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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国际政治经济论文 篇1：
中国:外贸摩擦呈升级扩散态势
发展中国家内部发展失衡,贫富差距拉大,促进经济发展和重视民生成为各国的首要任务,内外政策呈现自顾自保和实用主义倾向。
近一个时期,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和气候问题等成为我国对外贸易摩擦的新热点。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大变革大调整背景下,我国更深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将在今后相当一个时期引发我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差异。
政治、经济因素交织,发展中国家也对我发难
政治化倾向突出,宏观领域摩擦成为热点。汇率问题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继2009年9月美国政府运用带有政治歧视性条款对中国输美轮胎产品采取特殊保障措施后,2010年起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多名议员及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等著名学者呼吁将中国定为“操纵货币国家”,要求对从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惩罚性关税,以迫使中国加速人民币升值并为美国向世贸组织申诉创造必要条件。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奥巴马政府提出的旨在针对中国的贸易平衡增长战略以及着眼于减少贸易逆差而采取的事实上的贸易保护主义,不完全是屈服于国内利益集团或者国会的政治压力,而是主动的政治选择。
从道德制高点发难,维护核心竞争力。2007～2009年美国将我知识产权保护起诉至世贸组织,共有12个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作为第三方参与磋商,是WTO知识产权争端案中第三方加入成员最多的案件。美国商业软件联盟曾提供数据称:如果中国的盗版量能降低10%,将能为美国带来1480亿美元的收入、13万人的就业、200多亿的税收。发展低碳经济是各国对世界环境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但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发达国家裹挟部分发展中国家对我横加指责,以征收“碳关税”迫使我承担更多责任和义务,实为限制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未来生存空间,争夺未来发展权。2009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亦称气候法案),规定从2020年起对不接受污染物减排标准的国家实行贸易制裁。无论知识产权保护还是气候问题,在全球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具有深厚的民意基础。
部分发展中国家唱和发达国家,对我构成围堵态势。2010年4月,与中国同属“金砖四国”的印度、巴西开始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向我发难,提出“人民币升值对于平衡国际经济至关重要”。美国对我轮胎采取特保措施后,阿根廷等国相继跟风对中国轮胎发起反倾销调查。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阿根廷发起的反倾销调查中有1/4针对中国产品,导致双边贸易额下滑。巴西和阿根廷政府更是在进口商品反倾销调查方面达成合作协议,在两国间建立旨在抵制中国进口商品的“共同战线”。
货物贸易微观领域摩擦愈趋激烈,呈多样宽泛化趋势。2009年,共有22个国家(地区)对华发起贸易救济调查116起,总案值约127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3%和102%,约占同期全球案件总数的43%。同年,我在世界贸易组织起诉和被诉案件增长至七起,占同期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新启动案件总数的50%。在16个对华启动反倾销调查的国家(地区)中,阿根廷、美国、加拿大、南非、印度、欧盟和巴基斯坦对华发起的反倾销调查分别占其同期反倾销调查总量的95%、60%、50%、50%、32.3%、42.9%和11.5%。2010年4月欧盟对我铜版纸开启首例反补贴调查。
有关国家在处理方式上呈现出要价综合化的特点。近一个时期,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表现为采取进攻性措施,即对中国的市场开放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中美轮胎贸易摩擦中,美方将该案与市场准入、出口管制、汇率等问题捆绑提出要价。
投资领域摩擦日益增多,我“走出去”被妖魔化。2009年底起,印度政府要求印度电信运营商的设备采购合同,接受印度政府电信部和内政部不超过30个工作日的 “安全审查”。2010年前五个月,印度电信部以不符合“安全要求”为理由拒绝批准印度主要电信运营商采购中国企业的设备。2004年起西方国家热炒“珍珠链战略”(指中国海上通道“战略安排”概念),对我援建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港口建设和对柬埔寨提供援助进行渲染。近年来,西方国家对我在非洲的开发建设更是鼓噪不断,渲染我进行“新殖民主义”,掠夺资源、破坏生态,等等。
摩擦的原因:远超出产业利益之争
纵观层出不穷的贸易摩擦,其产生原因既有现实政治需要因素,也有经济利益需要因素,远超出各国产业利益之争的本质范畴。
西方国家遏制我发展的意图没有根本改变。从2000年起至今,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美国,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损失较小并率先走出危机,在全球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日益提高。西方大国必然把经济问题作为其国际政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贸易摩擦政治化,遏制我快速发展势头。
美国急欲推卸、转嫁责任。国际金融危机使美国自由放任的经济发展模式遭受重挫并饱受指责,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过分背离被认为是美国金融危机发生的重要根源。美国不但不承认危机的根源在于自身,反之,美国政府和社会各阶层认为全球经济失衡是引发美国经济内部失衡并导致金融危机的关键外部原因,全球经济平衡增长不仅是走出金融危机的重要手段,而且是未来美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美国及西方有关国家迫切希望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借助中国的力量克服这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挑战,于是,中国拥有的巨大贸易顺差便成为其转嫁责任的替罪羊以及向中国施压的大棒。
有关国家急欲摆脱现实政治经济危机。现实的政治经济危机使欧美各国政府均有在贸易失衡和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对我施压、缓解其国内压力的强烈动机。目前美欧都提出要恢复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2009年4月,奥巴马总统提出未来五年美国要实现出口总额翻番,为美国创造200万个就业岗位。面对即将举行的中期大选,奥巴马政府对拥戴其上台的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等工会组织提出的贸易救济申请更是有求必应,以巩固其执政基础。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竞争加剧背景下,也乐搭美欧便车,唱催人民币升值。
反思经济政策以抢占未来发展先机。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绿色经济和知识产权保护上采取的措施,既有争取民众支持、破解当前危机的考虑,也有抢占发展先机、维护其核心竞争力的盘算。奥巴马认为发展绿色经济是决定美国未来发展的关键性政策,不仅有助于美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促使清洁能源和环保产业成为经济发展新引擎,加快美国经济复苏步伐,而且可以创造就业机会。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布报告认为,美国政府向绿色产业每投资10亿美元,即可创造3万个就业机会。事实上,美国已将其产业和贸易发展重心向新能源、新材料、电动汽车等高技术制造业倾斜。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几次访华均大力推销美国清洁能源、能效以及电能存储、传输和配送等方面的技术。而钢铁、化工等具有传统优势的重化工业作为高技术制造业的上游产业必然是其重点保护的行业,美国也必然将贸易保护的矛头指向与其有直接竞争关系国家的产业。
发展中国家大分化导致与我摩擦增多。在全球化、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大潮下,发展中国家群体已经由“坚决反帝、反殖、反霸”,转变为与发达经济体结为利益或命运共同体,对发达国家的市场、技术、援助更加依赖,以拓展自身生存和发展利益,我与部分发展中国家争夺发达国家市场的竞争更为激烈。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内部发展失衡,贫富差距拉大,促进经济发展和重视民生成为各国的首要任务,内外政策呈现自顾自保和实用主义倾向。加上西方国家的经济诱惑和挑拨,部分发展中国家对我产品和资本的市场准入频频设限。
我部分竞争力较强产品对国际市场依存度过大。作为“世界工厂”,我国已成为许多商品的生产大国并占据全球市场较大份额,打破了全球原有的产业布局和贸易格局。多年来,我国出口市场集中在美欧日传统市场的贸易格局没有根本性改观,目前我国占发达国家传统市场份额已达17.5%～22%,但占乌克兰市场仅为5.4%,土耳其8.9%、菲律宾2%、印度10.5%,占巴西、泰国、马来西亚、俄罗斯也仅在13%左右。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基础尚不稳定,市场需求萎缩、产能过剩突出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呈现过热态势和外贸出口仍保持相对较高水平,必然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以及有关国家采取贸易保护措施的指向。加之我部分企业经营不规范,易授人以柄,导致贸易纠纷多发。
作者：李 智
人民币汇率国际政治经济论文 篇2：
特朗普税改法案获通过 专家称我国跟随减税并非最优选择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17年全球最重磅的经济事件莫过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税改方案获得美国参议院通过，这意味着美国将展开一轮大规模的减税潮。
12月2日，北京时间下午三点左右，美国当地时间周六凌晨两点，特朗普税改方案以51：49获得参议院通过。从通过票数比例可以看出，该方案的通过经历了长时间且激烈的辩论。
这是美国31年来最大规模的税制改革，企业所得税将从35%下调至20%，税改还鼓励美国公司把海外利润带回美国；在为中产阶级减负方面，个税标准扣除额几乎翻倍。个税从七档减至四档，分别为12%、25%、35%和39.6%。预计特朗普会在2017年底之前正式签署批准税改立法。
该税改方案的通过尽管会给美国财政带来负担，但无论对国家还是特朗普本人应该说是利好。那么，对全球尤其是中国经济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国将如何应对？《财会信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专业人士。
意义
巩固特朗普执政地位 重振美国经济
在2017年圣诞节到来之际，特朗普减税法案终获参众两院一致通过，并从2018年开始实施，这既是特朗普执政一周年的重大改革成果，也是给美国和全世界投下的一枚重磅炸弹，因而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和激烈反应。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张广通在接受《财会信报》记者采访时分析，首先，特朗普击败威望甚高的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以来，其“商人总统”的执政背景、“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特立独行”的执政风格一直倍受质疑，而且在否定前总统奥巴马改革成果基础上推出的系列改革计划也是一波三折、争议不断。在执政即将一周年之际，特朗普雄心勃勃的减税计划在参众两院获得通过，这对巩固其执政地位、消除人们对其执政能力的种种怀疑具有强烈的“镇定剂”作用，对共和党再赢得2018年国会中期选举和特朗普争取下届总统连任具有重大意义。
其次，特朗普减税法案的通过，表明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政府实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即将终结，积极财政政策正式走向前台，成为美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角。
第三，特朗普减税法案的影响力可与1986年里根总统的减税法案相媲美。当时里根税改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减税浪潮，使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保持了20年的繁荣稳定，并将前苏联这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挤出了国际政治经济舞台的中央，但也以持续十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疗伤而宣告终结。特朗普减税法案在新时代、新背景下开启了新一轮全面减税的序幕，标志着美国和全世界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到来。
第四，美国联邦税法体系以所得税和社保税为主体，特朗普减税法案将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作为改革重点，并兼顾遗产税等财产税，其减税范围和减税力度都是空前的，对吸引海外资本、技术和人才向美国回流，振兴美国实体经济，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强化美国的传统优势、实现特朗普“美国优先”执政理念具有重大意义。
第五，特朗普减税法案是美国政府对冷战结束后不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进行深度调整或再平衡的重大举措之一，将对重构21世纪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重振美国的国际霸主地位产生重要影响。
影响
短期导致资本外流人民币贬值压力 长期影响减弱
美国目前依然是全世界综合国力最强大的国家，一举一动都会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张广通认为，特朗普减税法案的顺利出炉，既给美国一个重振雄风的机会，也给其他国家带来重大挑战。具体体现在，一是特朗普减税法案在对美国实体经济的恢复产生积极刺激作用的同时，也给其他发达经济体（如欧盟）和新兴经济体（如金砖国家）带来巨大压力。所有国家将不得不主动或被动地调整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宏观经济政策，在深度调整的世界经济格局中重新寻找自己的站位；普遍减税无疑将成为潮流，列入各国发展与改革计划的优先选项，但税收收入短期大幅减少也会导致财政赤字的扩大、债务规模的扩张，有可能把刚刚走出财政危机、经济危机、债务危机、政局危机的国家再次拖入危机的泥潭。
二是当今国际局势与上世纪八十年代里根改革时期明显不同，东西方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抗已基本让位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让位于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美国在这个重大历史转变中，综合国力下降，“一强独大”的局面受到严峻挑战，其发展的可持续性明显不足，因此对特朗普减税法案的短期效果不能低估，但对其长远影响也不能评价过高。
三是特朗普执政以来，奉行美国优先、单边主义、霸权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执政理念，美国政治趋向保守化，这与美国传统价值观、作为世界第一大国承担的国际义务和人类文明发展大道产生了明显背离，已经严重损害了美国的第一大国形象，恶化了美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不仅让世界变得不稳定、不安全，也让美国自身变得不稳定、不安全。这种自私自利、唯我独尊的偏颇做法必将使特朗普重振美国雄风的努力遭受各种挫折，也给其通过大幅减税吸引人、财、物回流美国的美好愿望蒙上陰影。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王有鑫在接受《财会信报》记者采访时分析，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开始出现产业空心化问题，不足以给经济增长带来持续而长久的支撑。特朗普希望通过大幅降低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税率，吸引产业资本回流，重振美国经济雄风。从之前里根、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减税周期看，减税在短期内均起到提振经济的作用，但长期效果不及预期，“中性减税”的情况在前两次税收改革中也没有出现。
王有鑫认为，特朗普税改可能会对美国经济增长、就业和跨境资本流入带来一定刺激作用，但也会加剧贫富分化、引发全球竞争性减税、增加美国财政负担。因此，特朗普税改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短期，长期或将面临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上升的困扰，经济增长可能短升长降。相应地，特朗普税改对中国跨境资本流动、人民币汇率和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冲击也集中在短期，长期影响将逐渐收敛。
近几年中国在直接投资领域面临一定挑战，一方面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增速放缓，另一方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增加。王有鑫指出，如果特朗普税改付诸实施，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内资外流、外资撤回等危机，伤害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
王有鑫具体分析，首先，短期将面临资本外流压力。由于美国拥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先进的科技和人才优势，近年逐渐成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地。据商务部统计，2014～2016年，我国对美直接投资额分别为76亿美元、80.3亿美元和169.8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96.1%、5.7%和111.5%。截至2016年底，中国企业在美累计投资605.8亿美元。美国咨询公司荣鼎集团统计的中国企业对美投资数据则更高，2014～2016年，我国企业对美投资总额为725亿美元，比商务部数据多一倍以上；2016年，中国所拥有的美国机构也由2015年的1 900个上升到2016年的3 200个。可见，近几年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热情高涨。
美国税改付诸实施后，企业成本大幅降低，部分中国企业可能将加速在美投资，短期中国资本外流压力将加剧。根据美国荣鼎集团统计数据，2000年～2017年二季度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累计金额1 348亿美元，流入的前五个行业分别是不动产和饭店、交通和基础设施、信息通信技术、能源以及娱乐业，占比超过70%。交通、电信、银行等行业将在减税过程中明显受益，因此，中资企业将进一步增加这些行业的直接投资，强者愈强。尽管美国消费零售、媒体娱乐业也是减税重要利好行业，但考虑到国务院于8月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将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境外投资列入境外限制类投资，预计这类投资将大幅减少。此消彼长之下，预计中国企业对美投资总额不会急剧飙升，利好更多是在短期，表现在股权和债权等间接投资和热钱流动上，长期直接投资不会出现剧烈变化。
其次，人民币短期贬值压力增加，但“通俄门”抵消了税改通过对人民币汇率的不利影响。人民币汇率在短期更容易受市场预期和突发事件冲击，因此，在特朗普税改取得突破性进展和正式公布前后，市场会对税改效果寄予较高期望，投机性的跨境资本会先于长期产业资本行动，给人民币汇率带来短期压力。然而，此次参议院税改通过当天正好曝出美国“通俄门”最新进展，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向FBI认罪，对特朗普执政和美元走势带来冲击。因此，税改通过后美元指数并没有明显提升。而且减税后如果美国政府长期面临财政赤字，美元的货币信用会有所下降，美元可能会受到削弱。1986年里根和2001年小布什减税期间，巨额财政赤字造成美元指数大跌。随着市场逐渐消化减税利好，国内跨境资本流动也会更加理智。同时，政策制定者也不会坐视不理，会出台相应减税降负措施吸引资本留在境内。因此，中长期看，特朗普减税对人民币汇率的冲击将递减直至消退。
第三，中国税制将面临指责，改革压力增大。从特朗普竞选期间宣称减税，再到税改每一次出现重大进展，我国媒体都进行密集报道，反映国内企业和居民对美国税改的关注，换个角度看也说明市场主体希望国内也能跟随减税。去年底，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在一次采访中对中美经济进行了对比，加之其在美国投资10亿美元开办玻璃工厂，对国内产业资本外流的担忧将国内减税讨论引向高潮。背后原因在于我国现行税收制度还存在改进空间，宏观税负和企业税负较美国高，在特朗普减税背景下，可能会伤害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因此，特朗普税改引发了国内广泛关注，将对中国下一步税制改革和制度设计产生一定的紧迫感和压力。
第四，对中国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体系影响相对间接，需要视美联储和全球其他央行加息速度和节奏而定。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节奏与美国经济复苏程度相关。减税若最终付诸实施，对美国经济短期有提振作用，将刺激投资和生产，因此，美联储货币正常化将继续推进。在全球货币政策转向之际，未来我国货币政策也将跟随趋紧，未来可能采取“加息+降准”的政策组合，一方面，价格工具趋紧，使中美无风险利率保持在安全边界上，确保资本流動和汇率稳定；另一方面，数量工具放松，确保国内流动性充裕，市场利率不至于大幅上行，支撑实体经济发展。
重庆睿捷税务师事务所技术总监王敏在接受《财会信报》记者采访时认为，特朗普税改法案虽然可能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美国的国际竞争力（特朗普的口号就是让海外制造业重回美国）， 但鉴于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现在预测对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影响程度还为时过早，需要观察一定时间后再来判断。
应对
当前减税非最优选择 金融安全是重中之重
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国的经济体量和质量以及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都有了很大的跃升，尤其是“一带一路”战略的稳步推进和快速结果，使中国应对国际风云变幻的能力大大增强。
但对于特朗普减税带来的冲击，张广通认为既不能视而不见，也不能盲目乐观，应采取以下策略加以积极应对。一是继续推进经济发展动能的转换，制定科学、有效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做大做强，支持信息经济和服务经济加快发展，支持科技创新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营造良好的就业创业环境，持续提高我国经济的发展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是加强顶层设计，深入推进财税改革，稳步推进税收法治化进程，加大税制改革力度，着力弥补地方税改革的短板，优化税制结构，不断提升税收征管和服务效率，降低市场主体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整个社会的创业创新活力。
三是发挥中国地广、人多、市场大、朋友遍天下的优势，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增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由不合理国际秩序的被动顺从者逐步转变为国际规则的主动制定者。
四是调整完善各行各业应对特朗普减税及其他政策出台带来的风险和挑战的预案，有效防范在财政、金融和经济领域出现系统性风险，同时化挑战为机遇，积极找寻发展机会。
五是与美国政府保持良好沟通，扩大共识、缩小分歧、加强合作，尽最大努力挫败其围堵中国、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的图谋，为我国长期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特朗普稅改无疑给中国带来了严峻挑战，我国唯有客观正视，积极应对，才能在新一轮全球减税浪潮和产业资本配置中把握主动权。”王有鑫建议，第一，加快推动税制改革，由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转变。我国企业税负比美国高，重要原因在于我国以间接税为主，征收对象主要是企业。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我国税制改革基本方向是从以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转化。近年来，通过大力实施营改增，我国税制结构已有明显改善，间接税数量已从三个下降到两个，在全部税收收入中占比也由过去的65%左右下降到2016年的57%。未来，可通过继续降低间接税比重，逐步搭建直接税框架，为企业减负。对于已开征多年的个人所得税，应以强化征管为重点，推动其向“综合与分项结合”方向转变。对于房产税，应通过扩大试点，挑选成熟经验适时向全国推广。对于遗产税，应加强研究，逐渐积累社会共识，探索建立合适的制度框架。
第二，整合企业所得税优惠条款，降低名义税率。虽然世界银行测算我国企业总税率（68%）远高于美国（44%），但其中所得税部分（10.8%）明显低于美国（28.1%）。这样的结论看上去矛盾，是因为在对外开放、招商引资过程中，各级政府出台了形形色色的税收优惠政策，所得税优惠是其中重要一项。我国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决定了企业可将其缴纳的大部分税收，通过价格渠道等方式转嫁出去，企业真正承担的税负并没有直观感受那么重。我国应全面、深入梳理企业所得税的各类优惠政策，将此前适用某类行业、地区甚至产业园区的税收抵扣内容，以立法形式固定下来。以此，既可以缩小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差异，也可以收敛我国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之间缺口，优化税收结构。
第三，整顿和规范税外收费。我国收费体系庞大而复杂。按主体分，有行政事业性收费、中介组织收费、行业协会收费以及“准市场主体”收取的经营性收费。按名称分，包括费、基金、社保、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等。各类收费种类繁多，缺乏透明度和总体控制，增加了企业实际税负成本。对此，应加大正税清费力度，逐渐推进行政零收费。对已经存在的收费项目，要在全面清理的基础上，将确有必要保留的项目归并到相应税收之中，正税清费。除此之外的收费项目，可以考虑借鉴广东、湖北等地经验，推广“行政零收费”。取消行政收费后形成的财政支出缺口，可以通过正常的预算安排予以解决，确保地方政府财源稳固。
第四，加强国际税收协调，避免恶性税收竞争。特朗普税改计划公布后，英法等发达国家已流露跟随减税迹象，全球范围减税大战一触即发。这样做不仅会使国际税收秩序陷入混乱，伤害出口导向型和外资依赖型发展中国家，更会使业已形成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行动计划》等反国际税收恶性竞争成果缩水。我国政府应积极应对。跟随减税不是最优选择，国际税收竞争应该是合作中的竞争，而不应以邻为壑，恶性竞争。一方面应立足本国国情，继续完善税收体制，规范税外收费，降低企业税负。另一方面，应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国际税收协调，加强国际反避税合作，完善税收立法，加强反避税人才队伍建设，强化国际反避税信息共享。
王敏则表示，不能将美国税改看成孤立的税改行为，而应视为美国包括缩表（资产负债表缩小）、加息在内的一系列组合拳动作，这是一场可能会引发经济和金融安全的全球大战，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制定出综合应对方案，保证我国经济和金融安全是重中之重。
王敏建议，我国应继续加强资本管制，防止资金可能出现的加速外流行为。对外投资方面，应严格加以控制，对于有利于发展我国实体经济的投资项目，比如有助于我国科技实力提升、能源安全等继续加以鼓励；对我国实体经济提升没有多大帮助的项目应严格限制。对金融领域，应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重点在于严格控制和防范金融风险；对于金融创新，应持谨慎的态度，以是否真正有利于实体经济提升为判断标准；继续花大力气清理整顺地方债务，防止地方盲目冲动的建设行为；对于PPP项目、资产证券化（比如REITS）等，应以谨慎的态度对待，对真正的民生项目可予以支持，重点在于防止金融风险。
部分人士认为我国应马上大规模降税以应对，但王敏认为我国目前进行规模性减税并不现实，也存在一定困难。因为我国的经济体制和美国不一样，我国是大政府，参与了经济管理的方方面面的工作，地方的债务问题已相当严重，不太可能像美国那样大量发行国债解决财政问题，因此，我国不可能采取大规模减税政策来应对，应该继续立足于结构性减税政策，继续深化税制改革，对有利于实体经济提升的税收优惠政策应继续加以完善，调整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比例，建立完善的地方税收体系。对新税种的推出应持慎重态度，应多征求各方意见，尽量完善制度。
此外，王敏表示，在税收征管方面，应该立足于为纳税人创造和谐宽松的税收环境。既要依靠金税三期等工具大力提高征管效率和强度，又要多考虑纳税人存在的客观情况，考虑其历史形成因素。创造和谐的税收环境，而不是激化矛盾，应给纳税人一定时间进行规范和完善。
作者：滕娟
人民币汇率国际政治经济论文 篇3：
关于为实现中国内外均衡政策选择的思考
摘 要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由于国内经济的变化及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内外均衡往往难以实现。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正面临着预期通货紧缩的压力和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格局，因此需要通过扩张性的财政及货币政策进行协调，同时辅以汇率政策，只有内外兼顾统一才能使经济实现稳定发展。
关键词 内外均衡 财政政策 汇率政策
开放经济下，宏观经济运行必须兼顾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两方面，其中内部均衡是指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及经济增长，外部均衡是指与一国宏观经济相适应的合理的国际收支结构。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最早提出内外均衡矛盾，他指出在开放经济运行的特定区间，便会出现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难以兼顾的情形。根据西方开放宏观经济学的政策搭配理论，要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就必须针对本国经济发展特点和宏观经济运行状况，搭配运用各项政策，使每种政策工具都应用于它能产生最大效能的政策目标。
一、中国内外失衡的基本状况
近年来，中国经济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内外失衡格局。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为主要特征的内部失衡以及“高出口和双顺差”为特征的外部失衡。
内部失衡包括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总量失衡主要体现在中国GDP增长率一直保持着增长的势头，物价水平却没有保持着理想中的稳定。结构失衡体现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存款增长非常迅速，而同期的消费率则出现了下降趋势，国内居民的高储蓄无法被投资完全消化掉；自1994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之后，我国的国际收支形势出现根本性的变化：是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并存，外汇储备不断累积，人民币升值压力越来越大。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又导致外资的进一步流入，国际收支顺差随之扩大，人民币升值压力进一步增强，我国目前已出现严重的长期性的外部失衡。
二、内外均衡矛盾及政策搭配的文献综述
国内经济学界对于开放经济下的内外均衡矛盾及政策搭配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冲突有了较多论述
谢平、张晓朴（2002）认为在国际资本进出越来越自由的情况下，中国独立的货币政策和稳定汇率的目标面临着严重冲突，并提出了相关政策意见；张斌（2004）则认为，要缓解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冲突，人民币升值更为有效。
2．人民币汇率问题
许少强（2006）探讨了均衡汇率的决定及其效应，以及内外部均衡冲突对均衡汇率决定的影响；张晓朴（2005）认为我国内外部经济失衡表现在我国跨境资本流动、汇率制度选择与人民币升值压力、国际收支失衡等三个方面；曹垂龙（2006）发现人民币升值对我国高额贸易顺差的消除作用较小。
3．当前经济形势下宏观经济政策搭配的研究
姜波克（1998）提出了开放经济下政府的宏观调控必须采取政策搭配的方法，分析了宏观调控工具创新对增强政策搭配有效性的作用；李圣君（2002）分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货币政策以及二者的搭配问题，并对中国财政、货币政策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三、促进中国经济实现内外均衡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
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多的是建立在依靠内需的基础上。众所周知，财政政策在启动内需、扩大社会中需求方面具有优势，所以在解决中国经济内外失衡问题应该更多地偏重财政政策。
1．财政政策选择
（1）扩大政府消费支出，促进内需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
首先，适度扩大政府消费支出是目前增强内需的重要举措。考虑到居民消费在短期内难以增加的现实，扩大内需的重任自然就落到了政府身上。其次，增加政府支出、建立促进内需的公共财政保障机制是当务之急。由于居民的未来支出往往具有很强的刚性，扩大消费需求必须从增加政府支出、建立扩大内需的公共财政保障机制着手。
（2）调整外资税收政策，提高外资利用效率
中国目前的外资税收优惠政策区域导向性强，产业导向性弱。这种政策导向的结果是，资金真正匮乏的中西部地区难以得到外资的“垂青”，而且外资主要集中到了高污染、高能耗、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的行业。因此，必须对包括税收优惠在内的整个引资政策进行调整，以提高外资的利用水平，进而减轻资本账户顺差给人民币带来的升值压力。
2．人民币升值
人民币升值将带来进口的增加、出口的减少，从而减少了经常账户顺差，而且会加速产业结构调整。然而，依靠升值调整内外部失衡的效果难以预测。一方面，中国的进出口对汇率变化似乎并不敏感，这就意味着如果试图单靠人民币升值实现贸易平衡，人民币就必须大幅度升值。但是，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对中国经济将带来冲击：出口部门的竞争力会受到损害，升值之后国外的廉价农产品进口会增加，这将导致农民收入减少。因此，汇率政策要与财政政策配合使用。通过财政政策的有效配合，人民币升值在缩小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同时，不会造成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和失业率的上升，这样将能使中国经济实现外部平衡的同时也实现内部平衡。
注释：
①姜波克.国际金融学(第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00.
参考文献：
[1]艾光.关于"双顺差"背景下实现中国内外均衡的思考.时代经贸.2007(6):5.
[2]姜波克.国际金融学(第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00.
[3]夏斌,陈道富.国际货币体系失衡下的中国汇率政策.经济研究.2006(2):4-15.
[4]朱明.美国经济失衡的调整和对中国的影响.国际金融研究.2005(1):26-32.
[5]何帆,王世华.寻求治理中国经济内外部失衡的政策组合.观察思考.2006(16):53-57.
作者：周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