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文化保守主义

儒学与文化保守主义（精选6篇）

儒学与文化保守主义 第1篇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解析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 , 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立足于我国深厚的人文底蕴和丰富的文化资源。在悠悠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不仅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和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的滋养, 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党的十六大以来, 中国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文化日益繁荣, 取得历史性的巨大突破, 走出了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发展道路, 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建设新局面, 为建设文化强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着眼于全面推进我国社会文明发展进步。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得到显着提高, 正迈进世界经济强国的行列, 迫切需要增强文化力量, 构建自己的文化品格, 形成自身的文化优势, 建设文化强国。此外,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文化形式日渐繁荣, 思想价值日趋纷杂, 国民精神文化需求日益旺盛, 迫切需要进一步指明前路, 凝聚各方智慧, 激发奋进力量, 实现中华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基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赢得主动权。人类已经进入信息时代, 在当前国际社会, 综合国力的竞争是突破了“硬实力”较量的全方位竞争, 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日趋突出, 谁在占领了世界文化发展的高地, 就意味着赢得了参与国际竞争的持久的主动权。这就要求我国进一步加快文化建设进程, 充分运用丰厚的中华传统文化资源, 学习借鉴其他国家优秀文化成果, 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2. 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深厚基础

《决定》指出:“建设文化强国, 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确保文化改革发展沿着正确道路前进;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1]同时强调:“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 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 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2]《决定》高度肯定了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中的基础性地位。

在悠悠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史上, 中华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中华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前进的精神力量, 也可以对现代西方文明起到互补的作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既要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又要学习借鉴世界文化优秀成果, 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全面客观地挖掘、阐发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 维护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本特征, 使以儒学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期激励国民前进的精神动力, 成为构筑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有力支撑。

历史上, 以儒学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中国、东方乃至整个世界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并在世界的东方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儒家文化圈”, 但这个“文化圈”在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已基本上被解构, 现在又出现了复兴的迹象。事实证明, 东方传统的儒学思想中的和谐精神可以遏制西方资本主义的强权理念。在当今国际社会, 当人类文明面临各种危机, 作为世界大国, 中国有责任为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和可持续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在这一点上, 在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传统文化之中, 确实蕴涵着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经验与智慧, 通透着人与人、人与自然、国与国之间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力量。重构“儒家文化圈”, 意味着大国文化身份重建与中华文化复兴有紧密联系, 意味着文化的发展是综合国力得以提升的重要体现, 也是走“文化强国”之路, 促进世界和谐有序发展的精神支撑。

二、文化自觉——儒学传统的现代化

1. 儒学传统的内涵

我们要研究儒学传统的现代转化, 首先要明确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理解“儒学”。

儒学, 产生于春秋时期, 由孔子创立, 是以“仁”为核心的文化价值体系, 汉代汉武帝时起, 逐渐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正统思想, 如果从孔子算起, 延续至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 是古代中国影响最大的文化价值体系, 也是古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随着社会的变迁与时代的进步, 儒学从内涵、结构、形式到社会功能也在不断地发生深刻的变化与发展。下面, 我谨从三个方面入手, 对“儒学”这一概念作简要的解析。

从结构上讲, 儒学是有一个价值核心的。这个价值核心就是有强烈的精神信仰, 它不是一套凡俗而普通的社会伦理, 但是很多社会伦理和它的核心的精神价值, 已经配合起来, 紧密联系, 对中国社会文化形态的形成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从形式上讲, 儒学是多元多样的。儒学本身就是多元文化, 想要全面的了解儒学, 不仅要充分了解中华文化, 还必须努力挖掘日本文化、朝鲜文化、韩国文化、越南文化等其他地区文化中蕴含的儒学因素。不同地域的儒学组合在一起, 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儒学体系。

从时间上讲, 儒学是跨越时代的。杜维明先生曾指出, 儒学传统像一条河长得很, 你不能把它切断来理解。儒学传统是一条有古有今的思想长河, 从曲阜的涓涓细水, 经过长期的发展, 成为中华文化主流的一部分, 后来变成潜流。到了宋明以后, 逐渐成为东方文明的体现。最近一百年来, 进入低谷, 几乎要干涸了, 现在又有复兴的迹象。所以, 这是一条长河, 它一方面波澜壮阔, 另一方面非常曲折, 其历史跨幅是非常大的。[3]

在这里请允许我引入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一个概念, 叫做“文化自觉”。所谓文化自觉, 也就是文化的自我觉醒, 自我反省, 自我创建, 自我转化。[4]讲到儒学传统的现代转化, 儒学传统就是文化自觉的基础, 它不仅是中华文化现代化的源头活水, 而且是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资源。我们应“真正站在儒学的立场上和西方比较杰出的思想家进行公平的对话”。所谓“真正的立场”是在儒学具有超越意义的基础上而言的, 而儒学的终极关怀是创造性的自我转化。

2. 儒学传统的现代转化

作为中华文化传统之核心的儒学能否由传统而向现代转化?如果有这样的可能, 将如何转化?这一问题与中华文化发展方向密切相关。当人们思考中华传统文化命运以及中华未来文化发展时, 总无法回避儒学传统的现代转化问题。

笔者认为, 文化自觉, 就是儒学传统实现现代转化的基本方法, 进一步阐述为通过对儒学内部不同思想内容、不同价值体系的系统整理与时代定位来实现儒学的自我更新。具体地说, 就是通过对儒学基本思想内容和主要价值取向的反省、批判和认同, 来实现儒学自身在新的时代环境下的创造性转化, 使儒学真正顺应并推进时代进步。文化自觉的重要任务就是树立和践行符合社会发展的儒学精神, 塑造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中华民族品格和道德情感。在当代中国, 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进程之中, 文化自觉的主体不是政治官员, 也不是儒学研究者, 而是自小就耳濡目染儒学思想的国民大众。

究其根本, 所谓“文化自觉”的方法, 其实就是以儒学作为土壤, 在儒学传统中挖掘出人文主义。我们都知道, 人文主义是西方走出专制时代的文化象征, 它是自由与民主, 是平等和权利, 属于近现代的政治文化范畴。在儒学的深厚土壤中挖掘出人文主义, 就是认为在儒学内部蕴含着能够向现代转化的精神文化资源。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确蕴涵着深厚的尚待我们去开掘的具有时代价值的思想遗产, 通过对它们的扬弃是可以作为建设现代文化的重要精神资源的。

不可否认, 传统文化对社会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具有两面性, 即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创造和培育着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 而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又造成了消极落后的社会习性。[5]传统是一把“双刃剑”, 其糟粕部分是社会发展的桎梏, 所以社会的发展必然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推陈出新、革故鼎新。而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凝聚了一个民族自古以来的伟大智慧, 是其发展的强大精神资源, 所以民族的崛起和社会的发展, 必然又包含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继承与弘扬并不是单纯的“回归”, 而是立足于现代化实践对传统文化进行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创造性转化。儒学传统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 也必然包含了上述的两面性, 即阻碍现代化进程的消极因素和促进现代化发展的积极因素。我们运用文化自觉的方法对儒学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 让其时代性价值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 是挖掘、整理儒学价值的最重要目标。儒学传统的仁道观、群己观、义利观以及理欲观等, 在经过时代性转化以后, 能为当前文化强国的建设提供内容上的借鉴和方法论上的启示。当然, 这也只是儒学传统多重意蕴的一个层面, 随着时代的进步, 将会有更丰富的、更具现实价值的儒学传统精华被发掘和弘扬, 并最终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最有力支撑。

三、儒学与文化凝聚力

一个国家如果像一盘散沙, 没有凝聚力, 缺乏民族团结, 绝对不是一个强国。改革开放以来, 一方面社会活力大大增强, 另一方面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 一个多元的社会已呈现在我们面前。这种多元性不仅表现在经济利益上, 更表现在思想文化和价值取向上。在此期间, 国民的思想文化和价值取向出现了多样性、多变性、选择性等一系列新特点。在这种情况下, 怎样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力, 是我们在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所遇到的首要难题。所以, 要建设文化强国, 首先就是要通过为全民族所认同的优秀本土文化来整合社会, 以形成强大的文化凝聚力。儒学是中国传统社会最主要的文化信仰, 对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1. 儒学“和而不同”思想促进文化融合

在对待不同思想文化和价值体系的关系上, 儒学采取了“和而不同”的基本态度, 这是儒学之所以能被广泛接受并成为民族文化信仰的最重要原因。“和而不同”富有深刻的内涵。“不同”是具体的, 指事物间的差异性, 它是这一命题的基础;“和”是抽象的, 指事物间的统一和圆融。容“不同”, 才能达到“和”的境界。在中国传统社会, 儒学作为多元文化其中的一元, 总是接纳不同的思想文化体系。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就是在儒学融合诸子百家、兼收道教文化和佛教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形成的文化体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 儒学秉持着对不同文化的尊重、理解和宽容, 与其他文化不断对话, 相互融合, 求同存异, 以兼收并蓄的方法丰富和完善自己, 因而使中华各族人民都或早或迟地对儒学思想产生认同, 在思想文化层面达成一致, 这直接促进了中华各民族的文化融合以及中华民族这一稳定共同体的形成, 也为民族文化凝聚力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2. 儒学“大一统”思想追求和合统一

“大一统”论是儒学思想的重要内容, 是一种追求统一的国家观和民族观。“大一统”思想最早出于《春秋公羊传》, 西汉董仲舒称:“《春秋》大一统者, 天地之常经, 古今之通谊也。”[6]这一解释与孔子的本意是契合的。孔子认为“天下有道, 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 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7], 呼吁“一匡天下”。先秦儒者几乎都具备这种“天下统一”的思维, 如孟子在回答梁襄王“天下恶乎定”的提问时, 直接地答道“定于一”, 而荀子也提出过“天下为一”、“四海之内若一家”等观点。在历史上, 中华民族共同体大多依托于统一国家的形式, 所以民族文化凝聚力又集中表现为统一国家的文化凝聚力。[8]正是由于“大一统”思想的影响, 在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的进程中, 中华民族追求和合的统一观念孕育而生, 这种稳健的思维模式长期影响着传统中国人的文化生活和民族心理, 对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发挥着显而易见的作用。中华儿女在“大一统”思想影响下始终保持着一种强大的民族文化凝聚力, 使中国始终以统一的大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9]而儒学传统的“家国一体”、“舍家为国”的思想, 逐渐积淀为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 使得中华民族具备了强大的文化凝聚力。

3. 儒学“民本”思想稳固社会团结

儒学主张推行“仁政”, 要求为政者“重民”、“爱民”以得“民心”, 从而稳固社会团结, 这在客观上有利于民族文化凝聚力的形成。[10]站在儒学的立场上, “民”是国家的根本, 孟子曾明确提出“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11]的观点。《尚书》也说:“民惟邦本, 本固君宁。”[12]儒学认为, 民心所向之处可以形成一种强大的归属感和凝聚力, 能把统一国家内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们凝聚为一个有机的整体。[13]儒者们提出, “政者, 正也。子帅以正, 孰敢不正”[14], “为政以德,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15], “民归之, 如水之就下”[16], 这些“民本”思想会在全体社会成员中形成一股持久而强大的内聚力和向心力, 即文化凝聚力, 这就促进了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团结, 保障了政权的根基稳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能更好地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 更好地为人民大众谋福祉。

在最近两千多年的文明进程中, 巨大的融合力、向心力、凝聚力均由儒学中来, 当代社会也需要这种文化凝聚力。今日儒学不断增强民族文化凝聚力的过程, 实际上也是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过程。与时俱进的儒学进一步坚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对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势必成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因素。

四、儒学与文化软实力

2007年10月。“文化软实力”正式被写入党的十七大报告, 这标志着软实力成为国家发展战略新的着力点。在历史上, 我国曾是一个文化强国, 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对周边国家乃至西方都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具备着强大的文化软实力。在现代化与全球化同时推进的今天, 人类已进入信息时代, 硬实力固然重要, 但软实力却更加突出。一个国家的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感召力和吸引力, 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社会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准, 突出表现为其价值观念、发展模式、国家形象等能否在国际上有竞争力, 能否赢得更加广泛的国际认同, 能否占领世界文化发展的新高地, 能否适应人类文明进步的新需要。因此, 我们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过程中, 需要着力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构建国家文化软实力, 必须建立在继承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 软实力的着力点也恰恰就是民族的传统的文化及其精神内涵。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 不仅应当而且可以为构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做出自己的贡献。

1. 儒学致力于增强中华文化的竞争实力

软实力着力点是民族的传统的文化及其精神内涵。儒学既是民族的, 也是世界的, 但它首先是中国本土的。在当今, 人类已进入信息时代, 文化全球化和文化趋同愈演愈烈, 每个民族都应维护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本特征。儒学对于保持中华文化的特质, 维护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本特征有着重大意义。而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点是增强文化竞争力, 而文化软实力本身就是一种核心竞争力。儒学产生于中国, 发展于东方, 如今却流传于世界。在国际舞台上, 它既是中华文化的代表, 也是展现中华文化魅力的重要载体, 更是提升中华文化竞争实力的重要资源。如今, 一股“孔子热”潮流正在全球蔓延, 东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在海外大受欢迎, 孔子学院就是一个典型的表现。不仅如此, 儒学还为中国企业走出国门提供价值资源, 会对各种产业特别是文化产业的创新、改良作出保证, 并创造出更多体现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文化产品, 也会给中国制造的产品提升文化品质和产品附加值, 更提升了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2. 儒学致力于提高全体国民的道德素质

国民道德素质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儒学道德观念核心是“仁”。“仁者爱人”, 人皆有之。仁的表现是忠恕之道。忠道即“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17], 也就是尊重人、关心人;恕道即“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18], 也就是尊重人、体谅人。在家庭伦理上, 儒学强调“父慈子孝”[19], “入则孝, 出则悌, 谨而信”[20];在社会伦理上, 儒学主张“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子”[2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22];在利益关系上, 儒学倡导“义以为上”、“舍生取义”。孔子曰:“不义而富且贵, 于我如浮云。[23]”孟子也曾说:“生, 我所欲也, 义, 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 舍身而取义者也。[24]”这些以道德维系家庭、社会稳定、协调利益关系的思想, 通透着“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不仅能使千万家庭和乐融融, 维护社会秩序健康和谐, 而且对于提高全体国民的道德文化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

3. 儒学致力于完善面向大众的人文教育

教育是衡量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和竞争能力的重要因素, 因而教育的力量也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儒学的教育理念, 重视经典的人文教养, 以君子之道为模范, 以德在智先为原则, 以圣人人格为目标, 着眼于把人变成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25]儒学教育理念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善于启发每一个人的内心自觉, 教人如何“做人”, 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精神, 强调的是对个体自身的肯定。孔子主张“因材施教”, 也就是教育要尊重每一个人的特点, 而“有教无类”的主张则是儒学人文关怀在教育观上的最好体现。儒学的教育理念不单纯是对教育的认知, 而且蕴含着我国传统社会对于“人”的理解, 具有极强的现代意义, 它对当今我国人文理念的完善仍有重要价值, 对于推进全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 全面提高人民科学文化素质等都具有非常明显的作用,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打下了坚实的人力基础。

4. 儒学致力于塑造和平崛起的国家形象

国家形象是文化软实力的核心符号和基本象征。儒学强调, 在国与国之间交往中, 只有树立良好的道德形象, 才真正具有大国风范与强国威望。孔子称赞“桓公九合诸侯, 不以兵车”是仁德的做法, 主张“远人不服, 则修文德以来之”。孟子提出“仁者无敌”的理念, 认为大国应推行“王道”, “以德行者王”, 必然“得道多助”, “多助之至”则能“天下顺之”[26]。大国之强, 不仅在于“硬实力”, 更在于道德和文化的感召力。在以儒学传统为主流的中国传统社会, 强大王朝对内实行“为政以德”, 对外注重“讲信修睦”、“协和万邦”。“化干戈为玉帛”, “礼尚往来”, 是中国人自古就追求的理想国际秩序[27]。在我们努力建设文化强国的今天, 善于协调各种关系的儒学中庸之道, 正可施展其特长而发挥积极进步的作用, 而儒学的“大同”理念也为构建“和谐世界”提供了很大程度的理论支持。在儒学理念的引领下, 今日中国的崛起, 必是和平崛起。在推进“文化强国”战略的过程中, 打破传统思维的束缚, 把儒学“送出去”, 有助于向世界阐述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与“和谐世界”理念, 从而提升我国在国际上的形象, 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

现代新儒学与后现代主义之比较 第2篇

现代新儒学与后现代主义之比较

本文认为现代新儒学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存在诸多差异的同时,也存在着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认真分析它们的异同及其形成原因,对于认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道路有着重要意义.

作 者：陈延庆 作者单位：聊城师范学院马列部副教授,山东,聊城,25刊 名：南京社会科学 PKU CSSCI英文刊名：SOCIAL SCIENCES IN NANJING年，卷(期)：2001“”(4)分类号：G04关键词：现代新儒学 后现代主义 价值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学现代化 第3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儒学；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05—0040--02

两千多年前，孔子奠基了儒学的基本理论，其后经过孟子，到董仲舒将其发展为官方学说，再到宋明理学将其发展到顶峰。儒学在中国社会中一直既是官方意识形态，又是中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文化。

1918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随着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中国大陆的政权，马克思主义成为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但是，儒家思想的痕迹却从来没有消失过。进入本世纪以来，随着第三代新儒家思想在大陆的传播，复兴儒学，甚至要重建儒教(如果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儒教的话)的呼声再次高涨。一种乐观的看法在思想界正在企图取得主导地位——即：儒家文化是克服西方文化固有弊端，拯救人类的灵丹妙药，21世纪必将是中国人的世纪。对此种种乐观预期，我们不可轻易信以为真，而应冷静分析，客观对待，以免贻笑大方。

儒学现代化这个命题的立论前提就是儒学不是现代化的文化，因此，才有现代化的需求，才需要现代化。那么，儒学作为一种文化，要现代化，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是现代化的文化?文化属于人类精神生活的范畴，它是对现实的物质生活的反映。因此，现代化的、先进的文化必然是对现代化的、先进的生产力的反映。很显然，传统的儒家文化在当代已经失去了它的先进性、现代性。不得不承认，经过现代化以后，很多在西方体现得非常好的价值、制度、思想，并没有在儒家传统中体现出来，不仅没有，好像连最基本的发展条件都没有创造出来。代表着现代文化的毫无疑问是西方文化，当然西方文化并不一定是最先进的文化。但是，儒学的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却是不得不向西方文化学习，即使新儒家们很委婉地将之表述为中西文化的融和，也不能改变在儒学现代化过程中不得不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事实。杜维明所提出的儒学现代化的四个路径：(一)文明对话，(二)文化中国，(三)儒学创新，(四)启蒙反思。一个基本的思路就是必须把儒学的现代化纳入全球化的视野中，必须在世界多元文化交会的发展中来实现儒学的现代化。儒学的现代化在儒学内部是生长不出来的，必须借助于与其他文化的交融才能实现。这种交融，首先表现在儒学对自己所缺乏，但却是西方启蒙运动后已经形成的全人类的普世价值观，如科学技术、民主自由、人权法制、个体的人格解放等等的接受。也就是只有“先创造性依照启蒙运动的价值观改造自己，然后才能对现代西方国家的极端个人主义、恶性竞争和不道德诉讼行为进行有效的批判”，然后才能“对人类社群当下的困境作出创建性的回应，正是相辅相成的良性互动的循环逻辑。”杜维明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性的问题，即，儒家文化首先必须按照现代文化改造自己，然后才能谈得上对人类社会在当代做出贡献。

现代文化不一定是先进文化，但是，先进文化一定是现代文化。因此，儒学要现代化，就必须用先进的文化改造传统儒学，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儒学的现代化。那么，什么是先进文化呢?所谓先进文化就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方向，体现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社会成员最根本利益，反映时代潮流的文化。先进文化本质上所体现的是关于现实社会应如何的价值观念。先进文化必然会对现实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导向作用。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西方的文化土壤，但它关注的却是全人类的解放与发展，它体现了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又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弊端。马克思主义是有史以来惟一从根本上揭示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体系，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人类文化的瑰宝，是当代先进文化的核心与灵魂。从中国的现实存在来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教育，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中国社会中居于核心和主导地位。因此，儒学的现代化在当代中国不可能回避开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儒学的现代化要在中国得到实现，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来改造儒学。否则，所谓儒学的现代化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可以说是儒学自身对其现代化能够得以实现的内在要求。对此，杜维明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中国未来的希望就在于马列主义、西方思想、儒家人文思想三者的健康互动，三项资源形成良性循环”。“儒学是否能够和马列主义进行深入对话，并在其中找到结合点，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儒学能否接受马克思主义呢?从儒学的传统来看，这是完全可能的。儒家文化是一种开放、包容的文化，它从来都不排斥外来文化。这也是它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化，历两千余年而得以传承的重要原因。这种传统在今天仍然为儒学学人们在继续着。如果说老一代的以梁漱溟、熊十力等儒学学人是被动地接受西方文化和儒学的交融的话，那么，以杜维明等为代表的新一代儒学学人则是主动出击，深入到西方文化内部去探讨儒家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之路。他们强调：“儒学不可能发展成一套纯思辩的论说，目前大的挑战就是通过诠释实践，而且知和行的问题要相当紧密地结合，使之能在生命世界里创发一些真正体现儒家精神的价值。”儒家也看到了，儒学的现代化并不在于构筑一个现代化的儒学体系。因为从总体上来说，儒家思想赖以产生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了。而是要恢复其在现代生活中的参照功能，以儒家精神解决现代生活、政治、文化领域的诸多问题，将儒学的重构转化为儒学的运用。这就为用马克思主义改造儒学提供了可能。可以说是儒学自身的学术特征为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改造提供了可能性。儒学的现代化离不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离不开儒学。

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首先，從实践层面上讲，必须和中国社会的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揭示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它不可能对每一个民族的具体发展道路做出具体的指示。具体的发展道路必须依赖于各个民族自己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一定的国家、民族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说：“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做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这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所以，“对于马克思主

义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但是要应用就必须“在各方面做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这是能否理论联系实际的前提，也是馬克思主义能否在中国得到实践的前提。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实际相结合，就是必须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结合，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相结合，和科学发展观相结合，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这就离不开中国的历史、传统、民族特点。而对中国历史、传统和民族特点的理解，离开儒家文化以及这个文化赖以生根、发芽、生长的民族特征、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等等是不可能办到的。

其次，从文化层面上讲，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被中国社会所接受，所吸收，才能真正起到其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源于西方的文化，是在西方社会特有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中产生的，它所表达的思想内容、所蕴涵的思维方式以及它的表达方式，都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所形成的文化传统有较大的文化差异。马克思主义如果不为中国传统文化所认同、吸收并转化为新的文化形态，便很难使其真正融入中国文化之中，为中国人所接受。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深切的了解，他对各种食洋不化的思想贩子的浅薄行径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他说：“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就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捡来的。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在毛泽东看来，以欧洲文化形态出现的现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现实存在较大的距离，只有经过自己的消化和理解，变成人民大众都能明白、都能接受的东西，才能谈到理论结合实际，马克思主义才可能中国化。而要为大众所接受，与本土文化的结合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来看，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就是从汉以来儒家文化在中国社会中两千多年的统治地位。儒家文化已经根深蒂固地深入到中华民族的一切精神领域之中，形成民族精神、民族心理、民族习惯。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无不深受儒家文化的支配。因此，马克思主义要被中国人所接受，就必须被儒家文化融合。实现这种融合的前提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有着一些相似相通的因素。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思维、人本主义、民本主义有相似相通之处，马克思所主张的共产主义也和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有着相通之处。这些相通之处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可能，但是．这种可能性，要把它变为现实，还有赖于人们的自觉行动，找到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真正的契合点，而不是仍然停留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点，采取简单的拿来手段，给儒家思想里加入几个马克思主义的名词，就自我标榜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儒学与文化保守主义 第4篇

一、研究背景

(一) 时事政治

2014年10月20日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以民为本”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法制理念, 其所蕴含的是儒家文化中的“人本”思想, 这便是传统儒学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关联的重要体现。通过对我国的法制建设的分析, 传统儒学与我国法制建设的关联性显而易见。

(二) 学术理论

在法学理论研究当中来看 (2) , 评判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完善与否的标准, 不应仅仅从数量方面来考量, 更要符合价值理念和外部适应等方面的质量要求。因而, 仅就法律体系的评判这一角度而言, 儒家文化就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此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道德建设的关联性也为多数法学家所认同。我国法律体系的完善所依靠的不仅仅是纯粹的制度建设, 更需要良好的道德基础, 才能使这一法律体系更适应我国社会的发展。

二、研究意义

在全球化的时代大背景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得不面对更多的国际条约和国际公约。此外, 其还要面对西方庞大的法律原则。如何在对待这些外来的“普世价值”的同时, 还保持我国法律体系的“特色”, 便是目前的主要问题。

(一) 文化传承

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 我国多数学者更倾向于向西方学习, 却忽略了我们最为根本的儒学传统。通过加强儒家文化的传承, 将传统儒学延展至中国的法制建设当中, 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善起到关键作用。

(二) 制度变革

在当前我国的法律制度中, 我们还应该意识到其中有诸多不足。在法律实践中, 我国法律缺乏足够的道德关怀, 不能解决我国市民社会的诸多问题。传统儒家学说中蕴含有深厚的人文道德关怀, 恰恰能够弥补当代我国法制建设所面临的问题。

(三) 实践突破

在当代法制建设的过程中, 仍有人将“法治”与“道德关怀”置于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在其看来, 只有模仿西方法律制度才有可能推进我国法律体系的完善。但是, 儒学文化为我国法制建设中不可忽视的国情, 因而我国法律体系之完善必定不可脱离儒学文化而存在。故而, 若以当代中国法制建设对传统儒学作出限定, 必然会导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完善面临两大困境:

1. 国民不适应新时期的法律体系, 不会使用法律保障自己的权利, 国民陷入“法律困境”;

2. 法律不能为国民所理解, 法治进程不能有效推进, 法律陷入“国民困境”。

唯有运用传统儒学对中国法制建设作出延展, 才能化解这一困难。

三、分析评价

国内法学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的观点基本一致, 都能够很清楚的看出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尚未完善。然而, 我国法学家更倾向于用西方的文化来解读当代中国的法律, 而对中华民族自身传统的研究却是少之又少。在当代我国法制建设的过程中, 发挥儒学传统在现代法律中的作用, 将儒学的人文道德关怀真正融入法律中, 才能够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念。

四、发展趋向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完善的过程中, 儒家学说与法制建设相互交融的情况不可避免, 因而我们不能忽视其对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影响。

客观的说, 目前我国的法律体系更多的是西方的舶来物, 而非我国自身的传统法律思想。然而, 依托传统文化仍旧是不可缺少的环节。唯有在我国特设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下, 遵循儒学对我国法制建设延展的规律, 找到一条平衡传统观念和现代价值的道路, 才能推动法律体系的完善。

五、总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建立, 但其中缺乏“道德关怀”的问题是亟需解决的。当现代性的法制建设与传统儒学文化相碰撞时, 就需要慎重的考虑传统儒学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延展问题。若能恰当的将传统儒学延展至我国法制建设当中, 必然能够进一步推动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

摘要：近年来我国法律制度不断建设完善, 但现代法律制度建设与传统儒学之关联仍易为人们所忽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大视野下, 本文通过对我国法制建设与传统儒学关联状况的背景、意义的论述, 进而对当前的法制建设状况进行分析评价, 最后阐述我国法治的发展趋向, 对我国法制建设与传统儒学的关系重新进行考量, 以此推动我国法律体系的完善。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儒学,法制建设

参考文献

[1]李瑜青.传统儒学与法治理论关联性的特点[J].学术研究, 2010 (1) .

[2]刘清平.论孔孟儒学贬抑法治的负面效应[J].江苏行政学院学, 2009 (5) .

略论儒学的演绎与中国传统文化 第5篇

略论儒学的演绎与中国传统文化

产生于春秋大变革时代的儒学在汉代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学究竟在什么意义上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内容,为什么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文章从儒学的`演进脉络上考察其包容性、主体性和不断更新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使儒学保持着强大的凝聚力、辐射力和生命力.

作 者：疏仁华  作者单位：铜陵学院,社会科学系,安徽,铜陵,244000 刊 名：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LIAONING TECHNIC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6(3) 分类号：G05 关键词：儒学   儒家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  

儒学的现代性及其与东亚文化 第6篇

关键词:儒学;现代性;东亚文化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0)01-0001-06

1.在儒学研究中,儒学的现代意义与儒学现代意义何以可能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前者 是一个价值问题,后者是一个事实问题,但两者又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可统称为儒学的现代性问题。长期以来,我们比较多地关注了儒学的现代意义,对何以可能问题的研究则不是很深入;深入研究儒学何以能满足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问题,或许可以使我们对儒学的现代意义有一个更为充分的认识。

在儒学现代意义何以可能的问题上,有一种意见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儒学作为适应于传统中国家国同构、宗法制与专制叠加的一种国家意识形态,是农业文明和宗法制度的产物,儒学的政治保障和经济基础是王朝政治与小农经济。小农经济的解体、王朝政治的终结必然导致儒学的生存危机。世界上没有超时间的理论形态,也没有游离于政治与经济之外的精神文明,尤其对于一种世俗的道德学问更是如此。现代社会已不是农业社会,儒家文化已失去了它的生存条件,儒学已由原来的主流文化形态转变成为裂散的、漂浮的文化碎片,在现实处境方面也遭遇到了无法抗拒的毁灭性打击。传统儒学赖以生存的“土壤”变得越来越贫瘠化乃至虚空化,它已经失去了现实的影响力,也不可能有益于现代社会的发展。那种试图通过弘扬儒学来解决价值失范和道德沉沦、促进社会发展的想法,只能是人们的一种良好的愿望。

应该说,上述看法并非毫无道理。不可否认,儒学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产物,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有着质的区别,诚如韩非所说,“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 蠹》),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和习俗,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时代要求;时代不同,各个时代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也不应是一样的。在人类思想史上,任何思想、学说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每个时代的思想家、理论家,总是在他们所处的特定历史境遇下,面对他们那个时代的问题,为了解决他们那个时代的矛盾,而提出自己的思想主张、理论学说的,因而任何思想、学说都有其时代性和历史的局限性。古人有古人的时代性与局限性,今人有今人的时代性与局限性。人们不可能穷尽真理,而只能不断地认识真理、发现真理。人类思想的发展与延伸,也就是一个不断地吸收、丰富、完善和拓展已有思想认识的过程。儒学是儒家学者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以特有的话语形式来面对、思考和表达他们那个时代的问题而形成的学说,当然它也有时代性和历史的局限性,这是毋庸讳言的。

但是,当我们在谈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别、关注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问题时,似乎不能忘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就其作为“社会”而言,它们又有着不容忽略的共同性、一致性,人类社会的发展除了它的阶段性之外,还有一个连续性的问题。古人说:“今之于古也 ,犹古之于后世也;今之于后世,亦犹今之于古也。……古今前后一也。”(《吕氏春秋•长见》)今天跟过去的关系,就像是过去跟未来的关系一样;今天跟未来的关系,也就像今天跟过去的关系一样。古今前后具有同一性和一致性。这是我们的先贤在古今关系问题上的洞见,它深刻地揭示了古与今的统一性、不可分割性。在我看来,古今的统一性、一致性,首先表现为无论什么时代都是人类的时代,无论什么时代都有一些人类自身的、不同于自然界的问题;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时代之间都有一些跨时代的、贯通古今的矛盾和问题,不同时代之间有其内在的一致性。事实上,自人类产生以来就有生存与发展的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人的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的关系问题,个体与群体的关系问题,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问题,战争与和平、生与死、荣与辱、痛苦与欢乐的关系问题,等等。虽然这些问题在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但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抑或是将来,它们都普遍存在并将继续存在,都是人类无法回避、应当面对和必须面对的问题。告子说:“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食和性是人类生存的两大要素,凡是人的生命,不离两件大事:饮食、男女。一个性的问题,一个生活的问题。所谓饮食,等于民生问题;男女属于康乐问题,人生就离不开这两件事(参见南怀瑾《论语别裁》)。如何分析、评价这种观点暂且不说,这句话无疑道出了一个人类发生与发展的基本事实,“食”、“色”问题是任何时代的人都无法回避的。庄子说:“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为物逆旅耳。”(《庄子•知北游》)哀乐之情与生俱来而人不能却,且“人之生也,与忧惧生”(《庄子•至乐》),人的一生始终与忧愁相伴。不仅如此,人“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恭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庄子•齐物论》)人的生命旅程充满了苦痛,“富者,苦力疾作,多积财而不得尽用,其为形外矣”;“贵者,夜以继日,日虑善否,其为形也亦疏矣”;“烈士为天下见善矣,而未足以活身”(《庄子•至乐》。简而言之,无论穷人还是富人,是尊贵者还是卑贱者,都无法逃遁人生痛苦的缠绕。佛教有“四谛”说,“苦谛”是其中最根本的一谛,它认为人的出生是痛苦,年老是痛苦,死亡是痛苦,与不爱的人相聚是痛苦,和相爱的人分离是痛苦,欲望得不到满足还是痛苦。总之,人的生命、生活就是痛苦,人生在世处处皆苦,苦海无边。叔本华认为,人生是痛苦,世界是地狱。“生命整个儿地根本就是痛苦,它是和痛苦分不开的”,“每一部分生命史就是痛苦史”[1](8)。“如果我们对人生作整体的考察,如果我们只强调它的最基本方面,那它实际上总是一场悲剧,只有在细节上才有戏剧的意味。”[2](413)我们且不讨论这些思想的正确与否,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理论触及了每个时代的人都必须面对的痛苦与欢乐的人生矛盾,而且这一矛盾的确是与人的整个一生相伴的;并且,这些学说对于人们正确认识人生问题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上述理论仍具有一定的思想价值。

不同时代、不同历史境遇下的人们对人类所共同面对的矛盾和问题的认识和思考,以及为此而提出的各种解决方法、措施、理论,既具有具体性、历史性,又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超时代性。即使是那些在后人看来是错误的认识,也并非全是人类精神的垃圾,仍具有一定的思想价值,因为它可以为人们正确认识那些问题提供必要的思想资料;而人们对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更具有超时代的价值,包含着恒久、恒常的生命力。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是如此,对社会的认识是如此,对自身的认识也是如此。自然科学中各种定理、规律的发现是如此,人文社会科学中各种原理、定律的发现也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基于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与矛盾而形成的思想、理论都有其普遍的、超时空价值的一面。也就是说,当我们在研究儒学有无超越时代的普遍价值和意义问题时,当我们关注儒学的生存背景并试图以此为据来凸显儒学的时代性和历史局限性问题时,我们不能割裂历史发展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不能不思考儒家所讨论的问题是否关涉了人类所面对的那些基本问题,以及它所给出的理论说明和解答对于不同时代的人们正确认识和解决那些普遍性的矛盾和问题是否具有一定的启发和指导意义。

2.儒学是孔子创立的、以“修己安人”为主旨的思想理论体系。儒家尚“仁”贵“和”,主张“天人合一”、“心性合一”、“知行合一”、“见利思义”、“为政以德”,奉行“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爱原则,提倡“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以修、齐、治、平为人生方向,以“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为社会理想。儒家的思想理论广泛涉及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群与己、古与今、知与行、义与利、生与死、荣与辱、苦与乐、德与刑、善与恶、战争与和平等这样一些人类所共同面对的矛盾与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贯通古今,延展到未来。传统社会的思想家、哲学家要思考,现代的思想家、哲学 家要思考,未来的思想家、哲学家也不能不思考。诚然,由于境遇、视域、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不同,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哲学家对这些问题的认识、理论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 ,但这些问题总是回避不了的。由此所引出的问题是:古人、先贤对于那样一些人类所共同面对的矛盾与问题的认识、理论,他们所提出的一些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原则,对后人有没有启发、指导意义?更具体一点说,儒家对于那样一些矛盾、问题的认识和理论,他们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原则,是否为人们正确认识、处理这些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料,我们是否要从他们那里汲取一些人生智慧?

这里,我想特别说明的是,人类所共同面对的矛盾与问题是解决这些矛盾与问题的思想、理论具有超越性的前提,但思想、理论超越性的程度(大小、多少、高低)则并非以是否触及人类所共同面对的矛盾与问题而定。一种思想、理论是否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意义,不仅要看它是否触及人类所共同面对的矛盾与问题,更重要的是还要看它是否能够帮助人们解决超越时代的问题,要看它的理论、思想对于不同时代的人解决人类所面对的共同性的问题是否具有指导意义。那种有益于人类解决超时代问题的学说必然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意义,其超越性意义的程度也是由此决定的。从人类思想发展史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思想学说也都从理论上解答了人类所共同面对的问题与矛盾,但有些思想、学说、学派却如昙花一现, 在人类思想史上匆匆而过,很快便进入了历史的博物馆;而有些思想、学说却如恒星闪烁,超越时代而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乃至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之所以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别, 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们给予社会需要的满足程度不同。

在中国先秦思想史上,名家学者适应战国中期社会新旧交替过程中所产生的调整名实关系、重新统一思想的需要,以及学术争鸣中锻炼理论武器的要求,他们专注于名实关系的考 察,着意于概念、命题的辨析,致力于判断、推理等逻辑问题的研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名实之辩理论。名家的名辩理论以其较高的思辨水平促进了中国古代认识论和逻辑学的发展,具有较高的思想理论价值。但是,虽然名实关系也是一个带有普遍性、超时空性的问题,名家学者辨名析理的初衷和目的也是为了解决因“名位失守”、“名实相怨”而引发的社会治乱问题;然而,他们的辩说的纯理论色彩相对说来较浓,如其“坚白”、“同异”之辩及“卵有毛”、“鸡三足”、“火不热”等所谓“辩者二十一事”,这些论题与现实社会生活的联系不太紧密,因而其实际意义亦即社会的影响力、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不是很高,所以当时的许多学者对此非议颇多。荀子指出,“坚白同异”之类的辩论虽然很明察,但君子不参加,因为对此类问题“不知无害为君子,知之无损为小人。工匠不知,无害为巧;君子不知无害为治。王公好之,则乱法;百姓好之,则乱事。”(《荀子•儒效》)名家之学“甚察而不急,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荀子•非十二子》)荀子之论代表了时人对名辨之学的普遍看法。有鉴于此,名辩理论的“合理内容”被其他学派吸收、融摄之后,便失去了其独立存在的意义,名家的命运便终结了。魏晋玄学所讨论的“有无”、“本末 ”、“体用”、“动静”、“一多”等论题,也是一些带有普遍性、超时空性的问题,但由于玄学偏于抽象地论证“礼法名教合于天道自然”,这种清谈的玄理虚无缥缈,莫测高深,其传播、影响仅限于社会的文化精英层而无法在整个社会广泛流传,因而它也不能充分地满足社会的理论需求而为佛教所融摄。显然,只是理论地说明一些带有普遍性、超时空性的问题而不能充分地满足社会的理论需要,其思想理论也就不具有恒久的意义和超时空的影响力。

儒学之所以具有普遍的、超时空的意义,其原因不仅在于它理论地解答了一些人类所共同面对的问题与矛盾,更重要的是,它在很大程度上给予了社会需要以理论的满足。在先秦思想史上,儒家虽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儒学只是百家之学中的一学,孔孟之学也曾被视为“迂阔”而不见用于当世道、墨、法诸家对儒家之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在诸子百家中,儒家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一家,是“世之显学”。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适应汉代封建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和封建统治者积极“有为”、全面“更化”的要求,汉代统治者辨别利弊、比较得失,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儒学从此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学的这种由“私学”而“官学”、由“官学”而“国学”的变迁,一方面说明它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需要,有益于社会的更化发展,另一方面也说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需要儒学。这就是为什么儒学在长期的发展中,在保持其基本精神、基本原则、基本原理不变的前提下,不断丰富和更新着自身的思想内容和理论形态,以满足不同社会的理论需要,从而保持其持久的生命力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当今 时代,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紧张、失衡的情形下,建立在对人类遍存问题与 矛盾体察基础上的儒家学说——和谐理论、仁爱思想、天人学说等能够为人类和谐、和平、合力、合生的渴望给予一定的理论满足,这也就使它获得了巨大的现代价值,成为促进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重要的文化力量。简言之,儒学的超时空价值,儒学的现代意义,是以它能够最大限度地给予社会需要以理论满足来实现的。

儒学之所以具有超时空的意义,之所以能够给社会需要以理论的满足,这与儒学自身的性质和特点、理论指向或理论重心密切相关。儒学是一种经世致用之学,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解决现实的社会与人生问题当做从事学术的终极目的,把追求“内圣外王”作为最高的人生理想境界,而反对佛老的“空寂”和“虚无”,反对纯学理的思辨,反对“徒明不行”、“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只在知上讨分晓”(王阳明),主张“修己以治人”、“ 修己以安百姓”(孔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追求“明体达用”、“讲实理、育实才而求实用”(吕祖谦),“明道、稽政、志在天下”的“经世之学”(王廷相)。先秦儒者对名家的批评,汉代王充对“虚妄之言”的抨击,宋儒对佛老“空虚之学”的批判,明清儒者对理学与心学末流的讨伐,都是以 “崇实黜虚”、“救世济时”,希图“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为旨归的。所以,明儒王畿指出:“儒者之学,务为经世。学不足以经世,非儒也。吾人置此身于天地之间,本不容以退托。其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固儒者经世事也”(《龙溪王先生全集》卷十三)。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倾向和理论追求,儒家学者关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群与己、古与今、知与行、义与利、生与死、荣与辱、苦与乐、德与刑、善与恶、治与乱等这样一些人类所共同面对的问题,作 出了自己的理论回答,从而给社会需要以理论的满足,显现了自身持久的影响力和生命力。

儒学之所以具有超越性意义,说到底是因为“它包含着许多人生和社会常道,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为人性的改善和社会的改良所必需,也就是古语所说‘道不可须臾离,可离非道也’。从另一方面来说,它又能提供西方文化所缺乏的东方智慧,这些智慧恰恰是全人类克服种种社会危机、健康地迈向下一个世纪所十分需要的。”[3](88)儒家说,人们在处理相互关系时应该严格遵循“仁者爱人”的道德原则,应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应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处理民族关系、国家关系时,只有遵循“和而不同”的交往原则,才能共生、共荣。儒家一再告诫我们:在得到好处的时候,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时候,一定要想一想这些好处、利益是否合乎道义,万不可做那种“惟利是求”、损人利己的事。为什么呢?因为生活经验一再告诫人们:“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一味追求个人利益必然引起各种社会问题,激化社会矛盾,与人、与己不仅无益而且十分有害。这是人生和社会的常理、常道,是孔子、儒家所给予我们的人生智慧。在儒学中,这样的常理、常道比比皆是,可以说,儒学是人生智慧的宝库。它的许多理论、原则,对 于我们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对于处理不同群体、不同民族、不同国家间的关系,对于现代社会的健康发展,对于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建构,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3.儒学与东亚文化的关系问题,是国内外学术界近20年来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20世纪70、80年代以来,随着东亚(包括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特别是80年代 以来中国实施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儒学与东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更是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总体上说,大家对历史上儒学在东亚文化及东亚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没有多大分歧,而对于儒学与现代东亚文化的关系问题意见、分歧则尤大,这主要表现在如何认识儒学在东亚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上。一种肯定性的意见认为,儒家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对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经济腾飞起到了巨大促进作用,是东亚现代化的原动力;相反的意见则认为,东亚经济的发展、东亚的现代化与儒学无关。

在学术界,曾有关于新加坡究竟是“提倡儒学导致经济发展”还是“经济发展后需要提倡儒学”的讨论,实际上这不只是一个新加坡的问题,而是儒教文化圈里许多国家和地区共有的问题。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儒学作为一种主流思想,在东亚地区的近现代之间有一个断裂期。我们可以说儒学是现代东亚文明发展的重要历史文化基础,但能否说儒学是现代东亚文明发展的动力就需要认真思量;这就如同我们说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华文化是中国近30 年社会发展的重要历史文化基础,但能否说它就是中国近30年社会发展的动力一样值得思量。因为,正如人们已经指出的那样:中国儒学在20世纪衰落了,进入了沉寂时期,它的因子(不只是优秀的成分)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种国民精神和民俗传统在自发地起作用,而在自觉的层面上,儒学已不再是主流文化;只是到了20世纪后期它才从长期的沉睡中慢慢苏醒过来,开始了它复兴的进程。但它仍然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和文化。所以,当我们回溯中国近30年社会发展历史进程时,可能谁都不会认为提倡儒学致使中国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当然也就不会有谁认为儒学是中国近30年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相反地,正是中国经济、中国社会在不断发展中产生了重新审视儒学的文化诉求,人们渴望通过汲取儒学的思想资源来化解当今社会发展中的诸多问题,由此才有了我们对儒学现代意义的重视,才有了关于儒学与现代社会、现代文明的讨论,才有了儒学复兴问题的激辩。因此,在中国“经济发展后需要提倡儒学”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情形又是如何呢?我比较赞同这样的意见:第一,东亚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与一定的 历史背景有关外,更重要的是由于它们利用了特定的国际环境和国际资本的支持,发挥了有利的地理条件优势,实行了适合本地情况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第二,就经济发展的文化环境来说,这些地区除受儒家文化影响外,还有本土文化传统,近代以后则更多地受西方文化影响。如果一定要从这些地区现代化的结局反溯现代化的原因或内在动力,仅仅归结于儒学传统是不公正的。第三,二战后日本等国的知识分子和决策阶层大多接受的是欧美新式教育 ,这些国家的制度主要是从欧美移植过去的。第四,20世纪70年代后,一些国家之所以重视儒 家伦理教育,是为了克服现代化造成的物质危机。如果硬要把这些地区的现代化与儒学联系在一起,与其说是儒学促成了现代化,不如说是现代化给儒学以新的发展机遇。[4]

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后需要提倡儒学”?我想,这一方面是由于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诸多新的社会问题,如个人 主义膨胀、金钱至上、人情淡泊、人际关系紧张、社会冲突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等等,“总而 言之,物质革命使现代人类失去了平衡。现代人类对正确使用新的权力不够成熟和严谨,缺乏智慧和良智”,“失去平衡就意味着大难临头,滥用权力就意味着自判死刑。”[5](30)“物质革命”不仅使西方人“失去了平衡”、“缺乏智慧和良智”,也使东方人“失去了平衡”、“缺乏智慧和良智”,现代社会的健康发展需要“智慧和良智”。然而,我们需要的又是什么样的“智慧和良智”呢?“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二千五百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孔子的智慧 、儒家的良智能够弥补我们缺乏的智慧和良智,儒学这一世界上最具原创性的古老文化能够给现代化进程中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需要以一定的理论满足。儒家的仁爱理论、和谐思想、道德理念、价值追求等具有超越性、普适性的思想,对于化解现代化所产生的种种社会弊端,重新找回我们精神的家园,充分凸显东亚文化的特质等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当然,儒学的现代价值是有限度的。在我们谈到儒学现代意义、普适价值的时候,并不是说它对于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所有问题,对于现代社会的各种弊端具有包医百病的疗效,世界上没有也不可能有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我们不能夸大儒学的当代意义。儒学是人类走向未来的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但不是唯一的资源;泛化儒学的现代意义可能会使儒学不堪重负而无益于儒学现代意义的实现、儒学的复兴与发展。在这一方面,我们恐怕还是要去汲取儒家的中庸之智,用适度的原则来关照为宜。总之,儒学之超时空意义不能忽视,可是,儒学的现代价值也是有限度的;充分汲取儒学的智慧,将有益于现代社会的健康发展和人类的文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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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意]奥尔利欧•佩奇.世界的未来——关于未来为题一百页[M].王肖萍等译.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