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社区居民范文（精选10篇）
苏州社区居民 第1篇
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通过整群抽样,选择姑苏区沧浪街道养蚕里第二社区作为调查社区开展调查,该社区中18岁及以上的常住居民为本次调查的调查对象。
1.2方法由统一培训合格的调查员2人一组进行入户面对面问卷调查。调查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年龄、婚姻状况、职业性质、文化程度等人口社会学资料;吸烟饮酒及膳食运动等个人生活方式及饮食现状;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个人患病情况。同时现场对调查对象进行身高、体重及腰围的测量。
1.3体格检查测量方法与诊断标准测量体重时使用统一校正的体重计,受试者穿轻薄衣服赤脚进行称重;测量身高时受试者直立、两脚后跟并拢与两肩及臀部成一直线且靠近量尺;测量腰围时使用软尺,调查对象取立位,双脚分开在髂嵴和第12肋下缘连线的中点水平测量腰围。体质指数(BMI)=体重(kg)/身高(m2)。
根据《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控制指南》有关诊断标准,BMI<18.5为体重过低,BMI在18.5~23.9之间为体重正常,BMI在24.0~27.9之间为超重,BMI≥28.0为肥胖;中心性肥胖以腰围(WC)值为诊断标准,男性≥85cm,女性≥80cm为中心性肥胖。
1.4高血压、糖尿病和高血脂的诊断标准高血压、糖尿病和高血脂以医院诊断结果为标准,采取被调查对象自报的方式进行统计。
1.5统计学分析调查问卷采用Epi Date 3.02双机双录入,并进行校对,数据库使用SPSS 18.0进行统计与分析。
2 结 果
2.1 BMI分布及中心性肥胖一般情况本次调查共完成1 879份有效问卷,调查人群中男性894人,女性985人,性别比为0.91:1。调查人群平均年龄为(53.46±18.25)岁,其中男性平均年龄(53.80±18.36)岁,女性平均年龄(53.15±18.15)岁。
本次调查BMI均值为22.91±3.31,其中男性BMI均值为23.45±3.25,女性BMI均值为22.42±3.29,BMI均值男性显著高于女性(t=6.84,P=0.000)。
调查对象中超重率、肥胖率、中心性肥胖率分别为28.79% 、5.64% 、28.10% ,其中男性分别为34.79% ,6.04%,36.47%,女性分别为23.35%,5.28%,20.51%,不同性别间BMI分布存在 显著性差 异(χ2 =41.20,P =0.000),同时中心性肥胖亦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χ2=59.07,P=0.000)。见表1。
2.2不同年龄段调查对象超重肥胖分布情况 <40、40~59和60岁~3个年龄段,超重率分别为18.34%,30.46%,34.43%,存在显著性差异(χ2=39.59,P=0.000);<40和40~59岁组,男性超重率均高于女性(χ2=32.32,P=0.000,χ2=3.93,P=0.047)。3个年龄段肥胖率分别为2.17% ,5.05% ,8.44% ,存在显著 性差异(χ2 =23.06,P =0.000);<40岁组男性肥胖率高于女性(χ2 =5.62,P =0.018);3个年龄段中心性肥胖率分别为17.36% ,27.85%,35.49%,存在显著性差异(χ2=49.46,P=0.000);<40和40~59岁组,男性中心性肥胖率均显著高于女性(χ2=64.03,P=0.000,χ2=23.36,P=0.000)。见表2。
2.3每周不同运动次数人群超重肥胖情况比较调查对象中每周运动5次以上人群的超重肥胖率最高,为38.90%。在男性与女性人群中,超重肥胖率最高的也在每周运动5次以上的 人群中 , 分别为46.17% 和32.36%;每周运动1、2次的人群超重肥胖率最低,为24.43%,在男性与女性人群中,超重肥胖率最低的也在每周运动1、2次的人群中,分别为27.78%,20.34%。调查对象中每周不同运动次数人群的超重肥胖率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χ2=20.88,P=0.000),男性和女性中亦存在差异(χ2=12.30,P=0.006,χ2=11.27,P=0.010),见表3。
2.4体重正常与超重肥胖人群患病情况比较调查对象中体重正常人群的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患病率分别为20.90%、5.47%和6.64%,超重肥胖人群的高血压、糖尿病、 高血脂患 病率分别 为42.96% 、12.06% 和12.52%。见表4。
3 讨 论
肥胖症是一种由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及社会因素共同作用下发生的慢性代谢性疾病。而目前肥胖症发生的快速增长主要还是由于人们生活环境及社会因素改变所致的结果。本次调查结果显示,男性群体的超重及中心性肥胖率均较为突出,可能是由于男性群体平时社交和应酬多,导致外出就餐机会增多,难以改变不良生活方式有关[3];而女性群体的超重及肥胖率相对偏低,可能是因为女性更加注重自身体型或健康意识较强所致。另外,60岁及以上年龄段,相对其他年龄段超重和肥胖率较高,可能是个体代谢能力下降的原因所致。
超重和肥胖症是能量的摄入超过能量消耗以致体内脂肪过多蓄积的结果。影响人体能量消耗的主要因素是运动量[4],因此,加强身体活动以增加能量消耗是保持健康体重的基本方法之一。调查结果显示,每周运动次数在5次以上的人群中有38.9%是超重和肥胖者,可见越是胖的人参加锻炼的次数越多,说明人们是由于超重肥胖后才有意去参加运动的[5],他们都认同加强身体活动是有效减重的方法之一,并付之实践。对这部分人群我们应进行科学指导,制定个性化地长期减重计划,才能有效减重并避免体重反弹。
超重和肥胖同时也是高血压、糖尿病等众多慢性疾病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调查结果中超重肥胖人群的高血压、糖尿病和高血脂患病率显著高于体重正常人群。这提示我们超重肥胖人群是高血压、糖尿病和高血脂发病的高危人群,我们应该加强对这部分人群的干预,通过指导他们减轻体重,从而延缓或减少患病风险。
因此,根据超重及肥胖的不同原因,不同程度和不同危害,应制定科学合理的方案。对一般人群重点开展关于“防肥”的常态化的健康教育,其中应重点关注男性群体和60岁及以上的人群。对已经发生超重及肥胖情况的人群则应重点进行健康干预,指导其科学饮食和合理运动,帮助这部分人群进行科学减重,远离疾病危险。另外,对那部分有并发症的超重肥胖症者,应根据个体情况,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主要是预防其体重进一步增加,最好使体重有所降低,并对已出现并发症的患者进行疾病管理[1]。
肥胖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公共卫生问题,仅凭个人的积极性和卫生部门的力量是不够的,还需要政府及社会各部门的共同参与和支持。政府及社会各界需共同努力,为人们保持健康体重创造良好的支持环境,多渠道多途径普及肥胖会损害人类健康的相关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加强对健身活动的支持与鼓励,增加居民聚集区的健身设施及场所建设;鼓励和发动民间健身团体及群众性健身运动会的组织与开展。多措并举,多方努力,方能形成合力,从而使人们能够保有一个健康体质。
苏州社区居民 第2篇
一、免费用电基数返还业务
对城乡“低保户”和农村“五保户”家庭每户每月给予15度免费用电基数。采取“即收即返”的方式，供电企业根据民政部门定期提供的“低保户”和农村“五保户”家庭清单，从抄表月份第一档电量中扣除对应的免费电量后计算当月应收电费。免费电量按年清算。
特别告知：城乡“低保户”和农村“五保户”无需到供电公司办理免费用电基数业务。民政部门将统一组织收集相关材料并递交供电公司办理。
二、家庭户籍人口用电基数业务
根据江苏省阶梯电价政策规定，对户籍人口在 人（含5人）以上的家庭，每月增加100度阶梯5电价基数。即：第一档为330度及以内，维持现行电价标准；第二档为331度~500度，在第一档电价的基础上，每度加价0.05元；第三档为高于500度部分，在第一档电价的基础上，每度加价0.3元。
居民家庭人口以公安部门注册的户籍人口为准。每个有效身份证号码只能参加一个用电地点的阶梯电价用电基数计算。
居民客户申请增加阶梯电价电量基数后，对符合条件的客户，自申请之月份起开始增加本剩余月份电量基数，结算内前期已结算电量电费不做调整。
居民客户申请调整人口数后，将在变更后的首次电费结算时，按照新的人口数计算阶梯分档电量。客户实际人口减少至5人以下时，自户籍人口变更月份起下一个月份减少电量基数定额。
客户办理业务时应携带：
1.房产证明原件和复印件；2.房屋产权人身份证明原件和复印件；3.户籍证明原件和复印件；4.户籍内所有户籍人口身份证明原件和复印件；5.经办人身份证明原件和复印件；6.电费交费卡或电费发票复印件。
三、合表居民用户受理及改造业务
合表居民用户是指在一个用电户下，有2个及以上独立房产证明的住宅，共用一套计量表计，目前执行居民照明电价的用户。
对明确不愿意进行“一户一表”改造的合表用户和企事业单位暂无条件改造的下属合表用户，将于2012年7月1日起电价每度提高2分。未实行“一户一表”的合表居民用户将不执行居民峰谷分时电价。
客户确认属于合表用电的，应携带以下资料到供电公司办理合表确认手续：
1.该合表户下所有居民客户独立产权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2.该合表户下所有房屋产权人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3.经办人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对未实行“一户一表”的合表居民用户，供电企业将进行“一户一表”改造，改造工作完成后，按居民阶梯电价执行。其中，对于公用配变供电的合表居民用户改为“一户一表”供电，2012年底前提出改造申请的，由供电公司承担全部改造费用。对于企业专变转供电的合表居民用户改为“一户一表”供电，由企业统一至供电公司办理申请，改造费用按照江苏省物价局《关于电力增容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苏价工〔2000〕72号）有关规定执行。
客户提出需“一户一表”改造的，办理业务时应携带：
1.房产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2.房屋产权人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3.经办人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四、执行居民用电价格的非居民用户
对符合国家规定，执行居民用电价格的非居民用户，如居民楼道灯；小区电梯、水泵等公用动力用电；敬老院、医院；大中专、中小学；城市社区服务设施；农村安全饮水工程；监狱监房及警戒用电；服务于居民生活的蓄冰制冷电热锅炉；服务居民的普通集中供暖、制冷空调；商居混用等非居民用户等，电价每度提高2分。
五、居民更名过户
居民客户房屋产权变更时，应及时到供电公司办理用电户名变更业务，可根据实际用电情况，提出对本阶梯电价用电进行清算。供电公司将安排人员至现场抄表，并实行变更户名电费清算。电费清算后，房屋新产权人自变更当月起按照实际用电月份数重新计算分档电量。
房屋产权未发生变更的（如房屋出租），供电公司不予进行阶梯电价清算，由房主自行解决。
为方便市民及时了解居民阶梯电价政策，办理各项阶梯电价业务，昆山市供电公司各供电营业网点均设置阶梯电价业务受理专柜，有需要办理的市民可携带相关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前往办理。
苏州社区居民 第3篇
概况
湖熟社区现有居民3152户、5423人，驻区企业30多家，辖区内有街道中小学、幼儿园及街道办事处等多个事业单位，教育资源丰富。农民复建住宅小区林立，群众文化层次总体较高，为发展社区教育、推进和谐文化建设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社区居民学校现有实用面积640平方米（教室150平方米、图书室80平方米、居民活动中心300平方米、健身房60平方米、数字化学习室50平方米）。2013年居委会用于社区教育的经费共计21300元，比上年增长15%。现有有专职管理人员3人，其中专职干部1人，志愿者讲师20人，年均开设教育课程10门，受益学员2800人次。
主要工作
1.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形成有效管理
一是抓体制建设，形成工作合力。居委会成立了由社区党总支书记挂帅，居委会主任负责，社区教育干事协调，其他各条线、各教育团队、辖区单位共同参与的领导小组；社区居民学校每半年专题研究一次终身教育、老年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按季度召开联席会议，形成上下、内外联动的推进机制。
二是抓制度建设，促进规范发展。湖熟社区居民学校制定了规范的教学管理制度；明确各条线将有关社区教育协调、服务、指导工作列入年终考核范围；依托教师节落实社区德育教育优秀教师的评选和奖励制度；完善各居民区中心组、团队骨干的经常性学习制度及学习型团队、学习型家庭的建设评比制度。
2.不断强化队伍建设，提供师资保障
多年来在社区教育实践中，我们挖掘和建立了“三位一体”师资队伍。即组建一支专兼职管理队伍，由社区居民学校领导小组成员、老龄委、教育团队负责人等组成，目前人数达20人；挖掘一支社区教育专职教师队伍，借助街道社区教育中心推荐师资，聘请辖区有教育特长的骨干20人任指导老师，确保教学点的师资力量；培育一支社区教育志愿者队伍，整合社区及辖区单位团队骨干等成员，组成20人的教学点志愿者队伍。同时，社区各条线都建立了和社区教育有关的师资名册和学科档案，定期开展师资交流，互通有无、相互推荐、优势互补。
3.不断加大经费投入，拓展财力支撑
增加专项经费投入。湖熟社区在每年投入15000元教育经费的基础上，拓展了书法、心理咨询、读书等品牌项目，从各条线经费中列支专项经费，拓宽渠道筹措资金，发挥成员单位、群众自治组织作用，筹措1000元用于团队文化活动等教育活动。加强经费使用督查，制定教学点经费使用办法，明确教学点经费使用需经领导小组讨论，并将社区教育经费统一纳入街道财政监管体制。
4.不断创新工作载体，提供学习平台
形成立足社区、各方动员、统筹协调、资源整合的社区教育资源共用共享格局，为居民的学习活动提供便利。
一是拓展教学点教学基地。在完成300平方米居民活动室和图书室建设的基础上，改建配备必要的团队教育设施设备，并充分利用辖区单位资源，和辖区学校、民营企业、公益组织等携手合作，整合200平方米的教学场所用于文化、体育、健身等教育活动。
二是探索师资双向流通机制。每周组织居民参加街道社区教育中心开展的“送教下社区”活动，定期和临近社区居民学校互通群众喜闻乐见的优质课程，扩大群众的受益面，2013年累计受益1500人次。
三是广泛运用信息化技术。组织300多名居民参与网上青奥知识竞赛和文明上网在线学习，依托街道，开展“老年空中课堂”远程教育平台，并引入电脑考级、网络制作、摄影编辑等课程，2013年开班12次，培训400人次，形成网上教育服务群众的品牌项目。
5.针对居民需求，打造特色项目
近年来，在街道党工委、办事处领导下，在湖熟街道社区教育中心的指导下，湖熟社区居民学校开展了心理咨询、书画展示等特色活动，受到了居民的好评。
一是深化心理按摩品牌项目。针对居民实际需求，依托街道心理咨询工作室和社区教育中心，培育了“家有考生”品牌项目。组织家里有中考和高考的孩子的家长定期召开座谈会，了解居民在面临孩子应考的焦虑心境，也通过大家的分享方式，使每个人得到更多更好的可以借鉴的应对方法，比如如何调整家长的心态，如何给孩子恰当的关心与支持，如何合理搭配饮食等。自2012年至今，受益家庭100余户。
二是推进网上学习培训。今年，我们针对青奥主题，组织辖区居民、单位参加专题培训讲座，累计受益1500人次，组织2800余人参加网上知识学习测试，完成150张市民学习卡的学习注册登记，在居民中宣传网上学习的优势，推广数字化学习的独特魅力。
三是开展家庭、社区、学校“三位一体”教育活动。针对社区教学点的实际需求，我们坚持开展“家庭、社区、学校三位一体”的教育活动，以传统的家庭美德教育结合现代人文教育，分别开展学习型家庭创建、家庭才艺展示等等一系列活动，通过与孩子所在学校的沟通，多年来，培养一批又一批优秀学生。引用一位家长的话来说：社区居民学校为我打造了一个优秀的儿子，社区教育帮我儿子成为一名优秀学生。
四是不断挖掘骨干志愿者，普及终身教育到每家每户。社区居民学校志愿者郭嘉旺老师喜欢摄影，曾多次在江宁各级媒体发表照片并获奖，他还自带电脑制作了多媒体作品，让居民欣赏观看。每年的传统节日，如敬老节、端午节，志愿者团队的骨干们会自己裹了粽子慰问孤老，开展活动自娱自乐。居民学校还牵头在团队中建立关爱基金，发挥他们服务群众的纽带作用。
苏州社区居民 第4篇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在西方社会里，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物质丰富程度的标准，也逐渐被生活质量这个涵义更丰富的标准所取代，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变成了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而幸福指数又是反映民众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
在我国，关注“幸福指数”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是21世纪新时代的要求，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与现实着眼点。百姓幸福指数与GDP一样重要，一方面，它可以监控经济社会运行态势;另一方面，它可以了解民众的生活满意度。
由于建立百姓幸福指数的统计指标体系还有一些技术层面和社会层面的问题需要很好地解决，因此，对于分析建设小康社会中的幸福指数的内涵及其指标体系的建立以及合理有效的测算方法的研究意义重大，利用这些合理有效的方法综合评价人们的幸福指数，从而反映出和谐小康社会发展的程度。将经济增长、社会进步这一比较抽象的指标，与每个家庭、每个公民的切身感受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实现幸福指数与GDP的同步提高。
早期的该方面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居民生活质量的研究。但从先前的学者的相关文献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对生活质量的研究历史并不长，总体来说，生活质量研究还没有形成被广泛接受的系统的理论与方法。但国内外学者所作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多的成果，为后续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从而更好地对居民生活幸福指数进行研究。
1 苏州市居民总体人均国民经济指标与居民生活调查统计
苏州素有“人间天堂”的美称，地处长江三角洲的黄金地带，濒临上海，经济发展迅速。根据调查数据统计苏州市的人均生活水平处于全国前列。
居民生活质量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经济收入状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其它的公共设施与社会保障等因素也直接影响居民的幸福指数。从苏州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上升势头来看，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从1985年到2007年，苏州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从918元上升到了21260元，是1985年的23倍之多;从居民的消费结构、消费支出总额来看，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从1990年的1805元上升到2006年的12472元，是1990年的6.91倍;城镇居民住房人均使用面积从1998年的14.6平方米增加到2005年的30.5平方米;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由1998年的4.74平方米增加到2006年的12平方米;每百人城乡话机普及率由1998年的41.63部增加到2007年的268.5部;城镇登记失业率由1999年的3.35%下降至2007年的3%;人均储蓄额元由1998年的11284元上升至2007年的41532元(见表1)。
在消费结构的构成中，食品和衣着所占的比例显著下降，而医疗、教育、通信和其他商品及服务消费支出都有着不同比例的较大幅度的上升，说明苏州市居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改善，正在向更高级的生活水平过渡，生活质量正逐步提高。恩格尔系数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国际上常常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状况。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2000年的42.7%下降到2007年的37.9%，可见苏州居民整体已进入富裕的生活水平，位于全省乃至全国前茅。
2 苏州居民幸福指数的调查统计
通过问卷调查统计发现：对于幸福的评价，33%的人认为是身体健康，50%的人认为家庭和睦。对于生活的态度48%的人是积极乐观，50%的人是平静满足。对于自己的经济状况，81%的人比较满意。对于社会治安84%的人认为治安良好。79%的人可以接受目前的物价。82%的人对于社会保障比较满意。大约85%的人认为对于生活便利性和社区服务比较满意。但是对于交通便利程度只有58%的人认为比较满意。80%的人喜欢自己的职业并且认为报酬合理。79%的人比较认可自己的人际关系。在诸多构成不幸福的因素里，工作不顺心和经济状况不好是主要因素分别占42%和31%。数据显示出绝大多数苏州居民过着幸福满意的生活。
3 DEA模型与方法介绍
3.1 DEA方法概述
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简称DEA)是由著名的运筹学家A.Charnes和W.W.Cooper等人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种效率评价方法。DEA是一种对若干同类型的具有多输入、多输出的决策单元进行相对效率与效益方面比较的有效方法。DEA以某一生产系统中的实际决策单元为基础，建立在决策单元的“Pareto最优”概念之上，通过利用线性规划技术生产系统的效率前沿面(或者称为前沿生产函数)，进而得到各决策单元的相对效率及规模效益等方面的信息。
DEA使用数学规划模型比较决策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简记DMU)之间的相对效率，对DMU做出评价。确定DMU的主导原则是：就其“耗费的资源”和“生产的产品”来说，每个DMU具有相同的输入和输出。通过对输入和输出数据进行综合分析，DEA可以得出每个DMU综合效率的数量指标，据此将各DMU定级排队，确定有效的(即相对效率高的)DMU，并指出DMU非有效的原因和程度。通过前沿面投影理论DEA还能判断各DMU的投入规模是否适当，并给出各DMU调整投入规模的正确方向和程度：应扩大还是缩小，改变多少。
3.2 C2R模型
其中Xj、Yj为输入和输出向量, X0和Y0分别是决策单元j0的输入、输出向量。n为决策单元数目, s-、s+为松弛因子, λj为系数, θ、α为效率值。当的解θ*, S+*, S-*, λ*, 满足θ*=1, S+*=0, S-*=0, 时, 则称决策单元DMUj0是既为“技术有效”又为“规模有效” (C2R) ;若θ*<1, 则称DMUj0为DEA无效的 (C2R) 。
4 模型测算
指标的选择对于结果的测算具有重要意义。由于要测算的是居民幸福指数，因此选择的主要都是有关居民生活的指标。但是由于数据的限制，我们从中选取了以下数据用来测算：投入指标主要是市区居民可支配收入, 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 每百人拥有电话机数, 每万人拥有医生数。输出指标为居民的满意程度。
5 结果分析
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居民的幸福感在不断波动，这应该是当年经济以及社会环境等因素造成的。模型测算结果显示，2003-2007年都是DEA无效的，这意味着，比较看来后几年比前几年的基础设施的投入与幸福指数产出的效率降低。综合分析原因如下：
首先，随着经济和科技的不断发展，对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就业竞争压力随之增大，使得人们的幸福感随着当年形式不断变化。
其次，由于物价的逐年上升，尤其是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房价居高不下，而居民的支付能力有限，使得购买力下降，这也是造成一些居民幸福感降低的重要因素。
第三，社会保障是一些收入低且不稳定以及一些老人比较担忧的问题。由于担心身体健康以及发生意外情况，一些低收入群体的安全感降低。期待社会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
第四，虽然比较来看苏州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位居全国前列，但基于目前的经济及其社会等综合环境的综合投入来看，后几年得到的幸福指数产出处于无效状态，需要进一步优化与改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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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知名社区简介 第5篇
月浜社区位于苏苑街道中心区域，东起迎春路，南至宝带路（嘉宝二期除外），西接月浜街，北临吴中东路。辖区面积0.46平方公里，居民住宅楼58幢，居民户数1263户，人口3926人。社区内有9家企事业单位。
社区是苏苑街道较早建立党总支的社区之一，下设3个党支部，在册党员82名。
近年来，区委、区政府及街道积极实施民心工程，对小区基础设施进行了全面的改造，美化了小区环境，改善了居民居住条件。同时建立了社会治安管理服务站，形成了全覆盖的社区防控体系。
社区党总支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积极开展优质的公共服务，建有7个党员志愿者队伍，志愿服务涉及治安巡逻、科普宣传、文体活动、便民服务、花卉盆景等多个项目，党员已成为建设和谐社区的一支强大生力军。月浜社区坚持以党建带社建，以服务促发展，以特色创亮点，积极构建和谐社区，不断推动社区各项工作的全面进步。
苏州社区居民 第6篇
关键词：高血压,健康教育,知晓率,社区卫生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疾病谱和死亡谱发生了改变, 人口老龄化和城市工业化的加快, 心脑血管疾病已成为威胁人民身体健康的主要疾病, 并成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1,2]。高血压是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 又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 对主要危险因素进行健康教育和干预是目前预防和控制高血压的主要策略[3,4]。2007—2008年, 对苏州工业园区35岁以上居民进行了大规模的高血压流行病学调查, 了解了居民高血压相关知识知晓率, 及相关因素与知晓率的关系, 为开展健康促进和健康教育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采用多级整群随机抽样方法, 2007—2008年, 基线调查点选择当地政府支持, 医疗卫生条件较好, 有一支具有一定业务素质, 有较稳定人口和健全的居民健康资料的社区。选取工业园区娄葑镇的东港、淞泽, 唯亭镇的高浜、张泾, 胜浦镇的浪花苑、园东、吴淞、金苑等7个社区。实际调查社区居民14 212人, 有效调查13 058人, 有效率91.88%。目前正对以上人群中随机抽取的2800名高血压人群和高危人群进行干预和队列随访。
1.2 调查方法与内容
由经过统一的专业培训的调查员按照统一的调查表进行调查及相关的体格检查, 并采用同一质控标准。调查内容包括人口学、卫生知识知晓、行为习惯、服药等情况。本次调查相关高血压知识的问题包括: (1) 收缩压正常值; (2) 舒张压正常值; (3) 高血压患者是否需终身治疗; (4) 高血压预防从何时起; (5) 高血压会引发的疾病; (6) 高血压患者是否应稳定情绪; (7) 高血压患者是否应调理饮食; (8) 高血压患者是否应综合治疗; (9) 高血压疾病是否能控制和治愈。
应用经校正的水银柱血压计和膜式听诊器测量右臂血压受测者在测量前静坐5min以上, 坐位, 以Korotkoff第1音和第5音作为收缩压 (SBP) 和舒张压 (DBP) 的读数纪录, 血压单位为mm Hg, 读数的尾数要求是偶数, 连续测量3次, 每次间隔时间2min以上, 取DBP相差<4mm Hg两次读数的均值作为本次调查的血压值。
1.3 高血压诊断标准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 (WHO) /国际高血压协会 (ISH) 诊断标准[3]:未服高血压药物情况下, 收缩压≥140mm Hg和 (或) 舒张压≥90mm Hg及既往有高血压史, 目前正在服用高血压药物而血压正常者, 诊断为高血压。
1.4 统计分析
用EpiData建立数据库, 进行原始数据录入、整理及逻辑检错, 应用SPSS 11.5软件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共调查居民13 058人, 年龄 (53.70±9.39) 岁。男5915人, 年龄 (53.80±9.60) 岁;女7143人, 年龄 (53.61±9.21) 岁。
2.2 高血压知识知晓情况
9项相关知识中, 答对6～9题的有3705人, 占总调查人数的28.37%;答对1～5题的有6897人, 占总调查人数的52.82%;答对0题2456人, 占总调查人数的18.81%。答对6～9题为知晓率好, 城市社区明显高于农村社区, 男性高于女性 (P<0.01) 。不同程度的文化程度中, 随着文化程度的升高, 6～9项知晓率也显示上升趋势 (趋势χ2=687.51, P<0.01) 。35岁～、45岁～、55岁～、65岁～不同年龄段, 人群知晓率存在差异;高血压人群的6～9项知晓率明显高于正常血压人群 (P<0.01) (表1) 。
2.3 高血压与非高血压人群相关知识知晓情况
由表2可见, 对于具体的高血压相关知识知晓情况, 除“高血压预防从何时起”这一问题, 高血压人群和非高血压人群的知晓情况无明显差异外, 高血压人群的其他高血压相关知识知晓情况都显著高于非高血压人群, 见表2。非高血压人群和高血压人群对“高血压会引发的疾病”的知晓率高达85.57%和87.02%。
2.4 影响因素分析
2.4.1 单因素logistic分析
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城市农村、医疗保险、人均月收入、高血压家族史、体重指数 (BMI) 、均与高血压相关知识知晓率呈显著相关 (P<0.001) , OR (95%CI) 分别为0.800 (0.745～0.859) , 0.924 (0.895～0.954) , 2.190 (2.075～2.311) , 6.509 (5.630～7.527) , 3.864 (3.504～4.260) , 1.634 (1.568～1.704) , 1.935 (1.797～2.083) , 1.130 (1.053～1.213) 。而腰围与高血压相关知识知晓率之间不存在显著关联 (P>0.05) 。
2.4.2 多因素logistic分析
对单因素阳性变量进行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 性别、文化程度、城市农村、医疗保险、人均月收入、高血压家族史均与高血压相关知识知晓率呈显著相关, 见表3。
3 讨论
本调查发现, 苏州工业园区35岁以上居民中, 对高血压相关知识完全不知晓的占18.81%, 知晓1～5题者为52.82%, 可见在社区中有半数以上人群对高血压的相关知识不知或者了解得较少。因此, 加强对社区居民高血压相关知识的宣传和教育是很有必要的。
范春红等[5]的报道认为, 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是否享有城镇或商业医疗保障、既往史、家族史与高血压有关知识的知晓程度密切相关。高俊岭等[6]也报道, 高血压的相关知识、态度和行为的总得分与文化程度、职业、高血压史、高血压家族史及年龄等有关。本研究通过分析不同人群中高血压相关知识知晓率的分布情况发现, 在不同性别、社区、年龄、文化程度的人群分布有差异。再经过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 性别、文化程度、城市农村、是否享有医疗保险、人均月收入、高血压家族史均与高血压相关知识知晓率呈显著相关, OR值由大到小依次为城市农村、高血压家族史、文化程度、医疗保险、人均月收入、性别。这一现象的出现也许与农村社区居民获得的医疗卫生服务和知识来源较少或者主动吸取积极性较差, 而文化程度高、享有医疗保险、人均月收入高的居民获得的医疗卫生服务和知识途径较多有关。另外, 有高血压家族史的社区居民由于家庭成员患病的原因, 对高血压相关知识较为主动的关心, 当然掌握较多和较全面的知识。
总之, 苏州工业园区社区居民高血压相关知识的知晓率有待提高, 尤其是农村居民。因此在社区开展高血压的健康教育工作时, 要兼顾覆盖面和重点人群, 对学历、月收入低、没有医疗保障的农村居民采取针对性的策略, 从而提高整个人群的高血压相关知识知晓率, 为预防和控制高血压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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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范春红, 俞敏, 陈雅萍, 等.浙江省居民高血压相关知识知晓率调查.海峡预防医学杂志, 2008, 14 (2) :7-8.
苏州社区居民 第7篇
1 研究对象
居住在苏州市如苏州市区乡镇,张家港、昆山、太仓、吴江、常熟,乡镇社区内居民1628人。其中男性758人,占总人数的46.6%;女性870人,占总人数的53.4%。他们的身份分别是:农民58人,占3.6%;学生195人,占11.98%;退休人员518人,占31.8%;在职人员为857人,占52.6%。
2 研究方法
2.1 问卷调查法
先经专家咨询、预调查和时隔一周的重复调查验证了问卷的效度与信度,并统一对调查人员进行培训后,以苏州市为分层抽样框来抽取所含的市,县级市,区,乡镇。以市,县级市为抽样框,在每个市,县级市内各抽取8个设有全民健身点的社区,向每个社区的42名居民发放问卷。问卷发放委托社区居委会,回收采用约定、邮寄方式。共发放问卷2016份,回收有效问卷1628份,回收有效率为80.75%。
2.2 数理统计法
SPSS11.5软件包处理
2.3 文献资料法
查阅了有关全民健身方面的书籍和相关的文献资料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苏州市乡镇全民健身点居民健身意识、健身需求与健身目的
居民的健身意识、健身需求和健身目的是促成居民积极参加体育锻炼的内部动因,随着我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居民的体育健身活动逐渐由被动型开始转为主动型。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有76.48%的居民表示需要健身运动,从他们的健身目的来看,居民锻炼的主要目的是强身健体、治疗和预防疾病。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的文化和生活观念也得以提升,使得体育锻炼的功能不断被认识和开发,人们的体育价值观也得到了改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想要在快节奏的竞争社会里立足,健康是基本保证,而体育锻炼是人们获得健康的有效途径。苏州地区乡镇全民健身点的大部分居民也已体验并认识到了运动对身心健康的积极作用,因此对参加健身活动体现了很高的积极性。而且随着人们审美观念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学生和女性想通过体育锻炼来保持和塑造优美体型的比例也有所上升。
3.2 苏州地区乡镇全民健身点居民健身知识、原理的掌握情况及来源
科学的健身知识和正确的运动技术是保证居民安全地参加健身运动的基本保证,而体育社会指导员就是向居民传播健身科普知识、指导和组织居民进行健身运动的执行者。但从对苏州乡镇全民健身点的调查结果来看,情况却并不容人乐观。
从表4中反映只有25.37%的居民认为自己对健身知识、原理的掌握度是好的,有74.63%的居民认为自己掌握的一般,不够好。而他们的健身知识的来源(见表5)也主要集中在观看运动竞赛、通过书本报刊、网络传媒、他人经验的传授等方面,受过专门指导的只有7.86%,还有0.74%的居民认为基本没什么来源。因此,有70.57%的居民(见表6)表示需要社会体育指导员对他们的健身进行指导。由此可见,目前全民健身点的居民健身意识较强,对健身也体现了较高的热情和主动性,但缺乏必要的科学健身的引导。根据调查我们发现目前设有全民健身点的社区一般都配备1-2名社会体育指导员,但却有38.57%的被调查者即628名居民反映他所居住的小区没有社会体育指导员。产生这一调查结果的原因无非有三个,一是居民不知道本社区有社会体育指导员,或者说本社区社会体育指导员太少,无法全面顾及所有的健身者;二是本社区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没有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深入到居民的健身活动中;三是有些居民根本不参加社区内的健身运动。针对这一情况,需要社区居委会加大关于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和健身科普知识宣传的力度,需要扩大体育社会指导员的队伍,并引导他们切实、主动地承担起对居民进行健身指导的责任,改变某些社会体育指导员在实际工作中有名无实的现状。
3.3 苏州乡镇全民健身点居民乐意参与的健身方式与项目
采取相应的健身方式和运动项目是居民达到健身锻炼效果的必要途径。根据调查显示:苏州乡镇全民健身点居民在锻炼形式上,喜欢独自锻炼的只有276人,占10.81%;乐意与家人、邻居、朋友等一起锻炼的有1358人,占83.42%。这种现象一方面与运动者本身爱好集体运动项目或对抗性运动项目有关,如羽毛球、交谊舞、篮球等,另一方面也由于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体育锻炼作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它在促进人们进行沟通、交流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人们乐意在集体锻炼的氛围中进行人际间的交往,以此来调节身心状态,从而提高自己的健康水平和自身素质。
从表6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简单的、操作方便的、徒手操作的、技术性要求不高又带有一定娱乐性的体育项目比较受群众的喜爱,如跑步、散步、快走、小球类运动。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现在居民业余生活的丰富多样,体育活动沿着健身、调心、益群等多种维度展开,并与其他文化形式结合,出现多样化的趋势。如社区间经常自发组织一些太极拳,拳操表演与群众性比赛,使得扭秧歌、木兰扇、棋牌等项目颇受青睐,其中前两者以中老年女性为主,后者以中老年为主。而且,从调查中还发现,居民所喜爱的项目和他们的年龄、性别特征以及经济收入有很大关系。如健身操、羽毛球、专门的健身器材练习等带有经济性质的,多以在职人员为主。女性喜欢健美型和娱乐性项目高于男性,而运动激烈、竞技性高的项目则男性高于女性。
3.4 苏州乡镇全民健身点社区内居民体育锻炼的场所及器材的使用情况
在居民健身活动中,一定的健身场地、器材的配备和资金投入是居民参加健身活动的物质保证。
由表7显示,有69.96%的居民认为本社区健身点内可进行体育锻炼的场所面积不能满足需要,有83.84%的居民认为目前全民健身点内的健身器材缺乏,从而出现了僧多粥少、供不应求的局面。这也是导致表8所反映出来的居民健身场所非常分散、非正规性明显的主要原因。产生这种现象一方面是由于在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居住区内“健身环境”的设计未纳入总体规划之中,也未为居民提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所相关的配套设施。另一方面,由于健身活动的参与者年龄层次差别较大,活动形式多种多样,有限的健身场地和健身器材的数量难以满足不同健身者的需要,再加上乡镇正规的体育场所匮乏和收费使用。所以使得居民自发地开辟出乐意到达的健身场所,利用公园、广场、附近学校、公路、马路等使用随意的场所作为健身场地的补充。
3.5 苏州乡镇全民健身点居民不愿意参加健身锻炼的原因
在被调查的1628名居民中,有290名居民表示出不爱参加体育锻炼,原因见表9。
由于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在青年人工作、学习任务加重的同时,老年人承担起操作家务、帮着看管孙儿女的责任,因此部分居民的余暇时间不多,劳作之余往往感到身体疲乏,懒得再进行运动。因此“没时间”成为阻碍这些居民进行体育锻炼的主要原因。其次,由于体育场所、器材有限和现有的经济条件的制约,使得一些居民只好对健身锻炼望而兴叹。另外,往往由于人们在有集体氛围的体育锻炼过程中更能收到好的效果,所以缺乏同伴也是制约居民进行健身锻炼的较为主要的原因之一。
4 结论与建议
1.作为重点实施和优先推广全民健身计划的苏州乡镇全民健身点的社区,应该具有全民健身的示范效应,但居民的科学健身知识的掌握度不强,这需要街道办、社区居委会加强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和健身科普知识的宣传,并充分调动体育社会指导员的主动积极性,切实承担起指导社区居民健身的责任。
2.苏州乡镇全民健身点社区内可供居民健身的场地不充足,健身器材严重缺乏,这需要国家、政府和社区居住环境的设计者加强联合,统筹安排,有的放矢,多渠道筹集资金,在实用,适用的前提下营造出经济合理、高效利用的“健身环境”。并且加强对现有器材的检修和新器材添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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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吕颖.陕西省小城镇群众体育组织及其活动状况的研究[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4,(6).
苏州社区居民 第8篇
关键词：居民,健康素养,调查
健康素养是指个体获得、理解和处理基本的健康信息或服务并作出正确的与健康相关的决策的能力[1]。该定义在美国政府的健康目标Healthy People 2010中被采用。WHO也给出了包含提高和改善个人能力及健康行为的定义:“健康素养代表着认知和社会技能,这些技能决定了个体具有动机和能力去获得、理解和利用信息,并通过这些途径能促进和维持健康[2]。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学者提出健康素养可以分为基本素养、互动素养、评判素养。基本素养是指拥有良好的读写技能,每天能够有效工作。互动素养是积极参与每天的活动,从不同的交流中获取信息,并且利用获取到的新信息改变环境。评判素养是指对健康相关信息进行判断和分析信息的能力[3]。近几年来,我国也对国民健康素养进行调查评价,显示国民健康素养水平偏低[4]。为正确制定健康教育工作计划,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关干预措施,进一步提高居民健康素养,苏州工业园区娄葑医院预防科于2011年开展了苏州工业园区娄葑镇居民健康素养调查。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娄葑镇15～69岁常住居民817人,收回有效问卷760份,有效回收率93.0%。有效问卷调查对象中,其中男313人,女447人,男女比例为0.7 ∶1;已婚者占74.5%;文化程度以初、高中为主,占61.1%。
1.2 方法
1.2.1 抽样方法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苏州工业园区娄葑镇7个社区卫生服务站为健康素养监测点,监测点内所有15～69岁常住居民作为调查对象,常住居民是指在监测点范围内居住或寄宿6个月以上的居民及其亲戚朋友、保姆或其他外来人口,排除长期在外(在外时间超过6个月)工作、学习的家庭成员。
1.2.2 调查方法
采用卫生部《中国公民健康素养手册》中的调查问卷,由调查人员进入调查对象家中进行面对面的问卷调查。该调查问卷以《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健康66条)[5]为核心信息,包括基本知识和理念、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基本技能3个方面,问卷涉及科学健康观、传染病预防、慢性病预防、安全与急救、基本医疗5类健康问题。
1.2.3 统计方法
采用EpiData3.0软件建立数据库,SPSS 13.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undefined进行描述,假设检验采用t检验或方差分析,以α=0.05为检验标准。
2 结果
2.1 居民总体健康素养水平
娄葑镇居民具备健康素养的比例是18.7%,具备基本知识和理念、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基本技能3方面健康素养的比例分别是32.5%、15.9%、44.7%,见表1。
2.2 5类健康问题素养的比例
娄葑镇居民具备5类健康问题素养的比例由高到低分别是:科学健康观37.85%,安全与急救素养28.22%,传染病预防素养24.12%,基本医疗素养15.9%,慢性病预防素养11.26%,见表2。
本调查分析不同性别之间均分没有统计学差异;不同年龄,知识、行为均分有统计学意义,见表3。
2.3 不同特征居民对健康素养知识的知晓情况
健康素养基本知识在不同文化程度之间均产生明显的统计学差异。其中,健康理念与知识、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以及健康技能的知晓率,都随着文化程度的升高而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3.1 娄葑镇居民健康素养总体水平有待提高
2007年初我国公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也指出,提高人口健康素质,需要从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建立以预防为主的公共卫生体系3个方面着手[6]。本次调查显示,娄葑镇居民基本知识和理念、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基本技能3方面健康素养的比例分别是32.5%、15.9%、44.7%,调查结果表明,娄葑镇居民健康素养总体水平有待提高,尤其是健康生活习惯与行为形成率,与健康理念和基础知识知晓率及健康技能掌握率相比有一定的差距。
3.2 个体的健康素养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影响
个体的健康素养在很大程度上受文化、语言和环境的影响,同样作为一个群体的健康素养,也受到医疗体系、教育体系、文化与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7]。调查结果显示,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受年龄、文化程度的影响。健康素养综合掌握情况随年龄的增长呈现出上升趋势,随居民文化程度升高呈现上升趋势,与全国健康素养普查结果相似[8]。
根据以上调查结果,针对娄葑镇居民健康素养综合掌握率偏低和影响健康素养的因素,应重视和提高居民的健康素养。因此,应针对不同年龄和文化程度的居民,使用不同理论深度的宣传资料、宣传方式和途径,尤其应加强学校健康教育,以全面提高居民整体的健康素养水平[9]。定期开展人群健康素养检测,以及时掌握公众健康素水平,评价干预策略效果,调整公共卫生及健康教育政策方向。
注:aP<0.05,bP<0.0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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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社区居民 第9篇
农村公共投资是指党和政府根据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 在农村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 不断进行资金投入, 以期满足农民的客观需求。农村公共投资与其他经济投资相比, 具有明显的非竞争性以及非排他性等特点, 农村公共投资的范围十分广泛涉及到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科教文卫、公共福利等方方面面。随着国家对于三农问题的日益重视, 将农村经济作为拉动我国整体经济的动力, 越来越关注农村的公共投资问题。苏州农村作为苏南模式的典型代表, 在改革开放以来, 第二、第三产业在苏州农村不断聚集, 促进了农村城镇化。这样的工业化、城镇化也带动了当地基础设施、科教文卫、公共福利等公共投资项目的建设。农村居民非农化, 使得农村居民对公共投资的需求日益增多。为了保证苏州农村公共投资的质量与水平, 使得相关资金能够切实有效地发挥自身的作用, 就需要从农村居民对于农村公共投资满意度等方面进行定量分析, 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公共投资方向与内容的调整, 推动公共投资相关工作的有序进行。
2 农村公共投资现状
我国农村地区公共投资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政策倾向与投资重点, 因而使得现阶段农村公共投资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的特点。对农村公共投资的现状进行全面分析, 可以为公共投资工作的开展准备必要条件。苏州市现将基础性生产公共投资作为农村发展的投资重点, 不断加大农村硬件生产与生活设施的投入, 大力提高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潜力与自身的服务能力。2004年, 苏州市对广大农村地区的河网水道进行科学的规划, 实现了水利的有效利用, 并对运输体系进行升级, 增强运输能力。2007—2011年, 苏州市将投资重点放置于专业性的生产领域, 进行农村经济发展潜力的深耕, 使其逐渐成为苏州经济的又一增长点, 大大提高了苏州市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2012年后, 苏州市将改善性生活公共投资也纳入了重点公共投资范围, 以期提高农村居民的整体生活质量。
3 农村公共投资的重要性
农村共投资活动的有序开展, 能够在促进农村地区硬件设施优化与升级的同时, 最大限度的提升农村地区自身的经济发展潜力, 带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农村公共投资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村生活的现实要求, 增强了其自身的服务能力, 使得广大农民能够共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成果, 实现安居乐业。
4 满意度定量分析
毫无疑问, 农村公共投资建设主要目的是为满足农村居民生产、生活需要, 因此农村居民对农村公共投资需求是农村公共投资调整和优化的主要依据。为了更好地反映苏州农村地区公共投资的满意度现状, 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到苏州各个农村地区搜集农村居民对于农村公共投资的满意度及评价数据, 进行定量分析。本部分基于农村居民对农村公共投资建设情况评价的调查数据, 采用T检验分析法及频次分析法对农村居民的农村公共投资需求进行分析。需求分析包括2个方面, 农村居民对农村公共投资建设满意度分析;农村居民对公共建设投入评价分析。
从苏州全市来看, 农民对农村公共物品投资建设总体满意度平均值为2.93, 略小于3, 但是单样本T检验结果表示, 总体满意度平均值与3无显著差异 (显著性概率0.107>0.05, 未达到0.05显著性水平) , 这意味着总体上来看, 农民对农村公共物品投资建设表示基本满意。而从满意度频次分析来看, 不满意率达到0.27, 略低于30%。
从苏州全市农民对农村公共物品投入评价看, 均值仅为2.4048, 小于3, 同时单样本T检验结果表示, 总体投入的评价平均值与3存在显著性差异 (显著性概率0.000<0.05, 达到0.05显著性水平) ;总体投入的不满意率也高达0.58。这意味着从总体上看, 农民对农村公共物品投入评价未达到“基本满意”。
备注:排序数字越小代表满意度及评价越高。
从各类公共投资项目的满意度来看, 满意度均达到并超过了“基本满意”水平的有供电设施、通讯设施、生活用水设施、教育设施的;满意度达到了“基本满意”水平的有交通设施、水利设施、环境整治、医疗服务、公共服务、自治管理的;满意度未达到“基本满意”水平的有文体设施、生态保护、公共卫生、农业科推。不满意率达到并超过0.3的项目有文体设施、环境整治、生态保护、社会治安、公共卫生、农业科推;其余项目的不满意度在0.1~0.3之间。由此可见, 农民对农村的基础建设类项目较为满意, 而对于文体设施、生态保护、公共卫生、农业科推等发展类项目的投资项目还存在一定程度的不满意。
从各类公共投资的投入评价来看, 各项投资的投资评价均小于3, 且与3存在显著性差异;同时, 除了供电设施、通讯设施和生活用水设施的不满意率在0.2及以下, 其余项目投资评价的不满意率均达到或超过了0.4。这意味着, 农民对农村各类投资项目的投入均未达到“基本满意”的水平, 且对除基础设施之外的投资项目不满意率均较高。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农民在满足温饱等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时, 也期待有更高的生活品质。因此, 期望在科教文卫等项目上能加大投入。
5 总结与意见
苏州市农村居民对农村水电等的基本设施建设满意度较高, 评价较好;而对科教文卫方面的公共投资满意度及评价较低。公共投资满意度排序和公共投资投入评价排序反映, 排序序号增大, 公共项目投资满意度及投入评价降低, 表明农民对该公共投资项目的满意度及评价较低, 应该加大对该项目的投入。因此, 得出未来的投资方向, 分成优先投资项目、重点投资项目和一般投资项目3部分:优先投资的项目为:公共卫生、农业科推、文体设施、环境整治、生态保护;重点投资项目为:社会治安、交通设施、医疗服务、公共服务、教育设施;一般投资项目为:水利设施、自治管理、生活用水、通讯设施、供电设施。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 为了进一步发掘农村地区的经济活力, 党和政府采取针对性的措施, 有计划、有步骤的增加农村财政投入, 提升公共投资的体量, 以拉动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 推动农村地区经济体制改革的有序进行。本文旨在以苏州市农村地区公共投资为研究重点, 将农民对公共投资满意度进行定量对比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信息数据研究, 以期为下一阶段苏州市农村公共投资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农村公共投资,满意度,定量对比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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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社区居民 第10篇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居民死亡资料来源于2008和2012年苏州市相城区某镇预防保健人员上报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及全国死因登记报告监测系统;人口资料来源于2008和2012年本镇派出所人口年报表。
1.2 方法
《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由经过系统培训的专业人员进行死亡原因调查后, 按照国际疾病分类ICD-10标准进行统一编码。用Excel 2003进行数据录入、整理和统计分析, 分析指标包括死亡率, 性别死亡率、死亡构成、死因顺位及潜在减寿年数 (PYLL) 和潜在减寿率 (PYLL‰) 。
式中:L—目标生存年龄, 本次研究中统一采用81岁, Xd—死亡人群中每人的实际生存年龄。N—统计组总人口数。
2 结果
2.1 死亡情况
2008年该镇死亡病例共347例, 粗死亡率为708.02/10万。其中男性死亡201例, 死亡率为810.91/10万;女性死亡146例, 死亡率为602.73/10万。2012年该镇死亡病例共359例, 粗死亡率为755.07/10万。其中男性死亡202例, 死亡率为854.85/10万;女性死亡157例, 死亡率为656.49/10万。
2.2 前5位死因死亡率及构成比
2008年该镇居民前5位死因依次为循环系统疾病 (124例) 、恶性肿瘤 (123例) 、呼吸系统疾病 (36例) 、损伤 (11例) 和精神行为障碍 (10例) , 占全部死因的87.60%。循环系统疾病居全死因首位, 死亡率为253.01/10万, 占全死因的35.73%;恶性肿瘤死亡率为250.97/10万, 占全死因的35.45%, 位居第2;第3为呼吸系统疾病, 死亡率为73.45/10万, 占全死因的10.37%;损伤和精神行为障碍的死亡率为22.44/10万和20.40/10万, 分别占3.17%和2.88%, 位居第4和第5。见表1。2012年该镇居民前5位死因依次为恶性肿瘤 (107例) 、循环系统疾病 (91例) 、损伤 (55例) 、呼吸系统疾病 (37例) 和症体临床异常 (19例) , 占全部死因的86.07%。肿瘤居全死因首位, 死亡率为225.05/10万, 占全死因的29.81%;循环系统疾病死亡率为191.40/10万, 占全死因的25.35%, 位居第2;损伤死亡率为115.68/10万, 占全死因的15.32%, 位居第3;呼吸系统疾病和症体临床异常位居第4和第5, 死亡率分别为77.82/10万和39.96/10万, 分别占全死因的10.31%和5.29%。见表2。
2.3 主要死因PYLL分析
2008年, 该镇居民全死因PYLL为3 445人年, PYLL率为70.29‰, 平均减寿数为9.93岁。其中男性全死因PYLL为2 560人年, PYLL率为103.28‰;女性全死因PYLL为885人年, PYLL率为36.54‰。男女合计的PYLL顺位依次为恶性肿瘤、损伤、循环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内分泌营养代谢病、精神行为障碍及消化系统疾病。男性PYLL前3位与合计顺位一致, 占男性全死因减寿人年的91.61%;女性PYLL前3位依次为恶性肿瘤, 损伤和呼吸系统疾病, 占女性全死因减寿人年的84.40%。见表3。2012年, 该镇居民全死因PYLL为3 036人年, PYLL率为63.86‰, 平均减寿数为8.46岁。其中男性全死因PYLL为2 563人年, PYLL率为108.46‰;女性全死因PYLL为473人年, PYLL率为19.78‰。男女合计的PYLL前5位依次为损伤、恶性肿瘤、循环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和神经系统疾病。男性PYLL顺位与合计顺位一致, 前3位占男性全死因减寿人年的86.85%;女性恶性肿瘤减寿位次上升至第1位, 前3位依次为恶性肿瘤, 损伤和循环系统疾病。见表4。
注:PYLL—潜在减寿年数;PYLL率—潜在减寿率。
注:PYLL—潜在减寿年数;PYLL率—潜在减寿率。
3 讨论
20世纪50年代以来, 我国人群死因构成及死因顺位逐渐在改变,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已经逐渐成为危害人们健康的主要问题[3]。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已成为我国居民死亡的主要原因, 其中恶性肿瘤、脑血管病和心脏病已位居中国居民死因的前3位, 上述3种慢性病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近2/3[4]。本次研究中, 通过对比2008与2012年该镇居民各死因构成发现, 影响该镇居民健康的主要疾病依然是恶性肿瘤、循环系统疾病、损伤和呼吸系统疾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提示, 我们应重点关注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死因监测, 并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预防控制措施。有针对性地开展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行为危险因素干预策略, 帮助市民养成良好的卫生生活习惯, 将能有效控制此类疾病的发生、发展, 达到降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死亡率、提高市民生活质量的目的[5]。与2008年相比, 2012年恶性肿瘤的粗死亡率虽有所下降, 但致死位次却上升至第1位。恶性肿瘤不仅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健康, 而且给家庭、社会、国家造成沉重的负担, 是一个非常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6]。全国第3次死因抽样调查较第二次相比, 恶性肿瘤的死因顺位已前移至第2位[7]。由于恶性肿瘤的治疗费用高, 且目前尚无有效的治疗手段, 采取有效预防措施是防控恶性肿瘤的重点[8]。因此须加强恶性肿瘤防治知识的宣传和健康教育, 促进公众养成良好的行为生活习惯, 注意膳食的合理搭配, 同时要加强环境监测和治理[9], 以此减少恶性肿瘤对居民健康的威胁。
PYLL是在提出了“死亡发生于某年龄时与期望寿命之差值”和“减寿年数”的确切定义和估算方法的基础上, 于1982年由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出来的[10]。PYLL是在考虑死亡数量的基础上, 以期望寿命为基准, 进一步衡量死亡造成的寿命损失, 强调了早亡对健康的危害。用它来评价疾病对人群健康影响的程度, 可消除死亡者年龄构成的不同对预期寿命损失的影响[11]。如某种死因的PYLL越高, 则意味着有较多的年轻人死于该死因, 提示其危害就越大, 从而使死因顺位较低, 但危害严重的疾病更明确地显现出来[12]。由于不同死因所导致的死亡存在年龄差异, 本文对2008和2012年该镇居民主要死因进行了减寿分析, 发现PYLL前3位依然为恶性肿瘤、损伤和循环系统疾病。2008和2012年男性减寿顺位均与合计顺位一致, 而女性减寿顺位却与合计顺位有较大差异。说明针对不同性别应该有不同的防控策略。与2008年相比, 2012年损伤的PYLL上升至第1位, 这与国内外的相关报道一致[13]。提示有较多的年轻人死于该死因。有研究报道, 损伤中以机动车辆交通事故、意外跌落和溺亡为主。这与机动车辆增多、建筑施工增加、道路畅通不够、人们防范意识薄弱有关[14]。因此, 应该在继续加强对恶性肿瘤, 损伤和循环系统疾病防控的基础上重点加强对损伤的预防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