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写好一篇逻辑清晰的论文,离不开文献资料的查阅，小编为大家找来了《曾国藩的道德教育理论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针对当前理论研究者社会责任缺失的现状，论文通过文献研究与思辨研究阐明了教育理论研究者所应履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道德等社会责任的内容，提出了其实现社会责任需要具备四方面的条件：理论创新与学术自律的个体条件、学术自由与学术民主的社会环境条件、学术共同体与学派形成的群体条件以及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实践条件。
曾国藩的道德教育理论论文 篇1：
从《梁启超家书》看梁启超的父亲形象及其对当前家风教育的启示
[摘 要]梁启超是一位启蒙主义思想家，更是一位教子有方的教育家。《梁启超家书》集中体现了梁启超的家庭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作为一位父亲，梁启超在家书中具体呈现出3种形象：学业知识上的引导者、情感生活上的关怀者和道德品格上的垂范者。家风教育关系到国家兴衰与文化传承，对梁启超的家庭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对当前“家风”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价值。
[关键词]梁启超;梁启超家书;家风;家庭教育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9.12.001
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1873—1929）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启蒙主义思想家，他倡导的“自新”“新民”理论学说对近代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不仅如此，梁启超的家庭教育思想与实践也值得关注。梁启超共育有9个子女，“一门三院士，满庭皆俊秀”是世人对梁启超家庭教育的极高赞誉。众所周知，中国历来就有重视家庭教育的人文传统，“孟母三迁”“断织劝学”“岳母刺字”等都是家风教育的典范。在几千年的历史流传当中，无数“家规”“家训”影响至今：如《颜氏家训》《朱子家训》以及各种治家格言等。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春节团拜会上说“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1]。从某种意义上说，家风关系到国家兴衰，关系到文化传承，同时也关乎我们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化自信的确立。在新时代背景下，对梁启超的家庭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对当前家风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价值。
一、梁启超家风教育的研究评述
家风教育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近年来在全社会范围内兴起的家风热，有赖于国家层面的大力倡导。早在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和全国妇联领导班子成员谈话时，明确指出家风的重要性，认为“好家风”能够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2014年，央视《新春走基层·家风是什么》特别节目，进一步助推了家风热，为全社会开展家风教育营造了良好氛围。之后，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多次强调家风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他指出：“中国古代历来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某种角度看，格物致和、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2]。可谓对家风的个人、社会、国家等三个层面内涵做出全面论述，充分揭示了家風教育的社会治理功能，也激活了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2016年3月12、13日专题片《家风》，再次助推了家风观念的深入。在此基础上，学界结合家风建设的文化背景，对历代文化名人的家风展开研究，充分探讨了家风教育的当代意义。
据笔者的整理爬梳，截至2019年8月16日，中国知网（CNKI）上与家风主题相关文献共计5 308篇：分别为2013年相关文献仅61篇，2014年开始出现井喷，增至491篇，随后家风主题研究一直是学界热点，并呈递增趋势。2015年574篇，2016年1 003篇，2017年1 298篇，2018年1 047篇。这些研究成果都从“家风建设”“家训文化”“家庭教育”等各个方面对家风做了充分探讨，为本论题的写作提供了一定参考。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文化名人，他的家风教育理论与实践也在家风热的背景下受到关注。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梁启超家风教育可从以下方面进行评述：
（一）对梁启超教育思想的综合性研究
梁启超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启蒙主义思想家，他那卷帙浩繁的著作中蕴含有丰富的教育思想。董方奎、陈夫义编选的《梁启超论教育》是这方面的基础文献。不仅涵盖了梁氏论兴学校、育人才、废科举、立幼学、设女学等内容，还囊括了梁启超具体的美学思想、国民教育思想、体育教育、情感教育思想、趣味教育思想等。编者在引言中对梁启超的家风教育有所重视，“梁启超是孩子们的慈父、导师和朋友，在子女教育方面非常成功。梁启超的儿女们都成为高素质高成就的人才，是他亲自精心培养的结果，也是他的人才培养和素质教育理论在家庭教育中成功应用的出色范例”[3]。陈漱渝、宋娜选编的《梁启超论教育》对梁启超教育思想做了总体呈现，序言“学做现代人——梁启超的教育思想”称，“梁启超的教育成果不仅体现在著书立说方面，也体现在中西合璧式的家庭教育当中”，并指出，梁启超教育子女的重要方式是写家书，“这些深情的家书形成了一种好的家风”[4]。宋仁主编的《梁启超教育思想研究》对梁启超的国民教育、师范教育、女子教育、儿童教育、教育制度改革、教学治学的原则与方法做了评述。安尊华立足于近代转型时期的历史背景，认为梁启超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培育新型国民以拯救中华民族[5]。其他著述还包括：郑流爱对梁启超的历史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特征、理路、意义和价值作了论述[6]。万发云、钟珍维对梁启超教育思想的宗旨、路径及意义作了综合分析[7]。
（二）论述梁启超家庭教育的理念与特点
最早对梁启超家庭教育思想进行论述的是叶存洪的“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梁启超家庭教育思想述微”，该文论述了梁启超对子女的学习生活、理想抱负、人格养成等方面的引导。钟庆肯定了梁氏家教的“极其成功”，并从爱国主义、道德品质和知识教育等方面论述梁启超的家庭教育理念。罗检秋的《新会梁氏：梁启超家族文化史》是对梁氏家庭进行系统研究的论著，作者认为梁启超把新民事业落实到了家教之中。具体包括：其一，梁启超践行了“没有爱就没有教育”的原则;其二，尊重子女个性和专业爱好，为之提供自由发展空间;其三，重视“磨炼人格”教育;其四，以爱国为立身之本，珍视和阐扬中国文化。其五，注意追随时代潮流，更新知识结构[8]。其他论文还有：崔荣华的“梁启超的家教之道”、齐辉的“论近代精英家庭教育的嬗变”等。
（三）立足《梁启超家书》，探讨梁氏家教方法及当下意义
据笔者考述，当前《梁启超家书》至少有22个版本，受家风热影响，2015年及之后出版的“梁启超家书”多达11部①。立足于《梁启超家书》，学界对梁启超家风教育作了充分探讨。如俞祖华、俞梦晨的“像梁启超那样做父亲”，不仅呈现了梁启超“一门三院士、满门皆才俊”的家教传奇，而且从关注孩子成长的每个阶段、引领儿女获得全面发展、扮演多重角色的好爸爸、理念上的引导与方法上的指导等角度全面论证了梁氏家风的方式与方法。汤志钧、汤仁泽认为，梁启超虽在家书中多次告诫子女要认真读书、学成报效祖国，“但没有鼓励孩子读名校，去升官发财，也没有强迫孩子去学所谓的‘热门专业’”[9]。方麟从为学与为人两方面，认为“梁启超的家庭教育，为学只是一个方面，人格培养则是更为重要的方面。这种人格培养，体现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10]。 杨晓从“培养怎样的人”“怎样培养人”入手，探讨了梁启超家庭的逆境教育及当下性启示。[11]
综上所述，梁启超作为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其思想中蕴含有丰富的家风教育理念与方法。《梁启超家书》是梁启超家风教育思想的集中体现，对此进行研究，有助于全面理解梁启超的文化思想，对进一步推进家风建设亦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二、《梁启超家书》中梁启超的父亲形象
学界对梁启超家风教育有较丰富的讨论。总体而言，现有相关研究呈现以下特点：第一，将梁启超的家庭教育思想置于其启蒙新民的话语框架下进行讨论;第二，从梁启超的子女成就出发，追溯探讨梁氏家风的理念和特点;第三，偏重于对《梁启超家书》进行文本分析，探讨梁氏家风教育的内容及方法。以上研究都有其价值，然而，相较于梁启超的启蒙思想家形象，学界对于梁启超的父亲形象的讨论仍有进一步的论述空间。
就目前留存的《梁启超家书》来看，其写作时间大多集中在1911年至1928年间，这一时期的中国已结束了两千余年的封建专制，传统父权思想开始瓦解，梁启超也正式结束了长达14年的海外流亡生涯，其思想渐趋成熟和通达。就近代转型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启蒙大众固然是件十分紧迫的事，然而，“如何做父亲”却一直是困扰着近代社会的一个家庭伦理问题。
1919年，鲁迅先生在《新青年》上发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刊于《新青年》1919年11月1日）一文，其目的与意义即在于批判过去根深蒂固的父权思想，藉此改良旧式家庭教育观念。欲立需先破，鲁迅先生在此文中刻画了一个亟需破除的旧式父亲形象：“他们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中国的老年人中旧习惯旧思想的毒太深。”随后，鲁迅先生从启蒙主义观念出发，建构出一种觉醒的父母形象，认为“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并且说：“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12]鲁迅此番论述与同一时期的胡适、戴季陶等人的观念并无二致②。笔者于此当然无意探讨鲁迅关于“如何做父亲”的准则，然而，这篇在“五四”时期颇具影响的文章，揭示了一位好父亲对于家庭、社会乃至整个国家民族的社会功能。这与我们当前重视家风教育的逻辑如出一辙。
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现代作家，通过文学作品呈现出多样的“父亲”形象，如冰心在《去国》中塑造的不断帮助和指导儿子成长的开明通达的父亲的形象;朱自清在《背影》中刻画的蹒跚走到铁道边为儿子买橘子的慈爱的父亲形象;曹禺在《雷雨》中塑造的在子女面前显得“格外峻厉”的专断且伪善的父亲形象等等，诸如此类。对于父亲形象的书写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作家真实的生活情感经历，同时也决定了作家们对于社会人生的一种认知形态。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对于孩子的影响是深远的，在整个家庭教育过程中，父母在子女心目中的形象决定了子女的价值取向、道德品质、审美趣味乃至职业发展。
梁启超写给孩子的家书留存有400余封，这些家信呈现出梁启超作为父亲的形象。梁启超晚年时期强调“知育、情育、意育”③，这与其家庭教育思想亦是相通的。由此而言，梁启超的父亲形象亦可从这三方面进行论述。
（一）作为学业知识上的引导者形象
梁启超9个子女皆为才俊：诗词研究专家梁思顺、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炮兵上校梁思忠、图书馆学家梁思庄、经济学家梁思达、社会活动家梁思懿、革命军人梁思宁和火箭系统控制专家梁思礼。他们在各行各业皆取得杰出成就，离不开父亲梁启超的引导。众所周知，梁启超深度参与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虽是大忙人，却自始至终都密切關注子女的学习成长。作为子女们学业知识上的引导者，梁启超具体做了以下工作：
1.敦促子女学业，关注学业进展
梁启超对子女的学习关注可谓是不厌其烦不厌其详。如在1912年10月《致梁思顺》中问：“汝学业如何？”于此同时，梁启超还常根据思顺的学习进展做出激励性评价，如在1912年11月《致梁思顺》中说：“汝所学日入实际，可喜”，在1912年11月22日的信中说：“汝所学皆能领会，至为欣慰”，在1912年12月1日的信中再次说到：“汝所学精进，吾甚喜慰”。晚年时期，梁启超亦常敦促子女的学习进展。如在1927年4月《致梁思永》中劝导思永“跟着欧洲著名学者作一度冒险吃苦的旅行，学得许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是于终身学问有大益的。所以我不肯把机会放过，要求你加入。”1928年4月，在《致梁思永》中再次敦促思永，“你再有留学机会不容失掉，因为你所学还未大成哩”。
2.引导学习兴趣，做出专业性指导
1926年2月，在《致孩子们》中，对梁思成的学业进行指导，“思成学课怕要稍为变更，他所学单纯是美术建筑，回来是否适于谋生，怕是一问题。我从前希望他学都市设计，只怕缓不济急。他毕业后转学建筑工程何如”？还对思永、思庄提出寄望，“我所望于思永、思庄者，在将来做我助手。第一件，我做的中国史非一人之力所能成，望他们在我指导之下，帮我工作。第二件，把我工作的结果译成外国文，永、庄两人当专作这种预备”。在1927年8月《致孩子们》中谈及思忠学业，“我的主张是叫他（思忠）在威士康逊把政治学告一段落，再回到本国学陆军”。
3.引导子女树立正确的求学观念和方法
1925年7月，在《致孩子们》中，梁启超告诫思庄说，“求学问不是求文凭”，在《致梁思顺》（1925年9月24日）中说，“学问求其在我而已。” 1927年8月，在《致孩子们》中，梁启超谈到学问方法，“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并且建议子女们在学习“专门科学”外，选一两样“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在1927年8月《致孩子们》中还强调做学问需劳逸结合，“每日要拿出几点钟来，每礼拜拿出天把来玩玩，因为做学问，有点休息，从容点，所得还会深点，所以你不要只埋头埋脑做去”。
（二）作为情感生活上的关怀者形象
梁启超不仅关心子女学习，也非常关注子女的情感生活。当然，梁启超自己就是一个情感最富和兴味最浓的人。他说：“天下最神圣的莫过于情感，”并且认为，情感是“人类一切动作的原动力。”[13] 正是基于这一理念，他在多个场合都对趣味和情感的价值与意义进行强调。如在‘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中说，自己是拿“责任心”和“兴味”作为人生的基础，并自白道：“我是感情最富的人，我对于我的感情都不肯压抑，听其尽量发展”[14]。在“趣味教育和教育趣味”中，他又说：“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甚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15]。
梁启超终其一生都信奉趣味主义。且在生活中践行着趣味主义，与此同时，他还在家书中常以此作为言传身教的内容，不断启发、引导子女们的情感生活，希冀他们做一个“烂漫向荣”“活泼有春气”的人，远离单调的生活，远离苦恼和堕落，以一种愉悦的审美情感来享受生活乐趣，进而丰富自己的人生意义。1927年8月，在《致孩子们》中，梁启超担心梁思成“所学太专门”，容易把生活“弄成近于单调”，因此建议他增强一些“趣味”，梁启超说：“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他对于自身趣味的强调，恰恰是要让子女学习这种长处。1928年5月，在《致梁思成、林徽音》中，梁启超称赏思成和徽音的回信有“趣味”和“兴味”，他说：“巴黎来的信已收到了，那信颇有文学的趣味，令我看着很高兴”。并且提出建议：“我盼望你们的日记没有间断……，所记范围不可宽泛，专记你们共有兴味的那几件——美术、建筑、戏剧、音乐便够了，最好能多作‘漫画’。能做成一部‘审美的’游记也算得中国空前的著述。况且你们是蜜月快游，可以把许多温馨芳洁的爱感迸溢在字里行间，用点心做去，可称为极有价值的作品”。梁启超对于趣味的强调，对于情感的重视，一方面是基于自身的人格特点，另一方面则是藉此影响子女，增益于人生的完满。
（三）作为道德品格上的垂范者形象
梁启超一生致力于启蒙新民，常常痛感国民的道德衰败。在他看来，中国政治之所以乱象频仍，很大原因就在于道德衰败。他早年的启蒙工作，就是对国民劣根性展开深入批判，如1901年，他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揭露了过去民众身上存在的六种缺陷：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更是将国民批判发挥到极致。事实上，梁启超自始至终都强调要有坚强的意志，不能为劣等欲望牵制。他也常常以严格的道德品格要求自己，使自己保持着一种元气淋漓的气象。在家书中，梁启超更是突出了这一点，并从两个方面对子女们的道德品格做出垂范：
首先，从“破”的层面说。梁启超对子女们的安适状态常保持警惕，认为这将有损于人的道德。如1916年1月，梁启超在《致梁思顺》中说：“两年来所境较安适，而不知不识之间德业已日退，在我犹然，况于汝辈”。他后来参加护国运动，在《致梁思顺》中对子女做出了道德表率，“吾今舍安乐而就忧患，非徒对于国家自践责任，抑亦导汝曹脱险也。吾家十数代清白寒素，此乃最足以自豪者，安而逐腥膻而丧吾所守耶”？到了晚年，梁启超常警示子女们的安适状态，如在1928年5月《致梁思成书》中反对梁思成来清华教书，他说，“……尤其是清华园，生活太舒服，容易消磨志气”，继后并强调说，“清华园是‘温柔乡’，我颇不愿汝消磨于彼中，谅汝亦同此感想”。除了破除安适状态之外，梁启超也反对子女们与轻浮的人多亲近，反对子女“做官”。如他在《致梁思顺》中说，“作官实易损人格，易习于懒惰与巧滑，终非安身立命之所”。
其次，從“立”的层面说。梁启超在家书中常表现出一种自觉的人格垂范意义。他在1927年5月《致孩子们》中说：“我自己常常感觉我要拿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范，最少也要不愧做你们姊姊弟兄的模范。”从家书可以看出，梁启超的道德正向意义体现在：（1）爱国。如他在1927年5月写于“护国运动”的《致梁思顺》：“此行乃关系滇黔生死，乃全国国民所托，虽冒万险万难不容辞也。”（2）责任。梁启超自己是一个责任感与使命感极强的人，“对于政治上责任固不敢放弃”，他常教导子女要担当社会责任。他在1923年11月《致梁思顺》中说：“我常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3）进取冒险。梁启超在家书中多次鼓励子女冒险吃苦。他在1927年4月《致梁思永》中，鼓励思永去新疆沙漠做冒险吃苦的旅行，认为“于终身学问是大有益的”。1927年5月，他《致孩子们》中教导思忠时说：“你想自己改造环境，吃苦冒险，这种精神是很值得夸奖的……爹爹虽然是挚爱你们，却从不肯姑息溺爱，常常盼望你们在困苦危险中把人格力磨练出来。”（4）自立。1927年5月，梁启超在《致梁思顺》中说：“你和希哲都是寒士家风出身，总不要坏自己家门本色，才能给孩子们以磨炼人格的机会。生当乱世，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其实何止乱世为然）……”（5）乐观。1928年5月，在《致梁思顺》中，梁启超表现出一种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他说：“我关于德性涵养的功夫，自中年来很经些锻炼，现在越发成熟，近于纯任自然了，我有极通达、极健强、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
《梁启超家书》中呈现的作为父亲的梁启超形象，还有其他方面的内涵。综上来看，梁启超毕生坚持启蒙新民，他也将这种理念贯彻到家风教育之中。1927年6月，梁启超在《致孩子们》中说，“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的热烈”。正是基于这种热烈的爱，梁启超把自己的情感毫无保留地给了他的子女。这给当前的家风教育亦有诸多启示。
三、梁启超的父亲形象对当前家风教育的启示
梁启超在家书中，始终注重“家风”对子女人格养成的意义。从其内容来看，他多次和子女们谈到恪守家风的重要性。梁启超之所以注重家风教育，与他早年所受的家风教育有直接关系。如早在1902年《三十自述》中，梁氏谈到幼年时从祖辈那里受的家教：“四五岁就王父及母膝下授《四子书》《诗经》，夜则就睡王父榻。日与言古豪杰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举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津津道之。”可以说，梁启超在幼年时就种下了“爱国”的种子。梁启超早年的人格和一生事业由此养成。除此之外，梁启超还常常追忆父母的教诲。在《三十自述》中，他记述道，“父慈而严，督课之外，使之劳作。言语举动稍不谨，辄呵斥不少假借。常训之曰：‘汝自视乃如常儿乎’”？1916年，在《哀启》中，梁氏还谈到父亲对自己人格的影响：“学业根底，立身藩篱，一铢一黍咸禀先君之训也。先君子常以为所贵乎学者，淑身与济物而已。淑身之道，在严其格以自绳;济物之道，在随所遇以为施。故平生不苟言笑，跬步必衷于礼，恒性嗜好，无大小一切屏绝;取予之间，一介必谨;自奉至素约，终身未尝改其度。启超等每劝勿太自苦，辄教以家风不可坏，而盎然以后辈之流于淫佚为忧也。”梁启超生长于传统意义上的耕读世家，他也常以此教导子女，“使汝等常长育于寒士之家庭”“勿忘寒士家风”“勿坏自己家门本色”。梁启超家书中所形塑的父亲形象对当前家风教育有着重要启示。
（一）观念上有意识地培育家风，重视家风对子女成长及成才的影响
事实上，重视家风的观念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源远流长。如孔子在《论语》中就有对孔鲤的家风教导，“小子何莫学夫诗”“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等，其他包括《颜氏家训》《朱子家训》《曾国藩家书》等，实可串联出一部“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家风观念史。梁启超在家书中不仅从正面对子女进行家风教育，且从反面论及了家风观念的重要性。1927年8日，在《致孩子们》中，梁启超从反面谈到康有为的家风教育，“南海先生身后事宜，他家里真是八塌糊涂，没有办法。最糟的是他一位女婿——三姑爷。南海生时已经种种捣鬼，连偷带骗……，他那两位世兄和思忠、思庄同庚，现在还是一点事不懂，活是两个傻大少。还有两位在家的小姐，将来不知被那三姑爷摆弄到什么结果，比起我们的周姑爷和你们弟兄姊妹，真成了两个极端了。我真不解，像南海先生这样的人，为什么全不会管教儿女，弄成这样局面”。管教子女，首先就要在观念上重视家风。梁启超一生奔忙，始终把家风教育看得十分重要，这在事实层面对子女们起到了积极影响。梁思礼曾言，自己从父亲那里继承的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爱国，“爱国也是我们全体兄弟姐妹们所继承下来的宝贵遗产。我们9人中有7人在海外学习，个个学业优秀，但是我们没有一个留在国外，个个都学成归国，报效祖国”[16]。实可见家风教育观念对子女的成长意义。
（二）实践上实质性地参与子女成长与成才的各阶段历程
梁启超家书中涵盖了丰富的时代历史、政治风云和思想文化，也有许多家里长短、柴米油盐，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家书中还蕴涵着梁启超作为一位父亲对于子女在求学、处世、求职、爱情、婚姻、职业发展、人格养成等诸多方面所做的具体指导。正如梁启超1928年5月在《致梁思顺》中所说：“我生性爱管闲事，尤其是对于你们的事，有机会不能不助一臂之力。”梁启超与子女们虽聚少离多，但通过书信营造出良好的家风氛围。梁启超的家风观念与家教内容，体现在他对子女成长阶段的引导、关心、垂范。仅以梁思成与林徽音的婚姻为例，梁启超通过一系列关怀备至的行为具体参与了子女的教导，实现了对子女的正向引导。如1923年11月在《致梁思顺》中说：“我对于你们的婚姻，得意得了不得，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极了，由我留心观察看定一个人，给你们介绍，最后的决定在你们自己，我想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好孩子，你想希哲如何，老夫眼力不错罢。徽音又是我第二回的成功。”思成与徽音成婚，梁启超可谓事无巨细地做出安排和教导，1927年11月，他在《致孩子们》中嘱咐道：“我替你们出主意，（婚礼）最好是在阿图和办——婚礼即在那边最大的礼拜堂里举行。你们若在教堂行礼，思成的名字便用我的全名，用外国的习惯叫做‘思成梁启超’，表示你以长子资格继承我全部人格和名誉。婚礼只要庄严，不要奢靡。我这几天正在忙着和你们行聘礼，你们结婚后的行程我也大略一想，在坎住数日后即渡欧归途。我现在有一个小计划，只要天津租界还可以安居时，等思成回来，立刻把房子翻盖，重新造一所称心合意的房子……”由此来看，梁启超对子女的事情常常是极为上心、极为细致、极为体贴，真正体现了宽厚深沉的父爱，这种父爱体现于各种细节，也为子女在心灵上营造出一种家风氛围，对子女的价值观人生观都有积极意义。
（三）方式方法上以平等观念开展家风教育
梁启超作为一位新旧时代之交的父亲，全然没有传统的独断专横式的家长作风，他自始至终采取的是一种平等的方式。如1926年12月在《致孩子们》中对思庄说：“我最希望你特别注重法文，将来毕业后最少也留法一年，你愿意吗？”其口吻完全是建议和商量的，这也最易于让子女从心理上认可和接受。他还谈到思忠的入学，“你既学政治，那么进什么团体是免不了的，我一切不干涉你，但愿意你十分谨慎，须几经考量后方可加入。在加入前先把情形告诉我，我也可以做你的顾问”。1927年5月，在《致孩子们》中谈到梁思成的婚姻，“我颇想你们提前办理，但是否可行，全由你们自己定夺，我断不加丝毫干涉”。作为一位父亲，梁启超完全没有家长的架子，他对子女的关心从来都是以平等的身份给子女提出建议，把主动权交给子女，从不强加干涉。除此之外，梁启超还常常在书信中表达对子女的思念之情，毫不掩饰对子女的爱，呈现出一副可亲可爱的父亲形象。如1925年7月在《致孩子们》中对思庄说：“我说你‘别耍孩子气’，这是叫你对于正事——如做功课，与及料理自己本身各事等——自己要拿主意，不要依赖人。至于做人带几分孩子气，原是好的。你看爹爹有时还‘有童心’呢！”1928年10月，梁启超在《致梁思順》中说：“我平常想你还自可，每到病发时变特别想得利害，觉得像是若顺儿在旁边，我想他撒一撒娇，苦痛便减少许多。”梁启超在书信中呈现出的父亲形象，更多的是以一个建议者、指导者、过来人和亲密的朋友身份，具体参与到子女的人生目标和价值选择中，他对于子女各阶段的体验和精神状态始终保持感同身受的能力，他无微不至地关注子女成长，关心子女的前途，尽最大的努力给子女们提供经济保障、情感支持、道德垂范，还给予他们许多宝贵的人生经验指导。所有这一切，正如梁启超1927年8月在《致孩子们书》中所说：“像你有我这样一位爹爹，也属人生难逢的幸福。”这在今天，对于每一位父亲都是有启发意义的。
综上所述，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启蒙思想家和文化名人，把最真诚的爱给予子女，他是子女们学业知识上的引导者、情感生活上的关怀者和道德品格上的垂范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针对家风问题发表讲话，认为“好家风”能够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但事实上，好的家风需要有好的家长进行培育。《梁启超家书》中为我们所呈现的好父亲形象，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梁启超的家风教育思想，同时也值得我们每一个家长在开展家风建设过程中去借鉴学习。
注释：
①《梁启超家书》的代表性编著本有：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中华书局，1994年）、张品兴编《梁启超家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00年）、杜垒选编《际遇：梁启超家书》（北京出版社，2008年）、林洙选编《梁启超家书》（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穆卓编《宝贝你们好吗？梁启超给孩子们的400余封家书》（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解玺璋编注《梁启超家书》（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以及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家书、南长街54号梁氏函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等。
②关于“怎样做父亲”的讨论，最初缘起于胡适发表在《每周评论》上的《我的儿子》（1919）一诗。其诗有言：“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做我的孝顺儿子”，在当时即引发轩然大波。随后鲁迅发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沈兼士发表《兒童公育》（《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0月31日）、戴季陶发表《旧伦理的崩坏与新伦理的建设》（《星期评论》1919年10月19日、11月23日）、玄庐发表《我做“人”的父亲》（《每周评论》1919年12月7日）等文，对此问题做了充分讨论。
③梁启超在《为学与做人》（1922）中说：“人类心理，有知情意三部分;这三部分圆满发达的装袋，我们先哲名之谓三达德——智、仁、勇。这三件事是人类普通道德的标准，总要三件具备才能成一个人。三件的完成状态怎么样呢？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所以教育应分为知育、情育、意育三方面。”见梁启超：《为学与做人》，《饮冰室合集.文集三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9：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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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林洙.梁启超家书[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11.
（责任编辑：郭彦松）
作者：席志武
曾国藩的道德教育理论论文 篇2：
教育理论研究者的社会责任及其实现条件
【摘要】针对当前理论研究者社会责任缺失的现状，论文通过文献研究与思辨研究阐明了教育理论研究者所应履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道德等社会责任的内容，提出了其实现社会责任需要具备四方面的条件：理论创新与学术自律的个体条件、学术自由与学术民主的社会环境条件、学术共同体与学派形成的群体条件以及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实践条件。
【关键词】理论研究者；社会责任；实现条件；高等教育；社会科学
近年来，关于理论研究尤其是教育理论研究的社会责任问题日益成为当前理论界共同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2010年10月，在厦门大学召开了以“高等教育研究的社会责任”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400余位与会者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探讨了理论研究尤其是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社会责任问题。本文意欲明确并强调，理论研究者的社会责任及其实现条件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 理论研究者的社会责任
所谓“理论研究者”，就是以理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人；进一步说，理论研究者就是以理论的学习、继承、发展、创新与应用为主要任务的专业群体。相应地，教育理论研究者也就是以教育理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人；进一步说，教育理论研究者就是以教育理论的学习、继承、发展、创新与应用为主要任务的专业群体。他不仅是社会的一个成员，同时又是一个特殊社会阶层的成员。他既是一个个体概念，又是一个集合概念。
所谓责任，顾名思义，“责”是指职责，“任”是指任务。因此，理论研究者的社会责任就是指其所应担负和履行的职责、任务和使命。著名思想家德里达对“学者”即“Profession”，曾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解读：“‘Profession’这个词，一方面属于‘职业’和‘志向’、‘知识’的范畴，不过在法文，在拉丁文中，……它还表示‘信仰义务’，‘义务’和‘责任’，‘诺言’，‘誓言’”。[1]我们认为，理论研究者应该担负其特有的政治责任、经济责任、文化责任、教育责任与道德责任等。这是因为，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者不同于自然科学理论研究者的本质特征就是，前者研究的是社会领域中的特定问题。无论是从事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还是教育学、伦理学以及文学艺术等学科的理论研究者，其必然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道德等发生必然的联系，根据“内外部关系规律”，外部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必然对将其作为研究对象的理论研究者提出特定的要求，理论研究者有责任、有义务以自己特定学科领域的理论研究为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服务，以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民大众的福祉为最终归宿。正如马克思所言:“科学完全不是自私自利地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 费希特指出，“学者阶层的真正使命：高度注视人类一般的实际进程，并经常促进这种发展进程。……人类的整个发展直接取决于科学的发展。谁阻碍科学的发展，谁就阻碍了人类的发展。”[2]著名科学家杨振宁也说过，学术研究“基本的最终的价值判断就不会取决于为了科学而科学，而是取决于科学是否对人类有益。”[3]因此，理论研究者的使命与责任就在于用科学知识为社会服务，关心人类的进步事业，使人类不要停顿和倒退。对人类的责任、对社会发展的责任是一个理论研究者的本然责任。
就政治责任而言，齐格蒙•鲍曼指出，“国家政治的统一，需要文化改造运动相伴随，需要文化价值之普遍性这一假设，后者是政治统一在思想层面上的反映，同时也是在思想层面上赋予政治统一以合法性”[4]；“管理一个文明、有序和幸福社会的职责，当然属于经过科学训练的专家”[5]；“理性思想及其传播应该服务于有序社会的建立及巩固”[6]。因此，理论研究者理应作为社会的分析家、审判者、批判者，靠自己的知识、理论成为权力性的力量来为特定时期的政治服务，也就是要求理论研究者以其特有的专业研究来参政、议政，推动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与进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向来就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己任，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与时俱进”、“穷善达济”、“先忧后乐”、“止于至善”为最高的理想人格追求，“弘毅”、“济世”、“卫道”、“忧民”的政治责任，是其存世的灵魂与本然的内在价值追求。然而，今天的理论研究者作为一个独特专业群体，即使有也极少大规模地介入政治，因为朝向“技术专家”角色的发展态势强化了他们非政治的视野，减少了他们的政治参与，并且由于“政治冷漠感”的形成，削弱了他们把握政治问题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常常感叹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教育学家不如新闻记者更具有政治敏感性和学术视野的一个重要原因。
经济责任，也是理论研究者义不容辞的，但不同学科领域的理论研究的经济责任是不同的。比如2007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爆发，经济学家的经济责任更重要的是研究危机的产生原因与经济调控的应对策略，以降低金融危机对全球尤其是本国经济的冲击强度，促进本国经济从危机中尽快走出来。而教育领域研究者的责任就不是直接介入经济领域的研究中，而是从教育的视角，从人才培养的视角来研究危机的应对方略。2007年开始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直到2008年下半年我国的高等教育界才开始关注，而且关注的也只是报刊上已经炒得过热的就业问题，而对金融危机可能对高等教育结构影响的关注不够，对金融危机对大学专业、课程、教学、师资与人文教育的影响的关注就更少。在这方面开风气之先的是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金融危机一爆发，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潘懋元先生就以敏锐的政治眼光和超前的学术责任意识，认识到金融危机对世界高等教育尤其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冲击、发展机遇以及中国高等教育所应采取的应对方略，组织本院的教师、博士生进行研究，最早在国内提出了一系列的预警性的理论研究文章。对此，潘懋元先生深刻指出，理论研究者要抓住改革发展中的前沿问题，要有前沿意识和前瞻预见，对改革的重大问题要下功夫抓住，而不是一味赶热点、唱赞歌。他针对目前整个高教界对前沿性的理论与前瞻性的问题的敏感度非常低的情形告诫说：“要具有这样的眼光，对前沿性理论、前瞻性问题的研究有意识地组织和引导—有的可以及时组织笔谈，有的则要提出建议，引导长期研究。”[7]潘先生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以九十岁学术老人的自强不息、与时俱进、实践创新、止于至善的精神风范，模范地履行了一个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者的学术责任与社会责任。
无须赘言，文化责任、道德责任、教育责任，更是理论研究者所义不容辞的。理论研究者为着并依靠着理论思想而生活，他们的理论思想不能被局限于特定功能或利益；他们应该凭借着理性和普遍道德法则的名义，向其他所有人（包括文化精英中不同于他们的那部分人）讲话，他们理应保持着这种能力和权利。每一个理论工作者，不管从事何种专业或职业，从属于何种功能性专业团体，都应该把自己提升至另一个更具普遍性的社会责任的层次。这是因为，一个人接受了“理论研究者”、“学者”、“思想者”、“知识分子”的称号，也就同时接受了该团体其他成员共同承认并承担的责任，这种接受在本质上是一种承诺。[8]其作用被视作一种“积极有效的乌托邦”理想，是一个仍然期待着兑现的承诺，是美好社会蓝图的基准，是特定状况下的产物，是一种“权衡、批判和匡正梦想和实践的准绳”。
第三次帕格沃什会议上通过的《维也纳宣言》提到:“科学家们由于具有专门的知识，因而相当早地知道了科学发现所带来的危险和约束，从而他们对我们这个时代最迫切的问题也具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和一种责任。”[9]总而言之，理论研究者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来履行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教育等责任是其本然的职业要求和志业所在。
二 理论研究者社会责任的实现条件
理论研究者以自己的学术责任来更好地履行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责任，必须具备一定的主客观条件。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的社会学术环境相契合、统一，才能充分实现一个理论研究者的社会责任。
1 个体条件
（1）理论研究与理论创新
具备一定的理论知识、理论研究与理论创新能力，是理论研究者的基本素质要求。只有具备了理论研究的基本素养，然后才能说有资格进行理论研究。为此，他就必须是一个善于学习、善于研究、善于创新的持续学习者、思考者、探索者、研究者。理论研究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所以他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因而，理论研究者特别担负着这样一个职责：优先地、充分地发展他本身的社会才能、敏感性、以及传授技能、实践创新技能。他应当不断地学习人类理论的最先进文明成果，不断研究新事物，从而保持这种敏感性，并且防止学术闭塞的倾向发生。理论学习、研究、合作、创新、实践、再研究、再创新、再实践是一个理论研究者无限往复、提升的过程。理论研究者应自觉不断地加强自身的理论学习，以提升自身的理论研究与理论创新相统一的能力。
我们说，选择做一名学者、一名思想者、一名理论研究者，既是选择了一种职业，同时也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接受了这种生活方式，“人们就得无止境地探索未知世界，就得让理智摆脱一切羁绊，自由地发展，就得有一种开放的胸襟，就得怀疑所有的事物，就得不计条件地捍卫真理 ”[10]，就得敢于过一种敢于挑战、敢于冒险的生活；同时，在努力治学臻于完美的历程中塑造自我，陶冶出学术工作必需的多种素质为核心的品格。 一名理论研究者应该具备理论的想像力—“每一个自觉的思想家都必须始终了解，从而能够控制他所研究东西的抽象层次。轻松而有条不紊地在不同抽象层次间穿梭的能力，是一位富有想像力和系统性的思想家的显著标志。”[11]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学术研究中有一种忽视、轻视、甚或蔑视理论研究，尤其是基础理论研究的倾向。为此，有不少学者积极呼吁、大力倡导理论研究者在“落实科学发展观，关注重大主流问题”时，不但要关注中国社会改革实践中的重大问题，也更应该关注社会科学理论中的基本理论研究。没有理论的科学创新便没有实践的科学发展。正如经济学大师凯恩斯（J.M.Keynes）所言，理论思想“不管在它们正确的时候还是在它们错误的时候都比通常所理解的要强大得多。事实上，这个世界被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统治着。那些听信谣言的执掌政权的疯子将他们的狂暴建立在多年前的一些三流学者的学说之上。”[12]由此可见，理论研究与创新对于社会的改革实践，尤其是对于行政与管理的实践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
当然，理论研究者不是要赶潮流、做“风向标”，不能社会流行什么就研究什么。理论研究的“最大危险是沦为舆论的奴仆，……理性解放的荒谬结果是让人更多地跟着舆论走，是对独立精神的削弱。”[13]学术研究是孤独者的探索，追求它的人切不可盯着听众或观众，一味地迎合世俗的欲望。理论研究者要避免与希望它更实用、更现实、更随俗的要求妥协，不能因为社会想让学者、理论研究者在社会上扮演积极的或“正面的”参与角色，就使得理论研究者淹没在了社会“问题”的潮流之中。虽然关注于健康、性、种族和战争问题的学术人员能够名利双收，但这样学术界会成为了社会的概念仓库，常常起着有害的作用，“圈内人”的欲望和动机不能日益变得跟“圈外人”一模一样。[14]另外，理论研究者要克服浮躁、甘心孤寂，以学术为志业（Beruf）、以学术为生命。曾国藩曾指出，“读书乃寒士本业，切不可有官家风味”，因而要敬畏学术，抛弃“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思想，十年磨一剑，具有一种“你来之前数千年悠悠岁月已逝，未来数千年在静默中等待”的继绝学、开未来的胸怀。只有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板凳敢做与甘做十年冷”，才会有学术理论上的大创新、大建树。
当前，年轻的理论研究者中，很少有人沉浸于学术痴迷的状态，很少有人对重大问题产生热切的好奇。年轻人将学术研究作为职业，过早地进行了过细的专门分工，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漠不关心，对当代社会科学的理论“道听途说”、生搬硬套，对人民大众的生活境况 “不闻不问”，满足于教科书的理论教条，满足于流行观点的追释，满足于网络文献资料的搬运堆积，满足于统计数据的简单分析，满足于单一的任务、单一的视角、单一的语汇和单一的一套方法，调查研究不深入现场、不深入问题的境遇，最终得出的所谓“理论研究”也只能是蜻蜓点水式、浮光掠影式或海市蜃楼的虚幻研究。
（2）学术责任与学术自律
唐纳德•肯尼迪指出，“与社会责任互为补充和对应的是学术责任，但后者却鲜为人用。在我们这样的民主社会里，这两者被视为是一个硬币的两面。”[15]自由和责任，权利和义务，它们是对应相成的关系，理论研究者在需要学术自由与学术民主的权利的同时，也需要履行相应的学术责任的义务。
当前，“研究几乎已经变成了学术责任的核心”[16]，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混乱，“既是道德上的，也是科学上的，既是政治性的，也是学术性的。”[17] 从学术道德而言，学术责任首先是学术诚信的责任。学术研究事业要建立在诚实的基础上，每一位新的研究者都要知道他的或她的工作是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坚实基础上的，应力戒学术不端行为（署名和学术声誉的分配即独创权和优先权问题、非法盗用他人观点或表述现象、故意篡改数据或实验结果等种种现象）和学术腐败行为的发生。学术失范始终是一个“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令人痛恨而又令人头疼的问题，它严重损害了学术研究的信誉。但就像贪污腐败一样，每个人大都憎恨别人贪污腐败，而每当自己有这样的机会时却又不自觉地陷入腐败其中。其原因就是在现实中，研究的竞争性、学术声誉的重要性、职称晋升、职位升迁的困难性等等外在性因素，都可能不时地逼迫学术研究人员不正当学术行为的出现。因此，这就要求理论研究者具有学术自律的责任。
另外，学术责任还体现为对学术的忠诚的责任。“从根本上说，公众对学术的信任依赖于学者对学术的令人信服的追求。”[18]学者、研究者比其他职业人士有一种更微妙的冲突，那就是源于对自己的理论思想与对政治、组织立场忠诚的一种冲突。这种冲突只能靠研究者、学者自己解决，他们的责任就是对自己的行为提出挑战。这也就是学者往往并不忠诚于一个大学组织，而更倾向于忠诚于自己所属的一门学科的原因所在。
总之，理论研究者应加强自己的学术责任，以自己的学术自律、学术忠诚来履行一个学术研究者的神圣使命和天职。
2 社会环境条件——学术自由与学术民主
学术自由是学术研究的生命真谛。蔡元培说过，“研究学问旨在探求学理，必须形成民主的、自由的学术氛围，绝无一家独尊的余地”；“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政党或宗教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因此，理论研究者要想进行理论研究就必须在一个有充分学术自由与学术民主的环境中进行。社会迫切需要“一种人能在不受控制、不受威胁的情况下对社会的所有方面进行调查和评论。”（布鲁斯特等，1971）美国首席大法官沃伦指出：“对我们的学院和大学的理智领袖横加任何束缚都会葬送我们国家的未来。……在社会科学方面更是如此。”[19]为了保证理论的准确和正确，学者的活动必须服从真理的标准，而不受任何外界压力。正是学术界维护这样的权利，“即异端思想和非常规的行为应该受到特别的保护。事实上，……这种自由进一步地延伸，就是允许具有非同寻常创造性的人享有非同寻常创造性的生活。的确，学术自由意味着松散的结构和最低程度的干涉。”[20]大学之所以称为“象牙塔”的原因就是为了提供学术自由实验与探索的宝贵空间和安全保障。理论研究者的王国是永恒和沉思，大学和研究组织就必须为不受保护且胆怯的理性提供帮助，让探索和理性开放精神自行其是。它应旨在鼓励人们对理性本身的非工具运用，它提供一种氛围、一种特殊的环境，它应是滋养着探索、怀疑、研究的伟大行为、伟大人物和伟大思想的学术温床。
学术自由意味着学术民主的保障，学术民主也意味着开放包容的学术胸怀，不能有文化霸权主义、文化中心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和学术霸权主义。“精神自由更需要不同思想的并存。最成功的暴政不是用武力确保一统天下，而是使人们意识不到还有其他可能性，把还有其他道路可走当作不可思议的事情，使人们失去对外部世界的感觉。”[21]我们不应该有“民族（种族）中心论”与“阶层优势论”的观点，对外来者（异域文化）、少数群体等都要尊重与关注。 真正的开放是与求知欲为伴的，是与探求世间万事万物的一切真理为伴的，不应该有狭隘的研究藩篱或禁地。
有必要指出，学术自由与学术民主的必然结果是学者有义务为他们借以得出结论的思想过程提出充分的证明，以便由其他学者评价这些结论的准确度和效度。解决理论分歧的“最好的办法是在资料来源问题上让学者质问学者，而不是让政府通过传讯来查问他们。”[22]“学术界不是人人平等的民主政体，而是受过训练的有才智的人的一统天下。”[23]学术问题应该由学术圈的人士来自由平等地争鸣解决，要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研究的指导方针。
3 群体条件——学术共同体与学派的形成
众所周知，现代学术研究已不再是一个人关在书屋中苦思冥想的事情，而越来越成为一个学术研究团体的共同事业。正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大师米尔斯所言，“科学的发展是逐步积累的：它不是一个人的创造，而是许多人互相修正和批评，扩充或简化彼此工作的产物。”[24]“要阐明和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主要的问题，都需要从不止一个学科中选取材料、概念和方法。”[25]因而，多学科、跨学科研究与学术共同体的建立与发展就显得越来越重要。多根和帕尔指出，“学术机构的长远构成倾向于更加专门化、专业化、系科化、碎片化，但不同学科之间的互补、交叉、交流在不断增多。”[26]这就出现了社会问题研究的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跨学科（cross-disciplinary）、学科互涉（interdisciplinary）的倾向。因为研究和学术成果在“前沿领域”与“尖端领域”的突破，往往要涉及到不同的学科；现代学术问题、社会问题、技术问题、经济问题、教育问题的复杂性，也要求综合的方法与技术合作。学术共同体应该作为理论研究者的一个避风港，保护理论研究者对知识的自由追求。学者们和理论研究者们可以追求他们冒险的几种选择——教学和探究，免受外界的紧迫压力，没有吵闹着追求伟大荣耀的精于世故的人的打扰。这种学术共同体能够抵制各种强烈的欲望和诱惑，它摆脱一切趋炎附势的习气而坚持自己的学术标准。
学术共同体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学派的建立。学派的建立标志着一种理论学说的成熟和在学术界中的共同认可。学派既具有发展理论学说的功能，还具有培养新的学术继承人的作用。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米尔斯指出，“要一直记住：派系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塑造出学院的下一代人。”[27]一个学派中有领导者和追随者、创新者和墨守成规者，打江山的第一代和守江山的第二第三代等等。不同学派的研究风格是很深刻的，其差别来源于每一学派的研究风格所容许或倡导的社会组织不同。但是，“偏狭的学科分类，一方面框限着知识朝专业化和日益分割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可能促使接受这些学科训练的人，日益以学科内部的严格训练为借口，树立不必要的界限，以谋求巩固学科的专业地位。学科制度的优点是能够建立完整而融贯的理论传统和严格的方法学训练，但同时也有使学术体制成为偏见的生产地，以服务自己的利益（self-serving）为尚，建立虚假的权威之虞。”[28]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学派是因为学术事业而自然凝聚成的学术共同体，它不是江湖门派，更不是政治帮派、宗教系派。当前有些学派正在堕落为垄断学术资源、保持话语霸权的学术帮派，很值得警醒。
学术共同体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已经形成了一种成熟的学派研究范式，有共同的方法论和研究纲领（“内核”与“保护带”）。但是，值得提出的是，方法是为了解决研究问题而形成的，不是凝固不变的，也不能固步自封，方法是针对一定问题的方法；理论是针对一定现象的理论；要谨防当前学术研究中存在的一种“为方法而方法，为理论而理论”的不良倾向追求。“一个人要掌握‘方法’和‘理论’，就得变为一个自觉的思想者，一名了解在自己研究中所运用的假设和隐含意义的研究者。而他若是为‘方法’和‘理论’所控制，则无法进行研究，也就是说不能竭力洞察世事。”[29]只有方法没有思想的研究者充其量只是学术工匠或学术巧匠，却称不上是学术人，我们必须在个人的研究实践中，在学科组织中，让方法和研究工作保持密切联系。一流的学术大师的方针是能够“在宏观视角的思想和细节性的阐释间不停地穿梭”，将方法与问题、价值、思想融为一体。“如果一个学术团体气氛活跃，成果卓著，那么必然存在着可供个人之间探讨未来研究的学术空间。这种空间包括问题、方法和理论三个方面——它应当源自研究者的工作并重新引入研究当中去；研究的进展决定了它们的内容，而在一定程度上，它们又引导着研究的进展。专业协会正是因此才有它存在的学术上的理由。”[30]
因此，学会、学派、学术共同体以及成熟的研究范式的形成是学术理论研究深化与成熟的标志，也是其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的群体条件。
4 实践条件——理论与实践统一
“坐而论道易，起而行道难”。马克思曾深刻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1]因此，理论工作者应该以自己的理论研究成果投入到社会变革发展的实践中去，以更好地履行一个理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理论工作者与社会处于动态平衡之中。一方面，作为社会历史及其最高文化成就的保存者，理论工作者似乎是滞后的；另一方面，他们又被看作是领导者，在新的知识领域探险，进行理论创新与技术改进。理论工作者将社会反射于自身，同时又通过提出难题来挑战自身镜像。理论工作者一直在入世和“学术研究的”超然之间摇摆。大众媒体、可视性和变化多端的文化价值尤其是媚俗的追求倾向于把镜头对准官员学者、明星学者和投机取巧的学术混子。同时，还有沦为像有些“外国资本势力的买办文人”和某些“国内富贵阶层利益的雇佣学者”那样的吹鼓手，或是“乔扮”于一个所谓社会“弱势群体”的呐喊者形象以“哗众取宠”、“沽名钓誉”。理论研究者应该基于自己对社会改革实践中的问题的体验与认识，从一个学者的“求真”品性、一个研究者的“价值中立”的客观立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公共理性”的责任与使命出发来反思与观照公共领域中尤其是与自己研究领域里密切相关的种种问题，由技术理性转向实践理性，最后走向解放理性。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要超越实证主义和阐释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做好解释与描述、诠释和解释、批判和解放的社会问题的研究，把批判与解放辩证统一起来，把研究过程中的价值中立与研究结果的价值涉入统一起来，导向“理解的共识”，达到“视野的融合”，实现科学的统一性、理解对象的统一性和解放事业的统一性。理论体验是一种解放的体验，它同时也是一种最佳的生活方式。
一切真正的理论研究者都应担负起自己神圣的社会责任和时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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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Educational Theory Researcher and its Realize Conditions
DONG Li-pingHUANG Hong-wu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amen, Fujian 361024, China)
*基金来源：本文为福建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10年度规划课题（项目编号:FJG10-020）成果之一。
收稿日期：2011年4月10日
编辑：小西
作者：董立平 黄红武
曾国藩的道德教育理论论文 篇3：
论传统家庭教育思想及其现实价值开掘
摘要：家庭教育是孩子健康成长的基础，随着社会的进步，那些封闭传统的观念与方法在如今已显得不合时宜。但是，传统家庭教育中的科学方法和先进的思想精髓，对当代家庭教育。尤其德育建设仍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值得我们吸收和发扬：。本文旨在阐述传统家庭教育的精神内涵和途径。并开掘其现实价值。
关键词：传统家庭教育；途径；现实价值；开掘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由婚姻产生的血缘关系而成的家庭为维系其正常生活，承担其社会职能，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产生了独特的、蔚为大观的传统家庭教育文化。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传统家庭教育在培养适应自然经济的人才，塑造民族文化心理，传承优秀文化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具有积极的人生和社会价值。对推动我国当前家庭道德建设，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道德素质都有一定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一、传统家庭道德教育的内涵
纵观传统家庭教育，其内涵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人无志，非人也”的立志教育
立志是做人的根本，是人立身于世的精神支柱，没有志向，人就很难成才。传统家庭德育中把“立志”对青年人健康成长的作用强调得非常充分。首先，强调志向要远大。诸葛亮在《诫外甥书》中告诫晚辈“夫志当存高远”。而要达到“高远”的志向，就必须追慕先贤，要学习先贤们的无所畏缩、豁达大度、不为眼前细碎得失所拘，努力向既定目标奋进，如果意志不坚定，将永远处于平庸的地位，无所作为。所以他强调“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同时，强调“志”对“行”的作用，位列“竹林七贤”的魏晋思想家嵇康在《家诫》中劝戒道：“若志之所之，则口与心誓，守死无二，耻躬不逮，期于心济。”立志确定了目标，平时的言行就会为之努力，即使能力有限，也能有所成就。在传统家庭德育里，将“立志”列为人格修养的核心，所以嵇康大声呼吁“人无志，非人也”。
2、“中和为贵、文明谦恭”的修养观
乐群贵和、文明谦恭是中华民族处世哲学的基本内容，几乎所有的传统家训都一再叮嘱家人子弟要涵养品德，加强礼仪修养，宽厚待人，谦恭谨慎。要“遇事须平和处之”(蒋伊：《蒋氏家训》)；对乡亲邻里，更要“宁我容人，毋使人容我”(郑文融等：《郑氏规范》)；“处宗族、乡党、亲友，须言顺而气和。……宁人负我。无我负人”(庞尚鹏：《庞氏家训》)。康熙皇帝教训皇族的《家训格言》中甚至将文明礼仪、行为习惯修养作为规范人行为的根本手段和社会运动的原初动力。他说：“礼之系于人也大矣!诚为范身之具，而兴行起化之原也。”曾国藩47岁时，以自己生平不注意礼仪而到处遇到麻烦的经历，告诉弟弟与人交往中礼仪的重要性，嘱其随时注意这方面的修养渗见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咸丰八年正月十四日《致沅弟》)。
3、“勤则得多”的奋斗精神
传统家庭德育中把“勤勉思想”放在很重要的地位。勤奋既是一种方法，更是人的优良品质。西汉大儒孔臧在《戒子书》中就告诫儿子“人之进退，唯问其志，取必以渐，勤则得多”，阐明“志”与“勤”之间的辩证关系。认为“志”的高远与否是人进退的前提，但“勤”于行、持之以恒是条件。所以无论是皇族宰臣，还是文人士大夫都重视对晚辈“勤勉”品格的培养。汉高祖刘邦登上九五之尊高位后，反省自己的发迹史，专门下了一道“手敕”，告诫太子刘盈：“汝可勤学习。”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中以苏秦刺股、文党投斧、孙康映雪、车胤聚萤虫光、儿宽带经书而锄等勤奋苦读的典故教育后辈。在强调勤勉的同时，着重强调勤奋学习在“人成大志”中的作用。唐代文豪韩愈在教子诗《符读书诚南》中指出“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他认为人出生时并没有贤愚之别，只是由于后天的学与不学才慢慢拉开差距。宋代大家欧阳修也在《诲学说》中指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然玉之为物，有不变之常德，虽不琢以为器，而犹不害为玉也；人之性，因物则迁。不学，则舍君子而为小人，可不念哉!”可见，玉不琢仍为玉，本质不变；而人不学则退，难以保住天生的本性。
4、“应世经务、奉公清廉”的务实思想。
难能可贵的是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社会，仍有许多传统家庭教育要求子弟耕读并重，学些技术、手艺，以自食其力、自立于世。陆游“时时语儿子，未用厌耕锄”(陆游：《剑南诗稿》)。霍韬《渭崖家训》中论述了子弟参加农耕的重要性，认为“幼事农业，则习恒敦实，不生邪心。”他还主张乡村学校的先生，应该考核学生从事农业生产的情况。凡耻于耕作者应予以休罚，如连犯三次。就开除他的“学籍”。纪晓岚甚至颠倒了自古以来“士农工商”的排列次序，向儿子灌输“农居四民之首，士为四民之末”(《纪晓岚家书》)的崭新观念。《庞氏家训》等家训著作中还写入了一些农副业生产的经验。
更难能可贵的是不同时代、门第的家庭教育中都教诫家人清白做人，勿贪勿奢，注重节操名声，特别是一些官宦家庭在奉公清廉方面更为首倡。赵鼎的《家训笔录》认为“凡在士宦，以廉勤为本”。包拯对贪官嫉恶如仇。嘱告家人“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包拯集》卷十《补遗》)并命人刻在石上，以诏后代。
5、“救难怜贫、体恤下人”的人道关怀。传统家庭教育都把尽自家财力、物力资助贫苦族党乡人，关心照顾鳏寡孤独视为处世做人的基本准则。认为“世间第一好事，莫如救难怜贫”(高攀龙：《高子遗书·家训》)。许多家庭教育都积极倡导家人热心公益事业，大到造桥修路，小到免费供应茶水，几乎无不涉及。这种人道关怀还鲜明地体现在对待奴婢、佃户的问题上。不少官宦家庭在坚持封建尊卑原则的同时，要求家人善待家仆，关心他们的衣食冷暖，体恤他们的辛苦，在人格上平等地对待仆人及其子女，不可虐待奴婢，不能增加佃户田租。蒋伊的《蒋氏家训》规定：“不得逼迫穷困人债负及穷佃户租税。须宽容之，令其陆续完纳，终于贫不能还者，焚其券。”袁采的《袁氏世范》要求家人在婢女成年以后要还其父母，仆人年老无家可归者要养其老。
二、传统家庭教育的实现途径
一是注重家风的陶冶。不少家族都十分注意纯朴、善良、正派的家风对子弟品德养成的重要影响。如唐代3700多人同居、19代共饮、被皇帝赐以“真良家”的江州陈氏家族。以及横跨宋元明三代，被元、明两代皇帝屡次旌表的浙江浦江郑氏家族，正是依赖家庭和睦、子弟孝顺、勤业守法、积善累德的良好家风的传承才自立于当时、传名于后世的。
二是以身立范、立教，潜移默化地陶冶子弟的品德。不少家庭对于子弟既重言传，更重身教。例如明代袁参坡的夫人李氏，虽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却是一个人格高
尚的女性。她不仅对前夫的孩子视如己出，而且以自己的榜样示范给他们以勤俭持家、体恤贫穷、宽以待人、以德报怨等美德的熏陶(参见袁衷录：《庭帏杂录》，《丛书集成初编》第975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被誉为“立身行己之要，型家应物之方”的明代官吏温璜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成为—个忠君报国的忠臣。他在清兵南下时率领军民坚守不降，最后全家自杀殉节。《四库全书》的编撰者们在《温氏母训》的提要中转引了这段史实以后，对温母的家教作了这样的评价：“知其家庭之间素以名教相砥砺，故皆能临难从如是，非徒托之空言者也。”(《四库全书》第717卷，522页)原刊印者在《跋》中也评论温母“所身教口授者，信乎家法有素而贤母造就不虚也。”(同上书，529页)
三是奉行“明刑弼教”的宗旨，辅以家法、族规的约束。运用惩罚手段加强对家人子弟的规戒，是宋代以来家庭教育的重大发展，宋及以后的不少家族中都对违背家训者作了惩治性的规定。这与中国儒家所提倡的“德主刑辅”的主张是相适应的，不少做出惩罚性规定的家族明确指出其目的正是为了对族人、子弟的教化、训导。清代安徽环山的《余氏家规》指出：“家规之设专主于教，宜无事于法，然不能不借法以行教。”(《余氏宗谱?家规》)这样，教化辅以惩罚，更有利于约束品行不端的子弟、族人，避免违法犯罪而导致整个家族罹祸。这对保持家族的生存和发展，对于维护宗族成员的团结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这些家法族规督促族人严格遵守封建统治阶级制定的法律规范，也从家庭这一最基本的社会单位人手强化了国家法律，维护了封建统治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三、当代家庭教育对传统家庭教育思想的价值开掘
首先，在教化的指导思想上，扬弃教家立范与修齐治平相统一的宗旨，通过强化家庭教育来提高的家庭成员的道德素质。在封建社会，将家庭教育提高到治国平天下的高度，“一家之教化，即朝廷之教化”(《寒松堂集?奏疏》)。朱元璋当上皇帝的第二年，就亲自制订、颁布了包括“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做非为”在内的《教民六谕》，强调家庭教育规范。尽管社会已经发展到今天，但家庭仍然是社会的细胞，公民良好道德品质的培养仍然要以家庭教育为基石。家庭教育搞好了，公民的道德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在家庭教育的内容上，弘扬传统家庭教育的积极因素，为我国现阶段的家庭道德建设服务。传统家庭教育思想发展、盛行于封建社会，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唯心主义和封建纲常礼教的糟粕，这无疑是要批判、抛弃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由于传统家庭教育文化是父祖对家人、子弟的训诫告勉，因而板着面孔说教的，完全陈腐的、封建的东西就少得多。实际上，实是求是地分析前面所述的传统家训的基本内容，无论是治家齐家的经验传授、对子弟修身做人的训诫，还是对家人处世哲学的指导，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可以扬弃、借鉴来为我们今天的家庭道德、社会公德的培养和公民健康人格的塑造服务的。
第三，在家庭教育的途径上，汲取跨统注重家风熏陶、养正于蒙、亲情感化等做法，以取得最好的效果。家风是一个家庭、家族在世代累居、繁衍生息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生活作风、传统习惯和道德面貌。许多家训都要求子弟继承本家族的清白家风。“富贵苟求终近祸，汝曹切勿坠家风”(陆游：《示子孙》)。虽然像前面提及的陈氏、郑氏那样的大家庭今天已不复存在，但是良好的家庭环境、健康向上的家庭氛围显然有利于人们优良品德的形成。
蒙以养正，是传统家庭教育的一个鲜明特征。被推为“家训之祖”的《颜氏家训》就极为强调蒙养的重要性，清代学者孙奇逢在《孝友堂家训》中甚至认为“端蒙养是家庭第一关系事”。从现代教育理论看，从小加强对孩子正确的思想道德教育，是符合教育规律和道德品质养成规律的。“蒙以养正”给我们的启示是，人的道德素质的培养开始于家庭，从源头抓起，才能事半功倍。
此外，由于家庭教育是建立在血亲伦常关系上的教育，所以父祖在对子孙的教诲中多是关怀慈爱，循循善诱，将亲情的感化与严格的要求统一起来，使得“慈爱不至于姑息，严格不至于伤恩”(仁孝文皇后：《内训》)。亲情爱心的濡染浸润可以使得受教化者爱其亲、信其道，大大增强道德品质养成的功效。
第四，在家庭教育方式方法上。传统家庭教育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对今天的家庭教育仍具有借鉴意义。上文提到的传统家庭教育的许多方式方法，都可以借鉴来为我们今天的家庭教育服务。比如家长的率先垂范。古代家训教化中非常注重家长、族长、宗正的道德修养，要求家长正身率下，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家庭成员，不得偏私。家长能够以身立范，子弟才能得到良好的教育。在人的基本道德素质养成的过程中，家长的示范作用是极为重要的，要培养孩子的优良品德，首先要家长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质。传统家庭教育的发展史也证明，凡是德风淳厚的家庭、家族，无不是管理、教化制度完善、措施得力的家庭、家族。
作者：邹巧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