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快乐幸福范文（精选6篇）
国民快乐幸福 第1篇
快乐经济学是近些年新兴起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它以人的快乐幸福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作为经济学的核心理念,在整体主义价值观与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支持下,结合行为学、社会学、实验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知识,构筑经济学新的理论体系。该理论强化了经济学对人类行为本质的解释,其理论框架是从人自身的主体性出发,扩大为人与对象平等的“互主体”思想,并最终将经济发展的价值尺度归结于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快乐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在全社会引发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政府开始关注国民快乐幸福指数,人们开始反思人生真正意义,学术界开始反思传统经济学的种种弊端,而教育界开始正视教育理论与教育手段的人文关怀。那么,快乐经济学带给现代教育哪些启示?人类追求快乐幸福,需不需要教育的引导?快乐教育的内容有哪些?如何构建快乐教育体系?这便是本文需要探索的问题。
1 思考一:快乐经济学带给现代教育哪些启示
21世纪,人们的价值观呈现多元化,人们开始关注个体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开始深入思考自我如何获得自由、平等、全面的发展。快乐经济学启发人们,追求快乐幸福是生活工作的必然要求。而教育就必须适应这一需要的变化,转变理念,丰富内容,拓宽思路,给受教育者提供精神和心灵上的愉悦,使受教育者从容、自信、快乐地面对人生与未来,使受教育者获得感知快乐幸福、获取快乐幸福并创造快乐幸福的能力。
快乐经济学促使人们反思传统苦乐观,快乐教育则启发人们树立积极向上健康的幸福观。传统儒家思想中的苦乐观代表中国古代人生哲学主流的苦乐观。儒家文化讲苦感,倡导克己、安分,抑制欲望,主张以苦为乐,以苦为荣。我们常常听到诸如“苦中作乐”“先苦后甜”“苦尽甘来’之类的词,就是其思想的形象体现。凝神仔细体会这些词语中暗含的苦涩味道,就能够深切地感受到这种苦乐观对于人们思想的禁锢。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长期以来,人们很少谈及追求快乐的话题,谈乐被认为是伤大雅之事。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把言乐视为不正经,把休闲娱乐理解为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而加以指责。快乐经济学认为,追求快乐幸福是人类一切行为的终极目标,提倡快乐幸福地生活与工作,无疑对我们树立正确的苦乐观具有启发意义。
2 思考二:快乐需不需要教育
“趋乐避苦”是人类的天性,这种自然而发的天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只是一种本能的反应。本能驱动下的快乐幸福只能说是低层次的。人类具有的思维是其区别于其他生灵的根本特征,表现在对快乐幸福生活的追求方面就是善于主动积极地探索各种方式方法,以求得更高的价值。教育就是人类有目的的提升快乐幸福能力的重要手段。那么,快乐幸福不需要教育,在现实生活中,为什么有如此之多的人常常发出这样的感慨:“生活没劲”“工作无意义”“心情郁闷”,还有很多人业余生活极其匮乏,即使有休息时间了,却因为无所事事,虚度美好时光。这种空虚郁闷寂寞难耐,实际上是缺乏体验快乐、追求快乐的能力。
3 思想三:快乐教育的内容有哪些
快乐经济学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能够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出发,分析影响人类快乐的许多非财富性因素,能够用一个更加广泛的指标体系替代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GDP,并且告知人们快乐对财富的反作用。基于快乐经济学对影响人类快乐幸福的主要因素的分析,快乐教育的内涵主要体现为六大方面:(1)正确的财富观,辩证分析财富与快乐的关系,强调收入增加并不一定导致快乐增加;(2)和谐的家庭观,重温幸福的婚姻家庭对于快乐幸福的重要意义,强调人间真情的伟大;(3)积极的职业观,正确面对工作中的酸甜苦辣,寻求工作意义,体验工作乐趣;(4)公平的社会观,客观分析,理性对待社会中的人、事、物,忌愤世嫉俗,忌消极堕落;(5)科学的自然观,以仁爱之心尊重自然、爱护自然,在优美的自然环境中陶冶情操,感受快乐;(6)豁达的人生观,客观认识自我,分析自我,做一个真实的自我。快乐经济学视角下的快乐教育内涵丰富,总体思路是让人们从审视人性美的角度看待幸福和快乐对人生的意义,快乐教育则指向和贴近影响快乐幸福的每一个因素。
4 思想四:如何构建快乐教育体系
首先,政府要高度关注国民的快乐幸福,完善经济社会评价指标体系,将提升国民的快乐幸福感作为考核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并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大力宣传,在全社会营造追求幸福的良好社会氛围。同时,加大对教育、文化等影响国民快乐幸福的产业的支持力度,加强精神文化建设,为提升人们的精神生活品质提供条件。其次,全社会都要关注人的精神生活质量的高低,特别是要加强社区在快乐教育中的作用。政府应该鼓励并积极支持社区开展多种形式的快乐教育活动。通过面向社区全体居民的快乐教育,营造语言美、行为美、形象美的社区环境,建立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第三,学校是开展快乐教育的关键阵地。学校教育对于人们形成健全人格、培养优秀品质、养成良好的学习能力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第四,家庭教育是快乐教育的重要方面。家庭是心灵的港湾,家庭的快乐、幸福、和谐是人们感知快乐的最小组织。每一个家庭都应该积极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尊老爱幼,和睦友善,成员之间互帮互助,互爱互敬。最后,个人是感知快乐、体验幸福的主体,每一个都要自觉培养健全的人格,积极开展自我教育,及时调整不良心态,追求身心的和谐,快乐幸福地工作生活和学习。
摘要：快乐经济学认为,快乐幸福是人类一切行为的终极目标,追求快乐幸福应该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开展快乐教育,构建全方位的快乐教育体系,是提升国民快乐幸福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快乐教育,国民快乐幸福,快乐经济学
参考文献
[1]Noddings.Happiness and Education[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2003.
[2]展海燕.和谐社会:基于快乐经济学视角的研究[J].西安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2008.6.
从人民幸福指数看国民幸福感 第2篇
关键词：人民幸福指数；国民幸福感
据专家预测，发达国家在2015年GDP增速将在2.58%，而中国2015年GDP增速将在5.81%。[1]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GDP的增速较快，并且引起西方国家的一度恐慌。其实这是没有必要的，中国本来就是发展中国家，起点低，增速快，要想发展，这也是必然的趋势。因此，丝毫没有理由，认为我们国家强大起来了。除此之外，专家预测在2015年欧洲联盟的GDP增速将在1.67%，相对于中国来说也是较低的，然而据调查，欧洲国家的人民幸福指数要远远高于中国，这不得不让我们思考，原因在哪里？
一、国民幸福感的概念定义
国民幸福感是指国民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或幸福的感觉。从经济学上来说，国民幸福感可以用人民幸福指数来代替。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民幸福指数是否就能真的代表国民幸福感，这值得去探究。而人民幸福指数是由国民收入的递增、失业率、通货膨胀这几个方面组成。从宏观方面看，我国的国民收入是不断增加，但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国民收入是人均收入。我国是一个人口基数大的国家，国家的大部分财富掌握在小部分人手中，小部分财富却被分给了人口的大部分。因此对于大部分人说，他们的收入并没有明显的增加。而据资料报道，我国近几十年的失业率也只增不减，人民的生活水平也略微下降。因此接下来将讨论国民收入、失业率、通货膨胀这三个因素是否会影响国民幸福指数。
二、我国国民幸福现状及原因分析
（一）失业率增加
在我国，对于许多父母来说，孩子上大学就意味着将来有一个比较好的工作，不用跟父辈一样辛勤劳作。而对于孩子来说，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寒窗苦读十几载，毕业后很可能找不到工作。那么失业是什么呢，它对生活有什么影响呢？需要刺激经济的发展。而据资料显示，近些年来，我国的失业率只增不降，实际失业率比登记的失业率要高，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因此这是导致国民幸福感下降的原因之一。每天早上起床，想想有好几万人在跟你竞争，害怕哪一天就被解雇了。
（二）工资水平变动不大
工资水平是指在一定区域内， 一定时间内劳动者平均收入的高低水平。而确定工资水平时应考虑生活费用、物价水平，这样才能保证员工及其家庭获得维持生活的基本费用。一般来说，总的物质生产增多，工人的工资就应随之增加。根据《国民幸福报告2014》，我们可知时薪在20-30元的人在工资方面幸福指数最高，感到最幸福。[3]在现实的生活中，人们却发现自己的生活质量没有提高。那么是为什么呢？因为工资变动不大，而普通家庭生活所需要的衣食住行方面的费用，却增加了。对生活费用影响最大的是物价水平，当物价上涨时，衣食住行这些最基本的消费的水平也会提高，花同样的钱就只能买到更少的东西，因此原来的生活水平就维持不了，就会导致生活水平下降。倘若连最基本的消费也满足不了，那么国民的生活就会一直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对生活的幸福感就会下降。
（三）通货膨胀
近几十年来，通货膨胀速度加快，普通老百姓在感叹的同时，也有一种明显的无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无论社会发展速度有多快，由于没有文化，他们的生产力始终赶不上机器。他们的生活始终在生存线上挣扎。因此对于他们来说，虽然钱挣得比过去要多，但是物价一涨，他们的生活并不见得比过去好。而根据CPI中八大类食品所占的比例，我们大致可以估算，在我国过去的三十年间，货币的购买力的确是下降了，比如据资料显示2010年的50块人民币，在1980年只能相当于当时的一块人民币。因此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因为工资的上涨而提高。[4]
三、提高我国国民幸福感的若干建议
（一）提高就业率
国家在要求民众树立正确的就业观的同时，也隐含更改拓宽就业途径，提高就业率。比如说，高校也应加强学校与社会的联系，了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适当调整自己的教学目标和培养目标，使面临毕业的学生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而学生自身来说，既要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在学校中学习时，不能过多认为学校是享乐的乐园。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也要通过各种实践活动，加强自身的训练，提高自己的社会生存能力，使自己能自信地面临社会的挑战，最终找到合适的工作。
（二）适当提高工资水平
工资水平不提高，而物价不断增长，必然就会造成人们的幸福感下降。因此政府应该加强宏观调控，适当提高工作水平，使看不见的手发挥重要的作用，降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而在CPI调查中，蔬菜、粮食等生活必需品占有很大的比例，假如连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都上涨了，那么CPI必定要上升，因此工资水平如果不提高的话，那么人民的生活水平必然不会提高。而即使工资水平提高了，但是它上涨的速度没有物价上涨的速度快，那么人民的生活也不会好过。
（三） 控制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或多或少会影响到国民的生活。因此政府应采取积极的手段，控制通货膨胀。比如说，对于生活必需品，政府需根据广大国民的生活水平制定合理的价格政策。结合最高限价法，对于生活所需的农产品进行分类定价，同时给予农民一定的种植补贴，鼓励农民种植。而对于房地产业，政府应理智的调整住房的供需结构，不能一味为了发展经济，过度开发房地产业，肆意将房价调到普通国民买不起的价格。造成超高的空房率。应该用政策鼓励那些建中低房价的公司或企业。
总之，近几十年中国经济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然而在发展的过程中或多或少会产生一些问题，这时就需要政府不断地进行小规模地改革，改善人们生活的质量，提高人民的幸福感。这条路想必走起来很漫长，需要国民耐心等待。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教科院）
参考文献：
[1] 世界银行.2015年世界各国GDP经济总量及GDP增速排名预测[J].资讯榜单，2015（13）.
[2] 钱晓烨.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博弈论分析[J].科协论坛，2007（02）.
[3] [EB/OL].http：//wccdaily.com.cn
国民幸福感与经济增长 第3篇
关键词：幸福感,经济增长,收入
关于国民幸福指数 (GNH) 与经济增长、国民收入关系的实证研究, 在西方伦理学、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由来已久。相对来说, 我国在这领域的研究较少。近年来, 有以刑占军 (2002) 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就主观幸福感方面有一定的研究。而在2006年全国首个“和谐社会”的官方调查指数发布中, 得出北京郊区市民幸福感超过城区, 收入与幸福不成正比的调查结果。这不禁引起人们的疑虑与思考。本文通过对国外文献的回顾, 就主观幸福感与经济增长即收入的关系进行了一个研究, 希望能为提高国民幸福指数提供一些参考。
一、对幸福指数与收入关系研究的文献回顾
自从Easterlin于1974年对美国跨时期的收入变化与主观幸福感变化之间关系论述的文章发表以来, 主观幸福感逐渐吸引了大量的经济学家的关注。对主观幸福感与收入的关系, 主要是两者不同的观点, 一种是传统以GDP为核心的统计, 建立在效用最大化假设的基础上, 认为有钱就快乐, 增长就幸福, 收入与效用最大化或者满意度最大化之间是正相关关系, 它们之间没有太大分歧 (Easterlin 2001;Frey&Benz 2002) , 这跟我们一直以来所追求的经济增长目标是相一致的。
但是, 近年来出现了以Diene为代表的另一观点:幸福与财富不完全呈正相关关系。尽管有许多理由相信, 高收入能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和快乐程度, 而且人们也都为追求高收入而不遗余力地工作, 但是, 很多研究表明, 财富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令人非常惊讶的弱 (Haring, Stock, &Okun, 1984) 。卡尼曼、黄有光、奚恺元等行为经济学家的研究一致表明, 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 物质和货币的增长与幸福和快乐的关系就渐行渐远了, 人们的快乐和幸福, 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对事物的体验, 而不是事物本身, 因此单单产品和劳务的增加, 并不能增加幸福。最令人信服的一项研究就是Headey、Muffels和Wooden (2004) 对澳大利亚的研究, 研究表明, 生活满意度与收入之间存在相当弱的相关关系。虽然它们之间存在正的关系, 但是很小。一旦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年收入达到15, 000美元的时候 (Inglehart和Klingemann 2000;Helliwell 2003) , 幸福感反倒还会随着收入的增加递减。以美国为例, 实际GDP增长了3倍的时候, 国民满意度或者说是国民幸福感却没有变化 (Diener和Seligman 2004) 。在对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研究时, 也得出了相类似的结论 (Blanchflower和Oswald 2000) 。
在我国, 还有以刑占军、罗楚亮为代表的学者关注主观幸福感的问题。刑占军 (2002) 对观幸福感有个实证探索, 认为主观幸福是人们对自身存在状况的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罗楚亮 (2006) 则认为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高于城镇居民, 主要是由于预期的满足程度、收入变化预期、对生活状态改善的评价等差异所引起的, 而城镇失业与就业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差异则主要是由收入效应导致的。
二、幸福感与收入一个简单函数关系
从以上的文献可以得出: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有关系, 既可能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 也可能有弱的正相关关系, 甚至还有出现负相关关系的。本文以2006年北京的一个调查结果为例建立一个简单的曲线图。
2006年7月北京市统计局开展了以“国民主观幸福感”为主题的民意调查, 样本为7, 118位18~70岁的市民, 包括外地来京者。调查结果显示, 月收入不足4, 000元时, 幸福感随收入的提高而提高;达到4, 000元后, 幸福感呈波状上升, 5, 000~7, 000元中等收入组幸福感最强;7, 000元后出现下降, 1.5万元~2万元组幸福感更不确定, 其平均幸福感分值与1, 000~1, 499元收入组相同。可见, 高收入家庭不一定幸福。 (图1)
在图1中, 横轴代表人均月收入, 越靠近箭头方向收入越高;纵轴代表幸福指数, 越靠近箭头表示幸福感越强, 幸福指数越大。收入与幸福指数之间关系的曲线呈倒U形状。
当月收入低于4, 000元时, 人们为解决温饱而不断劳动, 每增加一分收入效用也相应提高, 所以人们的幸福感也随着收入的提高而提高;超过4, 000元以后, 人们生活有所改善, 幸福感提高,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 人们已习惯那种温饱生活, 因而人们又开始追求另一种更高水平的生活, 所以随着收入的增加, 幸福感还是会呈波状的增加;当收入达到5, 000~7, 000元时, 人们生活小康, 幸福感最强, 幸福指数也最高;但是, 当收入达到10, 000~15, 000元时, 幸福指数只能与收入在1, 000~1, 400之间的水平媲美。
按照Duesenberry (1949) 、Easterlin (2001) 的解释是:财富的边际效用递减的原因是由于人们的竞争与相互攀比。这与经济学模型所假设的收入的增加会绝对地增加人们的满意度是完全相悖的, 因为在经济学里, 我们都被假定是独立的个人, 大家都不与别人的生活相比较。但是实际上, 我们是具有高度社会性质的动物, 会在意别人的眼光与看法, 会被他们的观点所困扰。不停地攀比社会地位与社会成就, 为得到人们的认可而不断努力。所以, 就幸福感角度来说, 收入高不一定就感到幸福。他们这种竞争、这种攀比是一种零和游戏, 不是你好就是我好, 即个人行为会给别人带来外部不经济。
三、启示与建议
从以上的分析中, 我们可以得到很多政策性的启示, 但就我国的实际来说, 2005年中国人均GDP仅1, 703美元, 大概是14, 000元, 月收入就是1, 200元, 处于图1中的前面阶段。所以, 我国的当务之急是加快发展经济, 提高人们收入水平, 同时也就是提高人们的幸福感指数。
根据北京的调查表明, 我国的收入差距较大, 但是幸福感并没有因为收入的增加而提高。相反, 月收入超过10, 000元的幸福感降至月收入为1, 000多元时的水平。所以, 这里有帕累托改进空间。政府通过向高收入群体征收个人所得税等措施来补贴给收入群体, 即重新分配收入, 是一种社会福利的帕累托改进, 可以增加社会总福利和幸福。
尽管目前我国还没有进入幸福指数与收入呈弱相关、甚至负相关的阶段, 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 在不久的将来, 按我们的“十一五”规划, 在2010年人均GDP将达到2, 400美元, 那时候的国民幸福指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能就会像现在出现在发达国家的关系一样。所以, 我们在发展经济、追求GDP的同时, 也要追求国民的幸福指数。Layard (2005) 的研究表明, 除了足够的收入外, 影响人们幸福指数的还有六大因素:健康的身体、满意与有保障的工作、安全和美好的私人生活、安全的社区、自由以及道德观。因而, 政策制定者应该强烈地认识到, 人们喜欢稳定, 稳定使人们感觉安全与幸福。人们不喜欢变来变去, 不喜欢工作与生活环境换来换去。
最后, 希望我国政府能未雨绸缪, 从发达国家的问题中吸取经验教训, 在提高经济增长的同时, 给国民创造一个安全、稳定的工作生活环境, 多去关心人们的身体健康状况, 提供医疗保险之类的公共服务。Layard (2005) 认为, 政府要更多地关心国民的闲暇时间、公共产品的供给以及那些不显眼的低调消费 (这种低调消费是相比那些纯粹为跟人攀比摆阔的那种消费) 。
参考文献
[1]罗楚亮.城乡分割、就业状况与主管幸福感差异.经济学 (季刊) , 2006.4.
[2]刑占军.主观幸福感研究:对幸福的实证探索.理论学刊, 2002.9.
[3]张瑾.国民幸福指数:社会发展评价的新尺度.领导科学, 2006.15.
国民快乐幸福 第4篇
关键词：“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国民幸福,科学发展观
在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取得全面胜利、奋力推进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和“十二五”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 四川省第十次党代会胜利举行。会议明确指出,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 是从四川实际出发、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在全面深入推进“两化”互动、城乡统筹战略中, 必须准确把握大会“科学发展, 执政为民, 为建设西部经济发展高地而奋斗”的主题。实现“科学发展、执政为民”, 就是要做到统筹兼顾, 协调发展。“科学发展、执政为民”的终极目标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幸福。因此, 在深入推进“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战略过程中, 要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大力发展各项社会事业, 全面加强社会建设, 全面提高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和均等化水平, 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有机统一, 从而最终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一、幸福与国民幸福总值
追求幸福是人类发展的动力, 幸福也是人类社会长期探索的一个重大课题。简单地说, 幸福就是生活称心如意。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 西方先哲们就开始了对幸福的探索。这个时代对幸福的探索或具有自然主义特征或具有唯心主义特征。前者认为幸福和人的现实生活及物质利益相关, 其代表人物有索伦和亚里斯多德。后者认为幸福是脱离生活与物质的纯粹的精神感受, 持这种观点的最著名的是柏拉图。在中世纪欧洲, 占统治地位的幸福论是宗教神学超自然主义的幸福论。这个时间对幸福的理解都来自于对《圣经》的解读, 顺从、忍耐和禁欲是通往人类幸福的必经之路。近现代西方幸福论的发展结合了前两个时期的基础, 一方面强调物质, 一方面也重视精神。在西方幸福论中, 马克思主义幸福论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它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西方幸福论的精华, 把物质生活幸福与精神生活幸福、个人幸福与集体幸福、短期幸福与长远幸福等都有机结合起来。
在当代, 学者们对幸福的研究已经进入到了量化的阶段, 最有影响力的就是国民幸福总值这一概念。国民幸福总值一词由不丹第四代国王吉格梅·辛格·楚旺克在就位后推行“全民幸福计划”时所提出。楚旺克国王提出这一概念是希望建设一个基于不丹佛教精神价值基础上并保留不丹独特文化价值观的经济体制。有别于传统的以GDP增长为核心的经济体制, 不丹模式追求国民幸福总值的最大化和均衡化, 着眼于提升每个公民的幸福感。国民幸福发展观强调物质发展和精神发展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 只有二者的协调才能促进人类社会真正的发展。
二、国民幸福观与科学发展观
社会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 而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理论, 大致经历了从“经济增长论”、“增长极限论”、“综合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论”以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等逐步的演变。发展的概念、发展的目的、发展的服务对象、发展的动力、发展的模式以及发展成果的支配等是每种发展观都必须回答和解决的基本问题。科学发展观对这些基本问题的回答始终贯穿了以人为本的原则和理念, 指出“人是发展的目的和标准”, 发展的出发点是人的根本利益, 终极价值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 其内涵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推进“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战略中提升国民幸福感, 正是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从1978年到2009年, 我国经济年均增速达到9.4%, 增长之快、时间之长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但是, 长期以来我国很多地方都把经济增长与发展等同起来, 各级政府往往只重视GDP或GNP的增长, 不少地方政府实际上把GDP增长速度作为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 作为政绩考核的最重要指标, 有学者将此现象称为“唯GDP主义”。“唯GDP主义”以GDP的增长为唯一目标, 忽视民生, 对损害人民长远利益的行为和现象置之不顾;“唯GDP主义”片面追求经济增长, 只顾眼前利益, 缺乏长远目光。“唯GDP主义”的长期盛行, 造成了生态环境恶化、重复盲目建设、资源严重浪费、地区发展失衡、发展难以持续等种种不良后果。
国民幸福观是一种平衡的发展观, 它纠正了“唯GDP主义”的单一取向, 致力于在物质与精神、经济与环境等人类生活的多方面因素之间寻求平衡, 以获得人的幸福作为其终极目标。这一个目标也是我国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终极目标。因此, 在推进“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战略中大力提升国民幸福感就是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三、“两化”互动、统筹城乡中提升群众幸福感的几点建议
为了在更好地在推进“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战略中提升广大群众的幸福感, 应重点做好一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 创新“两化”互动、统筹城乡战略推进方式, 大力促进城乡居民增收
虽然国民幸福观有别于“唯GDP主义”, 但是经济增长与人民收入提升依然是提升国民幸福感的一个重要部分。从国内外的研究来看, 国民收入和主观幸福感在经济发展的初期, 有很强的正相关性, 随后, 随着收入的提升, 正相关性减弱, 最后在高收入阶段显示出一定的负相关性。作为西部地区, 四川国民收入还处于一个低水平阶段, 提升国民收入是提升国民幸福感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 四川省十次党代会提出的“三个翻番”、“五个提升”这一目标的实现是提升全省国民幸福感的重要推手。
四川是一个人口大省, 也是劳动力输出大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为四川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金积累。随着各种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以及全国各地出现的“民工荒”, 四川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将成为四川实施“两化”互动、统筹城乡战略的重要支撑。长期以来, 各级政府都没有开展劳动力资源现状统计, 基层政府也不清楚自身在劳动力资源方面的优势所在。建议开展劳动力资源统计, 结合各地劳动力资源状况, 开展有针对性的产业规划和招商引资工作。企业员工的本地化, 能更好地促进企业所在区域的城镇化进程, 能更好地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同时更加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 实现企业与职工的双赢, 最终实现“产城一体”。这一发展模式, 也有助于减少农村劳动力外流, 减少农村家庭长期的多地分离, 减少农村留守儿童和老人数量,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从而最终提高人民的幸福感。
在农业产业增收方面, 要促进现代农业产业加快发展。在确保大宗农产品稳步发展的同时, 推进现代农业、林业、渔业、畜牧业产业基地加快建设。要引导四川省不同地区发挥优势、突出特色、培育支柱产业, 形成特色优势产业带和产业集群。引导龙头企业加大农产品市场开拓和品牌打造力度, 进一步提升全省农业产业化水平, 带动农民增收。
2. 促进公众在重大决策与环境保护中的参与度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 生态环境问题逐渐成为全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凸现。国家在经济发展指导思想上逐渐从单纯注重发展的理念向可持续发展发展观转变, 并且在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中逐步深入落实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要求, 使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公众参与制度作为环境保护的一项重要制度不断受到人们的重视, 并产生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这就客观上要求提高环境保护的社会参与度。2012年以来, 四川什邡、江苏启东、浙江宁波、云南昆明等地都不同程度接连发生了因重大项目决策中的环保问题缺乏社会参与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值得各级政府深思。在四川省“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实施中必将引入大型项目来推动战略的贯彻落实, 在落实这些项目中一定要在项目决策过程中重视社会参与。
3. 着力推进小城镇、农村小规模聚居区建设
四川省十次党代会提出要“坚持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 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坚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 以城乡统筹、产城融合、宜业宜居、集约高效、环境友好为方向, 构建人口、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相协调的城镇化格局。”四川省在推进城市建设的同时, 更应大力推进小城镇建设, 突出小城镇建设在提升城市化水平中的重要作用。从目前四川省小城镇建设的情况来看, 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公共服务能力弱, 具体表现在水电气配套不足, 污水、垃圾处理能力低下。在今后的小城镇建设中, 要进一步提升公共服务能力, 加大对污水、垃圾处理的投入。
四川省广大丘区, 人口密度大, 自然资源相对匮乏, 小城镇环境承载力较低。在这些区域, 可在交通方便、地下水资源丰富、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建设农村小型聚居区, 改善农村居民的居住条件和生活条件。政府应做好规划, 为相应小型聚居区做好三通一平, 在有条件的地方做到五通一平或者七通一平, 房屋建设由农村居民自行负责。对引导到聚居区的农户, 要求其完成原有房屋的拆除和复耕, 提高土地的综合利用能力。
4. 加强失地农民权益保护
在实施“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战略过程中, 一定会涉及到耕地向建设用地的转化问题, 也就一定会有失地农民的出现。因此, 在推进“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战略过程中要重视失地农民权益保护问题。要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 使土地成为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来源。在维护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的前提下, 将农地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以法律形式界定给农民个人, 使每个农民在承包期内成为土地真正“三项”产权主体, 不仅可以依法转让、继承、抵押, 而且也可以有效制衡公权侵犯私权、行政权侵犯财产权, 从而在农地征用中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 使土地成为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来源。
5. 加强文化建设, 提升城乡居民幸福感
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 文化是人们认知幸福的工具, 可以说是人类幸福的根基所在。因此, 在推进“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战略中, 应加强文化建设, 提升城乡居民幸福感。
首先, 从制度上加强政府对文化建设的主导作用。要建立科学规范的文化建设发展考核指标, 让各级政府像重视经济发展那样重视文化建设。各级地方政府要从维护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高度出发, 树立科学发展观, 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文化建设的行政考核制度, 加大考核力度, 把文化建设纳入各地发展规划, 从制度上保障城乡居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要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的投资保障机制, 确保公共财政对公共文化事业的投入。
其次, 要尊重文化建设中城乡居民的主体地位, 提高广大人民文化活动参与率。文化建设就是要不断满足城乡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因此必须尊重他们的主体地位。要根据广大群众的文化需求, 组织开展广大群众喜闻乐见、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 吸引群众的广泛参与, 活跃社会文化生活。
再次, 要以传统文化为载体, 增强优秀文化对广大群众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四川省有着极其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化积淀。在文化建设中, 应充分挖掘和大力弘扬现有的历史文化遗产和民族文化资源, 使其成为传播先进文化的有效载体。
浅谈国民幸福指数的经济学研究 第5篇
一、国民幸福指数与经济增长
1. 国民幸福指数的提出。
“幸福指数”第一次出现, 应该是在20世纪70年代, 由南亚不丹王国的国王提出来的。不丹国王认为政府政策应该关注国民的幸福, 因此提出了由经济增长、环境、文化发展以及政府善治这四类指标组成的幸福指数。现如今, 国际上对国民幸福指数的计算, 最具有权威性的应该是世界价值研究机构所公布的。这个机构所调查的问题非常简单, 就是把所有的事情全部加在一起的话, 你感觉你是不幸福、不是很幸福、比较幸福还是非常幸福?通过对各个国家被访者的答案进行统计, 最后得出各个国家的国民幸福指数。这个数据引起了全世界各个国家的重视, 例如我国中科院的程国栋院士就提出过一份提案, 目的是建议国家通过组织有关部门制定出一套“国民幸福指数”的评价系统。
2. 国民幸福指数与经济増长的关系。
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使国民获得幸福, 然而用这个标准进行GDP指标的考量, 就会发现它并不能完整地体现这一点。虽然我国的GDP在不断地增加着, 但是蔚蓝的天空不见了, 清澈的河流消失了, 只剩下了GDP的增长所带来的不和谐事实。因此, 我们把国民幸福指数加入到社会发展的考量体系里去。尽管人们的幸福感和个人占有的物质财富不一定成正比, 但是没有物质作为基础, 就没有追求幸福的保障。
那么, 经济增长和国民幸福指数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2004年, Wooden、Headey和Muffels对澳大利亚的研究表明:国民幸福指数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比较弱的相关关系, 即使他们之间存在正相关, 那也是很小很小的, 当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或者超过15000美元时, 幸福感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降低。我们以2006年7月北京统计局的一个关于“国民幸福感”的民意调查为例建立一个简单的图表, 样本为7118位18岁~70岁位市民, 包括外地来京者。
收入单位:千元
调查显示, 当月收入低于4000元时, 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 国民幸福指数增加;当月收入达到5000元~7000元时, 国民幸福指数是最高的;7000元以后, 国民幸福指数开始下滑, 到月收入达到10000元~15000元时, 国民幸福指数和2000元~3000元收入的基本持平。因此可见, 高收入家庭不一定幸福。
二、在经济增长中提高国民幸福指数
通过上述分析, 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收入高, 国民幸福指数不一定高。就我国的发展情况, 应该怎样来提高我国的国民幸福指数呢?
1. 解决民生问题, 减少失业率。
攻克国民幸福指数难题的关键所在是解决民生问题。通过解决民生问题, 可以最大程度的提高国民的幸福指数。据调查显示, 对国民幸福指数影响最大的是失业。失业就意味着没有收入, 心里的受挫折程度以及社会地位就会降低, 对人们的生活有着重大的影响。为了提高我国的国民幸福指数, 国家就应该充分实行就业政策, 想方设法的来提高我国的就业率, 保障公众的职业安全。
2. 完善收入政策, 缩小贫富差距。
人们的幸福感, 不单单取决于自身收入, 还取决于国民相对收入。收入差距的加大, 会加剧社会矛盾的滋生。据调查显示, 在2015年, 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高达0.462, 收入差距已经明显超出了合理的警戒线。因此, 为了提高国民幸福指数, 就必须完善收入政策和社会保障体系, 以此来缩小收入差距, 降低社会矛盾发生的概率, 保证社会的和谐与安定。
3. 坚持科学发展观, 促进经济与收入的稳定增长。
尽管经济増长和国民幸福指数并不是完全的正相关关系, 但是没有物质作为基础, 那对自身实现人生价值、满足自我需要就会有所折扣, 那国民幸福指数就会有所下降。因此, 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观, 施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和谐社会不单单要求经济的高速发展, 还应该合理利用资源, 维持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 保障人民的幸福安康。
三、总结
本文通过对国民幸福指数和经济増长进行研究, 讨论如何在经济增长中提高国民幸福指数, 希望对我们的社会及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积极的作用和意义。
摘要：在影响国民幸福指数的因素中, 经济应该是最核心、最本质的一个因素。尽管经济增长和国民幸福指数之间并不一定线性相关, 经济的增长也不一定会改善人们的精神生活, 但是从整体上来说, 如果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人均收入越高, 人们能感受的幸福程度就会越高。本文通过对国民幸福指数和经济増长进行研究, 讨论如何在经济增长中提高国民幸福指数。
关键词：国民幸福指数,经济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国民人均收入
参考文献
[1]林芳芳, 朱晓东.浅析经济增长与幸福指数的关系[J].时代经贸, 2011, (24) .
国民快乐幸福 第6篇
关键词：消费主义思潮,经济增长方式,国民幸福
1 消费主义思潮与经济增长方式
对于消费主义的概念, 各国学者有着不同的定义与理解。英国学者Celia Lury认为消费主义是消费文化于20世纪后半叶出现在欧美社会的物质文化的一种特殊形式;美国学者Deniel Bell提出:将大量消费、高水准的生活视为经济制度的合法目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个人生活的根本追求为消费主义的主要表现。本文将消费主义定义为通过渲染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途径, 刺激人们的购买欲望, 以达到刺激人们消费, 让人们以超出、透支自己的经济能力来达到满足欲求的消费主张。
消费主义思潮, 源于西方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 在“二战”结束后为了摆脱经济发展的困境, 制定了一系列刺激国民消费的经济政策以促进经济的增长。为消费而生产成为经济学家、工商业经理、政治家们的经济策略, 由此消费成了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1953年, 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主席宣布了新经济政策:美国经济的首要目标是生产更多的消费品。在这些经济政策的引导下, 商家也不遗余力地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销售分析家维克特·勒博称:“我们庞大而多产的经济……要求我们使消费成为生活方式, 把购买和使用货物变成宗教仪式, 并从中寻求精神和自我满足……需要消费东西, 用前所未有的速度去烧掉、穿坏、更换或扔掉。”
消费主义思潮极大地促进了消费需求, 在短期内拉动了经济增长。但是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经济恶果。
美国投资银行家乔纳森指出:资本主义促进社会前进的核心手段就是消费、消费、再消费。人们在对物欲的疯狂追逐中助长了人性的贪婪。“消费—赚钱—更高的消费—赚更多的钱—更高更频的消费—快速赚更多的钱”, 于是人们不再安心本分地赚钱, 却想尽办法投机, 股市泡沫和房地产泡沫都是这样产生的, 这是一条不归之路。即使不发生金融危机, 照这样消费下去, 用不了300年, 地球的资源就会被耗尽。已经有经济学家提出, 赢利和过度消费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走到末路。以过度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确实值得反思。
消费主义刺激经济增长, 不仅造成资源的迅速耗竭, 而且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在消费主义的引导下, 西方发达国家不足30%的人口, 却消耗了世界超过80%的物质资料与能源, 其人均消耗是发展中国家的几十倍。如果每个国家都像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这样消费的话, 所有的不可再生资源将在40年左右全部消耗完毕。这就是说这些国家是通过牺牲本应属于下一代的资源或者说属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为代价, 来获取本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此外, 消费主义促进经济发展给生态环境带来的负面效应日益明显, 消费主义通过支持“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现代生产生活方式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以消费主义的大量消费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主张, 是建立在地球自然资源无限的假设之上, 但是这种经济主张所激起的人类欲望是地球自然资源所不能负荷的, 大量的废弃物也大大超过了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和转化限度。
2 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
经济增长与国民收入增加和人们所拥有的幸福感之间是否成正比?微观经济学的原理告诉我们, 收入增加会扩张生产可能性和预算线的边界, 使国民到达更高的效用无差异曲线, 从而获得更高的幸福度。但是最近的一些研究结论却告诉人们: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收入与幸福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
1974 年南加州大学Easterlin R. A.最早发布关于“收入与幸福”的经济学研究。其数据主要采自美国, 结论是经济增长并不会提高福利与幸福, 个人应思考与他人收入比较中的效用。换言之, 幸福可能只是相对的。国外数十年的研究表明, 经济的发展, GDP的增长确实能够提高人民幸福指数。经济发展处于较低水平时, 带来较多的国民幸福;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 尤其是GDP达到3000美元时, 经济增长带来的国民幸福就呈现递减的趋势。由此可见, 国民幸福是不完全能够用GDP来衡量的。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访问教授、芝加哥商学院教授奚恺元发布的《2005年中国城市及生活幸福度调查报告》提出, 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很多和经济无直接关系的因素, “生活当中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 高收入的人的确比低收入的人要幸福, 但是随着收入的增加, 两者之间的关系则渐渐减弱。而相对收入 (个人与同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 和生活幸福度之间仍存在着显著的关系, 比绝对收入更影响人们的幸福感。
此外, 由于经济增长、收入提高, 人们的期望值越来越高, 且比经济增长、收入提高可能还要更快, 当期望高于现实客观条件时, 人们往往不是感觉幸福, 而是痛苦。
3 消费主义思潮与国民幸福
消费主义是一种以推销商品为动力, 进而无形中使现代社会的普通大众被挟裹进去的消费至上的价值系统和生活方式。它是现实生活层面的大众消费, 常常是由商家以文化、艺术的方式通过广告向普通大众推销, 并将个人幸福、社会地位和国家发展道路都奠定在高消费上, 从而使消费成为正当的、道德的和合法的或者是自然的和普遍的。
消费主义认为, 消费是自我精神满足的根本途径, 是人生的根本目的, 人生的意义就体现为消费的质和量:物欲的满足、感官的享受是人生追求的最高价值。换言之, 消费即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消费得越多, 人们获得的幸福也就越多。其鲜明的物质主义特征表现为享乐主义, 通过对物的占有与消费实现肉体与精神的满足。此外, 消费主义的符号意义日益明显, 将不同层次的消费视为体现个人社会地位及身份的反映, 即将物质消费看做是自我表达和社会认同的主要形式, 看做是高生活品质和幸福生活的标志。
消费是为了满足人们需求、期望, 当其得到满足后, 人们就能获得幸福感, 相反人们就会失落、不快乐。但是, 消费主义所倡导的消费需求是永远无法得到完全满足的。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蒂博尔·斯克托夫斯基证明:“消费是上瘾的, 每一件奢侈品很快变成必需品, 并且又要发现一个新奢侈品。”因此, 对物质消费的追求, 在诱使人们过度消费的同时, 还造成人们需求、欲望的永无止境, 使得人们无论消费多少都得不到满足, 即人们无法从消费主义倡导的消费中获得幸福。此外, 消费主义还造成了人类的精神危机, 使人类的价值取向单一化, 即以物质消费的多寡作为衡量人的唯一价值标准, 完全否定了人类的其他维度的价值取向。个体在社会生活中, 也就丧失了精神上的追求, 因此在消费浮华的表面, 普遍感到空虚无聊, 没有人生意义, 更加不用奢谈幸福感了。
4 国民消费、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的和谐统一
综上所述, 消费主义思潮以国民的过度消费、超前消费刺激经济增长, 虽然它在短期内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但是却给世界经济危机、金融海啸埋下了祸根。同时, 过度纵欲的消费主义思潮还造成了人类的精神危机。
联合国1992年通过的《里约宣言》指出:“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提高所有人的生活质量, 各国应减少和消除不能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 倡导适应的人口政策。”这里十分明确地把消费同生产、人口一起列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因此, 落实科学发展观,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必须在全社会倡导可持续的文明消费方式, 必须实现国民消费、经济增长、国民幸福的和谐统一。
经济发展是国民幸福的基础, 没有经济实力的发展壮大就不会有国民幸福水平的提高。但是, 经济发展必须最终服务于国民幸福。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 政府就应该在国民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医疗卫生、文化建设等方面加大投入, 将经济发展的成果与国民共享, 切实提升国民幸福。此外, 国民社会保障机制的完善也有益于提高国民消费信心, 促进国民消费, 最终形成经济增长与国民消费的良性循环。
深度挖掘国民消费需求, 改善国民消费结构, 保证国民消费的可持续性, 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经济增长必须通过深度挖掘国民消费需求, 通过国民消费需求的有效满足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 要不断改善消费环境, 拓宽消费领域, 增加消费品种, 优化消费结构, 满足人们多样化的物质文化需求。提高消费质量和效益, 从而引导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加快建立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收入增长机制, 增强国民的消费能力和信心, 以消费拉动内需, 实现经济增长和国民消费的和谐统一。
应在全社会倡导文明的消费价值观念, 提倡文明的消费方式。要打破过分追求物欲的消费主义思潮, 鼓励国民多样化物质文化需求, 提高国民的消费结构与层次, 尤其需要鼓励国民在教育、健康、信息、旅游、休闲等方面的精神消费。消费应遵循代内平等和代际平等的原则, 特别需要保护不可再生资源, 对可再生资源加以充分利用, 从而实现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使国民真正受益于经济增长, 通过文明消费提高国民幸福感, 而不是让过分的物欲满足成为人们沉重的精神枷锁。
参考文献
[1]秦朔.从国内生产总值到国民幸福总值[J].南风窗, 2004 (5) :4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