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高风险地区

海外高风险地区（精选9篇）

海外高风险地区 第1篇

关键词：石油工程技术服务,高风险,对策

根据建立“海外大庆”的策略, 我国石油企业加大海外油田的勘探开发, 海外油气产量的也逐年提高, 截至2012年年底, 中国石油集团公司海外累计生产原油8621万吨、天然气175亿立方米, 油气作业当量突破亿吨。其中大部分的产量由中东、北非、中亚的油田所贡献。这些地区战争和骚乱频发, 物资贫乏, 政治腐败以及法律不健全。石油企业在这些高风险地区工程进行技术服务时, 面临安全管理复杂、物资保障难度高, 法律环境恶劣等三大突出困难。本文对这些典型的困难和风险进行了分析并探讨相应的对策, 不单对从事石油工程技术服务企业具有实际意义。

1 中国石油工程技术服务企业面临的主要困难

1.1 社会公共安全风险高, 安全管理复杂

1.1.1 恐怖组织活动猖獗

北非、中东、中亚是恐怖活动的重灾区, 恐怖活动袭击范围广, 社会安全形势极其严峻。2008年9月2日, 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万豪酒店外发生自杀式炸弹爆炸, 至少60人死亡, 另200多人受伤。2010年8月7日伊拉克南部城市巴士拉一个繁华的市场发生爆炸, 爆炸造成45人死亡, 162人受伤。

1.1.2 地方武装和民族分裂势力活动

反政府武装和地方武装势力强大, 资源开发企业往往成为各种势力为解决其内部矛盾, 或者与政府讨价还价, 或者吸引国际关注的工具。石油技术服务企业作业区域基本上为偏僻地区, 生产作业范围一般都是几十甚至几百平方公里, 极易成为攻击的对象。2007年04月24日大约两百名武装分子廿四日清晨攻击埃塞俄比亚中原油田勘探局现场作业的工地, 造成至少七十四人死亡。

1.1.3 战争和内乱

战争和内乱是最具破坏性事件。一旦发生, 必定给拥有庞大固定资产的石油技术服务企业带来重大的损失。2013年非洲第三大石油生产国利比亚发生内乱, 作为在利比亚有重大投资的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长城钻探公司暂停在利比亚的生产活动, 近400名员工全部撤离, 设备和设施遭到抢掠和破坏, 损失惨重。

1.2 物资保障风险高, 难度大

(1) 道路状况普遍很差, 警察和军队沿途设置检查哨卡, 物资运输过程会遇到很多不可控因素。例如中石油的阿富汗项目, 生产所需设备和配件在恶劣道路的长途运输过程中经常发生时间延误, 不能及时到达现场, 严重影响到生产活动的正常进行, 甚至威胁到造成了整个项目的停止运转。

(2) 由于战争或内乱的破坏, 制造工业落后, 生产能力极其低下, 各种物资严重依赖进口。对于技术服务企业, 各种配件和材料的消耗是巨大的, 而这些物资几乎全部都需要从国内或者第三国进口, 这就大大增加了海外物资保障部门的工作量, 采购管理的程序也更为繁杂。

(3) 公务员系统办事效率低, 海关等机构信息化程度低, 这些因素严重影响清关速度, 造成货物长时间在口岸滞留。例如伊拉克的巴士拉口岸, 口岸装运条件差, 清关程序复杂, 货物几个月甚至半年不能入关。

1.3 合同法律风险较大

虽然大多数国家过去是英美殖民地, 法律体系及制度比较健全, 但是由于长期战争或内乱, 实际的法律体系已经受到很大的破坏, 普遍存在着执法力度差, 执法机构混乱, 法律透明度低, 这对于在当地注册了公司并进行经营的石油技术服务企业, 在处理各种合同和法律事务的时候, 往往会陷入极为不利的处境。

2 中国石油工程技术服务企业应当采取的对策

2.1 采取系统化的管理在应对社会安全风险

(1) 工程技术服务合同的安保条约部分必须明确业主方为服务企业提供安保的责任和范围。由于业主方对当地更为熟悉, 和政府以及当地安全部门关系更为密切, 积极利用当地业主力量进行联防是确保安全的关键。

(2) 自身需要采取的应对措施。其一, 聘请国内实力较强的保安公司配合当地的安保人员, 对基地和生产区域进行多层次防御;其二, 注重情报收集, 多和当地部落或较有势力的家族沟通, 了解安全动态情况;其三, 本土化策略, 同当地的劳务公司签订用工合同, 挑选英语水平高的当地人进行培训, 加大员工队伍本土化的程度, 减少中方人员的数量。

2.2 全面调研当地法律条款, 加强法律风险意识培训

(1) 作为在当地注册公司并开展经营业务的企业, 应当对所在国家的外商投资法、石油法、招投标法财税法、海关法、合同法、劳动法和环保法等法律进行调研和分析, 并聘请熟悉当地法律的高级顾问提供法律咨询, 避免违反当地法律规章以及通行的惯例。

(2) 加强企业管理人员法律风险防范意识的培训。一方面, 对管理人员进行法律法规培训;另一方面, 针对不同管理岗位的业务内容列出各种可能的法律风险关键点, 并根据业务发展情况及时进行补充和完善。

(3) 英语虽然是通用的国际语言, 但是本地语言仍是官方语言之一, 而且也是当地使用更多的语言, 这就需要加强翻译工作, 在从事经济活动中务必翻译合同, 以便能让合同得到顺利履行, 减少对方违约的可能性。

2.3 物资保障是工程项目的瓶颈, 采取必要手段保证物资供应

(1) 聘请有实力的货运代理公司负责进口物资的清关和运输。

(2) 提高物资需求计划的编制水平, 生产单位制定计划时应该考虑适当的冗余, 采购部门根据计划提前采购, 这样才能抵消物资进口, 运输过程中发生的延误。

(3) 采取就近采购的原则, 例如伊拉克, 虽然大量的零配件无法在当地市场采购, 但是临近的迪拜、科威特等石油产业发达的其他国家, 相关物资丰富, 相比国内, 运输距离和运输时间都可以缩短。

(4) ) 建立海外保障服务体系, 在当地设立售后服务站, 满足项目急需。例如, 中石油下属的大庆钻探工程公司在海外建立了钻井器材修理工厂, 不但满足了自己的设备和工具的维修需求, 也能为其他服务单位或当地公司提供维修服务, 获取一定利润。

总而言之, 面对高风险地区存在的复杂问题和困难, 中国的石油技术服务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的特点以及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 采取有效而且系统性的对策。只有这样, 才能够在这些地区顺利的完成服务项目, 实现国家的资源策略, 并获得相应的收益。

参考文献

[1]刘国志, 我国石油企业海外高风险地区项目的安全管理[J].安全与环境工程, 2012, (7) , 4-19[1]刘国志, 我国石油企业海外高风险地区项目的安全管理[J].安全与环境工程, 2012, (7) , 4-19

[2]徐英华, 范江.国际石油工程技术服务企业海外经营主要法律风险及其应对[J].对外经贸实务, 2012 (11) [2]徐英华, 范江.国际石油工程技术服务企业海外经营主要法律风险及其应对[J].对外经贸实务, 2012 (11)

[3]黄磊, 海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合同法律风险辨析[J].中国石油企业, 2011 (3) [3]黄磊, 海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合同法律风险辨析[J].中国石油企业, 2011 (3)

迈过海外风险 第2篇

关键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法律风险；防范

一、“一带一路”政策下对外投资的机遇与挑战

“一带一路”是我国政府于2015年提出的关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现阶段，已完成合作备忘录的建设，确定了重点合作项目。有利于拉动我国宏观经济的增速，促进贸易提升、品牌提升，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有利于海洋经济的循环利用，以及金融市场的良好健康发展。

二、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遇到的法律风险

在国际化的演进过程当中，多种因素制约着企业的发展。首当其冲的就是语言障碍，同时还有资金因素、技术创新制约、市场推广力低下、文化差异、产品知名度较低、产业技术垄断、技术孵化成品较弱、缺少国际化合作伙伴和人才以及市场了解程度低等因素，成为了企业发展的瓶颈。

相对来说，东道国法律制度越不健全，海外市场就越容易进入，由于缺乏保护，相对承担的风险也越大。在法律层面，对于海外目标市场的风险因素也有很多。比如财务、税收制度的不成熟，没有适合企业的法律服务机构，对外投资繁杂的手续，所在国与东道国的双重征税制度，海关、货物、投资复杂的审批程序，东道国的关税壁垒，劳工组织、知识产权组织、环保组织的纠纷，企业在海外缺乏相关的投资保险，使领馆缺乏相应的外交保护，企业内部应急机制不足，贸易争端、仲裁调解的不足等等。这些因素对于企业海外资源的获取形成了屏障，限制了企业的投资，对企业研发器材的进出口形成了障碍，使企业对所在国家的技术研发政策、税收优惠政策无法享受，进一步则容易影响双边关系。

三、规避对外投资的法律风险

面对中国政府提出的“走出去”战略，以及“一带一路”政策的不断开展，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国门，开创对外投资的经营发展模式。与此同时，也有70%的企业投资并购失败，这当中的问题也是显著地。

（一）国际化是系统工程

在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浪潮当中，企业首先应当认识到国际化是长期的、持续的，是涵盖着政治、文化、社会、法律等多方面的系统工程，而不仅仅是一项经济投资行为。

（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对于所有的投资并购行为，企业都应当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只有充分分析了国内外社会现状、考虑了世界政治经济局势、了解了投资国的生产经营模式，才有可能“少交学费”，增大企业投资成功的几率。

（三）要具备良好的心态

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必须调整好心态。首先，要具备良好的学习心态，先要考虑到本国是否有相应的产业支持，为企业提供坚强的后盾。还要了解外国当地的法律、社会风俗、居民习惯、宗教信仰等一系列条件，为促成企业在国外的投资发展应当做足功课。其次，要融入到东道国的氛围之中。在选择将产业投资到他国的实际当中，应当充分考虑当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和谐发展。第三，要认识到企业的对外投资是一项长期的过程，要统揽全局、做到可持续发展，切不可因小失大，管中窥豹。

（四）迈过海外风险，应当与东道国合作共赢

在这个过程中，企业首先应当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合作伙伴，借由该服务机构为企业量身制定一套全方位、立体式的发展方案。其次，企业应当尤其注重对外投资的法律风险，具备风险防范意识。再者要与东道国进行良好的交流对接，要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涉及法律、市场、宗教、文化等方方面面。并积极与行业协会、相关平台对接，互通互联，从而获得投资机构支持，实现共赢。

综上所述，对于企业在海外投资而言，法律先行是必备之路。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过去主要在关系友好的发展中国家中开展，且以对外援助为主，对市场的要求相对较低。而如今国际化飞速发展，对外投资大多都是需要招标的市场项目，伴随着愈发复杂的国际形势、愈发猖獗的恐怖主义，企业在对外投资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对风险进行管理和控制，而且是以预防控制为主，全程风险控制。在有可能产生争议的所有环节，都应当制定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充分利用《纽约公约》的相关条款和法律救济手段，积极的防范风险、应对风险，从而提升企业海外投资的保险系数，减少损失。国际形势的瞬息多变以及投资者与东道国的利益分歧使得完全消除海外投资风险难以实现。在这样的实际问题和发展需求下，中国企业更要对海外投资法律风险有准确的认识，避免主观主义认识论，尽最大努力降低交易风险，认真保护好自己的利益。

参考文献：

[1]郑之杰.《“走出去”的法律问题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2]袁海勇.《中国海外投资风险应对法律问题研究——以对非洲投资为视角》.华东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3]黄志瑾.《中国国有投资者参与国际投资的规则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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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地区海外项目安全管理实践 第3篇

本文将结合笔者前往本单位驻刚果 (金) 项目现场实地考察经历, 讨论海外项目在安全生产方面的现状及困难, 并尝试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以供读者参考。

现状与困难

中资企业在通过海外项目取得显著经济效益的同时, 安全生产管理方面的问题也日渐突出。由于海外项目面临的市场环境, 无论是社会、政治、经济、法律, 还是风俗传统、宗教信仰、水文地质、工艺规程、习惯做法等都与国内不尽相同, 因此, 海外项目的安全生产工作相较于国内项目需要有更高的要求、更强的适应性, 同时面临的挑战也更大。笔者根据赴海外实地了解情况认为, 海外项目主要存在以下困难:

配套设施落后

很多中资企业海外项目所在国家 (地区) 道路交通、医疗卫生、通讯器材、供电消防等基础设施建设普遍落后, 非常不利于生产经营工作的开展。以刚果 (金) 的供电及消防设施为例, 由于当地市政供电极不稳定, 有时一天之内就会发生多次事前无通知的突然停电事件, 对需要连续供电、生产的工艺操作造成极大的安全威胁。虽然笔者所在公司海外单位已从国内购置发电机、UPS不间断电源作为备用电源, 但刚果 (金) 全国无发电机维修机构, 一旦出现故障, 最近也需邮寄至南非维修, 维修时间也无法得到保障, 无法切实保障安全生产工作。同时, 频繁停电还严重影响变压器的使用寿命, 由于国产变压器设计标准与非洲大部分国家不同, 因此大修、换油等工作都需要由国内机构派员进行, 而维修人员及大型检测设备的运输、成本等均是非常棘手的现实问题。消防设施方面, 刚果 (金) 大部分地区未敷设消防市政管网, 而市场上唯一能购买到的干粉灭火器, 不仅售价高达75美元 (约464元人民币) , 而且压力普遍不足, 新购灭火器往往很快即进入压力红区, 使得灭火器成为摆设, 消防安全无法得到保障。

重视不足

部分中资企业在国内尚且存在责任落实、教育培训、隐患整改、维护检修等方面重视不够、投入不足的问题, 在海外开展生产、建设等项目时更是对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够, 擅自放松安全要求。由于一些海外项目所在国家 (地区) 的安全生产法规、标准不健全或显著低于我国要求, 且未设置安全生产监管部门, 个别企业在生产、建设中遇到当地无标准的情况就应付了事, 有标准的则仅仅符合当地标准, 造成安全生产“就低不就高”;加之一些企业内部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安全生产设施不到位、安全管理人员缺失, 往往造成海外项目安全管理无序、指令脱节、隐患众多等问题, 且经常会因为赶工期、降成本等诸多理由忽视、弱化安全生产工作, 甚至出现安全管理盲区。

培训缺失

部分中资企业不重视海外项目的安全培训工作, 派驻海外人员出国前往往未接受针对海外实际情况的安全培训, 海外项目也未按要求每年针对各级人员的岗位职责开展安全教育。海外项目 (尤其是高危行业) 的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每年均需要接受安全培训, 且生产现场需要的电工、焊工、叉车司机、司炉工等特种作业人员, 也需定期参加特种作业资格培训, 但很多海外项目所在国家 (地区) 缺乏对这些专业人员的培训、发证机构, 造成安全培训缺失且不易弥补的问题。

很多海外项目聘用的当地雇员普遍存在安全责任心差、安全意识淡漠、安全操作技能低等问题, 加之不能自觉、标准地穿戴劳动防护用具, 导致作业过程中, “三违”现象严重, 安全隐患众多, 极易引发各类安全事故。由于当地雇员流动性大, 往往刚接受完入职培训, 上岗不久便离开企业, 导致企业不愿加大投入对当地雇员开展安全培训, 形成员工素质低下—员工流动频繁—不愿大力开展培训—员工素质低下的恶性循环。且由于海外项目的中方员工和当地雇员在语言、习惯、风俗等方面都不尽相同, 当地雇员经常会将中国员工的指令理解错误, 更加大了安全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应急工作须加强

部分海外项目现场未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或将国内预案简单复制照搬, 与海外项目的生产特点、社会应急条件、车辆交通状况、现场人员结构等实际情况严重不匹配, 不具备可操作性和针对性。此外, 不少海外项目现场从未开展或未定期开展突发事件应急演练, 应对突发事件的人员、物资、设备配备不足。

对策与建议

针对中资企业海外项目严峻的安全生产形势, 笔者建议中资企业应加大安全生产工作力度, 自觉接受我国使领馆等驻外机构的安全生产监督、指导, 重点开展以下几项工作, 不断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实现海外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好转。

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

面对海外安全生产的诸多困难与不利因素, 中资企业要切实认识到海外安全工作的重要性, 自觉履行企业安全责任和社会责任, 将海外项目安全管理纳入国内主体的安全管理体系中, 监督、管理海外项目安全工作开展情况。海外项目应建立由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的安全生产责任体制, 其他各级责任人应主动提高自身安全生产意识, 按“谁主管, 谁负责”的原则, 在提高业务质量和效益的同时, 更加重视安全发展和科学发展, 保障安全投入、安全培训、安全检查、应急演练等工作落实到位。

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要求

中资企业应严格贯彻执行《境外中资企业机构和人员安全管理规定》 (商合发[2010]313号) 等国家有关海外安全生产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 按要求做好对海外项目安全生产的指导和监督工作。海外项目要主动收集并遵守国内和驻在国安全生产、职业健康、工程建设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要求, 执行各类标准、规范时“就高不就低”。同时, 必须尊重当地文化风俗, 严格依法经营, 切实保障当地员工、居民的合法权益, 并自觉接受我国驻外使领馆及驻在国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的监督和管理。以笔者所在公司海外项目为例, 由于刚果 (金) 要求工业炸药项目必须由本国公司进行设计、监理方能验收投产, 因此笔者所在公司将中国民爆工程设计规范翻译成英文后交给刚果 (金) 的设计和监理公司, 要求其对比中、刚两国设计规范后“就高不就低”, 确保工程质量及项目本质安全程度符合要求。

健全安全生产管理体系

中资企业应为海外项目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 根据行业、规模配备专兼职安全员, 按“一岗双责”要求明确各级人员安全责任, 并根据驻在国法律法规、技术水平、气候地理和风俗民情等实际情况, 制定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将国内安全生产责任主体的监督检查与海外项目自查自纠相结合, 定期对生产现场进行安全检查, 建立隐患排查治理长效机制, 实现持续改进。同时, 海外项目应自觉接受国内主体单位的监督检查, 定期向国内主体单位汇报、交流安全工作开展情况。有条件的海外项目可逐步以安全生产标准化为标杆, 不断健全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海外项目应综合项目特点、驻在国实际情况、人员构成等因素制定合理可行的安全教育培训方案, 加强培训考核, 确保培训到位、人员持证上岗, 全面提高国内派驻海外人员及驻在国当地雇员的安全生产和应急处置能力。根据“谁派出, 谁培训”的原则, 由国内派出的海外项目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必须素质高、能力强、技术过硬、善于管理, 且必须在国内通过安全培训考核并取得安全资格证书后, 方可赴海外任职;特种作业人员应选派在国内有丰富经验, 且特种作业操作证在有效期内的人员任职;其他国内派出人员应根据岗位性质接受安全、应急教育培训, 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作业。海外项目聘用当地雇员, 应选择经过驻在国相关机构培训、考核、发证的人员, 若驻在国无此专业培训、考核机构, 则应参照国内相关培训制度规定的培训内容、培训课时等要求, 由企业对其开展内部培训、考核、发证, 在确认具备与本岗位相适应的安全操作和应急处置能力后方可上岗作业。对不称职和不适应工作要求的员工, 要及时撤换调整。

加大安全生产投入

中资企业应保证海外项目各项安全生产工作的资金投入到位, 以保障海外项目的安全生产管理、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的开展和实施。海外单位应根据国际惯例为派驻国外人员投保意外伤害险, 增强应对海外安全风险的能力。同时, 海外单位应设立专职或兼职应急救援队伍, 购置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和装备, 做好应对各项安全生产突发事件的硬件准备。例如, 针对刚果 (金) 当地无国产变压器维修能力、无压力容器检验机构、消防设施购买及维修困难等问题, 笔者所在公司加大安全投入, 采取将国内人员及设备送往海外现场维修变压器、定期将压力容器的压力表与安全阀送回国内校验、每年从国内采购灭火器后海运至刚果 (金) 项目现场的方式解决。

完善应急处置机制

海外项目应与我国驻外使领馆以及驻在国消防、医疗、公共设施、相邻企业等单位加强沟通联系, 建立健全应急响应协作机制。同时, 海外项目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 重点制定针对性强、切实可行的安全事故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 切忌生搬硬套国内已有预案, 谨防出现预案与实际情况脱节、无法执行的问题。预案制定后不应束之高阁, 而要定期针对不同事故、不同设备设施开展贴近实战的应急演练, 检验预案相关人员、物资、设备的准备情况, 并通过演练不断修改、完善预案, 切实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妥善处理生产安全事故

中国提倡海外风险控制 第4篇

中国企业开展的海外扩张往往缺少充份的准备、足量的资金、有效的管理以及有说服力的品牌——最近一份研究报告得出了这样的观点。

该研究由IBM的事业部和上海复旦大学联合进行，他们认为尽管未来10年内很可能有众多中国公司在海外获得成功，但他们仍将面临严峻的风险，其根源是普遍缺少适当的扩张策略。

这样的讨论对于一些国内企业是富有成效的，尤其是家用器具和电子设备制造商。他们的共性是在积累财富的同时，并没有着手准备将来如何在更成熟的市场下取得成功。结合众多对公司领导者和专家的采访，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大多数企业还没有达到国际化标准的要求。

许多中国企业仍然将竞争力体现在低廉的劳动力和富有竞争力的价格上，而不是通过创新、品牌建设和服务取得更高的利润率。

研究报告指出，只有14家中国企业的缴税水平达到150亿美元，然而在美国达到同等销售水平的企业是中国的10倍。

报告指出，最有希望短期内在发达国家市场取得成功的“国家龙头企业”包括几家主要石油企业、电讯设备企业，例如华为、家电制造商海尔和格兰士、汽车部件企业万象以及汽车制造企业奇瑞和吉利。华为和海尔已经较早地涉足了海外市场并且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海外市场。2004年末，电脑制造商联想以17．5亿美元收购了IBM的个人电脑分部，包括它的ThinkPad商标，这是迄今中国科技企业的最大一宗收购。

中国政府将考虑放宽对外投资方面的法规。据商务部预测，到2010年，中国的对外投资额将以每年22％左右的速度增长。即便如此，与外国对华投资相比，中国的海外投资额是相当少的。IBM中国商业价值研究院主管、报告作者之一艾伦·毕比说：“中国在对外投资方面还是个轻量级选手。”毕比先生指出，许多中国企业的品牌建设与研发投资不足，未能利用机遇发展成世界级的企业。他引用台湾鸿海集团(HonHal)为最好的榜样，“我们的建议是考虑企业是否需要建设一个属于消费者自己的品牌。”

报告同时还提出中国公司如何挑选合适的执行者去完成海外战略的问题。

海外投资风险与应对策略 第5篇

一、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优势

从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看,大多数国家更愿意中国企业以投资的形式参与该国的发展建设,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传统的EPC项目,其融资模式无论采用中国政府的两优贷款,还是出口买方信贷,东道国都要承受定期还款的压力,其中大部分还需要主权担保,而我国的大多数贸易伙伴都在第三世界国家,主权担保及还款能力有限。如果采用海外投资模式,以BOT为例,由项目公司出面贷款,以未来的部分运营收益取代了还款压力,东道国不需要从财政收入拿钱还款,大大减轻了其财政负担。

以中国企业海外电站投资为例,EPC项目在竣工验收后,中国企业即退出,而东道国的专业技术能力有限,在后续的运营中会出现许多问题。而BOT模式下,由中国企业负责水电站数十年地运营工作,不仅保证了项目日常运营的顺利实现,还可以使中国企业获得长期、稳定的收益。

BOT为政府干预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尽管BOT协议的执行全部由项目公司负责,但东道国政府自始至终都拥有对该项目的控制权。在立项、招标、谈判三个阶段,政府的意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履约阶段,政府又具有监督检查的权力,项目经营中价格的制订也受到政府的约束,政府还可以通过通用的BOT法来约束BOT项目公司的行为。

二、海外投资风险类型

近几年来,海外投资业务被许多企业及国家所追捧,纷纷由EPC向BOT、PPP转型。然而,以笔者所见,海外投资业务存在着比EPC更高的风险,必须引起企业的高度重视,否则一旦亏损,可能贯穿项目整个运营期。海外投资业务主要存在以下八类风险:政治风险、决策风险、融资风险、市场风险、税收法律风险、管理风险、人才风险和其他风险。

(一)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是因投资者所在国与东道国政治环境发生变化、东道国政局不稳定、政策法规发生变化给投资企业带来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它是所有风险中最不可预测和防范的风险,并且一旦发生,将给投资者带来毁灭性损失。

1.征收。

指东道国政府对本国外资企业采取的国有化或者歧视性的行为,导致投资者丧失其通过投资获得的权益和收入,如丧失对资产的所有权、控制权、收益权、处置权等。例如:东道国政府看到投资项目效益较好,直接将项目公司的全部资产划为国有;还有的东道国政府突然颁布法令,对项目公司加收一定比例的税收。这些都是海外投资企业在投资决策时始料未及的,却会给投资企业带来严重损失。

2.汇兑限制。

指东道国政府实行外汇管制,禁止或限制外商、外国投资者将本金、利润和其他合法收入转移到东道国境外。

3.战争及政治暴乱。

指东道国参与的任何战争或发生的其他“恐怖活动”、“内战”或“军事政变”等。在以上情形下,投资企业刚刚建好的工厂、设备,极有可能还没来得及收回本金,就化为乌有。

4.政府违约。

指东道国政府单方面非法解除与投资项目相关的协议或者单方面不履行与投资者签订的合同项下的义务。在BOT和PPP项目中,政府出具的担保和出台的优惠政策是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投资者如果轻信政府,将投资决策完全基于政府担保和优惠政策,风险极大。例如,某国本届政府与中国关系较好,中国企业纷纷投资,但未来几届政府与中国关系不可预测,由于一般项目的投资期达数十年,中国企业还能否继续得到优惠政策就存在不定性。

5.其他政治风险。

国际组织对东道国制裁、东道国政府效率低下等都会对投资项目造成风险。

(二)决策风险

近几年,随着国际市场需求的变化,许多国际工程承包商都纷纷转型做海外投资业务,并通过投资拉动EPC。一些原本在国内做工程的企业,由于国内市场的饱和,也纷纷加入到“走出去”的行列,这些企业甚至没有亲身经历过EPC项目运作,而直接步入BOT、PPP的投资行列。笔者常将EPC比作走路,把BOT、PPP比作跑步,试想一个从来没走过路的人直接跑步是何种后果?有些企业在开拓市场时,东道国提出须承包商投资才能拿到项目,由于国内缺乏专门的海外投资风险评估机构以帮助海外投资企业分析和评估海外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而国内企业受信息渠道、市场经验、判断能力等因素的限制,如果在没有准确计算投资回报并衡量投资风险的情况下做出了盲目投资的决策,将可能导致虽然EPC收益较好,但未来几十年项目公司的运营亏损,给企业带来严重损失。

(三)融资风险

目前我国企业海外投资业务大多依赖银行贷款,相对于国内融资渠道来说,中国企业境外融资渠道较为狭窄,大多是采用项目融资方式。虽然部分企业也采取了境外发债等融资方式,但总体来说利用国际资本的融资能力还有待提高。此外,项目融资大多是十几年的融资期限,期间必然受到国际资本市场的影响,如利率变化、汇率波动等,一旦发生不利于海外投资企业的变化,则会导致投资成本急剧增加,进而无法实现预期的投资回报。

(四)市场风险

1.市场消纳风险。

以电力行业为例,若干中国企业在同一个国家进行电力投资,进入运营期后发现发电量远超过该国的电力消纳能力,而销售给第三国的合同尚未签署,则这些中国投资企业恐面临承受较大损失的风险。

2.市场价格变动风险。

原材料价格、最终产品价格、运输费用等因素的变动,都将影响投资回报。以钾盐产品为例,某企业在项目立项做可研评估时,每吨钾盐的国际销售价格是540美元,待项目投产后钾盐国际市场价格降为每吨280美元,使企业无法达到盈亏平衡点,只能承受损失,期待国际价格回升。

3.市场竞争风险。

某企业在某国投资水泥制造厂,前期获得较高收益。其他中国企业看到机会,纷纷投资,造成市场供过于求,恶性竞争造成企业压价销售,结果可想而知。

(五)税收和法律风险

由于东道国与我国的法律体制存在差异,也会给海外投资企业带来风险。例如,有的国家对环境保护非常重视,尤其对于水电开发项目,必须符合东道国的行业环保要求;有的国家存在关税壁垒,对海外投资业务有特殊的税务要求;有的国家对于矿权、特许权等可随时撤销执照;有的国家为了拉动本国经济,对于投资商在东道国的采购比例有限制性要求;有的国家为了促进本国人员就业,只允许投资商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入境;有的国家要求每颁发一个为该项目工作的中国人的签证,必须同时雇佣五个当地员工,否则每个中国人每年需交纳一定比例的费用。

(六)管理风险

海外投资项目在工程建设和项目运营过程中均存在一定的管理风险,例如合同变更风险、合同签署不严谨带来的风险、安全生产风险、应急预案实施不到位的风险。以2015 年尼泊尔地震为例,有的企业应急预案实施到位,几乎没有损失,而有的企业则损失惨重。

对于并购类的海外投资项目,我国企业自身运营机制与国际上跨国公司的通行体制存在较大差距,例如管理理念、管理手段、员工退出机制、海外工会与中国工会作用的差异、语言文化的差异等等,使被并购的海外企业难以真正与中国企业融合。

(七)人才风险

目前许多从事跨国经营的企业还没有建立起现代化的人力资本观念,对人才资源管理的认识仍旧停留在人事制度管理的层次上,远远不能适应当今国际市场竞争的需要。对于海外投资业务执行过程中具有丰富融资经验、法律经验、商务经验、项目执行经验等方面的人才还很匮乏,高素质人才的培养速度无法与我国企业海外投资业务的发展速度相匹配。

(八)其他风险

1.产品标准规范风险。

部分发达国家、南美、中东等地区对产品的标准规范要求很高,许多在国内工程做得风生水起的企业在海外的项目施工很难一次性通过竣工验收。

2.宗教习俗风险。

例如,某中国企业在某国投资时,原本做好的规划是某条河流经过某个村庄,但是按照当地的宗教习俗,这样规划是不吉利的,因此在施工过程中遭到严重抵制,最终不得不改道施工,大大增加了投资成本。

3.自然灾害风险

某些国家经常发生地震、海啸、洪水等自然灾害,某些国家分旱季和雨季,雨季根本无法施工,造成工期延长,因此在计算投资回报时,必须充分考虑这些因素。

三、海外投资风险的应对措施

(一)投保海外投资保险

海外投资保险业务是中国信保为鼓励投资者进行海外投资,对投资者因投资所在国发生的汇兑限制、征收、战争及政治暴乱、以及违约风险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赔偿的政策性保险业务。中国信保对企业项目的信用风险进行评估和定价,制定和实施承保方案,帮助企业管理和转移风险,这是“走出去”企业目前可以选择的有效的风险控制方式。

1.在项目立项前,首先要参考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每年定期发布的针对全球国家的《国家风险分析报告》,可为海外投资企业进行风险识别及正确的决策提供重要保障。

2.当发生风险事件时,企业在理赔申请得到审批通过之后可以获得相应的损失赔偿,从而减少经济损失。

3.中国信保目前主要对征收、汇兑限制、战争及政治暴乱、违约等方面予以赔偿。损失赔偿比例如下:基本政治风险项下赔偿比例最高不超过95%;违约项下赔偿比例最高不超过90%;经营中断项下赔偿比例最高不超过95%。可以基本覆盖企业的海外投资业务风险。

(二)建立自身的投资评价及决策体系

在项目初期,企业可以借助大型国际投资咨询公司的专业力量,对东道国的政治、经济、法律、税收、优惠政策等条件进行充分调研,取得相应的专项报告,并在投资前进行充分的实地考察。尤其是市场消纳问题,需要权威的中介机构提供专业报告,如果东道国自身无法消纳,要看是否签署了销售给第三国的合同,在当地有多少投资竞争对手,同时进入运营期后能否保证预期的投资回报。此外,“汇兑限制”也是常常欠考虑的因素之一。在有汇兑限制的东道国,需外汇管理部门或央行批准才能进行外汇的汇入汇出,投资企业必须提前了解相关政策,如相关审批流程、审批时限、有无成功获批案例等等,否则资金无法按时到位,将对项目的工期、投资回报等造成一系列不可小视的影响。

在项目评估期,企业应按照自身的投资评价体系和模版,计算出投资回收期、投资回报率等一系列指标,报投委会审批。

在项目执行阶段,要不断总结投资决策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同时要研究同类企业投资失败的案例,作为前车之鉴,避免重蹈覆辙,逐步摸索出适合本企业的投资决策体系。

(三)采用多元化的股权投资形式

首先,在预计投资回报达标的情况下,可在项目公司层面,适当让渡给东道国政府部分资源股(干股),以取得一定的本国企业身份,有利于项目公司获得东道国对其的政策支持。以电力开发为例,如东道国电力部(或电力公司)在中国企业投资的项目公司里占有一定比例的股份,对电费的按时支付会有所帮助,此外,也可以帮助中国企业协调在当地的税收等相关问题。总之,尽量采用“双赢”原则,使东道国也能在项目公司受益。

其次,可以让渡项目公司部分股权给财务投资人,如国新国际、丝路基金等大型金融机构,当然,最终要保证中国投资企业的绝对控股。这些财务投资人的引入,可以大大节省中国企业资本金的投入,获得财务杠杆利益。

第三,要密切关注汇率、利率等走势的变化,采用货币掉期、利率掉期、远期结售汇等多种金融衍生品锁定资本成本,保证投资回报。

(四)争取两国政府的政策支持

首先,要关注以下问题:两国政府是否签署了双边保护协定、以两国政府为主体做出的承诺、受保护的投资财产种类、对外投资者的投资及与投资相关的业务活动是否给予公平待遇,以及对外投资财产的征收、国有化措施及补偿、投资及收益的回收、投资争议的解决等。

其次,对于低附加值的劳动力应多雇佣当地员工,采购也尽量本土化。拉动当地的经济和就业,对于东道国给与项目公司的政策稳定性和税收支持等都是不无裨益的。

第三,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对东道国进行适当捐赠,有利于树立投资企业形象,保持东道国对项目公司的支持。

第四,迎合中国政府的战略和政策导向,例如在“一带一路”的重点国家投资,对于中国进口依赖性大的资源类进行投资等,都会得到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在政府审批流程、审批效率、保费费率、国家补贴等领域使中国的投资企业获得优惠。

(五)加强内部管理,构建风险预警系统

企业需建立相配套的事中监督和控制程序,保证预先计划和方案地正确实施,在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环境和项目公司自身发生变化时,必须有应急预案,采取及时的补救措施,避免投资风险进一步恶化。

企业要加强对项目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管理,既要充分授权,又要监管到位,确保建设期的顺利实施和运营期的款项回收,这些都是确保投资回报的重要因素。

(六)加强人才培养,重视风险教育和培训

企业要重视风险教育,培养出一批在法律、税务、融资、项目管理等领域的专业人才,即便中介机构提供了专业报告,也需要企业自身的专业人才进行职业判断,以供领导决策。因为有的中介出于自身利益的角度考虑,提供的报告有可能偏颇;而且大部分中介的报告上都有免责条款,完全依赖中介报告做出错误决策,中介机构是不承担责任的。所以,一味地依赖中介是欠妥的,要定期将企业核心团队送到国内外接受正规培训,并且要注重实践中总结摸索经验。

在项目进入运行期后,在东道国要持续较长的时间。因此,培养一批当地员工也是非常必要的,既能节约劳动力成本,又能保证人员长期稳定地工作。

摘要：随着国际市场需求的变化,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由国际工程承包向海外投资转型,通过投资拉动国际工程承包业务。然而海外投资风险丛生,本文梳理了海外投资的八大类风险,并逐一阐述了应对风险的措施。

论企业海外投资风险防范 第6篇

一、当前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主要风险

(一) 政治风险

在资源丰富的非洲和拉美等国家, 政局往往很不稳定。在政权更迭之后, 对外资政策也会相应发生重大变化, 特别是一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掌握政权之后, 他们往往对于外国投资者采取敌视政策, 撕毁前任政府的正式承诺甚至书面合同, 通过强制性方式剥夺外国投资者的权益的现象经常发生, 令外国投资者损失惨重。也有一些国家政府的外资政策朝令夕改, 令外国投资者投诉无门。

(二) 投资决策风险

决策的正确与否往往决定企业的目标能否实现。境外企业是在不同的国家和社会环境下活动, 必须充分了解东道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习俗等各方面的情况, 才能在此基础上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三) 海外融资风险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普遍存在资金短缺问题, 原因如下:一是金融障碍, 即中国银行提供的跨国服务基本上局限于传统的常规银行业务, 自身投资参股于工商企业活动的很少。由于受传统体制的束缚, 中国银行还不能对中国跨国公司的海外融资起到足够的支持作用。而跨国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一般不愿支持中国海外企业的融资, 担心中国企业规模小、收益低、风险大, 会给银行带来损失;二是企业对国际融资环境的研究和重视不足, 对国际融资环境还不熟悉, 利用国际融资的能力不强。

(四) 政府管理及服务风险

一方面, 由于中国对境外投资缺乏统一的导向、协调, 各部门各地区之间以及企业之间各自为政, 在有关国外一般性商务信息和政策法规的情报搜集和传递方面, 还未建立一个有效的渠道, 因此对外投资随意性大, 造成海外重复投资、恶性竞争, 影响中国境外投资的整体效益;另一方面, 保护本国企业投资者境外投资利益的制度还很不完善, 没有境外投资法, 境外投资保险覆盖面窄, 支持力度小, 投资保护协定签订工作滞后。

二、企业海外投资风险防范策略

(一) 知己知彼, 把握投资风险

中国企业参与全球化的进程, 面临技术壁垒、绿色壁垒和行业壁垒这三大壁垒。企业一定要做到知己知彼, 对待风险心里有数, 提前做好预警准备。做好功课, 识别市场风险。中国企业投资应该在准确判断并承担风险的基础上, 对风险进行评估, 进而寻找到降低风险的方法。科学管理, 规避市场风险。整合资源, 化解管理风险。能够获取和组合别人的资源也是一项重要的能力, 机会是以能力和知识为前提的。中国企业应该抓住机遇, 同时努力提高自身整合资源的能力, 有效化解管理风险。

(二) 要了解相关的法律

中国企业在海外遇到的法律问题很繁杂。如江苏昆山一家生产童车、玩具的企业, 在进入欧美市场的同时, 就申请了专利和商标等知识产权的保护, 但东道国市场的其他竞争者仿冒其技术, 侵犯了企业的知识产权, 由于缺少资金和法律援助, 企业一直无力提起诉讼。要妥善设计境外投资的企业组织形式。投资的组织形式应该属于投资所在国的主权管辖范围, 应依照该国关于投资的法律规定办理。但是, 无论在哪个国家投资, 从控制法律风险及限制和减少经济责任看, 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律形式无疑是最佳的方式。当前, 就海外投资的结构性安排, 如果投资目标国是美国、加拿大、欧盟等发达国家, 可以限于股权、债权、服务合同等方面的常规性考虑;如果投资目标是法治欠缺的发展中国家, 以股权形式投资会面临财产被当地合法侵蚀的风险。就投资的行业而言, 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海外扩张, 为了保证制造品质量和品牌价值, 对海外企业进行内部控制是有必要的;而资源性企业的产出并不是与大众市场打交道的消费品, 持股反而增加企业的海外产权风险, 不妨以保证资源供给为首要目标, 采取无股权但有长期服务合同的形式。

(三) 应以企业自救措施为主, 政府保证机制为辅, 事前安排为主, 事后措施为辅

尽管我国需要扩大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和海外投资保险工具覆盖面, 甚至在海外武装“护航”方面迈出一大步, 但指望这些覆盖全部政治性风险是不现实的。在完善跨国经营政治性风险应对体系时, 最重要的是通过事前的主动安排降低遭遇政治性风险的概率;其次, 才是在遭遇政治性风险之后通过补偿、索赔之类被动的事后措施来化解。只有这样, 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我国应对跨国经营政治性风险的成本。企业自身也需要开展多方面努力, 其中尤其重要的是以下几点, 例如采取正确的跨国经营策略, 从源头上降低政治性风险的发生概率。要考虑东道国法制是否完备、社会是否安定、与我国潜在政治摩擦情况等等。还应加快组织海外华人商会, 借助集体力量增强海外华商抵御政治性风险的能力;扩大与贸易伙伴国的交流, 改善华商在海外的环境。特别重要的是与政界、商界、学术界和舆论界精英人士的交流, 因为他们对东道国社会舆论能够发挥强大的引导作用。扩大与东道国社会的交流意味着一定的付出, 我们国内需要为必要的付出创造适宜的理性氛围。为此, 国内民众需要树立大国思维, 扩展视野, 在对外援等问题上不能被只顾眼前的“葛朗台思维”绑架, 应当根据本国综合国力的增长, 继续适度有针对性地增加对外援助, 并鼓励企业与当地分享收益。

(四) 加快培育国际化经营人才

海外投资是一项复杂的跨国经营活动, 不仅要求经营者通晓国际投资、金融、贸易等必要的专业知识, 熟悉国际惯例环境和国际市场, 还要求对东道国的历史、文化背景、政治环境、法律制度、经济情况有一定的了解, 并具备较强的管理技能。因此我国要制订出培养人才战略, 加强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外向型经济人才, 从而增强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竞争力。

(五) 做好对投资所在国政治、经济形势的评估, 有必要借助大型国际投资咨询公司的专业力量

企业应在投资前对投资所在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政局稳定情况和对外国投资的优惠政策进行综合评估。境外企业设立后, 也应要求海外经理人员及时提供当地各种政策动向的情报, 并由专门机构进行分析。评估工作专业性较强, 如果企业实力有限, 就要注意发挥咨询公司等中介机构的作用。改变投资方式, 实行海外企业本地化战略, 加强对投资所在国的公关策略。在境外投资中贯彻“双赢”策略十分必要, 在投资方式上尽量采用合资形式, 以取得一定的本国企业身份, 可以使合资方分担一部分投资风险;对资源开发等敏感领域的投资, 可根据所在国情况以债务形式出资, 通过产品分成获得收益, 这样可以避免直接取得控股权所带来的国有化风险。

(六) 通过保险手段减少系统风险产生的损失

企业可通过加入保险等方法减少境外投资的风险, 如世界银行于1988年成立了多边投资保险机构, 它和国家之间的多边条约一起为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国有化等系统风险提供了条约保证。管理风险的防范核心竞争力的强弱是决定境外企业抗拒经营管理风险能力的重要指标。不论在境外新设企业还是直接收购境外股权, 境外投资成功的关键都在于是否发挥和增强投资主体的核心竞争力。如果只是盲目并购和多元化, 往往会导致经营失败。

(七) 境外投资要立足于完善境外企业的治理结构和管理结构

没有健全竞争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的海外经营, 就可能要比国内经营的风险大幅增加, 因此, 形成完善的治理管理结构是境外企业应对经营风险的前提条件。如果投资所在国外部治理机制健全, 母公司可借助外部治理环境的强大监督作用来安排内部治理, 实现对海外企业的有效治理和控制。很多跨国公司在境外企业的董事会中采用引入当地债权银行的代表和独立董事的办法, 来加强对海外子公司的监督。此外, 母公司应把内部诊断制度作为完善境外企业治理管理结构的重要手段, 设立专门机构, 对境外企业的经营管理情况进行定期内部评估, 并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规范境外企业管理人员的行为对企业境外投资取得预期效益至关重要, 因此, 除由母公司委任和派出境外公司的董事会和高层管理人员外, 应建立管理人员的收入与企业绩效相挂钩的激励机制, 调动境外企业经营者的积极性。另外, 加强监事会的外部监管作用和强化董事会独立性也是实现中央企业境外投资成功的可靠保证。

(八) 建立海外直接投资保证制度

针对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的非商业风险, 我国急需建立海外直接投资保证制度。目前, 关于海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保险的国际公约主要是《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 (亦称《汉城公约》) , 我国于1988年签署了《汉城公约》。根据该公约设立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 (MIGA) , 实际上是一个以承保海外投资政治风险为主要业务的多边机构。因此, 中央企业开展境外投资可以向MIGA投保政治风险。但MIGA分担政治风险的作用非常有限, 因为按MIGA的规则, 在投保政治风险时, 合格的东道国只能是发展中国家, 因而只有当我国的投资者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时, 才可能被MIGA承保政治风险。因此, 还需参考西方发达国家的相关制度, 加快建立我国的海外投资保证制度。投资者母国为保护本国企业在国外的投资安全, 通常依照本国国内法的规定, 对本国海外投资者实行一种以事后弥补政治风险损失为目的的保险制度, 又称海外投资保证制度。海外投资保证制度是投资者母国国内法保护国际投资的主要形式, 但我国在国内法中尚未建立这一制度, 迄今还没有对境外投资进行担保的专门机构, 这与我国的海外投资事业的发展很不适应。还应在完善国资委对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的服务职能方面采取有效措施, 包括增强对中央境外企业宏观指导, 提供快捷准确的信息服务, 建立一致对外的协调机制,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等措施。应积极有效地利用外交资源, 如加强企业与使馆间信息交流渠道的畅通, 鼓励中央企业与西方跨国公司合作, 共同投资开发, 并以此积极借鉴国际知名跨国公司的经验, 寻找适合于中国国企特色的监管办法。

三、结语

中国投资者应参照联合国发布的冲突地区投资指南, 加强风险评估, 制定防范和应对突发事件的预案。要加强海外民间公关力度, 吸取以往一些事件的教训, 切实反思如何协调包括民众、政府等各方利益, 在政治风险和经济利益之间寻求新的平衡。重新平衡与冲突地区政府的关系, 避免形成“一边倒”印象, 同时加强社会责任担当, 以普惠于民的实际作为争取当地民众和舆论支持。借鉴成熟跨国公司的管理制度和经验, 推动在中国“走出去”企业中建立“合规”内控机制, 树立负责任的海外经营形象, 确保可持续发展。

摘要：一系列国际危机和自然灾害的出现, 使中国在海外的投资安全问题开始凸显。中国海外投资发展迅猛, 在“走出去”政策的促进下,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通过海外投资积极参与国际竞争。这一方面为国内经济借助两个市场、用好两种资源开辟了道路, 另一方面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化以及不可预知因素的增多, 海外投资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风险。文章对企业海外投资风险防范进行研究。

关键词：企业海外投资,风险防范,策略

参考文献

企业海外反向并购风险问题探讨 第7篇

反向收购也叫买壳上市, 是指非上市公司通过收购适合自己的上市公司 (壳公司) , 并取得其控股权, 再由上市公司收购非上市公司的实体资产, 从而将非上市公司的主体资产注入上市公司而实现上市。在反向并购中, 借壳公司是非上市公司, 被借壳公司为上市公司。在这里值得关注的是, 由于种种原因自2010年3月以来在海外上市的部分中国概念股公司被纷纷要求停牌或者退市。据不完全统计, 在2010年到2011年之间, 在美国三大交易所上市的中国概念股中, 约有46家被长期停牌或者已经退市, 其中40家因收到会计质疑被责令停牌或退市。在涉嫌会计违规的这40家中国概念股公司中, 有37家公司都是采取反向收购方式在美上市的中小民营企业。因此, 有必要理智地看待反向收购, 尤其是海外反向并购, 评价其存在的风险, 并分析可能的风险防范措施, 以便可以在风险一定的情况下增加企业融资渠道, 并优化资源配置、活跃资本市场。

二、企业海外反向并购存在的问题

本文从外部宏观环境、拟上市公司本身、目标壳公司、中介机构、及整合五个方面, 阐述我国企业海外反向并购中存在的问题。

(一) 受外部宏观环境的影响大

这里的外部宏观环境主要包括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这也是在所有的海外并购中都会存在的问题。政治动荡、战争以及壳公司所在国有关政策的变化和经济大环境等都会对借壳公司产生影响。例如一些国家出于保护当地企业或者国家安全的考虑, 采用政治手段干预、阻挠, 迫使反向收购失败。又如, 在美国金融危机后, 中国概念股可以算得上是美国资本市场上的强心剂。相关数据显示, 2009年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股价几乎全线上涨, 平均收益在130%左右。

(二) 拟上市公司本身资质低, 对游戏规则不熟悉

不具备国内上市条件的中小企业得以通过反向收购在海外证券市场实现间接上市, 是因为海外场外交易市场的上市条件相对较低, 对拟上市企业的盈利能力、资金状况没有严格限制。拟上市公司本身盈利能力偏弱、信息披露不透明、公司治理不足、内部控制薄弱, 经营风险较高。

深入分析上文提到的遭受会计质疑40家公司, 可以发现其中23家是因为中国企业对美国公认会计准则、美国上市规则以及监管要求不熟悉造成的, 这占了全部受质疑公司的58%。可见, 不了解境外上市规则就像一根随时都能引爆炸弹的导火线, 蕴藏着风险, 一旦操作不当企业就有可能因为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而陷入诉讼、甚至遭受并购失败。

(三) 目标壳公司内部不确定性

由于参与并购的双方在信息认识上的不对称, 以及壳公司的所有者想尽快将公司出售或者根本不想完成并购, 目标企业有条件也有动机隐藏内部不利信息、阻碍整合过程。并购之前, 借壳公司面临的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获取准确信息以评估壳公司的真实价值上。

(四) 中介机构“唯利是图”

中介机构为了其自身经济利益, 往往夸大上市的好处, 故意忽略可能遭受的损失, 更有甚者帮助企业“包装”业绩。另外, 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在经济上依赖于客户, 难以做到完全的客观独立。有些海外会计师事务所还会把业务外包给中国当地的中小型事务所, 难以保证审计质量。

(五) 并购双方整合障碍

在并购后期阶段, 问题主要存在于企业合并后的机会主义行为和整合障碍中。Mirvis和Marks (1992) 作为企业跨国兼并专家曾指出, 企业兼并失败的原因除了兼并交易价格、目的、对象和兼并时间等方面的原因外,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企业兼并后的整合控制失当。我国企业海外反向并购不仅要面临一般企业并购整合中存在的如管理制度整合、会计核算体系整合、人员整合、经营理念整合等方面的问题, 还存在两个不同国家之间语言、文化等方面差异带来的整合困难, 这都是海外反向并购中存在的问题。

三、企业海外反向并购风险分析

由于存在上文所述的种种问题, 我国企业进行海外反向并购存在诸多风险, 且贯穿反向并购的整个过程, 每个阶段都存在不同类型的风险。在这里, 本文根据风险的种类分别分析并购过程中存在的隐患和风险。

(一) 财务风险

并购前, 目标企业故意隐瞒财务状况或者借壳公司没有充分做好并购前的价值评估工作, 都有可能造成借壳公司完成反向收购后才发现逐渐暴露的财务风险, 陷入财务困境, 不能实现预期的并购效果。

并购中, 通过反向并购实现上市的公司一般为难以满足IPO上市条件的中小型企业, 缺乏海外并购的经验, 在并购过程中往往会付出更高的成本, 加大了并购后面临的财务风险。此外, 企业并购所需的巨额资金很难以单一的融资方式加以解决, 而不能娴熟运用壳公司所在地的法律法规, 使得国内企业不能进行充分的税收筹划, 也会增加并购成本。

当并购双方谈判失败, 借壳方发起恶性收购时, 壳公司很可能采取的反收购措施将使并购成本远远超过预期, 一旦借壳方融资不力, 企业将会面临更大的财务风险。有时, 收购过程中还会遇到竞争对手的恶意报复, 也会提高并购成本。

在并购完成后, 企业还面临着再融资风险。若整合后的上市公司经营无以为继, 无法满足再融资的资格, 借壳公司将不能实现上市的目的, 除了前期投入的资金难以回笼外, 还可能使公司陷入财务困境。另外, 所有的并购都需要一个过程, 反向并购相对所需的时间较短, 但也需要至少3~6个月的时间, 在这期间汇率的变化也会使借壳公司发生汇兑损失, 带来风险。

(二) 信用风险

并购前, 目标壳公司所有者为了尽快出售企业, 可能会粉饰或隐瞒其表外事项、或有负债、资产质量等不利信息, 借壳公司面临着完成并购后才发现其欺诈行为的信用风险。投行、券商、银行、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 有鼓吹企业进行海外反向并购上市的动机。另外, 海外一些中介机构在反向收购公司中持有比例很小的一定股份。这都使得这些中介机构有可能包装公司经营业绩, 甚至篡改数据、伪造经营成果。

(三) 整合风险

整合是对并购双方资源的重新配置, 整合得好会实现并购目标, 产生良好的协同效应, 整合不当则会造成企业成本上升, 价值下降。根据整合的内容不同, 整合风险可以分为战略整合风险、财务整合风险、人力资源整合风险和文化整合风险。战略整合风险是指借壳公司和壳公司战略不匹配所带来的并购失败的风险。财务整合作为并购后整合的重中之重, 不仅可以发挥财务的传统作用, 还可以通过财务手段实现对企业有效的管理、对财务目标的完成、对风险的控制以及跨区域之间的价值认同。然而, 通过对1950年至1977年95家样本公司的实证研究, Ravenscraft&Scherer (2007) 发现样本企业息税前收益与总资产的比率低于同期同行业控制样本的1%, 且差异显著, 从而得出大部分并购企业财务协同效应不明显的结论。这说明财务整合风险广泛存在于各种并购中。人力资源整合和文化整合是两个公司之间软实力的整合过程, 如若整合不当可能会直接导致企业并购失败, 因而不容小觑。

(四) 政治、政策风险

政治风险主要包括政权不稳定、政治动荡、战争给企业带来投资损失的风险。政策风险指目标公司所在国相关法律法规所带来的风险。例如, 其可能规定采用差别税率来降低并购企业价值, 给企业带来损失。

四、企业海外反向并购风险解决对策

受政治、经济、法律等诸多因素的制约, 反向并购是一种高风险的资本运作, 只有采取严谨的风险态度、树立正确的风险意识, 才能提高并购的成功率和效率, 继而使我国企业资本运作更加国际化和规范化。根据并购的流程, 本文将反向并购划分为四个阶段:制定战略规划, 寻找目标公司、整合和评价, 并基于反向收购的阶段以借壳企业的视角阐述如何防范风险。

(一) 并战略规划阶段

首先要对外部环境进行分析, 包括整体宏观经济形势、行业状况、竞争对手的情况等等。其次是对企业自身情况进行分析, 可以利用swot分析法分析企业的优势、劣势, 识别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尤其是要正确评估自身的财务能力。最后要结合这些分析调查确定并购目标, 制定符合企业发展战略的并购战略规划, 最重要的是制定详细的实施计划, 包括财务预算和融资计划以及内部控制制度, 以将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二) 寻找壳公司阶段

借壳公司应该根据制定的战略规划寻找符合条件的目标壳公司。符合条件是指目标公司能够与壳公司的战略发展目标相匹配、与壳公司的资源能够做到兼容或者互补, 且具有可观的潜在协同效应, 以降低整合风险。另外, 可以雇佣专业可信的中介机构提供咨询服务, 全面考察壳公司的财务状况, 尤其要关注其隐性债务。这就要求要对目标公司进行审慎的全面性调查, 并评估方案的可行性和风险。

(三) 整合阶段

整合阶段是反向并购中的关键阶段。不同于一般的并购, 海外反向并购涉及到的是两个不同的国家, 语言、文化、人事、会计核算等都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企业应该建立符合企业战略规划的财务管理体系、会计核算体系、人力资源计划和文化氛围。在整合的过程中遇到阻碍要及时与利益相关者沟通, 以解决问题顺利完成并购。

(四) 评价阶段

整个并购的过程都离不开监控和评估。借壳公司要建立风险控制评价体系, 设计选取合理的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来评价并购各个阶段的完成情况, 以控制风险、保证并购活动顺利完成。

参考文献

[1]崔永梅、余璇:《基于流程的战略性并购内部控制评价研究》, 《会计研究》2011年第6期。

[2]杨敏、欧阳宗书、叶康涛、杜美杰:《在美上市中国概念股会计问题研究》, 《会计研究》2012年第4期。

[3]杨淑娥、孟轩、张伟亚:《企业跨国并购中的财务整合及其风险问题研究》, 《会计与经济研究》2012年第5期。

企业海外投资风险评估研究 第8篇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企业从事海外投资的越来越多。据相关部门统计, 仅2010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对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直接投资的境外企业达3125家, 累计实现的对外直接投资中非金融类为590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36.3%, 达到历史新高。至2010年底, 我国累计实现对外直接投资中非金融类为2588亿美元。但是, 我国企业因海外投资风险而产生的损失也是巨大的。所以, 加强对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的评估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企业开始以多种形式走向国际市场, 研究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也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焦点。韦勇钢和吴瑛 (2002) 研究了跨国风险投资目标的评估模型, 文章指出风险投资是高风险的投资行为, 风险预测作为其关键环节之一是不可缺少的。许晖 (2004) 研究了风险感知与国际市场进入战略决策, 指出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应培养成熟的风险意识, 积极研究外因变化, 主动并及时采取一系列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 以此降低风险的潜在损失, 甚至实现风险向收益的转换。高勇强 (2005) 以跨国投资中的政治风险为基础对西方研究进行了综述, 系统研究了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时的政治风险。许晖和姚力瑞 (2006) 通过构建模型研究了我国企业进行国际化经营时的风险测度, 同时将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时可感知的风险分为三个层面并分别进行风险定义。衣长军和胡日东 (2006) 探讨了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市的风险预警与防范。邓爱民等 (2008) 述评了国内外有关风险预警体系的研究, 指出目前研究的不足以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三、企业海外投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以层次分析法为理论基础建立了一个多层次、多因素的综合评价模型, 将我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时的风险因素进行量化处理, 归纳为三大一级指标:宏观环境风险、中观行业风险以及微观企业风险。三个一级指标下面分别有若干二级指标, 而二级指标进行细分后又可量化成三级指标, 以此为基础构建海外投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来判断企业风险程度的高低, 并为风险评价提供依据, 如图1所示。

第一, 模型的基本原理。本研究将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相结合进行风险评估, 在充分利用专家经验进行定性分析的同时对风险进行定量评估, 以此实现对最佳方案的选择。层次分析法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简称AHP) 是美国运筹学家萨迪 (T.L.Saaty) 教授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提出的, 是对定性问题进行定量分析的一种灵活、简便且实用的多准则决策方法。模糊数学由美国控制论专家L.A.Zadeh教授于1965年所创, 是针对现实中大量的经济现象具有模糊性而设计的评判模型与方法, 而模糊综合评价法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简称FCE) 是一种被广泛应用并有效的模糊数学方法, 即以模糊数学和模糊统计方法为基础, 综合考虑影响某事物的各个因素, 对该事物的优劣做出科学且合理的评价。

第二, 模型评价的基本过程与步骤。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综合评价是一个涉及多个因素的评价问题, 由于各个因素影响程度的大小是由人们主观判断确定的, 同时该评价不可避免地带有结论上的模糊性。因此, 本文以构建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的模糊综合评价模型来提高风险评价的可靠性, 将层次分析法与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有机结合, 形成优势互补, 以此提高对风险评价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基本过程如图2所示。

本文将海外投资风险指标体系分为三个层次, 采用三级模糊综合评价方法构建模糊综合评价模型, 具体步骤为:

一是将评价对象分解成评价要素, 构成要素集R={R1, R2, …, Rm};

二是对每个要素的评价分为n个等级形成评判集U={u1, u2, …, un}, 用专家评分的方法来确定第i个因素Ri的单因素模糊综合评价结果Ri= (ri1, ri2, …, rin) , 由m个单因素模糊综合评价结果R1、R2、…、Rm构成模糊关系矩阵:

三是依据层次分析法确定各因素之间的权重:W={W1, W2, …, Wm}, 其中∑mi=1Wi=1。将权重W与结果R进行矩阵的合成运算B=W×R= (b1, b2, …, bn) ;

四是将B归一化得即为相应评价对象的模糊评价结果。

第三, 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综合评价。首先, 应用层次分析法进行参数计算, 通过构建层次分析矩阵来计算权重的大小。求权重的主要过程:以判断矩阵法来计算各个指标的权重;对各个构成决策问题的指标构建多层次结构模型;对同一层次的指标通过征求专家意见进行两两比较, 并参照相应的评定尺度确定其相对重要程度, 据此确定判断矩阵;通过计算综合重要度来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其次, 以欧美发达国家为投资国, 根据各个评价指标对企业海外投资的影响程度的不同及不利情形发生的可能性, 专家将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的评价集设为V={v1, v2, v3, v4}。v1, v2, v3, v4分别表示为“0~0.2”、“0.2~0.5”、“0.5~0.8”“0.8~1.0”, 对应的投资风险等级分别为:低风险、较低风险、较高风险、高风险。经过专家的分析与评判, 企业海外投资风险因子的权重及其模糊评价隶属度矩阵如表1所示。

分层模糊评价:

C层综合评价。按公式:

计算C层各指标的模糊综合评价结果, 如表2所示。

B层综合评价。在C层模糊运算结果的基础上, 按公式:

计算B层各指标的模糊综合评价结果, 如表3所示。

A层 (目标层) 综合评价。在B层模糊运算结果的基础上, 按公式:

计算结果:A= (0.1717, 0.4521, 0.2928, 0.0834) 。

从目标层的评价结果可知, A中0.4521为最大值, 对应着较低的风险水平, 因此投资风险评价较低, 适宜企业投资。在实际应用中, 需要结合各类风险的分析研究结果, 有针对性的采取适当的风险管理措施, 使风险降到可以接受的水平。

综上所述, 本文应用AHP-模糊综合评价法评价风险的过程中, 不仅充分考虑到专家的丰富经验, 又能够有效减少主观因素的影响, 实现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文中的评估方法同样可用于评估企业在其他一些目标地区进行投资的适宜程度。如, 评估中东地区是否适合投资的过程中, 其战争风险对应的隶属度可能与欧美发达国家刚好相反, 即低风险、较低风险、较高风险、高风险发生的概率为 (0.1, 0.15, 0.25, 0.5) 。当然, 这只是一种可能, 具体的隶属度矩阵还需要邀请专家进行赋值, 才更加具有权威性与准确性。本文应用Matlab编程实现数据的处理, 快速且精确, 适合对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的评价。

参考文献

[1]韦勇钢、吴瑛:《跨国风险投资目标的评估模型》,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2002年第12期。

[2]许晖:《基于风险感知的国际企业管理控制体系研究》, 《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3期。

[3]高勇强:《跨国投资中的政治风险:西方研究的综述》, 《当代经济管理》2005年第6期。

[4]许晖、姚力瑞:《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风险测度》, 《经济管理》2006年第1期。

浅析海外工程的风险管理 第9篇

一、海外工程风险管理工作重要性分析

在我国建筑施工企业海外发展中, 风险管理是对项目风险识别分析并采取应对措施的重要工作, 是保障施工企业海外工程承包经济利润、降低工程风险的重要环节。工程建设施工行业的特点决定了该行业项目承包中存在着较大的风险。项目承包风险的存在影响了企业的经济利益及经营发展战略。因此, 在现代海外工程承包过程中, 施工企业应了解风险管理工作的重要性。通过对合同、政治、经济、自然等风险的识别, 保障施工企业的经济效益。在此基础上, 了解文化差异、施工习惯造成的风险, 避免施工企业经济利益受到影响。以风险识别为基础、以风险控制为重点, 利用风险控制对策及风险回避、风险控制、风险转移等方式, 保障施工企业经济利益。

二、海外工程风险管理的方式与重点

1、通过风险回避提高海外工程风险管理效率

在现代工程施工企业的经营管理中, 风险回避是中断风险源、避免潜在损失的重要方式。因此, 海外工程施工企业的风险管理工作中应强化风险回避技术的运用。根据工程实际特点、地域特点、风俗习惯等, 了解工程施工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同时考虑人民币与当地货币兑换率差异, 保障企业的经济效益。对于潜在风险因素, 施工企业还应建立相应措施。针对海外工程实际特点及潜在风险进行风险管理工作, 提高海外工程风险管理效率、保障施工企业经济利益。

2、运用风险转移方式, 保障企业利益

海外工程建设施工企业的风险管理工作中, 应提高对风险转移方式的认识。通过风险转移方式的运用, 降低施工企业工程承包风险、保障企业经济利益。根据风险转移的方式, 海外工程承包施工企业应采取合同转移、保险转移等方式提高风险转移效率, 避免工程施工风险对企业经营发展的影响。根据海外工程合同特点, 施工企业应对合同管理及合同审核工作进行关注。根据工程实际特点及所在国度法律法规进行合同管理工作, 降低施工企业所承担的风险。在此基础上, 施工企业还应加强工程保险投入。通过保险额的提高, 将施工风险进一步降低, 使企业风险转移到保险方向, 保障企业经济利益。

3、了解工程所在地的文化与法律, 降低海外工程风险

世界各国建筑相关法律存在较大的差异, 因此海外工程施工企业在工程承包后应对工程所在地的文化、法律等进行了解。避免施工噪声、环境污染等问题, 影响企业经济利益, 降低工程承包风险。在此基础上, 还应对相关法律、规范等进行调研, 明确当地建筑规范及施工要求等内容, 降低工程施工质量及纠纷风险。

三、强化项目综合评估, 提高海外工程风险管理能力

为了提高海外工程风险管理能力, 现代工程建设施工企业还应强化项目综合评估体系的建立。通过对项目的调查与评估, 了解项目所在地的政治局势、自然条件及相关施工信息, 深入掌握影响工程施工的各项因素。以此为基础, 对工程项目进行综合评估评价, 提高企业海外工程风险管理及预测能力, 进一步降低施工企业经营管理风险。

四、结论

综上所述, 在我国工程施工企业海外拓展过程中, 企业风险管理能力是影响企业经济利益、影响行业口碑的重要工作。受海外工程所在地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的影响, 海外工程承建中承担着巨大的风险。因此, 工程承建企业必须构建科学的风险评估监测机制。在此基础上, 强化企业风险管理能力, 进一步提高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保障企业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刘明华, 孙琪.海外工程项目承建过程中的风险管理[J].工程施工管理资讯, 2012,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