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经济关系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内容提要]本文研究了中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领域中的学者、研究机构和地区的学术影响力,并分析了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研究趋势。本文认为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仍然处于初步成长之中,研究队伍有待进一步培养和扩大,但是研究成果和学术影响力已有显著的提高,高校和社科院系统是研究的主力,北京是研究的中心。
经济关系研究论文 篇1：
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研究回顾与反思
【摘要】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纷纷开始研究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使其成为目前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热点之一。新中国头30年，这对关系从集权制到分权制之间经历多次的调整和交替。以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变迁的理论、目的、动力、问题、历史分期、特点为视角，梳理新中国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的学术史，并对研究的不足和应注意的问题进行反思。
【关键词】新中国 中央与地方 经济关系
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是什么？从术语层面和内容层面讲，学术界没有严谨科学的规范。一般认为，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是国家经济权利在政府间纵向或横向的分配关系。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核心，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关系、法律关系最终服从于和服务于经济关系。学者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研究其重点和实质是经济关系的研究。
国外研究综述
早在1851年，英国法学家史密斯出版了《地方自治与中央集权》一书，提出资产阶级中央与地方关系要实现均衡化。资本主义中央与地方关系经过100多年的实践后，到20世纪80年代，成果十分丰富。
1985年伊夫·梅尼、文森特·赖特编《西欧国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该书比较了西欧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1986年法国拉焦尔在《行政部门的机构》一书中强调中央与地方应按比例分配国家权力。
二战后，随着美国经济的兴起，一批美国学者开始探究中央与地方关系。里普森认为，应该从经济角度认识中央与地方关系。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强调中央集权及中央政府的权威在政治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在国外，出现了一门新的学科—即府际关系学，对政府间关系（包括横向和纵向的政府关系）进行探讨。多麦尔指出纵向政府关系是一种命令、服从的关系，横向政府间关系是一种受竞争和协商的对等权力的分割体系。罗森布鲁姆在《联邦制与府际关系：美国行政国家的结构》一书中指出促进各州之间合作的法律依据即“充分信任与信用条款”。
国内研究综述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必须考虑怎样构建社会主义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学者纷纷开始研究新中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以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变迁的理论、动力、目的为视角。一是变迁的理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从权利分配和隶属的角度看，有三种类型：即中央集权制、地方分权制、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混合体制。对于中央集权制，恩格斯曾经表述：“每个国家，从专制君主政体起到共和政体止，都是集权的。”①既然中央集权制是国家的根本属性，为什么还有分权制或集权与分权的混合体制呢？高秉雄认为，地方自治是国家权力互相制衡或分权原则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体现。此外，他还论证了中国实行地方自治的可行性。②詹步强主张中国实行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混合体制，他认为 “市场经济的统一性与竞争性、中央与地方利益的一致性与差异性决定了中国必须选择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混合体制”。③
张江河在《论利益与政治》一书中认为利益是主体在实现其需要的活动中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所体现的价值，政治是特定社会中各权力主体在以政权为核心的条件下围绕着对利益的权威性调控而结成的一定关系和所展开的活动。1987年英国学者艾伦在《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通过分析世界各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发展史，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分为合伙型或代理型。英国政治学者罗斯在《从中心政府到民族范围的政府》一书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分为相互独立型、相互依存型和单方依存型。
二是变迁的动力和目的。全治平在《论地方经济利益》一书中指出，中央与地方经济利益的矛盾，基本上属于经济利益的分割。在既定的经济利益总量中，矛盾各方争取更大的份量。沈立人认为财政的“分灶吃饭”或地方包干，使地方政府成为经济活动和经济利益的主体，地方增加了财政收入，千方百计地发展地方企业，形成了不顾国家全面规划的“独立王国”。④李新安认为，在分权化改革与市场化改革交互作用的体制变革时期，中央与地方之间的非合作利益博弈还会持续较长时间，必须进行体制创新，以弥补政策调整为主要手段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关系的制度性缺陷。⑤
利益导致竞争，竞争形成动力。刘亚平在《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竞争》一书从退出选择的视角分析了地方政府竞争的内驱动力是争夺中央政府控制的稀缺资源和社会大众如居民、企业控制的稀缺资源。进而，地方政府使用行政手段树立壁垒、干预市场。孙立平认为，目前中国的房地产热以及正在进行的调控，标志着中国进入利益博弈时代。⑥李新安认为，区域利益得失不均衡导致区域发展差距扩大。蒙志鹏认为，目前地方政府竞争的主要形式是各地的招商引资。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扬主持的“中国地方政府间竞争研究”的实证研究成果指出地方政府间竞争理论是研究国内地方府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成果。孙立平在《利益时代的冲突与和谐》一文中，认为应用有效的制度安排来容纳和规范利益表达，建立利益表达和利益均衡机制。
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视角。早在1949年，周恩来针对当时各解放区权力不能统一的现象说：“在今天的情况下，我们还不能完全做到集中和统一，但也不允许各自为政。要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发挥地方的积极性”。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谈到“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大跃进时期，毛泽东针对当时权力下放引起的混乱局面，又说：“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⑦
20世纪80年代后，一些学者对计划经济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存在的问题进行回顾和反思。如刘承礼认为，“一五”计划时期中央“集中过多，统得过死”，严重影响了地方增收减支的积极性，也造成中央机构的臃肿。武力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卷）对1958年权力下放为主要内容的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急剧变革导致的混乱局面进行研究。任志江认为，1958年经济发展战略的变化使中央与地方关系出现了新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剧烈起伏和波动。张俊华认为，中央放权极大推动了大跃进的进展。谢玉华认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向地方放权只是行政系统内的放权，没有向企业和社会放权。
新中国头30年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可以看出，无论是集权制还是分权制，都存在不足或弊端，怎样解决现实中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矛盾，一些学者对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方法、途径进行了积极探索，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转变政府职能，通过立法规范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有些学者建议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法》，规范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行政职能和经济职能。二是完善企业管理制度，促进市场发育。给企业放权，使微观经济决策权从政府手中转移到企业手中，使地方政府、企业与中央政府一并成了经济主体。三是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为解决地区经济差异和地方突发事件，中央必须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以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以制度变迁的历史分期、特点为视角。一是制度变迁的历史分期。依据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的程度，学者从不同的视角把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史分成若干阶段。例如四阶段论。1949年～1954年为确立阶段；1958年～1960年为放权阶段；1961年～1965年为收权阶段；1966年～1976年为“十年动乱”时期。三阶段论。大多数学者把改革开放前政经一体化构架下的经济关系分成了三个阶段。即大区分权阶段（1949年～1952年），中央集权阶段（1953年～1957年），统与放的循环阶段（1958年～1978年）。辛向阳从调整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的急迫性出发将这段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大区制时期（1949年～1954年底），热风阶段（1955年～1959年），骤雨阶段（1960年～1978年）。两阶段论。夏丽华根据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变化情况把改革开放前的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分为中央高度集权阶段（1949年～1956年）和过渡放权到收权阶段（1956年～1978年）。一阶段论。部分学者将改革开放前30年作为整体来概括和研究。刘承礼认为，在我国传统计划经济时期，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数次交替，每次循环似乎回到起点，但其内容也有更新。以上的历史分期基于不同的视角，虽各有道理，但还不完善。如四阶段论忽略了1955年～1957年、1977年～1978年两个历史时期，三阶段论、两阶段论、一阶段论时间跨度太大又过于笼统。
二是制度变迁的特点。第一，中央主导、地方服从。欧阳日辉在《宏观调控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一书中认为，地方政府在税收征集和财富分配等方面都没有自主权。张军、漫长在《中央—地方关系：一个演进的理论》一文中指出：“大跃进”时期，中央仍然控制着下放企业利润的80%。张宇在《集权、分权与市场化改革》一文中指出：改革前的地方分权制是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权力的上收和下放、集中和分散都是由中央政府决定的，主动权在中央政府手中，是计划经济的内部调整。
第二，计划经济时期没有从根本上触动产品经济模式。改革开放前，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无论在“大跃进”时期，还是在文化大革命前期，中央实行的地方分权都是有限的，它的极限是不能突破计划经济体制—中央对全国经济下达指令性计划。王宇认为，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不管是高度集权还是相对分权，都会损害经济效益。
小结
研究的不足之处。综上所述，新中国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研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并涌现了一批研究此领域的专家。但从研究内容看，地方研究、个案研究和用唯物史观与工业化的视角研究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的成果还显不足，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的各方面内容的系统研究还不够充分。中央与经济特区、特别行政区的经济关系研究较少。中央的宏观政策在具体的省份也不千篇一律，也因地域不同而有差异，而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背景、结果至今还无人研究。同时，学者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细微变化及其变化的原因、背景、过程、结果并没有深入分析。因此，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和深化的领域。从研究方法看，多数学者运用历史学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形式较单一。运用历史方法研究时缺少详细的历史事件作理论支撑，或说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不够严密。运用经济研究方法没有或很少采用计量分析和数学分析，中央与地方利益均衡机制的理论模型还没有建立。同时，从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之间学科交叉的视角研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理论不够充分，解剖不够深入，分析不够全面。
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必须放在国家集中力量突击工业化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分析，否则会犯历史唯心论的错误。调整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如果离开这一目标去谈论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的演变，就会陷入唯心史观，就不能理解中国共产党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一系列的方针与政策，更不能正确理解人民公社、“大跃进”甚至“文革”的错误。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如果用今天的眼光去分析当时中央为什么不搞分税制、为什么不用法律规范中央与地方政府经济职能，甚至提出为什么不政企分开、为什么不搞市场经济这些今天看似习以为常的话题时，那就是不尊重历史事实。
二是对地方自主权的扩大要用辩证的观点去看，否则会犯机械唯物论的错误。地方分权的前提是保证中央的统一计划的执行，如果分权破坏了统一计划，地方积极性越高越坏事。是否扩大地方自主权或扩大多少权力，这些问题要因时因事而变，不能简单划一。正确的做法是：中央政府即使是在加强集权时也要考虑到哪些能集哪些不能集，或在分权时要考虑到哪些能分哪些不能分，要恰当好处，要预测和寻找权力分配的最佳点。
三是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是对的，但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扩大地方自主权不总是对的，也不总是错的，关键是在什么时期在什么条件下去扩大。如果需要集权时去扩大地方自主权，或需要分权时加强集权，都会适得其反。关键是要了解这个历史时期国家的工作重心。利用经济学的方法去分析集权与分权的博弈。中央在目标既定时，是集权多一点还是分权多一点，取决于完成这一目标效用最大化的那一个。
四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现在又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而社会主义制度一大优势就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两个积极性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把中央积极性放在主导方面。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简单地拿中国同瑞士等国比，也不能同只有200多年历史的发达美国比。即使它们，中央与地方关系也经常出现问题，比如英国。1992年后“三乱”的错误，今天地方债务的问题等等，都与不适当地扩大地方自主权有关。
五是研究新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要放在世界背景中考察。研究改革开放前30年新中国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应考虑当时的国际环境。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优先发展重工业、实行计划经济等党和国家的大事无不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构成、特点及其演变也应与国际环境有关。因此，研究、评价中央与地方关系应具有世界眼光。
（作者为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社科部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本文系2014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4YJC850014）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396～397页。
②高秉雄，李广平：“论地方自治”，《山东科技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③詹步强：“试论我国中央集权—地方分权混合体制的合理性”，《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8期。
④沈立人，戴园晨：“我国‘诸侯经济’的形成及其弊端和根源”，《经济研究》，2006年第6期。
⑤李新安：“我国中央、地方政府区域调控的利益博弈分析”，《财政研究》，2004年第4期。
⑥孙立平：“中国进入利益博弈时代”，《经济研究参考》，2005第68期。
⑦《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29～731页。
责编 /张晓
作者：陈鹏
经济关系研究论文 篇2：
中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一般特征和发展趋势（之二）：学者、研究机构、地区的学术影响力及研究热点
[内容提要]本文研究了中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领域中的学者、研究机构和地区的学术影响力 ,并分析了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研究趋势。本文认为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仍然处于初步成 长之中,研究队伍有待进一步培养和扩大,但是研究成果和学术影响力已有显著的提高,高 校和社科院系统是研究的主力,北京是研究的中心。
[关键词]国际经济关系 CSSCI来源期刊 论文被引 著作被引 机构分布 地区分布
根据2000—2007年CSSCI期刊论文数据的分析,从2000年到2007年中,国际经济关系研 究的论文发表呈现缓慢下降趋势,但是研究的规范性和学术性不断增强,其研究水平和研究 成果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处于前列[1]。本文将根据相关数据分析国际经济关系研究 领域的学者、研究机构和区域影响力,并分析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以及未来的研究趋势。
研究学者的学术影响力
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学者的影响力,主要表现为发表论文的人数和被引人数、学者发文数量、 学 者论文被引率、论著被引率。通过这四项指数的分析,我们不仅可能了解中国国际经济关系 研究队伍的大致规模,而且能够掌握其研究成果的水平质量。
一是国际经济关系论文的发文人数和被引人数。表1给出了2000—2007年在CSSCI来源期刊发 表论文的总人数和被引作者总数。从发文学者数量(不合并同姓名者)看,2000年共有1 708名作者,2007年为803名,减少了905名,平均每年减幅6.62%。从年度看,虽然 学者数量 呈曲线波动,但总体趋势是不断减少。发文学者的绝对数量(合并同名学者)也是如此,20 00年1122人,2007年730人,减少了392人,平均每年减幅为4.37%,说明研究队伍 的规模不 断缩小,但仍是相对稳定的。但另一方面,被引作者的数量经过四五年的平稳发展后,呈大 幅增加趋势,2000年为2575人,2007年为4151人,增加了1576人 ,平均每年增加7.65%,这 标志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水平双双提高。研究队伍和研究质量的“一降一升”说明了以 下两种情况:一是研究队伍的规模相对缩小,可能是从事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的研究人员对 该分支领域兴趣减小;二是被引次数不断增加,仍表明该分支领域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水平甚 至得到跨学科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并说明该分支研究领域持续具有重要的学术影响。
二是国际经济关系研究人员的发文数量。经过检索,我们发现在2000—2007年期间发表4篇 论 文以上,即平均每两年发表一篇的,共有108位学者;共发表2篇论文的,即平均每年发表一 篇的,有33位学者(含合作研究),如表2所示。必须说明的是,表2列举的数字,并非这 些作者在这8年期间全部发文的总数,而只是其发表的国际经济关系论文的数量。该表所列 的3 3位学者,大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或该领域享有盛名,绝大部分都是教授和研究员。从这些 学者的分布机构来看,14位来自高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下属研究所13人,中国银行2人 ,其他4人分别来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新华通讯社、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院)和上 海社会科学院。这说明,高校系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主要学术基地。
三是学者论文被引分析。经过检索,我们发现2000—2007年期间论文被引的作者,大致可以 分成四类,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现当代中外各国和地区的领导人、国际机构、研究学者 。本文主要分析研究学者的论文被引,如表3所示,论文被引32次以上的,即平均每年被引 4次的,共有21位学者(同名者1人)。
在这21位学者中,中国学者19人,外国学者2人,其中,日本学者1人、美国学者1人,此即2 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其论文及中译版本被引145篇次,超出被引篇次 排在第二位的两倍以上,说明此人对我国在该研究领域的非同寻常的学术影响。在19位中国 学者中,发表论文数量和被引篇次均处于前列的,即表3与表2排列重合的,共有10人,他 们是活跃在该分支研究领域和各自研究领域的杰出学者,即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张蕴 岭、张幼文、陆建人,以及拉丁美洲研究所江时学和苏振兴、美国研究所陈宝森、世界经济 与 政治研究所余永定、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许新、东北财经大学刘昌黎、复旦大学华民。可 见, 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与高等院一样,不仅是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主要学术阵地,而且是 该 研究领域的引领者。其次,从学者的机构分布看,北京是最重要的研究基地,其他是沿海 发达地区各大城市,如长春、大连、上海、厦门、广州等。第三,在年龄结构上,这些被引 学者的主体是中年,老年和青年较少,预示着学术队伍的未来培养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任 务。
需要注意的是,表3中包含了译著的被引统计,如排序第17位的杨宇光,是三本国际政治经 济学名著的译者,即英国已故国际政治经济学家苏珊•斯特兰奇的《国家与市场——国际政 治经济学导论》、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家罗伯特•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和《全 球政治经济学》,这三本名著都是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开山或扛鼎之作,也是该研究领域的 必读参考书。[2]
还要指出的是,通过对2000—2007年被引篇次超过10次的学者的检索,我们发现,在中国社 会科学院以外,中国著名高校的许多学者是国际经济关系研究领域的杰出贡献者,按照发文 数 量和被引频次的排序相加,名列前茅的主要有东北财经大学、吉林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 学、辽宁大学、暨南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黑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 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它们是中国著名国际经济关系研究人员特别是著名学者的荟萃 之地。
四是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学术论著。这里采取的标准,仍沿袭上文的论文被引分析,将著作分 为 四类,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其译著、现当代中外各国和地区领导人著作以及文集和选 集、国际机构的报告和统计、学者的著作和译著。这里只分析最后一类,即中外学者的著作 和译著。但必须说明的是,如同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其他分支研究一样,马克思主义经 典著作及其译著、现当代中外各国和地区领导人著作以及文集和选集等两类著作,在国际经 济关系研究领域同样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影响最为显著。
表4给出了被引10次以上的31种学术著作,其中,外文著作4种、译著15种、中文著作12种 。在外文著作中,英文著作2种、日文著作2种。在译著中,英美学者著作11种、波兰学者著 作1种、日本学者著作1种、法国学者著作1种、荷兰学者著作1种。这些译著的被引次数共18 6次,占所有31种著作被引总数的48.81%;加上4种外文著作被引52次,外国学者著作的被 引 次数达238次,占本表被引总数的62.47%,超过中国学者的著作被引率,足见外国著作对该 研究领域的重大影响。
第二,在这些外文著作和译著中,经济学特别是国际经济关系著作位居前列,且大都为该领 域 的重要著作,如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雅克•阿达《经济全球化》、保罗•萨缪 尔森《经济学》、保罗•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关系》、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值 得 注意的是,在这些外文著作和译作中,保罗•克鲁格曼的3种著作同时榜上有名,即译著《 国际经济关系》、《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以及英文著作《地理和贸易》,其被引次数共31次 ;迈克尔•波特的同名著作的中英文本的被引次数共29次,接近克鲁格曼。
第三,在当代中国学者的12种著作中,国际经济关系著作11种、中国经济著作1种,其被引 次数 共为143次,为该表所有著作被引总数的37.53%,被引率小于19种外文著作和译著,从另一 个侧面说明了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尚处于成长的“初级阶段”。需要指出,在11种国际经 济关系著 作中,主体是一般的理论介绍、经济史研究和国别经济分析,说明该学科领域的建设任重道 远。
最后,上述31种著作的出版情况,同样表明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相对落后。在这些著作 中 ,中文著作和译著的最早出版是《西方世界的兴起》,最新出版的是《世界经济千年史》, 巧合的是,两者均为经济史著作。这大致能够说明两种情况:一是我们未能紧密跟踪海外国 际经济关系研究的理论前沿和热点问题,二是我们主要还是关注世界经济以及相关国家的经 济 演变和发展史。从出版社情况看,经济科学出版社、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中央编译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新华出版社、华夏出版社是国际经济关系著作的主要出版主体,证明 北京在国际经济关系研究中的中心地位。
研究机构的学术影响力
本文所分析的国际经济关系研究机构,分为9大类,即高等院校、社会科学院系统、党政部 门、非五大系统的各类机构、国外学者、党校、解放军系统、台港澳系统和其他机构。
中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机构的学术影响力,主要表现为发文数量和论文被引数量的比较。在 但 分析其学术影响之前,有必要了解各类机构发文的总体情况。表5给出了上述9类机构200 0—2007年发表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论文数量。其中,普通高等院校共发文3237篇 ,占所有发 文的58.36%;社科院系统1115篇,占20.10%;党政部门418篇、非五大系统的各 类机构389篇 ,分别占7.54%和7.01%;其他几类研究机构,如国外学者、党校、解放军系统、台港澳系 统 和其他机构,其发文相对较少。这说明,高等院校和社科院系统是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主要 阵 地,两者的发文总数是4352篇,占总数的78.48%。其次,从发文的年度变化看, 各类机构基 本上都呈下降趋势,这与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总体趋势是一致的。2006年前,高等院校 的 下降幅度不大,但2007年发文数量突然减少到349篇,比2006年451篇减少102篇,降幅达22 . 62%。社科院系统的变化大致相同。国外学者的发文数量不大,但同样的,从2006年到2007 年,其下降幅度超过50%。台港澳学者的发文始终很低,变化也不大。国外学者和台港澳学 者的发文率低,说明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开放度相当不够,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的 这个分支研究领域仍未达到同国际甚至台港澳进行交流和对话的水平。
从各类机构的发文数量也可以看出,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主要机构是在高等院校、社科 院 系统和党政部门,特别是高等院校和社科院系统的各个教学研究机构,是国际经济关系研究 论 文的主要生产者。表6给出了8年发文60篇以上的19个机构,其中,高等院校14个,占73.68 %;社科院机构4个,占21.05%;党校1个,不到5%。这表明,高等院校是我国国际经济关系 研究的最主要的基地,社科院系统是另一个重要的学术阵地。
从各研究机构发文数量的排名看,2000—2007年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发文最多的是南开大学, 其 次是复旦大学、吉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表2和表3中学者发文较多的东北财 经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在表6中的排名分别为第12名、第6名、第18名,而外交 学院则榜上无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各个研究所的排名也是如此,在这里出现的世界经济与政 治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和亚太研究所,排名也开始落后。这大致有三个原因:一是综合 性大学拥有研究传统或优势,如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它们长期 以来在国际经济关系研究中处于领先甚至领导地位;二是这些大学在学术队伍的建设上拥有 优势 ,特别是在该学科领域拥有多个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权点;三是高校改革始终领先于社科院 系统,在人才引进和学术队伍建设、研究项目资助等方面,投入较多,成效明显。
各研究机构的论文被引情况,同样反映了上述特征。如表7所示,8年被引次数超过16次 的,即平均每年被引2次以上的,有19个机构,其中,高等院校仍是主体,为13个,占68.4 2%;余下皆为社科院机构,占31.58%。这说明,高校和社科院在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领 域的影响很大,而高校的影响又远大于社科院系统。表7所表明的各个高校在论文被引方面 的学术 影响力,与表6并不完全一致。复旦大学被引46篇次,位居第一;以下依次是吉林大学41 篇次、北京大学36篇次、中国人民大学33次。表6发表论文第一的南开大学,在这里排名 第7位;在表6中排名第13位的暨南大学,在这里却榜上无名;而未进入表6的辽宁大 学,在这里却跻身第14名,再次说明了该校传统学科的较强学术影响。在社科院系统中,中 国社会科学院各研究所始终处于领导地位,其下属的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 所和亚太研究所虽然排名有所变化,但始终处于被引次数的前列,同时,未进入表6发文 前列的日本研究所和欧洲研究所,却分别进入论文被引排名的第12位和第18位,从而表明中 国社会科学院及其相关研究所始终处于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前列,对推动该领域的成长 ,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地区的学术影响力
国际经济关系研究机构的发文和被引情况,大体说明北京和沿海发达地区在该领域的巨大学 术 影响。为进一步证明这个观点,本文引入地区发文统计和地区论文被引统计两项数据,它们 提供了我国各个地区的所有研究机构在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论文和论文被引的情况。
表8给出了2000—2007年我国不同地区发表国际经济关系研究论文的数量情况,其中,台港 澳的发文数量仅是这些地区的学者分别在内地期刊上发表的论文统计。如该表所示,北京地 区在8年期间共发文2150篇,占所有地区发文总数的40.05%,北京成为我国国际经 济关系研究 的当然中心。其次是东部其他省市,包括上海、吉林、江苏、广东、湖北、天津、辽宁、福 建各省市,发文量均超过200篇,但上海市因拥有该研究领域的传统优势而又较大幅度地超 过其他各个省市。第三是山东、浙江、四川、黑龙江、云南、河南各省区,发文在50篇至20 0篇。第四是边远省区和台港澳,它们发文数量不多,影响也较小。
地区论文被引情况,说明了各个不同地区的研究质量和研究水平,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 北京的中心地位和东部省市的较强影响。表9列举了各省、市、区的论文被引统计情况。 排名首位的北京,被引515篇次,约占全部被引篇次的50%;在其他各地区中,被引篇次超过 100次的,只有上海市;被引篇次超过50次的,只有吉林和湖北;被引篇次超过20次的,包 括江苏、辽宁、天津、福建、广东、浙江。这些地区的学术影响力,与其对国际经济关系研 究 的贡献大体上是一致的。广西、宁夏、香港、澳门等4个地区虽有论文发表,却无被引统计 ,反映了它们的学术影响力较弱。
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
根据2000—2007年CSSCI来源期刊国际经济关系论文数据提供的关键词统计,我们可以进一 步 分析当前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领域的主要问题、重点和热点,从而可以把握该领域的一般 特征,明确其可能的发展趋势。
经过检索,2000—2007年国际经济关系研究论文标引10次以上的关键词共262个,其中,标 引4 0次以上的,即平均每年标引5次以上的,共51个,这51个关键词,表明了当前中国国际经济 关系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分别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经济合作、发展经济体研究、新 兴经济体分析、经济体制等五个方面。这说明了该领域研究的一些基本特征。
第一,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领域的最主要的重点和热点,是经济全球化。从表10可以看出 ,“经济全球化”的标引次数位居第一,远远超过其他所有关键词。如果加上排名第4名、 第5名、第51名的“全球化”、“世界经济”和“全球经济”,经济全球化毫无疑问是学者 们研究的重点中的重点和热点中的热点。但是,如同“新经济”等其他热点那样,“经济全 球化”近年来呈降温趋势,其标引次数从2000年174次减少到2007年23次,年标引率下降超 过15%。这种现象,似乎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趋势及其涉及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有些脱节 ,从而部分地说明了我国全球化研究存在一些根本问题,如理论和方法创新以及问题的进一 步深入。[3]
其次,国别经济研究是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第二个重点,也是主要研究对象。这里分三 种 情况。一是发达经济体研究。“美国经济”、“日本经济”、“欧盟”等关键词的标引率较 高,特别是美国和日本两个发展经济体的出现频次,远远超过其他经济体。二是新兴经 济体,如俄罗斯、印度等,成为新的研究热点。从表10可以看出,“俄罗斯经济”的标引 率处于大致平稳状态,说明俄罗斯始终是近年来我国学者关注的重要对象;“印度经济”的 标引率近年来则呈现上升趋势,特别是近两三年来上升较快,从2005年4次增加到2007年10 次,表明我国学者愈益关注印度的崛起及其前景。三是发展中国家,这如拉丁美洲国家,是 我国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对象。
第三,国际经济合作和国际经济形势研究,是第二个热点。国际经济合作,特别是区域一体 化,其研究范围较广,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合作及相关理论,如经济一体化、自由贸 易区,又包括国际经济机构研究,如世界贸易组织(WTO)、跨国公司、地区经济合作机构 等。国际经济形势方面的关键词,包括“经济增长”、“经济形势”、“经济危机”、“金 融危机”、“经济衰退”、“泡沫经济”、“经济复苏”等。经过进一步检索,这些关键词 的出现,往往是伴随着个案研究的。
最后,理论研究也是我国学者关注的重要领域。这个方面的关键词,包括经济体制研究,如 “经济体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新自由主义”和“经济转轨”;包括经济 模式研究,如“东亚经济”;包括经济结构和经济改革研究,如“产业结构”、“经济改革 ”等;包括政策研究,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可持续发展”、“技术创新”等 。
从关键词的分布及其变化看,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对此进行 分析,有助于我们把握该领域的未来发展趋势和方向。一是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不足,在标 引40次以上的关键词中,除“中国经济”、“市场经济”、“技术创新”外,几乎看不到新 理论和新方法的出现,如“金融创新”。二是问题研究缺乏应的深度,如关于国际经济形势 的论文,缺乏历史和 理论的比较分析,因而只能提供一般的常识信息,如民主化与经济贸易政策和国际经济关系 之间的相互联系、国际经济相互依存与国际冲突之间的相互影响等。三是研究对象的不平衡 ,如发达经济体研究和新兴经济体研究颇多,但发展中国家研究不足,如非洲国家;发展经 济体中的经济政策和运行层面研究较多,理论、制度、创新和问题研究不足;新兴经济体研 究也是如此,两分法较多,短期问题和长远趋势的结合不能令人信服,这部分是因为方法的 简单或缺乏,如国内政治、国际政治环境与国家经济贸易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这些 方面的问题和缺陷[4],大致预示了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今后的努力方向。
结 束 语
本文借助CSSCI来源期刊国际经济关系发文和引文统计,对2000—2007年期间期刊、学者、 研 究机构和地区的学术影响力进行了初步分析,可以归纳出该研究领域的几个一般特征:我国 国际经济关系研究是一门仍在初步成长中的年轻学科或研究领域,近年来发展形势不容乐观 , 其研究队伍有待进一步培养和扩大;该领域研究成果的学术影响和水平近年来大大提高,表 现出与国际接轨的强劲趋势;该研究领域受英语世界的研究成果的影响较大,其中美国对中 国的研究影响最强;中国国际经济关系的研究中心是北京,东部地区的上海、吉林、江苏、 天 津、辽宁、浙江等是北京以外的重要研究基地;中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创新、 问 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有待进一步加强。概言之,中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跨 学科研究领域,尽管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但有着良好而广阔的发展前景。
注释:
[1]王维,周桂银.中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一般特征和发展趋势(之一):论文概况及 学术期刊分析——基于2000—2007年CSSCI期刊论文数据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8( 6)
[2]张宇燕,李增刚.国际经济政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3]于沛主编.全球化和全球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4]王逸舟主编.国际政治理论与战略前沿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29-57
(责任编辑:张晓薇)
作者：王 维 周桂银
经济关系研究论文 篇3：
永和边境贸易与当地民族地区经济关系研究
摘 要：云南省永和口岸作为国家二级对外开放陆路口岸，对临沧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以永和口岸为研究对象，结合国内外的相关理论研究，主要从边境贸易与民族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策这几个方面对永和口岸进行一个比较系统的分析。探究该口岸的优势条件和问题所在，理解口岸发展的奥妙，并为永和口岸建设提供一点积极的建议。
关键词：永和口岸;边境贸易;民族经济;发展对策
一 、引 言
永和口岸作为一个20世纪90年代才逐渐开放的口岸，对云南边贸总量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国家扶贫任务的完成，当地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加上中央政府提出的“国内经济大循环”，无异于是给边境贸易注入了新的血液。研究永和的贸易现状，分析口岸在进行边境贸易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能够对中缅的边境贸易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此外永和不仅是缅甸进入中国的门户，更是东南亚国家乃至南亚国家进入中国的通道，因此，研究永和口岸的边境贸易有利于推动探索中国和以上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的理论研究。
二、永和发展现状
永和口岸位于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县城东南部，最早开通于1996年9月，那时还叫沧源口岸，主要有永和、班老、达董、芒卡、上戛戛和单甲等几条通道;它与班歪-龙潭-中国西盟，班歪-营盘-邦康-大力其或瓦城，班歪-孟卯-腊戌等三条境外公路干线相连。在基础设施方面，永和目前有3个检查机构，即临沧检验检疫局沧源办事处，沧源海关和永和边境检查站。
截止2019年末，永和口岸在进出口贸易总额、货运量、出入境人员和出入境交通工具这几个方面都有了大幅的增加。2019年的进出口总额达到了29310万美元，将近是2010年的66倍。
口岸作为边境城镇发展的重要依托，与城市的社会发展息息相关。2003年，全市拥有各类学校3401所，包括1所大专，5所中专，132所中学，12所职业中学，3188所小學等等。在校人数共有35.34万人，占总人口的15.38%，全年共开发了10686个岗位。到了2019年末，城镇人口已经增加到109.37万人，城镇化率也达到了43.09%。在校人数也增加到2019年的45.86万人。
三、永和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发展速度慢且贸易总量小
2019年，在比较云南省的11个对缅贸易口岸中，其在进出口贸易总量和货运量的分别只有29310万美元和549000吨。相比上年贸易总额虽然增加了将近一倍，但是对比其他口岸，永和口岸的发展速度还是比较慢的。
（二）基础设施不能适应当前口岸贸易的发展
临沧市本身所在的地势高，地形条件也相对复杂，导致整个市的交通运输网都极其落后。加上存在建设难度大且成本高等问题，不发达的交通运输环境成为了限制永和口岸发展的制约因素。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的不断发展，中缅两国的经济贸易往来更加频繁，进出口货运量急剧增加。口岸落后的基础设施的劣势更加凸显，现有的货场已无法为进出口货物提供一个足够的容纳场所，许多到达口岸的货物常常只能在口岸之外无法通关，大地降低了永和口岸的运做能力，这也是导致它发展一直落后于其他口岸的原因之一。
（三）资金，人才和技术的投入不足
沧源县富含煤、铁、锡、铅、金等矿产资源，但由于缺乏资金，专业人才和技术，使这些资源没能得到充分的开发，从而未能将当地的这种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虽然永和辖区内的企业多达一百多家，但因缺乏人才去运行管理还存在创新不足，竞争力不强，规模小等问题的企业也不在少数，这些企业主要从事技术含量低的轻工产品，这对他们在进行外贸中极其不利。
四、永和边境贸易口岸发展的对策分析
（一）调整口岸出口产品结构，促进产业升级
佤城处在缅甸第二经济特区，主要是发展重工业，发展工业需要大量的工业原料，而永和口岸地区又富含各种资源，这对于口岸出口商品的调整升级极其有利。首先政府应该出台一些激励政策鼓励更多的企业参与到边境贸易之中，比如给企业减税或者补贴，此外还应积极与缅甸佤邦合作，跟上佤邦发展工业的速度，逐渐改变以轻工产品为主要出口商品的结构。其次是边境企业也应该临沧市发展口岸的趋势，不断发展创新，促进企业的转型升级。最后职工要积极参与职业培训，不断学习，提高自身技能，适应企业发展要求。
（二）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完善口岸基础设施
就目前而言，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是制约永和口岸发展的最大障碍，导致进出口的货物常常滞留在口岸无法运转，增加了贸易成本，带来消极影响。所以加强口岸的建设已迫在眉睫，建设口岸是一个大工程，需要耗费大量财力，这无疑会给当地政府带来财政困难。寻找更加充足的资金来源是确保口岸得以正常建设的关键，所以相关部门可以出台有关政策，提高口岸的开放程度，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参与到口岸的建设之中，努力将永和口岸打造成一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口岸。
（三）加强政府间的交流与合作
在所有的东盟国家中，缅甸是我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两国的贸易额也不断地逐年增加。因此建设一条安全且畅通的十分重要，需要两国政府的交流与合作。中缅两国可以借助政事力量合力打造一条为贸易往来护航的通道，通过政府军事力量震慑地方武装，慢慢改善边境贸易环境，增强边境企业和人员的贸易信心。
（四）打造具有“保健、佤族文化、风景”特色的边境旅游业
永和口岸所在地是世界著名的“佤乡”，且与缅甸佤邦的佤族同宗同源，尤其是沧源佤族神秘且独特的传说-司岗里传说，加上“沧源崖画”、“广允缅寺”、“班洪事件”等文化遗址闻名中外，在此基础上可以发展独具特色佤族文化旅游，又有边境口岸作为依托，可以将永和发展成为一个既有边境贸易又可以发展旅游业的口岸。提高口岸的整体服务水平，也能更好地带动边民互市发展，增加口岸的经济活力。附近还有南滚河景区、拉勐河景区和班列景区等等，优越的气候条件繁育出各种中草药，结合现代人的旅游需求，特别是抓住退休人群的养生心理需求，积极发展保健旅游业。
（五）提高口岸管理服务水平
目前，永和口岸仍存在通关难的问题，在通关过程中需要办理诸多手续，报关等待时间长，导致货物不能及时通关给贸易企业增加大量不必要的成本，且还浪费了大量时间。因此，可以将“互联网+口岸”模式引入到口岸管理当中，简化通关手续，缩短审批时间，节约成本，提口岸管理效率。
作者：刘卿君 劳莉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