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政治文化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内容提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从最初的引进介绍、翻译、编译发展到专题研究，呈现为多元发展趋势，可以概括为四种趋向。迄今业已形成了一个学术平台，具备了学科发展的基础与潜力。制约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问题主要有高校管理方面的制约、西方话语的覆盖和学科建设不够重视等。
政治文化研究论文 篇1：
政治文化研究方法两种类型之比较
摘要：在政治文化研究中，问卷调查式研究难以深入政治行为的动力发生机制与发展根源，难以获取隐而不发的政治情感，难以充分关注群体内部的差异性，在解释力与研究范畴上具有局限性；心理文化分析法虽可弥补问卷调查式研究的不足，但存在主观性较强、缺乏信服力等缺陷。在鼓励而非排斥政治文化研究方法多元化的同时，研究者对任何一种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结论都需抱有谨慎的态度。心理文化分析法的困境来源于跨学科研究的两难及人性固有的复杂性与创造力，其前景在于正视其困境，重视跨学科训练，以问题为中心，提出具有启发性的观点。
关键词：政治文化；研究方法；问卷调查；心理文化分析法
政治文化研究在方法上分为两大类别：问卷调查式研究与诠释性研究。前者以阿尔蒙德与维巴所著《公民文化》为代表，通过大规模问卷调查得来的数据描述人们的政治态度、信念与价值观。后者依靠文献分析、实地考察、深度访谈、个案研究来理解和诠释人们的政治态度、信念与价值观，不以数据为最重要的依据，其中往往体现出研究者的大胆假设与想象，要求研究者具有深刻的直觉与智慧。诠释性研究又包括从“价值体系与大传统的角度进行剖析”[1]7的文化解释学派和以精神分析视野进场的心理文化学派。在有关中国政治文化研究领域内，诸如芮沃寿（Arthur F.Wright）、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列文森（ Joseph R.Levenson）等学者均可列在文化解释学派内；心理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要首推白鲁恂（Lucian W.Pye），此外，还有利夫顿（Robert Lifton）、所罗门（Richard Solomon）、刘平鄰、孙隆基等；而以问卷调查式研究方法研究中国政治文化的学者则包括黎安友（Andrew Nathan）、史天健、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erhart）等。在上述关于政治文化研究方法的选择中，从一开始就受到较多批评且争议也比较大的是心理文化学派所采用的心理文化分析法。然而，近年来，针对问卷调查式的政治文化研究也出现了日益尖锐的批评意见。基于此，本文将对这两种研究方法各自的局限性与解释力进行比较，重在分析心理文化分析法的优劣，并进而讨论心理文化分析法的困境与前景。
一、问卷调查式研究与心理文化分析法比较
如前文所述，政治文化研究方法分为问卷调查式研究与诠释性研究，后者包括文化解释学派和心理文化分析学派。问卷调查式研究因行为主义者主张政治学研究应更具客观性、科学性而兴盛，用于政治文化研究自有其方法上的优势，比如能够客观地把握政治态度的分布状态与动态性的变迁趋势，更易于建立集体层面的政治文化类型学，在揭示政治文化与政治产出的因果关系时也更具体。遗憾的是，没有一种方法堪称完美，能够提供所有问题的答案。且不提问卷调查式类型的政治文化研究在可行性上的限制（诸多以大规模样本调查研究技术获取硬数据的政治文化调查已经显示出问卷调查式研究的困难：花费越来越大，并且难以组织。像英格尔哈特那样连续20年跟踪调查数个发达工业国家政治文化变迁的工作，并非多数研究者所能承担的），以及在信度与效度上遭遇的质疑，单从其解释范围与深度来看，也需要依靠其他方法来协助解决。
首先，问卷调查式研究长于呈现政治态度与信念的“表现”层面，比如一些具体的政治态度及其在人口学上的分布状态，而对各种引发政治行为的观念与态度的内在心理“动力”机制与“发展”根源的分析，往往无力再作展开或深度开掘，易失于平面化。
第二，并非所有关于政治的态度、信念与价值观都可以通过问卷调查式研究发现。比如那些没有表达出来、隐而不发而又确实存在的情感，通过问卷调查往往难以获取，更不用说潜藏在“自我”之下的潜意识如何在问卷调查式研究中被分析。
第三，个体对政治的影响力被筛除在外。以大规模样本调查和数据分析为基础的问卷调查式研究学派并不否认个体的人格与政治行为的关系，但是，这类研究基本上属于集体层面的研究，个体的人格不能成为一个独立解释项在各种变量中占据重要作用，个体的人格因素对政治的影响往往因此被弱化甚至筛除，从而导致某些政治现象无法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尤其是在人治而非法治或者说非人格化组织对政府与政治的控制力不如政治领袖的政治体系里，这种情况更加明显。
第四，即便在群体层面，问卷调查式研究亦有缺陷：对群体内部的冲突与差异解释不足。问卷调查式研究对某政治体系或群体政治文化共性的关注往往大于其内部差异的分析。然而，政治体系内部的文化差异度是否确实小于政治体系之间的文化差异度，还是一个很可质疑的问题。如果忽略对群体内部的冲突与差异的关注，不仅可能丧失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还可能导致对文化的误解。
可见，问卷调查式研究的解释力有明显的局限性。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诠释性研究中的心理文化学派才能够作为政治文化研究的另一主流学派而存在。那么，心理文化学派的理论主张和研究范畴、主题与手段和问卷调查式研究有哪些不同？为什么说它能够弥补问卷调查式研究的解释力局限？在阐述其理论主张之前，我们不妨先从研究范畴、研究主题与手段等方面对心理文化学派与问卷调查式研究作一比较，见表1。
不难看出，心理文化学派在行为模式假定、研究范畴、主题、整体面向等方面与问卷调查式研究侧重不同。这些不同来源于其理论主张。由于心理文化学派主要是在心理学精神分析学派、文化人类学文化与人格学派与社会心理学影响下形成的，其理论主张亦多取自上述学派与学科，其强调的观点有：其一，人的行为是文化与社会环境共同作用于人的心理的结果；其二，文化具有差异性；其三，文化通过社会化过程习得，而非生物性因素造成；其四，文化对人格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其五，早期人生体验和社会化对人格发展尤其重要；其六，早期人生体验和社会化对人格发展尤其重要；其七，个体人格影响政治过程，“一个充分发展的典型政治人格总是打着集体利益的旗号，把私人动机转移到公共事物上面”[2]14；其八，政治态度与行为是自我的意识与潜意识的外化。基于上述主张，心理文化学派的解释范围和对人性理解的深度都比问卷调查式研究更加开阔和深入。
首先，心理文化学派通过引入现实背景、文化与制度传统、人生史重要片段以揭示引发政治行为的内在心理动力机制与发展根源，而不限于政治态度与观念的描述及其分布状态的呈现，同时兼顾到“表现”、“动力”与“发展”三个层面的分析。比如从白鲁恂对中国政治文化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形成“中国文明中那种深刻的权威危机”的复杂机制；出于安全感的渴求而形成的共识与派系的冲突如何构成中国政治的动力；早年情感体验与家庭社会化、政治社会化对政治领袖的行为与政治风格的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等。
其次，心理文化学派重视深蕴心理学（depth psychology）的理论运用，研究主题除了文化、人格与政治行为的关系外，还包括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人格的形成过程等，因此，一些不容易在问卷调查式分析中出现的主题比如潜意识、自我与本我的冲突、文化对本我的压制与超我的要求、焦虑等等，反而常常作为心理文化学派的重点。
再次，在研究范畴上，心理文化学派既重视群体也重视政治个体的研究。心理文化学派不忽略个体对政治的影响力，尤其重视政治精英的作用，强调“政治研究是对权势和权势人物的研究”[2]3，对政治精英个体与群体的研究往往在心理文化学派的政治文化研究中占有很重的份量。心理文化学派还有一套个体政治论，比如普遍相信政治人的公共行为受私人动机左右，很注意从人格特质出发解释政治现象，借助人格理论揭示隐藏在政治黑箱内的事实从而将表面上矛盾的政治行为背后所具有的“一致性”展现出来。
最后，心理文化学派对群体成员内部的细微差异通过个体的心理与人格研究而得到凸显。心理文化学派非常重视深度访谈，而在深度访谈中，群体成员内部的态度与行为差异会逐渐凸显出来，并迫使研究者追问：为什么在相似的家庭环境、宗教信仰与文化传统、经济与社会环境下长大，具有相同教育背景甚至念同一所学校的个体会发展出不同的政治兴趣与政治风格？而要解答这些问题，就必须从个体的心理与人格特质的动力形成机制与发展根源着手。这正好是心理文化学派的研究方向。
不过，与问卷调查式研究相比，心理文化研究尽管在解释的宽度与深度上更胜一筹，但它也存在一个不容忽略的解释力欠缺问题：首先，它偏重于想象，主观性较强，不如问卷调查式研究客观，甚至“可能与当事人的深层情感完全偏离”[1]32。其次，心理文化研究倚重文献，对文化变迁的把握往往比较滞后，不如问卷调查式研究敏感、及时。再次，心理文化的解释固然可以从表现、动力与发展三个层面逐步深入，但由于心理发展过程的复杂性、心理学经验来源与理论本身的不充分、尤其是分析对象人生史上最关键时刻的资料获取相当困难，越到深入的层次，争议性也越强。“比之‘现象分析’，‘动力分析’更少普遍信服力，而‘发展分析’则比‘动力分析’更缺乏信服力”[3]。此外，心理文化研究如果运用得不够严谨，就会犯下将个体研究的结论运用于集体或其他张冠李戴对象等分析层次混淆的错误，也可能出现为证实其预先设定的理论立场而筛选史料以符合其理论架构的问题。
在笔者看来，心理文化研究与问卷调查式研究在政治文化研究中各有其价值，政治文化研究应鼓励而非排斥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但研究者对这两种方法也应抱有一定程度的谨慎，既要看到问卷调查式研究的相对客观和局限性，也要在欣赏心理文化研究的深度时警惕其主观性和易犯下的以偏概全等错误。
二、心理文化分析法的困境与前景
恰如马起华评论政治心理学这门年轻的学科时所言，以心理文化分析法研究政治文化，“有宽广的范围，有研究不完的问题，有取用不尽的材料”[4]，所以有言说不尽的吸引力。然而，这个领域研究人类历史/文化/环境与人的心理与政治行为的关系，需要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与分析工具；其研究对象——人的心理与行为——所具有的“异质性、非连续性、积极主动构建世界的能力”[5]不仅使诸多解释都有例外，难以达成理论的一致性，往往令证据与资料的充分获取也非常不易。所以，回避和绕开这一领域或方法的人总在多数。目前的状况，虽已不是沃拉斯形容的情形——“现在惟一缺少的一种研究方式，是按照政治与人性的关系来研究政治”[6]，但愿意深入“政治与人性的关系”，尤其从精神分析学角度研究文化、心理与政治行为的学者依然很少，“中国政治研究中同情精神分析的屈指可数”[1]10。欲求这一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的推进与发展，不得不正视这一研究领域本身的困境，再探求可否从困境中寻找出路，或者在看法上有所突破。
（一）跨学科研究的两难
运用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理论与概念研究政治态度与行为，丰富政治学理论，是心理文化学派的基本主张与实践要求。然而，当代心理学、社会学以及人类学等学科的专业性知识正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增长的事实，给这一主张提出了极大的挑战性，“当代政治科学家再也不可能效仿早期政治理论家的做法，而必须努力将这些专业知识上的复杂发展并入系统的政治学理论。然而，许多政治学家逐渐意识到，这根本没有希望”[7]。对于极力践行这一主张的政治学家来说，跨学科理论与分析工具的运用，会让他紧接着面临“简化主义”的批评。这是一个艰难的两难境地：一方面，必须汲取其他学科理论的知识性发展以深化和丰富政治学理论；另一方面，囿于学者的精力与专业知识掌握的限度，必然会导致将其他学科理论与分析工具简化运用的现象。其结果将可能是热情的鼓励与严苛的批评以不同方式同时涌现。运用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研究政治学的学者，往往集“深刻”与“肤浅”的评价于一身。这真是一个既令人兴奋又让人沮丧的局面。
处境的两难是否意味着退出才是最好的选择呢？退出当然是比较保险的做法，但那无疑是平庸与怯懦的表现。不过，笔者并不认为可以无条件地接受理论与知识分析工具的简化。相反，从事跨学科理论研究，必须具备必要的心理学、社会学等专业知识训练基础。否则，无以建立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对于政治学家来说，最需要避免的是只看到某一概念、理论或方法的有用性，而对其局限性或者缺陷不大注意，从而在研究的一开始就可能面临批评。只有经历过专业训练或者具备充分的心理学、社会学理论储备才能避免这些问题。与此同时，诚恳地直面批评，接受相关专业领域研究者的批判与建议，一点一点地修正其错误，一个越来越专业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就有望渐渐地开垦出来。
（二）人性固有的复杂性与创造力
对以心理文化分析法研究政治态度与行为的学者而言，比跨学科研究困难更具挑战性的困扰来自于人性固有的复杂性与创造力。人与人之间并非完全同质，个体心理与行为的反应也不总是被动与连续的，而是经常体现出“异质性、非连续性和积极主动构建世界的能力”（若非如此，那些关于政治态度与行为的一致性的争议可能就不会产生了）。这一点，心理文化学派是承认的。不过，心理文化学派更相信文化的稳定性、习得性与连续性对人的心理与行为的塑造力；“经历相似社会化过程的人，会发展出大致相似的人格”[8]45；在相同环境下，心理与人格特征相似的人会采取相似的行为。然而，每当心理文化学派以此为理论假设并试图超越个体层面作出更抽象的格式化解释时，一系列关于人的同质性（群体层面），乃至于个体行为的连续性（个体层面）等方面的质疑就会接踵而至，并要求提供诸如人格的稳定性或一致性、儿童与青少年时期的社会化与成年行为的连续性等方面的证据。遗憾的是，这方面的证据往往不容易得到。现实生活中，大部分人的心理与行为发展过程都不会被完整地记录在案，只在很少的情况下，研究者能够在预先设定研究对象、跟踪观察其人格发展过程与行为反应模式以后，才能提供可证明其结论的资料。然而，以想象替代事实与证据的指责绝不会因为现实条件的限制而消减半分（尤其是在那些一切都求证实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家那里）。面对这种批评，心理文化学派的诠释者既无力提供令批评者满意的支持自己理论假设的证据，又不能否认人性中这一“令人困扰的矛盾性”[8]130，因而进退失据。
面对这种由人性的复杂性与创造力带来的困境，心理文化学派是否应该放弃其主张，将想象力收缩至最小，转而在“细枝末节”（指过度追求坦化、精确和可验证的实证研究）的范围内寻求可证实的研究呢？若果真这样做，在处处都显示出证据与证明的缺乏的社会科学领域，恐怕就剩下不了多少可供研究的空间了。那种“以方法为中心”的科学观过于强调表达的形式，而不是表达的内容，不仅“阻止新技术的发展……[也会]阻挡许多问题的提出”[9]。如果让方法超越了问题本身的重要性，只将是否可以证实或测量设定为某些问题可以研究的标准，政治文化研究恐怕将变成一个最令人厌倦的套用公式的研究工具。再者，社会科学以人——研究者——为主体，如果摒弃人的主观方面，一味局限在可用实验室方法验证的领域，研究者作为方法使用者的主体地位将降至为由方法所控制的工具，而研究者主体身份的失落必然导致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萎缩，这也是可想而知的。
而就想象力的价值而言，任何人都不能忽略或否认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许多有见地的看法，都出自直觉的冲动、富有想象甚至推测性的思维跳跃，而非源于由定量调查得来的累计如山的数据。
再者，让我们回到一个常常困扰研究者的问题：无法通过验证证实或者推翻的结论，是否确实没有意义？对此，韦恩斯坦指出：
让我们假定，社会和行为科学中古典时期的著名学者——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诶米尔·杜克海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观点全都是错的，也不能不承认，他们提出的问题令人产生兴趣，得出的看法也很有意思。最重要的是，他们为社会科学种种批判性的讨论和评价提供了依据，为社会科学各种不同形式的冲突与整合奠定了基础。[5]
显然，富有启发性、令人产生兴趣的问题与观点是社会科学研究得以深入的前提。至于这些问题与观点是否能够通过验证，这有赖于后继者更加深入的探索。很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更激动人心甚至革命性的观点与发现，并将我们的探索和可研究的领域推至更深更广空间。
至于心理文化分析法走出困境的路径，最重要的当在于建立起其分析的可信度。
首先，在重视想象力、追求对人性理解的深刻、大胆提出假设的同时，总要以事实或可能存在的事实为依据，不能忽略验证过程的重要性。尽管政治文化研究在本质上就不是完全可验证的，或者如格尔茨所言，“‘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10]，然而，研究者的想象力却不可以任意驰骋，超越真实的边界，致使读者认为纯粹只是假设的演绎，而没有科学的价值。
其次，分析工具的运用，更当注意摒弃其不为人所信服的理论基础。比如，心理文化诠释的分析工具大量地来自由精神分析学派创建和发展的人格心理学理论，虽然人的本能与潜意识在人的心理与行为中所起的作用无可否认，但是其中的生物主义倾向却是需要我们谨慎对待的。否则，就可能陷入一个人的社会性完全由生物性支配的误区。
再次，研究者需要同时具备深刻的心理学洞察力和对政治行为模式的精到的分析力。因为事实上很多时候，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是否占有充分的资料，而在于研究者是否具备将透视性的心理学理论与可观察到的事实联系起来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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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马斯洛.动机与人格[M].许金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41.
[10]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 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5.
（责任编辑 文 格）
作者：梅祖蓉
政治文化研究论文 篇2：
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反思与前瞻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从最初的引进介绍、翻译、编译发展到专题研究，呈现为多元发展趋势，可以概括为四种趋向。迄今业已形成了一个学术平台，具备了学科发展的基础与潜力。制约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问题主要有高校管理方面的制约、西方话语的覆盖和学科建设不够重视等。这一学科的定位理应与“中外政治思想史”并列，成为政治学一级学科下二级学科“中外政治文化”的一个分支。其发展前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实证研究，二是推动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本土化建构。为此期待学术界有更多的研究者能不忘初心，致力于构建政治文化研究的中国话语。
关键词中国政治文化本土化中国话语
〔
中国政治文化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标志性事件是1987年在吉林大学召开的第一届中国政治文化学术研讨会。这一研究领域与中国政治思想史紧密相连，却更具有跨学科和现代政治学学理性。迄今虽然不足40年，但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新兴学术领域，确乎应该有所总结。特别是关于中国政治思想史与中国政治文化两个研究论域之异同，似也应稍作梳理。有鉴于此，遂连缀成文，诚请学界方家指正。
一、中国政治文化研究40年
1987年7月在长春吉林大学召开第一届全国“政治文化学术研讨会”，这是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界的第一次集结。关于政治文化研究的界定及其研究方法，与会者形成了三种观点。
一是从广义文化的角度界定政治文化，认为具有政治性或政治特点的文化就是政治文化。譬如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因而是典型的政治文化。这一派观点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思想史研究室黄宣民教授为首要。
二是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乐理教授为主，认为政治文化源自西方即美国现代政治学理论，其研究对象是现代人的行为，揭示的是现代人的心理取向。中国政治文化研究须严格按照当代美国政治学理论的政治文化界定，研究方法需要运用实证研究即田野调查、计量研究等技术手段。因而政治文化研究不能用于研究传统社会，不适于进行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研究。
三是以南开大学历史系刘泽华教授为代表，认为政治文化的学科发展在美国也不过是近30年的事。作为一种方法论，政治文化完全可以借鉴过来，用于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与政治。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方法论的创新必然会在中国传统文化与政治方面开创出新的研究领域。
此后，就30多年來的发展看，中国政治文化研究大体上表现为四种趋向。
一是延续着黄宣民的判断，将中国历史与文化本身视为政治文化的研究对象，在方法论上则采用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以及政治制度、人类学等等。这一趋向的研究主要有黄百炼《权力裂变——监察、监督与中国政治》（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阎步克《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林甘泉《中国古代政治文化论稿》（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韩星《儒法整合：秦汉政治文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成臻铭《清代土司研究——一种政治文化的历史人类学观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陈苏镇《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等等。
这些研究成果在方法论上仍然整体性囿于历史学的局限，虽说在理论创新方面也有所尝试，但是其学理逻辑与方法论实际延续着思想史研究的路数。有的研究则逐渐转向了儒学研究。例如黄宣民、陈寒鸣主编的《中国儒学发展史（三卷本）》（中国文化出版社2009）即为典型。这一研究趋向基本延续了侯外庐一脉的学术思想，没能将大文化视野中的政治文化气象展现出来。
二是运用政治学、政治文化、社会学、心理学理论研究传统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或从政治文化视角解读从传统到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现状，以回应和解读当代中国社会政治进步与发展的相关问题。这一趋向研究成果较多，主要有朱日耀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思考》（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马庆钰《告别西西弗斯——中国政治文化分析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吕元礼《政治文化：传统与现代的会通》（人民出版社2004）、李艳丽《政治亚文化：影响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因素分析》（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李春明《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李志勇《市场经济视野中的中国政治文化转型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闾小波《近代中国民主观念之生成与流变》（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等等。这类研究大体上借鉴了现代政治学或政治文化理论作为方法论和分析论证的主要工具。也有的著述中援引统计资料，但是在研究方法上并没有采用现代政治文化研究通用的实证方法。不过，由于方法论的现代性，这类研究整体上超出了20世纪50-70年代传统“定性”研究的局限，故而在学术判断方面亦能新见迭出，甚至有些论断具有首创性，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文化研究领域提供了某些新知识，值得赞许。
三是延续王乐理教授的主张，运用实证研究方法进行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迄今，研究成果不下数十种。主要有闵琦《中国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张明澍《中国“政治人”——中国公民政治素质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中国人想要什么样民主》（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于毓蓝《农村基层民主的政治文化分析：苏南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沈明明《中国公民意识调查数据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楚成亚等《变迁、分化与整合：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实证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严洁《公民文化与和谐社会调查数据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卢春龙《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与行为倾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陈捷《中国民众政治支持的测量与分析》（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孙龙 《公民参与：北京城市居民态度与行为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徐勇等《中国农民的政治认知与参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等等。这类研究自21世纪初形成热潮，展示了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现代性意蕴。研究者们在研究方法层面直接与国际政治文化学界通用的实证研究对接，尽管在实证方法的运用和理论解读方面尚有不小的改进空间，但毕竟使得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与国际学术界具有了对话的平台，对于推动这一学科的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
四是基本延续着刘泽华的主张，将现代政治文化理论作为方法论，以解读和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与政治。主要作品有杨阳《王权的图腾化——政教合一与中国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葛荃《立命与忠诚——士人政治精神的典型分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走出王权主义藩篱——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曹德本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稳定》（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金太军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等等。相较而言，这类研究的成果并不丰盈，但仅就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这一论域来看，却表现出强劲的学术解释能力和一定的学术创新性，在学术界具有相当的影响。
此外，还有少量中西政治文化比较性专著，如徐大同、高建《中西传统政治文化比较研究》（天津教育出版社1997）、柏维春《政治文化传统：中国和西方对比分析》（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等。
20世纪80-90年代，政治文化研究处于探索阶段，研究成果以引介西方学术为主要。1989年，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的《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一书译本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几乎成为政治文化研究者的案头书。这一时期也有专论性著作出版，如高洪涛《政治文化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惜乎学术含量不足，影响有限。1997年，王卓君的《文化视野中的政治系统：政治文化研究引论》（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引介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专著，征引文献丰富，学术含量充足，最具有专业性，在政治文化研究界颇有影响。
政治文化理论专著主要还有王乐理的《政治文化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和孙正甲的《政治文化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这类著述基本以现代西方政治文化理论为蓝本，在理论上未能摆脱引进介绍的限制。不过，其中孙正甲试想在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基础上将政治文化构建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该著述除了沿用现代政治文化理论的基本概念和范畴，述及政治文化的概念界定，研究对象、功能、类型等等，还特别述及政治文化的操作结构、载体、生态环境等论题，引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一定的中国政治元素。孙正甲构建学科的尝试难能可贵，理应予以肯定。不过，孙著对于构建学科的基本规定性未能明晰，其理论框架、学理逻辑和作为学科构建的概念、命题相对疏浅，学理证成不够充分，事实上并没有达成研究者的构想与设计。当然，尽管存在缺欠，孙著的尝试和努力对于构建本土化政治文化理论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2006年，葛荃所著《中国政治文化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学界第一部关于中国政治文化的高校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具有首创性。可是由于该部教材学术性较强，作为教材难以适用和普及，效果不够理想。
以上梳理主要以著作为线索。总的来看，近40年的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从最初的引介、翻译，发展到比较广泛的专题研究。研究路径与方法则从史学、哲学的规范研究发展到实证研究方法的普遍运用。虽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但总的来看，近40年的中国政治文化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学术平台，有关的基本理论已经相对成熟，著作不下百余种，论文数千篇，可谓蔚然。然而，在诸多时尚学科的冲击下，在当下高校和科研管理的呆板体制下，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依然弱小，距蓬勃发展相对较远。
二、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本土化”思考
近40年来的政治文化研究，以1987年长春会议为界标，从一开始就是多元化的发展路径。前文所述多种研究趋向正是中国政治文化研究多元发展的实际状况。其中，刘泽华一脉主张以现代西方政治文化理论作为方法论来研究中国的政治与文化。如果依照王乐理一脉的观点，这类研究不是以当下社会政治主体为对象，而是研究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现象，也不是运用实证研究方法，而是沿用一般意义的规范研究，不过是借鉴现代政治文化理论作为方法论，那么，这类研究是不能成立的，不能称之为“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然而，在我看来，政治文化是人类文明的内在构成之一，不同时代、不同的族群形成了多种政治文化传承。现代政治学理论所属的政治文化不过是其中之一，实是20世纪行为主义思潮的产物。以实证方法为主要路径的现代美国政治文化研究并不能涵盖人类社会曾经出现和延传的所有政治文化传统。多元化正是人类社会政治文化生成、蕴育和发展的本来面目。
当然，显而易见，以当下社会的政治主体為对象，以实证方法为手段，考察人的行为背后的主观因素，这种研究并不适用于传统社会政治与文化。对于中华民族悠久且影响至今的历史与文化传统，当然需要另辟蹊径，借鉴相关理论，构建特色独具的中国政治文化研究。这一状况正是当代中国学界面对的，诸多学人孜孜以求的政治文化研究“本土化”趋向。我们期待的政治文化研究的“中国话语”也必将在这样的研究过程中凝聚成型，展现出来。
以中国政治文化研究本土化愿景为参照，就前述近40年来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状况看，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
一是研究的层次整体较浅。现象描述居多，理论分析与立论不能深入。有的著述动辄数十万言，卷帙浩瀚，但对于中国政治文化的剖析却只是浅尝辄止。近代与当代政治文化的研究则往往言不及义，有隔靴搔痒之虞。研究者也能运用政治学、政治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等现代学科作为方法论，但是对于研究的论题缺乏深层学理剖析，形成的学术判断仍然有某种“大而化之”之感。
二是如前所述，没有形成本土化的政治文化理论。至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政治文化研究更多地关注当代中国问题，即便是传统政治文化研究也是蕴含有深刻的现实关怀。然而在研究方法和方法论层面，基本参照西方现代政治文化理论的框架和研究方法，讲论中国问题套用的是西方政治文化理论。虽然也不乏研究者有构建中国政治文化知识体系和方法论的尝试与努力，但总体上，中国学术话语的政治文化理论及其方法论仍阙如。
三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的儒学化、学术史化。政治文化对于一个民族文化来说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无疑是一个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多种因素交互融合与相互作用而长期形成的。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归结于儒家思想显然过于狭隘，有以偏概全之虞。近年来，这种趋势愈发强劲，致使传统政治文化研究呈逡巡之势，后继乏人。
何以出现上述问题？缘由难以尽数，这里仅列四点。
其一，高校教师与研究者身不由己，为“稻粱谋”而放弃“学术初心”，被高校体制的标杆管理牵着走。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从来就不是政治学研究的热点，在学科设置中则处于边缘地带。成果产出和获取项目是当下高校从业人员必须关注的安身立命之本，固守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一隅的结果是很可能在铺天盖地的种种考核中被淘汰，故而鲜有坚守者。就我所知，多位在20世纪80-90年代于中国政治文化研究方面初露头角而潜力十足的研究者便转换了研究方向。这类事例不胜枚举。也就是说，高校管理和学术生态成为一大阻力，构成中国政治文化研究难以兴盛的重要缘由。
其二，西方话语影响仍然巨大，学界的整体氛围是崇敬和膜拜西方学术的。凡西方学者之理论著述、观点或论断，无不受到推崇与追捧。罕有批判之见，何谈中国话语！这里不是全盘否定或是全盘吸纳西学，也不是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而是说，惟有站稳学术主体立场，就东西方思想文化进行合理审视与批判，如刘泽华先生所言“先进为体，发展为用”，方能形成自家话语。任何盲从和追捧都是狭隘与教条。关于这一点，政治学界前辈徐大同先生早有教导：反对古教条、马教条、洋教条。此论可为吾辈训典。
其三，20世纪后半世纪以来，学者的学术个性和学术主体性整体缺失。改革开放以后，解放思想，学术界春意盎然。出现了一批有志学人，也有富于学术创见的著作问世。20世纪90年代左右，臻于鼎盛。嗣后，学人或老去，或分化，或纠结于名缰利锁。能坚持下来，维系并坚守着学术主体精神的是极少数，群体过于弱小，难以承载厚重的文化传承与学术使命。
其四，中国政治文化在当下高等教育整体学科建设中不能得到重视，基本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近40年来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成果与发展，主要得益于极少数研究者的坚守和中国政治学会等学术团体的鼓励与支持。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对于中国政治文化的学科归属、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形同视而不见。中国政治文化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具有跨学科性质，人才培养起点艰难，缺少高等教育学科建设总体规划的布局与支持，难以有较大的发展。
近代中国的西学东渐开启了向西方寻求真理之路，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学术大体上被西方话语覆盖。然而对于历史与文化积淀厚重而且特色独具的中华文化而言，西学无非是借鉴与参照。中国政治文化研究当以40年学术积累为基础，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必须，把握时代，高瞻远瞩。站在当下看传统，立足全球看中国。为此深切期盼学界能有更多的研究者不忘初心，坚守学术为立命之本。响应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号召，在高校教育全面标杆管理（基准管理）的围剿中，在繁琐的计量指标重压下，保持某种程度的学术主体性和自由思维。把握中国国情，弘扬传统士人的社会责任感与当代学人的担当精神，推出具有思想内涵和价值判读的学术之作，以彰显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主体性，构建政治文化研究领域的中国话语，兹实为吾辈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文化建设的应尽之责。
三、中国政治文化的学科定位与前瞻
综览近40年的研究成果，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学科定位相对含混。前述四种研究趋向中，除却实證研究一脉的领域界分比较明确以外，其他研究的学术视野和方法论无非是将政治思想、政治文化、政治哲学、文化史、制度史、学术史混杂为一体，致使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学科定位模糊不清。这种状况显然是政治文化研究未能广泛、有关的讨论未能深入所导致。严格而论，政治文化是现代政治学理论分解出来的一个研究领域。中国政治文化则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派生或分化，理应归属于政治学学科。犹如“中外政治学说史”是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中外政治文化”亦应与之并列，作为政治学下的一个二级学科，中国政治文化则是其中一个分支。这样的学科定位前无古人，独具中国特色，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如果这一判断得以成立，那么就需要对中国政治思想史与中国政治文化的异同做出区分。如何界定和区分中国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至今学界没有定论，我以为仍然是个方法论的问题，遂略作析论如下。
囿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长期陷于梁启超、谢无量开创的“新学历史学派”参阅葛荃主编： 《认识与沉思的积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历程》“引论”部分，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的环绕。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前，历史研究在方法论上陷入教条主义，形成刻板思维，其影响至今未衰。萧公权所著《中国政治思想史》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政治学理论作为方法论的一部专著。然而由于长期的两岸隔绝，对于此岸影响甚微。事实上彼岸的中国政治思想研究也没能接续萧著传承，反而长期受“新学历史学派”的影响，往往征引翔实，却话语陈旧。就此岸看，这种状况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有所改观，这种变化正是在方法论方面有一定的借鉴而促成的。
从学术论域看，如何区分中国政治思想与中国政治文化，拟有三点考量。
其一，研究对象。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上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政论家关于社会政治的理性思考。具体到思想家个人，其思想不一定具有体系性和完整性，但一般而言，必定是其对于社会政治现象或政治人物、政治事件、政治问题的理性思维的结果。这种思想的成果具有明确的表述和内在的逻辑过程，便于研究者条分缕析，作出学术判断。当然，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对象也可以是思潮或学派，不过构成思潮和学派的基本要素仍然是思想家、政治家或政论家的理性认知。
中国政治思想史包含政治哲学层面的研究，研究对象主要是政治思想中的根本性问题。如政治价值、政治本体、政治合法性以及人性论、历史观等等。与政治思想相较，更具有抽象性和本原性，旨在回答社会政治的基本问题。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对象是人们政治行为背后的主观因素，其中既有理性认知，也包含非理性的情感、态度、心态、信仰等。研究对象可以是个人的，也可以是群体的、族群的。如果研究对象是个人，政治文化研究并不局限于研究对象的政治主张，而是关注其思想内涵的政治价值理念，关注其政治人格、政治心态、心路历程、政治信仰、思维方式等等。
这一界定表明，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对象超越了政治思想本身，甚而可以将一个族群的行为特征及其背后的主观因素梳理出来，较之政治思想研究更为宽广，亦且深入。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的是社会政治中更深层的文化内涵和政治意涵。追根溯源，入木三分。
其二，研究方法。中国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均有跨学科性质，在研究方法上有相近之处。一般而言，致力于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研究者都需要具备史学功底，接受过史学研究的学术训练。同时还需要具备现代政治学理论基础，以对应研究论域的跨学科属性。
在方法论上，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一般运用政治学理论和政治哲学作为方法论。当前的很多政治思想史研究者已经走出了传统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局限，更多地采用现代政治学理论作为方法论。这种状况可以视为学科的回归，政治思想史本来就是政治学的基础学科，20世纪中叶院系调整时期被归入了历史学科。
中国政治文化研究在方法论上，依然要延续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同时，以现代政治文化理论作为方法论。特别是研究当代政治文化论题，更多地采用实证研究方法。这是与政治思想史在研究方法上的主要区分之一。
当然，我还是坚持1987年以来的观点，以现代政治学的政治文化理论为参照。以此划定中国政治文化的学科边界，借鉴和吸纳现代政治文化理论，关注并剖析影响人们政治行为的主观因素，以此解读中国历史积淀的政治与文化传承，构建本土化的中国政治文化研究。
其三，文献资料。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文献材料可以分为两类。传统政治思想研究的主要文献资料是思想家、政治家、政论家的著述，以及有相关记载的各类典籍。历史学称之为“史料”。研究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的文献可以是文献资料，即相关著述，同时也可以是田野调查、数据分析资料——这种方法间或有研究者用于传统政治思想的研究，但毕竟史料钩沉，局限很大。
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文献资料与政治思想研究差不多，也可以分成上述两类，即古代典籍与实证研究。其中，实证方法是研究者与调研对象的互动，或问卷，或访谈，或作质性研究，大体真切可信。这种方法如果用于传统政治文化研究，面对的是封尘已久的历史文献，结果只能是研究者单向度的分析与揣摩，没有研究对象的互动，效果大打折扣。
不过，由于政治文化研究对象包括人们行为背后的“非理性”层面，于是在资料的选择方面，较之政治思想研究宽泛了许多。除了思想家、政治家、政论家的著述，还包括官箴、政书、县志、族谱、诗词、日记、笔记以及戏文、谣谚、话本、传奇小说、民间俚曲等等。也就是说，凡是能记录并反映人们的认知、理念、观念、意识、心态、信仰的资讯，均能够作为政治文化研究的文献资料。
何以说是政治文化研究资料的拓宽？举例二则予以说明。其一，《孔子家语》。在史学界，这部著作一般认为是伪作，不宜用为研究孔子思想的材料。继1973年和1977年出土《儒家者言》及相似简牍，遂有研究者判断是孟子之前的儒家文献。对于这样的争议问题，政治思想史研究必须严格甄别，慎重使用。政治文化研究则无需深究，只要能判定是汉代及其以前的典籍，即可以用为研究“汉代儒生”政治文化相关问题的资料。其二，古代中国的农民政治思想。历来学界有专家建议研究中国历史上农民的政治思想。此提議甚是，深表赞同。但是，材料何来？据我研读的相关资讯，如李桂海《论封建社会农民的“打天下”“坐天下”思想》（《史学月刊》1981年第4期）、刘清阳《论中国古代农民起义中的平等平均思想》（《西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等，论题多是皇权主义思想、均平思想、天命观等等，所用材料基本是主流文献，事实上并没有超出主流政治思想，用为论证农民政治思想的依据是难以成立的。
如果转换一下视角，以农民或底层民众的政治期盼、政治认知、政治观念与意识、政治信仰、政治心态等等为题，便会从亚文化层面拓宽视野，前述戏文、谣谚、话本、传奇、民间俚曲等都可以用为研究的依据。同时，将农民战争领袖人物与民众的政治观念、政治意识区分开来，解读其间的差异与勾连，亦能分析主流政治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从属关系与互动。换言之，从政治文化研究的视角看，可以说“农民政治思想”是一个伪命题。思想是理性思维的成果，现有著述引用的资料表明，所谓农民政治思想实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主流政治思想。非主流的政治思想能冠以“农民”二字的，似乎还没有概括出来。那么，如若转换为农民政治意识或观念，从政治文化的视角做梳理和研究，恰恰更能契合“农民政治思想（意识）”的历史本真。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应该作为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基础学科，二者间的联系不可割断，但学科的相对独立性亦应予以重视，为此方能釐清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学科边界，推动学科发展。
关于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前瞻问题，我以为有两个趋向需要关注。一是现代政治文化的实证研究，这一趋向意味着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现代化路向和国际化发展，必将日渐得到学界关注。专题研究的普遍和深入也将推动这一学科的日渐兴盛，前景不可限量。
二是本土化的中国政治文化理论渐次形成。近年来，已有研究者不再满足于现有的知识与理论框架，而是关注事实与经验背后的学理逻辑。他们意识到域外文化的理论与知识能够给出参照性启发，有时令人耳目一新，却并不能实际解读和回应中国历史与当下的问题。为此就需要深入认知国情，把握本土典型案例，借鉴西方理论，构建中国本土的话语体系和学理逻辑，推动本土化中国政治文化理论构建。这一趋势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势必占据主流，将推动这一学科的蓬勃发展。
总的来看，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仍然有太多的空白，中国话语的积极构建预示着这一学科领域的繁荣进境，惟此企望有更多研究者携手共进，不忘初心。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山东城镇治理与规划协同创新中心
责任编辑：秦开凤
作者：葛荃
政治文化研究论文 篇3：
孙吴政治文化研究的新探索
摘要：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王永平教授的新著《孙吴政治与文化史论》。这本论文集汇集了作者的十八篇专题学术论文，对孙吴的政治文化作了新的探索，内容涉及孙吴上层的政治运作、权力斗争和江东学术文化等诸方面的问题。
关键词：政治文化；发展；演变
政治史论十四篇是全书论述的重点。《论孙权父子之“轻脱”———从一个侧面看孙吴政权之性质》，堪称是全书的总纲。此文对孙吴政权的性质作了一个全新的估量，认为孙吴政权与曹魏与蜀汉相似，“而与西晋有异”。作者认为三国统治者的社会阶级都为“寒族，非儒家”，而“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为服膺儒家的豪族”。作者自称立论的方法，“ 依然是陈寅恪先生剖析魏晋时期社会性质的变迁及其表征的方法”，但结论却与《陈寅恪先生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中的看法有所不同。作者立论的依据是什么呢？一是孙吴统治者的阶级出身是寒门；二是孙氏不重儒学与礼制；三是孙氏婚姻“ 不计行辈”；在立后问题上是“因爱登后”、“位以色登”，四是孙氏好驰猎、喜滑稽与酗酒；五是孙吴政权与儒学世族阶层之间的政治冲突不断。所有这些，都言之有据。
《论孙权与儒学朝臣间政治观念的分歧及其斗争》，是对立论依据之五的进一步申述。作者申述的理由有二：一是孙权崇尚法术，与儒学朝臣有思想分歧；二是孙权在实际政治运作中，对儒学朝臣代表人物进行了排斥与镇压。《孙吴后期皇权的运作及其与儒学士大夫之间的冲突———以孙皓强化皇权及其与士大夫的斗争为中心》，是从孙权的继承人孙亮、孙休推行宗室政治，孙皓强化皇权及其与儒学朝臣的冲突加剧，再进一步说明孙吴政权统治者的社会阶级性，并未因皇帝的更换而发生变化。
《孙权“报聘辽东”及其与朝臣之冲突考论———兼论孙权的统一愿望及其实践》，研究的重点为外交事件引起的君臣冲突。《孙吴之吕壹事件及其性质考论》，研究的重点在内政方面的“ 校事”制度所引发的君臣冲突。《孙权立嗣问题考论———从一个侧面看孙权与世家大族的斗争》，则是对于选立太子这一至关重要的选拔接班人问题所引发的“ 二宫构争”事件所作的重点研究。《附：论孙权太子孙登与世族朝臣之关系及其政治境遇》，虽然是人物研究，而实际上是对上述孙权立嗣问题考论的一段追溯与补充。
《張昭政治地位的变迁及其与孙权冲突的原因》，对江北流寓人士代表人物张昭在孙吴政权草创过程中的特殊作用与地位，对他在对待曹操及孙吴军事战略问题上与孙权的分歧，对其不得为相及其政治地位的下降，以及他的文化性格及对孙吴学术文化的贡献，都作了较全面的分析。《附：孙坚吴夫人事迹考》。作者将此篇作为前文的附篇，可能是从两个方面考虑的：一是“建安七年，吴夫人死，‘ 引见张昭，属以后事’。这一安排对孙权早期统治地位的确立和逐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二是“ 吴夫人在有关是否纳质曹操问题决策中的作用”十分重要，是“她说服张昭等人”，最终按照孙权、周瑜的意见，决定“不送质”。
《顾雍论———兼及吴郡顾氏家风的形成与特质》，分析了江东世族代表人物顾雍为相之原因及其意义，描述了顾雍谨言慎行与刚柔相济的为政作风与政治实践，进而揭示了顾雍在吴郡顾氏门风传承中的重要作用。《陆逊与孙权之关系及其政治悲剧之原因考论》。此文不是对陆逊与陆氏家族的全面评价，只是重点探索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陆逊为将之深层政治原因与意义；二是陆逊与孙权之间政治观念的差异及其冲突。
《论诸葛瑾、诸葛恪父子的活动及其对孙吴政局的影响———以孙吴后期政局变化为中心的考察》，此文考察分析了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琅邪诸葛氏之南徙及其家族门第问题；二是诸葛瑾之谨慎及其与孙权之关系；三是诸葛恪兄弟的轻脱戏弄之事及其文化意义；四是黄武至赤乌年间孙权对诸葛恪的培植及其政治活动；五是建兴年间诸葛恪主持的政治改革、北伐及其失败原因。
《临淮淮阴步氏与孙吴政权之关系述论》，此文探讨了两个问题：一是步骘在孙吴的活动及其士人品格；二是孙权步夫人争后及其对孙吴政治的潜在影响。《附：全公主对孙吴政局变化的影响》，是对前文的补充与延伸。由于全公主是步夫人之女，她“为其母争后，并迫害其对手”；在孙权晚年及孙亮统治时期，她又是政治权力的实际操纵者”，对孙吴后期的政局影响颇大。此书的最后部分是有关孙吴学术文化的专题研究，计四篇。按上述顺序继续编号，《孙吴时期侨寓士人之文化贡献考略》，是从文化传播的视角，论述这些士人的学术文化素养及其学术著述与教育诸方面的业绩。《附：汉末流寓江东之广陵人士与孙吴政权之关系考述》，侧重考察两个方面：一是广陵人士与孙吴政治的关系；二是广陵人士对孙吴的学术文化贡献。
《读〈三国志·吴书·孙和传〉、韦昭〈博弈论〉推论孙吴中期士风的变化与侨旧士风的差异》，这篇论文的写作手法，是模拟唐长孺先生的《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两相比较，视野明显不及唐老宽广；而文章标题亦过于冗长，不如唐老简洁。但作者这种力追前贤的志气、努力学习的精神，是值得称道的。
三国时期，是天下大势从“合久必分”，到“分久必合”的一个过渡阶段。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历史演变的长河来看，“ 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肇始于秦朝，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则经过秦汉交替后一个相当长时段的摸索，到西汉武帝统治时才确立了“ 独尊儒术”的格局。东汉时期，随着豪强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黄巾起义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大扫荡，使东汉王朝走向瓦解。在军阀混战基础上产生的曹魏、蜀汉、孙吴三个政权的统治者，都有吞灭其他对手，重建统一皇权的意向。在“天下大乱”的政治“浩劫”时代，上层统治人物的政治运作与权力斗争，可以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对于社会的进步与历史的前进究竟能起到多少推动作用，却是值得质疑的。
与此相反，三国统治者在政治、军事、经济制度与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创新，倒是决定其角力胜负的更重要的因素。应该看到，在这三个政权中，曹魏在政治、军事、经济制度与文化、意识形态的创新方面，较蜀汉、孙吴，在总体上是要略胜一筹的。这种优势，为西晋统治者所继承，而取得了全国的统一。但是，西晋统治者取代曹魏的关键一步是“ 高平陵事件”。司马氏集团是以上层人物施展政治阴谋、发动政变来完成权力更替的。其本身在制度创新上并无成绩可言，所以其统治也很快腐朽。在各种社会矛盾的交互作用下，西晋的短暂统一也就迅速崩溃，全国又重新走向分裂。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的长期对峙，时间长达两个半世纪之多。在这长时段、大范围的南北竞争中，北方在民族大融合基础上出现的制度创新所形成的优势，造成了北方统一南方的最终结果。紧接着隋朝之后出现的唐代文明，比两汉文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陈寅恪先生作为大学问家，正是抓住了制度创新这个关键，追本溯源，写出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这部划时代的著作。
作者：李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