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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贡献论文 篇1：
试论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
摘要：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会议中，领导人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也为党建工作和强党理论给出了指导方针，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会议中，习近平提出了应该及时升华中国共产党人民的解放思想，做到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促使社会能够与时俱进，充分意识到人民群众在实践中追求创新的观念。从而推动了党与国家各项事业取得一定进展，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习近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贡献
引言：我国在近百年的创造实践过程中，凝聚了亿万人民的智慧和磅礴力量，充分发挥出了党理论创新过程中的原创和主创的作用，在伟大社会革命发展的同时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且在习近平的重要指导思想理论背景下，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新的活力与生机。促使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以鲜明的中国特色思想增強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一、引领科学社会主义在新世纪焕发强大生机
我国总书记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与灵魂。因此，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思想是立党实践的植根理论，随着实践发展而永葆生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原创理论推进与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有着密切的联系，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坚持从基本国情出发，才能够引领科学社会主义在新世纪焕发出强大的生机。习近平在党建一百周年的会议中指出：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坚持科学态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科学实践，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的新时代内涵。而中国伟大领袖毛泽东指出，应该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应用于中国具体环境当中，促使马克思主在中国具体化，带有一定的中国社会主义特性。
在这一百多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创新了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从而形成了三个代表的重要科学发展观念，同时也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主义思想，为党和人民事业的科学发展做出了理论指导。这一系列的重要理论成果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在实践改革和革命建设中改变了中国共产党。面对未来发展建设，习近平指出应该坚持解放思想，做到与时俱进，自觉将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从思想认知里解放撤除。真正从马克思主义错误与教条式理解中解放出来，杜绝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念，立足于创新、创造，促使党的理论得到创新。从而深化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加强对人类社会主义发展观念的认知，令中国时代发生改变，同时也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中国共产党人新的原创性贡献。
二、面临四大考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在党和国家发展中正面临风险挑战的历史关口时，习近平深入思考了如何才能跳出历史周期律的难题，并且认为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民应该不信邪、敢于创新和较真，直面七个有之的重大积弊和四风顽症，才能够彻底发挥出自我革命的精神。在面临四大考验时，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弘扬马克思思想主义文化。坚持反腐败、反贪污行为，对黑势力零容忍。另外，习近平还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在于人民、力量来自人民、血脉包含人民。人民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应该尊重人民实践，以人民的伟大创造汲取营养的思想，从而将党的原创性理论进行升华，促使党的理论得到进一步创新，继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从本质上来说，中国共产党人是在人民群众的创新意识和智慧中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价值，从群众中得到实践和认知，这也是马克思主义随着实践发展变化而得到创新发展的本质所在。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强调，在新的征途之中，应该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尊崇毛泽东思想，实践邓小平理论，注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的发展观念，从而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化相结合，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思想。并且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新时代的变化。在党的十八大会议中，习近平指出国家应该朝着强大方向发展，才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仅从理论上官方回答了新时代应该如何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并结合实践的方式验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在通过国家治理变革过程中，确保党的核心领导能够充分发挥出作用，根据新时代对党建工作提出的要求，突出党建工作的重要地位。强调主权和制度的问题，成功将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实现自我革命，打破了历史周期律的难题，为构建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作出了极大贡献。
三、结束语
综上，习近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人物，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重要指导思想和战略部署。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我国科技技术逐渐成熟。面对一些新领域取得的新成果，唯有吸纳才能够进一步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生机与活力。而习近平指出坚持从基本国情出发，在各项文明的营养思想中汲取发展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有优势，弥补了这方面的理论空缺。
参考文献
[1] 郑深源. 论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贡献[J]. 汉江师范学院学报，2019，39（5）：112-115.
[2] 李红，宋芳芳. 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贡献[J]. 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19（12）：111-113.
作者：王诗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贡献论文 篇2：
浅谈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
[摘要]毛泽东的文化底蕴和自身的文化背景，激发了他对于中国前途与命运的不懈的探索，并最终选择用马克思主义来拯救中国。然而又面临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冲突的矛盾，毛泽东为解决这一矛盾，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
[关键词]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贡献
一、中国五四运动前后所处的社会状态和国人心态
中国是不甘落后的民族，中国虽然曾有一段时间的闭关锁国，但这并不是因为落后而走向这一极端的，而是由于自秦汉以来到清朝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一直是辉煌的国度之一，另外加上地理位置的阻隔，最终产生天朝上国的自我幻想和自我陶醉，以致造成了近代中国的闭关锁国。鸦片战争中，欧洲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中国人有一部分开始觉醒了，开始认识到国家的地位和所处的发展阶段，逐渐走上救国图存之道，但由于封建势力的强大和帝国主义的干涉，发生在中国一系列的运动最终只留下一个个感叹号，并没有把在中国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和推向一个新发展高潮。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人民生活的日益艰巨和贫困，甚至作为战胜国还要遭受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宰割，有识之士看不下去了，学生看不下去了，中国人民看不下去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在全国展开了，中国人民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各种新的思想也随之传入中国，人民已经完全觉醒了，大批大批的仁人志士不断涌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
人民是不会放弃对理想和自由的追求的，要真正形成一个国家的民族凝聚力和战斗力，就是要看一个国家处于危难时刻有多少人站出来为民族和天下计。可以说在北洋政府时期，这样的数字不在少数，多少人放弃自己的家而投入救国的运动中去。李大钊、毛泽东、陈独秀等一大批的有识之士进行中国命运和前途的探索，与此同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增强了中国人民革命的信心。此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迅速的传播，一些主要的马克思主义者积极的进行宣传并成立一系列的共产主义小组，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甚至有些人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二、毛泽东走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现实背景
在中华民族丰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革命气节的熏陶下，走出来的国家和人民不可能甘于寄人篱下，受人控制与奴役，而是会表现出坚强的性格和“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英雄气概。毛泽东恰恰是这种精神的杰出代表，这是文化的贡献、是土地的灵性、民族气质的优越成就的伟人，也难怪当年毛泽东没有参加留法学习，其实就是因为当时他认为对中国历史、地理、文化还了解不够，才放弃了那次宝贵的留法学习机会，但这并不是说毛泽东同志对外来文化的不重视或者说歧视。恰恰相反，他从没有放弃对国外文化和历史的考察和研究，读过毛泽东传记的人都会知道，在他年轻时，他曾作过许多历史性的预测，在后来的历史中也印证了当年毛泽东同志的预测，之所以他能作出准确的预测，在于他对国外的文化和历史有着深刻的认识，然后再加上中国文化的扎实基础，最终造就了他这样一个彪炳史册的历史人物。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毛泽东是作出重大贡献主要人物之一，在民主革命时期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起着牵头的作用，为马克思主义最终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准备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具体的国情提出了一系列的战略和策略，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等都凝结着毛泽东同志的智慧，由于他的贡献巨大，最终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名字就以毛泽东的名字来命名，即毛泽东思想。这个思想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包括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等国家领导人和军事将领，另外还包括千千万万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的无名战士和指战员。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具有独创性，同时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它的独创性主要表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关于革命斗争的政策和策略的理论：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和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其中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一直贯穿于以上几个独创性之中，这也是始终贯穿于毛泽东著作和中共领导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为什么要对马克思进行中国化的实践?毛泽东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多次探索和实践的过程中，认识到照搬马列的经典教条不能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而且也曾经蒙受过巨大的损失，在实践和操作过程中得到的经验教训I使中共认识到了马列教条化的局限，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对马列进行发展和系统的消化吸收，把它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然而探索是要付出代价的，在整个革命时期我们既犯过“左”冒险错误和“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然而共产党之所以伟大，在于它能够在关键时刻悬崖勒马，稳住阵脚，发现自己的错误，并能及时地更正和改正过来，实际上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这个法宝拯救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再加上一个能对马克思主义吃透到出神入化的毛泽东和一批优秀的共产主义者，使中国革命在走向胜利的天平上又增加了一个砝码。
三、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实践者之一，在他的领导下，最终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和实践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毛泽东同志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贡献当中，我看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毛泽东对克思主义中国化形式上的贡献，另一方面是实质上的贡献，包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和实践上的贡献，也是毛泽东对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根本的贡献。下面我先谈谈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式上的贡献。
(一)毛泽东在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形式上的贡献
形式上的贡献是很多人容易忽视的，主要是因为它居于次要地位，不是贡献的主要方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忽略它的存在，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才能做到客观地评价一个人。形式上的贡献有两个方面：
第一，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毛泽东探索适合中国革命道路实践的产物。“五四”运动时期，早期的共产党人如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就开始意识到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还必须使它与中国的具体实践、国情相结合。虽然没有真正意义
上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但在实际上已经孕育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就投入到激烈而又残酷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开始只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教条来指导中国革命，在很长的时期里缺乏认真的反思和仔细的琢磨，最终在党内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普遍真理来使用，乃至连续出现了多次“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在中国革命几度遭受曲折反复的过程中，毛泽东逐渐地认识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极端重要性。在1938年9月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首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他郑重指出：中国共产党人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一经提出，就成为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共识，到延安整风运动时，已经上升为全党的共识。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抽象出的概念，同时也反映了毛泽东不盲从，独具慧眼之处。
第二，定义和具体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总的来说，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就是“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使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这些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容的表述，核心或本质就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雏形。
(二)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实质上的贡献
毛泽东真正意义上的贡献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性方面的贡献，这个方面好多人都认识到了，但是往往不够全面，实际上，我在上面的内容中已经涉及这方面。我谈到过毛泽东独创性的方面，但这也只是一方面而已，还有就是用中国人的语言把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具体化，中国化。就这方面来说，要真正理解和了解马克思主义，必须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同时又是一个善于思考和消化功能极强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而毛泽东同志恰恰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是他扮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基人的角色，并形成了系统的思想——毛泽东思想。
第一，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创性贡献。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并结合中国的国情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也是毛泽东思想最精华最具历史价值的内容，虽然不都是他个人的成果，但他是主要的创立人和带头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关于革命斗争的政策和策略的理论；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和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这一整套的独创理论，实际上指明了中国共产党必须走怎样的革命道路，怎么组织战争战略和策略，怎么团结人民群众和建立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以及怎样建设党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在半殖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要进行什么样的革命?怎样进行革命?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是没有现成答案的特殊问题，所以纯粹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和照搬苏联经验，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认识和判断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国际形势的新情况新变化，全面把握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创造性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应该分为两个性质不同的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领导中国的过程中，毛泽东坚持不懈地反对教条主义等错误倾向，在革命道路上，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通过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即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在这期间，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和关于革命斗争的政策和策略的理论已经初步形成并走向成熟。另外，毛泽东写过关于统一党内思想的多篇文章，加强对广大党员同志的教育，使他们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按照中国的特点和国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走向中国化。“毛泽东集中全党智慧，深刻分析近代中国社会形态以及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领导力量和前途，制定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解决了党在中国革命中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等基本问题，形成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可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中已经包含了许多的战略和策略、统一战线以及党的建设的基本理论，他们是互相渗透，相互联系的，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理论体系。
第二，毛泽东在传播和阐释马克思主义方面的贡献。对于毛泽东传播马克思主义来说，从他成为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之一，他就没有停止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开始是介绍给千千万万的有识之士和革命群众，后来由于身份的独特，目标人群主要转化为党的领导干部和广大的指战员以及进步学生。毛泽东生动和活灵活现的讲演，鼓舞了一大批的人士，并使很多人走上了革命道路，同时也壮大了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支理论队伍。至于在阐释马克思主义方面，《矛盾论》、《实践论》是这方面的经典代表作，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以及辨证的思维方法，用中国式的语言通俗、形象、创造性地发展过来，最终成为我们中国人都能理解和消化的系列著作，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第三，毛泽东在建国以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和发展。之所以要把这方面的内容单独拿出来，因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一是国家建立起来，发展经济建设成为国家的中心任务，在新的环境和背景下开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二是毛泽东这个阶段出现的失误比较多，产生过很多错误思想。在这里，毛泽东的主要贡献是在外交方面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合理的措施，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完整，如，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独立自主等外交政策，在外交困难时刻，缓和了中美、中日关系，恢复了联合国的席位，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威望，中国逐渐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然而在经济建设方面，处理社会主要矛盾方面，总是不能正确而又果断地停止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做法，给中国人民和中国的发展带来极大的伤害，使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毛泽东作为第一位党的领导核心，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随着一代一代领导集体的努力，都会产生相应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邓小平作为第二位党的领导核心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邓小平理论，解决了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建设的一系列问题，使中国的经济得到腾飞和崛起，随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也随之产生。总之，要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必须利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来指导中国的具体实践，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和中国化。
作者：罗直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贡献论文 篇3：
从《矛盾论》看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
[摘 要] 毛泽东的《矛盾论》开启了唯物辩证法在中国的运用。然而，国外有学者在评价《矛盾论》时，在《矛盾论》的理论来源问题上，把其贬低为对苏联教科书的抄袭。通过对照《矛盾论》和苏联教科书文本，不难发现此说法完全是恶意抹煞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功绩。《矛盾论》作为中国革命实践经验、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三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
[关键词] 毛泽东；《矛盾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革命；中国传统文化
在对《矛盾论》的诸多研究之中，争论激烈且褒贬不一的一个问题在于《矛盾论》的来源问题。其中，国外有学者恶意抹煞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把《矛盾论》贬低为对苏联教科书的生搬硬套。这种观点以“抄袭说”著称。如美国学者施拉姆就曾以“非常拙劣”和“简单抄袭”来评价《矛盾论》，他在《毛泽东的思想》一书中，认为《矛盾论》有相当大的部分，尤其是开篇那几章，几乎是不加掩饰地照搬苏联的教材，而毛泽东用自己的语言表达的地方，结果常常不甚理想[1] 82-83。波兰的莱塞克·科拉科夫斯基则宣称：“毛的哲学不过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一些平平常常的观点的简单重复。” [2] 149这些观点显然都有失偏颇。毋庸置疑，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不仅立足于中国具体革命实践，还创造性地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而《矛盾论》的问世，也恰恰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突出贡献的体现。
一、《矛盾论》与苏联教科书的文本对照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矛盾论》形成之前，由于较少能够接触到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毛泽东就曾对苏联的哲学教科书进行过细致的研究。其参考书主要是在苏联盛行的三本哲学著作：西洛可夫撰写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等著述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以及米定、拉里察维基等著的《新哲学大纲》。毛泽东从中整理出大量的理论资源，这在其哲学批注集中可见一斑。因此，苏联教科书是《矛盾论》直接的理论来源这一说法表面上看是有其根据的。
毛泽东在《矛盾论》开篇就提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法则。”[3] 299并补充道：“列宁常称这个法则为辩证法的本质，又称之为辩证法的核心。”[3] 299可见，把矛盾法则视为辩证法本质的这个命题并非毛泽东的原创。对照《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可以发现，这个命题实则是转述了该书中第三章第四节的标题“当作辩证法的本质看的对立统一及斗争。”[4] 197在《矛盾论》中，毛泽东转述或是概括苏联教科书的内容还有以下几个部分：《矛盾论》的第一节关于“两种宇宙观”的论述，主要概括了米丁所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中的第二章唯心论与唯物论中的内容，并且文中关于“形而上学的见解”和“辩证法的见解”的解释则是转述了《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的表达：“依照第一种见解，所谓发展，是存在物之单纯的增减”和“第二种见解以为一切事物都由于对立的斗争、由于统一物的对立而发展”[4] 198；第二节“矛盾的普遍性”的内容则是提炼了《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章第八节“自始至终的过程之矛盾的运动”[4] 212中分析《资本论》研究方法和批判德波林学派的内容；在第五节的“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与斗争性”中，毛泽东指出了相互依存的矛盾双方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原理以及矛盾对立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特征，这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第三章第六节“对立的相互渗透”和第九节“对立之统一，同一性是相对的，双方的斗争是绝对的”这两节中也能找到相关的论述，例如“对立的相互渗透，一个对立向他一对立的转变，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同一性，带有相对的、一时的、有条件的性质。两者之间的斗争是绝对的，把同一性作为其动因而包含着”[4] 206-216；《矛盾论》的第六节“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也借鉴了教科书的内容，《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对“以对立的和解为基础”的修正主义的批判详尽阐释了对抗斗争在矛盾中的重要地位，米丁版教科书也通过抨击孟什维克主义论证了这一点。
通过文本对照，不难发现毛泽东所撰写的《矛盾论》确实深受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影响。在一些特定的概念和内容上的确是转述或是概括了苏联教科书中的相应内容。但如果仅从这一点就把《矛盾论》归于是对苏联教科书的抄袭，难免有失偏颇。恩格斯曾指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5] 702-703且不说毛泽东借鉴苏联教科书的做法本身就符合理论建设的一般规律，即吸收前人优秀的理论成果，更重要的是在《矛盾论》一文中，毛泽东表达了很多同苏联教科书体系不同的、甚至是超越它的獨到见解。
首先，从整个文本论述的结构上看，相较于苏联教科书，毛泽东对于矛盾法则的论述更具系统化和科学化。苏联教科书是在论述质量互变规律中穿插着对矛盾法则的论述，而《矛盾论》则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采取总分结构，对矛盾法则中的各原理的论述更加清晰和集中。例如在苏联教科书中对矛盾特殊性的论述基本是零散的，而毛泽东则集中阐释了矛盾特殊性——“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3] 317，并且毛泽东还以共性和个性的关系详细阐释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这也是他对苏联教科书的创新和超越所在。
其次，从论述的重点来看，苏联教科书更加侧重于强调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根本矛盾，尤其突出了生产力在诸多矛盾之中所起到的主导性作用。相比之下，毛泽东更多地关注矛盾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所呈现出的特殊性以及矛盾的各方面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展现出的相互影响、相互决定的交互作用。例如，在分析资本主义从自由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的这一历史过程时，苏联教科书着重突出始终贯穿于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根本矛盾。而毛泽东则指出，虽然根本矛盾不变，但是由于矛盾的其他方面发生了变化，所以帝国主义相较于自由主义则展现出不一样的阶段性特征。不仅如此，在分析诸多矛盾中谁起主导性作用的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超越了苏联教科书中只局限于生产力占主导地位的观点，他不仅详尽地论述了在教科书中只言片语提到的主次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他还强调矛盾的主次方面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原理。对此，他认为如果始终把生产力、社会实践和经济基础视作诸多矛盾中的占主导地位的矛盾，必然会陷入机械唯物论的见解之中，“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3] 325毛泽东对矛盾诸方面及其交互作用的关注，使他不仅避开了苏联教科书中“经济决定论”的片面性，还独创性地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这正是《矛盾论》超越苏联教科书的价值所在。
通过上述的对照分析，不难看出“抄袭说”这一论断的片面性，那么毛泽东之所以能够超越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原因何在呢？根本在于毛泽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矛盾论》绝不仅是对苏联教材的简单摘抄，而是在取其精华的改写基础上，立足于中国实际的加工與升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6] 81苏联教科书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同苏联的实践背景和理论发展背景紧密相连，明显带有“苏联化”的色彩。其中关注根本矛盾和生产力因素占主导地位的这一倾向，正是受到第二国际时期的“经济决定论”的影响，并且也是苏联理论工作者在批判德波林学派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实践中得出的结论。与苏联理论工作者所不同的是，毛泽东是立足于中国复杂且多变的矛盾环境中，将具体且深刻的中国革命实践经历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中，并且毛泽东还利用其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淀，创造性地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智慧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起来，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的中国化见解。
二、《矛盾论》与中国革命实践
哲学家罗素在撰写《西方哲学史》的过程中指出：“哲学乃是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它并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出的独立的思考，而是曾经各种体系盛兴过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和成因。”[7] 5可见，对于哲学或是某思想家的观点与著作的探究，不应只关注哲学家的哲学思想本身，更应从其所处的历史和时代的影响中去评价其哲学成就。那么，将《矛盾论》置于中国革命进程来看，就不难发现，毛泽东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既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指导革命实践，又对实践得来的经验教训进行加工、总结和升华，使其上升为系统化的哲学理论。因此，《矛盾论》不仅是中国长期以来革命经验总结和升华的产物，更是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强大理论武器。
更加不可否认的是，《矛盾论》深深根植于中国革命实践的土壤，这与毛泽东丰富的革命经历有关。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的领袖，亲自参与和领导中国革命实践使他对中国社会现实矛盾和中国革命斗争情况有着更加深刻的体会和认识。他在《矛盾论》中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解，并非单纯源自苏联教科书的启发，他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解与运用始终贯穿于整个革命实践过程中。《矛盾论》以批判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为出发点，提出了真正能够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而早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就针对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3] 109-115的颇具辩证法思想的论断，并且毛泽东还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3] 112就此而言，毛泽东从来就不是只局限于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转述和解释，而是更加注重将基本原理同具体实践的融合创造。早在前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就已经初具轮廓。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就曾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矛盾特点进行过深入细致的分析。除此之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他之所以能够论证中国红色政权必然存在的客观依据，是因为他深刻领会了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特殊的矛盾现实。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与深入，丰富的革命经历成为《矛盾论》更加深层的理论来源。《矛盾论》中毛泽东所结合的中国革命实例一共有14处，例如利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的诸多矛盾来论证矛盾的普遍性原理；又如利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呈现的阶段性特征来论证矛盾的特殊性原理。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反“围剿”等革命实例，都是毛泽东以中国化的视角解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钥匙。正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毛泽东所得出的结论：“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8] 65。将《矛盾论》置于毛泽东先前的理论和实践中来看，就不难发现《矛盾论》的诞生不仅是毛泽东对以往哲学思想的总结和升华，更是深深根植于中国革命实践之中的。如果说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矛盾论》的基石，那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就是《矛盾论》的灵魂。
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6] 113《矛盾论》不仅是从中国革命实践中产生的，更是进一步推进中国革命进程所需要的理论指南。在前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尚未成熟，最突出的表现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创新和实践指导上的短板。这就给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以滋生和传播的空间。当时，以王明为代表的“留苏派”常常以马克思主义专家自居，他们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只局限于教条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照搬苏联模式经验而忽略了具体的中国实际。除此之外，他们还经常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中寻章摘句，通过引经据典的方式攻击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将其贬低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将中国革命引向歧路的做法，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进程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其中以瞿秋白为首的“盲动主义”错误，以李立三为首的“冒险主义”错误和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错误，就是最好的例证。相较之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则扎根于中国革命实践中发展理论、建设理论，并不断总结经验，发展和升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纵观党的历史，遵义会议虽然严厉批评了以王明为首的“左”的错误，并在党内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上恢复了毛泽东的指导地位，但不足之处在于其并没有从根本上肃清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已经证明：教条主义照搬苏联经验的做法，既有碍于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对中国革命造成巨大危害，更难以在理论上结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果实。因此，在抗日战争的历史条件下，为了从理论高度上批判党内教条主义的错误思想，从思想根源上全面肃清教条主义，奠定党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矛盾论》应运而生。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矛盾论》既不是书斋中的产物，也不是对任何书本的生搬硬套。它的诞生凝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更满足了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需要。
三、《矛盾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从文化的传播史上看，外来文化要在本土生根发芽，不仅要满足本土的现实需要，还必须吸纳本土文化的优秀成果。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有效地指导中国实踐，真正被中国人民所接受、认同、内化，不仅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还要继承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诚然，苏联教科书中的辩证法思想是毛泽东撰写《矛盾论》的直接理论来源，但是毛泽东并非生搬硬套其中的原理，除了立足于中国的革命实践之外还以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去加以归纳和解读，这也正是《矛盾论》相较于其他言语晦涩的哲学著作而更具有较强可读性的关键所在。
毛泽东深刻把握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法思想，这在《矛盾论》中大量引用中国传统文化的例子可见一斑。《矛盾论》全文中引证中国传统哲学、典籍、传说的地方一共有9处。例如引用孙子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和魏徵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两句中国古代箴言，来阐释辩证法中的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在强调了全面客观地认识事物不仅要深入把握事物的内部规律和相互联系，还应当了解矛盾的各方特点。对此，毛泽东还指出“《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3] 313，并引用“三打祝家庄”的故事充分论证了辩证法原理在军事战术中运用的优越性所在；除此之外，在论述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中，毛泽东也引用了“夸父追日”“羿射九日”等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来加以解读和论证，特别是在论证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相互转化和相互渗透的原理时，毛泽东充分结合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原理说的是，处在对立面的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相互依赖并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渗透、互相转化。其实，中国古代哲学先贤们早就洞见了相互依存关系的矛盾双方，例如在中国典籍中常常出现的这些字眼：天地、阴阳、否泰、刚柔、进退、是非、曲直、攻守、祸福、生死等，都指出了相互依存的矛盾双方，并且中国哲学更侧重于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的原理，即矛盾的同一性。阴阳作为简朴而博大的中国道家哲学思想，其中所展现的阴阳互体、阴阳化育、阴阳对立、阴阳同根这四对关系正是矛盾同一性在中国哲学中的最好诠释，北宋欧阳修撰写的《易问童子》中提到的：“乾坤一元，阴阳相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同样中国典籍《老子·五十八章》中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个典故说的也是“祸福”这对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道理。
正是因为有着深厚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使得毛泽东在解读矛盾的同一性时不仅没有停留在苏联教科书的概念和定义当中，而是将中国传统文化充分融合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使其更接地气。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先是列举了生与死、上与下、祸与福、顺利与困难等一些通俗易懂的概念来诠释相互依存的矛盾双方，而后以中国人常说的“相反相成”来解读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他指出“‘相反’就是说两个矛盾方面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相成’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结起来，获得了同一性。”[3] 333毛泽东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相反相成”的思想来说明矛盾同一性原理时，并不仅仅是把中华民族的智慧当作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注解，而是将其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将中华民族的智慧融入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之中，丰富并发挥了矛盾双方相互对立又相互转化的思想。并且，在此后的实践当中，毛泽东也充分运用了这一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矛盾转化思想，这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分析中日双方优势与劣势相互转化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以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出场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的应有之义，毛泽东撰写的《矛盾论》做到了这一点，这不仅仅使得《矛盾论》超越了苏联教科书体系，同时也启示着之后的理论工作者，在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要注重同中国传统优秀理论成果相结合。
顾海良教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主要是理论运用于实践的过程”，另一方面是“实践上升到理论的过程”[9] 1。毛泽东所撰写的《矛盾论》确实做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创造性地将中国革命实践经验、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结合起来，以精炼准确、通俗易懂的语言阐发出中国化的矛盾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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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M].何兆武，李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8]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董乐山，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
[9]顾海良，丁俊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第一卷·1919-1949[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汪智力]
作者：陈仁锋 庞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