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效应范文

直接效应范文（精选10篇）

直接效应 第1篇

改革开放以来，外国直接投资(简记FDI)大量涌入中国，对我国的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外资对国内就业的贡献更为显著。据统计，外资企业从业人员由1985年的6万人增至2002年的758万人，17年间增长了120多倍，如表1所示，FDI就业人数逐年增长。然而，这种仅仅根据外资企业就业人数的变动所得出的估计数据显然不能全面反映FDI对国内就业的真实贡献，FDI与就业之间的联系受到各种宏观和微观因素的综合影响，要对FDI的就业效应做一个完整的评价是极为困难的。以下就FDI各种因素对国内就业的影响进行讨论。(见表1)

一、FDI投入不同产业对就业的影响

在1979-2004年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中, 从三资企业的数量、投资总额、注册资本、外方认缴额四项指标看, 第一产业占1%-2%, 第二产业大于60%, 第三产业小于40%。从1994-1996年外商在我国投资的产业结构来看, 同样可以看出外商投资于第二产业的比重较大, 第三产业次之, 第一产业的比重最小。那么FDI流入不同产业究竟会对国内的就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1、投入第一产业对就业的影响

首先我国的土地都归国家集体所有因此在产业化经营过程中由于所有者主体的缺失，产业化经营时相关制度法规无法支持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而农业方面的投资周期相对较长。又由于我国实行以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为主的农业经营体制，劳动生产率低，专业化程度低使得外资产业化经营的规模优势无法发挥，导致流入第一产业的FDI严重偏少。如上所述，改革开放至今，第一产业的合同利用外资比重低于2%。由于土地国有化，外资进行长期投资风险很大，FDI对第一产业的投资大都倾向于周期短见效快的领域，如对农业的投资大多是引进一些新的经济作物种植生产加工。这些都需要土地，这部分的FDI在单位土地上的劳动力比之中国原来简约不少，但是由于农产品的加工的兴起有吸纳了闲置的农民和工人。总体来说FDI投入第一产业规模较小，对就业的影响有正有负，对总体就业数量影响不大。

2、投入第二产业对就业的影响

根据历年的统计资料F D I产业结构向第二产业倾斜的特征很突出。而FDI在第二产业中又集中于制造业, 而1 9 7 8-2001年期间, 制造业就业以每年1.83%的速度增长, 低于总就业的增长速度。而在1990-2001年期间, 制造业就业甚至呈现负增长的趋势, 以每年0.5 9%的速度下降。这种趋势要求我们回答两个问题:第一, 中国的制造业有没有发展前途;第二, 中国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能否具有正的就业弹性。

3、对第三产业就业的影响

第三产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 而在我国发展严重滞后, 其内部结构也极其不合理。外商在第三产业投资力度的加大, 可以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且有关经济发展和结构的实证分析表明, 农业的产值份额和就业份额将随着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过程的推进明显下降, 其中产值比重的下降基本上为制造业产值比重迅速上升所抵消, 其就业, 的下降则需包括工业部门及工业部门以外的服务部门共同加以消化和吸收。而我国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 1998年仅为2 6.7%, 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 因此我国的第三产业存在较大的扩展空间。另外服务业就业增长的弹性系数高 (0.72) , 相同的FDI投资可创数倍的就业岗位。因此外商在第三产业的投资, 将大大促进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和第三产业就业比例的提高, 改善我国的就业结构, 提高我国的就业水平。

二、FDI投资方式对国内就业的影响

不同的跨国公司投资方式对于劳动力的吸纳作用是不同的.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有3种方式:合资经营、合作经营、独资经营。前2种方式不但可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而且还可以带动国内部分投资, 他们对劳动力的吸纳作用要高于独资经营.而这一情况在1994年前后发生了变化, 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越来越倾向于独资经营, 1985年外商直接投资中独资经营所占的比重只有0.66%, 1994年这一比重却上升到了为23.8%, 而1999年这一比重更达到了38.5%。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独资经营比重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吸纳劳动力能力的提高。

近几年来FDI大多以独资的投资方式进入，这其中又有两种形式：

1、绿地投资

从FDI的进入方式看，绿洲地投资方式较之并购投资方式往往能产生正效应，这是因为绿洲地投资不会导致并购投资后的裁员，反而会吸收当地员工，另外在大规模的公司厂房的建设中，可以提供大量的短期就业。我国最近几年每年400多亿元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只有不到5%是采用跨国并购进入的，其它多数是新建项目的投资因此目前外商在我国的直接投资产生的正效应远远大于其它国家，它对解决我国目前流向城市的大量农村剩余人口的就业问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并购国内企业

跨国公司通过并购国内企业迅速进入国内市场，获得国内的销售网络，利用国内品牌的知名度打开国内市场。但是跨国公司一旦买下国内企业大多进行技术改造，采用先进技术和成熟高效的管理机制，进而会大副的裁员，因此对国内的就业产生的副作用大于正作用。

三、FDI的不同规模、性质对国内就业的影响

1、港澳台中小规模FDI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最先进入中国的外资主要是港澳台的中小资本，主要投资于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及东南沿海开放地区，主要是利用大陆极其低廉的劳动力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这些中小规模的FDI对就业增加产生了极好的促进效应。如表2，在95年以前FDI平均单项资本规模较小，这主要是早期港澳台中小资本投资为主，这些资本主要投资于加工制造业，如纺织服装加工生产等领域。因此这些中小规模的FDI对就业的拉动效应很大。(见表2)

2、大型跨国公司

90年代末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各项法律制度不断规范，跨国公司不断涌入，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在直接投资中比例不断增加，现在已经成为FDI主要来源。如表2所示95年以后FDI平均单项资本规模明显扩大，这主要是大型跨国公司加大对华投资的结果。2004年, 世界5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中, 已有420多家在我国投资。德国前10位最大的企业集团中, 有9家在我国投资, 如大众汽车、西门子、巴斯夫等;日本前20位的工业公司中有17家在我国投资, 如松下、日立、三洋等;韩国10大企业集团中, 已有9家在我国投资, 如三星、现代、大宇等;美国30家最大的工业企业中, 有24家在我国投资, 如通用电气、通用汽车、克莱斯勒、惠普、摩托罗拉等。这些跨国公司的投资, 多分布于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 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由于FDI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单位资本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减少，因此随着投资主体由中小企业为主变为大型跨国公司为主体，FDI对就业的拉动效应不断递减。

四、FDI挤入与挤出效应

FDI对东道国就业的影响不仅只有投资拉动就业的直接效应，还要考虑FDI与国内投资之间可能存在的挤入或挤出关系以及由此引起的间接就业效应。FDI如果能给东道国带来新的产品和服务，那么这种FDI将不会替代国内投资;如果FDI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是与国内企业相竞争的，那么国内投资者的投资机会将会因此而减少，从而FDI挤出了国内投资。当FDI对国内投资存在挤入效应的时候，社会投资总量将大幅扩张，就业人数必然会随之上升。反之，挤出效应的存在将会使国内企业陷入困境，市场份额和利润的下降迫使国内企业削减投资，进而导致失业增加，这种FDI的间接就业效应是东道国政府不应忽视的。如表3所示，从1993年开始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从业人员不论是绝对量还是在就业总数所占的比例都是逐年下降的，而外资企业的就业人数以及所占比例都是明显增长。从中我们不难看出FDI对国内投资存在明显的挤出效应，从而也就对就业产生挤出效应。(见表3)

五、对策和建议

1、基于FDI对国内投资的产业分布情况第一、三产业偏少，第二产业偏多的实际，又因为第二产业对就业的吸收效应不明显，且存在对国内同行业的挤出效应，FDI投资第二产业的投资的就业效应不大。因此，政府应该加强引导，在招商引资的时既要扩大招商规模同时也要要充分考虑FDI的就业效应，多吸引FDI投向第三产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2、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同时要注意培育国内上下游相关产业的配套衔接，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因为最近几年跨国公司投资比例加大更加注重前后向连锁关系，应大力扶持当地配套企业的发展，提高跨国公司采购的国产化率。这样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的关联有可以促进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而且可以创造间接的就业。

3、增强FDI的挤入效应。引导FDI投资于国内空白的新型产业，这样既引进了新的技术，同时也开拓了新的市场，也为广大劳动者创造了新增的就业机会。

4、要继续加大吸引FDI投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我国人口众多，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其中大量是非熟练的劳动力，因此我们仍然要吸引大量FDI投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简单的加工装配，来样来料生产，这是由基本国情决定的。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外国直接投资逐渐进入中国各个行业, 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深远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影响也是深刻的, 其效应是多方面的又是极其复杂的, 本文对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不同产业, 不同投资方式, 不同投资规模等方面考察, 分析其对国内就业的影响。

关键词：外国直接投资,就业,挤出效应

参考文献

[1]、桑百川.《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我国的就业贡献》[J]开放导报, 1999第4期

[2]、朱劲松.《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资本形成的效应》[J]《亚太经济》, 2001第3期

[3]、《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M]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

[4]、杨柳勇、沈国良.《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分析》[J]《统计研究》2002年第3期

外国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综述 第2篇

[关键词] FDI技术溢出综述

一、引言

随着全球一体化趋势增强，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知识的外部性特点使各国都能分享世界知识存量增长的收益，外国直接投资（FDI）产生的溢出效应也成为学者广泛探讨的问题。技术溢出是经济外在性的一种表现，是指FDI内含的先进技术、人力资本、研发、管理经验等无形资产通过各种渠道的非自愿性扩散。有关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逐渐成熟，21世纪有新的发展。

二、国外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MacDougall(1960)在分析FDI的一般福利效应时，第一次把技术溢出效应视为FDI的重要现象。此后，引起了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兴趣与关注。Caves(1974)根据技术扩散对当地厂商的不同影响，把溢出效应分为三类：一是由于跨国公司进入，打破了东道国行业垄断，资源配置得到改善；二是跨国公司带来竞争或示范效应，刺激当地厂商提高技术效率；三是由于竞争、模仿等原因，跨国公司的进入加快技术转移和扩散速度。Koizumi&Kopecky(1977)通过将技术溢出效应引入国际资本流动模型，用局部均衡理论分析了溢出的因素和效应，得出溢出水平和外资份额正相关的结论。Findlay(1978)认为FDI输出国与东道国技术差距越大，技术扩散率就越高，投资规模越大，技术扩散速度也越快，得出跨国公司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对东道国企业会产生有效的“传染效应”。Das(1987)从跨国公司角度构建竞争型技术溢出模型，研究表明，技术溢出对跨国公司子公司是一种潜在成本，但跨国公司只要不断引进先进技术，仍有利可图。20世纪60至80年代关于FDI溢出效应的理论研究，以溢出存在为前提，应用局部均衡理论模型分析与东道国有关的溢出效应及其决定因素。

20世纪90年代，研究者进一步将博弈论、策略论等方法引入FDI溢出效应的理论研究，有学者归纳为以下方面：第一，以溢出为前提的厂商理论。Boisot(1995)以文化空间为分析工具，分别探讨新古典学习和熊彼特学习对厂商技术水平的影响；Klibanoff&Morduch(1995)研究了厂商间技术扩散问题；Lee(1995)比较了两种技术定位下小厂商的技术创新，发现在新技术背景下，厂商内部研发活动及其与外部的技术联系均变得更活跃；Poyago&Theotoky(1995)研究了寡头模式下联合企业的均衡和最佳规模。第二，博弈论中的溢出分析。Wang & Blomstrom(1992)构建了跨国公司子公司和当地企业博弈的基本模型，发现跨国公司对新技术投资越多，溢出越多，当地企业对学习投资越多，吸收能力就越强；Ziss(1994)通过有溢出的两阶段双寡头博弈模型，评估了改善福利的条件；Kapur(1995)通过构建博弈模型，考察信息不确定条件下溢出效应对厂商学习的影响。第三，策略联盟的溢出分析。Gugler&Dunning(1993)发现策略联盟是创造和提高厂商技术优势及其创新活动区位布局的互补性组织形式，策略联盟的溢出随产业差异不同；Hagedoorn(1995)考察了非核心技术的策略合作，揭示了厂商间策略技术联盟基本趋势。Hagedoorn&Duysters(1996)在分析厂商R&D活动、创新产出和策略技术合作国际化趋势时发现，创新的国际化程度仍然有限。第四，溢出效应和“边干边学” 理论。Parente(1994)研究了技术扩散、边干边学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厂商技术吸收决策和产出增长依赖于资本市场有效性；Colombo&Mosconi(1995)分析了复合型技术早期扩散的兼容性和累计性学习效应，认为边干边学效应是技术扩散路径中技术经验的增函数。第五，组织技术的溢出分析。Mekendrick(1995)发现银行组织技术模仿的来源大多数属非市场中介型，同一产业内不同厂商专门知识的来源呈多样化发展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FDI积极参与转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以转型国家FDI技术溢出为研究对象，研究FDI溢出类型及影响因素、投资国母国因素与溢出程度及股权对溢出的影响，成为21世纪FDI技术溢出理论研究的新亮点，且主要以相应实证研究为支撑。

理论上，各国学者普遍认同FDI溢出效应存在的合理性和重要性，但对于FDI技术溢出效应机制的研究尚未形成明确的理论框架，仍以经验研究为主。实证研究以Caces(1974)和Globerman(1979)为先驱，后来研究者不断将其实证模型扩展和细化。针对不同国家的检验，FDI技术溢出效应呈现不同结果。支持正溢出效应的研究有：Caves(1974)选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1966年制造业的行业横截面数据，分别检验两国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表明，加拿大制造业中当地企业利润率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正相关，而澳大利亚制造业中劳动生产率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也呈现正相关。Globerman(1979)采用加拿大制造业1972年行业横截面数据进行研究得出相同结论。Blowstrom&Persson(1983)通过选取墨西哥1970年215个制造业行业横截面数据，将企业类型分为国有企业、国内私营企业和外国企业，以劳动生产率作为技术水平评价指标，并选用行业资本密集度及劳动力绩效作为影响特征变量，得出存在正溢出效应。Watanabe(1983)以菲律宾为例，指出跨国公司对当地供应商产品性能和价格的严格要求，促进了当地企业生产技能改进和经营管理能力的提高。Blowstrom&Wolff(1989)选用墨西哥1965年～1984年行业时间序列数据，检验特定产业内外资的进入对当地企业生产率影响，发现当地企业生产力水平提高的速度与行业内外资份额正相关。Kokko(1994)研究技术条件对溢出效应的影响，通过对墨西哥1970年行业横截面数据分析，发现跨国公司和当地企业间差距较小时，溢出效应比较明显。Kokko(1996)通过行业横截面数据对乌拉圭进行实证研究，重点考察行业竞争和市场份额因素对溢出效应影响，指出竞争是导致溢出效应发生的重要途径。Pack(1997)的研究证明了劳动力流动在跨国公司向当地企业的技术扩散中所发挥的作用，支持正溢出效应。Sjoholm(1999)对印度尼西亚的研究中采用反映行业集中度的指标进行分组，发现该指标较低时，行业中企业竞争越激烈，溢出效应越明显。Flores(1999)在对葡萄牙制造业的研究中得出FDI行业内溢出效应明显存在的结论。Liu(2000)考察1991年～1995年间英国制造业的行业面板数据，发现存在明显正溢出效应，且技术差距比较小的行业，溢出效应更明显。Kathuria(2001)发现溢出效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企业对学习能力和R&D 投资，这些投资能促进当地企业应用新知识及提高企业吸收能力。Smarzynska(2002)发现东道国为跨国公司提供中间投入品行业的生产率与FDI投资水平之间存在正向关系，有后向关联效应，且当FDI是国内市场导向型而非出口导向型时，行业间溢出效应更显著。

而不支持正溢出效应的研究有：Haddad&Harrison(1993)对摩洛哥制造业1985年～1989年间的企业和行业面板数据进行了考察，没有发现存在明显正溢出效应。Aitken&Harrison(1999)选用委内瑞拉制造业1976年～1989年间企业面板数据进行研究，表明存在普遍负溢出效应。Barry(2001)考察了爱尔兰制造业1990年～1998年间企业面板数据，发现存在大量负溢出效应，归因于当地企业和跨国公司之间劳动力市场上的过度竞争。Barrios&Strobl (2001)通过考察西班牙制造业1990年～1994年间的企业面板数据，得出总体上不存在正溢出效应，但在以出口为主的当地企业中存在显著正溢出效应。Damijan(2001)对8个转型经济国家制造业1994年～1998年间的企业面板数据进行考察，结果表明上述国家不存在明显溢出效应。Harris&Robinson (2001)选用1974年～1995年间英国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分别对行业中存在外资、地域内存在外资及产业上下游存在外资三种情况所导致的溢出效应进行检验，即行业溢出效应、集聚导致的溢出效应、行业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这三种溢出效应都不明显。

21世纪FDI技术溢出研究新亮点的实证研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其一，FDI溢出类型及其影响因素方面，研究表明FDI在发展中国家水平溢出结论差异较大。Aitken&Harrison(1999)、Djankov&Hoekman(2000)、Konings&Bulgaria(2001)分别对委内瑞拉、捷克、波兰进行研究，质疑上述国家FDI水平溢出存在的可能性。但Damijan(2003)发现，FDI在罗马尼亚存在明显水平溢出，但其他六个转型国家并不存在。而Kinoshita(2001)却指出，捷克的研发密集型部门受益于FDI水平技术溢出。与水平溢出相比，跨国公司与发展中东道国存在垂直溢出的证明相对充分，Schoor&Vander tol(2001)对匈牙利的研究、Blalock&Gertler(2004)对印度尼西亚的研究、Kohpaiboon(2006)对泰国的研究 ，都支持了转型国家FDI存在垂直溢出效应的结论。其二，在投资国母国因素与溢出程度方面，Javorcik、Saggi &Spatareanu (2004)以罗马尼亚为例探讨母国因素如何影响FDI溢出效应。研究指出，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购买的中间品份额受公司总部与其在东道国的工厂距离影响显著，得出外国投资者的国籍是影响FDI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三，在股权比例对FDI溢出程度的影响方面，相关研究也证明股权比例与FDI溢出程度间确实存在关联。Dimelis&Louri(2001)通过应用横截面数据对希腊制造业的研究表明，外资少数股权项目的技术溢出强度大于多数股权项目。Javorcik&Spatareanu(2003)通过考察1998年～2000年间罗马尼亚公司层面的不均衡面板数据，得出部门间的技术溢出源于合资或并购，而非绿地投资。Javorcik(2004)对立陶宛研究表明，FDI垂直技术溢出与合资项目有关，而与外国独资项目无关。

三、国内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吸收、利用FDI的数量和规模呈现高速增长趋势，该领域研究逐渐受到国内学者关注，研究不断深入，且以实证研究为主。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姚洋(1998)通过考察非国有经济成分对中国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得出国外三资企业对行业内工业企业技术效率提高有促进作用。秦晓钟(1998)利用1995年工业普查数据，对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煤气等工业大类的FDI溢出效应进行了行业层面的截面回归分析，发现FDI对工业总体技术溢出效应显著，且该溢出效应受外资企业技术水平、销售水平等因素影响。何洁、许罗丹(1999) 通过考察1985年～1996年工业部门时间序列数据，发现外资企业对内资工业部门总体存在正溢出效应，并随着引进外资规模的扩大有加强趋势。姚淑梅(1999)则认为中国在实施市场换技术的战略中，技术和市场置换不对称，合资中得到的技术一般与世界先进水平有10年～15年的差距，不支持正溢出效应。江小涓、冯远(2000)对北京48家跨国公司投资企业调研表明，外资企业技术水平整体上明显高于国内高新技术企业水平，决定技术转移水平的因素包括产业基础、技术水平和需求特点、所处行业和市场结构以及国内政策等方面。何洁(2000)采用省级面板数据考察FDI对工业部门溢出效应的影响机制，发现溢出效应受当地经济发展水平门槛效应制约，依赖于基础设施完善、自身技术水平提高和市场规模扩大等因素。姚洋、章奇(2001) 研究认为，FDI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一省内部，行业内溢出效应并不明显，FDI的进入在传播先进技术方面作用不大，主要通过人员或其他信息流动等起作用。赖明勇、包群(2002)通过构建模型测算并比较中国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黄亚生(2002)则提出了引发争议的反诘，即中国大量引进FDI是因为中国经济存在某些本质弱点的表现，由于国内企业不具竞争力，且无法为新的商业机会提供资本，于是外国企业以“向中国投资”作为回应。潘文卿(2003)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分析FDI对中国工业部门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存在明显正向溢出效应。陈涛涛、范明曦(2003)用截面数据检验证实了外资对制造业行业溢出效应明显存在，还引入“内外资企业能力差距”指标区别行业特征，认为内外资企业能力差距较小的行业组，溢出效应更明显，并指出充分竞争是产生溢出效应的有效机制。胡祖六(2004) 在研究FDI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时特别指明FDI带来技术转移，即存在溢出效应，并明确指出其载体包括专利、设计、新型产品、新的工艺流程等多形式，批驳了认为只有转移高技术才有价值的观点。张海洋(2005)通过考察R&D的创新能力和吸收能力，将外资外部性区分为外资技术扩散效应和竞争效应，进而检验外资促进内资工业部门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途径。发现R&D和外资活动都推动了内资工业部门技术进步，但来源分别为R&D创新能力和正向竞争效应，而非技术扩散。彭水军、包群(2005)通过构建基于中间产品种类扩张型的内生增长模型，探讨技术吸收能力对溢出效应的决定作用，并利用中国1996年～2002年30个省市面板数据进行估计，结果支持上述结论。

综上所述，大量理论研究表明，一国通过引进FDI，可以拓展其技术进步的来源，不必完全依赖自有资源进行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但经验研究尤其在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中，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不一致，有的研究结论支持正溢出效应，有的不支持正溢出效应。因此，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FDI技术溢出效应和技术进步机制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秸秆直接还田效应分析 第3篇

1 秸秆还田的养分效应

1.1 提高土壤氮﹑磷﹑钾养分含量及其利用率

农作物的秸秆中都含有相当数量的营养元素, 豆科作物的秸秆中氮含量较高, 禾本科作物的秸秆中钾含量较高。一般情况下, 单位面积田块的秸秆中氮、磷、钾含量相当于该田块氮磷钾化肥施用总量的10%~20%, 通过秸秆还田后, 秸秆中的有效养分归还到土壤中, 可以有效地提高土壤养分含量。根据在四明镇东洼村肥力观察点试验, 连续4年稻麦两季秸秆留茬还田量4.5 t/hm2, 土壤中氮﹑磷﹑钾含量均有所增加 (表1) , 还能提高农作物对氮、磷、钾的吸收利用率。

1.2 提高土壤的钾素水平

作物在生长过程中吸收的钾素大量滞留在茎秆中, 如小麦秸秆中含钾量为1.28%, 稻秸秆中含钾量达0.85%, 是氮、磷总和的2倍左右。秸秆中的钾素有效性也高, 用清水浸泡稻秆6 h, 秸秆中近90%的钾素被泡出。由表1可知, 秸秆还田后, 土壤中速效钾明显增加, 4年累计增加32 mg/kg, 平均年增长8 mg/kg, 对土壤钾的良性循环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1.3 提高土壤有效硅的含量

硅虽然不是植物生长所需的大量元素, 但是植物必需的营养元素, 若作物缺乏该元素, 茎叶的刚性就会减低, 抗倒伏和抗病虫害的能力减弱, 光合作用能力下降。水稻秸秆中含硅高达12%, 在缺硅的土壤中, 秸秆还田是提供有效硅的一个主要来源, 能明显地增强作物抗逆性[2]。

2 秸秆还田的改土效应

2.1 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

土壤中有机质数量的维持主要取决于有机残体, 秸秆还田就是增加土壤中的有机残体, 它能增加土壤活性有机质, 如稻秸秆含有机碳42.2%, 腐殖化系数30%, 施稻秸秆3 t/hm2提供的腐殖质为379.5 kg/hm2。秸秆直接还田不仅能增加土壤有机质 (表1) [3], 还有利于土壤有机质更新, 新鲜的有机质的加入对土壤结构有重要的改善作用。从表2可以看出, 由于秸秆还田后土壤有机质的增加和更新, 使土壤结构得到改善, 土壤容重为1.30 g/cm3, 总孔隙度增加1.2个百分点。

2.2 有利于土壤微团聚体形成

在土壤中, 直径大于0.25 mm的微团聚体被认为对土壤物理性状和营养条件具有良好的作用。秸秆还田后分解的腐殖质有利于0.25~1.00 mm微团聚体的形成。根据连续3年秸秆还田试验, 0.25~1.00 mm微团聚体数量增加数比对照多1倍, 分别为32.18%﹑16.20%。因此, 秸秆还田促进土壤团聚体形成, 有利于增加土壤的通气透水性, 增强土壤的保肥保水性能。

2.3 提高土壤微生物活性

秸秆还田后为土壤中微生物提供了充足的碳源, 促进了微生物的生长﹑繁殖, 提高了土壤生物活性[4]。秸秆还田后, 肥沃土壤的细菌数增加0.5~2.5倍, 贫瘠土壤的细菌数增加2.5~3.0倍, 由于新陈代谢作用细菌不断繁殖不断死亡, 这些数广量大的细菌死亡后对土壤的改善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对于各种固氮菌来说, 秸秆直接还田为其提供了丰富的能量物质, 加强了固氮菌的固氮作用。据报道, 稻草还田150 kg, 土壤微生物固定气态氮1.2~1.5 kg, 因而间接地提高了土壤供氮能力。

3 秸秆还田的生态环境效应

3.1 减轻污染, 净化环境

秸秆直接还田到土壤中, 经过土壤生物、化学、物理多方面综合作用, 可以使秸秆资源得到有效的直接应用, 减轻污染。如果在沟边、路边、田头焚烧秸秆, 产生浓浓烟雾, 严重污染空气和环境, 对飞机的安全飞行、公路的营运、周围的树木以及成熟待收的作物构成威胁。如秸秆任意丢弃或推入沟河, 不仅浪费资源, 而且也污染环境及水体。而秸秆直接还田可以变害为利, 从根本上减轻或杜绝因秸秆处置不当对大气、水体和人们生存居住空间造成的环境污染。

3.2抑制病虫草害

秸秆还田特别是以覆盖方式还田对抑制田间杂草生长的效果显著。据多点调查 (表3) , 秸秆覆盖还田比无秸秆覆盖的杂草减少50%以上, 防效为54.92%, 而药剂防效为50.33%。麦田稻秆回铺起到了药剂防草的效果。在麦田用稻草回铺来代替农药防草, 能减少农药对农田的污染。据外地试验报道, 秸秆覆盖还田与除草剂配合, 能明显提高除草剂的抑草效果, 同时还能刺激土壤中腐生菌的活动, 因而能减少寄生真菌的活动。施用秸秆3.75 t/hm2, 能有效地减少棉花枯萎病、禾本科作物的根腐病和山芋黑斑病。但是不宜用带有病菌、虫卵的秸秆直接还田, 以免病虫害扩大传播。

参考文献

[1]曾木祥, 张玉洁.秸秆还田对农田生态环境的影响[J].农业环境与发展, 1997 (1) :1.

[2]梁文旭.稻草不同还田方式和覆盖物种类在烤烟生产上的应用研究[D].长沙:湖南农业大学, 2007.

[3]魏振, 高宝财.秸秆粉碎还田的增产因素[J].农业机械化与电气化2006 (2) :26.

直接效应 第4篇

对外直接投资经济效应是指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所产生的各种影响,既包括对外直接投资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的全面经济效应,也包括其主体跨国企业所取得的经营成果。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据商务部初步统计,200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突破500亿美元,达到521.5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06.5亿美元,占78%;金融类115亿美元,占22%。可以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而且已经对国内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特别是在经济结构的调整、技术进步的促进、国内产品出口的带动、就业结构的改善和国内资源优化等五个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邓宁就已经提出“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投资国产业调整”的观点,国际投资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同时,也为国内有竞争优势的产业让出了资源,从而使我国原有的产业结构得以不断优化。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

一是对外直接投资使国内剩余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利用。现阶段,我国国内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食品、家用电器、自行车等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在国内处于比较劣势地位,如不能及时调整,会使我国现有资产存量的收益下降,影响整个产业结构的升级过程。通过对外投资,将这些已失去的或正在失去优势的产业转移到要素成本具有相对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可以延续这部分资产的盈利能力,同时也为国内产业的调整、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空间。近年来,我国的纺织、服装、家电、轻工等行业的企业纷纷在境外设厂。以彩电业为例,厦华在德国和法国设有两个加工厂,海信在意大利、法国设有工厂,长虹、创维、海尔、TCL集团等也在墨西哥、俄罗斯、匈牙利、捷克、波兰、比利时等国建立众多的海外彩电生产基地和合资公司。截至2007年底,经商务部核准和备案的境外加工贸易企业就达到800多家,在境外形成了1700万台家用电器、260万辆摩托车、140万辆自行车、55万个棉纺锭、1.1亿件服装、4000万双鞋的生产能力,促使国内部分行业的过剩产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转移。

二是对外直接投资推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面对全球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兴起,我国要尽快形成一批附加值和技术含量高,成本和质量有竞争力的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保持和增强我国产业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目前,我国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已经在国外经济发达的地区设立研发机构,通过充分利用发达国家技术积聚地的外溢效应,将海外研发机构的研究成果在国内迅速转化、投入生产,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例如 TCL 在美国洛杉矶独资设立研究机构;科龙在日本神户独资设立技术开发机构;小天鹅在美国和日本东京独资设立研究机构;海信在美国独资设立技术开发机构;上海贝尔与比利时合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深圳华为,它的国际化发展始于1996年,到目前为止,华为不仅与TI、摩托罗拉、IBM、英特尔、Agere、ATERA、SUN等世界一流企业成立联合实验室,广泛开展技术与市场方面的合作,而且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海外设立了美国硅谷研究所、美国达拉斯研究所、瑞典研究所、印度研究所和俄罗斯研究所等五个研究所。这些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途径在发达国家设立研究与开发机构,并购当地高新技术产业,不仅可以提高自身的研发水平,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还可以将从当地获得的技术信息高效地传递到国内公司总部,有助于整个企业掌握世界领先技术和国际市场动态,从而推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二、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当代国际实践表明,引进外国直接投资难以获得先进技术,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获得国外先进技术的重要捷径。尤其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因为发达国家对先进技术的输出一直采取严格的限制政策,所以发达国家向外转移的大部分都是已标准化的技术。我国想要在较短的时期内迅速提升整个产业的技术水平,就要进行对外投资,靠近技术源,以获得反向技术外溢,主要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得以实现:一是到发达国家兼并或收购科技型公司,特别应该加大对研发要素丰裕的国家和地区投资的力度,可以选择和增加对美、英、德、日等国的投资力度而提高其反向技术外溢效应。值得肯定的是,我国一批有实力的跨国经营企业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和经验。例如,浙江的华立集团通过收购飞利浦CDMA移动通讯部门,获得了飞利浦公司CDMA的全部知识产权、研发成果、研发设备、研发工具和一大批有经验的研发人员,一跃成为国内IT领域首家掌握芯片核心技术的民营企业,在国际上打破了美国高通公司对CDMA技术的独家垄断局面。再如,首钢集团通过收购美国麦斯塔工程设计公司70%的股份直接获取了相应的关键技术等。二是在海外以独资、合资、合作等多种形式设立研发机构,充分利用当地技术资源优势,了解和把握国外新技术发展的最新动态,以此作为开发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基地。如海尔集团在美国和德国建立了以研发和技术转让为主要目的的海外企业,并在美国洛杉矶和硅谷、法国里昂、荷兰阿姆斯特丹及加拿大蒙特利尔设立了6个产品设计分部,通过境外产品开发来推动国内产品的技术升级和出口竞争力的提高。

同时,国内也有很多学者运用实证的方法来考察我国外直接投资与技术进步的关系。例如,刘凯敏、朱钟棣通过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即技术进步率)时间序列数据分别进行平稳性检验,发现二者的一阶差分序列均是平稳的,所以认为它们之间有长期的稳定关系。龚艳萍、郭凤华通过借鉴Coe和Helpman的贸易溢出模型(即CH模型)构建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影响的模型,并分析计算得出定量结果,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是比较明显的。

三、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影响

西方学者在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上,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贸易替代论与贸易补充论。大量的实证研究认为:从总体上看,对外直接投资与投资国对外贸易之间的互补性要大于替代性。我国企业主要通过以下三种形式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国内产品的出口:

一是构筑国际营销网络。企业通过在世界其他地区设立贸易服务机构,构筑国际市场营销服务网络,打造自身品牌,与生产加工企业形成销售对接,产生显著联动效应。如浙江的万向集团先后在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等8个国家设立了26家境外公司,并对他们的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建立起海外生产基地、海外研发中心和涵盖50个国家与地区的万向国际市场营销服务网络,有力地带动了国内同类产品出口的大幅增长,出口额从1984年的20 万美元增加到了2008年的15.21亿美元。

二是跨国并购投资。在一个企业的产品知名度还有待认可和销售渠道尚未建立的情况下,收购国外的品牌成为进入新市场的一个捷径。通过海外并购国外知名品牌和资源,借助品牌背后的营销渠道和消费群体,既合法地避开某些国家对制成品进口的限制和高额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又维护和开辟了我国的出口市场。例如,三九集团成功收购了日本汉方企业——东亚制药55%的股份,这是中国企业首次涉足日本制药领域,也是中药首次跻身国际主流市场。由于医药是一个比较非凡的行业,各国的壁垒比较高,若单靠企业直接打入国际市场,其代价昂贵。三九集团通过收购东亚制药,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实现了进军日本市场的目标,并且获得了进入国际主流市场的一个跳板。联想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也是想获取IBM的品牌、渠道等,为联想的国际化铺平道路。

三是服务贸易型投资。这类投资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为扩大出口服务,投资形式主要包括批发零售投资、在东道国设立办事处以及售后服务点等贸易型企业与办事机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三九集团在拓展海外市场时采用在海外办中医诊所的方式,三九提出在海外建立千家“麦当劳”式的中医诊所,把中药带到海外市场。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来看,这类投资所占比重比较大。

四、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影响由两个方面来决定也就是替代效应和刺激效应。替代效应是指因从事海外生产而使本土进行的生产活动减少,因而导致就业机会的丧失。刺激效应是指海外直接投资带动产品出口增加所导致的国内就业机会的增加。当替代效应大于刺激效应时,海外直接投资将导致投资国就业机会的减少;反之,则会导致就业机会的增加。总体来讲,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国就业机会有可能产生负效应,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为正效应。

在中国,一般来说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刺激出口以达到扩大就业的功效。这是因为,一方面,我国许多企业或是为了寻求更多的生产资源或是为了绕过关税壁垒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都纷纷到国外投资设厂,而且主要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投资建厂,这些投资往往能增加国外附属企业对我国国内资本设备、中间产品或辅助产品的需求,从而可以因增加出口而刺激我国国内企业的就业。近年来,我国沿海一部分与国际市场较接近的企业已率先“走出去”,其生产已遍布全球大部分区域。这些企业的管理职能都集中在中国总部,也为国内创造了许多非生产性的就业机会,如吸纳了大量的高科技人才从事科研开发活动,聘用了大量熟悉国际贸易业务的市场策划和营销人员以及具有国际管理水平的管理人员等。同时,这些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其子公司的国际经营业务会导致对中国法律、管理和工程咨询、国际金融等方面的需求,大大刺激了服务于这些领域的中介机构人员就业。另一方面,我国企业对外投资中有很多涉及到资源开发项目、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这些投资中需要派出国内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参与开发建设。因此,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创造或维持一部分母国就业,提高国内就业人员的熟练程度和技能水平,从而有助于国内就业结构的优化。

五、对外直接投资对资源优化的影响

我国是资源大国,但又是人均资源贫困国,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资源分布不均衡。我国人均矿产资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2,人均耕地、草地资源是世界人均水平的1/3,人均水资源是1/4,人均森林资源是1/5,人均能源占有量是1/7,其中人均石油占有量是1/10。同时,我国资源消费增长速度非常惊人,从1990年到2001年,我国石油消耗量增长100%,天然气增长92%,铜增长189%,铅增长380%,锌增长311%,十种有色金属增长276%。在资源再生利用率上也远低于发达国家,例如:我国人均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但水资源循环利用率比发达国家低50%以上,资源再生利用率也普遍较低。我国即将进入汽车时代,大量废轮胎再生利用率仅有1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面对国内如此短缺的自然资源,我们必须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充分利用国外的资源市场,以缓解我国资源紧张的局面。

从近几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情况来看, 200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商务服务业49.4亿美元,占当年流量的40.3%,而采矿业为16.8亿美元,占当年流量的13.7%,名列第四位;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采矿业85.4亿美元,占当年流量的40.4%,名列首位;由此看来,我国许多企业已经开始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海外建立战略性资源开发生产供应基地,为国内某些短缺资源的需求提供国外资源,促进了经济增长。比如,在石油行业方面,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先后收购苏丹、哈萨克斯坦等地油田,并在印度尼西亚合作开采石油等,都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我国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效应分析 第5篇

从发展速度上看, 近年来我国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还是比较迅速的。截至2002年底, 我国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额仅为35.08亿美元, 2003~2005年三年内, 采矿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就增长了48.54亿美元。2006年我国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额为85.40亿美元, 比2005年增长了近3倍, 2007年为40.63亿美元, 截至2007年底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累计达219.64亿美元。

从投资规模上看, 据《2007年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显示, 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248.4亿美元, 其中流向采矿业40.6亿美元, 占15.3%, 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掘业的投资。从存量上看, 2004~2006年各年采掘业对外直接投资额仅次于商务服务业的投资额。然而, 与全球采掘业对外投资相比, 这一规模仍显得较小。发展中国家采掘业流存量占全球采掘业流存量的比重的平均水平分别为8.3%和5.5%, 而我国采掘业的投资规模尚未达到这个平均水平。

从竞争能力上看, 我国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竞争能力还比较低。我国企业在进行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时, 面临的竞争对手是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传统矿业国家为基础的跨国公司, 这些跨国公司大都有百余年跨国经营的历史, 有着丰富的矿业商业运作知识和国际资本经营的经验。相比而言, 我国企业规模小, 资本积累不足, 加上起步晚, 经验不足, 对国际矿业的经营惯例还不是很熟悉, 影响了我国企业国际竞争能力的提高。

二、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效应分析

(一) 弥补国内矿产资源短缺的效应。

我国既是资源大国, 又是人均资源贫困国, 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而且资源分布不均衡。因此, 我们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 直接威胁着我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弥补国内矿产资源的不足: (1) 我国企业购买了当地能源和矿产资源的开采权, 或者是并购了东道国的企业, 对矿产资源进行开采, 那么开采出来的矿产资源可以根据国内需要以较低的价格出口到国内; (2) 我国企业以项目合作的方式与东道国企业共同开发矿产资源, 那么可以根据项目合作合同中的要求, 向国内输入矿产资源。如, 在开采石油资源时, 我国三大石油巨头与国外的很多合作项目采取份额油方式, 即中国石油企业在东道国石油建设项目中参股或投资, 每年从该项目的石油产量中分取一定份额。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我国石油进口数量以及价格的稳定; (3) 在东道国开采的矿产资源除了可以以较低的价格直接输入到国内外, 还可以在东道国将矿产资源进行加工, 将加工后的半成品输入到国内, 间接的弥补国内矿产资源的不足。如, 越南国有钢业集团与云南昆明钢铁集团共同开发在越南老街的Quy Xa铁矿, 合作协议中规定, 昆明钢铁集团负责为该项目提供资金、技术以及采矿设备, 大部分铁矿产品出口到昆明钢铁集团。

(二) 对国内机械及运输设备出口的带动效应。

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能够通过以下途径带动机械及运输设备出口: (1) 投资国企业在东道国独资开矿, 从投资国进口机械及运输设备。如果投资国企业在本国的总公司就是机械及运输设备的生产商, 那么投资国企业可以直接从总公司进口这些设备。如果投资国企业仅仅是开矿主, 并不是自己生产这些设备, 可以从投资国的其他企业进口这些设备; (2) 投资国企业和东道国企业以合资或合作的方式共同开采矿产资源, 如果投资国企业自己拥有机械及运输设备, 可以将这些设备作价进行投资; (3) 无论投资国企业是以独资方式还是合作、合资方式开矿, 都会涉及到设备的更新和配套, 以此带动机械及运输设备出口。需要注意的是, 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通过设备的更新和配套来带动设备的出口会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

1980~2002年20多年的时间里, 我国机械及运输设备的出口总值仅为6, 032.48亿美元, 从2003年我国采矿业开始进行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以来, 我国机械及运输设备的出口得到了快速发展。2003年机械及运输设备的出口额为1, 877.73亿美元, 2004年为2, 682.60亿美元, 比2003年同期增长了42.9%, 2005年的增长额为839.7亿美元, 2006年的机械及运输设备的出口额增加到了4, 563.43亿美元, 2003~2006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4.5%。2007年机械及运输设备的出口额比2006年又增加了1, 208.47亿美元, 突破了5, 000亿美元。

结合机械及运输设备的进口数据还发现, 2004年以前我国机械及运输设备贸易一直是逆差, 从2004年开始转为顺差, 并且顺差额在不断扩大。2004年我国机械及运输设备贸易顺差额为154.30亿美元, 2005年的顺差额上涨到了617.56亿美元, 2006年比2005年又增加了375.66亿美元, 达到了993.22亿美元, 2007年的顺差额增加到了1, 646.8亿美元。由此可见, 我国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带动了我国机械及运输设备的出口。

(三) 技术引进效应。

吸引外商投资, 获得的一般是标准化的技术, 而对外直接投资获得的通常是新技术、新经验, 可以加速我国企业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的步伐, 促进了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

我国企业可通过以下途径获得国外先进技术: (1) 我国企业独资开矿, 在进入东道国的初期, 面临激烈的竞争, 我国企业为提高竞争力而模仿外国企业的技术, 或者被迫寻求更有效使用现有技术和生产资源的途径, 增加技术投入, 从而使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得到提高; (2) 通过前向和后向联系实现技术进步, 我国企业会以供应商、顾客、合作伙伴等身份与当地企业建立起业务联系网络。我国企业就可以从这种业务关联活动中获得新技术带来的利益, 使自身的生产率或企业经营效率提高; (3) 通过人员流动实现技术进步。我国企业一旦雇佣了外资企业培训的工人和管理人员, 他们就会把在外企学到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带到我国企业, 从而引发技术的间接转移。

我国企业学习到先进的开发技术后, 等新技术成熟以后, 可以将先进技术引入国内。这不仅有助于投资企业自身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而且有助于我国企业整体的技术进步。比如, 在采掘业领域, 深海油气钻采和液体天然气生产等项目技术要求极高, 而我国企业在这方面的技术还有所欠缺, 如果将这方面的技术引进国内, 势必能够提高我国企业在深海油气钻采和液体天然气生产等项目的能力。

(四) 资本积累效应。

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拓宽了我国利用外资的渠道, 有助于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涌入我国。一方面采矿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大多采用了合资企业的投资形式。在海外投资企业中, 中方所占的股权大多低于50%。所以,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使用的资金除了包括我国的外汇资金和设备以外, 还包括在东道国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筹措的资金。因而, 对外直接投资成了我国拓宽利用外资渠道的一种新的有效手段。对外直接投资利用的外资与我国利用外资相比, 区别仅在于资金使用的地区差异;另一方面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资本回流。这种以享受我国政府给予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为主要目的的资本流动, 必然包含了其在国外筹措的资金。因而, 我国的资本外逃以及随后出现的资本回流客观上加大了我国国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规模。

三、促进我国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对策

(一) 政府应做好服务与指导工作。

在财政方面, 政府应该为国外矿产资源勘探建立基金, 对基础性、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开发工作提供资金支持。如, 设立国家海外矿产资源地质调查和风险勘察专项资金, 对于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大型企业、符合国家政策的大型勘探项目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

在税收制度上, 应加大税收优惠幅度。如, 美国对所有在境外投资矿业的公司实行14%的耗竭补偿率;日本实行海外勘察准备金制度;韩国实行境外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等, 均可作为我国对矿业对外直接投资制定政策时的参考。

在融资方面, 应建立有效的投融资机制, 国家应向采矿业对外投资企业提供优惠的贷款和贷款担保。如, 国家有关银行可以设立特殊贷款, 其贷款利率比一般贷款低, 贷款金额多。

在管理方面, 建立国家级的综合海外矿产采掘业投资管理机构, 统一领导和协调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 审批和监督数额较大的对外投资项目, 及时、有效、全面地公布相关行业的重要基础数据, 提供各类专家咨询, 提供有关东道国投资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环境和竞争对手、合作伙伴的准确资料, 以及有关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和市场分析服务, 以便我国企业在投资采矿时作出正确选择。

在法制建设方面, 建立和完善有关法律、法规, 加快对外直接投资立法进程, 按照国际惯例完善我国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 为我国企业的投资提供法律保障。

在资源外交方面, 加强政府间交流, 签订有关政府协议, 包括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司法协助协定等, 将重大资源开发项目纳入国家经贸关系范围内, 以便及时妥善地解决合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

(二) 企业应加强自身建设。

我国改革开放的时间不长, 再加之矿业市场的特殊性, 市场竞争机制还远未建立, 国内矿业市场还不完善, 更不必说到国际矿业市场上自如地发展。因此, 在未来一个时期内, 勘察开发国外矿产资源的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需要进一步加强。一方面矿业企业要在采矿过程中不断地总结经验, 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另一方面矿业企业还要对东道国的法律文化背景有所了解, 避免不必要的纠纷。

(三) 培养综合型国际人才。

现代企业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 面对经济全球化、生产国际化的趋势, 企业要培养既通晓专业技术知识和外语, 又熟悉国际市场惯例和法律, 富有创新精神, 有竞争意识的综合型人才, 以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 并在我国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发挥重要作用。

摘要：矿产资源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我国正面临矿产资源短缺的问题, 到国外勘察开发是解决我国矿产资源短缺, 确保其稳定供应的重要途径。与此同时, 也应该考虑到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的效应。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分析我国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 并提出促进我国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效应分析

参考文献

[1]吴戈.我国采掘业对外投资行为分析[J].产经, 2008.7.

[2]曹桂华等.我国矿业对外投资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中国国土资源经济, 2005.9.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的效应分析 第6篇

一、效应分析

结合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的作用机制以及现状, 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的效应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替代效应

在市场容量一定的限度下, 不同的市场实现途径会发生相互替代。渐进式发展是我国大部分企业在开展跨国经营时普遍采用的方式, 主要表现在公司成立时先推动贸易的展, 然后随着贸易的不断发展, 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 逐渐到国外去建立发展平台, 最后在国外建立生产加工基地。贸易先行的经营策略实际上是为海外投资建厂奠定坚实的市场基础, 没有出口带来的经济效益与品牌效应, 企业的海外投资就会进入风险难测的境地。从另外的角度来看, 在国外建立的工厂替代了原来同一产品的出口。

当东道国企业在国外的分支机构的生产和销售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 便有可能发生FDI的辐射效应, 势必对母公司的出口产生替代, 进而导致国内企业出口的减少。当然, FDI的辐射效应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出口产品面临的高关税壁垒以及反倾销等非关税壁垒造成的。因此, 可以认为FDI的辐射效应对于我国出口的替代是很有限的。

我国企业将某产品的生产基地转移到国外后, 时间一长, 东道国的当地企业通过技术扩散和模仿, 也开始生产该产品, 替代进口或进行出口, 这也会导致我国该种产品的出口减少。

(二) 促进效应

从长远来看, 我国企业通过一定形式的对外直接投资, 肯定会促进本企业产品的出口。这方面的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

1、跨国并购投资。国内企业通过海外并购国外知名品牌和资源, 借助品牌背后的营销渠道和消费群体, 可以快速切入当地市场, 规避风险, 促进企业产品的出口;

2、服务贸易型投资。这类投资在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所占比重比较大。这类投资的目的就是为扩大出口服务, 这无疑会带动出口的扩大。

3、构筑国际营销网络。企业通过在世界其他地区设立贸易服务机构, 构筑国际市场营销服务网络, 打造自身品牌, 与生产加工企业形成销售对接, 产生出显著的联动效应, 增强了对国际市场的控制力, 有力地带动了国内同类产品出口的大幅增长。

(三) 创造效应

第二、三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都会产生出口创造效应, 即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会促使我国的中间产品、机器设备、总部服务等出口的增加。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通过以下途径产生了出口创造效应:

1、企业初期投资。企业在海外建立子公司时, 为满足子公司开办的需要, 一般要购买母国或者母公司的资本设备和原材料。另外, 我国企业在向一些生产比较落后的国家进行投资时, 使用我国淘汰的二手设备和生产线, 这些设备虽然在我国已被淘汰, 但是在东道国仍然是合适的, 这样既利用了闲置设备, 又促进了机器设备的出口。

2、加工装配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由于一些加工装配型海外投资企业供求关系链比较长, 在投产初期, 甚至在以后的一个较长时期里, 对国内半成品, 零部件、技术支持等方面的依赖性较强, 对我国出口客观上形成了持续性的带动作用。

二、加强对外直接投资, 促进我国贸易发展

(一) 培育强有力的对外投资主体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是各大中型企业, 包括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独资企业等, 对它们的改造, 是促进对外投资的必经之路。具体的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是国有企业, 必须尽快推进国有企业的跨国精力改革, 尽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2、民营企业是我国经济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们必须给民营企业同等待遇, 进一步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多元化。

3、正确处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我国企业应在加强自身发展的基础上积极制定适合自身的对外发展战略。

(二) 加强宏观调控, 完善监管体系

1、协调贸易政策和投资政策。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政府主要着眼于“引进来”与贸易政策的制定与协调, 因此, 从制度设计上看, 更多的是考虑打破旧体制对“引进来”和扩大对外贸易的障碍, 而对于“走出去”则缺乏深入的体制和制度的考虑, 存在孤立看待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问题。顺应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相互融合的发展趋势, 必须有效地将投资政策与贸易政策有机结合起来, 使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实现良性互动。

2、建立完备的监管组织体系。一是针对目前管理混乱的局面, 建立专门的海外投资管理机构, 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管理。二是建立海外投资审计与绩效评估机构。这样一方面可以使审批和审计职能分开, 以利于相互制约;另一方面在于, 中国目前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是国有企业, 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很容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必须加强对这些国有企业的监督。

摘要：目前, 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促进母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的因素。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进行分析, 能很好地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贸易的影响, 同时, 也能对中国的对外投资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定的依据与实战经验。

关键词：直接投资,贸易,母国,东道国

参考文献

[1]、谢冰, 外国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及其实证分析[J]经济评论, 2000, (4)

秸秆直接还田形式及其效应分析 第7篇

1 秸秆直接还田主要的形式

近几年在秸秆还田方面, 经过广大技术人员的精心研究和推广,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积累了较好的经验, 总结出科学的还田形式方法。费工费时的间接还田方法逐渐减少、省工省时的直接还田形式比重增加。当前主要有小麦、玉米秸秆直接还田, 麦秸、麦糠 (稻草和糠) 覆盖, 发展饲养过腹还田、沼气利用沼渣沼液还田, 工厂化生产生物有机肥还田等, 其中秸秆直接进田是主要形式。

1.1 小麦 (水稻) 高留茬

小麦留高茬就是在小麦收割时, 留茬15~20 cm, 等下茬作物出苗后及时中耕灭茬, 残留的秸秆在3.75 t/hm2左右。据技术人员研究, 小麦留高茬能改善土壤的理化性状, 蓄水保墒, 提高土壤的生产效益, 留高茬玉米一般可增产1.05~1.95 t/hm2。留高茬是一项省工、省力、覆盖均匀、腐烂快、增产效果显著的秸秆还田方法。近年来, 随着大型收割机的使用, 高留茬占麦稻收割面积的95%。

1.2 秸草覆盖

秸草覆盖还田优点是可以改善土壤微生物群落和土壤理化性状。试验结果表明, 可降低土壤全盐量, 改良盐碱地, 提高土壤有机质, 改善土壤水、肥、气、热条件, 减少杂草滋生率7.3%, 蓄水保墒, 提高水的生产率, 如玉米可省水30%, 可提高秸草覆盖田农作物产量10%~16%。

河南省用作覆盖的秸秆有麦秸、麦糠、稻草、豆秸、玉米秸, 但多以麦秸、麦糠盖田为主。麦秸、麦糠盖田的技术要点是:玉米、大蒜等出土能力强的作物播种后即可覆盖, 覆草量在3~6 t/hm2, 棉花田覆盖要在棉花株高25 cm左右时, 把秸秆均匀撒在棉花行间, 盖草量在6 t/hm2左右。花生盖田要掌握在花生团棵前, 以撒盖麦糠3 t/hm2左右为宜。

1.3 玉米秸秆直接还田

玉米秸秆还田多采用机械粉碎方法进行, 即在玉米穗收获后用秸秆还田机粉碎, 就地翻压入土, 一般要求耕翻深埋20 cm左右, 耕埋后及时耙磨保墒。河南省玉米收获时, 气温还较高, 雨水较充足, 有利于秸秆腐熟分解, 一般土温多在30℃, 土壤水分要接近于田间持水量的70%, 此种环境下, 秸秆分解较快。同时, 玉米秸秆直接还田, 要与配方施肥结合起来, 科学施用化肥, 调节土壤碳氮比, 为土壤微生物创造较适宜的土壤环境。多年试验表明, 玉米秸秆直接还田对土壤肥力提高很大, 还田地块产量增产明显, 一般可增产15%左右。

2 秸秆还田增产效应分析

2.1 养分效应

秸秆还田能提高氮、磷、钾养分含量和利用率。秸秆还田后, 土壤中的氮、磷、钾养分都有所提高, 以钾素增加最明显。试验表明, 秸秆还田后作物对化肥氮的利用略有减少, 但对秸秆中氮的进行吸收, 对磷的利用率提高明显, 可达到25%以上。试验结果显示, 连续2~3年, 秸秆还田土壤氮提高0.001 4%, 速效磷 (P2O5) 提高3.76 mg/kg, 速效钾 (K2O) 增加31.2 mg/kg。

2.2 改土效应

秸秆还田能影响土壤有机质含量、土壤容重和土壤总孔隙度。试验证明, 秸秆还田能增加土壤活性有机质, 降低土壤容重, 增加土壤孔隙度。一般施用有机肥料, 土壤疏松、易耕作, 较耐旱。连续进行2年以上, 还田秸秆3 t/hm2以上, 有机质可增加0.014%, 容重减轻0.08 g/cm3, 总空隙度增加3.52%, 改善土壤团粒结构, 土壤气相与液相增加、固相减少, 通透性改善, 有利于作物根系生长和微生物活动。秸秆还田为土壤微生物提供了充足的碳源, 能促进微生物的生长、繁殖, 提高土壤的生物活性。试验表明, 秸秆还田后, 肥沃土壤菌数增加0.5~2.5倍, 贫瘠土壤菌数增加2.5~3.0倍。秸秆还田后, 在秸秆分解时产生多种有机酸, 能中和土壤碱性, 有明显的洗碱效果。因此, 秸秆还田能改良盐碱地。

2.3 优化农田生态环境效应

农田环境包括农田气候、土壤水热状况、植物养分循环和杂草生长因素。生态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作物生长, 秸秆覆盖、翻压等直接还田能不同程度改善农田生态环境, 具有保墒、调温, 抑制杂草等多种作用。秸秆覆盖, 干旱期减少了土壤水的地面蒸发量, 保持了耕层蓄水量;雨季缓冲了大雨对土壤的侵蚀, 减少了地面径流, 增加耕层蓄水量。砂质壤土, 盖秸秆比不盖秸秆土壤含水量提高2.7%~4.5%, 黏质土含量提高0.8%~5.6%。秸秆覆盖隔离了阳光对土壤的直射, 对土体与地表温热的交换起了调节作用。据测试, 秸秆覆盖地块, 正常天气下覆盖田空气温度比不覆盖田温度高3%左右, 雨后则低3%, 干旱天则高5%~7%。这种田间温度的调节, 有利于作物生长发育。秸秆覆盖还田, 能抑制杂草生长, 多年调查结果表明, 秸秆覆盖比不覆盖田减少杂草24.6%~40.0%。

3 结语

总之, 秸秆还田增加了土壤养分, 尤其使钾素增加显著, 秸秆还田提高了土壤有机质含量, 改善了土壤结构, 使容重下降、孔隙度增加;秸秆覆盖还田还具有保墒、调温、抑制杂草生长、改良盐碱地作用;通过改善土壤水、肥、气、热状况, 优化农田生态及环境, 为作物高产、稳产、优质奠定基础;秸秆直接还田省时、省力, 增加产量, 产投比较高;秸秆还田培肥地力、优化农田生态环境, 有利于提升土壤可持续生产能力;秸秆还田提高了资源利用, 减少了废弃或焚烧秸秆造成的环境污染和人畜、交通安全事故, 是一项一举多得、利国利民的好措施。

参考文献

[1]李春霞, 陈阜, 王俊忠, 等.秸秆还田与耕作方式对土壤酶活性动态变化的影响[J].河南农业科学, 2006 (11) :68-70.

[2]王小波.秸秆直接还田存在的问题与规避措施[J].蔬菜, 2010 (5) :27.

[3]潘宁, 张守成, 徐加健, 等.秸秆还田对农作物生长土壤环境的影响及对策[J].上海农业科技, 2010 (2) :22-23.

[4]李加恩, 李增强, 常浩.论玉米机械秸秆还田技术的应用[J].农业机械化研究, 2000 (2) :7-8.

直接效应 第8篇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环境福利效应,影响

一、问题的提出

“污染避难假说”假设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污染产业有比较优势, 因为他们有较低标准的环境管制。中国是当今最大的外资引进国, 此时正面临着污染产业转移的严重问题, 一些外商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和逃避所在国严格的环境管制, 逐渐将污染产业转移到环境标准低和环保意识淡薄的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和山东等东部沿海地区。现在, 发达国家已成为生产过程污染严重产品的净进口国和消费过程污染严重的净出口国, 这给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福利效应造成很大的影响。

Grossman把影响污染的效应分为三种:规模效应, 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相应地, FDI进入也会对环境污染产生三种效应——扩大生产规模、改变产业结构、增加收入水平, 这三者会不同程度上影响污染水平, 同时也会改变引资的净福利效应。本文将借助Grossman的分析框架和Jie He创造的联立方程模型来论证引进FDI对中国环境福利效应产生的影响。

二、实证分析

本部分将结合1997—2007年我国东部沿海12省SO2排放和引进FDI的相关数据检验FDI对我国环境福利效应产生的影响。

(一) 联立方程模型设定

这一模型的思想最早来源于Dean (1998) 的理论之中。为了检验“污染避难假说”, 他的模型假设国际贸易将会增加污水排放使环境恶化。但通过结合三个效应综合分析, 得出的结论与假设相反:国际贸易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环境质量。Jie HE (2002) 在他的文章中模拟这一原理, 创造了下列这个联立方程模型来检验我国空气污染与FDI的关系。由于本文要检测东部沿海地区FDI与空气中SO2排放浓度变化之间的关系, 所以与Jie He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所以本文将利用该模型来检验FDI的流入是否会对东部沿海地区的环境福利效应产生负面影响。

其联立方程模型表述如下:

将该联立方程模型转化为一般形式。为:

我们分析一下模型中主要变量所表示的含义。

方程 (1) 中的四个变量决定污染水平变化。首先, Y表示经济的总产出规模。如果污染密度不变, 较大的经济规模意味着更多污染, e (Y) >0。第二, Ω表示国民经济部门的产业结构。这里使用投入资本与就业人口的比率K/L来测量产业结构中的污染特征。在相同的经济规模下, 进入污染部门FDI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越高意味着对环境产生的污染越多, e (Ω) >0。第三, 表示政府环境管制的严厉度, 主要以污染税为主要手段。在政府的行政干预中, 根据“社会福利最大化”准则, 收入增长导致污染税上升使污染减少。最后, 引进FDI中技术溢出效应。引进FDI所带来的先进的环境污染治理技术使污染减少, 这个影响是可以直接看出来的, 一般称之为“技术效应”。因此, 从这个角度来说, e (FDI) <0。

在方程 (2) 中, 假设FDI能扩大东道国的生产规模, 一方面可以通过直接投资 (k) 直接参与即y (k) >0, 另一方面, 也可以让FDI刺激国内生产部门加强竞争而提高效率, 即y (FDI) >0。但在方程 (1) 中我们提到由FDI进入引起的经济规模y增长变化将会导致污染的改变。因此, 要明确FDI对环境污染所产生总的影响, 必须计算出由于FDI导致规模变化对污染所产生的间接影响。

在方程 (3) 中可以看出FDI对我国国民经济部门产业结构所产生的影响, 而这会极大地影响我国污染状况的变化。一方面, 当国际间比较优势差异来源于劳动力供给、资本和技术水平时, 经济全球化促使一国倾向加大相对丰裕要素的投入, 就会在这些产业形成比较优势。另一方面FDI的流入会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 改进福利, 提高收入, 并使使生产效率提高, 有利于改善投入产出结构, 从而节省资源, 保护环境。因此FDI在产业结构上的影响将由两个相反方向的力量共同决定。

(二) 数据选取

为了估计模型, 本文选取1997—2007年期间我国东部沿海地区12个省份 (直辖市) 每年引进FDI数额以及每年排放的SO2排放浓度的变化及其他相关的数据。其中, 每年的GDP、FDI、L、K资料来源于历年各省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对外贸易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即《中国经济年鉴》, SO2排放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质量公报》及各省份统计年鉴, 其中L使用每年在外商投资部门的就业人数, K使用历年在外资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额, YFDI部分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年鉴 (1998—2008) 》, 其余数据来自于外经贸部 (1997-2007年) , 由于资料的限制, 该值使用每年工业生产中单位产值SO2污染平均排放浓度代替。

(三) 估计方法

本文主要运用面板数据 (Panel Data) 分析方法。与传统的横截面数据或时间序列数据分析方法相比, Panel Data分析是前两者的结合, 能够有效的减少解释变量出现的多重共线性的可能性, 更好的解决忽略变量与解释变量的相关性, 从而使估计结果更为可信。同时, 为了纠正Panel Data存在的同方差问题以及为了避免由自相关所引起的无效性问题, 我们使用非参数计量经济联立模型的广义距估计 (GMM) 3。在这里使用的软件是Eviews4.0。

(四) 估计结果分析

通过对所设联立方程模型的进行回归计算, 结果显示, 回归方程的R2及调整后的R2值都较高, 表明各方程的数据相关拟合效果较好。F检验值也较高, 经查表核对, 所有方程的F检验值都通过了显著水平为0.1%的F检验。下面分析FDI如何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来影响SO2变化。

首先, FDI产生的规模效应主要通过直接参与生产活动导致Y的增长率变化来体现。但在方程 (5) 的回归结果中, FDI的相关系数是-0.4705, 而且很不显著。

然而在方程 (4) 的回归结果中, 与所预料结果相反的是, 经济增长 (Y) 与污染 (E) 呈现负相关关系, 那也就是意味着生产规模增长引起污染排放量的减少。

三、结论及启示

(一) 沿海地区是我国FDI的主要流入地区, 当FDI增长1%, SO2排放浓度也相应上升了0.0078%。由此可以看出, FDI企业对沿海引资地空气中SO2的排放有很大关系, 从而证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在引进FDI使产业结构发生改变, 投入污染产业的资金和技术占了很大比例, 使环境福利效应总体降低。即污染密集型产业通过FDI向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转移, 使沿海地区环境污染加重。

(二) 由于污染产业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加强, 环境宽松或环境淡漠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将会成为有害废物的落脚点。我国较宽松的环境标准可能会吸引那些正在寻找污染避难所的污染集中性FDI的流入。与此同时, 我国廉价的劳动力 (L) 将被吸引到污染密集型FDI产业中去, 这和夏友富得出结论基本相同。

直接效应 第9篇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 国内投资 挤出效应 作用机制

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4－0029－08

引言

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国内投资的影响研究一直是国内外FDI对东道国经济影响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挤入、挤出和中性三种效应。如果FDI增加导致国内总投资(等于FDI与国内投资之和)增加的数量超过FDI本身增加的数量，则说明FDI的流入促进了国内投资，此时称FDI对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入效应。如果FDI增加导致国内总投资增加的数量小于FDI的增加额，甚至出现国内总投资的减少，则说明FDI的流入在一定程度上挤出了国内投资，此时称FDI对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若FDI增加导致国内总投资等量增加，则国内投资保持不变，此时为中性效应。

FDI究竟在宏观上是促进还是抑制东道国的国内投资呢？国外代表性的文献有Lubitz（1966）^［1］，VanLoo (1977)^［2］，Manuel R. Agosin与Ricardo Mayer(2000)^［3］，Jan Misun与Vladimir Tomsik (2002)^［4］，Manuel R.Agosin与Roberto Machado(2005)^［5］等；国内代表性的研究有杨柳勇和沈国良 (2002)^［6］，张倩肖(2004)^［7］，王志鹏和李子奈(2004)^［8］，薄文广(2006)^［9］，雷辉(2006)^［10］，徐颖君（2006）^［11］等。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关于FDI对东道国国内投资的影响研究呈现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国内外关于FDI对东道国国内投资影响的理论研究文献较少，深入剖析FDI对国内投资作用机制的很少，更多的是对FDI与国内投资关系的实证检验。第二，由于采用了不同的模型、计量方法和样本国家（地区），这些文献在FDI到底是促进还是抑制国内投资的问题上，并没有取得一致结论。第三，针对中国的研究，基本上都集中在全国范围内或分区域（如我国东、中、西部及长三角和珠三角比较）FDI对国内投资挤入挤出效应的研究，专门针对某个特定省份进行深入研究的几乎没有。

由于FDI与东道国的资本形成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联性，FDI对东道国国内投资的效应会受到东道国技术水平、东道国金融市场、外资产业分布及外资政策多种因素的制约，因此，本文认为，为更好地激发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入效应、减少挤出效应，有必要选取典型区域，对FDI与国内投资的关系进行系统的实证检验，并深入挖掘其作用机制。

鉴于上述情况，本文选取江苏省作为研究对象。江苏省近几年在引资上的成功已成为全国各地学习的榜样，2007年，江苏省实际利用FDI 218.9亿美元，占全国的29.3%，连续五年保持全国第一。因此，针对江苏省的相关研究将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大规模的FDI流入究竟对江苏地区的国内投资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江苏省苏南、苏中、苏北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和FDI流入量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三个地区的FDI与国内投资的关系是否相同？FDI对江苏地区国内资本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本文将针对上述问题展开研究。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Agosin（2005）总投资模型；第三部分，实证方法和数据的选取；第四部分，实证结果；第五部分，FDI对江苏地区国内投资的挤出机制分析；第六部分，苏南、苏中、苏北地区FDI对国内投资挤出效应差异的原因分析；第七部分，结论与政策建议。

直接效应 第10篇

1 文献综述

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出现开始,国际技术溢出便成为了众学者关注的焦点。由于OFDI发展比FDI起步的晚,所以长期以来,国内外专家更侧重于探索从FDI途径溢出的国际技术而非从OFDI途径获得的技术。直到技术获取型OFDI理论的出现,OFDI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开始被众学者关注、研究。技术溢出最开始由Dougall于1960年提出,他认为贸易和对外投资可以带来技术溢出。Jaffe等[1]指出企业能够利用对那些技术先进国家(地区)的投资来直接或间接地获得技术。Fosfuri等[2]认为对在地理位置邻近的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进行OFDI,能够获得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

实证研究方面,Kogut等[3]是最先采用模型方法来验证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发现日本对美国的OFDI主要分布在技术密集型行业,证实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Coe等[4]首次采用国际R&D溢出模型(CH模型),利用面板数据测算了22个国家从进口贸易中获得的国外R&D资本存量,发现国外R&D存量变量的系数大约是12%,说明了发达国家能够通过进口贸易来获得国际技术溢出以促进本国的技术发展。Van Pottelsberghe等[5]沿用了CH模型,构建了LP模型,将对OFDI作为技术溢出的一种途径引入到该回归方程中,选取美国、日本和欧盟11个国家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探究了投资母国从进口贸易、FDI以及OF-DI渠道获得的国际技术溢出效应,结果表明,进口贸易、OFDI对国内技术进步都产生了明显的推动作用,而FDI对一国的技术进步却没有产生积极影响。CH和LP模型为后人进行国际技术溢出效应方面的研究夯实了基础,有许多学者的研究是在这两个模型的框架上进行的。Head等[6]研究了日本跨国公司离岸生产对国内技术强度的影响,他们利用日本1 070家制造业企业的数据考察了OFDI对投资母国技术进步的不同影响,发现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投资会带来不同的技术溢出效应。Driffield等[7]采取广义矩估计的研究方法,用英国制造业1984—1992年的数据对英国FDI流入和流出渠道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研究,发现OFDI具有逆向技术溢出效应。Pradhan等[8]的研究证实了印度汽车产业的OFDI存在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也有学者得出了相反的研究结论,比如在Bitzer等[9]的研究中,他们选取了17个OECD国家1973—2000年产业数据作为回归样本,发现并不是所有国家的OFDI都能产生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有几个国家还出现了负的溢出效应。

和国外的研究相比,我国关于OFDI渠道产生的技术溢出这方面的研究发展的比较延缓,早先我国学者的研究是集中在技术溢出的机理分析和综述上,后来关于这方面的实证研究逐渐多了起来。赵伟等[10]综观前人的研究阐述了OFDI作用于国内技术进步的4个机制,并且按中国对外投资的3种国家类型归纳出了中国对不同类型国家投资时的不同机制,通过构建模型对中国OFDI和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了尝试性检验,认为我国外向FDI对技术进步有促进作用。邹玉娟等[11]用索罗余值法计算了中国1986—2006年的全要素生产率,用计量模型检验了全要素生产率和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两者之间关系,发现它们之间对彼此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不过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力度比较弱。王英等[12]沿用了CH和LP的思路,假设在开放的经济系统中存在4种技术溢出渠道,通过实证方法比较了这四种渠道产生的技术溢出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结果发现OFDI对技术进步存在一定的阻碍作用。李梅等[13]利用我国29个省的面板数据测算各省历年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拆分指数,采用GMM方法将我国29个省份划分为中、东、西3个地区,探究了这几个地区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发现不同地区的溢出效应具有较大的差异,进一步得出吸收能力是影响对外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关键因素,并通过门槛回归模型发现对外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存在门槛特征,当地区的人力资本、金融发展、经济发展等指标没有达到门槛值时,对外投资的逆向溢出效应就不会出现。

和从国别角度或省际层面去研究的文献相比,从我国行业层面、产业层面出发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研究就略显单薄,少有的关于行业、产业层面的实证研究主要也是采用时间序列进行的,而且由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以及数据统计的原因,基于行业、产业层面的研究选择的时间序列的样本时间较短。欧阳艳艳等[14]利用数据包络法计算了我国9个行业的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指数,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3个指数和各行业从对外投资中得到的的国外研发溢出的进行了关联度分析,发现OFDI逆向技术溢出存在行业差异,第二产业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作用比较明显。董菁[15]利用1991—2010年的时间序列检验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和服务业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2 实证分析

2.1 行业选择和时间跨度说明

根据我国现有的国民经济行业种类,结合近年来我国各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情况和研发投入大小,剔除掉数据不可得的一部分行业,本文选取了9个具有代表性的行业的截面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包含了采矿业I(1),制造业I(2),电力、燃气和水的生产和供应业I(3),建筑业I(4),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I(5),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I(6),租赁和商务服务业I(7),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I(8),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I(9)。由于我国的对外投资是从2003年开始统计的,而这一年的行业增加值数据缺失,因此本文的样本数据的时间范围确定为2004—2013年之间。

2.2 计量模型

研究所需的计量模型是以1995年Coe和Helpman提出的国际R&D溢出回归模型为基础建立的,CH模型表达如下:

其中:Fi为投资母国历年全要素生产率,Sid是第i年国内R&D资本存量,Sif则代表了投资母国历年从进口贸易渠道中得到的国外R&D资本存量。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L-P(2001)将对外直接投资作为溢出渠道的思路,建立以下模型:

其中:t是年份,k表示行业,TFPk,t为行业k在t期的全要素生产率,SDk,t表示国内各行业研发资本存量,SFOk,t表示各行业历年从OFDI途径中获取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α、β分别是国内研发存量和国外研发存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εk,t表示残差项。若β>0,则说明OFDI能够促进技术进步;且β值越大,作用力度就越大。

2.3 数据来源与处理

(1)全要素生产率TFPk,t。本文采用非参数分析方法计算出各行业的Malmquist指数,然后再进一步转换得出2004—2013年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该方法的优点在于:(1)不需要对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进行假设,只需要知道投入和产出指标就可以测算;(2)能够将TFP进行拆分,把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拆分成技术效率的变化以及技术进步率的变化,探索技术水平提高或下降的主要原因。本文选择以各行业的行业增加值Y来表示产出,以2004年作为不变价格,利用我国商品零售物价指数对其进行了平减。测算TFP值时投入指标采用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知识投入来衡量,其中,资本投入用行业固定资产投资K表示,以2004年为不变价格,用我国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对其进行平减;各行业的从业人数L表示劳动投入,以上数据均可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获得;知识投入用各行业的国内研发支出R&D来表示,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以2004年为不变价格,用研发支出平减指数进行平减。参考李小平等[16]的研发支出平减指数,用当年消费物价和各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的加权平均来表示,权重分别为0.55和0.45。

(2)国内各行业R&D资本存量SDk,t。首先需要计算出基期各行业的研发资本存量SDk,2004,基期选定为2004年,按照以下公式计算:SDk,2004=RDk,2004/(gk+δ)RDk,2004为2004年k行业实际R&D支出,gk代表各行业2004—2013年R&D支出的算数平均增长率,δ为研发资本的折旧率,取5%。得出基期的研发资本存量后,剩下各年的研发资本存量SDk,t使用“账面盘存法”续依次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RDk,t是用研发支出平减指数折算成以2004年为不变价格折算的实际研发支出,δ仍取5%。

(3)国外R&D资本存量SFOk,t。本文采用以下公式计算我国各行业从OFDI中得到的国外R&D资本存量:

OFDIk,t是k行业t时期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数据从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中获得。计算各行业的国外R&D存量之前,首先需要根据L-P(2001)的方法得出我国历年总的国外R&D资本存量SFOt,算法为

其中:SDj,t是我国历年对外直接投资的各个目标国j国的R&D资本存量,OFDIj,t是我国历年对j国的直接投资存量,Yj,t是目标国j国t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为了消除价格波动的影响,以2004年为基期,用消费价格指数对OFDIj,t进行了平减,用GDP平减指数对Yj,t进行了折算。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额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上获得,目标国历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则从世界银行数据库获取。考虑我国对外国直接投资额的大小以及各国研发投入的实际情况,剔除掉数据缺失的国家,本文确定了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日本、韩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和加拿大10个国家作为样本。

SDj,t的算法和计算国内R&D存量的方法相似。首先在世界银行上找出j国R&D与GDP的占比,根据各国的GDP估算出各自国内研发经费支出;接着把2004年作为基期用各国的CPI指数对研发经费支出进行折算,国外CPI指数来源于《国际统计年鉴》;最后,采用计算国内R&D存量的算法计算各国基期的R&D存量,余下各年的研发资本存量同样用“账面盘存法”依次计算即可。

3 实证结果及分析

3.1 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

利用Deap2.1软件,计算得到2004—2013年间各行业的Malmquist指数,结果如表1所示。

表1说明了我国9个行业2004—2013年的Malmquist值。从表中发现大多数行业的Malmqust指数的均值是大于1的,整体而言,这些行业呈现出较为平稳的增长趋势。其中采矿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Malmquist值增长较快,建筑业的Malmqust指数均值小于1,说明该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呈下降趋势。

对Malmquist指数进行相应地变换,即可得到各行业历年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假设2004年的TFP均为1,用2004年的TFP乘以2005年的Malmquist值则可得到2005年的TFP,后面各年的TFP按此方法依次算出,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行业角度分析,发现2004—2013年期间这9个行业的技术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电力/燃气和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以及采矿业的技术进步最为明显。从产业角度比较,可以发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及技术进步均值水平相差不大,第二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略高于第三产业。在获得各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要进一步研究各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技术进步究竟起什么样的作用,是推动技术进步还是抑制技术进步。

3.2 单位根检验及模型回归结果

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的现象,本文采用Eviews6.0软件对模型中的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如表3所示。由表3可以看出ln TFP、ln SD和ln SFO都通过了单位根检验。在所有变量通过单位根检验显示平稳后,接下来要选择合适的回归模型进行估计。面板数据通常有3种估计方法:混合OLS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利用协方差检验方法计算F2统计量,发现拒绝是混合模型的假设,表明存在显著的个体效应。接下来借助Eviews6.0软件里的豪斯曼检验法来判断是模型是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结果显示选择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方法,如表4所示。确定模型的估计方法后,用Eviews6.0对2004—2013年的ln TFP、ln SD、ln SFO进行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注:表中列出的均为检验统计值所对应的P值,***表示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

注:括号内为t值,***表示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

回归结果表明,3个模型的拟合效果良好;F值所对应的P值都是0,表示回归方程通过了F检验。从模型各变量的回归参数结果来看,发现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对技术进步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回归参数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从全国整体效果而言,我国OFDI并没有对技术进步带来推动作用。

从分产业角度来看,我国不同产业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具有比较明显的差别。第二产业从OFDI中得到的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对技术进步存在促进作用,但作用力度不强,国外研发投入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能够促进第二产业技术进步0.533 15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的ln SFO前的参数系数显示为负值,这表明第三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没有带来技术溢出,反而可能对技术进步有阻碍作用。

4 结论及启示

本文利用2004—2013年国内行业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各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得出了以下结论。

通过计算各个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发现各行业历年的TFP值有着较大差异,除了建筑业的TFP有下降趋势,总体而言是较为平稳的上升趋势,表明了近几年我国各行业的技术取得了一定进步。

从模型回归的结果来看,国内研发投入能够显著影响我国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积极促进国内技术进步。整体而言我国OFDI并没有推动技术进步,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1)一方面,OFDI对技术进步的作用传导过程较缓慢,另一方面,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对外投资规模不成熟,短时间内OFDI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还不能够显现出来。(2)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可能会导致国内投资减少,存在“挤出效应”,不利于本土企业的学习,从而不利于国内技术进步。(3)目前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较差,对国外技术处于模仿学习阶段,同时由于国外对本国技术的保护、国内企业对先进技术吸收能力还不够强的原因,对外直接投资没有产生出较好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其中第二产业的OFDI对技术进步有一定程度的正面影响,但效果并不明显,作用力度比较小,而第三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甚至为国内技术进步带来了负面影响。国际经验表示制造业能够带来大量的技术外部性,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来看,采矿业、制造业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的重点领域,但相较对第三产业的的对外直接投资,我国流向第二产业的投资规模显然不够。虽然截至2013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很大程度集中在第三产业,但从第三产业的对外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结果来看,说明想要获得积极显著的逆向技术效应来推动技术进步,仅依赖加大对外直接投资是不够的。虽然第三产业的对外投资规模巨大,但目前我国技术获取型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较小,且行业集中度高,主要集中在技术含量不高的租赁和商务业等行业,而对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高技术含量的行业投资力度薄弱。这种对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产业结构阻碍了对外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根据上述结论,基于我国实际情况,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启示:国内研发投入对我国技术进步作用明显,我国应该大力发展自主研发能力,增加对科技的投入;政府要大力支持企业对外投资,尤其是技术寻求型的OFDI,给予相关优惠和补贴,扩大我国OFDI的投资规模;国内企业在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同时,还需要提高自身的学习能力,提高对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更好地学习、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技术投入到生产中;优化调整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企业应将对外投资集中到有良好技术溢出效应发展空间的高新技术行业和国外研发存量比较丰富的行业中去。

摘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对外直接投资的活动中,这与传统的投资理论相违背,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对外直接投资这条国际技术溢出渠道。面对迅速增加的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现象,中国作为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行深入研究。研究以2004—2013年我国行业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数据,用DEA方法测算了9个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来代表各行业的技术进步水平,运用Eviews面板回归模型对我国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行检验,结果发现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产业差异明显,通过进一步分析造成该差异的原因,对提高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提出相关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