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爱情论文

诗人的爱情论文（精选6篇）

诗人的爱情论文 第1篇

一

尼采认为, 希腊人之所以需要神话和雕塑, 是为了美化人生, 给人生罩上一层神的光辉, 以抵抗人生的悲剧性质。他说:“希腊人知道并感到生存的恐怖可怕, 为了一般能活下去, 他必须在恐怖可怕之前安排奥林匹斯众神的光辉梦的诞生。为了这种梦的诞生, 有两类人是不可或缺的, 那就是诗人和雕塑家。”柏拉图把理想国中的人分为九等, 第一等的是哲学王, 第二等的是城邦守卫者, 诗人和其他摹仿的艺术家被列为第六等。按照这种层级标准, 很多人认为柏拉图对诗人是持绝对的否定态度。其实不然, 作为一个坚信“理式”的理性主义者, 真正使他担忧的是, “他在感情上十分钟爱的诗歌, 在理性和欲念的斗争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我们要真正了解柏拉图对诗人的态度, 必须首先承认他对诗人的态度具有多面性。笔者认为, 柏拉图对诗人的态度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摹仿诗人。柏拉图认为有三种世界:理式世界、感性的世界和艺术的世界, 艺术世界是由摹仿现实世界来的, 现实世界又是摹仿理式世界来的, 后两种世界同是感性的, 都不能独立存在, 只有理式世界才是独立存在的、永往不变的。诗人和画家一样, 只是摹仿的摹仿, “摹仿者对于摹仿题材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知识;摹仿只是一种玩艺, 并不是什么正经事。”他认为这类摹仿诗人没有真知识。二是诵诗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对诵诗人持肯定态度, 诵诗人的出色成果是“神灵的凭附”, 他认为著名的诵诗人伊安对荷马的讲说技巧来自灵感, “诗神就像这块磁石, 她首先给人灵感, 得到这灵感的人们又把它递传给旁人, 让旁人接上他们, 悬成一条锁链。凡是高明的诗人, 无论在史诗或抒情诗方面, 都不是凭技艺做成他们的优美的诗歌, 而是因为他们得到了灵感, 有神力凭附着。”三是像荷马一样的悲剧诗人。他一方面极力批驳《荷马史诗》中发生诸神争斗的场景, 拒绝承认神谋害神之类的故事。另一方面他在《法律篇》里自豪地宣称自己可以写出最佳的悲剧诗篇, 说自己从小对荷马就充满了敬爱, 赞赏荷马是悲剧诗人的领袖。这种矛盾的心态都可以归根于柏拉图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抒情意味很浓的人, 他从来就没有摆脱诗歌的诱惑, 因为“诗的美, 诗的遐想和神奇使他动情, 使他兴奋, 使他入迷。”

二

作为理想国的缔造者, 柏拉图出身雅典城邦的贵族, 对诗人也以雅典民主势力上升时代贵族的政治立场分类。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 哲学家和城邦守卫者居统治地位, 其他阶级要屈从统治者的管理, 这样才能达到理想国居民和理想国的目的, 即柏拉图所谓的“正义”。

显然, 他是从政治立场去考量诗和诗人, 认为诗人应该赞美神, 应该“很妥帖地摹仿一个勇敢人的声调, 这个人在战场和在一切危难境遇都英勇坚定, 假如他失败了, 碰见身边有死伤的人, 或是遭到了其他灾祸, 都抱定百折不挠的精神继续奋斗下去。”柏拉图驱逐诗人的言论可归于未通过审查的摹仿性诗人的门下, 而他的那些赞美与歌颂诗人与诗歌的言论则可理解为是针对神启诗与哲理诗的敬仰。柏拉图的任何一种思想都没有脱离贯穿其一生的道德理想与政治理想, 这种实用性质的诗学是其所有思想的最终目的与归宿。

具体地说, 所谓道德诗学就是侧重陶冶人的性灵的那种诗学, 以培养人高度的道德感与责任感为使命;所谓政治诗学就是侧重于从为政治服务的角度来审查并利用诗歌的诗学, 它以培养矫健的城邦卫士与思想修明的统治者为主要任务。道德诗学重视的是人的道德修养。在《理想国》中, 柏拉图认为青少年应该主要接受诗乐教育与体育军训, 从关心青少年的教育和道德的培养出发, 去禁止那些他认为不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诗歌创作, 强调诗歌应为净化人的灵魂服务。

政治诗学最直接的目是塑造健壮的城邦卫士, 进而为城邦服务, 政治诗学体现了道德与军事训练的某种统一。柏拉图认为:“出类拔萃的素养和能力不仅包括勇敢与节制等优秀品质, 而且意味着将人的天赋体能发挥到极致。人经过系统而严格的体育锻炼要达到不仅身体健美英勇善战, 而且趣味高雅, 文武双全, 参加竞赛能取得优异的成绩。”其实这一切都是需要诗歌进行激励和鼓舞的, 在柏拉图的观念里一个理想的城邦卫士必须要具备斗志、勇气、志向、战争智慧等诸多积极的因素, 而这一切最好的获得方式便是以古代英雄、战神为楷模, 作为卫士学习、膜拜的对象。

无论是道德诗学还是政治诗学, 都是以诗歌为中介对于道德与政治的一种服务。这在古希腊的城邦生活中是影响很大的, 这一方面反映了柏拉图根本的道德理想与政治工具思想, 另一方面也昭示着诗歌对于城邦复杂而重要的作用。柏拉图越是重视道德与政治, 其最终归宿便越是指向诗歌与诗学存在的重要性。

三

在《文艺对话集》中, 柏拉图认为诗人应该抵制名誉、金钱和地位的诱惑, 驱逐“伤风败俗”的诗人, 至于像荷马一样伟大的悲剧诗人则可以网开一面, 希望“我们无妨定一个准他回来的条件, 就是让他自己作一篇辩护诗”。由此可知, 无论是他对“伤风败俗”的诗人的驱逐, 还是对荷马和伊安等人情感的交杂, 他始终都没有否认诗歌对生活的重要性, 他只是担心诗歌会强化人的欲念, 削弱理性的力量, 破坏理想国人的心理平衡而已。可见, 柏拉图是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哲学家, 这种对抗性的身份属性很多时候使他的理性克制并不能压制住他自己的诗性欲念, 这就导致了柏拉图诗学思想本身充满了矛盾。这种矛盾的核心是人类追求现世功用与其自然天性的冲突。表现在诗人身上, 则体现为神性与人性的矛盾, 即诗人身上是否分有神性与如何表现人性的矛盾。

柏拉图对很多问题的回答不尽完满, 甚至时常为其急切狭隘的目的性牺牲“论理”的完整性与其本来应该合乎的理性, 从而留下了许多难以自圆的矛盾。但是柏拉图通过这种对话体的形式表达出的诗学理论, 却构成了西方文艺理论的源头, 尤其是他对诗歌和诗人的态度一直成为后来者关注的焦点。总体而言, 他的诗学思想是丰富、复杂而又深刻, 具有广阔的争辩空间。

摘要：柏拉图在《文艺对话集》中对诗和诗人的态度自相矛盾。作为哲学家, 他要把诗人驱逐理想国;作为诗人, 他又禁不住诗歌带来的欲念诱惑。他的诗学理论就是蕴含在这种矛盾中, 导致后来者对他的诗学思想产生了剧烈纷争。

关键词：柏拉图,诗学,矛盾

参考文献

[1]尼采.悲剧的诞生[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7.

[2]陈中梅.柏拉图对诗和诗人的批评—柏拉图诗学思想再认识[J].外国文学评论, 1994 (1) .

诗人描写爱情的诗句 第2篇

2.愿作鸳鸯被，长覆有情人。——李德裕《鸳鸯篇》

3.鸳鸯可羡头俱白，飞去飞来烟雨秋。——李商隐《代赠》

4.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李白《春思》

5.欲把相思说似谁，浅情人不知。——晏几道《长相思·长相思》

6.爱他时似爱初生月，喜他时似喜梅梢月，想他时道几首西江月，盼他时似盼辰钩月。——元无名氏《塞鸿秋·爱他时似爱初生月》

7.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卢照邻《长安古意》

8.焚香出户迎潘岳，不羡牵牛织女家。——鱼玄机《迎李近仁员外》

9.若问相思甚了期，除非相见时。——晏几道《长相思·长相思》

10.愿得化为红绶带，许教双凤一时衔。——李商隐《饮席代官妓赠两从事》

11.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李商隐《夜雨寄北》

12.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李商隐《夜雨寄北》

13.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经》

14.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上邪》

15.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孔雀东南飞》

16.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白居易《长恨歌》

17.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卓文君《白头吟》

18.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朱庆馀《近试上张水部》

19.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元好问《摸鱼儿·雁丘词》

达利的爱情诗人与女神 第3篇

像许多伟大的艺术家一样，有关“性”的思考和想象带给达利灵感，“性”的压抑与神秘是达利作品试图阐述的“玄学”之一，回到画家个人的体验，人们常常对比毕加索而盛赞达利的专一——卡拉是他唯一的女人，然而这显然是过于宽容的论断。

有关达利的传记与书籍只中文版就有数十种，达利的形象如同自己那充满想象与思辨的作品一样神秘，达利说“我就是超现实主义”。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美国……来及世界各地的传记作家，在不同版本的达利传记中描画出这位不可思议的艺术家在自己眼中的模样。

电影的好处是它不必像正经的传记书籍那样首尾齐全，也不必过分苛求耶些必须被佐证的历史真相，它可以只讲述达利生命的一个片段，也可以用自己的思绪把先人不经意或不得已留下的空白填满。不论是阿尔帕西诺版的《达利与我》还是《暮光之城》中走出的新偶像罗伯特·帕丁森演绎的《少许灰烬》，呈现的都是某个背景下的达利，出于达利的复杂性，这样的选择反而有可能让我们从“超现实主义”中截取出某一段原始的现实。

少许灰烬

“少许灰烬”是达利一幅作品的名字，如今人们以此命名他年轻时那段与加西亚·洛尔迦有关的岁月。

20世纪20年代的西方社会，爵士乐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带来的影响渐渐深入。那是一个美好的时代，欧洲战争对西班牙没有影响太多，经济萧条尚未到来，西班牙：内战更是许多年以后的事。1921年，18岁的萨尔瓦多达利来到位于马德里的圣·费尔南多美术学院求学，在这里他很快结识了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和剧作家之一的加西亚·洛尔迦。

那时的达利“留着细细的小胡子，就像是影星阿道夫梅耶”，羞涩又张狂；洛尔迦也正朝气蓬勃，如聂鲁达后来所说的：“他欢笑、歌唱、弹奏、跳跃、创作，他把火花射向四面八方……像茉莉花那样散发出醉人的芬芳。”洛尔迦在送给达利的诗作《颂歌一至萨尔瓦多·达利》中写道：“纯洁的玫瑰擦去遁辞和草园／向我们张开它那微笑的薄薄翅膀。”达利觉得，这位诗人充实了他的个性。

两个年轻人的情谊在充满灵感与困惑的日子中渐渐深厚。1923年5月，达利的一幅油画被一对前来旅游的南非夫妇买走，这是达利第一次售出自己的作品。达利和洛尔迦在狂喜中叫了两辆出租车回学校，他们在前面一辆车里激情四溢，而另一辆跟在后面，有种说不出的威风和豪爽。这一招很快被马德里的纨绔子弟效仿，大街上经常看见一前一后两辆出租车一实一虚地驶过。

好时光总不会长久，达利因指责学校聘用平庸的美术教授而被学院开除了一年。1925年的夏天。达利还未回到马德里时，洛尔迦来到加达克斯拜访他，同年11月洛尔迦再次来到达利的家中。这个来自马德里寄宿学校的朋友，“像钻石那样发光”，靠朗诵他的诗和他的戏剧故事，洛尔迦很快赢得了达利家人的好感，达利的妹妹、美丽的西班牙女孩阿娜更是不可救药地爱上洛尔迦，“三人心照不宣地在海滩散步，达利眺望大海，洛尔迦背诵自己的新诗，阿娜则满含忧郁地注视着他”。即便阿娜是个“美丽得让你发疯”的姑娘，洛尔迦的心思却只放在达利的身上。

达利和洛尔迦惺惺相惜的岁月一直持续到了1927年底。在最终被马德里的美术学院开除后，达利来到了巴黎。在那里他第一次拜访了毕加索，也按触了更多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在那个由马克斯·恩斯特、雷尼·马格利特、安德烈布勒东以及诗人保尔·艾吕雅和他的妻子加拉组成的巴黎超现实主义者圈子，加拉是所有人的缪斯。爱情的发生有时是没有过程的，1929年，在保尔·艾吕雅带妻子去加达克斯回访达利时，几乎是一见钟情式的，达利与加拉无可救药地相爱了。后来保尔·艾吕雅独自一人回到了巴黎，这个男人的第一个妻子就这样成为了达利的女人，而他的第二任太太后来做了毕加索的情人。

当洛尔迎第一次听到达利正在与加拉热恋后，他惊呼：“这根本不可能。”然而就在这一年，两人曾经火热的激情已经慢慢变成冰冷的灰烬。对于两人的分手。还有另一个版本。1928年春天，洛尔迦认识了一个名叫阿拉占的英俊青年，“洛尔迦不顾一切地爱上他，带他抛头露面，莺歌燕舞”。达利闻知此事，当即给洛尔迦写了一封长达7页的信，指责他：你自以为某些意象挺诱人……但是我告诉你，你比那类安分守法者的图解式陈词滥调强不了多少。”

总之，达利与洛尔迎分道扬镳了，此后两人的道路也再无交集，1936年8月18日在格拉那达北部的Viznar，时年38岁的诗人洛尔迦，被弗朗哥政府枪决。而那时的达利因为“赞美法西斯主义”已经被超现实主义团体开除。征服或者诱惑

达利从未否认自己和洛尔迦之间的情谊，当被问到最实质的问题时，他却只说，“洛尔迦企图勾引我”，达利说自己拒绝了洛尔迦。在给出这个答案时，他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女神加拉。

加拉的本名是伊莱娜亚科诺娃，俄国人，据传记作者估计，她的出生日期是1890-1896年之间，她本人从未对自己的年龄有个说法，所以我们不知道她到底长达利几岁。在认识达利之前，加拉与保尔·艾昌雅的婚姻已经维持了12年之久，但在1923年，这对夫妇就已经玩起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既标新立异又大胆鲁莽的游戏：三角家庭——由加拉与愿打愿挨的保尔·艾吕雅和年轻的超现实主义画家马克斯·恩斯特组成。这个组合后来在马克斯·恩斯特妻子的坚决反对下解散。而加拉与保尔·艾吕雅之间暧昧而脆弱的婚姻则直到达利出现的那个夏天才终于宣告破产。

那个夏天，加拉探测着达利的神秘，一天比一天依恋他，最终她放弃丈夫，在达利的耳边坚定地说“我的小东西，从今天往后，我们将永远不分离……”从此达利果然依恋了加拉整整半个世纪，直到生命的尽头。

加拉的原名，出生地和年龄在不同的传记作家那里存在着出入，至于她对达利一生的影响，人们更是秉持两极化的对立观点。有人说她不仅是妻子和缪斯，她还是母亲、司机，保镖、模特、作品的首位评论家、审查员，交易商，秘书。她是“唯一一个能通过比较达利及其公众角色而对他进行准确定位的人”。也有人说她让达利“如日中天，却让他的艺术陷入泥淖”，是地把达利带入无尽的挥霍，令后者卷入晚期的假作丑闻。

达利本人的说法是“多年来，我靠错误而幼稚的理论指导生活，是加拉治好了我的极度恐惧与痛苦。若是没有她，我早就疯了”……虽然艺术家的疯狂未必是坏事更无恐怖一说，但达利选择了加拉的相伴，他们的命运早在那个夏天就注定联结在一起，任何的假设在爱情面前都毫无意义。

诗人的爱情论文 第4篇

在这场论争中,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艾青与朦胧诗人的分歧。作为中国现代诗歌艺术的积极探索者, 20世纪象征主义诗歌的前驱, 艾青的政治敏感性并不是很强, 甚至他内心一向鄙视政治敏感的作家。那么这位具有良好的艺术修养的大家, 面对具有探索精神的朦胧诗, 为什么会发出质疑之声?两代诗人在诗歌趣味方面的不同选择有何深层动因。本文从艾青与朦胧诗人的论争观点出发, 试图梳理双方的分歧, 发掘可能存在于论争背后的其它原因。

一、艾青参与论争过程的简要梳理

1980年, 艾青在《答 < 诗刊 > 问十九题》中首次提出对青年诗人的期望和要求:“希望写好诗——让人看得懂”, 但并未结合具体作品进行论述, 因而没有真正引起朦胧诗人的注意。同年8月他在《诗刊》上发表了谈论诗观的文章《与青年诗人谈诗》, 并以北岛的《生活》为例, 对朦胧诗进行质疑。后来在《答 < 诗探索 > 编者问》中, 艾青又进一步质问了青年诗人所写的看不懂的诗歌。在《从“朦胧诗”谈起》中又反对将朦胧诗说成是诗歌发展的方向, 批评朦胧诗人将“我”作为创作的核心, 坚持认为诗歌应该让人看的懂。

面对艾青的质疑, 先是“贵州诗人群”公开向艾青提出了挑战。他们提出要拆掉艾青诗歌的“纪念堂”, 以艾青诗歌的竞争者和必胜者的姿态, 要求艾青将“占据的地盘空出来”。针对《从“朦胧诗”谈起》, 李黎针锋相对, 他在《“朦胧诗”与“一代人”——兼与艾青同志商榷》一文中对艾青的质疑进行反驳, 提出研究朦胧诗应该“分析它的时代特征, 思想渊源和美学基础入手”。指出任何诗歌创作都是主观与客观的结合, 诗人的主观性因素又是起到主要和决定性的作用, 而之所以读不懂, 是因为传统的美学传统占统治, 读者形成了牢固的“定位期待”。

在这场论争中, 艾青的观点总结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朦胧诗的发生问题:艾青指出我们不反对向外国学习, 我们反对的是抄袭外国, 不要引进那些外国已经抛弃的“破烂”。其二、关于“自我”:艾青认为朦胧诗理论的核心, 就是以“我”作为创作的中心, 每个人手拿一面镜子只照自己, 每个人陶醉于自我欣赏, 这种理论, 排除了表现“自我”以外的东西, 把“我”扩大到遮掩整个世界。其三、朦胧诗的“懂”与“不懂”:艾青认为诗歌首先得让人看懂, 要把难懂的诗与朦胧诗区分开。难懂的诗可以是好诗, 但现在的朦胧诗却连高级知识分子都看不懂。

二、关于朦胧诗发生的分歧

关于朦胧诗的发生, 艾青批评其学习了西方“被丢弃的破烂”, 这当然指的是学习了西方的现代主义流派中的一些思想和艺术形式。对于西方而言, 现代派的产生, 和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有直接关系, 一系列威胁着残害着人和心灵的历史事件使人丧失了传统的信任和精神支柱, 许多人找不到生存和社会的出路, 然后就产生了“迷惘的一代”、“垮掉的一代”, 荒诞、怀疑、非理性等成为其精神内核, 在文学形式上也表现出朦胧、错杂、晦涩等多种形态。

朦胧诗的发生, 的确是受到了外国文学的影响, 文革时期的“黄皮书”、“灰皮书”对诗人起到了启蒙的作用, 但是在根本上朦胧诗却是孕育于我国的社会现实之中的。自上世界二三十年代以来, 战争文艺传统长期盘踞文坛, 造成文坛的僵化, 到十七年时期达到顶峰。十年动乱又给人心造成的伤痕, 使得他们更多的感到个体的孤独和命运的无常, 对于人生和命运展开思考, 造成了精神上的惶惑和对未来的徘徊, 这些都是朦胧诗产生的土壤, 它是“孕育于我国的社会生活之中, 出自我国诗人之手, 用的是汉语的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 它们不属于我们的民族, 又属于谁呢?”。总而言之, 朦胧诗的诞生有着坚实的土壤, 它从根本上是植根于我们的社会现实的。

三、“自我”的失落与回归

在对自我的看法上, 艾青与朦胧诗人也存在分歧。艾青否定朦胧诗排除了“自我”以外的东西, 批评他们把“我”扩大到了遮掩整个世界。并且通过裴多菲和徐志摩二人的诗做了说明。裴多菲的“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抛”, 诗句表达了个人为争取国家独立和自由的愿望和看法, 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主义者, 裴多菲所书写的“我”是大我, 是社会中的我, 是革命中的我。徐志摩的诗歌“别拧我, 疼!”很明显抒发的是个人的情感, 表现的是私我, 是个性化的我。艾青通过二人对比, 意在肯定裴多菲的大我, 而否定徐志摩的私我。对于艾青而言, 他所说的个人更强调政治个人的政治概念, 他反对朦胧诗人过分陷入个人感情的抒发。

陈思和曾说过, 中国的现当代文学里有两大传统, 即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传统和三四十年代形成的战争文艺传统。尤其是后者, 由30年代的左翼文学到40年代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文学, 战争文艺传统在确立过程中, 就是一个规范逐渐产生、作家逐渐向规范认同、看齐并在此过程中抛弃了自身的过程。作家纷纷丧失自我, 他们排斥个人情感, 拒绝个人丰富的内心世界, 并且十分真挚且热情的为个人之外的目标歌唱。这种状况始于上世纪20年代, 且愈演愈烈, 造就了一个要求整体性, 追求同声部大合唱的时代。这样的同声部合唱里, 一旦出现“即使我仅仅剩下一根骨头, 我也要哽住一个可憎时代的咽喉”以及“崩塌停止了, 江边高垒着巨人的头颅。戴孝的帆船, 缓缓走过, 展开了暗黄的尸体……”这样的不和谐之音时, 就难以被人接受。

对于朦胧诗人而言, 他们从小接受革命理想和革命传统的教育, 因此他们相信前途的美好, 并且在文革初期他们响应号召, 怀着一腔热情参加运动, 并做了不少幼稚、愚蠢的事情。然而他们终于认识到, 自己是被利用了之后, 当然是痛苦的, 他们开始苦闷犹豫, 在沉沦与进取的道路中间徘徊, 幻想的破灭、对青春的焦虑以及对未来的迷茫, 使得他们开始思考个人、生命、生活、命运等主题, 他们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 重新成为了活生生的人。长时期个人的失落, 在朦胧诗人这里个人得到了重新的发现。

四、 “懂”与“不懂”:两代人的创作姿态

关于诗歌懂与不懂的问题, 艾青作为一代新诗的探索者, 一直坚持自己的艺术理想。对于朦胧诗, 他也并非完全排斥。他说“百花齐放”是一条英明的政策, “凡是花都有放的权利。花的生命就是放”, 人的爱好是多样的复杂的固执的但是也是善变的在不妨碍别人的时候, 个人选择自己所喜爱的。他在《从“朦胧诗”谈起》中甚至称赞了舒婷的诗, 认为除了个别句子之外, 全诗都是明白易懂的。这样的朦胧诗, 人们还是可以接受的。他甚至指出“现在写朦胧诗的人和提倡写朦胧诗的人, 提出的理由是为了突破, 为了探索; 要求把诗写得深刻一点, 写得含蓄一些, 写的有意境, 写的有形象;反对把诗写得一望无遗, 反对把诗写得一目了然, 反对把诗写得满篇大白话。这些主张都是正确的”。客观来讲, 艾青的这些观点可以看出一个诗人对艺术理想的坚持。

但是对于朦胧诗而言, 它的“不懂”是对单一的口号式的诗歌的反叛, 是对十七年以来直白的口号式文学的对抗。文革时期从事创作的这批诗人, 大多数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 如《你到底要什么?》、《多雪的冬天》《椅子》等等。虽然《椅子》是国内最先介绍进来的先锋艺术, 其介绍的目的也是供批判, 但对这批诗人的影响却是不言而喻的。另外一个方面, 诗人们日益丰富的情感和僵化的形式之间矛盾的出现, 也促使他们开始探索新的形式。1949年以来, 政治抒情诗长期占据诗坛, 反映生活的手段, 基本上还是描写英雄主义感情和颂歌主题的借助生活场景描绘直抒激情的方法。朦胧诗的出现, 对于长久以来形成的审美传统,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艾青作为现代诗歌艺术的积极探索者, 他一直坚持自己的艺术理想, 在这场争论中, 双方的分歧是诗学趣味上的。是在变幻莫测的诗坛上, 不同的两代人做出的不同选择。

参考文献

[1]姚家华.朦胧诗论争集[C].北京:学苑出版社, 1989.

[2]刘禾.持灯的使者[M].广西:广西桂林出版社, 2009.

[3]杨健.1966-1976的地下文学[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3.

[4]程光炜, 洪子诚.朦胧诗新编[M].湖北: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9.

[5]丁帆, 王世沉.十七年文学:“人”和“自我”的失落[J].唯实, 1999 (1) .

[6]李润霞.以艾青与青年诗人的关系为例重评“朦胧诗论争”[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5 (3) .

[7]李怡.艾青的警戒与中国新诗的隐忧重新审视艾青在“朦胧诗论争”中的姿态[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2011 (3) .

唐宋诗词中诗人的爱情观 第5篇

一、唐宋的爱情诗

甜美的爱情是人们的共同的愿望，唐宋的爱情诗中也有许多凝结了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坚定追求，展现了两情相悦的幸福与婚后生活的和乐，情调以活泼可爱居多。其中亦有不少是表青年男女的情爱的，流露着最为真挚动人的感情。加之它又乐于从当地世俗乡情特别是民谣中汲取诗料，深得民歌精髓，“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最具代表，“晴”即是“情”，一语双关，巧妙地道出了自己的感情。再如“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山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书写了山野姑娘情窦初开时的纯真情怀和生活情趣，饶有民歌风味，灵巧动“长相思，摧心肝”，爱情不光是甜蜜的，亦有苦涩；既有回味不尽的甜美时分，也有不堪回首的痛苦记忆。

中国古代表达爱情的作品大多平添了一笔浓重的感伤色彩，即使是表达爱的痴迷，也往往是痛苦忧郁的痴迷，浸透着一种缠绵缱绻而又悲凉的情调。张泌的《寄人》就颇具典型意义，“别梦依依到谢家，小廊回合曲阑斜。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此诗情感浓烈而真挚，对于细节的选择，更能细腻而表现无尽的思念之情。

在这一类诗歌中，悼亡诗又是其中比较特别的一种形式。悼亡诗表达的是诗人对先逝的妻子的思念，往往是睹物思人，触景生情，感情真实。《全唐诗》中悼亡诗共有60左右，元稹的悼亡诗更是多达33首，其中的《遣悲怀三首》《离思五首》等作表达了诗人对亡妻韦氏的思念之情，更是闻名遐迩，感人肺腑。“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指出：“悼亡诸诗，所以特为佳作者，直以韦氏之不好虚荣，微之之尚未富贵。贫贱夫妻，关系纯洁。因能措意遣词，悉为真是之故。夫唯真实，遂造诣独绝欤？”

唐代也有许多诗歌展现了爱情因受一些外部势力的干扰、压制而痛苦、忧闷的心情。蔡翔《情与欲的对立——当代小说中的精神文化现象》认为：“在古代社会中，社会活动常常表现为男人的功名活动，形成一种功名的畸形心理，古典诗歌中的怨妇诗可以视作这种心理模式的逆反现象”。

诗歌无论如何总是要负载生活和思想的重量的。唐代爱情诗也不例外，它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神会内容和情感信息，品读，便能让人滤去人世尘嚣。

一曲曲爱情诗歌令人荡气回肠，或甜蜜，或痛苦，或哀怨。那细细密密的文字间充满了爱情的气息，相思的味道，是“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的两小无猜，；是“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心心相印；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坚贞不渝；是“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海誓山盟；也是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怅然若失；更是“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的决绝！

总之，唐代爱情诗是我国悠久的古典诗歌历史中的一道亮丽风景，在内容、题材、思想等方面相比前朝诗歌都有较大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良好的社会风气，推动了诗歌发展的前进步伐。当然，唐代爱情诗也激发人们对幸福爱情的向往和美好理想的追求，这才是所有爱情诗共同的本质。

于程程

诗人郭小川如诗的爱情故事 第6篇

在近日接受鄂南桂乡人采访时，郭小川的子女讲，“其实，真正鲜为人知的是我妈妈与爸爸生生死死、始终相濡以沫的感情”

事实上，直到1976年郭小川不幸意外辞世，杜惠与郭小川30多年中几番生生死死，始终相濡以沫。在杜惠老人和家人心中，郭小川不仅是一位受人景仰的革命诗人，更是一个重情义、讲道德，善良、敦厚的好丈夫、好父亲。杜惠老人至今珍藏着丈夫单独写给她的300多封情真意切的书信。就是在贺文指称郭小川在干校与佘姓少女恋爱的那段日子，郭小川还写有122封家书，其中大部分是写给妻子的。真正不为人知的是，杜惠老人本人也是早年投身革命、历次运动中遭受迫害、直到1979年才平反的老布尔什维克。1981年离休后，老人开始整理郭小川的文稿，撰写回忆录，这不仅是她的日常工作，也是她的生命支柱。

采访时，杜惠老人讲，“小川原名叫恩大，参军时叫郭苏。在抗日战争的一次战斗中，有一件战利品———钢笔，上面刻有‘小川’二字。当部队奖给他时，他很高兴。此后写作时，就开始用‘郭小川’作笔名，抗日战争胜利后，‘郭小川’成了正名。”从谈话中知道，郭小川，1919年9月出生于河北省丰宁县凤山镇，父母深谙古诗文，家教甚严，自小学习刻苦，为人忠厚纯朴。16岁便投身革命运动，18岁参加了八路军，分配在三五九旅工作。杜惠，1920年春出生于川东长寿县一个教师世家，聪慧而又好学。8岁丧母，16岁组织募捐支援抗战，参加学生救亡活动，19岁被中共中央办公厅选调专为毛泽东抄文件。

1940年秋，一个晴朗的日子。杜惠与好友劳荔到已调到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原延安中国女子大学的同班同学周洁的办公室玩，忽然听说山下有人给劳荔带来一封信，杜惠便随劳荔一同跑下山，这时一个穿战士服的青年匆匆向她们走来。青年是替劳荔捎信来的。劳荔向杜惠介绍：他是我们边区的青年诗人郭小川，在三五九旅工作。又向郭小川介绍杜惠：“别看她那么秀气，她可不简单，曾带着党的秘密介绍信，化装闯过川陕公路到延安的。”郭小川与杜惠相互含笑点头，表示敬意，却未说一句话。杜惠心中疑问：“他，连军装也没扣风纪扣，军帽檐耷拉着，像个农民出身的‘土八路’，想不到还是个青年诗人?”疑惑中，目送郭小川向延河岸边走去。

此后，郭小川常来延河边与杜惠等一同散步，谈论国内外大事，谈理想与未来，谈文学与诗歌，但从未涉及到爱情。这时，天真、纯情的杜惠，内心一直很平静。

杜惠的女友中有个叫虹的，是河南姑娘，随和、热情、纯朴、漂亮，吸引许多男同学的爱慕，而她偏偏爱上了郭小川。可是此时的郭小川已暗暗恋上了文静的杜惠。杜惠那性格的棱角、偶尔闪烁思想火花式的新奇见解，常撼动他的心灵，点燃他的诗情。然而，对此，杜惠全然不知。

1941年10月中旬的一天，难耐的郭小川以散文诗的优美，载着丘比特的神箭射向了杜惠。信的开始，描绘出秋阳照耀下延安美丽的山川，叙述了延安青年自由幸福的生活，接着回忆了近一年的纯真友情和对杜惠的了解；最后表达了他自己的心愿：希望在今后漫长的革命征途中，不管享有怎样的欢乐与幸福，或遇到怎样的艰难与困苦，都愿与杜惠永远相伴在一起。他写道：“我的一颗热烈纯朴的心，时刻等待你的回应。”这是一封诗一般优美的求爱信，可惜，杜惠已在整风审干的坦白运动中把这封信交给了组织。这时的杜惠觉得爱情是绳索，会拴住了自由。她没回信，主动中断了以前那种和郭小川纯洁的往来。

一周过去了，郭小川的年轻朋友张丙南，忽然来找杜惠，说有要事相告。他们走到延河边坐在一块石头上，小张转达了郭小川向杜惠说的话。郭小川说：“你不给我回信，你的拒绝，已使我的心灵受到重大的创伤，使我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中。我甚至想离开延安，走得远远的。如果遭到真的拒绝，我决心永远不再见到你，也永远不会对任何女孩再产生那样深沉的感情，也许一辈子不再恋爱。”小张传来的话，刺痛了杜惠的心，这个出乎意料的情况，引起了杜惠的内疚和不安，她两眼闪着泪花，低下头不让小张看见。小张又说了一些郭小川对革命怎样忠诚、坚定，为人怎么忠厚、单纯，又怎样勤学、多才等等的话，还告诉杜惠：郭小川已要求参加社会调查组，半个月后就下乡去。

郭小川对杜惠的爱，深深感动了杜惠的心，她灵魂深处高傲王国的基石，已为郭小川执著的爱所摇荡，内心的平静被破坏了。可她不愿说任何一句软弱的话，久久地沉默着。

杜惠最终冷静下来，认真地分析一年来对郭小川的了解。他参加过学生救亡运动，又在八路军里受到很好的培育，是个忠诚、憨厚、纯朴的同志，政治修养、文化素质较高，谈吐高雅，内有才华，感情很深沉，又富有革命朝气，在与他交往中，总能受到鼓舞，能丰富自己的思想。他的一些诗，对杜惠这个曾一心想当游击队的神枪手去打鬼子，又热爱田野生活的姑娘，有着特别的吸引力。细想起来，这一切都使杜惠喜爱、动心。

次日晚饭后，她向女友们宣布：向爱情之神屈服!随即，用细尖的蘸水钢笔，向郭小川表明：“小川：我将以最大的热情与忠诚，回报你纯真善良的心!”热心的女友们，立即请一位男同志涉过延河水，快快地将短笺送到了郭小川手中。

郭小川后来告诉杜惠：他当晚就向几位至友传送着这心灵的春天的消息，几乎彻夜未眠。第二天，郭小川读了许多著名的爱情诗，顾不了守约，匆匆吃过晚饭，就迫不及待地奔到中央党校门前。这时，杜惠正和几位同学出来散步，见郭小川眼里闪着无法掩饰的欢乐的光芒，她红着脸笑了。

两人一同走入校门前延河边的小树林，各靠在一棵小树上。好一会儿，彼此害羞得谁也不敢抬头看对方一眼，心儿好像要从胸腔里跳出来一样。渐渐地，落日的余辉也躲到远山后边了，那快到黄昏时的蓝灰蓝灰的天空，那在高原显得特别明亮的最初的几颗星星，那远处窑洞里刚刚点燃的一两盏油灯泛出微红灯光，好像都在偷偷地望着他们，想窥探他们的秘密。延河水唱着动听的歌，带点凉意的秋风吻着小树梢头，发出醉人的沙沙声———它们好像都在催促他们快快私语。终于，郭小川拉起杜惠的手，把杜惠的身子慢慢拉过去深情地望着杜惠的眼睛，充满激情地说：“我将永远忠于你，永远爱你，永远属于你，让我们今晚订婚吧!”

郭小川用双手紧紧握住杜惠的双手。杜惠感受到，他的手不仅有力而且温暖，皮肤还那么细腻，手上好似有一股强烈的电流，传遍了全身，眼里闪着火样的光亮。杜惠羞涩地柔声说：“好，我们现在就正式订婚!”

此言一出，杜惠好像立即增长了百倍的勇气，从心灵上彻底告别了无拘无束、独立自主、完全自由的少女王国，迎来了第一次与异性心灵上的相互依偎。杜惠稍稍放大声音说：“让我们向着青春般的小树，向着永远欢唱的延河水，向着宽广美丽的星空宣告我们订婚啦!”郭小川和杜惠一同欢叫起来：“我们订婚啦!我们订婚啦!”郭小川突然生出了一股杜惠未料到的强大力量，一下子把杜惠紧紧拥抱进自己的怀里，狂热地亲吻杜惠的秀发、杜惠的面额、杜惠的眼睛、杜惠的润唇，久久地。一种愉悦无比、欲罢不能的感觉传遍全身，使杜惠完全被征服了，沉醉了，心魄为之飘荡，心灵渐渐融合，好像自己已经不存在了，少女心灵的自由已飞到九霄云外。她的心已经完全属于郭小川了，人生的第一杯美酒———深情的甘醇的吻，使杜惠醉了，醉了!

直到学校传来熄灯的预备号音，杜惠才不好意思地松开了彼此相拥着的双手，赶紧轻轻推开郭小川，让他快快回到中央研究院去，自己也急步走进中央党校的大门，悄悄进到集体宿舍，轻轻钻进被窝。她全身心流动着沸腾的热血，感到今夜的被窝一点也不冷，立即进入了甜美的梦乡。

由于多种原因，婚期一再推迟，到1943年2月3日春节才举行婚礼。他们用墙上那张旧白细布的世界大地图，加上领的几斤棉花做了床新婚被子，用黄泥土做了一对并排的单人沙发，窑洞便成了洞房。来祝贺的同志吃着红枣绿豆粥，边笑边聊。吴玉章老人送上了一幅苍劲而富有神韵的婚联———“杜林深植慧；小水汇成川”，他们接过，双双向吴老鞠了一躬。甜美的新婚刚刚一个月，延安的整风学习就转入了审干运动，各机关、学校一律断绝来往，郭小川与杜惠不能相见了。郭小川的历史和家庭比较简单，没受到多少冲击。杜惠在西北公学，仅仅因为提了一条意见，认为学校整风总结空洞无物，就被康生宣布为“七人反党集团”成员，被投入中央社会部的监狱关押，戴脚镣，每天半夜被提审。新婚燕尔的幸福与欢悦早已抛到九霄云外。杜惠坚信：坚持真理，决不说半个字的假话。

如果说杜惠是郭小川诗的引信，催发着他诗的灵感的话，那么，郭小川诗歌的积极乐观精神又在杜惠的血液里潜移默化，使她度过了日后艰苦、曲折乃至冤屈的日子。当杜惠被平反，与从前线归来的郭小川见面时，她已熬过了艰难的两年零五个月。不久，他们便一起随大军进入北京。

为党为革命为人民工作，始终是他们生活的第一需要，也是他们爱情幸福的基础。他们婚后几十年的共同生活中，始终感到有倾吐不尽的知心话，有不断增长的热情，有日益丰富和充实的生活情趣。“十年浩劫”破坏了他们幸福的家庭，但他们的爱情是永存的。那保留的近600封约60多万字的情书，处处闪耀着他们纯洁、炽热爱情生活的美丽光泽。

郭小川不幸过早地逝去，杜惠时时刻刻感到这种无以弥补的巨大损失。没想到的是，在郭小川辞世20余年后，居然被人挖掘出一段与19岁佘姓少女鲜为人知的“黄昏恋”，而诗人依然健在的爱侣———也被说成于“文革”期间含冤离世。为了澄清事实，杜惠老人只得诉诸法庭，寻求法理公道，公开辟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