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的框架研究论文

新闻的框架研究论文（精选9篇）

新闻的框架研究论文 第1篇

一、新闻摄影的叙事架构

(1) 新闻摄影的历时性叙事。所谓历时性, 指的是时间与空间的连续性和延伸性, 历时性叙事也就是不同时空的叙事, 新闻摄影的历时性叙事主要表现为新闻图片的两种组合, 本体组合分为组照和系列照两种形式, 这种叙事主要是受到漫画、电视以及电影的启发, 摄影补充进连续动态的特点, 从而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叙事机制, 并以这种形式来呈现和报道新闻事件, 这种新闻报道形式在遵循布勒松的“决定性的瞬间”理论的同时, 也扩展了该理论, 新闻摄影不仅抓住了新闻事件这一代表性和典型性的瞬间, 从根本上呈现了事件的本质, 还能够将事物放置到动态的视野中, 将事件这一代表性瞬间再次分割成多个同样具有代表性的片段, 从而放大了事件的“决定性瞬间”。[1]

(2) 新闻摄影的共时性叙事。新闻摄影提供的图片实质上是为受众预设了一个“语境”, 通过对“语境”的理解和解读来达到新闻传播效果, 这就是新闻摄影的共时性叙事, 即将图片、文字以及语境放置在同一个时空中的叙事, 并体现为文字和语境对图片的确证过程, 也是文字、语境以及图片优势互补的过程, 文字和语境对图片的确证实际上就是对图片劣势的一种弥补。

(3) 新闻摄影的“意义漂移”与异化。新闻摄影的叙事架构就是将新闻事件的形象从新闻事件发生的现场剥离出来, 从而使这种剥离成为永恒或者将其称之为“决定性的瞬间”, 新闻摄影主要是通过呈现图片来传递意义, 从而完成新闻报道, 然而在实际传播过程中, 图片的形象容易被固定和保留下来, 而其意义却容易成为“易碎品”, 新闻摄影无论是在架构叙事还是在解构叙事, 其意义都脱离了新闻事件发生的现场, 就可能产生“意义漂移”, 这种情况在实际报道中, 通常存在两种状况:当同一张新闻图片被同家媒体反复使用时, 其意义发生了变化;当同一种新闻图片被不同家媒体使用时, 其意义发生了改变。“意义漂移”会使新闻图片的初始意义发生改变, 使得新闻摄影在报道过程中变得非常脆弱, 由于新闻报道重在客观性和真实性, “意义漂移”在新闻摄影框架中, 就不得不考虑其可能产生的后果。[2]

二、新闻摄影的社会建构

(1) 新闻摄影的拍摄。新闻摄影的拍摄主要分为无意识介入和有意识非介入, 如果将新闻摄影提高到社会建构的层次上, 这种无意识介入给人的感觉就是有意识的介入。新闻摄影对新闻事件的“非介入性”就为“不干涉对象拍摄”提供了佐证, 这就是有意识非介入。从新闻报道角度来看, 无意识介入和有意识非介入并不矛盾, 摄影记者为了保证新闻报道的真实性, 可以选择何时“介入”或“非介入”, 其目的都是一致的。

(2) 新闻摄影的控制力。新闻摄影的控制力主要体现在角色控制和“仿像”控制两个方面, 摄影最初被引入新闻报道是为了将新闻事实“翻译”成能够被“观知”的东西, 但是在实际报道中, 我们发现新闻摄影并没有很好地发挥这一功能, 新闻摄影反而使新闻报道多义化, 这样, 原本是全社会通用的政治符码却转变为难以规范其在大众那里的意义。新闻摄影的另一大功能就是“仿像”, 新闻摄影能够将我们看到的世界压缩而变得更为精简, 通过图片我们能够把握世界的脉络, 然而, 新闻摄影与电视一样, 都在表明自己是提供真实事件的真实手段, 而事实上二者制造的更多的是信息性的事件, 即以信息性事件来取代真实性事件, 当人们丧失对真实事件的认知能力时, 反而更容易受到新闻摄影的控制。

三、媒介融合趋势下新闻摄影框架内的多重矛盾

媒介融合趋势下新闻摄影的建构是一种在彼此借鉴、合作的基础上形成的“交互传播”关系, 并以此构成了新闻摄影的多维框架, 在此情况下, 新闻传播中通常所讲的“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非常模糊, 新闻摄影呈现的是一种“全民传播”, 由此可见, 媒介融合打破了新闻摄影传播场域的传受格局。新闻摄影传播场域的传受格局体现为三大特点:其一, 网络提供了一个“权力均衡”的传播空间, 传受开始一体化。其二, 受众对新闻图片具有自主选择权, 接收行为自主化。其三, 观看方式发生转变, 新闻摄影文本数码化。也就是说, 媒介融合赋予了受众更多的权力, 当然, 这也引发了媒介融合趋势下新闻摄影框架内的多重矛盾。新闻图片传播途径多元化, 对其复制变得更为简单, 传递更为迅捷, 流通更为广泛, 其结果则是新闻图片的泛滥, 受众可以通过电脑完成这一切, 甚至还可以真正地拥有图片, 在这种情况下, 新闻摄影对社会的控制更趋于隐蔽。

四、结论

在这样一个全新的、复杂的、多维的传播领域, 新闻摄影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在媒介融合趋势下, 我们有必要对新闻摄影进行重新审视, 并将其纳入一个多维框架中, 多层次的分析新闻摄影的媒介个性、报道模式、传播方式以及社会建构行为, 梳理出其内在的矛盾, 这对今后新闻摄影的学科建设以及具体实践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要：媒介融合趋势下, 新闻摄影逐渐开始与电视、网络等媒介接触, 这对新闻摄影而言, 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作为一种新闻报道手段, 新闻摄影在目前的传媒格局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特别是“读图时代”到来, 使其在新闻传播领域的作用日益突出。本文主要对媒介融合趋势下新闻摄影的叙事架构以及社会建构进行了分析, 并对新闻摄影的多维框架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以期对新闻摄影的学科建设以及具体实践提供必要的参考。

关键词：媒介融合,新闻摄影,多维框架

参考文献

[1]马林靖.简论新闻摄影报道的多维创新[J].中州大学学报, 2008, 11 (4) :99-101.

作为解释框架的新闻传播四维结构 第2篇

笔者建立“新闻传播四维结构”意在作为解释框架，而要起到解释的功能就必须能反映新闻传播现实运动中的矛盾。很明显，该模式有两点是突出的：一、新闻按照线形方向流动，这符合“传播―接受”的现实;二、四个维度间充满了矛盾，这些矛盾处于传播过程之中，矛盾交织出不同的传播情境。具体说来，矛盾主要有：

信息强度大的新闻事实(或新闻)传播者有可能不让其通过“门区”，但受众对该信息又可能具有高关注度;

信息强度小的新闻事实(或新闻)传播者有可能让其通过“门区”，但受众并不关注;

信息强度大的新闻事实(或新闻)传播者让其通过“门区”，但受众可能消极被动而并不关心;

信息强度小的新闻事实(或新闻)但却为受众所关注，传播者把关面临矛盾：让其过门，则适应性选择可能挤掉更有新闻价值的新闻;不让其过门，则相当程度上损失了受众的关注;

信息强度与传播者视野度的矛盾直接关涉到现实真性度，而同时，新闻在媒介化后又直接关乎受众的“现实图景(心像)”的建构;…… ……

可见，新闻传播四维结构的解释力正在于：为矛盾运动着的传播现实提供解释框架。

另外，笔者认为，该模式能统合传播学中的“守门人理论”、“议程设置理论”，这体现在传播者那里;能统合“选择性过程”理论、“使用―满足理论”、“传播效果的心像理论”，这体现在受众那里;还能统合“信息寻求模式论”，这同时体现在传播者和受众那里，其中，传播者的信息寻求一般会主动地顺应受众的信息寻求趋向。这样一来，将该模式当成解释框架来运用之时，就不至于勉为其难地将一种理论假设贯彻到底从而陷入“使某些关于一种模式的构成或运行中的过程的假设永恒化” [13]和僵化的尴尬，因为可根据不同的传播现实，同时考量不同的变量，从而对传播现实作出符合不同情境的描述。

[参考文献]

[1] 赛佛林、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 P44 华夏出版社

[2] 麦奎尔、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P4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3] 赛佛林、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 P44 华夏出版社20

[4] James Watson and Anne Hill 《A Dictionary Of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Studies》(Fourth Edition,)P248

[5] 麦奎尔、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P3-4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6] 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1943年9月1日《解放日报》

新闻的框架研究论文 第3篇

【关键词】关联理论翻译观；网络新闻标题特点；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128（2011）05-0014-02

1 关联理论翻译观

1986年语言学家Dan Sperber和Deirdre Wilson提出了涉及交际与认知的关联理论。他们指出语言交际是一个认知——推理的互明过程。发话人通过明示自己的交际意图，听话人根据明示进行推理和思辨，寻找与自己认知语境相关联的信息，交集双方之所以能够配合默契，明白对方话语的含义，主要有一个最佳的认知模式——关联性。交际双方所说的话都必须和整个话题以及对方面前所说的话语相关联。人类的认知以最大关联为取向，而语言交际则以最佳关联为取向。

Ernst August Gutt于1991年首次将关联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他认为翻译全过程实际上包含两个明示——推理过程，涉及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在第一个明示——推理过程中，原文作者向译者示意其交际意图，而译者则根据原文的明示信息、原文的语境信息及关联原则对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进行推理理解。随后，译者进入第二明示——推理过程，成为向译文读者发话的交际者；他应该首先对目的语读者的认知环境做出假设，从而正确估计译文读者的期待，然后再把握自己对原文作者交际意图的理解、译文语言环境以及让译文读者获得“最佳关联”的原则，决定自己要达到的翻译目的。

2 网络新闻标题的特点

（1）题文分离式：网络新闻标题的特点属于“题文分离式”，这主要是由于网络媒体的超级链接方式使标题承担了导读的全部重任。因此网络新闻标题必须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才能实现受众对标题的点击。

（2）单行化：由于网页版面的整体布局相对固定，受网页面积制约，新闻标题的长度以行宽为限，所以网络新闻标题只能使用单式题，用一句话将新闻的精华呈现出来。因此，网络环境下的标题应言简意赅。

（3）准确简明及生动形象：网络标题必须准确完整、简洁明了，体现核心价值能使受众一目了然，最大化地满足其阅读需求。同时还必须生动形象，具有趣味性和可信度，给受众带来一定的视觉冲击力，这样才能有效的提高读者的注意程度，从而获得网络点击，实现网络新闻传播。

（4）附加特定元素：网络新闻报道的超文本、多媒体特性，致使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文字、图表、音频、视频不一而足。如果新闻中含有图片或非文字文本，标题应标记“★”、“组图”等表意符号，或用闪烁、变色等动态字符显示，使受众在视觉和心理上预先获取信息，从而达到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的统一。

3 实例分析

我们随机从人民网中英文版上收集20篇中英网络经济新闻标题作为语料，运用关联理论翻译观对其进行分析解释，从而归纳出以下几种翻译策略。

（1）改写：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并没有按照原文文本进行直译，而是根据译文读者的认知目的及兴趣爱好做出假设，从而正确估计译文读者的期待；然后在对原文作者交际意图理解和译文语言环境选择的基础上进行改写，从而使得译文读者获得“最佳关联”，成功完成语言交际活动。

例1:ST: 中国禁止进口美国鸡肉 TT: U.S. food companies hit by China ban

例1中文标题的主语是“中国”可以引起中文读者的极大兴趣，但是由于原语读者和译语读者的认知目的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能够给原语读者建立最大关联的因素不一定能够给译语读者建立最大关联。所以在该句翻译过程中，通过句式的改变重新确定能够引起译语读者阅读兴趣的主语“U.S. food companies”，从而把同样的关联传递给译文读者。

（2）增补：中文标题倾向于将某一内容重点化，从而忽略了全面性，在英译过程中译者可以根据新闻内容适当的加入信息词语来丰富扩大在第二个明示——推理过程中译者作为交际者向译文读者发出的明示内容，从而可以使译文读者在交际过程中用最小的努力而获得“最佳关联”。

例2: ST: 数据显示美国2007年第四季经济增长几乎停滞

TT: U.S. economy grows by 0.6% in final quarter of 2007

在例2当中加入数词 “0.6%” 来表达中文标题中“几乎停滞”这一含义，使得英文标题更加真实客观，同时也符合单行化这一标题制作原则。

（3）醒目词的使用：醒目词的使用是保证语言生动活泼特的一个重要策略，比如数字，缩略语以及单音节词语的使用。

TT: Germany remains world’s No. 1 in exports

TT: Oil tops $104 for first time

上面这个英文标题中分别使用了数字和缩略语作为醒目词。当读者网上冲浪时，数字和缩略语就会首先进入阅读视野，那么对标题的点击就有可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语言交际活动才能顺利进行。

例4: ST 10: 中国提高股票交易印花税带来巨额收入 总数高达1820亿元人民币

TT 10: Beijing reaps rewards of shares tax

由于语言差异，单音节的汉字很难表达词语的复杂含义，但是在英文当中却能够容易实现，所以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可以用单音节词甚至是缩略语来明示交际意图引起译文读者关注，这一翻译策略的运用不仅符合单行化的网络标题特点，也符合网络时代下读者的快速阅读习惯，便于译文读者在交际过程中快速而准确的获得“最大关联”。

4 结论

关联理论认为交际是一种明示——推理过程。新闻报道是发生在媒体和目受众群体间的交际过程，这一行为恰好也符合其关联原则。同样，新闻翻译是为受众群体传播信息，是发生在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的交际活动，也符合关联性。因此，本文通过实例分析，总结实用的翻译策略希望能够提高网络经济新闻标题的英译质量，从而实现有效的传播。

参考文献

[1] Carston，R. & Uchida，S. （Eds.）. （2000）. Relevance Theory: Applications and Implications ［M］.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 彭朝丞、王秀芬. 标题的制作艺术［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

新闻的框架研究论文 第4篇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我国各类有关中文新闻信息的技术系统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对于推动行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虽然在技术系统建设的同时,也制定了多项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但是,长期以来中文新闻信息的标准化工作缺乏科学的整体规划,没有一个涵盖全行业的、内容划分科学合理的标准体系。标准制定的系统性、适用性不强,标准之间缺乏相互支撑。

中宣发[2009]26号文《关于2009到2020年我国重点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总体规划实施方案的通知》中,正式批复了新华社“完成我国中文新闻标准体系建设”、“实施新闻信息标准国际化战略”两项内容。中文新闻信息技术标准体系建设将对整个新闻行业的标准制定、应用,为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

二、研究目的

中文新闻信息技术标准体系框架是中文新闻信息技术标准规范研制任务中的先导性和基础性工作,将为下一步开展重要技术标准研制奠定良好的技术基础:

(1)通过《中文新闻信息标准体系框架》的研究和制定,可以摸清行业标准化的整体情况,找到、找准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理清中文新闻信息标准化工作的总体脉络,制定完整的规划。

(2)结合工程建设需求,构建长期适用、科学稳定的中文新闻信息技术标准体系框架,确立所需标准的类目以及各类标准之间的关系,为后续标准的研制做好规划。

(3)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标准化组织和现有国家、行业标准的调查分析,梳理哪些标准可以为工程所用、哪些标准可以借鉴,哪些标准需要修订完善。明确急需制定的基础标准规范,及其主要内容和技术路线,有助于制定更科学合理的标准制修定计划,集中力量研制基础的、急需的标准。

(4)一个完整科学的标准体系,要与中文新闻信息行业的技术发展相适应,可以为行业发展打造基础、形成助力。

综上,作为先行一步的系统性项目,《中文新闻信息技术标准体系框架》的研究将为工程建设提供准确的标准规划蓝图,为指导相关系统开发和示范应用奠定前期技术基础。

三、研究思路

1、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要求

GB/T 13016-2009《标准体系框架编制原则和要求》中对于标准体系框架的研究与编制提出了五个方面的要求,即:全面性、系统性、先进性、预见性、可扩充性。

(1)完整性:标准体系框架要包括现有的、正在制定的和将来需要制定的标准(含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流程涉及“采集、编辑、报道、发布、营销、管理”等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媒体形态涵盖既要包括传统的平面媒体、广电媒体,又要包括网络媒体、移动媒体等新兴媒体。既要包括文字、图片内容,又要包括音频、视频,支持多媒体新闻。结构和范围较为完整。

(2)前瞻性和可扩展性:要充分考虑中文新闻信息行业的发展,为标准留出可扩展空间。要加快拓展信息服务业务方面的标准,在新媒体方面,要对手机短信、彩信、手机报、手机电视、WAP等无线增值服务,提供相应标准支持。

(3)层次性:层次性反映出标准适用的范围。适用范围大的标准处于标准体系框架的较高层次,反之处于较低层次,产品、服务、过程等具体标准处于最低层次。

(4)协调性:中文新闻信息标准体系框架中划分的不同类目既要相互独立,又要相互依存。

(5)动态维护:体系应采用动态维护机制,体系框架内容会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管理理念的更新而不断调整,进而延长标准复审周期,使体系框架具有更长的生命周期,降低标准不断修订带来的成本。

2、符合中文新闻信息行业的特点

编制《中文新闻信息标准体系框架》既要遵守制定标准体系框架应遵守的基本原则,也要考虑中文新闻信息行业的特点。

中文新闻信息技术标准体系框架,可以从新闻传媒的生命周期阶段(业务)角度、标准类型角度、信息系统分层的技术角度三个维度进行分析,梳理出中文新闻信息技术的标准化需求。如图1所示。

(1)业务角度

从中文新闻信息技术的行业运作角度来进行生命周期阶段分析,分为采集、编辑、报道、发布、营销、管理等不同的阶段所需要的标准。

创作标准化:采集标准化,通过多媒体、文字等不同载体的新闻采集标准化,使其新闻信息含有多媒体内容,以适应多元中文新闻信息加工处理的需要。

编辑标准化:实现无纸编辑,解决写作用文本、印刷文本与网络浏览文本的流畅衔接,实现三者之间的兼容性。

发布标准化:多元化的标准化发布流程,同一采集创作,可通过多种标准化的载体,实现印刷的、数字的、多媒体的多渠道发布。

发行标准化:通过标准化,实现传统的发行渠道与互联网、电信网、广电网的多渠道发行,在一二次文献同步制作的条件下,提供各种获取方式。

营销标准化:通过电子商务技术,实现版权、销售及在线付费的标准化,多渠道的标准化版权及支付。

管理标准化:通过标准化的流程与分类,实现数字资产管理的标准化。

(2)类型角度

从标准的四种类型,分析数字新闻传媒行业的标准需求。

基础标准:中文新闻信息技术所通用的基础通用类标准。包括术语、分类、标识、字符编码、标准化的原则和方法等。

方法标准:中文新闻信息技术通用的过程性、方法性的标准。包括加工处理、元数据、知识点、文档格式、应用接口等。

产品(业务)标准:中文新闻信息技术关键的业务标准。包括采集、编辑、加工、发布、结构化内容等。

管理标准:中文新闻领域的业务服务、管理用标准。包括中文新闻信息技术的内容管理、内容安全、开发管理、系统运维管理等。

(3)信息技术角度

从信息技术的角度,分析标准化的需求。

基础设施标准:主要用于中文新闻信息技术的网络与通信基础设施、信息处理设施与设备、行业专用设备等方面的标准。包括网络通信、信息处理设施、专用设备等方面的标准。

信息资源:主要是中文新闻的信息载体标准。包括信息资源的数据层:数据交换、字符编码、数据类型、数据结构等,资源层:分类、标识、元数据等。

新闻内容:主要是中文新闻信息内容方面的标准。包括知识点、内容监管、内容安全、语义、通用逻辑等方面的标准。

加工处理:采集、编辑、加工、发行过程中需要的加工处理类标准。包括数字对象的采集、编辑、加工、发行的方法、流程规范。

应用系统:中文新闻信息处理过程中的应用系统开发所需要的技术标准。主要包括技术体系架构总体要求、应用程序接口、数据接口等。

开发管理:中文新闻信息系统六大技术平台开发过程的通用管理规范。主要包括项目管理、开发过程管理等方面的标准。

运营维护:六大技术平台系统开发完成之后,运营维护过程中的标准,如数据库管理、内容管理、加工管理、发行管理、标识管理、版权管理等方面标准。

中文新闻信息技术标准体系具体应该包括若干个大类,如:基础术语类标准、元数据标准、编码标准、内容描述标准、应用接口标准、内容监管标准、新闻流程管理标准等,涵盖多个子体系,包括:新闻采编、数据交换和信息传输、新闻内容监管、新闻信息安全、新闻搜索、报道装备、版权管理、媒体广告、新媒体报道、体育信息、报道指挥、新闻流程管理、新闻数据加工、项目管理、卫星传输、财经资讯、设备检测和管理、产品质量管理、三网融合有关的内容和服务等。

四、工作方法

1、工作思路

以新华社中文新闻信息技术系统为基础,先行形成《新华通讯社技术标准体系表》,以此为原型,以点带面,形成《中文新闻信息技术标准体系表》。

2、工作流程

工作流程主要分为调研、编制标准体系框架、编制标准明细表、起草标准体系报告、研讨征求意见并形成送审稿、验收等六个阶段。

调研工作主要分查询资料、通讯方式填表访谈、面对面访谈等多种方式。

编制标准体系框架、编制标准明细表、起草标准体系报告在前期调研工作的基础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要求,依据“中文新闻信息技术标准体系框架三维分析图”分析、综合、整理。中间根据需要,向相关专家咨询、请教。

研讨征求意见并形成送审稿包括会议、访谈、通讯等方式,向相关专家咨询、请教,广泛征求标准专家、应用单位等各方意见,形成送审稿。

验收,召开会议,请相关专家验收、给出意见。

项目验收完成后,根据中文信息技术的需求继续对标准体系表进行维护。

五、研究进展

目前已经完成了《新华通讯社技术标准体系表》,以此为基础,《中文新闻信息技术标准体系表》正在调研和编制标准体系框架阶段。《新华通讯社技术标准体系表》之标准体系层次结构如图2所示。

《中文新闻信息技术标准体系表》已经调研和准备调研的单位包括报业(人民日报、中国日报、大众日报等)、学术机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上海交大等)、广电(中央台音像资料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资料馆、北京电视台、天津电视台、广电总局规划院等)、网络媒体(国新办、八大网络站点)、新华社上海分社、浙江分社以及与企业公司(方正、青苹果、点通、大洋、索贝、新奥特、清华紫光、中科软、中软等)。涵盖了平面媒体、广电媒体、网络媒体;技术系统使用单位、承建单位;以及高校等学术机构。

六.遇到的问题和下一步工作

“荷赛”框架对中国新闻摄影的影响 第5篇

1. 框架理论概念

凡纳入框架的实景, 都成为人们认知世界的部分, 用以诠释现象的“架构”, 以此来解释、转述或评议外在世界的活动。框架使人们将社会真想转换为主观思想的重要依据, 人们借由框架整合信息, 了解事实。

本研究试图呈现“荷赛”的获奖作品所选择的框架过程, 进而了解“荷赛”的评选标准, 分析出“荷赛”选择获奖作品的侧重点, 而这些侧重点对中国新闻摄影是如何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的。

2.“荷赛”获奖作品的构建框架

“荷赛”从1967年创建开始, 到2009年已经举办了52届, “题材重大、瞬间动人、技艺完美、拍摄难度大、效果显著”这是历届“荷赛”惯用的评价标准。这漫长的历史过程, 每年从众多的参选图片中选出最终的获奖作品, 这无形中烙印了评选者的个人烙印, 而这些个人烙印也是在“荷赛”这个传统的框架中圈定的, 这些都无形中逐渐形成了属于其特有的新闻摄影框架, 也就是其特有的图片诠释语境。

本文选择50届、51届、52届“荷赛”的获奖作品进行分析点评, 共计180幅 (每届各60幅) , 分析“荷赛”获奖图片呈现何种框架模式。

从选择的版本的分析结果看到, “荷赛”的获奖作品“黑镜头”占据了绝大多数, 反映战争灾难的图片也是主角;偏暖的, 社会关怀人文角度的摄影作品相对偏少。当然选择的脚本中会存在着交叉的现象, 诸如在日常生活表现类的作品中也有“黑镜头”呈现, 比如第51届生活类组照二等奖作品“乌克兰矿城”就以非常冷静、冷调、沉寂的镜头语言给受众呈现乌克兰矿城生活中的人们的无望、惶惑的景象。

二、“荷赛”框架对中国新闻摄影的影响

纵观这几年中国参加“荷赛”并获得了大奖之后的种种反应:52届结果公布之后, 杭州日报在头版特别介绍了集团两位获奖者以及部分获奖作品;深圳晚报用了两个专版, 介绍了获奖者的拍摄感言和部分获奖作品。获得了“荷赛”奖之后, 获奖者获得了中国新闻摄影界的高度关注。

我国于2005年开始创办中国国际新闻摄影比赛 (简称“华赛”) , 其中也见到“荷赛”构建框架的种种影子, 虽然“华赛”强调的是和平与发展的主题, 但是灾难、战争、黑镜头仍是主角。

一般来说, 新闻框架受到记者个人认知结构、新闻常规、组织内部控制机制及不同立场的消息来源等多方面的影响。因此, 对新闻事件具有不同的框架呈现, 而使得媒介诠释出来的新闻也就呈现了不同的意义。因此对“荷赛”, 我们没有必要盲目地迎合, “荷赛”不是新闻摄影评价的唯一标准, “荷赛”构建的新闻框架我们可借鉴, 但是并没有必要盲目崇拜。

三、中国新闻摄影未来的走向思考

1. 于平淡处见细微

凸显在外的灾难表象当然更容易捕捉和获取, 这也是摄影总是喜欢追随战争和灾难的原因, 与此相反, 能在平淡如水日常生活中去敏锐地发现深刻的瞬间, 这是一种更加高潮的思维能力, 而这样的照片, 也许更能真实地表达这个世界。第51届的“荷赛”获奖作品“难民在法国的家”就是在日常生活的组照中发现那些在战争背后的故事。中国的新闻摄影可以借鉴此路径, 把日常生活中的点滴融入到新闻摄影中, 把对生活的感悟放置到取景框中。

2. 和平与发展为主题

虽然中国的摄影大赛“华赛”的评选标准中常见到“荷赛”影子, 这并不是说不表现战争、灾难, 而是要通过反映战争制止战争, 通过灾难来制止灾难。第52届“荷赛”中, 中国杭州日报的摄影师陈庆港拍摄“走出北川”的照片获得突发新闻类的一等奖, 照片中一位伤者被几位解放军用担架抬着出了废墟, 伤者的白色被子、浅色的担架与周围记者故意压低的暗色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此照片显示了摄影师的人文关怀视角, 用暖性镜头的发挥向世人展示了中国人民对灾难的那种不畏惧、勇敢精神。

3. 多元化、个性化发展

多元化是今年中国摄影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从许多中国摄影师, 特别是年轻摄影师的作品中可以看出, “荷赛”建立起来的新闻摄影审美观已经为中国人所了解、接受和运用, 逐渐成为我们报道摄影语言有机的组成部分, 成为我国摄影多元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应该看到, “荷赛”对摄影的评判在更大程度上代表的是欧洲的摄影评判标准, “荷赛”构建的新闻摄影框架也不是唯一的框架, 中国新闻摄影应该在借鉴的基础上, 找出自己的发展路子, 朝多元化、个性化路线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晓蓉.荷赛情结与中国新闻摄影[J].中国记者.2000年第4期:P69

体育新闻传播的框架与需求分析 第6篇

国家对全民健身运动的倡导, 使得人们对社区体育、学校体育等社会体育活动的热情日益高涨, 但是在媒体上, 对于和基层百姓相关的社会体育新闻却鲜有报道。

现今新闻媒体对体育新闻的报道, 考虑到商业价值, 将收视率高的竞技体育新闻作为主要的报道内容, 而大众体育、全民健身等社会体育新闻的报道只占了很小的比例。以占据大众传播主流的报刊、电视及网络为例, 笔者对多家报纸的体育报道和电视体育新闻作了调查, 得出的数据显示:竞技体育新闻所占比例超过80%, 社会体育新闻只有不到20%, 网络更是将体育新闻竞技化发展到了极致, 由此可见百姓身边的社会体育新闻遭受了冷落。这种报道的缺失会导致人们对体育认知的缺失, 从而减少人们对社会体育的关注。对于收视率、阅读率来说, 片面的报道也会失去一部分受众。

一些媒体只注重竞技性、对抗性强的国内外大型赛事体育新闻, 却忽视了大众体育、全民健身等基层百姓所从事的社会体育活动。竞技体育比社会体育和学校体育等体育活动更加刺激, 具有对抗性和竞争性的优势。对于篮球迷们来说, 世锦赛自然要比社区业余篮球赛更具吸引力, 关注竞技体育新闻的多为中青年男性, 这一人群的需求是激烈和直观的比赛。因此, 他们对于竞技体育新闻的关注度远高于社会体育新闻。但这些并不说明群众体育新闻就无人关注, 社区体育活动无论男女老少都能参与其中, 往往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但在收视率、阅读率, 广告和经济效益的驱使下, 各媒体一边倒地倾向于竞技体育, 从而忽视了社会体育。媒体报道的偏离使得人们对于体育的认识片面化, 错误地将竞技体育看做是体育的全部, 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们从事社会体育活动的热情。媒体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 还应担负起社会责任, 加强对社会体育新闻的关注, 满足不同人群对于体育新闻的需求。[1]

对于学校体育新闻报道的需求

体育包含竞技体育、社会体育和学校体育, 相应的体育新闻也应包括竞技体育新闻、社会体育新闻和学校体育新闻。学校体育是体育得以良性发展的基础, 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学校体育的重要性。以往我们总是在强调, 体育运动应该从孩子抓起, 让他们在学生时期产生对某项体育运动的兴趣, 从而热爱体育运动, 反过来再利用这个基础来提升整个国家在体育运动上的国际竞技水平。但是学校体育却很难真正被关注起来, 学校体育新闻报道也一直不被媒体重视。原因在于学生参加的学校体育, 其内容往往是以培养学生体育运动兴趣为主的比赛和游戏, 例如, 学校运动会就设有很多体育趣味游戏。这些对于成年人来说是不具有吸引力的, 新闻媒体也会为保障收视率、阅读率而迎合优势人群的喜好, 将竞技体育新闻报道作为报道的主流, 逐渐减少对学校体育的关注度;长此以往, 学校体育新闻就会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对于体育发展起重要作用的学校体育, 就会越来越不被人们所重视和了解, 这对于学校体育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2]

一个只有官方支持, 而没有广大人民群众关注与支持作为基础的项目, 想要开展起来是极其不容易的。作为媒介的广大新闻媒体, 应当起到应有的作用, 可以对学校体育进行系列报道、跟踪报道, 让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学校体育新闻, 对学校体育改革进行支持, 促进学校体育良性发展。

对于非事件体育新闻报道的需求

单场比赛的过程与结果被称为事件新闻, 这是体育新闻最为常见的报道形式。它的优势在于:1.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一场比赛正在进行的同时就能通过媒介进行报道。2.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对比赛精彩细节的描述可以抓住读者的心理, 吸引读者的注意。它的缺陷在于:1.报道无法有广度。奥运会、亚运会、世界杯足球赛、篮球世锦赛、网球大满贯赛事、高尔夫巡回赛等, 几乎每时每刻体坛都在上演精彩的对决, 对于大部分体育爱好者来说, 即便是有大把的时间, 也常常是顾此失彼, 无暇顾及所有比赛, 而此时事件新闻报道只是在详细地报道某一场比赛, 无法帮助体育爱好者们顾及全局。2.报道无法有深度。只是对每一场比赛进行常规报道, 而只凭一场比赛来分析竞赛双方在一个系列赛事中的综合表现, 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它不具备对于赛事的深入报道。

体育非事件新闻也是新闻的一种报道形式。体育非事件新闻报道的不是哪一个具体事件, 而是对某一种体育现象带有理性分析的深入综合报道。一般体育非事件新闻报道的内容可分为三种:综述性新闻、综合性新闻和经验性新闻。它的特点在于:1.报道广阔而精练, 无论是周期多长的比赛, 还是国内外同时进行多个大型体育赛事, 通过一篇不超过千字的体育综合性新闻, 就可以让读者基本了解近几日各赛事的全貌, 让无暇顾及众多比赛的人们不会错过热点比赛的结果和简明过程。2.报道有深度且具前瞻性, 对比赛各方在一个赛事、多场比赛的表现进行综合的深层分析和评述, 一篇百余字的赛事分析便能增强读者对比赛的阅读性, 在此基础上, 对于之后比赛将出现的热点和焦点做出前瞻性的预测。[3]

可以看出体育事件新闻与非事件新闻是良性的互补关系, 一些媒体只注重体育事件新闻报道, 却往往忽略了体育非事件新闻报道的重大作用。

对于体育新闻适度娱乐化报道的需求

北京奥运会无论从转播的国家、转播的时间还是全球观众的数量, 都是历届奥运会之最。之所以有这么多国家、这么多人关注体育新闻, 其本质在于人们已经把对体育的欣赏作为了生活的一部分。体育源于游戏, 游戏的目的之一就是娱乐大众。它能够在生活节奏日益变快、工作和学习压力日趋加大的当今社会, 使人们放松心情, 从紧张而繁琐的状态中摆脱出来, 这种娱乐功能是体育运动的魅力所在, 也是体育新闻迅速发展的动力之一。另外, 注重体育新闻的娱乐化功能可以为媒体获取丰厚的经济利益, 使媒体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得以生存和发展。但是在收视率、阅读率和经济利益的驱使下, 过分地将体育新闻娱乐化, 将会使体育事件本身在报道中被淡化, 甚至失去其本身的意义。综合近几年的体育新闻报道, 可以发现一种规律, 体育事件本身所占的报道篇幅越来越小, 而对于明星运动员花边新闻的报道则长篇累牍。特别是网络, 事无巨细, 从体育明星结婚生子到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举手投足, 都要品评一番。一些媒体硬是要把体育新闻变成娱乐新闻, 观看一篇赛事报道, 运动员的私生活成了主题, 而比赛过程则成了点缀, 舍本逐末。更有甚者, 一些网络体育报道为了吸引读者注意, 用“血战”、“宰杀”等血腥字眼冠以题目, 内容充斥暴力, 看起来像一篇恐怖新闻;还有一些网络媒体总爱把“星”与“性”联系起来, 不惜捏造虚假新闻来迷惑受众, 内容略显低俗。[4]这些都是将体育新闻过分娱乐化的表现, 其目的是为了满足一部分受众的猎奇心理, 从而提高媒体本身的点击率, 谋取经济利益。

体育新闻报道在娱乐大众的同时, 还应将提高人们的娱乐品位、提高人们的审美情趣以及树立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 作为自己的使命。体育新闻的纯粹娱乐化, 在短期内也许能为一些媒体带来经济效益, 但其出现低俗、虚假新闻的现象违背了新闻媒体生存的基本准则, 必将丧失公信力和权威性。纯粹地叙述体育新闻事件是枯燥的, 而纯粹地将体育新闻娱乐化则是空泛且必将走向低俗的。只有深度报道与适度娱乐化有机结合的体育新闻, 才是既能触动人心, 又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

对于体现人文关怀的体育新闻报道的需求

体育运动中的运动指的是人的运动, 人是运动的主体, 人自然也就成为体育新闻报道的核心。体育运动的力与美展现得充分与否, 取决于参与运动的人。观众热爱某项体育运动, 从事这项体育运动的明星运动员就会成为他们的偶像, 观众对于他们的关注度就会很高, 这说明了在体育报道中人的重要性, 体现了体育“以人为本”的特性。体育新闻报道就应该充分显示对人情感的关注与尊重, 体现人文关怀。

在竞技体育新闻报道中不难发现这样一个规律, 报道的焦点都是胜利者, 无论摄像机的镜头还是报刊的版面, 统统都对准了获胜者, 而其他运动员则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就连一向以“重在参与”为主旨的群众体育运动, 也几乎成为“胜者世界”。2011年11月24日广州亚运会110米栏赛场, 当刘翔摘冠后, 他成了所有媒体聚焦的中心。绝大多数新闻媒体都以最快的速度, 发布了亚运史上第一个110米栏“三连冠”的诞生。而获得亚军的另一位我国优秀短跨运动员史冬鹏, 却很难在镜头中出现, 报刊、网络上也难觅其踪, 唯有在新华网一篇题为《110米栏刘翔破纪录豪取三连冠书写亚运会新历史》的报道中出现了史冬鹏的名字:“北京时间11月24日消息, 在刚刚结束的亚运会男子110米栏决赛中, 中国飞人刘翔以13秒09打破亚运会纪录, 夺得三连冠。这也是亚运会历史上第一个110米栏三连冠。史冬鹏以13秒38获得亚军, 朴泰映以13秒48获得第三。”竞技体育运动, 每个项目冠军就只有一个, 我们在崇尚胜利的同时, 对其他参与者难道就没有敬佩之心吗?相信他们在日常训练中也都付出了血与汗水的努力, 毕竟没有谁不想获取好的成绩。媒体在关注冠军的同时, 对其他运动员的成绩也应该肯定, 这是一份简单而又不可或缺的尊重。[5]

体育运动原本是不分尊卑的, 但同样是奥运项目, 同样都有我国运动员参加, 但媒体对残奥运动员却没有那份热情, 原因很简单, 人们对于残奥会的关注度不高, 对媒体的收视率、阅读率偏低, 利益驱动不足。而残奥健儿们付出的努力却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他们同样也有着对荣誉的渴望, 对于他们难道就不应该多一份关注和关心吗?广大传媒报道的作用之一就是宣传与普及, 只要媒体多宣传, 相信关注和关心他们的人是会越来越多的。

结语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物质生活正逐步得到满足, 人们对于精神层面的需求日益凸显, 体育新闻报道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唯有在现有的基础上, 找到不足、与时俱进, 才能真正满足社会发展对于体育新闻报道的需求。本文从以上五个方面提出了现实中体育新闻报道存在的不足之处, 阐明了社会对于体育新闻的需求, 强调了媒体对于完善体育新闻报道的关键作用, 谋求体育新闻报道更加全面、良性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大中, 杜志红, 陈鹏.体育传播——运动、媒介与社会[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6.[1]王大中, 杜志红, 陈鹏.体育传播——运动、媒介与社会[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6.

[2]崔慎之.当下体育新闻症候分析[J].新闻知识, 2009 (5) .[2]崔慎之.当下体育新闻症候分析[J].新闻知识, 2009 (5) .

[3]陈岩.网络对体育新闻传播的影响[J].新闻爱好者, 2011 (3上) .[3]陈岩.网络对体育新闻传播的影响[J].新闻爱好者, 2011 (3上) .

[4]段娟玉, 李济东.体育新闻娱乐化的适度性[J].新闻前哨, 2009 (7) .[4]段娟玉, 李济东.体育新闻娱乐化的适度性[J].新闻前哨, 2009 (7) .

框架理论在新闻报道中的应用 第7篇

一、框架理论的概念界定

框架是源于认知心理学的一个概念, 美国学者高夫曼 (Goffman) (框架理论重要的研究者) 将这个概念引入文化社会学后, 再度被引入到大众传播领域, 并成为其定性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所谓框架, 指的是人们用来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心理模式;所有我们对于现实生活的经验归纳、结构与阐释都依赖于一定的框架;框架能使我们确定、理解、归纳、指称事件和信息。因此, 框架可被视为个人或组织 (包括新闻媒介) 对社会事件的主观解释和思考结构。 (1) 综合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 就形成了对于框架概念的两种理解:一类是指“界限” (boundary) , 可引申为对社会事件的规范, 人们藉以观察客观现实, 凡纳入框架的实景, 都成为人们认知世界中的部分;另一类则是指人们诠释社会现象的“架构” (building frame) , 以此来解释、转述或评论外在世界的活动。 (2) 在新闻报道中, 新闻框架也同样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对新闻材料的选择, 包括新闻来源和消息来源两个方面;二是新闻材料的建构, 主要指报道对象的圈定、报道内容的表现以及报道数量、版面位置和主题基调等。 (3) 框架一方面反映了社会事件如何被新闻媒介主观呈现,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受众如何主观地解读新闻报道。从20世纪80年代初框架理论被引入大众传播之后, 许多相关研究就是按这两个层次进行的。

二、框架与媒体角色定位

这里主要研究的是不同意识形态的、不同质的媒体角色定位中的框架理论应用。

媒介环境是指媒介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媒介环境的宽松与否及其形式直接决定了媒介本身的方针、性质、定位、新闻报道形式等。大众传播是一个具有强大影响力的社会信息系统, 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都会把它纳入社会制度的轨道, 让其为国家利益服务, 因此传播制度即是社会制度对传播控制的体现。媒体必须首先立足于本国环境之内, 为本国利益集团服务才能谋求更大的发展。媒体的言行必须符合相关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 这是媒体安身立命之根本。在分析网络媒体对“台海5·20事件”报道问题上即以框架理论为基础, 分析内地、香港、新加坡和台湾等地网站对有关“5·20”事件前后的报道, 三方网站出现了不同的报道框架, 主要体现在选择主题、消息来源和关键词上。媒体通过对主题的选择与组织, 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同时通过反复报道某主题而强化该主题的重要程度。对于消息来源, 消息主要是来源于官方信息源, 这表现出在重大政治事件发生过程中媒体对官方信息源的信任与依赖。以台湾网站的相关报道为例:台湾官方是消息源的中心 (40.7%) , 内地官方本着“听其言, 观其行”的原则伺机而动, 是消息源的次中心 (18.6%) , 海外官方以美日为主。框架没有对错之分, 每个事件总存在多种可供选择的框架。每个新闻机构都有它们自己的政治信仰系统, 都要受到来自各方面利益集团的压力, 它们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合适的新闻框架, 将它们的思想、意识、倾向等反映其中。

借助框架理论分析两岸媒体对涉及两岸关系的重大政治事件, 在新闻报道上呈现上有巨大的差异。在对连战“和平之旅”两岸媒体报道的比较研究中, 两岸媒体在新闻材料的选择上, 都表现出新闻材料选择的本地原则:本地新闻材料的选择均占90%以上, 但是对对岸媒体和国际媒体的援引率则较低。它们在报道敏感的政治事件时, 由于受政权控制程度和媒体体制的差别, 两岸的媒体都倾向采用最有利于其观点表达的框架完成对新闻事件的建构。大陆着重于连战的言行的细节描写, 而台湾媒体很少有这方面报道。面对敏感政治问题, 在媒体有限的自由下, 各种媒体的“自由动作”最是有限。

三、框架与受众认知

现在传媒的高度发展使人们生活在三种不同的现实中:客观现实, 即我们生活的客观世界;媒介现实, 媒介所呈现出来的媒介世界;受众现实, 即受众通过媒介对客观现实的认知。其中, 从媒介现实到受众现实是传播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受众在阅听新闻报道的时候, 会依照过去的经验表现出一定的倾向, 这就形成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的趋同、协商或对立, 并实现三种现实之间的转换。在媒体报道我驻南使馆被炸事件中, 由于受众主要通过新闻媒介获知主要事件的消息, 电视新闻报道与受众的回忆大致是一致的, 反映了特殊时期媒介框架和受众框架在对现实世界的认知上的趋同性。对“非典型肺炎”的报道则说明在重大灾害性事件面前, 主流媒体应该运用及时、准确、全面的新闻框架对事情进行报道, 这有利于受众正确对待社会现实, 否则大道不通就为小道消息、谣言、流言提供了空间, 产生更大的社会危机。

在“5·12”汶川地震中, 无论是对灾情的报道还是对社会大规模爱心行动的宣传启动上, 都可以明显地看出, 媒体吸取了“非典”时期报道的经验教训, 使汶川灾难第一时间得到传播, 使灾民第一时间得到救助。中国人民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凝聚力, 中国人的爱国情达到最大程度的爆发, 媒体功不可没。一个框架能够涉及的层面越广, 涉及社会成员的范围越大, 动员力就越大, 越能获得受众的支持。

四、框架与媒体舆论导向

这里主要研究的是同种意识形态下, 同质媒体中的框架理论应用。

用新闻框架理论对新闻报道进行分析能够看出新闻媒体是如何操纵报道进而影响到官方、媒体和大众之间的关系。记者在反映新闻事件时会受到潜意识的支配, 分析事件进而影响受众。当某种语言惯例化后, 人们就会接受这种语言、这种认知方式, 并把它沉淀下来成为自己认识新事物的基础。而这种认知模式的设立常常是为利益集团一方服务的, 控制语言进而控制人们的思想, 以维护自己的权势。

在“9·11”事件中, 美国媒体利用关键词、形象、信息来源弘扬了战争、军事反应和团结、正义三大主题, 构建了一个这样的框架———美国军事领导的国家战争将是阻止突发的恐怖袭击的最有意义的手段。媒体构建的环境让公众认为战胜刚刚经历的恐怖就必须发动战争。结果调查显示92%的人赞成美国对恐怖组织采取行动, 媒体成功地引导了受众舆论。还有在美伊战争中, 美军被描绘成热爱自由的军队, 而伊拉克军队则被描述为残忍、专横, 并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西方媒体在报道国家利益时也常用“国际社会”、“人道主义”、“拯救危机”这些有鲜明框架理念的词来影响全球舆论。

五、框架与事实呈现

框架理论和议程设置一样, 虽然不能保证让受众怎样想, 但是却可以在让受众想什么上产生效果。在报道中, 媒体通过对某些问题的报道量加以控制或突出报道某些问题, 影响受众对这些问题的认知, 引导受众对该事件关注度, 让人们对一定的社会事件关注根据报道情况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 将社会现实转变成人们的思想。

中国人民对艾滋病的认识过程正凸显了媒体报道呈现这样一个社会现实, 引导受众认知的过程。在过去的19年中, 《人民日报》将有关艾滋病的报道从角落放置到头版, 而且刊登的有关“艾滋”的文章数量急剧增加 (从1985年的8篇增加到2003年的233篇) 。艾滋病第一次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出现是在1996年;2003年, 有8篇有关“艾滋”的文章刊登在头版上, 而且有越来越多的文章出现在各个版面上;2003年12月1日, 世界艾滋病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前往医院看望了艾滋病病人, 有关媒体进行了电视转播。这是中国政府的高层领导人第一次就此问题进行公开表态。这一中国政府最重要的报纸对艾滋病的报道, 可以反映出在艾滋病问题上中国媒介的发展进程及中国政府的态度、政策的发展进程, 将人们对艾滋病从知之甚少到老幼皆知, 将人们的关注视角从国外转回国内。事实说明我国艾滋病情况有愈演愈烈之势, 是不容乐观的, 必须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六、框架的修辞手法运用

框架与修辞看似毫不相关的两个词被放到了一起, 这是因为新闻媒体在利用框架的方式进行报道时, 间接地达到了修辞的效果。当代中国大陆地区体育报道中, 战争隐喻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全国政协委员王蒙建议媒体不要过分夸张体育比赛的政治意义, 他同时否定“体育比赛是和平时期的战争”的说法。由于战争框架和体育比赛框架具有的高度相似性, 战争用语就常常被用来描述体育赛事:“高丽战车碾过巴林”、“半决赛广东主场疯狂屠龙”、“易建联取两双报横扫之仇”等等, 如此种种赛事描绘, 让人们间接地感知赛场上你死我活的对抗、比赛的激烈情况, 调动受众积极参与的热情, 能引起更多的注意力。但是这种报道方式会引导受众忽略体育本身和体育精神, 而单纯追求比赛结果的胜负, 容易将友谊赛上升为团体或国家力量的对抗。当比赛承载了过多的感情时, 体育比赛就会变质, 国民情绪是比赛不能承受之重。

框架结构可以充当一座桥梁、一种介质, 联系起一切有内在联系、有意义的事情, 达到“1+1>2”的宣传效果, 但是这种联系必须以有利于社会发展为前提。

七、框架的局限与创新

框架是人们接触外在世界, 组织事件的心理原则与主观解释过程的基础。对新闻工作者而言, 他们在处理新闻事件的时候, 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启动他们已有的认知框架。他们会根据已有的经验框架判断事件新闻价值的大小, 同时在考虑这个事件和公众的关系以及社会意义后, 再把它转换为新闻报道。但是正因为经验框架的存在, 人们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框架以外的真相, 形成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指的是人们对某一类人或事物产生的比较固定、概括而笼统的看法, 是我们在认识他人时经常出现的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受经历的限制, 我们只能“由部分推知全部”, 由我们所接触到的部分, 去推知这个群体的“全体”。刻板印象固然有省事省力的好处, 但不少情况下却会出现耽误大事的判断错误。惯例、常规、传统, 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 便会形成一种心理定势、思维定势。时间越长, 这种定势对人们的创新思维的束缚力就越强, 要摆脱它的束缚也就越困难, 越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刻板印象有超越事实的生命力, 一旦形成就很难因为新信息而改变。

只有思维创新才能时时赋予事件新的生命力, 所以我们在做新闻报道时要永远充满着创新的渴望。思维创新是一种打破常规、另辟蹊径、具有创建意义的思维。它主要是突破定势思维, 包括多个创新方式:发散思维———点燃灵感的星星之火———是从仅有的信息中尽可能向多方向扩展, 而不受已经确定的方式、方法、规则和范围等的约束;侧向思维———跳出原来的圈子;逆向思维———反其道而行之。相应地, 在新闻报道中可以从这几方面进行创新:新闻内容创新;新闻形式创新;选题创新;观念创新和语言创新。现在的新闻表现形式、报道题材、风格等相较于以前都有了较大的进步, 如幽默新闻和对比性新闻的出现都是创新的成果。

参考文献

①③潘晓凌、乔同舟:《新闻材料的选择与建构:连战“和平之旅”两岸媒体报道比较研究》,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5年第4期, P.55①③潘晓凌、乔同舟:《新闻材料的选择与建构:连战“和平之旅”两岸媒体报道比较研究》,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5年第4期, P.55

新闻的框架研究论文 第8篇

一、“框架分析”下的央视“典型框架”探究

在大众传播研究领域, 框架分析的中心问题是媒介话语 (文本) 的生产。由于新闻并非自然产物, 而是新闻工作者对客观事实的主观呈现, 因而记者在处理信息和意义时必然有整体性的“诠释基模” (schemata of interpretation) , 此即“新闻框架” (news frame) 或“媒介框架” (media frame) , 而框架就可被视为是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媒介机构在组织事实过程中的主观性介入。[1]故新闻媒介具有“建构社会真实概念”的功能。

(一) 议题框架分析

这一部分的研究是解决“想什么”的问题。麦克姆斯和肖提出, 新闻媒体本身具有议程设置的功能, 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2]而如其主旨所言, 《新闻1+1》中的创办理念是选取当日热点话题进行讨论, 那么栏目对“热点话题”的选择和界定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带入性。

本文选取2015年4月1日至5月25日的《新闻1+1》为样本, 共计42篇报道, 结合栏目实际情况, 我们将报道主题进行如下分类:国内政治经贸、社会问题、外交事务、港台事务、军事报道等, 根据内容的契合度, 将“国内经贸”的内容纳入中国梦的“国家富强”层面;“社会问题”的报道纳入“人民幸福”的层面;而“外交事务”和“港台事务”则囊括在“民族振兴”的层面。统计在不同议题框架下的内容组成部分, 以此来拟出《新闻1+1》栏目是如何在“中国梦”这一宏观命题下进行叙事的。

借鉴藏国仁对框架理论三层次的论述, 我们将“中国梦”的三大表现即“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振兴”看做是用于确定主题的高层次结构。议题框架中的事件即国内经贸、社会问题等事件看做是层次结构, 议题框架下的微观事件看做是低层次结构。

从表1可以看出, 《新闻1+1》栏目对于涉及“人民幸福”的社会问题报道量居于首位, 占到了样本总数的59%, 其主要内容包括了社会热点的环境问题、网络赌博现象、交通安全以及公权的制约与监督等。选择代表性高、影响力大的事件作为点评对象, 对于尖锐问题不逃避, 不失语。这样对《新闻1+1》栏目的影响力与专业度的塑造有着重要的影响。

居于第二位的议题是在“国家富强”层面的“国内政治、经贸”问题, 占到了样本总量的21%。“央企换帅、国企改革、惩治贪腐”这一系列问题是国家、政府的着力点, 也是新一届领导集团的重拳出击之处。将此类问题放置在这样的比例下, 既通过电视媒体将此类事件公之于众, 侧面解释了党和政府的立场、态度。同时, 从量上来说, 合理地把控了宣传之“度”, 保持在民众可接受、易理解的范围, 完成了作为官方媒体的宣传使命。

最后, 居于“民族振兴”层面的“外交、港台事务”, 二者相加占到了样本总量的16%。对于外交问题的选择及报道的数量是有意降低, 也是囿于栏目“社会热点报道”的定位, 在“涉外报道”层面上减少, 增强国内热点报道, 凸显了栏目的接近性和央视栏目布局的互补性特征。

(二) 报道框架分析

报道框架能影响受众对新闻报道的具体感知和解读。如果说“议题框架”是在告诉人们应该“想什么”, 那么“报道框架”则是试图去影响受众该“怎么想”。由“议题框架”和“报道框架”合力塑造的“中国梦”是一个丰满的具象, 易被受众感知、理解和接受。本文将“报道框架”分为“报道手法”和“报道方式”两类。

1. 样本选择。在研究“中国梦”这一宏观叙事下新闻评论节目是如何报道的, 笔者采取了分层抽样的方法, 即分别在“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以及“民族振兴”这三个主题下随机抽取一期节目进行报道手法和报道方式的研究, 来探求央视《新闻1+1》在报道不同的主题节目下, 其报道方式有何异同。抽样情况如下:1) “国家富强”层面:《季建业:非典型贪腐》20150407。2) “民族振兴”层面:《中业岛, 这里是中国的领土》20150513。3) “人民幸福”层面:《行车记录仪里的真相》20150505。

2. 报道手法分析。在《季建业, 非典型贪腐》这一期中, 以季建业在法庭读自悔书的场景开场, 专案组成员讲述整个办案过程, 同时邀请中国社科院廉政研究中心专家来对案件进行解读, 分析权钱交易的私密性和稳定性特征, 解释法律对于此类案件的惩处力度, 宣扬法律知识, 属于明显的政策性叙事与一般叙事的框架运用。在《中业岛, 这里是中国领土》这一期节目中, 从其标题就可体会出此栏目鲜明的态度。同时, 在节目报道中, 开篇是对“中业岛”的地理位置、主权归属等由主持人进行讲述, 具有极强的民族主义色彩, 采用了民族主义叙事框架。同时, 广泛地将国外媒体对中业岛的报道进行原文转载, 以此展示国际舆论对此的态度等, 以全球视野来回应菲律宾一方的说辞。此为全球化叙事框架运用。在报道社会新闻《行车记录仪里的真相》时, 开篇渲染故事的氛围, 用打人者和被打者的冲突来吸引观众, 在讲述时注意新闻事件的故事性, 强调别车打人事件的矛盾所在, 辅之以当事人的忏悔进行主题的渲染。属于典型的戏剧性叙事框架范畴。同时, 主持人在旁边以第三人称讲述事件, 客观陈述全过程, 仍然以事实为第一位, 并非为了新闻而编造故事, 增添了节目的严肃性与说服力。

3. 报道方式分析。“报道方式”的划分即新闻的感情色彩上的划分, 以研究新闻报道的倾向性。按照感情色彩的划分, 本文将其分为正面 (赞扬事件本身或社会现象的) 、负面 (批评事件主体或社会现象) 、中立 (客观陈述事实) 报道三个部分。在《季建业, 非典型贪腐》这一期中, 虽然内容是在讲国家公职人员的贪污腐败问题, 但是在面对我们的“中国政府”这样的报道对象时, 它用的词汇多为“惩治力度加大”“法网恢恢, 疏而不漏”“彻查”等褒义色彩浓重的词语。在叙述主要案情时则多采用客观报道的手法, 还原事件本身, 报道色彩呈中性。在“民族振兴”这样一个主题层面下的《中业岛, 这里是中国领土》这一期中, 在涉及“中国政府”为主体的报道对象时, 是呈中性特征的, 然而在叙事事件本身时, 作为新闻媒体的《新闻1+1》, 在此时充当了“新闻发言人”的角色, 强烈地表达了自身的立场, 不但对此事件进行了详尽的报道, 同时解析了事件背后的动机, 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在社会新闻《行车记录仪里的真相》这一期中, 节目回归了新闻的本体, 对事件的报道较为客观, 报道方式为原始视频的如实回放、事件过程的全面呈现以及报道方式上的绝对中立。没有带有明显感情色彩的词汇。但是, 在面对“打人者”和“被打者”两个行为主体时, 有明显的批评态度, 如“暴力”“赌命”等贬义词汇, 呈负面报道。

二、电视评论节目传播“中国梦”的路径探究

本文以框架理论为基础, 探究电视新闻评论在“中国梦”塑造方面的典型框架, 通过以上的分析, 对电视评论类节目在“中国梦”的塑造和表达上, 笔者提出以下几条建议:

(一) 从网络热点中找选题, 以节目定位定基调

网络作为开放的媒介平台, 在其多元化、碎片化的信息中形成“热点话题”, 这一过程本身就完成了初步的内容筛选和关注度聚焦。电视新闻评论节目在进行节目素材遴选时, 应把关注点放在网络热点话题上来, 根据自身的节目定位进行筛选判定。将关注度高、与节目契合度好的话题进行整理搜集, 是扩大节目的影响力、提高收视率的一个良方。

在《新闻1+1》中, 多期的新闻由头皆来自网络热点话题, 成功地将网民吸引到电视节目中来, 不但提高了关注度, 也极好地切合了“选取当天最新、最热、最快的新闻话题展开评论分析”这一节目定位。

(二) 软化“中国梦”, 巧用“热话题”

作为电视新闻评论节目, 自然承担了舆论引导功能。对“社会热点话题”的选择与界定往往决定了受众“想什么”的问题。在《新闻1+1》栏目中, 我们将中国梦的三大主题拆分来看, 在传播“国家富强”层面, 此栏目通过“国企改革”“央企换帅”“惩治贪腐”等作为子话题来进行支撑, 以此反映国家政府的执政与治理能力, 昭示“国家富强”之梦的制度保障;在“民族振兴”层面, 通过对国际的领土纠纷等问题的报道与评论, 表达政府的立场, 体现央视品牌新闻评论的话语建构与博弈能力;再来看表达中国梦“人民幸福”这一内涵层面, 报道与评论聚焦在“环境问题”“网路赌博”等具有尖锐社会矛盾、影响面大的话题上。

可以看出, 在针对与受众息息相关的话题时, 显示出报道的力度较大且更为直接。这也给“中国梦”的传播策略一个提示:宣传中无论是报道还是评论, 并非一味地“歌功颂德”“报喜不报忧”就好, 切到实处, 揭示问题, 解决问题, 站在百姓角度说话, 以此展示正能量, 才是“中国梦”有效传播的正确途径。

(三) 立足深度挖掘, 找准报道框架

电视以其权威性、可信任性在深度挖掘上有着其他媒体难以比肩的优势。在电视评论节目中, 要善于发挥此优势, 将新闻做深做细, 以此来吸引受众注意, 提升节目的关注度。同时, 通过对《新闻1+1》的报道框架分析我们可以看到, 在面对不同题材时, 要因材制宜, 确保不同题材的合适表达。

在表现“国家富强”层面, 多用政策叙事框架、一般叙事框架, 以正面报道、中性报道为主, 达到宣传阐释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目的;在“民族振兴”层面, 则较多地使用民族主义叙事框架、全球化叙事框架, 以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为报道基调, 激发全体中华儿女的民族认同感;在“人民幸福”层面, 以戏剧叙事框架、一般叙事框架讲故事, 站在民众的角度表达立场, 用生动的故事、悬念或冲突来报道新闻事件, 与受众保持一个语境, 从而激励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摘要：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 “中国梦”的愿景成为我国政府的主要指导思想和重要执政理念。传播“中国梦”的理念, 不仅有助于人们加深对其的认识, 鼓舞和激励全国人民的信心与斗志, 同时也是电视作为文化创意产业提升其品牌内涵的重要举措。《新闻1+1》作为央视的一大名片, 在此方面做出了努力。本文旨在探讨《新闻1+1》栏目“中国梦”传播的框架机制, 分析其运作特点和叙事策略, 并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中国梦》,《新闻1+1》,框架分析

参考文献

[1]张明新.后SARS时代中国大陆艾滋病议题的媒体呈现:框架理论的观点[J].开放时代, 2009 (02) :131-151.

新闻的框架研究论文 第9篇

关键词：新媒体时代,电视新闻,叙事框架,意见表达

20世纪下半叶,新科技革命浪潮悄然兴起。在这一情势下,信息社会的传统结构被打破,新媒体时代到来。相对于传统媒体时期,新媒体时代下的传播环境、舆论环境以及信息生产模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首先是传播环境的改变。经历了改革开放后,当前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政治结构、经济体制以及思想观念等方面均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了深刻变化。外部条件和情况的转变势必会造成当今传播环境的差异。正如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说,新闻就是一个相对自足的知识“场域”(Field),即“一个有结构的社会空间”,在新闻场域内部存在着权力关系,同时新闻场与其他场域(如政治、经济)之间因资本交换的需要而形成互动关系。[1]与其他文化场域相比,新闻场域天然靠近政治场域,受其影响自然在所难免。新媒体时代下,社会处于转型期,影响新闻的外在场域也在发生变化,促进了传播环境的改变。其次是舆论环境的改变。随着新媒体技术的迅速发展,受众碎片化趋势势不可当,传统媒体的舆论导向模式面临着困境。原本处于主导地位的传统主流媒体(特别是政府主办的新闻媒体)的舆论引导权威被削弱,同时在对新媒体的舆论监管及导向方面传统媒体也面临着重重困难。第三,信息生产模式的改变。新媒体时代下,信息生产甚至新闻生产早已不是传统媒体的专利,新闻平民化浪潮让传统媒体受到了极大冲击,信息生产的主动权已难独揽在手。

综上所述,新媒体时代带给传统媒体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特别是传统媒体的王牌产品——电视新闻节目,必须要采取相应措施方能争取观众。其中,在叙事框架和意见表达上做文章是电视新闻节目在新媒体时代下改革的重点。

一、新媒体时代的新话语:电视新闻叙事框架分析

(一)重视形式:电视新闻叙事框架的重要性

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其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指出了“公共机构”的存在意义:“有时候,公共领域说到底就是公众舆论领域,它和公共权力机关直接相抗衡。有些情况下,人们把国家机构或用来沟通公众的传媒(如报刊)也算作‘公共机构’。”[2]同样的,电视作为沟通公众的传媒也属于公共机构的范畴,其产品——电视新闻节目更是被国家赋予了引导舆论等重要使命。然而在新媒体时代,受众已经不满足于电视新闻节目直接陈述新闻事实的方式,而是渴望获取更快、更多、更全面的信息。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出现,新媒体在上述方面显然比传统的电视新闻节目更胜一筹。既然不能在内容上做文章,传统的电视新闻节目脱离现状的唯一出路只有改变固有模式,建立新的叙事框架。

相较于其他传统新闻媒介,电视新闻在叙事方面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电视不仅天然具有报道事件的权力,而且能结合画面声音等视觉符号系统为采集回来的素材重新构建一个时间和空间结构,赋予事件新闻价值和意义。[3]视觉化趋向的影响使得人们的目光在电视画面上聚焦,这种用画面和声音重新解读新闻的方式让电视新闻不单纯停留在客观叙事上,也兼具情感的表达,引导着受众对新闻的特别解读。

(二)透过“大陆游客香港被打死事件”看电视新闻建构的力量

一般来说,人们总是固定地将“眼见为实”当做思维模式中的定式。基于这一点,受众总是相信这样一个“神话”:只要新闻话语叙述的是事实,并对其不作任何评论,这样的新闻便是客观的、公正的。[4]然而,受到政治、经济、历史等外部条件的制约,任何呈现在受众眼前的新闻都是媒介再加工后的产物,并非纯粹的事实。同样的,电视作为媒介也天然地带有一种倾向性。这种倾向性主要来源于在新闻中处于当权者位置的新闻来源,而主持人一方面起到向受众传达所谓“新闻事实”的作用,另一方面则被“真正的说话者”限制和约束。

虽然每档电视新闻节目均会借助所谓的“真实”及“现场”的流动画面(镜头语言)获得传播效果,但是因其受众差异会选择不同的叙事框架,形成不同的舆论倾向,造成受众对同一件事情的不同解读。例如,今年10月19日发生的“大陆游客在香港拒绝高价购物被拉出店外打死”事件,中央电视台和地方电视台选择了不同的叙事框架。作为官方“传声筒”的代表,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针对该事件的报道中不乏“疑似”、“是否”等模糊的用词,同时侧重于事实的陈述。主持人的现场连线选择了本台驻港记者,而不是香港方面对此事的直接负责人或现场目击民众,说明整个新闻节目仍然建立在表达官方立场的基础上,且直到最后也没有明确提出应归责于谁。这样的叙事方式呈保守谨慎的态度,给受众留下思考的空间,舆论导向性也不明显。相较于受限较多的中央电视台,地方电视台则在对该事件的报道上更加灵活,个性化的叙事语言和方式是其亮点。深圳卫视《正午30分》栏目就明确提出了“游客在港被打死,板子该打哪?”的问题。围绕这一论点,主持人毫不隐晦地表达出“此事件让内地人遭受到‘灭顶之灾’、打死陆客纯属‘野蛮行径’”的言论,同时时事评论员也明确指出“香港脱不了干系”。犀利的言辞让受众对整个新闻节目的立场一目了然,也让赞同这一立场的人与电视新闻节目中阐述的观点产生重合,从而衍生出符合这部分受众价值观的舆论。相较于央视新闻频道和深圳卫视的报道,东方卫视对于该事件的报道则添加了现场采访的环节。记者通过现场采访同一时间到香港旅游的旅行团团友,获取最靠近事发地的信息。“不购物就打”、“我跟着看,竟然打到嘴角流血”等目击者的话语以同期声的方式播放出来,让新闻节目的全面性、客观性得以提升。

(三)构建叙事框架的关键:从多种叙事视角出发

针对同样一件事,中央电视台和地方电视台的新闻报道之所以会有差异是叙事视角有所不同。关于这一点,法国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家热奈特认为叙事视角可分为三类:“我们把第一类,即一般由传统的叙事作品所代表的类型改称为无聚焦或零聚焦叙事,将第二类改称为内聚焦叙事,第三类改称为外聚焦叙事。”[5]无聚焦或零聚焦叙事又被称为全知视角叙事,这种叙事视角的优势在于叙事者可不受任何视域的局限,叙事角度灵活自由,有利于增加报道的权威感和可信度,从而获取受众的信赖。比如在上文中提到的东方卫视对于陆客在港被殴致死的报道就采用了该种叙事视角,主持人对事实的陈述与现场目击者同期声的结合让整个新闻报道更加全面可靠。这种个性化的叙事视角容易引起受众的共鸣,同时带动观看这档节目的观众的情绪。而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则采用了外聚焦叙事(又被称为纯客观叙事视角),相对于其他两种视角,新闻事件的叙事者必须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上,不能偏袒事件主体的任意一方,只对事件过程进行阐述,不掺杂个人观点。选择这样的叙事视角对于官方代表的中央电视台是较为合适的。

叙事视角的选择对同一事件不同叙事框架的建构是至关重要的,产生的传播效果也截然不同。新媒体时代下,各大电视新闻节目要根据实际,选择与自身受众群体相适应的叙事视角,从而建构起多样的叙事框架。

二、提高电视新闻的锐度:用意见表达占据话语制高点

(一)“表达”——新媒体时代新闻的核心

在中国社会转型之前的传统媒体时代,人们通常把新闻等同于信息,阅读新闻的过程就是接收信息的过程,媒介和受众的互动极少。随着9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大陆“逐渐成为了当前较为显见的碎片化的社会生态”,[6]不同阶层开始出现并作为新的社会力量,并逐渐有了需要迫切表达的利益诉求。当各阶层群体开始固定后,高度的群体认同感随即产生。这就促使不同阶层成员们将表达的欲望转化为表达的勇气。在此环境下的受众已不满足于接收电视新闻节目单纯叙述的事实,他们在渴望了解真相的同时也期待媒介能引导其对事件的判断。

新闻的功能不再局限于信息传播意味着媒介应该对固有的新闻报道作出改变。如何在新媒体时代提高电视新闻的影响力?必须从锐度入手。所谓“锐度”是指电视新闻的意见表达,也是当前电视新闻较为缺乏的方面。特别是在当前竞争严峻的形势下,诸如中央电视台等传统主流媒介在突出新闻“锐度”方面已经迫在眉睫。

(二)意见表达是重塑电视新闻权威性的必经之途

受到新媒体时代的冲击,电视在新媒介的优势面前其权威性和影响力已不如从前。如果电视依然从事简单的信息收集和播报工作,其前景将令人担忧。既然在日趋开放的社会中依靠纯粹的内容已不足以制胜,那么“敢说”就势必成为了电视新闻吸引受众的新途径。正因为意识到该问题,不少地方电视台(如深圳卫视、凤凰卫视等)已经采用在节目中表达对新闻事件意见的方式来制作新闻。

在新闻范畴中,意见表达分为两种,即“隐性表达”和“显性表达”。“隐形表达”指在新闻报道中选用何种框架、视角、叙事方式来隐晦地表达意见倾向;“显性表达”指媒介人物直接代表媒体言说,发表意见。[7]上文中提及的深圳卫视的时事评论员就陆客在港被殴致死一事在节目中直接发声,称“香港脱不了干系”,这属于“显性表达”。而东方卫视则从现场目击者的视角出发,站在最靠近事发地围观者的立场隐晦地表达意见。这些方式无疑都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出各电视台自己的观点,与此前仅仅陈述事实相比是巨大的进步。近年来,作为国家电视台的央视也开始开办一些新闻评论类的栏目,如《新闻1+1》。从观众的反馈来看,这种“说实话、说真话”的新闻节目已经获得认可。因此,通过强化意见表达来重塑电视新闻权威性已成为电视媒介的必经之途。

三、电视媒介在新闻叙事框架和意见表达中的现实局限和方法分析

意识形态是观念、观点、概念、思想、价值观等要素的总和,它不是人脑固有的产物,而是根源于社会存在。对于原本是哲学范畴中的概念,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却认为:“意识形态是意义建构的过程,即将原初事实进行‘符号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意识形态不仅是一种观点,还是一种特定的诠释事件的‘框架’(frame),或者说是一种特定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和结果。”[8]从这一点来看,新闻话语在本质上就是意识形态的,因为从对事实进行取舍再到新闻节目制作完成的过程本身就被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因此电视新闻所报道的不是简单的读者需要,而是更为深层的价值尺度、道德要求和特定的价值指导。[9]换言之,这是电视新闻构建叙事框架时的现实局限。

人们对特定事物总存在某种固有的、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这种意识被称为“刻板成见”。[10]它会左右受众对某种事物的价值判断和评价标准。由此观之,电视新闻节目在构建叙事框架时,切忌脱离受众所固有的接受心理和价值观。例如,各大电视台针对陆客在港被殴致死事件,虽然都从不同的叙事视角建构出不同的叙事框架,但是归根到底它们都是建立在同一意识形态下的产物。若有任何一家电视媒介持“香港打死人者无罪”的观点,则这家电视台的看法必然会被受众排斥。高度接近受众的接受心理和价值观是电视媒介选择新闻叙事框架的必要前提。

关于意见表达方面,电视媒介要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在特定的叙事框架下“说实话、说真话”,同时要说得有广度、有深度,方能在提升电视新闻公信力和权威性方面闯出一片天地。

参考文献

[1]皮埃尔·布迪厄(法).关于电视[M].许钧,译.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46.

[2]哈贝马斯(德).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2.

[3]赵晶.大众文化语境下的电视新闻叙事特征分析[D].重庆:四川外国语大学,2012:8-9.

[4]曾庆香.新闻叙事学[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19.

[5]热拉尔·热奈特(法).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M].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29-133.

[6]孙立平.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即分析模式的转换[J].南京社会科学,2009(5):93.

[7]易前良,王朝红.从改变语态到意见表达:中国电视新闻变革的三个节点[J].国际新闻界,2010(12):88.

[8]曾庆香.新闻叙事学[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21.

[9]乌日根.电视新闻叙事技巧和镜头语言[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