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我国水资源工业发展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摘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正在渐进地突破行政区框架，而逐步走向经济区运行。区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缩影，搞好国民经济，维持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增长，紧追经济全球化步伐，都需中央及各级政府规划好区域经济格局，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下，做好区域经济布局的战略部署。
我国水资源工业发展论文 篇1：
经济新常态下的城乡一体化发展
【摘要】当前，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面临着城乡之间发展差距较大且呈现固化甚至是日益扩大趋势、城镇化质量不高引致的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农村自身发展能力欠缺制约着城乡一体化深入等主要问题。新常态下，一些传统大宗产品的去产能会对农民工就业以及增收带来不利影响，而互联网等新兴业态有助于促进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政策上，应把城乡分异的户籍制度创新改革作为启动点、城乡之间建立平等要素交换关系作为关键点、实行区域差别化而非一刀切城乡政策作为支撑点、互联网与三农有机结合作为当前突破点。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新常态户籍制度差别化
由于历史上我国采取的工业优先、城市优先发展战略导向以及一系列城乡制度和政策分异的制度安排，使我国形成了独特的城乡二元结构体系，城乡发展不失衡问题比较突出。过去一段时期，“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曾被很多人用来形容我国城乡关系的不平衡、不合理。城乡发展失衡问题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也严重影响了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和共同富裕的庄严承诺。当前，我国面临着经济增速放缓以及更多依靠创新驱动的经济新常态背景，而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不仅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也是我国城镇快速发展过程中实现新型城镇化以及城乡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
现阶段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主要问题
城乡之间发展差距较大且呈现固化甚至是日益扩大态势。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支持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积极发展小城镇等各种举措来促进农村的发展，但是，不可否认，我国城乡发展差距仍然较大，仅以城乡之间收入水平为例，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差距已经从1985年的1.86倍扩大到2008年的3.31倍。而如果考虑到城市居民“独享”的制度福利，则两者之间的差距会更大，王小鲁曾做过计算：“按城镇居民家庭10%分组，2008年我国城镇最高收入家庭与最低收入家庭的实际人均收入分别是5350元和13.9万元，差距是26倍，远超过按照统计局公布的9倍”，即使以中国政府公布的基尼系数为衡量标准，200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91，之后有所下降，但2012年依然达到了0.474，仍处于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我国城乡结构失调问题已经愈发严重。201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89倍，两者之间绝对数据已经达到了20423元。
如果从包括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服务的更广泛意义而言，中国城乡之间的社会公共服务等差距也依然明显，甚至更为巨大。全国的医疗资源近80%在城市，只有20%在农村。城镇居民每千人拥有的卫生技术人员数和床位数从2007年的6.44人和4.9张增加到2014年的9.7人和7.84张，而农村居民每千人所拥有的卫生技术人员和床位数却始终不及城镇居民的1/2。绝大多数的医疗卫生领域的高新技术、先进设备和优秀人才更是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另外，虽然我国实施了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制度、并在完善城乡公共卫生管理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是由于制度缺陷，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医疗负担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医疗保健占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现金消费支出占比逐年递减，从2007年的6.99%下降到2014年的6.22%，而医疗保健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现金消费支出中占比则呈现日益增大的趋势，从2007年的6.52%增加到2014年的9.16%。
城乡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以及农村地区社会公共服务的滞后使得城市更像是抽水机，源源不断地把农村优质生产要素抽取到城市，而较少返还。这种要素单向流动也使得城乡之间发展差距呈现固化甚至是日益扩大趋势。
不充分的城镇化引致的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日益凸显。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也快速提升，从1978年的17.9%上升到2012年的51.97%，2014年进一步增加到54.77%。按照城镇化的发展规律，中国未来仍然处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虽然从统计标准上看，我国的城镇化人口已经超过50%，但其中包括了近1.5亿的在城市工作半年以上、户籍在农村的农民工以及随迁人口，按照现行政策，这些人口无法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名义上被“化”为城镇人口，但却没有实现“化”所应该体现的“性质和状态”的转变。由于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以及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这些半城镇人口虽然人在城市中，但依然不能有效地融入所在城市，形成了新的二元结构。同时大量青壮年和较高素质劳动力的进“城”也使得广大偏远落后地区的发展更加艰难，同时农村数量庞大的留守儿童和老人（目前农村有5000万留守儿童和4000万留守老人）发生的各种教育、心理、安全等问题日益显现。
此外，由于我国权力自上而下分布的体制特征，使得我国医疗、教育、卫生、项目批复、资金划拨及行政等权力资源过分集中在大城市，这也导致我国一些（特）大城市人口越来越多，而一些位于边缘的中小城镇的人口和产业空心化问题凸显，形成了我国城市规模大城市太大，小城市太小的病态分布。以首都为例，北京2011年的常住人口即突破2000万人，远远超过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到2020年常住人口控制在1800万人的目标，而北京年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只有100多立方米，属于极度缺水城市之一，且北京目前100%的石油和天然气、95%的煤炭、64%的电力、60%的成品油都要从外部调入，城市的自我修复和调节能力异常脆弱，任何资源突发事件都可能对这个城市的正常运转带来严重影响。此外，由于要素的单向流动，特别是较高质素人口的自下而上流动使得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一些较为落后的农村地区的小城镇的人口规模和市场规模均无法达到规模收益递增的集聚阶段，人口和产业空心化问题日益显现，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这些地区的发展，更为致命的是使得这些地区逐渐失去了自生能力，甚至对处于“上面”的国家和省市等各种资源支持形成了严重的路径依赖，这对我国城乡一体化和区域协调发展以及城镇化的顺利推进产生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农村自身发展能力欠缺制约着城乡一体化深入。当前中国快速城镇化的重要路径就是通过城镇相关产业的发展来吸纳和转移大量农村人口进城，相对于城镇带动而言，我国农村自身发展能力滞后，中国三农问题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也内在制约着农村的自身发展。
就当前中国农业而言，由于我国农业人口众多，人均占用农地较少，在目前全国大多数地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仍然是农业生产的主要经营形式背景下，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形式和一家一户的分散式经营制度使得农业规模经济的特征难以有效发挥，农业比较效益低的特征难以在短期内改变。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背景下，中国日益融入全球化竞争格局中，而在与发达国家农业规模经济竞争下，中国农业缺乏核心竞争力。虽然短期内一些农地大户通过土地流转、家庭农场等方式使用先进技术和机械进行规模化种植，但在相关土地制度和政策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我国农业生产效率较低的态势很难在短时期得以明显改变。
由于农村和城镇就业收益上的巨大差异，除了一些发达大城市的城郊结合部，大部分农村人口特别是中青年农民都会选择去城镇打工，去获得更大的收益。通常而言，这些农民工总体文化程度不高、也缺乏必要的职业技能，造成职业选择和就业空间狭小且容易受到冲击，其中大多数农民工主要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中从事对生产技能要求不高的生产性劳动，尤其是普通制造业、房地产业以及餐饮等普通生活性服务业。在当前城市制度以及房屋价格高企背景下，农民工无法真正融入城市，而他们特别是一些二代农民工由于出生后就一直在城市成长，也无法回到农村，即使城市的落户政策障碍去除，想要真正成为城市的一份子也绝非易事。
由于成本和（潜在）收益比在城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各种生产要素特别是优质生产因素如高质素的流动人口通常形成了农村一镇一县一市一省会一超大城市的单向流动而非双向互动，在循环累积因果作用下，大部分农村自身发展能力严重欠缺，严重制约着城镇化的顺利推进。
中国经济新常态及对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影响
近些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态势明显趋缓，2014年我国GDP增长率仅为7.4%，尽管有一些学者认为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潜力非常巨大，高速增长不可能就此结束，但大多数经济学家共识是我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不同以往的“新常态”，这是我国面临的内外部因素综合在一起的客观反映。
2008年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打乱了我们原有的增长模式并使之难以恢复和继续维系，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从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看，我国出口三大主要对象国一一欧盟、美国和日本自身都面临着严重的问题，经济发展速度和前景均不乐观，对我国产品出口的需求带来了较大的不利影响。为了降低失业率和重新提振本国经济，上述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纷纷向实体经济回归，美国的“出口倍增计划”、欧洲的“再工业化”、日本的“未来开拓战略”等纷纷出台，同时由于各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也纷纷抬头，国际贸易摩擦进入高发期，另一方面，墨西哥、印度等新兴发展中国家以及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利用比中国更低廉的成本优势，生产与中国相同和类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向欧美等国家出口，也对中国的出口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其次从中国的内部环境看，我国产品最大的优势是成本优势。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对劳动力、对环境、土地以及自然资源的“透支”，资源要素价格长期偏低，资源浪费、过量开采、环境恶化等越发明显，资源成本外部化趋势难以维持。而随着适龄劳动力人口的减少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也逐渐增加，仅在2010年，中国就有27个省市区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日益减弱。2013年中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51483元，按平均货币工资指数计算，比2000年增加了4.5倍，按实际平均工资指数计算，比2000年增加了3.4倍。中国制造业实际成本已经几乎赶上发达国家。
而实际上，自2010年第二季度开始，至2014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已经连续16个季度增速回落。习近平总书记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阐述了关于“新常态”几个主要特征：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并作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转型的重大创新举措，包括“三去一降一补”（即钢铁等产业的去产能、房地产业的去库存、金融业的去杠杆、降低企业成本、补短板）的供给侧改革对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带来重要影响。
钢铁、煤炭、水泥等大宗产品行业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下，普遍面临着产能过剩的局面。而这些产业主要集中在资源密集型省份如内蒙、山西和东北等地区。而这些省份也恰恰是当前经济发展较为困难的省份，2015年辽宁、山西和黑龙江的GDP增长率仅为3.0%、3.1%和5.7%，为全国倒数前三位。据统计，仅钢铁和煤炭两个行业的去产能问题就将涉及180万职工的分流安置，而在钢铁和煤炭中就业人员很大一部分来自农村地区。另外，除了一些原材料的大宗工业品面临去产能外，农产品特别是玉米也面临着严重的去产能压力。据统计，2015年全国玉米产量高达4492亿斤，而当年消费量仅为3585亿斤。国家实行玉米收储政策也使得玉米收储压力愈发凸显。国家因此实行了“市场化收购+补贴”的新机制。而作为玉米主产地的东北三省农民也面临着较大的增收压力。此外，作为吸纳农民工较多的房地产业近期也陷入了去库存压力之中。特别是在一些三四线城市，由于缺乏产业支撑以及必要的社会公共服务配套，一些中西部地区的新兴区域建设了大量楼盘但因无人购买而逐渐陷入空城。据统计，2015年前11个月国内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同比增长仅为1.3%，增速下降10.6个百分点，增速连续22个月下滑。虽然国家近期相继出台了降首付、降利率、减契税等去库存政策，但更多则是一二线城市房地产的复苏以及快速去库存，广大二三线城市去库存依然压力巨大。这些传统过剩产业（许多都是吸纳农民工较多的产业）的调整无疑会对我国农民工就业以及增收带来不利影响。
而作为新常态下新旧产业发展动能的一个转换，中国庞大的网民数量以及较为发达的信息基础设施在包括风险投资在内的各种资本的巨量投入下，使得互联网及相关产业在内的新兴业态在中国取得了迅速的发展。“互联网+”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中国的生活性服务业以及传统零售批发等产业，这些包括020在内的一些新兴业态的产业对于“最后一公里”问题的聚焦也使其吸纳了大量知识专业技能不高但勤奋努力的普通农民工。仅以快递行业为例，国内领先的快递企业顺丰速运就雇佣了超过30万员工，且其中绝大部分是来自于农村，与2014年我国外出农民工2864元的平均月收入比起来，大城市中相当一部分快递员的月收入都超过了这个平均线。在吸纳大量农民工就业的同时，由于资金和技术门槛不高、市场容量较大、可持续性较好等原因，快递行业甚至也成为农民工在城市创业的一个较好平台。而这样的新兴产业或是新兴业态如果在国家补齐相关的制度短板无疑有助于促进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
新常态下促进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户籍制度创新改革作为启动点。由于历史和体制原因，我国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农村和农民利益为代价来进行的，我国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存在着的不平等交换关系，再加上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的不均衡分布，导致了我国各种生产要素形成单向向上流动，导致了大城市太大和小城市太小的弊病，我国的城乡一体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低土地成本、低劳动力成本以及各种低社会保障成本来进行的，而中国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的变化使得这种只牺牲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利益而进行的城乡一体化愈发难以持续。当前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户籍并不仅仅仅是一纸户口凭证，而在于其所附加的各项福利制度以及不同性质的土地制度）和城市土地国家所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城乡二元土地制度进一步加大而不是缩小了城乡之间本已不小的发展差距，也成了阻碍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制度障碍和最大的“短板”。
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更是提出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许多专家学者呼吁要打破甚至完全放开户籍管理制度来加快半城镇人口的市民化进程。在当前条件下，贸然放开户籍制度，不但可能加剧中国庞大数量人口流动的无序性，出现拉美国家城市中的“贫民窟”现象，甚至还可能引发农民工市民化与原有城镇居民的严重利益冲突，产生新的二元结构和更激烈的社会问题。其实，户籍制度本身并不是关键，更为重要的是户口背后隐藏的社会福利以及为户口提供公共服务所需要的巨大投资的分担。据统计，目前一个半城镇化的农村人口变成完全的城市市民，大概需要10万元以上，而在北京需要50万元以上。目前，这些投资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以我国地方财政收入最高的城市上海为例，2012年全年地方财政3743亿元，而其半城镇化人口为960万，就算不负担任何其他支出项目和户籍人口，地方财政均摊到每个半城镇人口仅为3.9万元，与市民化过程需要的巨大投资相比只是杯水车薪。在当前制度背景下，单纯放开所谓的户籍制度可能并不现实，对现存的“户籍”制度不应采取激进的“一刀切”的取消政策，而应采取渐进式、分阶段、分地区的进行。
此外，相对于通常农民工迁出地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高涨而言，理性的农民工人口赶入地地方政府没有积极性、没有动力也更不情愿放开户籍樊篱来使本地相关社会福利向外来流动人口倾斜。因此应改变之前的地方政府完全负担农民工进城的成本，通过减轻地方政府压力或增加地方政府动力实行农民工进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农民工三方共同分担进城成本。
在减轻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上，可以加大财政转移支付以及中央基建投资等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补偿力度，并将其与吸纳的进城农民工数量联动的方式进行调整，以适当减轻人口输入地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此外，当前各个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管理日趋严格甚至变成了日益稀缺的优质资产（城市产业发展越好，对建设用地需求越大。相应的土地指标也越紧缺）。中央政府可以尝试采取吸纳外来人口数量与其建设用地新增指标挂钩的方式来增强地方政府吸纳农民工的动力。当然，这些希望获得城市户籍的农民工也必须是符合一定的限制条件，但在“人、钱、地互相挂钩”的制度设计下，限制条件无疑比之前各个城市设定的入籍条件要宽松许多，因此也容易许多，也能够吸引更多城镇外来务工人员平稳有序地转为户籍人口。
城乡之间建立平等要素交换关系作为关键点。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城市和农村之间，无论是资源还是能力等方面，城乡之间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而城乡之间不平等的要素关系更进一步助推了城乡之间的差距。比如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上，目前各级地方政府通常通过廉价征用农民土地，然后通过市场运作，高比例获得土地增值收益，以此筹措城镇化建设资金，这种方式带来了诸多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如强拆问题）。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使得政府有条件和有能力，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征地制度改革，同时大幅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这不但可以有效限制地方政府粗放的土地经营方式，同时也可以快速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使得农民可以更好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同时，应尝试进行农村宅基地和农民住房流转和抵押试点，赋予农民应该享受的金融权利，以保护和实现农民对宅基地和农民住宅的应有权益。
另外，城镇化不是把农村人口迁移出来，集中在城镇居住的过程，城镇化实质应该是无论居住在城市还是农村，人们都应该能够享受基本类似的生活水平和公共服务。因此在城镇化过程中，一定要处理好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而不能通过牺牲农村来达到推进城镇化的目的，政府应该促进生产要素在和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合理流动和均衡配置，以政府先期投资为引导，同时广泛吸纳社会投资，加快农村基础设施，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使得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保持在合理水平范围内，从而有效引导要素资源在城乡之间双向互动。
实行区域差别化而非一刀切城乡政策作为支撑点。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要充分考虑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之间特别是农村之间发展差异较大的现实。农村中既包括一些充分利用城市的外溢效应而获得快速发展，相对比较富裕和发达的大城市城郊结合部，也有一些出“撤村并居”、农民“集中居住”下的新型农村社区，还有一些因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全向城镇转移而只留下老年和少年而引致的“空心村”。因此在相关具体政策上，国家应该考虑各个地区的发展实际，实行针对性的而不是大一统的政策。
对于比较发达的城郊结合部地区而言，未来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点应放在提升城镇化的质量方面。避免城市“摊大饼”式的蔓延；加大财政投入积极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使其能够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政府也应通过合理引导资源流向超大城市周围的中小城市，减轻特大城市人口压力，避免单个城市过度膨胀而导致城市病，通过大中小搭配合理的城市群建设来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而在具体产业配套政策上，为了管理方便，也常常出现先发达地区得病，后发展地区也一同吃药的困扰。特别是对于一些欠发达地区产业发展所必须的配套政策上，如土地政策和环境政策等。但当前无差异的一刀切政策对于处于不同工业化和城市化地区农村而言影响是显著的，只会进一步增强发达地区农村的优势，抑制欠发达地区农村的自生发展能力。因此要实现城乡之间一体化发展，就要求我们在地区实行针对性的差别化的产业和配套政策而不应该实“一刀切”的一体化政策。
此外，我国的公共资源配置通常是根据行政等级而非经济发展等现实情况来确定的，在东部一些沿海发达省份农村，两者之间不匹配问题已经日益凸显，因此应适时适度调整农村规划和管理幅度，赋予与其经济规模和居住人口相适应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增强配套政策的适应性和针对性。
互联网与三农有机结合作为当前突破点。由于城乡之间发展能力的不均衡与相关制度不平等，使得我国城镇化发展之路更多是通过城镇的快速发展来吸纳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更多体现是城镇对农村的拉力。而农村自生发展的推力则相对滞后。然而这样的问题因为互联网等新经济和新动能的引入而发生了改变，互联网与三农的有机结合可以使得在激活我国农村经济的同时，也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从而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建设。
首先在贸易领域，我国绝大部分农村居民往往通过定期的集市或小型农贸市场来出售农副产品和购买生产、生活资料。由于基础设施落后、市场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农副产品的交易范围十分有限，而农民购买的工业制成品往往价高质劣，假种子、假农药、假化肥所在多有，而且消费权益难以获得保障。分割而狭小的市场限制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和消费质量的提高。而互联网的引入不但使农民与城里人享受同样的消费服务，而且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城乡之间的公平。此外，农民可以借助电子商务把养在深山人不知的优质农副产品推向全国乃至全球市场，减少中间环节的加价，增加收入。此外，城市居民对安全优质的农副产品有着巨大需求，而国内许多名优土特产品由于缺乏营销推广，却找不到销路。互联网牵手传统农业，不仅可以减少城乡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缩短中间环节，节约交易成本，还能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城乡之间的双赢。
其次是农村金融领域，虽然国家相继出台了多项鼓励金融企业深耕农村的政策措施，但由于成本收益之间的不匹配性，而实际进展并不大。农村地区的“金融短板”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大挑战。而互联网金融利用越来越普及的互联网技术，能够跨地区、跨时域运营。不仅提供存取款、支付、理财等传统金融服务，而且具有收费低、效率高、操作简便等优势。因此弥补了农村地区金融滞后的最大短板。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应用在重塑农业产业链，推动精准农业、智慧农业等农业现代化发展中都会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注释
①相对而言，地方政府可能更关心一个区域的GDPTZ其增长情况，而作为普通居民，可能更关心其收入水平而非单纯经济发展状况。一个区域经济高增长只是工具和手段，而非最终目的，因此我们更关心城乡之间收入水平而非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情况。
②根据国外发达国家城市化经验，一般城市化率达到75%左右就进入了成熟阶段，所以即使以近些年来中国发展迅速的城市化率年增长率1.3%计算，中国完成城镇化依然还要经历最少15年的时间。
③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甚至认为中国仍有较强的持续经济增长潜力，中国经济从2008年开始再有20年年均8%的增长并非不可能。
④依据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的制度下，按照谁污染谁承担的原则，本来应该由企业承担的环境污染或破坏成本巧妙地被“社会化”或“外部化”。因此企业相对于承担了环境成本的竞争对手而言。增加了成本优势。
⑤国家领导人也越来越强调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如长江经济发展带的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以及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
⑥中国近些年逐渐放开的二胎政策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当前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
⑦李建民：《中国的人口新常态与经济新常态》，《人口研究》，2015年第1期。
⑧据波士顿咨询公司2013年的研究报告，当时在美国制造商品的平均成本只比在中国高5%。2015年，在美国低成本地区生产已经变得和在中国生产一样经济划算。更令人震惊的是，到2018年，美国制造的成本甚至将比中国便宜2～3%。
⑨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0日。
⑩在当前制度背景下，由于农民的个人承包地在产权性质上属于集体所有，因此无法把土地抵押给银行获得贷款。而当前，房地产相关的财产甚至已经成为了城市人最重要的财产。这种由于制度设计而导致的城乡同一要素收益不匹配和不平等问题无疑加重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难度。
作者：安虎森 薄文广
我国水资源工业发展论文 篇2：
高质量发展视角下区域经济优化布局研究
摘 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正在渐进地突破行政区框架，而逐步走向经济区运行。区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缩影，搞好国民经济，维持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增长，紧追经济全球化步伐，都需中央及各级政府规划好区域经济格局，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下，做好区域经济布局的战略部署。面对新发展理念、新经济发展模式、新经济格局，区域经济布局发展依然呈现出不少复杂问题，不利于区域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鉴于当前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地位的日益提升，国家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等多方因素的迫切需求，更应把握时代机遇，分析当前区域经济布局的困境及突出问题，根据新的变化做出相应调整，积极更新改进区域经济优化布局实施方案，浅谈可行的优化措施，以期为区域经济优化布局及发展做出有益贡献。
关键词：区域经济;高质量;演变路径;协调发展;优势互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区域经济发展也实现了较高速率增长。经过多年的经济积累及资源投入，中国的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迈向高质量增长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演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这些显著变化，都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发展及区域经济布局也需做出相应改变及创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经济发展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需求下，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已成为新时期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完善区域政策和空间布局，发挥各地比较优势的顶层战略部署。区域经济优化布局的关键在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认可新时期经济发展的新要求，充分考虑不同区域的发展差异及有利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布局、协调发展、科学配置的新路子，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态系统，由此在新常态下提出一些新的理论观点及建议，以期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一、区域经济发展及布局的历史演变路径
我国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现代化建设征程的历史转折点，国民经济稳步发展，社会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关键时期，提出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不仅是“十四五”规划的战略任务，更是“十四五”时期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路径。重提区域经济布局，展望区域经济未来发展，都离不开对过去、对历史的追溯与复盘，才能更好优化更新改进区域经济布局规划，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改革开放前实施均衡区域经济发展策略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经济发展落后，相对于国际上发达国家及部分发展中国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各方面均存在较大差距。面临人口基数大，农村人数占比重，地域辽阔，贫困地区众多等不利条件，为促进整体经济的恢复发展及生产力布局极不平衡的弊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内地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均衡布局理论，尽力追赶沿海工业经济发展速度，促进内地工业发展的提速，从而实现内地与沿海地区工业均衡发展布局。直到改革开放前夕，以内地工业发展为核心的生产力均衡布局一直在指导着中国经济建设，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区域经济获得长足发展的初级阶段，是区域经济布局的萌芽时期，对中国当时经济影响力无疑是巨大的，同时也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内地与沿海经济的差异[2]。但相应的这种重内地区域经济布局，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沿海经济的发展速度，加剧了工业布局的分散化，忽视了市场经济资源配置作用，夸大了政府对经济的调控，经济走势开始逐渐弊大于利，影响中国经济后续发展。
（二）改革开放后实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布局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的下降及传统政策影响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区域经济发展布局也越发凸显不利。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要求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体制，对经济体制及区域经济布局进行了全方位改革，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大发展时期，此时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由以往均衡发展生产力转向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非均衡发展思想，布局也开始由内地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主张利用沿海地区在经济基础、交通运输条件、生产力水平、人力资源等方面的显著优势，首先发展沿海区域经济，再带着内地及其他地区经济，从而实现共同富裕[3]。这种不均衡发展布局，强调经济发展应由不平衡到平衡，具体表现为显著的行政区经济特色，各省市的区域经济布局、生产力发展、生态建设、人文思想都受制于行政区界限，并逐渐演变为东、中、西三大区域发展格局，呈现出东部经济发展迅速，中西部地区发展明显落后，其他贫困地区发展乏力的不均衡现象。
（三）新时期形成经济圈、都市圈为主的区域经济协调布局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又迎来了新的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向新的发展阶段并逐步由市场主导资源配置，投融资、外贸交易机制的深入改革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来临，都在很大程度上冲击着以行政区经济为主要特征的区域经济格局。行政区經济这种具有过渡性质的区域经济类型已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初期的历史使命。面对新的发展趋势及市场经济体制走向成熟阶段的局面，国家提出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念，政府经济职能开始由直接管制向间接调控转变，市场经济各要素的流动性开始大幅增强，并构建了七个跨省市区的“七大经济区”战略，围绕优势地区和优势产业建立一个结构紧密、相互协调的区域产业体系。国家不断完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念，相继形成了东中西及东北四大经济板块、八大综合经济区以及环渤海都市圈、长三角都市圈、珠三角都市圈等[4]。进入21世纪，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不断深化，各个经济区出现融合发展、优势互补的趋势，都市圈也开始出现扩张趋势，区域经济布局走向区域经济合作及一体化发展新阶段。
二、高质量发展视角下区域经济发展布局的问题呈现
面对国际及国内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及新情况的出现，区域经济布局应紧跟时代发展变化，及时作出相应调整。但是，国家经济经过多年的高速增长，导致区域经济发展在快速前行中也出现不少诸如资源配置、区域协调、系统管理、民生建设等方面问题及困境，从长远发展来看，严重影响国家经济走势及区域经济优化建设。因此，有必要结合未来发展需要及中国经济结构布局，深入分析及研究面临的一系列约束因素及问题。
（一）“行政区经济”问题引发区域经济发展碎片化
中国经济体量大，人口分布范围广，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不得不考量这些现实因素，也造就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模式，不是直接通过市场直接将权力让渡给企业、个人及社会组织，而是通过地方政府的区域化范畴规划、授权等实现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给，这种特殊准市场主体给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但同时也引发了“行政区经济”问题，这种在行政区内构筑自我封闭、自我配套的经济结构体系造成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在市场上占据强烈的显性地位，形成各自为政、资源割裂、抢占市场、流动性差的格局，行政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小于行政区内部的经济联系，不仅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产生阻碍作用，还间接影响市场中不同生产要素之间的调配合作等，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碎片化、孤立化”现象愈发严重，资源浪费、生态环境系统性循环成效差等问题日益突出。
（二）产业发展与能源分布对称度失衡问题日益凸显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全国工业化布局由集中走向分散，由区域集聚走向不同区域逐渐根据优势发展适宜工业，全国工业分布出现百花齐放的朝阳态势，对未来工业布局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工业层面的产业布局却出现了与能源生态分布的脱节，就目前的认知及现状而言，中国多数能源和矿产多分布在中西部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制造加工业等却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造成工业生产与能源、原材料产地脱节，开采、加工与生产断裂[5]。在拥有资源丰厚的地区工业体系反而走向衰落;在产业分布集聚的东部地区虽具有极强的技术设备及人力生源，却无法匹配到丰厚的自然资源，造成资源分布与产业发展对称度失衡的现象，导致整体经济效益、价值效率无法实现最优化配比。同时增加了交通运输压力及其他风险，使产业发展成本成倍增加，区域价值创造及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日益凸显。
（三）老少边穷等特殊区域及乡村经济发展依旧滞后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特殊类型地区振兴发展成为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纳入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的工作框架[6]。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能通过局部经济增长实现持续性的发展，还需在增长中找到区域协同统筹发展的路径。中国因自然环境、历史遗留问题以及社会经济基础等各类因素的影响，导致我国形成了包括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境地区、贫困山区等许多特殊区域。这些特殊区域的自然生态环境脆弱、资源开发能力低下、人才储备不足等情况依然突出，同时区域之间在空间上往往交错叠加，经济协调整合发展难度大。在“十四五”时期，这些欠发达区域面临的政治、经济、生态环境、资源协调等问题依旧十分突出，依然是区域协调发展、优势互补战略中的解决“难点”。同时，这些区域涵盖占比较重的乡村村落，集中连片贫困的问题依旧突出，脱贫攻坚任务艰巨。
（四）南北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分化现象日益严重
经过国家及市场经济各生产要素的市场配置，东西部差距在逐渐减小，西部区域经济发展有所提速，但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新现象。相比较东西部差距，由于中国工业化进程过早停滞甚至衰退，南北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分化现象却日趋明显。从近些年的发展态势来看，整体呈现出北方地区除北京及周边区域外，东北、西北、华北区域经济发展降速，相比而言，中南、西南、东南沿海省份发展势头较好，长三角、珠三角、以成都为中心的西南地带经济发展成效显著，成功实现了转型升级，以科技为引领由中低端产业向中高端升級，同时人才流入也持续呈现增高态势，创新动力较充足、新经济模式快速增长。以湖北省十堰市为例，作为相对规模较小的南方城市，近年来生态文明建设、旅游产业发展、综合实力等都实现较高进步，生态经济转型升级获得较大成功。而北方城市，尤其是东北及华北等省份区域经济发展增速明显下降，与东部地区经济差异相比呈现出扩大趋势。南北经济差异分化的加速，既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落地实施，也加剧了南北方区域格局的大变革。
（五）东中西区域发展相对提速，东北区域经济发展降速
2019年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文章《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其中专门提到东北作为老工业基地，在全国的军事地位非常重要，要提振东北经济，助力东北全方位振兴。从文章及近年东北发展趋势及经济转型的效率来看，东北地区相对于东中西其他区域经济而言，出现了创新能力不足、工业发展停滞、其他产业发展延缓、生态环境及资源破坏严重等问题，区域经济发展普遍落后于其他省份。新中国成立以来，东北区域作为工业发展集聚地，多数为重工业、农业等产业集聚，区域内产业同质化较高，常年的资源过度利用，造成大气、土壤、水资源污染浪费严重，生态环境压力巨大。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大力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政策的相对倾斜也促使东部地区成为技术能力先进、人才资源集聚的区域，吸引劳动力及科技企业的入驻，从侧面导致计划经济体制下传统的工业生产模式无法再适应市场日新月异的需求变化，东北区域经济发展开始明显走下坡路[7]。此外，21世纪初，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战略决策，也促使东中西三大板块区域经济实现了一定程度发展，更凸显出东北经济滞后状态。
（六）城市群都市圈发展不平衡，城乡一体化进程受阻碍
随着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的加速以及现代城市化发展理念的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逐渐形成了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诸多城市群，城市群已经成为经济发展最具活力和最具潜力的区域，未来我国将形成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经济发展新趋势。但是，结合现实情况来看，作为我国城镇化主体形态的城市群内部却面临各自为政、重复建设、过度集聚、大而散、“城市病”等诸多难题，城市群都市圈之间也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例如东部沿海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经济群、以广东为中心的珠三角城市圈始终保持龙头发展态势，形成中国经济核心区域，而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城市群尚处于发育期或还未成型。此外，城乡一体化发展也差强人意，出现了“强城弱乡”的现象，乡村被大量闲置甚至形成“空心村”，劳动力大量向城镇涌入，村落衰败，进一步加重了乡村地区的功能退化和空间萎缩。从区域经济长远发展及全国城乡一体化、美丽乡村建设而言，这些问题的出现都不利于区域协调优势互补的高质量经济发展。
三、高质量发展视角下区域经济优化布局创新思考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布局事关国家经济可持续、高速增长，是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中枢力量，更是打造经济繁荣圈的基础支撑。“十四五”期间，更应把握国家政策及发展机遇，充分认识协调发展区域经济的重要性及需求度，针对出现的系统性、复杂性问题进行宏观及微观分析，并在问题基础上，积极探索更加有效地的区域联动、协调发展的创新体制及机制，从政策、产业结构、经济布局、交通联动等多环节下功夫，促进区域经济布局的生态化、常态化、规范化、法治化、集约高效化建设。
（一）充分发挥区域政策及制度优势，完善主体功能区
面对“行政区经济”问题，中央及地方政府应积极发挥政策及制度优势，并尝试开放性地域边界的方式方法，打破行政壁垒，加强区域间整体协调、协同能力，同时继续强化市场资源配置的动力系统，破除长期行政体制对区域经济联动的不利影响。首先，给予政策上的升级调整，进一步强调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孤立发展的弊端，提升区域之间的开放度，进一步减少地方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放权简政，激活区域联动的热情。其次，从制度建设上下功夫，进行具有基础性、创新性的制度改革，经济政策上应鼓励地域上相互开放和良性竞争，资源配置上利用制度优势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商品和要素市场，进一步加强跨省际的投融资制度、土地空间规划管理制度、财税管理兼容制度、社会保险全国范围统筹等实质性进展，从法律层面起到保护作用[8]。第三，貫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完善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制度的若干意见》，继续依规依法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确保国家战略规划格局在基层得到精准落地，多措并行建立健全的“多规合一”的空间规划体系。
（二）加快产业结构及基础优化调整，提升产业价值链
区域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布局与能源生态分布不平衡问题已日益突出，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也刻不容缓。面对这种双重不平衡性以及产业发展的资源承载能力问题，必须迫切采取有效应对措施改变产业布局与资源浪费及污染态势。具体措施及有效改善路径：第一，大力发展生态经济，重点抓低碳产业，通过整体布局、分层分类推进的办法优化区域、不同经济圈、开发区的产业布局，调整产业结构，创新产业发展路径，突出发展高科技产业、能耗资源低的产业、现代化制造业、新能源产业等。第二，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公共服务功能的进一步细化，营造产业优化发展的现代化公共空间，持续改善自然生态环境，进一步吸引产业集聚，带动经济增长，形成良性循环。第三，提升产业链价值，形成健全互赢互助的上中下游产业链，同时加强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依据价格机制、需求机制、管理机制等不同类型，实施差异化策略，精准推进产业链供应链整体效能最大化，促进产业分工与转移战略部署推进。
（三）构建特殊区域振兴发展扶持体系，实现持久脱贫
推动特殊类型地区振兴发展，是加快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格局的重要一环，需要继续完善相关政策及区域建设、生态保护、经济扶持、人才引进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区域发展不充分不协调的问题，加快推进欠发达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生态退化地区、资源型地区和老工业城市等特殊类型地区经济振兴发展，实现全国经济的再提速[9]。首先，党中央、国务院完善顶层政策设计，加重对特殊区域经济振兴的政策倾斜，构建具有指导意义、实践价值的振兴发展扶持计划，促进特殊区域的转型升级发展，挖掘接续替代产业，促进区域经济收入来源的多元化，形成点支撑、多业并举、多元发展新格局。第二，加大脱贫攻坚力度，从根本上解决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生产力输出问题，利用当地自然、地理、人力、文化等先天优势，挖掘自身创造力和自信心，继续加大专项扶持、对口帮扶、奖励、补偿等支持政策，后期开展脱贫工作的预警监测试点工作，防范返贫现象的出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效。
（四）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新布局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鲜明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对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区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缩影，更应贯彻学习领悟新发展理念，在创新、绿色、开放等基础上，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完善空间治理，拓展经济活动空间，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首先，解决北方地区“铁锈化”问题，利用政策红利创新北方地区经济发展动力，激活北方地区经济发展新活力，有效落实全面振兴东北战略，加快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并带动扩展周边区域经济水平提升，利用新媒体、高科技等新兴手段，建立更开放的现代化市场，为北方地区转型发展提供更大机遇。其次，建立与南方的市场联动关系，重新确定新型经济循环关系，塑造新的价值链，形成南北方共同发展、优势互补、齐头并进的经济新格局。第三，加强对南方经济增长的质量要求，紧抓创新驱动和改革开放两个轮子，全面提高经济整体竞争力，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贡献力量。
（五）建立正向调控多层高效的区域协调发展创新机制
东北老牌工业基地作为为新中国经济发展贡献较大的区域，面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必须采取果断措施，适应新的发展趋势，创新探索新的战略举措，推动自身经济发展的全面振兴。同时，区域间协调、联动发展也是实现区域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重要路径。首先，建立正向调控的协调合作新机制，坚定不移地实施“四大板块”和“三个支撑带”战略组合建设，充分拓展经济活动空间，重塑经济地理布局，加强区域之间资源、人口、生产要素的高效流通，重点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和“长江经济带”建设战略。加强省域交界合作，通过交通产业带、公共服务、人文共识一体化等实践路径，逐渐形成全新的合作机制，打破行政壁垒，持续探索建立统一规划、统筹管理、合作共赢、利益互享的创新发展新机制[10]。此外，规避同质化竞争，形成区域间产业多层发展与合作互补，构建特色化差异化合作格局。
（六）经济人口同步集聚协调推进做强做大经济集聚区
2019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专门强调了近年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经济和人口向大城市及城市群集聚的趋势比较明显。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必须要客观认识中心城市及城市群作为经济聚集区的强大生命力及增长极特性，继续增强中心城市及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完善中心城市的空间治理体系建设，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土地、户籍、转移支付等配套政策，在人口稳定扩容的基础上加强经济的开放性、创新性，大力發展数字经济，坚持扩大内需，充分挖掘主体经济集聚区的消费潜力[11]。持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进一步改善民生生活，提升城市生产生活质量。同时，加大力度推动城乡一体化建设，落实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实现职能、产业、交通运输、资源、定位、发展方面向乡村地区持续投入，缩小城乡差距，积极推进大区域都市圈城市圈的综合开发，做强做大经济集聚区，打造世界级创新平台和增长极。
参考文献：
[1] 肖金成.“十四五”时期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建议[J].区域经济评论，2019，（6）：13-17.
[2] 陈耀.新时代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若干思考[J].企业经济，2018，（37）：11-19.
[3] 高国力.推动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区域经济布局研究[J].区域经济评论，2020，（4）：38-44.
[4] 樊杰.我国“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治理与区域经济布局[J].中国科学院院刊，2020，（7）：796-805.
[5] 蔡之兵.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区域经济布局之省思——以系统论为视角[J].河北学刊，2020，（4）：147-154.
[6] 习近平：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J].中国注册会计师，2020，（1）：5-6.
[7] 安虎森，肖欢.我国区域经济理论形成与演进[J].南京社会科学，2015，（9）：23-30.
[8] 刘志彪.建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J].南京社会科学，2019，（10）：18-26.
[9] 王保忠，何炼成，李忠民.低碳经济背景下区域产业布局优化问题研究[J].经济纵横，2013，（3）：100-104.
[10] 高国力.推动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区域经济布局研究[J].区域经济评论，2020，（4）：38-44.
[11] 刘应杰.中国区域发展新格局的四个问题思考[J].区域经济评论，2020，（3）：14-17.
作者：秦溶苑
我国水资源工业发展论文 篇3：
经济发展方式变化对企业的影响
摘 要：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自然资源却损耗严重，诸多能源面临枯竭，这便是经济快速发展的成本。本文针对经济发展方式变化对企业的影响进行研究，论述了经济发展方式变化的现实背景分析，以及经济发展方式变化对企业发展成本的影响。
关键词：经济发展；变化方式；企业；影响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国情的需要，以及国际经济的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在变化，从不可持续发展转型为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对企业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企业的经营需要符合经济发展变化的需求。经济发展方式变化，影响企业的发展成本，能够降低社会成本与资源成本，促进企业的经济可持续发展。
一、经济发展方式变化的现实背景分析
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变化，主要是处于“十二五”阶段，主要包括企业结构转型，社会向和谐生态化转型等。我国经济发展，一直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恶劣，阻碍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1]。我国经济面临的问题诸多，资源损耗严重问题、环境污染严重问题、能源消耗过度问题、社会问题等，这些都是经济发展的成本。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严重，面对巨大的成本代价，现有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无法满足长期发展战略的需求，无法适应已经升级的企业结构，使得需求与供给不匹配，阻碍了我国经济发展。能源危机日益严重，多部地区水资源短缺，不可再生资源面临枯竭，严重制约经济的增长。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GDP增长十几倍，但是能源消耗也成为世界第二，并且能源使用效率不高，重工业化生产导致环境污染严重，废气的排放导致温室效应加剧。在诸多经济发展问题面前，我国的经济需要转型，采取能源节约型绿色可持续发展战略，同时满足企业的需求，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增长。
二、经济发展方式变化对企业发展成本的影响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主要是从不可持续发展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粗放型转化为集约型，出口拉动型转化为内需拉动型，结构失衡转化为结构均衡，高碳消耗转化为低碳消耗，从技术引进转化为自主研究等[2]。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使得我国对环境的忽视，变为对环境的保护，从先富带动后富，变为共同富裕，極大程度的改善人民生活，促进社会和谐。以下将从企业与外部政策的视角，分析经济发展方式变化对企业的影响。
（一）从企业的角度进行分析
经济发展方式变化的模式下，企业人力资源成本，对企业发展成本的影响。随着社会的进步，企业的发展需要提高生产效率。因此，企业需要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与专业性的人才，从而去促进企业的发展。我国的人才队伍缺乏，员工素质整体不高，缺乏专业性技术人才与管理人才，企业的管理模式落后，奖励制度不完善，导致人才的流动性较大，员工缺乏积极性与主动性。面对此种现象，企业需要侧重人才的培养，提供给其更大的发展空间与学习机会，建立完善的激励制度，加大培训力度，留住人才，整体提高员工的综合素质。随着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社会的消费观念逐渐转向绿色消费，低碳环保、节能型的产品逐渐受到人们喜爱。高科技的发展，电子设备的普及，人们对高科技的应用越来越向往。企业需要根据市场的变化人们的需求进行转型，打造绿色企业。绿色企业主要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将绿色作为产品进行经营的企业；二是本身作为绿色企业，将降低能耗、减少污染、保护环境作为企业发展的准则，通过其环保的理念去提高其企业的影响力。两种类型的绿色企业均能获得较大发展，一类企业可以通过绿色产品的销售，得到客户的认可，获得更高的利益，从而去扩大规模，更新设备进行技术升级；二类企业实行环境保护生产策略，能够实现企业的长期发展，得到社会大众的支持，以及政府的相关补助，同样有助于企业发展。
（二）从外部政策变化角度进行分析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模式下，从外部政策角度看，约束性政策对企业发展成本的影响。为缓解能源消耗问题，国家出台了相关的环境资源保护政策。制约性法规的出台，明确了对诸多污染环境材料的禁用，对于工业排放的废物废气处理标准进行确定，对未按标准执行的企业进行惩罚，环保收费改革等。外部政策的出台，影响企业的经济发展。国家对企业的环境保护责任放大，需要企业承担一定的环境保护责任，对环境保护的力度加大，扩大到生产以及产品使用的各个环节。从表面上看，外部政策的出台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实际上只是要求企业正是环境保护的成本，与需要承担的责任。企业需要正视生产成本与环境成本，担负相应的责任。从长期发展的角度去看，外部政策的出台，实际上促进企业的生产方式更新，逐渐向绿色发展的方向转型，能够帮助降低社会成本与资源成本，符合我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政府规定了员工工资的最低标准，提高员工福利，表面上看提高企业的经营成本，实际上能够促进企业从劳动密集型转向集约型，有效的提高员工积极性，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有利于企业的经济发展。
三、结论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后我国面临的诸多问题，使得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进行转型，从而去符合发展趋势的需求，维持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经济发展方式变化对企业发展成本的影响，主要包括企业人力资源成本，对企业发展成本的影响，以及外部政策变化对企业发展成本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王玲.经济发展方式变化对中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J].现代经济信息，2016，15：15.
[2]包新生.企业管理创新与经济发展方式变化的关系[J].现代营销（下旬刊），2016，09：26.
作者：俞丹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