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标志物范文（精选10篇）
综合标志物 第1篇
1 hs-cTnT
cTnT是心肌肌钙蛋白 (cTn) 的亚基之一, 在心肌细胞受损后3～4h, cTnT释放入血, 浓度可升高10～50倍, 甚至上百倍, 并持续时间长, 达2～3周, 是高灵敏度、高特异度的心肌损伤监测指标[1,2,3,4]。但现有的cTnT检测方法的灵敏度尚不能完全满足临床要求。随着hs-cTnT检测方法的问世, 使cTnT的检测灵敏度提高到0.003μg/L, 以血清hs-cTnT 0.014μg/L作为诊断临界值, 能较好地满足AMI诊断指南对方法学的要求[5]。大量临床研究资料[3,4,5,6,7]均证实:相对于cTnT, hs-cTnT对AMI的诊断灵敏度更高, 更有利于AMI的早期诊断。
2心脏脂肪酸结合蛋白 (H-FABP)
心脏脂肪酸结合蛋白 (heart fatty acid binding protein, H-FABP) 是一组低分子量 (15kD左右) 胞液蛋白, 在长链脂肪酸的摄取、转运及代谢调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证实, H-FABP是心肌敏感的缺血损伤性标志物之一, 当AMI发病2～4h血中H-FABP阳性率达95%, 6h内敏感性为96.7%[8]。有研究表明, AMI和不稳定性心绞痛患者胸痛发作6h以内的H-FABP水平均明显高于稳定性心绞痛患者和健康人群, 而AMI患者的H-FABP高于不稳定性心绞痛患者, 说明血浆H-FABP的水平高低可作为心肌损伤严重程度的判断指标。因此, H-FABP的水平高低, 不仅可为急性冠脉综合征的危险分层及治疗策略提供依据, 还可作为估计心肌梗死面积和评价心肌梗死后再灌注是否成功的标志[9,10]。
研究资料表明, 早期血清中H-FABP浓度升高与脑梗死面积和病情严重性有关[11,12], 推测H-FABP可作为早期诊断缺血性卒中潜在、快速的生物学指标。Cathercin G、Wunderlich等[13,14]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
3糖原磷酸化酶同工酶BB (GPBB)
糖原磷酸化酶同工酶BB (glycogen phosphorylase isozyme-BB, GPBB) 是一种急性心肌缺血生化标志物。在AMI患者胸痛发作后1～4h GPBB开始升高, 是4h内最敏感的生化标志物[15]。有研究表明[16], GPBB能敏感的检测患者在冠脉搭桥手术期间的心肌局部缺血性损伤和梗死, 且GPBB与心肌缺血面积/横截面积比值呈正相关, 故GPBB可以作为心肌缺血缺氧的特异诊断指标, 并可用于ACS患者的早期危险度分层。
4间质金属蛋白酶-9 (MMP-9)
间质金属蛋白酶-9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9MMP-9) 是金属蛋白酶家族的一员, 它是一类内切酶, 主要由单核细胞、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及内皮细胞等多种细胞分泌。在血管组织, MMP-9主要集中在斑块比较薄、易于破裂的部位。在心脏组织, MMP-9在心肌损伤后参与基质降解, 抑制AMI后的心室重构。它在AMI发生后18～24h血中浓度开始升高, 42～54h达峰值, 高峰为参考值的2～3倍, 发病1周后恢复正常。临床研究表明[17], MMP-9在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和斑块破裂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是造成斑块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5 B型利钠肽 (BNP)
B 型氨基端利钠肽原前体被切掉 26 个氨基酸组成的信号肽后生成 B 型氨基端利钠肽原 (NT-proBNP) , NT-proBNP再经蛋白酶的切割生成由32个氨基酸构成的具生理活性的B 型利钠肽 (B-typed Natriuretic Peptide, BNP) 。在心肌缺血时, BNP和NT-proBNP同时释放入血。研究表明, 在不稳定心绞痛患者中NT-proBNP水平和患者的死亡率密切相关, 因此有学者建议将二者作为常规检验应用于临床[18,19,20]。
6和肽素 (copeptin)
Copeptin 是精氨酸加压素原的C末端的一部分, 含有39个氨基酸的糖肽。它和信号肽、精氨酸加压素、神经垂体激素运载蛋白Ⅱ共同组成前精氨酸加压素原, 和血管加压素等量产生和共同分泌。copeptin 与血管加压素相比, 半衰期更长。有关资料表明[21], 血浆copeptin水平的升高和心力衰竭、死亡的发生率紧密相关, 是ACS潜在的危险因子之一。Reichlin 等[22]对487名ACS患者进行的研究发现, 确诊为AMI患者的copeptin水平较其他疾病的患者高出17%, 联合检测copeptin和肌钙蛋白能够显著提高诊断的准确性 (联合检测ROC曲线下面积为0.97, 单独检测肌钙蛋白为0.86) 。这说明对于ACS患者, copeptin可以作为一个心血管事件发生率和病死率的独立预测指标。
7妊娠相关血浆蛋白A (PAPP-A)
妊娠相关血浆蛋白A (pregnancy-associated plasma protein A, PAPP-A) 是一种与妊娠相关的大分子糖蛋白, 孕妇血中PAPP-A主要由胎盘产生。最近研究表明[23,24,25,26], PAPP-A是胰岛素样生长因子Ⅰ (insulin-like growth fator-Ⅰ, IGF-Ⅰ) 蛋白家族成员, 人体血管平滑肌细胞、内皮细胞、细胞外基质、单核细胞中均有PAPP-A表达。PAPP-A在心脏性猝死和有不稳定或破裂的动脉粥样斑块患者的血清中明显增高, UA和AMI患者中血清PAPP-A浓度也升高[23]。PAPP-A与cTnI和CK-MB的研究比较都表明PAPP-A不是心肌坏死的标志, 它与目前可利用的心肌损伤标志物不具相关性[24]。有文献表明[25,26], PAPP-A能够在cTnI未升高的情况下诊断ACS, 并可作为一个独立标记预测将来患缺血性心脏疾病的危险度。
8可溶性CD40L (sCD40L)
可溶性CD40L (sCD40 ligand) 是肿瘤坏死因子超基因家族的一员, 分布于多种细胞, 包括上皮细胞、平滑肌细胞、激活的血小板等, 是各种免疫与炎症调节的重要通路, 包括调节动脉粥样硬化的演变。sCD40L大部分由有活性的血小板衍生, 有分泌细胞因子和化学增活素 (chemokines) 触发血管内皮细胞的炎症反应。研究表明[27,28], ACS患者中血小板激活和sCD40L 水平密切相关, 即sCD40L水平增加与将来再发心脏疾病的危险性增加有关, 有显著的预测价值, 比CRP能提供更好的危险评估。若sCD40L和CRP、cTn联合检测将改善死亡和MI的危险分层[29]。
9髓过氧化物酶 (MPO)
髓过氧化物酶 (Myeloperoxidase, MPO) 一种血红素蛋白, 贮存在多形核中性白细胞和巨噬细胞嗜苯胺蓝颗粒中, 炎症时释放进入细胞外液和全身循环。文献表明[30,31], MPO能破坏保护粥样斑块的胶原层, 结果斑块被巨噬细胞完全浸润而变脆弱, 纤维帽变薄易受侵害和破裂, 导致ACS的发生。ACS患者血浆MPO浓度能够预测将来心脏疾病的危险度, 具有高水平MPO的ACS患者更易受到死亡的威胁。
10同型半胱氨酸 (Hcy)
同型半胱氨酸 (homocysteine, Hcy) 是血浆中一种含硫氨基酸, 是蛋氨酸转甲基反应的中间产物。近期研究表明, Hcy主要通过致炎症因子、氧化应激和内质网应激、DNA低甲基化、免疫应答等多种细胞机制激活炎症细胞因子、细胞分化介质, 从而损伤内皮细胞功能, 从而导致AS的发生与发展[32,33]。流行病学研究也表明, Hcy水平与血管危险之间呈高度相关性, 血浆Hcy每升高3μmol/L, 缺血性心脏病发生率增加11%, 脑卒中发生率增加19%[34]。这充分说明, 高Hcy血症与心脑血管事件发生密切相关, 血清Hcy测定可作为一个指标评价心脑血管事件发生的独立危险因子[35,36]。
11白细胞介素 (IL)
白细胞介素 (IL) 是由多种免疫细胞分泌的一类细胞因子。研究表明[37], IL-6、IL-10和IL-18与ACS有关, 血清IL-18、IL-6水平与IL-10水平呈显著负相关, 抗炎症因子IL-10对斑块不稳定性的发生可能有一定的阻抑作用, 提示促炎因子IL-18、IL-6与抗炎因子IL-10之间的平衡失调可能是促使AS斑块不稳定进而导致ACS的重要原因。
IL-18是近年来发现的一个重要的多效能促炎细胞因子, 它参与了AS的形成与ACS的发病, 可作为冠心病一个新血清标志物, 对于冠心病患者病变斑块状态及危险度分层提供更重要的血清学诊断依据[38]。
12缺血修饰白蛋白 (IMA)
缺血修饰白蛋白 (ischemia modified albumin, IMA) 的形成机制目前尚不完全明确, 现认为可能是缺血状态人血清白蛋白 (human serum albumin, HAS) 氨基N-末端2～4个氨基酸乙酰化、缺失转变而成。IMA 作为新的诊断心肌缺血的指标, 其敏感性明显高于传统的生化标志物, 在心肌缺血发生5～10min即开始升高, 持续时间3～6h[39]。Sinha等[40]研究发现, IMA 诊断 ACS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期值 (PPV) 、阴性预期值 (NPV) 分别为82%、46%、72%、59%;心电图为45%、91%、89%、49%;cTnT为 20%、99%、96%、42%;3项指标联合检测为95%、42%、74%、84%。可见, 以IMA预测ACS的敏感性高, 但特异性差。Liyan 等[41], 在对肌钙蛋白T正常的ACS患者的研究中发现, 联合H-FABP和IMA比单独使用IMA有更好的灵敏度 (96.3%) 和准确度 (92.6%) 。
目前, 仍在研究的针对ACS早期诊断的其他标志物有肌浆球蛋白轻链 (MLC) 、肌浆球蛋白重链 (MHC) 、白细胞弹性蛋白酶、钙卫蛋白 (MRP) 、血栓前体蛋白 (TPP) 、P-选择素、黏附分子等。随着基因组学和蛋白组学的发展, 更多的组织特异性和敏感性高的ACS标志物将被发现, 这对ACS的早诊断、早治疗具有非常重要的临床价值。
综合标志物 第2篇
（1）消防应急照明定义
就是指当火灾发生时，为人员疏散、消防作业而设置的照明。（应急照明从电源上分为使用消防电源、集中蓄电池电源、带蓄电池作备用电源等）
（2）消防应急照明设置部位
①楼梯间、防烟楼梯间前室、消防电梯间及其前室、合用前室和避难（间）。
②配电室、消防控制室、消防水泵房、防烟排烟机房、供消防用电的蓄电池室、自备发电机室、电话总机房和火灾时仍需坚持工作的其它房间。
2、疏散指示标志
（1）疏散指示标志：火灾发生时，为人员疏散提供标志的各类灯具或标牌。
疏散指示标志有蓄光型发光标志牌和带灯光的指示标志两种。带灯光的指示标志带有备用蓄电池，分为平时不亮事故时亮和一直亮的两种控制方式。
（2）高层民用建筑、公共建筑、高层厂房（仓库）及甲、乙、丙类厂房应沿疏散走道和在安全出口、人员密集场所的疏散门的正上方设置灯光疏散指示标志
（3）疏散指示标志的安装要求
①安全出口和疏散门的正上方应采用“安全出口”作为指示标识；
②沿疏散走道设置的灯光疏散指示标志，应设置在疏散走道及其转角处距地面高度1.0m以下的墙面上，且灯光疏散指示标志间距不应大于20m；对于袋形走道，不应大于10m；在走道转角区，不应大于1.0m3、蓄光疏散指示标志
下列建筑或场所应在其内疏散走道和主要疏散路线的地面上增设能保持视觉连续的灯光疏散指示标志或蓄光疏散指示标志：
①总建筑面积超过8000m2的展览建筑；
②总建筑面积超过5000m2的地上商店；
③总建筑面积超过500m2的地下、半地下商店；
④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
⑤座位数超过1500个的电影院、剧院，座位数超过3000个的体育馆、会堂或礼堂。
4、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的检查要点
（1）疏散指示标志及应急照明灯的数量、类型、安装高度符合要求，疏散指示标志能在疏散路线上明显看到，并明确指向安全出口；商场内的广告标志不应遮档疏散指示标志；
（2）应急照明灯主、备用电源切换功能正常，切断主电后，应急照明灯能正常发光；
（3）检查产品合格、合法的证明文件；
（4）检查集中控制型消防应急灯具的控制器是否能控制或显示与其相连的所有消防应急灯具的工作状态，并显示应急启动时间
综合标志物 第3篇
关键词：交通枢纽；指路标志；方法研究
中图分类号：U41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5-0201-01
对于驾驶员来说，大型综合交通枢纽有着路网密集、转向复杂、路况多变的特性，往往出现因标志设置不当，而导致驾驶员驶入错误路径的情况出现，严重时甚至导致交通安全事故。在大型综合交通枢纽的信息指引体系中，指路标志作为驾驶员的重要引导者，对于保障驾驶安全、出现特殊事件下交通流的顺利疏通、保证交通运行效率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指路标志设计来说，信息的筛分是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环。基于此，本文提出一种针对大型综合交通枢纽的指路标志信息分级方法，旨在为枢纽区域标志设计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保障枢纽交通安全，提升路网效率，使指路标志对驾驶员起到良好的诱导作用。
一、进枢纽方向标志信息分级
进入枢纽方向，驾驶员主要关注如何到达枢纽内部的各个交通中心或换乘中心。其关注的目的地大致有5类，信息类别不多，故筛选较为简单，不赘述，仅作分级如下：
1级：机场（出发、到达）、铁路（出发、到达）
2级：社会停车场、出租车停车场
3级：工作区
二、出枢纽方向标志信息的筛选与分级
（一）出枢纽方向标志信息初步选择。指路标志中的目的地名称信息需要有远程目的地和近程目的地两种。前者应指示道路大范围的地理走向，一般选择沿线距当前所在地最近处的基准地区（直辖市、省会、自治区首府），将到达这些基准区时，可增加临近的直辖市、省会、自治区首府作为基准地区。如果沿线无直辖市、省会、自治区首府，也可以选择沿线的副省级城市、地级市或其他对定向起重要作用的地点或地区。
近程目的地用来在近距离范围内定向出口目的地。如果沿线的互通立交、桥梁、隧道或著名旅游区等对近距离内的定向有帮助，并能保证目的地跟踪的明确性，则这些设施可作为近程目的地。
至此，可以得出，远程信息的选择上，不将目的地地点距离驾驶员的距离作为主要考虑因素，而是从方向定向上，选择合适的目的地。这一目的地需要有较高的经济、政治、交通地位。
在近程信息的选择上，由于近程信息可能会较多（基准地区、著名交通枢纽、旅游区等），故需要进行信息筛选。
（二）出枢纽方向标志信息筛选。曾有研究人员利用信息衰减因子的概念来确定驾驶员所需要的路线及地点信息的选取原则。认为40km是标志信息效益的最大的范围取值，由此，可以将40km作为指路标志信息提供范围的一个定量指标。以驾驶员驶离点作为圆心，40km为半径，画一个圆，圆内的重要道路名、地区名称、地点名均为考虑对象。这是信息选取的第一步——粗略地选取出可能需要的备选信息。
1.目的地信息的分层与排序。本文在此做两步工作：第一步，将所有信息分层。根据路网结构情况，将信息分为A、B、C三层。
分层的目的在于方便区分在不同等级道路上行驶的驾驶员对于不同等级的前方道路选取各自所需的目的地信息，现将所有备选信息进行分层，分结果参考表（1）。需要注意的是，这三个信息层互不重复，其合集即为路网信息全集。
第二步，将各类信息的优先级进行排序。信息不能过载以防驾驶员无法有效地进行标志视认，在信息的布设上，每个方向的信息不应超过两个。重要路线信息重要程度最高、地区（直辖市、省会、自治区首府、副省级城市、地级市）次之，再次为飞机场、火车站、港口以及交通集散点，旅游景区、保护区、博物馆、文体场馆等最次。
信息类型优先级A层信息B层信息C层信息
公路编号
（名称） 高速公路、国道、城市快速路编号（名称）省道、城市主干线编号（名称）县道、乡道、城市次干路和支路编号（名称）
地区名称信息 重要地区（直辖市、省会、自治区首府、副省级城市、地级市）主要地区（县及县级市）一般地区（乡、镇、村）
地点名称信息交通枢纽信息 飞机场、省级火车站、港口、重要交通集散点地级火车站、长途汽车总站、大型平面交叉、大型立交桥县级火车站、长途汽车站、较大型平面交叉
文体、旅游信息 国家级旅游景区、自由保护区、博物馆、文体场馆省级旅游景点、自然保护区、博物馆、文体场馆地级、县级旅游景点、博物馆、纪念馆、文体中心
2.信息层次的选择。对于不同的驶离方向，信息层次选择如下：高速公路、国道、城市快速路：A层、（B层）
省道、城市主干路：（A层）、B层
县道、乡道、城市次干路和支路：（B层）、C层
在选择相应级别层次后，对各个目的地信息按照前文的优先级顺序再次筛选即可。至此，标志信息选择的方法已论述完整。
三、结论
大型综合交通枢纽是未来交通枢纽的发展趋向，而其信息指引系统对于枢纽的安全、有效的运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给出了一个简单易行的指路标志信息筛分方法，供设计人员参考，以提高设计质量，更好地服务于使用者。
参考文献：
综合标志物 第4篇
采用孕妇血清标志物进行唐氏综合征胎儿的筛查是一种非侵人性的检查方法,现已成为近年来国内外的研究热点,本文介绍了用于筛查唐氏综合征的各种母体血清标记物、各类筛查方案、筛查方法、实验检测方法及影响因素。
1 唐氏筛查的常用标志物
1.1 甲胎蛋白(AFP)
甲胎球蛋白(AFP)是胚胎早期的主要蛋白质,来源于胎儿肝脏和卵黄囊。在胚胎第20天时开始合成,第14～16周,孕妇血中可测到AFP,胎儿血中的AFP经羊水通过胎盘屏障渗入母亲血。AFP是胎儿的一种特异性球蛋白,分子量64000～70000(道尔顿),在妊娠期间可能具有糖蛋白的免疫调节功能,可预防胎儿被母体排斥。AFP在妊娠早期1～2个月由卵黄囊合成,继之主要由胎儿肝脏合成,胎儿消化道也可以合成少量AFP进入胎儿血循环。妊娠6周胎血AFP值快速升高,至妊娠13周达高峰[3],此后随妊娠进展逐渐下降至足月,羊水中AFP主要来自胎儿尿,其变化趋势与胎儿血AFP相似,母亲血AFP来源于羊水和胎儿血,但与羊水和胎血变化趋势并不一致。妊娠早期,母亲血中AFP浓度最低,随妊娠进展而逐渐升高,妊娠28～32周时达高峰,以后又下降。正是由于胎儿产生大量的AFP而仅有微量AFP可以进入母体,因此AFP可以作为某些胎儿缺陷的指标。妊娠时母体血清中升高的AFP全部是从胎儿那里来的,大约有2/3是通过胎盘进入母体,1/3是通过羊膜进入母体。在孕妇怀有唐氏综合征胎儿时,母体血清AFP水平比正常妊娠低23%左右,但是目前还不知道唐氏综合征时AFP水平降低的原因。
1.2 游离雌三醇(E3)
游离雌三醇(uE3)是由经胎儿肾上腺和肝脏最后由胎盘合成的一种甾体类激素。它以游离形式直接由胎盘分泌进入母体循环。在母体肝脏内很快地以硫酸盐和葡萄糖苷酸雌三醇的形式代谢。母体血清中uE3水平随着孕周的增长而增加。1988年,Can ick等报道,唐氏综合征胎儿的母体血清中E3水平低于正常25%,此后将E3作为一项筛查指标得到广泛应用[4,5]。
1.3 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
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是由α和β二聚体的糖蛋白组成。α亚单位为垂体前叶激素所共有,β亚单位是hCG所特异的,完整的hCG全部是由胎盘绒毛膜的合体滋养层产生,现认为是由滋养层过渡型细胞和合体细胞产生的。在妊娠的前8周增加很快,以维持妊娠,在大约8周以后,hCG逐渐下降,直到大约20周达到相对稳定。孕妇血清中的hCG主要以完整形式存在,游离β-hCG占总hCG的1%～8%。唐氏综合征时母体血清hCG升高[6],中孕期时约为正常的2倍。
1.4 妊娠相关血浆蛋白A (PAPP-A)
妊娠相关蛋白(PAPP-A)是一种大分子糖蛋白,分子量为750000(道尔顿),碳水化合物占20%,其生物功能尚不完全清楚。PAPP-A由胎盘合体滋养层和蜕膜产生,属于α巨球蛋白,具有激活补体,起免疫抑制的作用,孕早期就可以在母体血清中检测到[7],而整个妊娠期间,胎儿血中测不到PAPP-A,这是因为PAPP-A分子量大,不能透过胎盘进入血循环。它具有以下优点:在早早孕阶段,母血中即可测到。当其它妊娠蛋白水平开始下降时,母血PAPP-A水平仍在升高,它是唯一的一种在母亲血中浓度最高,羊水中次之,胎血中不含有的妊娠蛋白。在正常妊娠过程中随着妊娠进展,母体PAPP-A水平继续升高到妊娠足月时达高峰。于孕6周在孕妇血清中即可测出,并随孕周增加而增多,但直至足月仍无峰值出现。唐氏综合征胎儿所有器官包括胎盘均发育不全,胎盘合体滋养层功能下降,合成PAPP-A减少。研究发现唐氏综合征的孕妇血清PAPP-A水平在早孕期比正常孕妇低,孕14周后与正常妊娠没有差异[8]。因此,在早孕期低水平的PAPP-A是筛查染色体异常胎儿的较好指标,尤其是唐氏综合征胎儿,检出率可达60%。
1.5 抑制素-A(inhibin-A)
抑制素-A(inhibin-A)是由女性卵巢粒膜细胞及男性睾丸支持细胞连接复合体(又称塞托利细胞连接复合体)分泌的多肽类激素。成熟的抑制素由A和B两条肽链组成。B链有两种亚型BA、BB,根据与A链结合的B链亚型的不同,将抑制素分为Inh ib in A(A2BA)和Inh ib in B (A2BB)。其中Inh ib in B是男性体内分泌的主要类型,女性也能分泌Inh ib in B,但女性主要分泌Inh ib in A。妊娠时母体血清中的大量抑制素来源于胎盘的合体滋养层。早孕时母体血清中不能检出抑制素B,抑制素A在孕10～12周时增加,并达高峰,在妊娠中期下降成一个平台,但到妊娠晚期时再一次升高,足月时达最高水平。唐氏综合征胎儿的母体血清抑制素A水平高于正常妊娠孕妇水平,且其血清浓度不依赖于hCG浓度的变化。
2 筛查方案
单独使用一种血清标志物筛查唐氏综合征的检出阳性率较低,采用多项血清标志物筛查可提高检出率,降低假阳性率。一般认为,选择的筛查项目必须符合下列三点:①所选筛查项目必须是唐氏综合征比较常见和变化显著的标记物。②操作必须简单快速、成本低廉,同时假阳性率低(通常要求≤5%。③阳性结果应有利于实验诊断和随访。以下是常用的几种唐氏综合征筛查方案。
2.1 AFP筛查法
1984年Merkatx,发现唐氏综合征胎儿的孕妇血清中AFP水平低于正常孕妇,妊娠中期时约低25%.虽用单一AFP水平来筛查唐氏综合征,其检出率(约20%～25%的检出率),但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它首创使血清标志物的筛查方法为以后探索多项标志物筛查奠定了基础[9]。
2.2 AFP+E3+hCG筛查法
即著名的三联试验(T rip letest)。该试验是1988年W ald首先提出后得到广泛应用,其后的许多筛查方案都是以该方案为基础进行改良或参考该方案的基本原理进行组合而成的。该组合适用于中孕期筛查(14～21孕周),其唐氏综合征胎儿的检出率可达65%～80%,假阳性率为5%[10]。
2.3 抑制素A筛查法
1995年发现早孕期唐氏综合征母体血清中抑制素A水平显著高于正常孕妇。该发现具有重要意义,它可将筛查时间提前到早孕期(10～13孕周)。抑制素A筛查法比“三联”筛查法更简便、易行,且无需计算风险率,仅用浓度值即可较准确地筛查唐氏综合征。该法检出率为60%,假阳性率为4%。
2.4 PAPPA+B-hCG筛查法
本组合属早孕期筛查法。在8～13孕周时测定母体PAPP-A及游离B-hCG水平,唐氏综合征的检出率为62%,假阳性率为5%。而在15～22孕周时检出率为59%。一般认为该组合结合孕妇年龄是早孕期最佳筛查组合,其效果相当于中孕期的标准“三联”方法。
2.5 AFP+hCG筛查法
该组合适用于中孕期(14～20孕周)筛查,其唐氏综合征胎儿的检出率可达65%,假阳性率为5%。
2.6 AFP+hCG+PAPPA+E3筛查法
该组合适用于早中孕期筛查,通过检测孕妇血液中甲胎蛋白、非结合雌三醇、人体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和抑制素A,筛查检出率可达81%,假阳性率为7%。
3 筛查方法及实验检测方法
3.1 风险率
计算多标志物筛查方法得出的最后结果不是诊断而是风险率,它所提供的只是胎儿患唐氏综合征的概率,通常以U表示。U越小,风险率越高。计算顺序是:检测结果→中倍数计算→体重校正→年龄风险→似然比计算→风险率计算,由于计算比较繁杂,通常用计算机完成。
3.2 筛查方法
在孕早期(7～13孕周)β-HCG+PAPP-A组合DS的阳性检出率最高。
在孕中期(14～21孕周)AFP+β-HCG+uE3是最先被使用的组合,也是目前世界上应用最为广泛的组合,被称为传统的三联标记组合。这一组合的最敏感时期为孕14～21周,唐氏综合征(DS)阳性检出率为65%～80%,其中用于高龄孕妇则检出率更高。uE3作为标记物存在争议,许多实验室已放弃这一指标。
在孕中期(14～20孕周)AFP+β-HCG称为二联标记组合,这一组合唐氏综合征(DS)阳性检出率为65%,目前国内采用较多的一种组合。
3.3 实验检测方法
3.3.1 放射免疫分析法[11]
放射免疫分析法进行DS产前筛查应用早而且应用时间也较长,其检测的特异性和灵敏度高,但由于此方法存在放射性污染,试剂稳定性不高及有效期短等问题,应用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
3.3.2 化学发光免疫法
化学发光免疫法由于检测灵敏度比放射免疫分析法更高,化学反应简单、快速而无须催化剂使得它在产前筛查的应用前景非常广阔。
3.3.3 固相酶联免疫分析法
固相酶联免疫分析法(ELISA)是目前产前筛查DS较为常用的检测方法,其检测特异性可达到95%,敏感性可达到75%～85%,而且其检测成本低,实验操作简单,重复性好,目前我国应用十分广泛。吴忠琴等[12]应用此法对1149例妊娠14～20周妇女AFP和β-hCG两项指标进行检测,发现唐氏高危58例,对其进行羊水穿刺,羊水细胞染色体分析,发现唐氏综合征1例,其它染色体异常11例,证实该方法操作简便,安全性高。但固相酶联免疫分析法本身受固相反应的制约,同时酶标显色的稳定性易受环境温度和酸碱度变化的影响,故固相酶联免疫分析法并非理想的检测技术。
3.3.4 时间分辨荧光免疫法
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法具有标记物制备简单、有效期长、无放射性污染、标准曲线工作范围宽、应用范围广以及可进行双标记、甚至多标记[13]等优点,目前在我国应用广泛。刘俊涛等[14]应用此法对2886例孕妇进行DS产前筛查,并对高危孕妇做羊膜腔穿刺、羊水染色体分析,最后共检出11例DS,证实时间分辨荧光免疫法是目前筛查高危DS患儿比较可靠的方法。
3.3.5 磁性分离酶免疫法
磁性分离酶免疫技术是80年代中期瑞士Serono诊断中心发明的一种非同位素免疫检测的先进技术,称为磁性抗体免疫技术(magnetic antibody immunoassay,MA-IA)[15]具有分离完全、快速、显色稳定、重复性好的优点。此方法筛查DS的检出率75%,假阳性率5.2%,温严[16]等应用此法对青岛地区孕妇进行产前筛查,得出AFP、β-HCG中位数值曲线形态与文献报道基本一致。
4 影响因素
不同的实验检测方法各有利弊,认真选择以避免实验误差,另外还需要注意下列孕妇的相关因素。(1)胎龄:出现假阳性最多见的原因是对胎龄的估算错误。通常用孕妇末次月经计算胎龄的方法误差较大,建议在妊娠8～14周用超声测量胎儿的头臀径,或在妊娠第14周以上用超声测量胎儿的双顶径来估算胎龄,准确性高。(2)特殊因素:比如是否患有胰岛素依赖性糖尿病,以前有无唐氏综合征胎儿妊娠史,孕妇体重、种族以及是否吸烟,单胎还是多胎等。如有这些情况,应进行校正,特别对于AFP中倍数值的校正是必要的。
5 讨论
国内外常用的组合有二联法或三联法,甚至有四联、六联、七联,但从卫生经济学和社会效益的角度看,选择最少的指标组合而达到最大的预测效果是最理想的选择[17]。孕妇经过早孕期、中孕期的连续筛查,对高危(其唐氏综合征的则风险率>1/275)[18]孕妇应提供遗传咨询,结合孕妇年龄、家庭史、生育史等进行综合判断。行羊水穿刺或脐血取样,作染色体核型分析确诊。
目前我院采用AFP+hCG二联标记组合筛查法开展唐氏综合征筛查[18]。先筛查出高危孕妇,再进行产前诊断,这样既减少了盲目性,又降低了漏检率.具体方法是在孕中期(14～20孕周)时抽取孕妇血标本,采用酶联免疫法,将AFP、B-hCG标记物的检测值以及孕周、体重、年龄等资料输入到唐氏综合征筛查软件中,通过计算机应用系统进行生物统计学计算,估算出孕妇分娩DS患儿的风险率>1/275 (风险率截断值cut-off值)高危.对高危孕妇进行羊膜腔穿刺,抽取羊水培养后进行核型分析,以确诊是否患有唐氏综合征。采用二联标记组合筛查法阳性率接近三联标记组合筛查法,并可以减少患者30%检测费用.妊娠期母体血清多项血清标志物联合检测,对胎儿先天缺陷尤其对于唐氏综合征产前筛查有效可行。因此,妊娠期母体血清学筛查应扩大筛查人群,尽可能早地发现染色体异常的高危情况,经产前诊断及时采取措施,能降低先天缺陷患儿的出生率。从卫生经济学和社会效益的角度看,选择最少的指标组合而达到最大的预测效果是最理想的选择。
什么是“肿瘤标志物” 第5篇
长期的医疗实践证明，越是早期发现的肿瘤，治疗效果越好，治疗手段也越多。但是，目前通过磁共振、CT、X线显影或在内镜直视下能发现的肿瘤均已长成一定的肿块，尚达不到早期发现。怎样在正常细胞发生癌变时就能发现，一直是肿瘤学家和临床医学研究所追求的目标。
专家们将正常细胞与癌变细胞进行对比，发现它们之间在基因、功能、结构、形态方面的许多不同。在细胞癌变之后，癌细胞可以出现正常细胞所不具备的抗原、原白、酶、糖蛋白和多胺等物质，他们可以释放入血。在血中测量这些物质，则可以测知体内是否出现了肿瘤。由体液中能检出上述物质，可以用于肿瘤辅助诊断、治疗监测及疗效判断者，称做“肿瘤标志物”。
“肿瘤标志物”的陆续发现，给医学家们以巨大鼓舞。目前，经过实践考验的重要标志物越来越多。现重点介绍几种：
肿瘤相关性抗原 即肿瘤细胞所具有的抗原性物质，在癌细胞生长时释放入血中。①癌胚抗原(CEA)。正常人的癌胚抗原＞5微克／卜吸烟者可达10微克／升。如血中CEA明显高于此限，可能患结肠癌、直肠癌。经手术治疗后可恢复正常，如再升高则可能会是复发。因此，结肠癌、直肠癌术后患者应定期复查CEA。此外，肺癌、乳腺癌、肝癌、胃癌的患者也可升高。CEA的轻度升高(小于20微克／升)也可能是慢性胃肠炎症；②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正常男性的PSA＜4单位／升，前列腺癌时会明显升高；③糖链抗原(也称癌抗原，CA)是一类具有糖链结构的肿瘤细胞抗原，依研究者给予的编号分为多种。如CAl9－9、CA－50右用于辅助诊断消化道肿瘤，尤其是胰腺、刖：耻、胆管的肿瘤。正常人的CAl9-9＜37国际单位／毫升，CA－50＜15国际单位／毫升；CA－125用于卵巢癌的辅助诊断和治疗监测，正常人的CA-125＜37国际单们／毫升；CAl5－3用于乳腺痈的辅助诊断和治疗监测，正常人的CAl5－3＜28国际单位／毫升：④组织多肽抗原(TPA)。用于消化道肿瘤、肺癌、乳腺癌的辅助诊断，正常人的TPA＜11单位／升；⑤鳞状上皮癌相关抗原(SCCA)。用于宫颈癌和其他器官的鳞状上皮癌的辅助诊断。正常人SCCA＜25微克／毫升。
肿瘤相关性蛋白 应用最多的是甲胎蛋白(AFP)，它是肝细胞癌变以后的产物，用于诊断和筛查肝细胞癌。一般以AFP＞400微克／毫升为诊断标准，如AFP由低逐步升高至异常也可以诊断。我国学者在肝细胞癌的高发区用AFP筛查许多小肝癌患者，经手术及早治疗而免于扩散死亡。可以说，在“肿瘤标志物”中AFP是应用最为成功的一个。转移性肝癌患者血中AFP不会升高。
肿瘤相关性酶 某些器官的肿瘤细胞可以产生大量的酶。如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用于神经母细胞瘤和小细胞性肺癌的辅助诊断。正常人NSE＜4微克／升。前列腺特异性酸性磷酸酶(PAP)，用于男性前列腺癌的辅助诊断。正常人PAP＜3微克／升。
肿瘤相关性激素正常妊娠的妇女在怀孕第4～第60天，血中的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急速直线升高，从尿中大量排出。此时验尿中hCG即可测知是否怀孕，可用于早孕和早早孕的诊断。但是如绒毛膜上皮细胞发生癌变时，癌细胞会分泌大量的hCG。血、尿中成千万倍的升高，是绒毛膜上皮癌的重要表现。临床中的治疗效果也与hCG的升降程度有关，故须时常监测。妊娠60天后，如hCG不急剧下降，反而持续上升，则是葡萄胎的重要特征。
每种“肿瘤标志物”都有它的实用性和局限性。每种标志物的诊断敏感性和特异性也均不同，应由医师来正确掌握。必要时将几个指标联合检测，以提高诊断效率。
综合标志物 第6篇
目前的研究证明, 急性冠脉综合征 (ACS) (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 急性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 不稳定型心绞痛) 多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破裂、血小板活化及血栓形成有关。血小板具有激活、黏附、聚集、释放等基本功能, 它的活化受多种体内外因素的影响。血小板活化时各种颗粒内容物和特异膜蛋白释放入血浆或表达在血小板膜蛋白上[1]。血小板膜表面有多种糖蛋白 (GP) , 主要包括2类:第一类是血小板颗粒膜糖蛋白, 主要指P选择素和溶酶体膜蛋白。第二类是血小板质膜表面糖蛋白。主要指GPⅡb/Ⅲa和CD42、CD36、CD49b-CD29。P选择素是目前所知最能直观地反映血小板活化程度的特异性指标之一, 被认为是活化血小板标志物的金标准。CD63是检测血小板的理想指标[2]。尽管很多实验室已经开始采用ELISA或免疫放射分析技术对这些指标进行批量检测, 但其可靠性仍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Gumery等提出可靠的、临床可以广泛应用的有价值的血小板活化标志物必须满足3个标准: (1) 必须是血小板的特异性标志物; (2) 必须不受静脉穿刺和样品收集过程的影响; (3) 检测起来必须成本低、稳定、重复性好、实验技术简单, 如ELISA或者自动生化分析仪 (免疫比浊, 乳胶凝集) 。遗憾的是, 即便是已经获得公认的标志物也难以同时满足这3条标准[3]。最近有人提出:血小板可能在ACS中被预调节到转录水平上的一个高反应度, 并且在这个环境下信使核糖核酸池的变化会使血小板血栓前状态发生的可能性升高[4]。事实证明, 非ST段抬高心肌梗死患者相对于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和正常受试者的血小板功能基线有着明显的增强[5]。因此, 识别一个值得信赖的血小板活化标志物具有重要意义。一个理想的标志物, 特别是在急性冠脉综合征的紧急情况下, 准确、特异、快速, 可以使临床医生轻易做出诊断和预后判断。
2 最新的血小板活化标志物
在ACS中血小板活化的生物指标包括, (1) 裂开的表面分子:可溶CD40配体、可溶P选择素、可溶血小板胶原受体、可溶血小板膜糖蛋白亚基v; (2) 血小板表面分子:CD40配体、P选择素、激活了的糖蛋白Ⅱb/Ⅲa、磷脂酰丝氨酸 (PS) ; (3) 激活后血小板释放的分子:血栓素a2及其代谢物, 特别是尿-11-脱氢-血栓素b2, 基质金属蛋白酶 (MMPs) , β-血小板球蛋白 (β-TG) , 血小板因子 (PF) 4, 血小板反应蛋白 (TSP) 1, 骨髓相关蛋白 (MRP) 8/14, P选择素或组织因子 (TF) 导向血小板派生微粒; (4) 血小板-白血球聚合物; (5) 血小板转录物。
2.1 可溶P选择素
可溶P选择素的升高水平已经在急性心肌梗死 (AMI) 和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体内发现了。高可溶P选择素水平也和未来心肌梗死、中风、冠状动脉血流重建和心血管死亡有关系[6]。在冠状动脉血流重建之后可溶P选择素水平有一个大幅度的降低。最近一个令人关注的说法被提出:认为可溶P选择素的低水平可当作患者表达胸痛但不是心脏病发作的说明[7]。血浆中P选择素浓度变化可以反映冠心病患者冠状动脉内血小板活化和凝血酶激活的严重程度。研究证实, 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发病早期血P选择素、CD63, 均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 说明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发病早期即出现血小板活化程度增高[1]。
2.2 可溶CD40配体
CD40配体是Ⅱ型跨膜蛋白的一种, 它隐藏在未被刺激的血小板之中, 在血小板被刺激后它会立即暴露在血小板表面。暴露的CD40配体之后迅速从血小板膜上分裂出来, 生成可溶的碎片 (可溶CD40配体) 。在急性心肌梗死或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体内已经发现可溶CD40配体水平是升高的。对急性心肌梗死的风险评估, 进行可溶CD40配体和肌钙蛋白T的联合评估将会获得更好的预测价值, 这个想法已经被提出来了[8]。可溶CD40配体水平和循环的单核白血球-血小板聚合物之间的正结合演示是ACS方面血小板活化的一项指数, 作为一项生物指标进一步证实了它的可靠性[9]。
2.3 可溶血小板胶原受体
在ACS中血小板活化的血小板胶原受体的表达是增强的。相较于稳定型心绞痛患者在ACS患者体内血小板胶原受体的含量显著升高, 同时血小板胶原受体当作早期识别疑似ACS患者即将发生心肌梗死的生物指标也是有帮助的[10,11]。此外, 血小板胶原受体可用于识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或局部缺血性中风患者[12,13]。尽管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血小板胶原受体的评定依然显示出相当低的诊断灵敏度和专一性。另外, 至于大多数的流式细胞术实验, 其实用性仅限于一些学术的研究。为了克服这些限制, 一个测量血小板释放的血浆可溶血小板胶原受体三明治式免疫分析法最近被开发了出来[14]。
2.4 血小板膜糖蛋白亚基v
血小板膜糖蛋白亚基v是血小板和巨核细胞的一种横跨膜的成分, 也是非共价的、被链接到血小板膜受体糖蛋白Ib-IX复合体以形成血管性假性血友病因子和凝血酶的共同受体。在有两种主要的动脉粥样硬化临床表现 (外周血管病变和冠状动脉疾病) 的患者、梗死动脉闭塞的患者以及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体内都发现了高含量的可溶血小板膜糖蛋白亚基v。可溶血小板膜糖蛋白v是促进凝血酶触发血小板活化的第一步, 所以它不仅是血小板激活的早期标记, 也是在冷却血小板修改 (GPIbαβIX) 2V复合体过程中检测存储附属血小板活化的一个有价值的工具[15]。
2.5 血小板膜糖蛋白Ⅱb/Ⅲa
血小板激活导致血小板表层纤维蛋白原受体和膜糖蛋白Ⅱb/Ⅲa的构象变化。激活的膜糖蛋白Ⅱb/Ⅲa捆绑纤维蛋白原或血管性假性血友病因子, 在聚集的血小板之间形成分子的纽带。该实验通过流式细胞术完成, 并且发现当执行适当的试验程序的时候血小板激活取决于剪切应力。在冠状动脉疾病患者体内发现血小板膜糖蛋白Ⅱb/Ⅲa含量升高[16]。此外, 在血栓风险级数 (TRIP) 研究中观察到血小板膜糖蛋白Ⅱb/Ⅲa表达出从临床稳定到不稳定疾病状态的趋势是增强的[17]。上述发现证实了血小板在动摇斑块方面起关键作用。
2.6 血小板因子4, β-血小板球蛋白和血小板反应蛋白-1
血小板因子4 (PF4) 和β-血小板球蛋白 (β-TG) 是储存在血小板α-颗粒内且基于激活被释放在细胞外的血小板特有CXC型趋化因子。当今更主流的说法是将其作为体外血小板激活的一项指数[18]。尽管来自基础科学的最初观察支持这些分子有希望扮演血小板活化标记的角色, 但是在急性冠脉综合征病情方面, TSP-1、PF4、或β-TG临床的有用性被评估过, 导致结果的不确定性。
2.7 趋化因子受体 (CX3CR1)
趋化因子 (趋药性的细胞因子) 是涉及免疫监视和动脉粥样化形成, 引起细胞趋药性小蛋白质的一个大家族。在人类和老鼠的血小板上存在的功能性趋化因子受体 (CX3CR1) 提供了在血小板活化和黏附过程中起趋化因子功能作用的证据。最近在氯吡格雷响应能力已受损的患者体内观测到了升高的趋化因子水平[19]。
2.8 血小板衍生的微粒
血小板衍生的微粒 (PMPs) 是血小板活化的一个新兴的研究课题。这些囊泡是细胞内吞作用芽殖的产物, 由细胞质成分和磷脂质构成。血小板衍生的微泡促进血栓繁殖, 不仅是通过暴露磷脂酰丝氨酸, 也通过启动与在某种意义上属于人类血液凝血因子Ⅻ (FⅫ) 无关的组织因子的凝血酶的产生[20,21]。通过给膜联蛋白贴标签的方式进行试验证明血小板衍生的微粒可作为高危患者心血管疾病发生危险增加的独立标记, 而且在急性冠脉综合征和需要冠状动脉介入的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体内血小板衍生的微粒含量明显更高[22]。
2.9 血小板-白血球的聚合物
人们发现在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体内血小板-白血球聚合物的含量要明显高于稳定型心绞痛患者。同时, 在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体内阳性血小板-单核白细胞的聚合物组织因子的含量也远远大于稳定型心绞痛患者或是对照组[23]。
2.1 0 平均血小板体积
近十年来, 平均血小板体积 (MPV) 已被视为血小板活化的一项指标。这些介质在炎症和动脉粥样硬化形成方面的贡献或许可以解释平均血小板体积和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严重程度之间的关联[24]。由于该方法的简便性和可靠性, 最近人们已经建议添加平均血小板体积为冠状动脉疾病的常规风险因素[25]。
2.1 1 泌尿系统酶催化的血栓素代谢物
血小板释放的血栓素a2是一种响应各种刺激的有效的拮抗剂。已经发现伴有胸部阵痛的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 体内血栓素酶促代谢物的排泄率会阵发式地增加, 此外也与不稳定型心绞痛ST段抬高的变化联系在一起。最近有报道称:尿11-脱氢-血栓素b2可预知服用阿司匹林的患者发生急性心肌梗死或心血管死亡的风险[26]。
2.1 2 网状的/未成熟的血小板
网状血小板是较大且更多反应的血小板, 因为, 通过聚集和合计颗粒释放量所测量的血小板尺寸与更强的血小板活动性有关。它们相较于较小的血小板包含密集的颗粒, 分泌更多的血清素和β-血小板球蛋白, 并产生更多的血栓素a2。因此, 此类降低了活动性阈值的血小板聚集, 这种潜在性的升高会促成急性心血管事件发病率的增加。可以利用流式细胞术———测量代表刚刚释放的阳性信使核糖核酸血小板的噻唑类橙色的阳性血小板而评估网状血小板[27]。
3 结论
紧急情况下 (如急性冠脉综合征) , 为了给医生诊断定向或指导治疗, 一个理想且可靠的血小板活化生物指标应当是特有的、容易被测量的。不幸的是, 不像心肌损伤的标记 (如肌钙蛋白) , 尽管发现了一些血小板活化的生物指标, 但是没有一个能提供理想的诊断性能参数。总而言之,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生物指标的组合使用来反映急性冠脉综合征明显的生理病理学特征 (诸如细胞坏死、血管炎症、氧化性应激和血小板活化) 将大大地改进, 在不远的将来, 将有能力鉴定出发生严重心血管事件的高风险患者。此外, 在调整降低患者出现后处理血小板反应风险的策略方面, 血小板活化标记可能有特殊的价值。然而, 这些生物标记在急性冠脉综合征中无论是预兆的还是诊断的效用, 都还需要做大量的临床试验调查。
摘要：血小板活化在血栓性疾病的发生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血小板活化是受体介导的静止血小板对各种刺激的反应之一, 其表现为血小板膜糖蛋白发生显著变化, 在血小板膜上大量表达, 成为血小板活化的特异性分子标志物。急性冠脉综合征 (ACS) 常常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破裂、血小板活化及血栓形成有关。活化的血小板通过某表达和释放的内容物而发挥其黏附、变形、聚集和释放等作用。本文描述了在ACS中血小板激活的最新生物指标, 评价其优缺点, 讨论其潜在误区。通过了解、研究急性冠脉综合征中被激活的血小板产生的活化标志物, 找到最有价值的检测指标, 为临床医生提供可靠、快速的实验数据。有利于医生做出准确合理的评估和预测, 有利于心血管事件的预报和预防。同时也可以为临床合理应用抗血小板药物提供依据, 从而减少急性冠脉综合征的发生。
综合标志物 第7篇
关键词：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心肌标志物,诊断价值
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 (ACS) 是临床常见的一种心血管疾病, 若不及时治疗, 可引起心律失常、心力衰竭, 甚至猝死[1]。近年来, 心肌标志物以灵敏度高、特异性强等优势被广泛用于心血管疾病的临床诊断, 受到医学界的关注[2]。本研究旨在评价心肌标志物在ACS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现报告如下。
资料与方法
2015年6月-2016年6月收治ACS患者80例作为观察组, 其中男47例, 女33例;年龄49~78岁, 平均年龄 (61.08±8.24) 岁;患病类型:不稳定型心绞痛 (UAP) 31例, 急性心肌梗死 (AMI) 49例。选取同时期非ACS冠心病患者60例作为对照组, 其中男35例, 女25例;年龄50~77岁, 平均年龄 (60.84±8.17) 岁。所有患者均符合相关诊断标准, 并经临床症状、体征、实验室及心电图 (ECG) 等检查明确诊断;并排除合并肝肾功能异常、血液病、肿瘤以及其他全身性疾病患者。两组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检测方法:分别采集对照组静脉血和观察组就诊时 (胸痛2~10 h) 的静脉血3 m L, 立即离心分离血浆。采用吖啶酯直接化学发光法通过西门子ADVIA Centaur XP化学发光仪检测血浆肌红蛋白 (Mb) 、超敏肌钙蛋白I (hs-c Tn I) 和肌酸激酶同工酶 (CK-MB) 水平, 检测方法均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阳性结果判读:Mb≥112μg/L、hs-c Tn I≥0.04μg/L、CK-MB≥5μg/L。
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 21.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 计量资料采用 (±s) 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 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两组血浆心肌标志物水平比较:观察组血浆Mb、hs-c Tn I和CK-MB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 , 见表1。
观察组血浆心肌标志物的阳性率比较:观察组血浆Mb、hs-c Tn I和CK-MB的阳性检出率分别为86.25% (69/80) 、73.75% (59/80) 、52.50% (42/80) , 其中Mb阳性检出率显著高于hs-c Tn I (χ2=4.103, P<0.05) 和CK-MB (χ2=23.333, P<0.05) 。
讨论
ACS是冠心病的一种严重类型, 该病的形成多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 (AS) 不稳定的结果[3], 主要包括UAP、AMI等临床类型。ACS具有起病急、病情进展迅速等特点, 若未尽早确诊并给予积极治疗, 则会因不可逆的损伤而造成严重后遗症, 甚至死亡, 给患者的身体健康及生活质量带来极大的影响。因此, 寻找灵敏度高、特异性强的检测指标对ACS进行早期准确诊断及预后评估一直是临床研究的重点。
近年来, 心肌标志物在ACS早期诊断中的效果逐渐得到认可, 被广泛用于临床诊断及治疗预后的评估。其中, Mb是一种相对分子质量较小的蛋白, 在心肌细胞损伤时可迅速释放进入血液循环, 资料显示, Mb在心肌坏死1 h内 (最早30 min) 即可被检测到, 是心肌损伤时升高最早的指标[4]。本研究中, Mb在ACS患者中的阳性检出率86.25%, 明显高于hs-c Tn I和CK-MB (P>0.05) 。hs-c Tn I是心肌细胞的特异性蛋白, 具有很高的灵敏度和特异性, 在心肌损伤时出现时间早, 传统c Tn I窗口期4~6 h, hs-c Tn I可提前2~3 h, 并可持续升高数天, 是目前国内外公认的诊断心肌损伤的确诊标志物[5]。CK-MB是应用最广泛的心肌标志物, 当心肌损伤时会迅速释放入血液, 并在12~14 h内达到峰值, 且升高幅度与病情程度呈正相关, 是诊断心肌损伤较特异的指标[6], 也是判断ACS患者发生再梗死的理想标志物。本研究结果显示, 与非ACS冠心病患者比较, ACS患者的血浆Mb、hs-c Tn I和CK-MB水平均显著升高 (P<0.05) 。由此可见, Mb、hs-c Tn I和CK-MB等心肌标志物可用于ACS的早期诊断及鉴别诊断, 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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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晶, 王艳飞, 贾新未.非ST段抬高型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药物治疗前后血浆B型尿钠肽水平变化及其与冠脉病变程度的关系分析[J].中国医药导报, 2014, 11 (8) :147-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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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标志物 第8篇
关键词：血清标志蛋白,胆红素,婴儿肝炎综合征,新生儿
婴儿肝炎综合征是一类发生于婴儿或新生儿期的疾病, 主要表现为肝功能的异常、肝肿大、质地改变和肝细胞性黄疸, 可能引起智力障碍、聋哑和神经精神系统等改变[1]。总蛋白、白蛋白、球蛋白、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丙氨酸氨基转移酶、CMV-Ig M等血清蛋白标志物水平测定对评定婴儿肝炎综合征病情具有重要意义。为此, 笔者对婴儿肝炎综合征患儿的理化指标水平测定对婴儿肝炎综合征病情评定的意义进行了探讨,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2年9月-2013年9月于我院就诊的婴儿肝炎综合征患儿60例, 其中男35例, 女25例;年龄1~9个月, 平均年龄为 (45.7±21.4) d。另选取30例我院体检中心的同龄健康婴儿为健康组, 男16例, 女14例;年龄1~10个月, 平均年龄 (48.4±20.4) d。肝炎综合征的诊断标准: (1) 不同患儿临床症状不同, 可能有恶心呕吐、体质量不增, 粪便颜色变为淡黄或灰白色。肝脏肿大, 重症患儿脾脏亦出现肿大。 (2) 起病隐匿, 可在生理性黄疸之后持续不退或消失后再次出现, 也可发生在无生理性黄疸时[2]。 (3) 生化检查:血清胆红素、碱性磷酸酶和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增高。 (4) 肝脏活检发现肝细胞损伤, 发生炎性反应性病变, 巨细胞增加, 肝门处单核细胞增多。
1.2 理化指标检测方法
血液标本的采集于清晨空腹静脉血5ml, 立即送医院生化检验科检查[3]。采用日本岛津CL7200全自动生化仪进行检测, 严格按照说明书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检测。
1.3 观察指标
对2组血清总胆固醇 (TC) 、三酰甘油 (TG) 、总蛋白 (TP) 、白蛋白 (ALB) 、球蛋白 (GLB) 、总胆红素 (TBIL) 、直接胆红素 (DBIL) 、间接胆红素 (IBIL)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ALT) 、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AST) 以及CMV-Ig M阳性率进行检测。
1.4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采用方差分析, 各数据的相关性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 P<0.05为差异具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2组血清生化指标比较
观察组的TBIL、DBIL、IBIL、ALT和AST水平高于对照组 (P<0.05) ;TC、TG、TP、ALB和GLB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1。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2.2肝炎综合征患儿生化检查指标间的相关性
GLB与TBIL和DBIL呈正相关 (P<0.05) ;ALB与TBIL和DBIL呈负相关 (P<0.05) ;AST与TC呈正相关 (P<0.05) 。AST与TG、ALB、GLB无相关性 (P>0.05) ;ALT与ALB、GLB均无相关性 (P>0.05) 。见表2。
2.32组患儿CMV-Ig M阳性率比较
观察组患儿的CMV-Ig M阳性率为70.0% (42/60) 高于对照组的13.3% (4/30)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3 讨论
婴儿肝炎综合征主要表现为肝脏功能的损害, ALT是评估肝脏损伤最直接最敏感的的指标, 但不与肝脏的损伤程度成比例。AST是临床上肝功能检查的重要指标, 用来判断肝脏是否受到损害。TBIL和DBIL常用于筛查和检测胆囊功能失调造成的黄疸的情况。TC和TG是预测肝细胞和肝功能预后情况的指标, 当其明显降低时可以预示肝硬化、肝衰竭或重症肝炎的发生[4]。总蛋白由白蛋白和球蛋白组成, 白蛋白由肝实质细胞合成, 球蛋白具有免疫调节功能, 肝脏发生炎性反应时, 人体的免疫系统会被激活, 从而导致免疫球蛋白增高。由于婴儿肝脏的总胆汁酸和其他阴离子的摄取率低, 使血液中的胆汁酸水平上升, 胆道的分泌及循环中的胆汁酸减少, 回肠重吸收的胆汁及肝脏细胆管转运率低, 造成胆汁酸的代谢异常。肝脏是脂类和酶代谢的部位, 当肝细胞受损或肝脏结构异常时直接影响着肝脏内脂类和酶代谢的紊乱。另有研究证实CMV感染可能与婴儿肝炎综合征有关, 因此本次笔者将CMV-Ig M作为评定婴儿肝炎综合征的标志指标进行了研究, 结果证实血清CMV-Ig M水平确实与婴儿肝炎综合征患病有关, 可作为患病的评定指标。
本文结果示:肝炎综合征患儿的TBIL、DBIL、IBIL、ALT和AST的值明显高于正常参考值的3~4倍;患儿的TC、TG、TG、ALB和GLB与正常参考值没有明显的差异。这是由于肝脏损伤后使TBIL、DBIL、IBIL的分解能力下降, 在血液中聚集增多造成的[5]。相关性研究中:GLB与TBIL和DBIL呈正相关;ALB与TBIL和DBIL呈负相关;AST与TC呈正相关。2组间CMV-Ig M阳性率比较显示, 观察组患儿的阳性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表明血清CMV-Ig M水平与婴儿肝炎综合征患病有关, 这也从侧面证实了婴儿肝炎综合征与CMV感染的相关性, 验证了以往文献的结论。
综上所述, 血清中DBIL、AST、TBIL、ALT、IBIL水平以及CMV-Ig M阳性率与婴儿肝炎综合征发病显著相关, 因此用于该病的诊断与病情评定具积极意义, 且从侧面反映肝炎综合征与CMV感染有明显相关性, 另TP、ALB、GLB有稍微变化, 能够作为肝功异常的指导, 而TG与TC水平与婴儿肝炎综合征无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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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肖代洲, 詹学.婴儿肝炎综合征患儿血清转氨酶、胆红素、血脂及维生素E浓度的相关性研究[J].临床合理用药, 2009, 2 (7) :14-16.
[3] 谷茂林, 张青, 李桂珍, 等.肝病患者血脂水平的变化[J].检验医学, 2008, 23 (5) :447-449.
[4] 庄思奇.儿科疾病临床诊断与治疗方案[M].北京:北京科技文献出版社, 2010:393-394.
综合标志物 第9篇
针对以往道路交通安全评价存在的缺陷,本文从交通安全概念的模糊性出发,建立道路交通安全状况的模糊综合评价模。根据模糊评价模型自身的需求特点,首先确定道路交通安全的评价指标和评价等级,进而通过模糊一致矩阵对各评价指标的权重进行评估,通过累计频率法建立各等级的隶属函数,从而建立模糊关系矩阵,最终根据模糊综合评价模型直观的给出道路交通安全的评价结果,从而实现道路交通安全状况从定性分析走向定量评价。
1 道路交通安全的模糊性
首先,道路交通安全概念本身的模糊性,绝对的“交通安全”应当是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为零,然而这在实际中是不可能的。通常的解决办法是划定一个交通事故的界限,如亿车公里死亡率2.0,即当亿车公里死亡率低于2.0,就认为是安全的,高于就是不安全的。然而这又产生了新问题。如当以地区1的死亡率等于2.0,地区2死亡率是2.1,并不能准确地说明地区1的交通状况是安全的,而地区2是不安全,这是由“非此即彼”传统思想逻辑的不合理性造成的。
其次,评价过程的模糊性,即在道路交通安全的评价过程中,不同的人会得出不同的评结果,甚至是截然相反,这是由于每个评价者都有其自己的观点和思维方式,评价过程不可避免地含有人的主观性。比较现实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将多种代表性的思维方式加以综合考虑,以减少主观片面性[4]。
另外,评价结果的模糊性,即评价结果通常都是以非定量的词汇表达出来,如“好”、“坏”、“安全”、“不安全”等,这是由评价本身局限决定的,即评价的结果需要让大众容易理解和接受。
针对以上交通安全的模糊性,经典数学方法的描述已不能准确的加以表达,而模糊数学的出现为解决问题提供了可能的出路。
2 建立评价指标和评价等级
建立科学的道路交通安全综合评价体系,定期综合、客观地评价全国或者特定地区交通安全水平,科学、准确地分析影响交通安全的主要因素,研究社会资源在交通安全方面的合理分配,是制订道路交通安全战略与措施,提高交通安全管理水平,最大限度防范道路交通事故的重要手段[5]。
2.1 评价指标建立的原则
根据文献[6]对安全指标特性的分析,建立道路交通安全评价指标选取原则:
1)可测性;2)代表性;3)可比性;4)独立性。
2.2 评价指标和等级的确定
文献[6]进一步比较了各指标的特性,得出死亡人数是最有可比性的指标,并将死亡人数与相应的参考数据联系起来,结合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统计的实际情况,最终确定的指标为:x1万车死亡率、x2公里道路死亡率、x310万人次死亡率、x4事故的致死率,如表1所示。
根据道路交通评价结果模糊标定表述方法,将道路交通安全状况分为四个等级,具体见表2。
3 模糊综合评价模型
3.1 分析原理
设指标集是X={x1,x2,…,xn},评语集Y={y1,y2,…,ym},从指标集到评语集的模糊关系R表示对各单项指标xi作出各种评语的可能性。例如rij就表示对指标xi作出评语yj的可能性。W={w1,w2,…,wn}表示各评价指标的在评价中的重要性,例如wi表示指标xi在评价中的重要性的权重值。评价的结果是模糊集B={b1,b2,…,bm},它表示作出各种评语的隶属度,例如bj表示综合评语为yj的
隶属度。模糊综合评价模型示意图如图1。
将模糊子集B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归一化向量F={f1,f2,…,fm},按下式进行计算:
3.2 评价指标权重W确定
根据文献[7]提出的一种实用的模糊一致判断矩阵的方法建立道路交通安全评价指标两两相互比较的判断矩阵,从而确定各指标的模糊权重。具体步骤如下:
3.2.1 建立一个模糊优先关系矩阵A
式中:aij为指标xi对指标xj的优先关系。aij∈{0,0.5,1}。当xi优于xj时,aij=1;xi与xj等优时,aij=0.5;xi劣于xj是,aij=0。
3.2.2 将模糊优先关系矩阵转化为模糊一致矩阵C
3.2.3 计算模糊一致矩阵的特征值
选取最大的特征值所对应的特征向量,并将此向量归一化处理,得到的数据作为各指标的权重。
3.3 隶属函数的确定———累计频率法
累计频率法以概率数理统计为理论指导,以客观数据为基础,确定评价标准,从而消除了人的主观片面性,增强了评价过程和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具体步骤如下:
3.3.1 评价指标数据的无量纲化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自身的特点即评价指标越小,安全程度越高,实际操作时应用下式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7)式中:yi—无量纲化后的数值;xi—无量纲化前的数值;
maxxk—数列{xk}中最大的数值;minxk—数列{xk}中最小的数值;
3.3.2 绘制累计百分频率曲线
对无量纲化后的数据从小到大顺序排列,计算数据的累计百分频率,在曲线上确定不同累计百分频率所对应的数值,作为各评价等级的隶属值区间,累计百分频率曲线见图2。
3.3.3 确定各评价等级的隶属函数
如将交通安全状况划分为四个等级,即优(A级)、良(B级)、中(C级)、差(D级)。选取15%、85%的累计百分频率对应的点来确定优值和差值,选取40%和60%的累计频率所对应的点来确定良值和中值,四个累计百分频率点所对应的λ1、λ2、λ3、λ4分别为指标的优、良、中、差的隶属值,确定后的各级隶属值可在一定时间(如几年内)保持稳定。隶属函数如下:
式中:fA(x)、fB(x)、fC(x)、fD(x)为交通安全评价指标A级、B级、C级、D级的隶属函数。
3.4 构造模糊关系矩阵
根据累计百分频率曲线确定的各等级的隶属函数计算各单项评价指标的隶属度。
4 算例
本文选取江苏省13个地级市进行道路交通安全的横向比较并对1999~2005年江苏省道路交通状况进行了纵向比较,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确定各评价指标权重集合W。
构建模糊优先关系矩阵应遵循的原则有:
(1)事故致死率综合反映了交通事故的严重性,致死率越大交通安全状况越差;
(2)万车死亡率的评价结果同人们对交通安全状况的认同程度相一致;
(3)由于公里道路死亡率在反映交通安全状况时可能得出相左的结果,因此与10万人死亡率相比,重要性更小。
根据以上原则对评价指标的排序为x4>x1>x3>x2。因此构建的判断矩阵A如下。
根据式(5)、式(6)将模糊优先矩阵转化为模糊一致矩阵C。
计算模糊一致矩阵的最大特征值及其对应的特征向量,得最大特征值为1.83,相应的特征向量为(-0.543 5,-0.282 1,-0.412 8,-0.674 2),归一化处理得W=(0.284,0.147,0.216,0.353)。
第二步:确定模糊关系矩R
(1)横向比较:根据《江苏交通年鉴2006》上的数据,给出13个地级市的交通安全状况,如表3所示。
经根据公式(7)将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和累计百分曲线的绘制得到各单项评价指标所对应的评价等级隶属函数的参数λi1,λi2,λi3,λi4(i=1,2,3,4)。
根据确定的隶属函数参数,计算各地级市的模糊关系矩阵,由于篇幅所限仅列出南京、镇江的所对应的模糊关系矩阵:
(2)纵向比较:首先给出1999~2005年四项评价指标的样本,如表4所示。
重复横向比较的工作,得出各年份的模糊关系矩阵。
第三步:模糊评价
根据公式(1)、式(2)、式(3)计算各地级市的安全得分,见表5,历年的交通安全得分见表6。
从表5可见,南通的交通安全状况最好,且属于A等级,盐城的安全状况最差,属于C等级;总体上,江苏省大部分地区的道路交通安全状况处于良中之间,交通安全仍需进一步改善。
从表6中可以看出,江苏省2002年的道路交通安全状况最好,2004年的安全状况最差,但2005年已有所改善,当务之急是需要进一步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安全教育和安全宣传以巩固安全成果和改善安全状况。
3 结语
由于交通安全的模糊性和人的思维方式的多样性,本文将模糊综合评价应用于道路交通安全评价,建立基于模糊综合评价的多指标的道路交通安全评价模型。并利用该模型对江苏省13个地级市的道路交通安全状况进行了横向比较以及对江苏省1999~2005年的道路交通状况进行了纵向比较,评价结果简单直观,有较大的说服力;同时由于模糊数学本身的严密性,增加了评价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靠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人的主观片面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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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运通.道路交通安全宏观模糊评价模型.中国公路学报,1995;8(1):169—175
被神话的肿瘤标志物 第10篇
癌症筛查的实际效果是，极少数人因为采取措施受益，绝大部分干预没有任何效果，其中有些人的健康还会因过度治疗受损。
“掀起癌症体检新高潮”
每当影星安吉丽娜·朱莉为预防癌症而切除身体某个器官的消息传来，远隔重洋的中国体检机构总是欢呼着要“掀起癌症体检新高潮”。
这类现象被称为“朱莉效应”。其正能量是引发了人们对癌症防治和健康的关注，副作用是可能存在盲目筛查和过度治疗。其中最受争议的话题是肿瘤标志物。
30岁的张欣想给自己做全套的女性体检。在得知张小姐“不差钱”后，京城最有名的某商业体检中心给出了一个包括58个项目的“超级套餐”。除常规检查外，还包括十几种肿瘤标志物检测。
张欣需要付出的代价则是9管血和4268元的最优惠价。
“微小的伤口，一般人没太大感觉。”服务人员竖起自己的小指，以示无害。
肿瘤标志物（tumor markers，TM）指在肿瘤发生和增殖过程中，由肿瘤细胞本身合成、释放，或由机体对肿瘤细胞反应而产生的标志肿瘤存在和生长的一类物质，主要包括蛋白质、激素、酶、多胺、癌基因产物等。这些物质在正常成人中不存在或者是在癌症患者中出现的水平显著高于正常人。
“几乎来体检的人都会做肿瘤标志物筛查。但其实不同的癌症有不同的筛查方法，应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方法来筛查肿瘤。”北京中日医院（原中日友好医院）体检科主任王君说。据她介绍，因为这种筛查只需要抽血或体液检测，大部分人接受程度较高。
以北京为例，一家大型三甲医院的体检中心每年都有3万～4万人进行相关筛查。而在中国各类体检机构中，肿瘤标志物检测早已成为最火热销售的项目。
记者走访发现，慈铭体检中心和爱康国宾分别推出的防癌体检套餐，价格从5000到17000不等，其中包含13种癌症和癌细胞（癌胚抗原定量CEA、肿瘤特异性生长因子TSGF）的筛查。
仅在爱康国宾丽都分店，每天前来做这类体检的人就有200-300人，山西、河北等地专程前来体检的人“几乎每天都有”。
需要筛查吗？不需要吗？
和张欣一样被体检项目困扰的人不在少数。这两年，北京肿瘤医院防癌筛查中心的主任医师张霁明显感觉到，肿瘤年轻化趋势明显，前来做癌症筛查的人也越来越多。但防癌体检真的越多越好吗？各种肿瘤标志物和高端检查有必要吗？
女星朱莉算是癌症筛查的受益者，基因检测技术提示了她日后罹患癌症的风险。现代科技的进步使防癌筛查上升到了“抑癌基因、遗传性肿瘤基因”检测，可以更快更有效地将高危人群与健康人群区分开，做到疾病的一级预防。按照国际普遍估计，约40%的癌症是可以预防的，因此更多人开始找寻早期癌症的信号。
朱莉在这次切除卵巢和输卵管的公开日记中提到，因为家族病史，自己每年都会做血液中的CA-125蛋白含量的检测，这是判断卵巢癌的一项肿瘤标志物。今年的结果显示，部分炎症指标有些升高，这促使她下决心进行预防性切除。
“所谓炎症指标和因子，对于肿瘤早期发现的价值是有争议的。”美国杜克大学分子癌症生物学博士李治中说，更让他惊讶的是，肿瘤标志物在国内已经被商业滥用。
在张欣做肿瘤筛查咨询时，体检机构美年大健康的一位医生就给她提到了TSGF恶性肿瘤生长因子这一指标。该医生认为，TSGF是一种广谱标志物，用于早期肿瘤筛查。但一般不推荐专门花180元检查这一项，因为准确率不是很高。即便检查结果是阳性，还得重新查其他部位。
在她咨询的另一家商业体检机构，项目单最显著位置便是“肿瘤特异性生长因子TSGF”筛查。
李治中强调，在美国，肿瘤标志物通常用作检验癌症是否复发，而不是用在健康人身上，医生不鼓励健康人盲目地做癌症筛查。
“肿瘤标志物对肿瘤早期发现有一定意义，但并没有大规模的数据支持。”李治中说。
天津肿瘤医院体检中心主任刘俊田也支持这样的看法。“肿瘤标志物的结果是不确定的，一般用于发现肿瘤后的检测，真正能反映癌变的，只有很少几种特异性的指标。”
不仅如此，非肿瘤性的疾病也会引起标志物的升高，比如慢性肝炎、前列腺增生、子宫内膜异位等，或者服用了某些药物，甚至实验室的技术标准和稳定性都有可能会干预检查结果。
很多时候，健康人会得到“假阳性”的检测结果，再进一步复查后，却并无大碍。
科协主席的警示
事实上，对健康人群的癌症筛查在国内外都存在争议，一些证据甚至表明筛查不仅不会带来任何好处，还会因“过度检测”“假阳性”引起痛苦和焦虑等问题。甚至延长生存时间也可能是一种假象：被诊断患有某种疾病越早，带着这个诊断活得就越久，即使这不能对最终死亡时间产生一丁点的改变。
最典型的是前列腺癌的特异抗原（PSA）筛查。
2010年3月9日，肿瘤标志物PSA的发现者、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医学院免疫与病理学系教授理查德·埃布林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前列腺癌的重大错误》的评述性文章，指出自1994年PSA被用作癌症筛查最常用指标以来，全美每年用于PSA筛查的单项费用已超过30亿美元，但该检测对前列腺癌的预测效率，“几乎不比投掷硬币决定更高”。
国际医学检验学领域最权威的学术组织美国全国临床生物化学学会（NACB）于2008年和2010年分别制定了睾丸癌、前列腺癌、直肠癌、乳腺癌、卵巢癌、肝癌、膀胱癌、宫颈癌和胃癌的肿瘤标志物使用指南。NACB和各个专业学会的意见都认为，“在普通人群中采用肿瘤标志物进行肿瘤筛查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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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爱康集团董事长兼CEO张黎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以乳腺癌为例，Ⅰ期的年相对生存率是100%，而Ⅳ期这个生存率只有20%，因此早期筛查和治疗仍是有意义的。
针对国内盛行的体检筛查，病理生理学家、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提出了更具颠覆性的观点。
2014年5月，他在中国科协年会开幕式上并没有像往年那样致开幕词，而是明确指出：癌症筛查的实际效果是，极少数人因为采取措施而受益，绝大部分干预没有任何效果，其中有些人反而使健康受到损伤。
“进展非常快的肿瘤，比如食管癌、乳腺癌，让普通人去筛查是没有用的。结肠癌、子宫颈癌筛查效果好一些。而像前列腺癌、甲状腺癌、肺癌、黑色素瘤绝大部分是停滞发展型，容易造成过度治疗。”韩启德说。
王君发现，很多前来体检的人对这样专业的分类讨论一无所知。
“防癌体检很有意义，但选择什么项目因人而异。”王君认为，而体检前应该由临床医生做一次初诊。在中日医院的体检中心，前来体检的人群都会接受家族病史和现状的问询，医生根据一个人的家族病史、年龄、性别、职业因素等作出有针对性的建议，避免不必要的浪费。例如人们热衷的PET-CT，属于肿瘤后复发的检查，他们并不会推荐给普通人。
此外，即便肿瘤标志物有异常，也不等同于癌症。它仅仅是一种提示和信号，提示检测者属于高危人群。
“光筛查是不够的，要会防、会治。”王君说，更重要的是临床医生对检查结果的解释和建议。一旦体检者拿到异常的结果，他们的医生会根据个人情况做进一步的检测，结合影像学资料和物理诊断等综合分析。有的病要治，有的病要防，生活方式、运动方式、饮食习惯、睡眠习惯都需要做相应的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癌症筛查对有些人群仍是非常必要的。
“真正需要做筛查的是癌症高危人群，进行肿瘤筛查的确能够起到早发现、早诊断的作用。”刘俊田提醒道。这类人群包括，有恶性肿瘤家族史（包括三代以内的直系或旁系亲属罹患恶性肿瘤的病史）；有不良生活习惯（长期大量吸烟、长期酗酒、药物滥用、长期过度劳累、严重营养不良、偏食等）；职业因素长期接触有毒、有害物质；生存环境遭污染（化学污染、重金属污染、核污染等）；遭受特殊微生物感染（乙型肝炎病毒、艾滋病病毒、人类乳头瘤病毒、幽门螺杆菌感染者等）。
这些才是最有可能从筛查中获益，却往往又是最忽视筛查的人。（为保护隐私，文中张欣为化名）
（袁端端 辛闻 据《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