问题也持漠视态度，体现了明显的反现代主义倾向”。在政治上，宗教保守势力认为政府与大众文化日益受到世俗化的危害，主张教会重新参与公共政治，作为政治压力集团向政界领袖施加压力，借以影响政府政策和社会舆论，从而实现用基督教原则治愈美国的目的。总之，伴随其势力和影响不断壮大，美国宗教保守主义的上述价值、主张已经全面渗透于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之中，并对其产生了重大冲击和影响。正如研究美国宗教政治的著名学者乐马可所言：“美国宗教右派势力的迅速崛起，已不能把宗教排除在美国政治生活的研究之外了”。
第二，宗教保守主义与美国国内政治的变迁。宗教保守主义推动美国国内政治变迁主要体现在两方面：(1)与共和党联姻推动美国政治南方化。20世纪70年代，以南方州为主、拥有庞大民众基础、社会资源的基督教右派因不断加剧的政策、利益分歧而与民主党近乎决裂。他们迫切需要新的政治代理人，以使自己的价值、利益在政治生活中得到有力表述。与此同时，处于逆境中的共和党也开始检讨自己的政治路线，需要获得新的选民基础。相互需求促成两者结成政治联姻。这种联姻的直接结果就是极大地推动了“美国政治的南方化，以及令人注目的共和党围绕宗教的重组”。(2)宗教保守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结盟，助推共和党取得政治优势。得益于自由主义衰退而崛起的基督教右派和新保守派，一个活跃于社会基层、具有广泛的民众基础，另一个在活跃于社会文化、思想领域，对国家政策、公众舆论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双方在价值、政治观念等多方面都有共同利益，都迫切需要通过政党来获取影响政治的途径。在共同目标的驱使下，双方结成了相互促进、互相扶持的政治联盟。“这个联盟不仅支持共和党重新夺回了美国政坛的优势地位，而且决定了美国社会近30年的整体保守趋势。如今新保守派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影响着布什政府的政治理念与政策构建，而基督教右翼是决定近两届大选共和党获胜、得以连续执政的主要选民基础”。
第三，宗教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垄断财团势力相互配合主导美国内政、外交。经过数十年的渗透与影响，共和党已逐渐成为三股势力获取利益的工具。正如菲利普斯强调，“如果美国有一个地区希望推行十字军式的原教旨主义来控制国家政治，那一定是美国南方各州(宗教保守势力的大本营)，而如果有一个地区最想通过国家为其谋取石油、军工垄断利益，那这个地区一定‘阳光地带’(即美国西、南部迅速崛起的石油一军工财团)，而这一切促生了一个宗教、商业、政治紧密合作的复合体”。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小布什领导的近两届共和党政府内政、外交、战略的制定与变迁无一不体现这三股势力的强大影响。(1)小布什本人就是一名虔诚的美南浸信会教徒，并毫不忌讳在公开场合强调宗教信仰对其政治生活的重要性。在国内，小布什政府无视环境保护问题，坚决抵制签署《京都议定书》。在社会保障、医疗问题等政策上也带有强烈的宗教保守色彩。在对外方面，小布什政府强行套用宗教非善即恶的评价标准，强调美国是福音普散的超级强国，理应成为世界领袖，甚至是整个世界的救世主；(2)新保守主义对小布什政府影响也非同小可，政府内阁多位鹰派人物与新保守主义关系密切，一些重要官员本身就是新保派份子。新保
守主义提倡的“单极世界论”和“新帝国论”在小布什政府外交政策、战略制定的过程中很有市场，直至促成通过发动战争来确保美国的霸权地位；(3)布什家族与南部德克萨斯石油、军工财团关系密切，共和党历来都是大垄断财团积极扶植的对象。在全球化时代，美国垄断财团已成为全球扩张谋取利益的急先锋。因此，美国对外政策、战略必须要控制世界能源资源、石油管道、地缘战略要地、重要航道以确保石油财团的核心利益。美国需要保持军事优势，不断向外扩张、维持霸权以满足军工财团的关键利益。美国必须要推行全球金融扩张，垄断货币主导权，以符合银行财团、华尔街的核心利益。
综上所述，从某种程度而言，宗教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垄断财团分别为美国向外扩张、推行霸权提供了社会基层动力、思想动力和经济利益动力，三者的紧密结合构成了不断推动美国对外谋求霸权的国内基础和动因。而与此同时，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迁又严重威胁美国的霸权地位。于是，在国际一国内两个层面所构筑的封闭循环里，一边是夺取霸权的欲望愈发强烈，另一边是维持霸权的成本越来越高，能力越来越弱。体系内的各种矛盾不断积聚，最终导致危机在冲突最激烈的领域、治理或监管最薄弱的环节不断爆发。从国际体系近几十年的发展情况来看，金融危机并不是现有体系内爆发的第一次危机，金融领域也不是危机爆发的唯一领域。因此，此次危机可以说是现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结构矛盾不断激化的一次集中释放。
美国金融危机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迁的影响
通过对上述深层原因的梳理，不难看出此次金融危机所涉及的问题已经远远超出金融、经济领域的范畴(如金融监管、国际金融体系调整、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等)。在更深的层面，它还涉及到国家间权势的此消彼长，大国关系的明显变化，以及主要国家为应对危机所不得不进行的经济、政治、外交政策和战略的深刻调整。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会对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及其变迁产生重大影响。为了更好地分析这种影响，本文将尝试性地回答以下三个问题：此次金融危机对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造成了哪些冲击?这些冲击是否从根本上动摇了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基础?金融危机对未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迁有何影响?
从目前事态的发展来看，此次金融危机对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地冲击大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1)对美国霸权经济基础的重大冲击。总体来看，美国经济受到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大型金融机构不断破产，巨型投资银行、商业银行接连倒闭。美国政府投入巨资救市，但仍未阻止危机恶化。当前金融危机正逐渐向实体经济蔓延，由于信贷恶化，美国制造业萎缩速度显著加快，失业人口迅速增加。正如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所说“这是自上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美国陷入的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尽管金融危机具体的损失尚未明确，但其不可避免地会削弱美国维持霸权的经济基础。(2)对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冲击。金融危机进一步暴露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机制的缺陷和调解的乏力。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本位制被认为是导致全球贸易失衡，促成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在预防和应对危机、维护世界经济稳定方面的糟糕表现，已使其内部管理结构(权力分配)的正当性、机制效率和管理职责备受争议。国际社会要求对国际经济治理机制进行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3)对全球政治治理体制的冲击。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已使得美国不得不依靠国际社会的合作和协调来共同解决问题。当前，新兴经济体在抵御金融危机蔓延、维持全球经济稳定中的作用不断凸显。全球政治最引人瞩目的变化莫过于更具代表性的G20取代了战后一直垄断世界经济命运的G7，登上了决定世界政治经济未来走向的舞台。
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在考验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性。尽管当前金融危机对美国和世界政治经济体系造成了重大冲击，但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当前的冲击更多还是体现在量的层面，并没有从质上改变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基础。原因如下：(1)虽然美国在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但在决定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四个权力结构上，美国依然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在安全结构上，美国仍然是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和左右其他国家的安全、地区和国际体系的稳定。在生产结构上，美国仍然在高技术、高利润制造业中保持优势，这使其能在全球产业链条中长期处于上游主导地位。在金融结构上，美元仍将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储备货币、结算货币之一，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仍能主导着全球的资本流动和信贷发放。在知识结构上，美国的知识创新能力依旧出众，美国的价值观、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等软权力在全球仍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作为现有秩序最大的受益者和维护者，美国维持霸权的意愿和能力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都不会显著降低。(2)金融危机发生后，欧盟的表现一度非常活跃，不仅率先对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提出挑战，而且在2008年第七届亚欧峰会上，意欲拉拢新兴经济体一起迫使美国做出让步的战略意图十分明显。但是随着金融危机的扩散，欧盟自身经济也受到严重冲击。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同样意味着欧洲对世界经济支配能力的相对下降。此外，在关键时刻总不能形成统一的声音，一直是欧盟外交政策和战略的一大软肋。欧盟内主要大国法国、德国、英国在如何缓解金融危机冲击、刺激欧洲经济增长、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等问题上也存在明显分歧。美欧在华盛顿峰会达成的共识与欧盟最初的改革期望相差很远。种种事实表明欧盟现有的实力仍很不足，无法动摇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基础。(3)新兴经济体在国际体系中地位和作用的不断提升，但其更多是体现为行动能力的加强，而不是影响能力的提升。无论从意愿还是从能力来讲，新兴经济体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影响依然有限，国际社会对其实力的评估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未来发展潜力的预判。从现实的角度出发，这些国家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不是如何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是如何进一步提高在世界政治经济治理层面的知情权、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4)全球相互依赖的不断加深已使得彻底替换现有政治经济秩序的成本实在太高。从某种程度而言，G20所代表的世界政治经济主体力量，尽管与现有的政治经济秩序都存在大小不一的矛盾，但或多或少都是现有体系的受益者。巨大的成本代价、密切的共同利益使得主要国家倾向于选择协调与合作，推行渐进式的改革，修补现有国际秩序，而不是彻底的替换。
从某种程度而言，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重大影响是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一个重要信号——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正处在变迁的关键阶段，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对于前者来讲：第一，金融危机的爆发为国际社会进一步推动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维护国际金融、货币体制稳定及其公正、健康、有序的发展创造了重要的
机遇。第二，世界各国密切协作、共同防范和抵御金融危机对于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完善国际经济规范和制度，建立健全的国际经济治理体制，营造有利于全球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环境提供了重要的契机。第三，国际金融、经济领域的有效改革有利于为推动国际政治治理体制改革积累必要的经验，有助于为国际社会探索和平变迁机制，促进国际秩序平稳、有序的过渡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当然，在上述机遇面前，国际社会也不得不面对多项重大挑战：第一，国际社会能否及时、有效地遏制金融危机的恶化与蔓延，防止全球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的抬头。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已从局部发展到全球，从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市场国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国际经济组织和各国纷纷采取措施联合救市，但效果依然欠佳。如果这种趋势得不到及时、有效的遏制，进而造成全球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的兴起，那么很可能会对世界经济发展造成重创，进而扭转国际秩序变迁的方向。第二，多边主义能否压倒单边主义、约束美国霸权。金融危机如何解决很大程度是对国际社会现有多边主义的一次重要考验。美国虽然同意对国际金融、货币体系进行改革，但也“显然不会认真考虑创建某种超国家的金融监管机构约束其主权，无论在原则上有多么可取，美国仍将在可预见的将来保留决策权”。此外，不管是奥巴马击败麦凯恩入主白宫，还是民主党取代共和党控制国会，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目标(维持美国的霸权)都不会因此发生根本的变化。对于后布什时代欧洲与新兴国家来讲，如何让奥巴马维持美国向世界的开放，减少美国对世界的干预仍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第三，新兴经济体能否真正将手中的潜力转化为实力，并将实力变成现实的影响力。从目前来看，至少存在内外两大障碍：首先，新兴经济体自身的持续发展还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经济增长很大程度是以牺牲环境、过度消耗资源为代价；经济发展过度依靠出口导向模式，对外依存度偏高，内需严重不足；产业结构调整滞后，创新能力不强；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等等)，金融危机也使这些问题变得更为突出。其次，西方依然牢牢地保持着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话语权。如果权力因为新兴经济体的到来而不得不重新分配，那么美国和欧盟希望谁转让的更多一点呢?显然，无论从心理层面还是从具体操作来讲，这种转变都不会是一蹴而就的。综上所述，未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迁仍然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能否更加公正、合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世界各国、国际社会如何把握当前的重要机遇，如何应对潜在的重大挑战。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在不断恶化并向全球蔓延，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仔细了解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认真分析金融危机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迁的内在关联，无论对中国自身预防和抵御金融危机冲击，还是配合国际社会共同维持国际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合理改革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启示价值，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责任编辑：张晓薇)
作者：王 雷
国际政治利润分析论文 篇2：
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美国霸权危机
摘 要：在研究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霸权兴衰问题时，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说正掌握着某种程度的“话语霸权”。但是，肇始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学说——新葛兰西学派对国际体系和霸权问题的研究正在获得越来越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本文将首先梳理西方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霸权问题的基本观点，在此基础上阐述新葛兰西学派的学者所提到的“历史结构”、“文化领导权”和“制度性权力”等理念，然后结合战后美国霸权的兴衰变迁状况，分析新葛兰西学派对于解读霸权兴衰问题的作用，并揭示其学理意义。
关键词：全球政治经济体系；霸权；新葛兰西学派
文献标识码：A
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国际政治经济学通常被认为长于对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及霸权兴衰问题的研究。长期以来，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说，特别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掌握着研究这些问题的话语权。不过，一种肇始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葛兰西(Antonio Gramsel)的学说——新葛兰西学派的影响正日益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新葛兰西学派对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和霸权问题的分析对于我们分析战后美国霸权的兴衰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首先梳理西方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包括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霸权问题的基本观点，在此基础上阐述新葛兰西学派的学者所提到的“历史结构”、“文化领导权”和“制度性权力”等理念，然后结合战后美国霸权的兴衰变迁状况，分析新葛兰西学派对于解读霸权兴衰问题的作用，并揭示其学理意义。
一、关于霸权问题的讨论：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观点
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国际政治经济学由于其针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体系中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进行解释，特别是对国际货币、国际贸易、跨国投资以及国际秩序等问题的关注和解释，而成为理解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关键性理论。由于美国霸权在同一时期的兴衰变动，国际政治经济学因此也一直成为理解美国霸权兴衰问题的主要理论。受到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种理论模式研究的影响，在当时的背景下，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存在着三种研究传统特征的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即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在上述三种类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起两种重要的理论派别，一是霸权稳定论，二是新重商主义。以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为代表的霸权稳定论者认为，一种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对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十分有利，而霸权的存在会带来世界政治经济的稳定，因为霸权国愿意为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但是，由于霸权国需要承担提供开放的贸易制度、稳定的货币体系以及国际安全等公共物品，其付出每种公共物品的边际成本不断增加而边际收益却有不断减少的趋势，加上体系中的其他国家“免费搭车”及新兴国家的崛起，霸权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优势地位必将不断下降，导致霸权的衰落，而霸权丧失则将会让开放而稳定的国际经济体系难以为继，从而导致世界政治经济的不稳定。因此，为了维持现存较为稳定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需要通过减少霸权国提供公共物品的义务承担，增加其他国家尤其是新兴国家的国际义务，甚至通过打压和遏制新兴国家崛起等方式来延缓霸权的衰落。新重商主义是在研究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互动关系时秉承了现实主义基本研究方法的一种。它继承了古典重商主义的传统，同时坚持现实主义对国家中心和国际政治关系的强调，所以往往被称为“国家主义理论”。新重商主义认为。民族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依然居于主导地位，全球经济管理需要强大的领导和经济大国的合作，尤其是霸权国领导下的各经济大国的合作。新重商主义强调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相互作用，认为国际政治的稳定是全球经济稳定的决定性因素，认为没有强大的政治基础的支持，管理世界经济的国际规则是不可能行之有效的。冷战结束后，全球政治经济体系面临严重危机，一方面是作为霸权经济霸主的美国在领导世界经济的客观实力和主观意愿都在下降，另一方面是长期在世界政治和经济体系中发挥作用的许多国际规则和机制正由于缺乏大国(尤其是霸权国)的支持而令其影响力不断走向式微。新重商主义主张，作为霸权国的美国应当与盟国一起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同时美国也要继续通过各种手段维持其经济和军事实力，必要时可以通过削弱新崛起大国的实力来维持其霸权。
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起两种具有重要影响的理论派别，分别是相互依赖理论和国际制度理论。相互依赖理论认为，在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下，各国之间形成经济相互依赖的关系将有助于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为此，各国之间应该在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下，不断深化彼此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通过国际经济领域共同获取绝对收益来增加共同利益基础，提升由于采取对抗和武力的方式解决国际纷争时可能付出的代价，从而促进国际安全。以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为代表的国际制度论者研究了“霸权之后”如何维持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稳定的问题。基欧汉认为不能以现实主义认定的利益与权力来定义合作，霸权的存在虽然有助于国际合作的出现，但是，霸权并非国际合作的必要条件。再说，在国际间创设一系列的国际机制之后，合作就未必需要霸权的存在也能达成。国际制度论者指出，虽然霸权的衰落是难以避免的趋势，但原先对于霸权国有利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和秩序是可以延续下去的，其主要途径是霸权国未雨绸缪，创设有助于现存国际体系和秩序延续的各种国际制度，并在霸权衰落的背景下努力地通过主要国家之间的合作来让国际制度继续维持下去。
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传统，并形成了两大理论，即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依附论建立在中心国家对外围国家的剥削的概念之上，它从思想方法和理论渊源上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的手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分析。依附论认为在世界经济领域中，存在着中心一外围层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构成世界经济的中心，发展中国家处于世界经济的外围，受着发达国家的剥削与控制。虽然外围国家对中心国家的依附可以因为初期的生产和雇佣利润而在短期内发展，但长远来看，它们持续依赖中心地区市场的生产以及在技术、资本和生产要素输入方面对中心地区的经常性依赖，将导致国内经济结构的畸形化，最终陷入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日益被边缘化的窘境。在依附论者看来，以世界经济霸主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长期通过它们在生产、技术、资本和市场等方面占据的优势，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和控制，并在“中心一外围”机制的作用下在世界经济领域造成富国越富、穷国越穷的不平衡格局。世界体系论则从马克思那里继承了有关资本积累的政治经济学和阶级分析法，又借用了依附论的中心一边缘模型和外因论分析。该理论认为，15世纪末
16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开始以西北欧为中心，形成“世界性经济体系”，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在劳动分工和资本积累的作用下，出现了世界经济中心区的强国和世界经济边缘区的弱国，强国之间相互竞争便形成了历史上的霸权国家。从16世纪到20世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先后出现了三个霸权国家：16世纪中叶的荷兰、17、18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中叶的美国。世界体系论的提出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认为，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存在着中心一半外围一外围三类地区的等级结构。世界体系论对于世界结构的变动予以特别的关注，认为旧的霸权积累体制因技术扩散、产业空心化和发展模式被模仿而导致衰落的信号；在世界结构交替时期，出现了霸权衰落和大国多极化竞争的格局。新的大国兴起，主要发生在这个时期，因此，大国总是在反霸权的斗争中兴起，霸权国家也总是竭力阻止新的大国的崛起。
二、关于霸权问题的讨论：新葛兰西学派的观点
新葛兰西学派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西方一些把欧洲马克思主义先驱——安东尼·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理论用于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葛兰西是1921年成立的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墨索里尼夺取政权后，葛兰西被投入监狱，并于1937在狱中被折磨至死。葛兰西在狱中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反思。在他去世后出版的《狱中札记》一书中，葛兰西用一种开放的、与教条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方法论分析了意大利的社会形态，分析了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关系的问题，提出了社会统治阶级的“文化领导权”等观点。此后，西方一些学者按照葛兰西对意大利社会结构的分析，创造了一系列概念，提出了自己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观点。
葛兰西政治思想在以下几个方面修正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第一，他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问题进行了再阐述。葛兰西反对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直接决定作用的观点，他运用思想对历史的影响和个人意志的推动作用等观念来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指出不论是暴力还是资本主义的逻辑，都不能解释附属阶级在生产过程强调理性和文化的影响。他否认经济力量对实现阶级统治的基础性作用，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是一种辩证的相互作用关系。第二，葛兰西分析了意识形态和社会领导权(Social Hegemony)的问题。葛兰西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要想实现自身的发展，就不仅要透过生产力的发展，更要透过在意识形态竞争中获得领导权，而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也必须是一个意识形态的直接参与者。他认为，如果没有意识形态领域的权力控制，资产阶级就会求助于国家的强制性权力来充当它的主要统治工具。在其他情况下，强制性权力的地位将退居幕后，只作为执行和威胁的一种环境，而不必直接诉诸于强制的手法。第三，葛兰西分析认为，在任何国家中，革命党的任务就是要夺取国家的领导权，但夺取国家领导权的形式不限于列宁强调的革命和暴力等积极形式，它应该还包括消极形式，即通过缓慢地改变民众的思想观念来实现。他提出了“文化领导权”(Cultural Hegemony)的概念，认为一个社会政治集团获得政治领导权意味着这个集团能够成功地说服整个社会接受该集团的道德、政治和文化价值观，一个成功的统治阶级甚至必须在取得政治权力之前就在精神和道义上取得领导权。
葛兰西在分析意大利社会政治结构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及其得出的研究结论在政治科学领域引起了很大反响，同时也启发了西方一些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并逐渐形成一种名为“新葛兰西学派”的新思潮。新葛兰西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弗雷德·盖尔(FredGale)、斯蒂芬-基尔(Stephen Gill)、吉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等。尽管葛兰西本人很少提到国际层面的问题，但葛兰西认为，国际关系是追随国内关系的，并且认为任何存在于国内社会结构的创新，都可能通过技术、贸易和军事等领域运用于国际关系。新葛兰西学派的杰出代表罗伯特·考克斯认为，葛兰西关于国内社会结构的一些分析方法和结论也可以推展和运用到国际关系领域的分析。实际上，新葛兰西学派不仅在某些方面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论述，而且也批判了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但又吸收了许多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思想，保留了理性丰义研究范式所具有的洞察力。
首先，同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以个体主义的角度来分析国际体系有很大不同，新葛兰西学派以整体的历史结构的分析方法来研究全球政治和经济体系。这种整体的历史结构由三种力量组合而成，分别是物质权力(Material Capabilities)、观念(Ideas)和制度(Institutions)。物质权力就是动员财富、技术和组织的能力。观念是指特定社会群体对于诸如行为习惯、规范、道义、世界观、意识形态等精神要素的共享。制度则是基于权力关系状况而创设，并且可以用来稳定特定秩序的安排。制度通常都扮演一种维持霸权统治的角色，但制度的维持不仅有赖于霸权的物质力量，更有赖于体系中的各个成员在文化和价值观念等意识层次达成共识。霸权地位的实现不是单纯的物质力量或经济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物质权力、观念和制度三者合力作用的产物。
其次，新葛兰西学派对社会力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这三个层次结构的相互作用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新葛兰西学派一开始的分析对象不是国家或国际关系本身，而是社会力量。例如，19世纪晚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劳工力量的崛起和垄断资产阶级的成型要求国家推行经济民族主义的政策以及帝国主义的政策，从而导致西方列强在世界范围内激烈争夺海外市场和原材料基地，并因此造成国际秩序的混乱。新葛兰西学派认为，对社会力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三个层次结构相互作用关系的分析，是理解特定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发展和崩溃的关键。按照新葛兰西学派的理论论述，国内社会集团之间的博弈随着生产的国际化以及国家对世界秩序和国际体系的卷入而将活动延伸到国际领域，并可能产生一个跨国的社会集团联合体。
第三，新葛兰西学派将葛兰西关于“文化领导权”的概念应用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霸权兴衰分析。Hegemony一词通常被翻译为“霸权”，给人一种武力威压和蛮不讲理的意味；但在论及葛兰西的Cultural Hegemony的词义时，更应该被理解为“领导权”的意思。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领导权”(Cul—tural Hegemony)指的是统治阶级通过争取到主要的社会集团的同意而实现在精神和道义上的领导，其本义并无暴力和压制的意思。新葛兰西学派借用了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概念，用来解释国际关系层面相关的霸权国通过获得国际社会对霸权国本身在精神和道义上的拥护、认可和赞赏的状态。新葛兰西学派从无形的意识形态层面去理解为何非霸权国家愿意接受霸权国家的领导这个议题，认为霸权
国家对非霸权国家进行思想上的影响、控制或是“洗脑”，让非霸权国家误认为霸权国的存在或其所作所为，并不单纯有利于霸权国本身，而是同时有利于其他国家。
第四，新葛兰西学派借用了葛兰西关于国内层次的“霸权”(Hegemony)和“反霸”(Counter—he—gemony)互相转换的辨证观点，并将之运用到国际关系领域的分析。葛兰西认为，国内层次上所说的统治阶级对附属阶级所建立的“霸权”(或“领导权”)也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状态。国内附属阶级建立反霸力量的关键步骤是要在霸权统治下慢慢地产生阶级的觉悟(Consciousness)，并透过国内市民社会的政治结构(如媒体、学校、教堂等)对所有阶级进行洗脑，让他们相信新的霸权的出现也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不是特定阶层的利益。霸权实际上是在不停地维持着一种动态的平衡关系，直到“反霸”的力量大到足以建立新的霸权并推翻旧有的霸权为止。新葛兰西学派秉承了这种辩证的思想，他们比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更加重视变革的过程，并侧重分析了近代霸权变革的历史。例如，新葛兰西学派分析认为，从19世纪前半期开始，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英国以其海权优势，迫使其他国家遵守市场运作的规则，包括自由贸易和金本位制的规则。但从19世纪晚期开始，世界各个地区出现了具有能力挑战英国霸权的国家，而欧洲的均势格局也不断走向崩解，并导致20世纪上半期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自由贸易被保护主义所取代，金本位制被抛弃，世界经济一度分裂成以英国、美国、法国和日本等若干强国为中心的经济货币集团，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出现了从旧霸权消失到新霸权形成的“非霸权”时期。
第五，新葛兰西学派提出了制度性权力的观点，并对国际制度在维持霸权的功效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罗伯特·考克斯曾经比较了英国治下的霸权和美国治下霸权两者的差异，认为后者比前者有更多国际制度来协助其推行霸权统治，并监督各国的政策，而不用像当初英国那样需要屡屡使用霸权国的武力来对外干涉。新葛兰西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弗雷德·盖尔认为，美国以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能力，工具性地建构了霸权的世界秩序，而这一秩序建立在根据经济自由主义的理念，透过一系列的国际制度而得以促进并获得正当性，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等国际组织，都是有助于美国霸权实现的国际制度的表现形式。。此外，新葛兰西学派结合前述有关“反霸”的思想，也认为国际制度领域不同理念的摩擦，可能为新霸权带来契机。
三、美国霸权危机与新葛兰西学派的分析
新葛兰西学派的代表人物罗伯特·考克斯从葛兰西讨论国内层次的“霸权”(领导权)理念中发展起了国际关系领域中霸权的概念。需要指出的是，考克斯对国际关系领域中“霸权”含义的理解不同于人们通常所说的支配性国家同其他没那么强大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考克斯认为，现实主义学者往往将“霸权”同“权力支配关系”联系在一起，但他更愿意将“霸权”定义为一种“关于某种秩序性质的价值观念和理解的结构”。考克斯认为，一个大国如果只是凭借相对其他国家而拥有的支配地位是不足以创造霸权的；霸权应该建立在同意和舆论一致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强制的基础上。一个霸权秩序的形成是由于霸权国国内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的思想和行为延伸到国际领域，他们占据支配性地位的意识形态进而在国际范围内获得认可。
新葛兰西学派在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方法及观点，对于我们分析国际关系领域的霸权问题，尤其是解释和理解战后以来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美国霸权危机问题有很大的帮助。首先，我们可以运用新葛兰西学派的观点来分析二战后美国霸权地位的获取的问题。二战结束后，美国需要确保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能够继续维持下去，同时要确保美国能够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居于霸权地位。1947年开始的美苏冷战让美国有机会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因为无论是西欧还是日本都认为苏联及共产主义运动对它们构成威胁，而鉴于当时西欧和日本尚未从战争中恢复，遏制这种威胁只能靠美国的领导才有可能实现。因此，冷战的爆发为美国实现霸权地位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另一方面，为了促进资本主义贸易和经济发展，美国的政治精英们创设了一套国际经济体系的框架，它包括建立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配合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发展资本主义自由贸易体系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等。美国还通过实施马歇尔计划、道奇计划等方式支持西欧和日本的经济恢复，并逐渐将它们纳入美国的战略轨道。在国际政治层面，美国主导设计了全球性的集体联盟组织——联合国。不同于一战结束后的国际联盟，联合国内创设了一个“大国警察机制”——联合国安理会，其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此外，美国在冷战爆发后又组建了诸如美洲国家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美澳新同盟、美日同盟等一系列的多边和双边的联盟组织，来进一步巩固其在全球秩序中的霸权地位。
通过这些国际制度，美国俨然为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统治精英们提供了一种经济和军事保护。作为回报，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和统治精英们则支持战后初期美国推行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并在各自国内成为默认美国霸权的代理人。通过这一国际政治经济新体系，美国可以借机遏制社会主义集团，而且在资本主义集团内部培育了一种在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意见一致，同时让美国能够在一系列国际制度的基础上担当西方霸主的角色。美国在实力基础上创设的一系列国际制度，使得其国际霸权的地位具有了某种合法性，加强了美国治下的霸权秩序的持续性，还可以赢得资本主义国家大多数国民的意识支持，确立美国在知识和道德层面的领导地位。
其次，新葛兰西学派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霸权衰落的原因和后果。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的经济和政治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由于西欧和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它们从60年代中期开始成为了美国在经济上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这同时意味着美国在全球经济和贸易中所占据的相对份额急剧下降。另一方面，美国在越南战场上遭遇的惨败及苏联在政治军事层面上发起的战略攻势削弱了美国在政治上的领导权。作为其经济和政治权力下降的产物，美国创设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也由于美国连年巨额贸易逆差和美元的贬值而难以维持。1965年，法国总统戴高乐率先在美国的西方盟国中决定将美元储备转换为黄金，并引起其他西方国家央行的效仿，从而因为美国无力以自己国库中的黄金兑换别国手中持有的美元，而直接导致了1971年尼克松政府决定停止其以官价兑换黄金的义务。此后，由于美元多次贬值，美国的西方盟国从1975年起不再履行通过外汇市场干预来稳定本币同美元同定汇率的义务，从而导致战后长期维持的固定汇率机制的终结。美国停兑黄金和无力维持固定汇率关系不仅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根支柱崩塌，而且也意味着美国无力通过对国际经济的管理来保护其他西方盟国的利益。
不过，70年代初发生的石油危机及之后发生的石油和美元挂钩制度一定程度上迟缓了美元霸权
跌落的步伐。1973年10月中东战争爆发后，阿拉伯产油国将油价在短期内提高了三倍，引发石油危机。但是，这场危机对于严重依赖中东石油的日本和欧洲的打击要比对美国的打击大得多。这在事实上增加了美国经济的相对竞争能力。此外，石油危机还带来了一个更大的影响，那就是美国在1975年同沙特阿拉伯签订了一系列秘密协议，在这些所谓“不可动摇的协议”中，沙特同意将美元作为出口石油唯一的定价货币。由于沙特是世界最大石油出口国，因此欧佩克其他成员国也接受了这一协议。这样，美元与石油挂钩就成为世界共识，但凡进行石油交易的国家都不得不将美元作为储备。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美国正是通过美元垄断石油等大宗商品的交易媒介地位来延续和巩固美元的霸权地位。从事石油交易的任何国家和公司都需要储备美元，这就增加了人们对美国货币的需求。当其他国家将闲置的美元用于投资美国发行的各种债券(包括国债和公司债券)时，它们还同时为美国提供了低息贷款。石油美元成为美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维持霸权地位的新的支柱，而美国却不用借助其他国家必要的同意了。这标志着美国经济霸权的根基从原先依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制度及各国对美国霸权的一种同意态度，转变成美国利用国际金融市场的手段来维持其金融霸权地位。但与此同时，这一霸权根基的转变缺乏来自其他国家的政治同意。一旦其他区域强国诉诸于加强本地货币在石油及大宗商品交易中的结算地位，并因此对美元霸权地位构成挑战时，美国同其他区域强国的关系必将趋于紧张。
最后，新葛兰西学派的研究方法和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和解释美国霸权同欧洲及亚洲的区域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霸权力量下降的同时，欧洲和亚洲正以区域主义的发展战略而实现崛起，并因为这种崛起而导致当地的统治精英希冀能够同美国维持一种更为平等的地位。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美国在为其盟国提供所谓“安全保护”的能力和意愿都在不断下降，这导致其盟国的统治精英追求独立和平等地位的愿望更为强烈，并由此导致在欧洲和亚洲都建立了一些没有将美国包含在内的新的国际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将挑战美国在全球经济、政治和社会事务的支配性地位。例如，欧洲联盟建立和发展欧元区的努力正使得欧元日益成为美元的强有力竞争对手，而其发展共同安全和防务的努力必将削弱美国对欧洲安全事务的控制。作为一种反击挑战美国和美元地位的方式，1999年发生的科索沃战争和2003年发生的伊拉克战争则被普遍解读为美国继续控制欧洲及打压欧元崛起的举动。在东亚地区，日本、韩国和东盟许多国家也对美国的一些对外政策和意图开始心存戒心。尤其是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对东亚各国试图通过区域性合作(如加强东亚区域内货币合作)来摆脱危机的做法进行了批评和压制。更有甚者，西方跨国公司在危机期间忙于低价购买亚洲国家资产，而西方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提供援助方面也开出苛刻条件。在新葛兰西学派学者考克斯看来，亚洲金融危机的经历鼓励了亚洲内部通过区域经济合作来抵御未来危机及美国金融支配权的努力。。人们可以预料，通过创设亚洲区域的各类国际制度，未来的亚洲将发展起更深的金融和经济独立性。
美国霸权的根基可以建立在其他国家同意的基础上，也可以建立在强制的基础上。在失去其欧洲和亚洲盟国支持意愿的新形势下，美国没有多少选择，要么重新定义其霸权为强制性权力并且阻止或延缓其实力的进一步下降，要么承认美国霸权的丧失并且为“非霸权”的世界做好准备。在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在全球大打反恐战的作为说明，在争取得到其他国家同意或是通过强制的手段获得认可之间，美国选择了后者来担当其维系霸权的途径。2003年发生的伊拉克战争，是美国第一次在遭受其盟国及俄罗斯和中国等大国普遍反对的情况下，绕过联合国安理会发动的。回到新葛兰西学派对霸权问题的观点，霸权被认为是一种“世界秩序”，在此秩序内，各国政府和人民能够普遍地接受或默认各类国际制度的运作过程，而这些国际制度的运作要以经济和军事上的实力存在作为支撑。显然，在单边主义和反恐战大盛其道的布什政府时代，美国并不愿意费力地寻求某种全球共识，反而是在追求新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目标。因此，布什政府时代的美国无力说服其他国家和人民相信美国在扮演着知识和道义领袖的角色，反而被看作是一个专注于追求自我私利的、地位不断跌落中的霸权国家。
四、霸权兴衰研究的新视角及其学理意义
本文通过扼要介绍新葛兰西学派关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霸权兴衰的理念，利用其基本的分析框架和观点来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霸权兴衰的历史。从前文的分析不难发现，二战后不久，美国就利用其优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借助对苏联发起冷战对抗之机，精心建构了能够确保美国霸权获得其他盟国同意的各类国际制度，并在知识和道义层次上获得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领导权地位。但是，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美国物质力量相对下降、欧洲及亚洲区域强国崛起、欧洲和亚洲经济一体化推进、美国单边主义外交政策泛起等趋势的影响下，美国霸权正从原先注重制度和理念的建设转向越来越依赖于对美国自身私利的成功猎取。从新葛兰西学派的角度分析，美国霸权根基的转换源于下降中的美国相对经济权力，与此同时，西欧、日本、中国、印度等区域强权经济的崛起促使美国越来越依赖于强制的手法来延续其霸权地位。
相对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新葛兰西学派对于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霸权兴衰问题进行了新的阐述，并体现出重要的理论价值。首先，新葛兰西学派弥补了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某些方面的研究缺陷。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通常以个体主义的角度分析，其中现实主义过于强调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对于霸权建立的重要性，不同派别的自由主义则往往单独强调诸如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国内政治或者国际制度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虽然更偏向于从整体角度分析，但过于强调经济关系的决定作用。而新葛兰西学派以整体的历史结构的分析方法来研究全球政治和经济体系，将物质权力、理念和制度三种力量整合在一个历史结构中，既突显了其整体的世界观，也使得该学派在分析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变迁中的霸权兴衰问题时更具有动态解释的特点。
其次，新葛兰西学派的分析是从国内社会集团关系入手，进而将国内层次中出现的“文化领导权”、“反霸”、“社会集团”、“制度性权力”等概念应用于国际层面的分析，相信社会形成、国家形态与世界秩序三者之间存在互相影响的关系，以此来解释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霸权兴衰现象。新葛兰西学派秉承了马克思主义重视国内社会集团之间斗争的分析方法，将国内和国际两个看似独立、实则相通的层次联系了起来，从而避免了现实主义将国内特性抽象化、简约化的缺点。
最后，在对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变迁及霸权兴衰问题的分析过程中，新葛兰西学派十分注重历史的分析，尊重历史的情境因素，认为活跃在国内和国际舞台的人与事物总是不停地互动着的，历史情境会影响人类的思维与行为模式，也因此影响历史的走向。但是，现实主义或自由主义的研究方法往往企图提供一套普遍性的通则来解释国际关系。因此在它们的分析过程中，往往提出超越历史或“去历史”的见解，不论历史情境怎样，也不论历史世界经历着何种嬗变，似乎都不至于影响到这些理论的解释效果。就此而言，对于充满丰富历史情境的霸权兴衰问题，更重视历史分析的新葛兰西学派就能够在研究和解释中更体现其历史性和生动性。
(责任编辑：陈晓东)
作者：钟振明
国际政治利润分析论文 篇3：
中国国际贸易物流发展的国际环境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成为世界商品贸易的主要构成部分之一，中国成为了全世界的制造中心，商品贸易连年顺差。但是，与此同时，中国服务贸易的逆差也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尤其是近年来，国际贸易物流服务的逆差额连年增加并成为服务贸易逆差最大的项目，中国出口商品的运输严重依赖跨国物流巨头。本文通过对中国国际贸易物流发展的国际环境的分析，为中国国际贸易物流产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一、中国国际贸易物流发展的国际政治环境 二战以后，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英国、法国等主要的宗主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重创，亚非拉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殖民体系开始逐步瓦解，原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实现政治独立，世界各国开始以平等的身份出现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这就为世界商品贸易的开展奠定了政治条件。 在战后的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中，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唯一的超级大国，也成为世界自由贸易的主要推动国。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法国、西德等国家出于自身和对抗美国的考虑，开始联合起来组建自由贸易同盟，并最终发展成为如今的欧盟。之后又出现了北美自贸区、东盟等众多区域性贸易组织，对促进国际商品贸易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进入 21 世纪以来，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国际政治局势出现总体缓和、局部紧张的局面，伊拉克、阿富汗、朝鲜等敏感地区的政治问题依然存在，但多极化推动的世界政治经济合作正深入发展。这也为国际经济合作和国际商品贸易提供了政治保障。对于中国来说，从新中国成立以来，虽然国际政治形势复杂多变，但中国政府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坚持与世界各国发展外交关系，并积极参与区域性国际合作，先后参与组建上海五国组织、中国-东盟自贸区、中巴自贸区等地区组织。中国政府积极推动与世界各国开展国际物流合作，发展海运、陆运、空运和多式聯运在内的多种形式的国际运输合作，推动亚欧大陆桥、澜沧江-湄公河、东北亚等国际物流体系的建设。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话语权正在逐步增加，中国开始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设方面提出自己的构想。总的来说，中国国际政治地位的提高为我国对外经济合作和对外商品贸易提供了有力的政治支持。二、中国国际贸易物流发展的国际经济环境 世界商品贸易的飞速发展是在二战以后。虽然随着国际政治局势的动荡，尤其是冷战的发生，世界商品贸易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甚至在某些年份出现过倒退。但是从总的趋势上来说，国际政治局势趋于缓和，各国纷纷采取鼓励国际贸易的自由贸易政策，国际投资环境日益改善，跨国公司等大型国际经济组织开始涌现并占据国际商品贸易的主角，世界各国之间的商品贸易往来不断深入发展，商品贸易额增加迅猛。区域性自由贸易区的出现使商品在贸易区内国家之间的流动性大大增强。由于绝大多数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区都是由地理位置相近、消费水平相当、产业互补性强、消费习惯类似的处于同一地理区域的国家组成，因此这些国家之间更容易通过资源的流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也客观上要求并促使国际贸易物流的产生和发展。目前，在欧盟等发展水平很高的贸易区内部，区域性商品贸易和产业内贸易成为各国商品贸易的主体。同时，随着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全世界都被纳入到商品贸易体系内部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大大超过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外贸总额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也日益增加。 对于中国来说，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促进了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产业结构也日益优化。从改革开放至今，工业制成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在我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加，初级产品和劳动性密集型产品所占的比重则不断下降，我国已经成为家电、IT 产品、工业设备等工业品的主要生产国，机电产品也成为我国第一大出口商品，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比增加明显，我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在进出口额增加的同时，我国商品出口区域趋于多元化，贸易手段趋于多样化。我国出口产品面临广阔的市场空间，通过政府间以及和世界银行等国家组织之间的合作，我国企业可以利用更多的贸易手段和方式进入国际市场，也可以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引进跨国公司的资金和管理经验。国际贸易和国际合作的发展，必将进一步促进商品贸易的增加，为国际贸易物流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市场机会。 三、中国国际贸易物流发展的国际竞争环境 现代物流被发达国家称为“第三利润源”，因此发达国家从政府到企业都非常重视现代物业的发展，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发达国家的物流体系建设开始引入先进的管理科学理念和信息技术，在国际物流产业占据着主导位置。 从政府层面上来说，发达国家积极加强基础设施的投入、推进物流产业的标准化、支持物流知识和技术创新与推、协调政府管理职能、打破垄断、减少政府干预、为物流产业的发展建立了高效的运行平台和宽松的市场环境，引导和鼓励本国物流业的国际化发展。如，《日本综合物流施策大纲（2005-2009）》、《美国运输部 1997—2002 财政年度战略规划》等政策，为本国物流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导向。 从企业的层面上来说，发达国家的物流企业通过引进先进的管理理论、有效的信息技术、准确的供应链管理体系，实现对运输、仓储、配送等多个环节的合理配置，在开拓本国物流市场的同时，形成了覆盖全世界的物流网络，服务本国和全世界的国际商品贸易。在技术上，有信息系统、自动连续补货技术RFID 电子标签技术、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条码技术、电子数据交换，而绝大多数的最新的物流理论也产生并服务于发达国家的物流实践中。 从政府的角度来讲，中国政府在改善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国际运输合作、提升海关效率提升等方面成绩显著，但是政府对物流行业的指导和规划力度仍然不足。我国关于物流行业的立法仍然比较分散，并未形成规范性的物流法规体系，不能有效规范和指导物流业的发展。从企业的角度来讲，中国物流企业虽然发展迅速，但是由于起点太低，而且缺乏有效地法律规范和政策指导，发展水平仍然不高，我国物流企业的小、散、乱的情况明显，没有形成合理有效地竞争局面。我国企业除中远洋之外，并未在国际商品运输行业中占据有效的市场份额，这与我国世界第二大贸易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甚至在我国国内，物流行业也多被跨国物流巨头占据，据相关资料显示，目前，与 UPS、FEDEX、DHL、TNT 四大国际物流巨头的快递业务占国内市场70%以上的份额。参考文献： [1]翁心刚.物流管理基础[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2005[2]王恩涛，邵清东.现代物流人才的知识结构及能力要求[J].物流技术，2003（10）[3]梁海琼，侯廷娴.我国物流发展与物流教育现状的分析.商业经济文萃，2004（10） [4]熊明华.我国物流标准化体系的制定与构成[J].中国物流与采购，2004 [5]汝宜红.物流学导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03. [6]靳伟.最新物流讲座[M].北京：中国物资版社，2003.[7]芮明杰.中国企业发展的战略选择[J].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作者：贺涛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