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职称或毕业的时候，都会遇到论文的烦恼，为此精选了《市场经济法制研究管理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摘要：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正处于深刻变革当中，特殊利益集团、中等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逐渐出现，中国转型所涉及的大规模制度变化，属于人类所能想象到的最复杂的社会过程之列。
市场经济法制研究管理论文 篇1：
管理会计在公司决策上的应用研究
摘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管理会计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管理会计工作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经济效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很多企业对管理会计这项工作并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还有的企业并未设立管理会计这项职位，还有的企业的从业人员专业素质较低，责任意识不足等，导致企业在日常管理中出现了很多问题，通过探究这些问题可以发现，我国缺少完整的会计管理体制，造成会计信息失真，最终对于会计信息的工作人员管理决策产生深远的影响，制约着企业经济的效益的提高。本文主要就管理会计在企业中的应用问题进行研究，结合我国企业当前的实际情况提出一些有效的建议，希望能够与广大同仁共同探讨，共同推动企业的长远发展。
关键词：管理会计；企业；问题；对策；应用研究
一、管理会计在我国企业应用的现状
管理会计在企业决策中的应用可以追溯到1979年，经过30余年的发展，少数企业也拥有运用管理会计的经验，如成本、价值的管理已逐步代替数量、定额管理，全面、战略管理也取代项目、部门管理成为主流。虽说弹性预算、零基预算等方法在我国企业并未被普遍采用，而且早期在经济发达国家所兴起的战略管理会计方法（如作业成本法、平衡卡等）就更知之甚少，但传统管理会计中的全面预算、责任会计、变动成本法等方法在我国已经有了广泛的应用。 尽管如此，管理会计在目前看来，也只是受到部分大中型企业地青睐，但他们仅将其运用在指标确定和资源合理分配上，我国的大部分中小型企业并没有在决策的制定过程中运用管理会计的意识。公司的高层管理者在决策时，更多的依赖于以往的经验，对通过管理会计这种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信任度不高，导致公司决策水平不高。
在公司的管理决策过程中，虽然有的企业能够认识到管理会计的重要性，但由于公司管理人员缺乏会计的相关知识，而会计人员对公司的管理经营决策又不了解。导致两者站在各自的角度考虑企业发展，难免出现意见不合的状况，如在引进企业管理的专业人才或对已有的会计员工进行培训，就会加大企业的资金投入，公司管理层就会担忧无法获得更好的企业收益而拒绝引进专业人才和培训有关会计人员。因此，我国管理会计只在少数大型企业得到较好的运用，这些大型企业在生产发展和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能够提升管理会计的经验，更好的通过运用管理会计达到优化企业管理的目的。
二、管理会计在公司决策中的重要性
（一）应用管理会计是企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自从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发生了的重大变化，企业要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就需要管理会计经过精确计算得出的数据报告。管理会计能运用先进的方法对复杂的经济活动进行分析，从而针对企业自身的情况制定企业发展的目标及实施措施，降低企业的管理风险，促进企业稳定有序地发展。
（二）管理会计是企业获取快捷有效信息的重要途径
管理会计核算的方法在实际工作中是多样的，从而使得管理会计提供的信息更加快捷有效；同时管理会计在信息来源上除财务会计本身所提供的信息外，还有许多的外部信息，从而使提供的信息更加客观和有效，为企业经营者制定正确的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三）管理会计是企业准确决策的有力保证
现代企业管理的目的是通过建立一系列科学的管理体系，从而有序地使企业各项经济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利用，创造最佳经济效益。
三、影响管理会计参与公司决策的因素
（一）外部政策的影响。企业的生存发展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体制环境下的，管理会计的执行依赖于一个完善的经济体制环境和公平竞争、高度灵敏的法制经济条件，但目前我国的法律体系还不健全、完善，并没有给予管理会计的存在以充分的支持，也并没有要求各个企业建立完善的管理会计体制，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管理会计的发展。
（二）内部环境的影响
企业的经营决策者对管理会计的重视程度直接影响到管理会计在企业中能否普遍应用。会计人员对管理会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会计人员的素质上。管理会计在我国企业中的实际应用存在着缺陷，成为企业长远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由于管理会计人员难以有效开展经济活动控制企业发展，也就难以发挥实际作用，甚至出现会计信息失真现象，并由此产生一系列企业发展的不良反应。
（三）管理会计自身缺陷的影响
当前我国企业中对管理会计的重视不足，而管理会计自身也存在缺陷。当前我国会计从业人员只是获取途径来看，过于单一，对于会计全面预算以及风险分析方法学习渠道较狭窄，认知水平偏低，在实际工作开展中大多是根据自身的理解和经验来判断，会计决策存在着突出的盲目性。这也就使管理会计容易造成短期行为，管理会计中考核评价职能会促使企业经营者为个人业绩而追求企业短期效益，放弃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的机会。
四、 管理会计参与公司决策的对策研究
（一）完善管理会计相关制度
在我国企业的管理体制中，管理会计理论和体系急需完善和创新，我国应吸收和借鉴先进国家和大型企业关于管理会计的理论研究成果，制定更为科学合理的会计准则，制定管理会计实务的框架，建立完整的企业经营管理所需管理会计体系，以期待在实际工作中灵活运用管理会计。
（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管理会计应用环境
不断深化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的改革，为企业创造一个公平、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从而使企业能在这种环境中达到优胜劣汰。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为管理会计的应用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使企业通过改进内部管理来保证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加强管理会计的培训力度，提高会计人员的素质
在当今知识经济条件下，我们应加强对管理会计人员的培训，使其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加强管理会计的后续教育，形成高素质的管理会计人员队伍。当前企业会计从业人员无论是专业素质还是职业操守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不足，新时期的企业管理会计人才应该是高素质、高职业素养的专业人才，优化知识结构，满足社会需求的专业技术型人才，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会计工作有序开展，保证会计信息质量，才能充分发挥管理会计在企业决策中的应用。（作者单位：天津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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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贺瑞
市场经济法制研究管理论文 篇2：
集体行动的逻辑
摘 要：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正处于深刻变革当中，特殊利益集团、中等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逐渐出现，中国转型所涉及的大规模制度变化，属于人类所能想象到的最复杂的社会过程之列。市场经济法制若要保持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就必须正视各个阶层在社会转型中的地位、作用和能力，因为正是这些不同的阶层以集团利益为导向，在与其他阶层的博弈当中，形成了推动市场经济法制不断朝着某个方向变迁的力量。
关键词：集体行动；公共选择；社会转型；阶层
改革开放30年来，生产力的大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人民生活的改善，推动着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和全面进步。改革伊始，不少人都认为，只要建立市场经济就能保证经济的昌盛和人民的幸福。但是实践表明，市场经济是有好坏之分的。目前，世界上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占了多数，但是建立起规范的市场经济的国家并不多。许多国家仍然在早期市场经济权力资本支配的陷阱（或者是叫做坏的市场经济）中挣扎。因此，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改革的两种前途严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贵私有化的道路。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正在走向天堂，也可能走向另一个方向。中国转型所涉及的大规模制度变化，属于人类所能想象到的最复杂的社会过程之列[1]，因此，要保持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如果不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解决这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我们的经济社会就会寸步难行。
许多学者已经指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资源主要由市场进行配置，在追求效率同时，也应兼顾效率。但是，为什么经济法需要兼顾效率与公平？经济法又应通过什么样的路径来迎合这些要求、解决这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呢？
一、起点：既得利益者与社会的对抗——以土地拆迁相关制度为例
关于土地的管理，我们有《土地管理法》、《城市规划法》（现在已修改为《城乡规划法》）对土地的使用管理予以规划，并有《城市管理与拆迁条例》等配套法规对违反土地管理和土地规划的对象予以拆除和拆迁。以《城市规划法》为例，这部法是从1989年开始施行的。从理论上讲，城市规划和经济发展需要房屋拆迁。根据法律第一条，制定本法的目的是“为了确定城市的规模和发展方向，实现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合理地制定城市规划和进行城市建设，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实现城市规划的强制力，规划法第四十条规定，对于违反城市规划的非法建筑物，规划主管部门对违规建筑予以拆除。实然情况是，在城市规划法的施行中，以拆除非法建筑为由所导致的暴力拆迁冲突频频发生，拆迁制度已成为众矢之的。
2010年，在全国关注的成都金牛区自焚抗拆案中，唐福珍以生命的代价换得了全国上下的关注，换得了社会舆论对地方政府的声讨批评，换得了300万拆迁补偿费；她的自焚不仅烧毁了数名官员的职位，也将土地拆迁相关制度送上了行将寿终正寝的风口浪尖。唐福珍案件虽非地产开发商与被拆迁人之间的直接对峙，但却是中国社会分化后阶层、群体以及其他主体之间利益关系或价值观念冲突的极端表现和真实反映。它折射出当代中国社会中普遍意义的社会冲突与矛盾，尤其是官僚、权贵等既得利益阶层与普通百姓阶层的冲突。公众在鞭挞政府时，是出于对政府长期以来傲慢自大的官僚作风的不满，并将自己置于与唐福珍同阵营的弱者行列，其唇寒齿亡的心态尽显其中。毋庸置疑，正是这种冲突和抨击推动着拆迁制度的重大变革。
在中国，既得利益阶层与社会的对抗并非经年存在，而是随着改革的深入逐步形成并加剧的。在改革前，我国以经济体制的高度集中、意识形态的巨大向心和利益趋向的一体化，构成了社会平衡和稳定的三大基本支柱，社会平衡的核心机制是政府的直接控制。这种大政府小社会的格局使公民社会的意识形态与国家政府保持高度一致，国家与社会的对抗几乎微不可闻。但改革32年来，以政府直接控制为轴心的单一的旧有社会平衡正在解体，利益群体开始崛起。造成阶层严重分化的原因是多种的，一是公有制“单位”逐步减少，国有或公有经济的比重相对降低。这种变化在经济学的意义无疑是积极的，但由此所带来的另一方面的结果则是，国家用于社会控制的经济资源大大减少，国家与社会进行交换并促使其服从国家意志的经济条件有所减弱。二是文化多元化，尤其是进入网络社会后，信息交流的成本降低，这促成了文化多元化趋势的形成。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生活过程的影响也明显弱化。这些都促成了中国公民社会力量的不断成长，促成了不同利益群体的崛起。
利益群体的崛起和阶层的严重分化是改革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变化值得重视的一个现象，社会结构的变化带来了社会矛盾的变化。吴敬琏认为，中国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主要有三个：一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此产生了阶层的矛盾。二是腐败活动的蔓延和巨大的寻租利益，培育起了一个人多势众的既得利益集团。三是各社会阶层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2]。马克思认为，国家与社会是两种不同的人类组织形态，国家与社会的对立是其关系的基本属性。首先，国家是对人的自由本性的“异化”；其次，国家将人们被动地服从社会自然分工的消极作用制度化和法制化；第三，从国家权力执行者的角度来说，官僚机构的种种弊病也反映了国家与社会的对立；第四，国家权力的扩张与社会福利的增长也是对立的[3]。马克思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对立的分析表明，与社会存在着对立是国家的一般属性。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一直在努力探索消除国家与社会对立的条件和根本途径，并把实现这一目标寄希望于未来的无产阶级国家。
在我国，统治阶层与社会虽非处于对抗状态中，但社会变革分化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社会各阶层及不同利益群体，使转型期的中国的主要社会矛盾表现为既得利益阶层和其他社会阶层间的矛盾，其间的矛盾和冲突错综复杂。在转型时期利益结构大调整的过程中，某些拥有支配资源权力的人往往能够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4]。这些就带来了有权阶层与弱势阶层间的利益冲突，具体表现为官僚权贵等既得利益阶层与公民社会的对抗与冲突。
或许权贵阶层的兴起在市场经济初建之时对市场经济有正面效应，但随着不同利益群体矛盾冲突的加深和扩大，终将影响市场经济体制最终的建立，从而导致我国走上权贵私有化的道路。而这样的道路只会对经济社会的稳定、可持续发展造成巨大的威胁。因此，阶层的分化和主要社会矛盾的转变要求市场经济法制建设应有所改变或改善，努力实现帕累托最优效益。但是，对于市场经济法不断变革的分析表明，法的变革很难做到帕累托最优的变革，因为在这一过程中很难做到不使任何利益方不蒙受一定损失的情况下使另一些人受益，这就意味着，在法律变革的过程中，我们会不可避免地遇到各种阻力，更进一步说，这需要深入研究变革时期的利益冲突，通过对国家—社会对抗体制下的利益冲突和社会经济现象的分析来解释经济法的价值取向。无论身处法治社会的哪一阶段，法与社会都密不可分，这也印证了霍尔姆斯那句著名论断“法律的生命从来就不是逻辑，而是经验”[5]。
法学家们在谈论一个经济法律制度的变革道路的时候，往往从西方法条主义或卢梭、孟德斯鸠等法治启蒙思想家的思维方式，考察什么是最优的，什么是应该的，其暗含的前提是社会全体存在共同的利益，因而可以构造出一个市场经济法的普适价值标准，并可以根据这个标准，对制度变革找出一个成本最小的道路。若是经济法或制度没有采取这一道路，便说法律或制度犯了错误。
而从公共选择的观点看待市场经济中的法制变革，结论则完全不同。公共选择的观点认为，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无论哪个阶段，都可能存在着难以调解的利益冲突，并可能出现各种形式的僵持。每个人每个团体每个部门每个地区，都会有各自特殊的修改方案，相互冲突争执不下，无法达成社会统一的抉择。但它所突出表明的正在公共选择一般特性—什么是“最优”，什么是“最劣”，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是不同的，公共选择之所以是难题，就是因为要在公众相互冲突的不同选择中作出一种社会决策。
因此，制度并非中性的，市场经济法制建设中的集团利益斗争尤其明显。市场经济是种种利益的角斗的场所，市场经济法制是关乎产权界定、资源配置和交易的法制，市场经济中的各色主体无不期望着通过寻租活动排斥竞争，从国家决策那里得到特别恩惠或特别照顾，以将消费者剩余转变生产者剩余。
在市场经济中充满了多元化的主体、多元化利益群体和多元化偏好追求的条件下，我们不应该首先去构造推论现实中并不存在的普适的市场经济法制标准，也不应以此为标准来作出应该走什么样道路的判断，我们要做的，首先是实证性地说明，在一定条件下，什么是必然发生的，什么是在特定的利益格局中必然地被市场和社会所“选择出来的”。
二、普通情境中，人多集团未必有力量
根据前文思路，我们可以推出，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法制的走向主要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由于利益集团之间权力、影响力的不同，某些集团在公共选择中的决定作用更大，道路的选择就会符合它的愿望。如在中石化、中石油等石化行业垄断集团与社会公众间，就汽油的定价机制多次发生口水战，但中石化、中石油这些垄断企业以难以比拟的影响力轻松获胜。
按照经典的民主定义，制度的选择应遵循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以投票制决定制度选择。因此，只要在个人之间存在潜在人，分散的个人便可组织起来，以期共同分享参与集体行动的果实。然而事情远非如此简单。如若严格依投票制，我们很难解释汽油定价机制的形成。汽油定价机制有两大利益阶层，一是垄断集团，二是汽油等石化产品需求方。即便把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等石化垄断集团全部相加，该垄断行业中的既得利益者人数也势必远远小于石化产品需求方人数。但为什么垄断行业却能在利益争夺战中获得定价主动权呢？
倘或中国社会上亿汽油消费者联合起来，尽管存在明显的、潜在的共同利益，却由于各种阻碍合作的因素存在，从而无法实现。这就是在公共选择理论中被称之为“集体行动难题”的现象[6]。奥尔森教授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的研究中表明，在公共选择过程中，在许多情况下，多数其实未必能够战胜少数。因为对集体产品最终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是集体中的个人，尽管从集体角度看集体产品是值得的，但从个人角度看未必值得；因为实现集体行动的方式是通过沟通谈判联合起来，但是沟通和谈判是需要耗费资源的，而且由于人与人之间对集体产品的评价总有差异，他们之间达成一致就有困难。而在人数较少的利益集团内部，其达成一致的资源耗费较少，达成一致的概率也相对较高。由此，奥尔森总结认为，“从集体产品中获得利益的个人或企业的数量越多，为集体利益而行动的个人或企业从这一行动中获得的收益越少。因此，在缺少选择性激励的情况下，当集团的规模增大时，从事集体运行的动力越小，从而大的集团比小的集团更缺少为共同利益而行动的能力。”
相对于生产者、企业主和富人，消费者、工人和穷人是多数。相对于既得利益者，弱势阶层者是多数。相对于以政府为代表的国家，社会是多数。然而，多数未必有力量。
三、特殊情境下，人多也可有力量
在弱势阶层这一个人数众多的利益群体内达成协议、组成联盟是需要时间的。集体人数越多，进行集体行动的动力越小，形成协议的概率越低。在人多集团内，实现联合不可能通过正常途径，必须等待某些特殊的情境出现。
或是具有卓越才能的和品质的领袖人物。如邓小平在社会各届群体对姓资姓社争论不休时，抛出白猫黑猫论及时定纷止争，促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又或是特殊事件发生。如三聚腈胺奶粉事件、苏丹红食品等有毒有害食品事件的频频发生，迫使社会各届重新审视食品安全的制度缺失，公民间形成了强大、一致的舆论压力，终结了行政执法各部门对食品安全责任的推搡和漠视，最终形成了《食品安全法》。
再或是新的联合形式和组织形式的出现。这就不得不谈到空前普及的网络传媒，其强大的渗透力、辐射力已渗入公民社会和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并发挥越来越重大的影响。网络改变了传统经济社会中信息不对称的情况，网络一方面将信息传递给散布于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社会阶层，引发社会阶层的广泛关注，另一方面又为公众参与讨论提供平台，这种深入广泛的讨论包括有博客、有论坛、有民意测验等不一而终，形式多样的讨论使不同利益偏好的公民有沟通和谈判的渠道，大幅降低了社会阶层这个大集团形成一致决策的成本，也相应提高了人多集团形成的决策的概率。而这种公开透明形成决策的方式在无形中提升了对人少集团的压力、影响力，市场经济资源配置和交换方式的处置或多或少地受制于公众意志和社会评价。网络的普及与运用，使人多集团的沟通与谈判获得了多种渠道和广泛的空间。
毫无疑问，相较于改革之初，随着各类公共危机事件不断出现，和网络平台社会的逐步成型等特殊情境的积累，中国公民社会现在具备了以较低成本形成决策的基本条件。当分散的个人发现组成利益集团并用集体行动来铲除市场进入障碍或降低市场进入成本更有利可图时，他们是不会放弃这种机会的。此刻，我们便不难想象，在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在公民阶层会产生新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虽说只关注自身利益，但其活动——如积极参与有助于市场化改革的法律制定，或发动舆论来促进市场进入成本的降低等——却在不知不觉中带来了一种“溢出效益”，即在使自己方便地进入市场的同时，也为其他潜在的竞争者创造了参与市场竞争的条件。由此，市场的进入壁垒开始松动了，阻碍市场导向式经济改革的官僚利益集团开始了松动，机会公平的步伐也开始迈出了。
温家宝在2009年年初在中央参事室成立60周年的座谈会上讲话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两大任务，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二是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这也是文章开篇所提的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在特殊情境出现的情况下，公民利益集团较易对新制度的形成施加影响，令其承载公民社会的偏好，体现更多的机会公平。这虽然会引致权贵者的愤怒和敌视，但却符合我国的社会结构，且此类制度的维护成本较低，无须加强监控和管制，多数人就可依此新制度而自觉行事。同时，由于新制度减小了阶层利益之间的差距，人们利益的边界或正当利益的边界趋于一致，对这种制度的保证和维护也就是对生产性努力的保证和维护[7]。因此，新制度是可以兼顾效率与公平的。
四、结论
本文从既得利益阶层与社会的对抗冲突出发，以公共选择和利益冲突为方法论，对在市场经济法制建设过程中的一些现象进行了解释，并希望能实现的市场经济改革战略问题来说，为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时机提供启发。
1.无论市场经济选择什么样的制度或变革道路，都不可能单单取决于国家统治集团的偏好，而是中国当代经济社会种种利益集团公共选择的结果，取决于各种利益集团的相对势力及合力。
2.近年来日益增多的公共事件和日趋成熟的网络平台，已经成为古今中外经济发展史中不可复制的特殊情境，这有利于公民社会形成一致决策，并将符合公民社会利益的公共决策辐射于我国市场经济法制之中，降低市场门槛，减少权力寻租，从而逐步形成更多保障机会公平的市场经济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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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艳阳
市场经济法制研究管理论文 篇3：
互联网思维下的国企企业家精神
从某种意义上，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两个词，可以认为是一个意思。我们提企业家精神，通常都是指民企的企业家精神，国企是否有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则莫衷一是。
张维迎先生30多年前的书《企业家》的观点“国家所有制下不能产生真正的企业家”，言之凿凿，迄今未变；学者型央企负责人林左鸣先生的新书《用企业家精神点亮时代引擎》中“士大夫操守，企业家精神”，其所体现的思想，亦言之成理，铿锵有力。
其实，所谓学术之争，90%都是概念之争。国企到底有没有企业家，有没有企业家精神？我们从经济学、管理学两个角度进行了梳理，明确国企领导者作为企业领导，应当具有企业家精神。同时结合“互联网+”，尤其是互联网思维背景下，对新时代的国企企业家精神作了解读。
经济学角度下的企业家精神
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提出的生产四要素是土地、劳动力、资本、企业家才能。企业家才能上升到精神层面，再加上企业家各种素质、人格，就是企业家精神。
在经济史上，主导经济体的权力最初属于土地所有者，逐步过渡到属于资本所有者即资本家，再过渡到属于经理人或曰企业家。这种权力的转移，主要视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和稀缺性而定。土地、劳动力、资本是初级要素，企业家对上述要素进行有效组织，经理人和企业家是高级要素，其重要性高于初级要素。而在现代市场经济里，企业管理的专业知识和企业家能力已然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最稀缺的生产要素。因此，企业权力转移到企业家手中是必然的和合理的，“企业家主权”时代应运而至。
如今，时代缺乏的不是资本家，缺乏的是企业家，或者是以精神为统领的智力资本家。我们看到当前满大街创投、风投、天使投资寻找项目，就会理解这种变化。这似乎可以解释刘强东的京东吸引了200多亿资本烧钱，虽然企业不赚钱，依然有人投资。资本被更强的智力资本绑架了。
“资本家”是财力资本的载体，“经理人”和“企业家”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一群人，是精神载体，也是智力载体，可以把“经理人”和“企业家”合并同类项，都可以认为是“企业家”，形成更宽泛的企业家概念。进而可以把“企业家”分成“创业型”企业家和“经理人”企业家。柳传志先生不同意张维迎先生提出的关于“企业家”只能是企业的创办人的定义，认为这样分类，连GE的杰克·韦
尔奇、沃尔森也都只能是经理人了，也是对这种分类的呼应。
由“企业家”概念，可以衍生出企业家精神资本、企业家人力资本、企业家组织（能力）资本、企业家社会资本，进而推导出企业成长的逻辑结构。如下图所示。
企业家精神资本是企业家精神的资本化，是企业家个人的价值取向、道德判断和意志力，以及由此产生的控制力和奉献力。需要体现为创新性、冒险性和进取性。
企业家能力资本，是企业家能力的资本化，是企业家个人的知识储备和能力经验，主要体现为战略力和管理力。
企业家社会资本是企业家人脉网络和社会关系的资本化，是企业家个人通过社会网络所获取的稀缺资源，如信任、信息、便利等，主要体现为政府关系、社会关系等。
企业家人力资本既是企业家身上的智力、知识、技能、经验、健康等因素，也是企业家能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结构性统一体。
企业的本质是财力资本、精神资本、智力资本的组合。企业发展的本质，是企业精神资本及其具体化形成的企业家智力资本（包括企业家精神资本为驱动、企业家人力资本为基础、企业家能力资本为支持、企业家社会资本为促进）的积累和扩张，是企业动态能力确立、适应和创新的过程。
据统计，1970年至今，标准普尔500公司市值账面值比显示，市场价值约为账面价值的2倍乃至最高到5倍。针对许多上市公司存在明显的账面价值与市场价值的差异，似乎不能用传统会计中的无形资产来解释；许多学者指出，差异应该是企业拥有的精神资本及其具体化的智力资本的价值。
资本不仅包括物化的有形资本，如货币、不动产、设备等，更重要的，是非物化的企业家精神资本，包括企业家人力资本、能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
企业家是企业价值增长的原动力。企业家将资本投资于企业，表面上看是进行企业运营和物质资本积累，其实质是在进行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积累与扩张，而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正是企业家资本，尤其是企业家人力资本投资于企业得到的回报。实际上，除了财务绩效以外，企业还有运作绩效和人员效能方面的产出，而这些精神资本及其具体化的智力资本的产出，没有反映在财务账面上。实际上，虽然智力资本会计是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但智力资本总体上说，主要还是在企业管理领域发挥作用。
人类社会正在向知识社会过渡，知识对经济增长贡献越来越大，而以知识为核心的智力资本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越来越重要。精神资本、智力资本有巨大价值，而它的价值，因为精神资本、智力资本的无形性，在很多情况下，被忽略掉了。我们这样通过对智力资本的转移与增值过程的描述，是想唤醒中国企业对信仰、情感、知识和技能为核心的精神资本、智力资本的充分重视。
我们接下来从管理学角度，对中西方企业家精神和智力资本做分析。
管理学视角下的企业家精神
管理本质是一种文化现象。一切管理都可以归结为文化管理，来源于文化管理，也最终朝着文化管理的方向发展。而人类文化管理最终体现为精神治理，或者说是心灵治理。
人类的管理精神是统一的，即理性精神、仁爱精神与信仰三大元精神的统一。之所以现在世界出现以西方管理思想为主的现象，是因为企业管理科学的历史很短。管理科学诞生的标志——泰罗制管理科学的历史也就100年。
从心理学角度看，东西方人的思维没有本质区别，但思维方式不同。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强调逻辑、实证的科学主义思维，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逻辑和实证思维，即理性思维模式占主导地位。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思维，则情性与灵性思维占主导地位。这种思维上的差别，影响了东西方的哲学体系，也对管理学及管理实践都产生了影响。
中国先秦时期，形成以儒、道两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哲学格局。道家讲“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儒家讲“仁者爱人，以人为本”，这两家的哲学思想，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管理实践，因此以灵性和情性思维为指导的管理一直在中国占主导地位。而自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理念的提出，使儒家以“仁爱”思想为基础，进而推演至国家，形成国家以“礼教”为核心的官方政治管理思想。再加之中国几千年以来，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没有达到现代工业生产的复杂程度，因此，在中国没有诞生科学管理，体现管理特点的主导管理模式是儒家为主的情性思维模式主导的伦理管理或者说是文化管理模式，其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政治领域。
西方管理思想初期，以新教伦理所包含的对教徒的要求的信仰精神是资本主义理性精神的来源，后理性思想转化为科学和法制思想。自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后，西方管理进一步受到科学主义思维的影响，强调逻辑和实证，背后的精神即理性精神，加上第一、二次工业革命都发生在西方，管理实践进一步催生了西方工业经济的发展。工业经济的大规模、复杂化生产需要科学的制度、程序和标准，由此百年前西方诞生了科学管理。后来，由于社会关系理论、行为学说的出现，产生出对人的重视，但其根本的东西没有改变。
自鸦片战争之后一百多年来，西方列强攻破“闭关锁国”的中国大门，加上“五四”运动引入“赛先生”，中西管理思想交流日益频繁。上世纪80年代之后，世界一体化、多极化的趋势加强，在此背景下，中国开始加速发展自己的工业经济。
在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过程中，我国不仅引进了西方的生产技术和设备，也引进了西方的科学管理。在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发展之初，科学管理对中国企业，以至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整体发展都产生了积极作用。正如对西方发达的经济和物质生活崇拜一样，我们对西方的科学管理也产生了崇拜。
然而，科学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又带来大量的弊端。科学管理下，显现出的制度对人性的控制、约束与压抑；企业跨国经营后，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冲突，让人们进而思考西方管理在中国的本土化、跨文化管理问题；工业经济发展带来的自然环境和伦理关系的破坏，也正在困扰着国人，并在威胁着整个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西方管理虽然强调的是程序、标准和制度的科学管理，但并不能否认西方管理中存在情性思维和价值判断，或者说是文化管理的内容。无论是从泰勒的精神革命思想、朗特里等人的管理哲学思想，还是企业文化领域的沙因等的企业文化理论中，总体上看，西方管理中存在大量的关于人、道德和责任、信仰等文化因素。
西方思维方式上的理性思维突出，其传统的管理是物本管理（知识管理），在价值取向上强调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金钱，知识就是财务。西方管理已经由物本管理（知识管理）向人本管理转变，开始重视和强调人在管理中的作用。而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文化，是价值观、道德观念、行为规范和精神追求，由于中西方关注的要点不同，西方仍缺乏系统的“关注人”、“关心人”、“以人为本”的管理学专著。如今，中国式管理登上历史舞台，正是对这种不足的补充。
在完成了对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的演变历程所做的回顾之后，我们不难看出，包括西方、东方的每种理论和实践都有所不同，但所有的理论和实践都是针对当时的具体环境得出的结论。长期以来，管理学家们一直困惑于对众多学派和潮流的评价，对这方面的研究多数停留于表面，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分析，归根到底，是缺乏对管理是追求效率这一本质的认识，没有能够在分析中得出关于管理理论的发展方向，整个管理界仍然处在管理丛里摸索。
管理理论不是凝固的、僵死的，在新的条件下，管理理论仍需不断发展、不断进步。随着时代的和社会的进步，旧的管理理论、方法和实践必然衰退和失效；而适应新时代、新文明的新的管理理论、方法和实践，必然涌现和兴起。管理上这种新陈代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管理理论的进步，将促进管理实践和社会的发展；而管理实践的不断发展，又推动管理理论、方法的不断发展、更新。
从企业家精神的角度来说，真正的企业家必然是能够把握人类历史上的三种元精神，即理性、仁爱、信仰精神的领导者，以自身饱满的精神状态，去提升组织中人的精神状态的人。从信仰精神的角度，韦伯立足于宗教社会学，从宗教的视角，提出宗教信仰精神产生了理性精神，形成了资本主义勃然而兴的发展状态。而传统中国人的信仰，按照德国鲍吾刚《中国人的幸福观》中梳理的系统，是偏重于大同社会信仰。本质上，此岸的信仰和彼岸的信仰，都是人类心灵深处对最美好事物的追求，可以认为这两种信仰系统是相通的。而中国式管理中的偏重于仁爱精神的追求，恰好是西方管理所欠缺的。因此，真正的优秀企业家，是能够对管理学脉络，既能从学理上分辨明晰，又能融会贯通，并能够超越创新、能在实际中应用的人。
“君子之于学也，入于耳，藏于心，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之后再逐步拓展，行之于家、行之于企，行之于天下。随着世界逐步进入信息社会，进而，按照人类发展的规律，最终人类将回归大同社会，进入到大道管理的时代。这时，就更需要企业家深度学习各种理论整合的管理思想，来指导未来的管理实践。而这，正是企业家精神的体现。
国企的企业家精神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国企，只是国企在国民经济结构中的比例存在差异，世界主要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国企占比相对较小，一般在10%以内，而中国比例较大。
中国与其他国家国企占比差异的由来，是历史的产物，也是文化的产物。由于历史文化等因素，不能完全用一个标准去衡量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国企和民企都不能偏废，体现了不同的价值。
从现实来看，中国国企企业家的个人发挥受到更多约束和限制，很难像民企那样释放出个人光彩。同时，国企企业家的认知度也受到行业制约，集中于制造、资源、能源等传统产业，主要体现为规模优势和资源优势，大多是工业品和品牌，而不是直接面对消费者的产品和品牌。
从深化国企改革的角度，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将有机会产生更多的企业家。另一方面，职业经理人制度，也能促进国企企业家阶层的产生。熊彼特认为：经理不能都有资格称为企业家，只有当他对经济环境做出创造或创新的反应，从而推动生产的增长时，才能被称为企业家。因此，国企企业家成功的关键是能否进行创造或创新。
从企业家精神的角度说，中国企业家的仁爱精神源于儒家思想，但这种爱是有差等性的。曾经的“手心手背”说法，就是这种差等性的体现。发展的关键，是突破这种有差等性的、低层面的仁爱精神，形成更高层面的无差等的仁爱精神乃至大爱精神。这意味着从政府管理层面，要在思维观念上发生巨大的变革，对许多传统价值观念进行重新评估。
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目前更多的，是要在新一轮国企改革中，如何有效落地的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
目前一些新理论，尚未在国企中引起广泛共鸣，如在企业的经营结果足以保障股东获得满意收益的状态下，企业经营者就能实际上获得企业的剩余收益权和剩余所有权。实际上，可以从资本方选择最佳的经营者，转变为经营者怎样选择资本。可以从如何使代理成本最小，转变为如何使资本方提供满意回报。可以从如何尽力使经营者或代理人努力工作，转变为经营者辞退不良股东。企业家可以以自己的精神资本乃至智力资本折股成经理期权和利润分享制度等。
国企变革的本质在于制度变革。而经济制度分为两类，一类叫作“攫取型”，让少数人攫取了多数人创造的财富；一类叫作“包容型”，让更多的人参与并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这让我们想起开发“褚橙”的褚时健，在国企经营中变成罪犯，出狱后成为受尊重的企业家，实际上是制度建设跟进不足所致。
我们不能说国企没有企业家，或者说国企没有企业家精神。我们可能缺乏的是形成更多国企企业家的制度。分类改革之后，切断国企领导从政之路及行政级别，使之走向市场，使他们成为纯粹的企业家，是制度建设的起点。
回顾我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历程，确实深深地体会到，推动经济的发展需要“企业家精神”。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缺乏“企业家精神”，因为那时候的企业并不独立自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企业的自主性不断提高，民营企业特别是创业型企业的迅速崛起，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又重新得以焕发，这也是我国“企业家精神”经历的一个历史过程。
从中国企业改革的角度来说，改革是个自下而上的试验、总结、推广的能动过程，“底层探索”和“非整体规划”是中国企业改革的两个标志性特征。在这个理论落后于实践的年代，或许，我们更多的应寄托于实践的发展。而这种实践的发展，更多的要体现为有时代精神的企业家，对传统的理念和做法进行哥白尼式的颠覆。
互联网思维下的国企企业家精神
对于当前中国经济的活力而言，没有比企业家阶层的崛起和企业家精神的张扬更重要的了，这种企业家精神的张扬，应该遍布于国企与民企。而对于这个阶层的兴起，最有力量的影响，莫过于互联网精神和互联网思维。中国企业家的精神资本乃至智力资本的提升，面临着网络化时代新的环境变化。
从企业创造价值的角度说，会形成价值观与价值创造的统一，有点类似于“知行合一”。在脑力和心力为主导的知识时代，团队创造的价值更高，其本质是全身心付出产生的超常价值。这种超常付出，只能是来源于对事业无限的热爱，是对企业价值观的高度认同。企业家的核心工作，就是激发和引导价值观一致的人，共同创造价值。生命从任何角度看，都是一种“浪费”。只有“浪费”在热爱的事业上，才不是浪费，因为观念里已经将“浪费”内化成一种价值，此时价值观与价值创造高度吻合。
互联网思维到底是什么呢？大家比较认同的解释是对市场、对用户、对产品、对企业价值链乃至价值网络的重新审视的思考方式。马云提到：互联网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不仅仅是一种产业，更是一种思想，是一种价值观。综合以上认识，互联网思维是一种哲学论，是对整个商业世界的看法产生了一种全新的认识。
互联网将是创造明天的外在动力。创造明天最重要的是改变思想，通过改变思想创造明天。其本质是商业回归人性，去中心化、平等、开放、协作、分享。互联网思维有可能带来国企企业家精神重构。
互联网改变的是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这必然要求一场革命性的运营变革。集合用互联网思维重构企业的运营模式，在国企应用总结如下。
1.网络化生态。就是对所有企业进行重构，把市场中的契约关系引入企业内的产权关系，使产权关系和企业关系融为一体，以此打造价值网络体系，明确各个企业在价值网络中的定位，据此确定企业发展模式。众筹模式就是这种网络化生态模式的代表。目前大多国企，还处在价值链的观念中不能自拔，需要在理念和行动上，都有所动作。
2.全球化整合。未来，企业经营采用开放式思维，跳出企业做企业，中心在外部。在操作上，要求企业运用创新精神整合全球范围内的思想资源、资金资源和业务资源，实行全球众智，资金全球众筹，业务全球众包。随着“一带一路”的展开，这种思维模式和运营模式显得尤为重要。
3.平台化运作。平台是快速配置资源的机构。例如，海尔每个员工都在创业，这好像是一棵树，很多树组成了森林，森林里面的树木有今天生的明天死的，但这个森林是生生不息的。可以把企业打造成一个由更多合作伙伴自由创业，提供更多用户自由分享的开放平台，此时，企业实现了由单生命体到多生命体的转型。
4.员工化用户。是指将把客户变成公司的准员工，他们不是公司的在册员工，而是在线员工，属于为企业服务的社会资源。但为所用，不为所有，是一种整合社会资本的模式和能力。
5.自组织管理。企业将越来越向“去中心化”管理方向发展。大量问题在中层乃至基层就解决掉了，高层就可以无为而治了。价值网络体系就是自组织经营体，成员之间，基于模块化运行的架构，既高度分工又高度合作，即自转又他转。
6.无边界发展。企业无边界发展，是指企业借助互联网技术和利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从破界、跨界到无边界的突破，一般体现在经营管理和操作三个层面。
互联网思维不是技术思维，不是营销思维，也不是电商思维，而是一种系统性的商业思维；而且不只适用于互联网企业，而是适用于所有企业，不光是民企和外企，也包括国企。从产品到体验，从客户到用户，从营销到传播，从管理到协同，以及大量免费业务的出现，商业世界的逻辑因互联网而发生巨大的变化，起决定作用的是消费者的变化，用户成为商业世界的中心。从以生产者为中心到以用户为中心，其实是一场回归，回到以人为本的商业本质。
当前，全球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着深刻的转型，新一轮的科技变革与产业创新正在孕育，世界正处在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前夜。具有广泛影响意义的技术进步，颠覆了很多传统行业的格局，如3D打印技术、互联网技术等，而部分基础产业技术进步则给相关产业带来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对国有企业在促进经济复苏，推动结构调整，引导科技变革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也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机遇。
只有那些能够勇于接受挑战的企业和企业家，才能获得互联网化和全球化带来的巨大机遇，才能成为胜利者。
国企的企业家们，准备好了吗？
作者：邵洪波 孙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