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效应范文

收入效应范文（精选11篇）

收入效应 第1篇

产权是包括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等一系列权利在内的权利体系, 收入分配无非是产权当中收益权的具体实现。产权中的各项权利的配置和组合反映了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 决定了生产成果的分配。马克思多次强调:“一定的分配形式是以生产条件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和生产当事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因此, 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1]不同的产权制度带来不同的收入分配效应, 这种收入效应又会反过来影响产权结构的调整。产权制度对收入分配起着基础性的决定作用, 为收入分配提供了最基础的制度规定。

产权是个动态的权利体系, 产权体系中的各项权利可以相对集中, 也可以相对分离。在所有权居于支配地位的条件下, 生产成果的分配只能首先服从于所有权主体的利益。如个体生产者, 劳动者作为所有权主体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 分配由他们自己来独立决定和完成, 劳动者占有全部生产成果。马克思说, 独立小生产者“能够自己占有他自己劳动的全部产品, 他的产品价值超过他的譬如一天劳动的平均价格的余额没有被第三者即老板占有, 这并不是靠他的劳动 (就这方面来说, 他同其他工人毫无区别) , 而是仅仅靠他占有生产资料。因此, 仅仅由于他是生产资料所有者, 他自己的剩余劳动才归他所有。”[2]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私有企业中, 如资本主义企业, 资本家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 以剩余价值的形式占有大部分生产成果, 劳动者不能支配生产成果, 只能获得维持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所必须的价值。马克思指出, “最初, 在我们看来, 所有权似乎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至少我们应当承认这样的假定, 因为互相对立的仅仅是权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 占有别人商品的手段只能是让渡自己的商品, 而自己的商品又只能是由劳动创造的。现在, 所有权对于资本家来说, 表现为占有别人无酬劳动或产品的权利, 而对于工人来说, 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3]在公有制企业中, 由于劳动者本身就是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主体, 但又不是唯一的主体, 所以劳动者个人无权决定企业生产成果的分配, 表现出不同的分配效应。

二、国有单位产权制度下的收入分配机制

中国国有企业经历了扩权让利、利润留成、利改税、承包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等一系列的改革, 其核心就是产权制度的改革, 总的方向就是产权权利的分解。但回顾整个改革历程,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始终存在着产权主体的权、责、利不对称、产权关系不明确的缺陷, 这一制度缺陷直接表现出的现象就是企业缺乏所有权约束, 导致经营权滥用。

在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下, 作为国有资产的出资人, 不论是政府, 还是政府授权的出资者, 都不是投资资本的真正所有者, 他们都是用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的资本进行投资。

就国有企业的普通职工来说, 其追求的目标是收入最大化。作为全民的组成部分, 他们本来也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 但并不享有实际的所有者权利, 也不用对企业、对国有资产承担任何责任, 自然有增大个人收入的强烈倾向。经营者和职工容易在收入分配上达成利益共享, 尽管在这个利益分配中, 经营者比职工的所得要多, 何况经营者的收益往往是隐蔽的。这种由产权制度导致的企业内部职工收入最大化倾向是某些行业滥发各种收入、职工收入增长过快、国家应有收益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据统计, 2003年中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资产总计94 519.79亿元, 利润总额3 836.20亿元, 加上商业、建筑和交通等部门的利润, 根据国有企业利润分配模式计算, 每年应上缴财政的经营性国有资产收益约为1 000亿元, 但实际上缴国库的不到10亿元, 经营性国有资产收入大量流失[4]。

以机关、事业单位为主的一些非赢利性行业, 其产权制度与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实质上是一样的, 在收入分配上也类似于国有企业的分配机制, 甚至程度更严重。与企业单位不同的是, 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不以盈利为目的, 多属于公益性行业, 但在市场化改革中, 事业单位也实行企业化经营。中国各级各类行政事业单位占有了大量的非经营性国有资产, 其所带来的收入也应该为国家所有, 可实际上大都被单位所占有和支配, 造成非经营性国有资产收入的流失。根据有关部门的初步估算, 2004年中国国有土地出让金达7 000亿元, 而国有矿产资源、水利资源的收益每年也有上百亿元, 这些收入几乎都被部门所占有。一些政府党政机关利用其掌握的公共权力可以直接带来经济收入, 这些本应作为公有财产上缴国家的公共权力收入, 也有很大一部分通过权力转化为部门收入, 进而转化为个人收入[4]。

三、私有企业产权制度下的收入分配机制

私有企业中, 出资者是明确的自然人或法人, 他们拥有所有权。私人所有者的目的明确而唯一, 就是追求货币收益的最大化。除了集所有权与经营权于一身的情况外, 私有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也有归属于不同主体, 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的情况。委托人的目标函数与代理人的目标函数也不会完全一致, 但由于出资者以其全部投资对企业债务承担责任, 按出资额所得的资产收益也全部归自己所有, 权利和责任是对称的。

就企业经营者来说, 受到的激励和约束来自企业内外两个方面:来自内部的主要表现为出资者的股权约束, 包括在股东大会上“用手投票”和在证券市场上“用脚投票”;来自外部的主要是市场竞争和经理市场的约束。如果企业经营状况太差, 容易受到敌意收购或破产的威胁, 这对经营者的经济利益、职业声誉和个人发展都不利。

至于企业普通职工, 也是从市场上雇佣而来, 他们和经理都是被雇佣者, 他们直接接受的是经营者的委托与监督。由于产权制度本身的特点, 在收入分配上, 私有企业既没有引致最大工资率的产权便利, 也没有追求职工收入最大化的利益导向。而且由于私有企业大多处于竞争性激烈的行业, 如果企业的人工成本增加, 则产品成本过高导致没有价格上的优势, 难以赢得市场份额, 威胁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当前, 中国私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基本上是古典产权制度, 产权与所有权高度统一。中国许多私有企业采取有限责任公司形式, 投资主体单一, 整个公司所有的事务完全由所有者一个人说了算。中国《公司法》在第58条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数作了明确规定, 可以由一个自然人股东或者一个法人股东设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可以设一名执行董事, 而不设董事会, 执行董事可以兼任公司经理, 这其实就形成公司内部“所有者—董事—经理”三位一体, 集于投资者一人身上的结构。在三位一体的组织结构下, 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 所以监督也就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

四、两种产权制度下的收入分配效应———拉大了行业收入差距

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不同产权制度下的收入分配机制带来的直接效应就是拉大了行业收入差距, 主要表现为垄断性行业与竞争性行业之间的差距。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职工平均工资从1978年的615元上升到2007年的24 932元, 增长了39.54倍。但同期, 行业工资极值差从458元扩大到38 349元, 扩大了82.73倍;行业工资极值比从2.17扩大到4.46, 2005年达到4.88。其中, 垄断行业的职工收入普遍较高, 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业、金融业等垄断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基本保持在前五位。农林牧渔业、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制造业、建筑业等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基本上都排在最后, 低于全国平均工资水平。2007年, 金融、电信、烟草、石油天然气、航空等垄断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都在4万元以上, 有的超过6万多, 而当年排在最后三位的农林牧渔业、住宿餐饮业和建筑业的职工平均工资分别为11 086元、17 041元和18 758元。如果按细分行业, 则这一差距更大。2007年, 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最高的行业是证券业, 为142 979元;最低的行业是畜牧业, 为9 521元, 二者相差了133 458元, 前者是后者的15.02倍。此外, 我们这里分析行业收入差距所用的基本数据仅仅是职工工资, 事实上各行业在住房、医疗、福利及其他非工资性收入方面的差别也很大, 甚至超过了工资本身的差异。如果将这些因素也考虑进去, 行业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则会更大。

中国的垄断性行业以国有经济为主导, 具有典型的国有经济垄断的特征, 竞争性行业是以私有经济为主导。在私营经济的古典产权制度下, 绝大多数企业的职工工资水平和工资增长由企业单方面决定, 员工普遍缺乏参与权。在劳动力总体供大于求、“资强劳弱”的市场状况下, 劳动者只能被动接受企业分配的结果。劳动者没能形成与厂商相对等的谈判能力, 工资利益诉求机制没有形成, 建立工资集体协商机制的企业不多, 这使得这些行业职工的工资难以得到有效增长。统计资料显示, 建筑业职工工资总额占建筑业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1990年的24.61%下降到2002年的11.28%;批发零售和贸易餐饮业由1990年的21.71%下降到2002年的8.3%。2004年, 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的人均利润在各行业中位于第八位和第六位, 但人均收入却为第十三位和第十五位, 这说明该行业的人工成本低, 在分配上不利于职工。而同年, 邮政业主营业务收入563.8亿元, 资产负债率为24.6%, 亏损11亿元, 但当年邮政业职工平均工资却是20 858元, 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6 024元。这种垄断行业亏损下的高收入显然是侵蚀国有资产的结果[5]。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997.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 (第1册)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441.

[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640.

[4]刘尚希, 杨良初, 等.优化公共收入结构:财政增收的重要途径之一[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5) :1-8.

收入效应 第2篇

2014年经济师考试时间为11月1日，网校小编特为考生整理了2014年经济师考试科目《初级财政税收》备考必看知识点，希望本文能够帮助广大的经济师考试考生更好的全面备考2014年经济师考试！

财政收入效应

一、财政收入效应的含义

（一）替代效应

指当政府对不同的商品实行征税或不征税、重税或轻税的区别对待时，会影响商品的相对价格，使经济主体减少对征税或重税商品的购买量，而增加对无税或轻税商品的购买量，即以无税或轻税商品替代征税或重税商品。

（二）收入效应

指由于政府对取得财政收入而向纳税人征税，导致纳税人的收入水平下降，从而降低了纳税人对商品的购买量和消费水平。

二、财政收入对经济的影响

（一）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税收对劳动供给的影响表现为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税收对劳动的替代效应，指政府征税后会使闲暇与劳动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闲暇的价格相对降低，引起个人以闲暇代替劳动，从而促使人们减少劳动供给。税收对劳动的收入效应，指政府征税之后减少了个人的税后可支配收入，促使其为维持既定的收入水平和消 费水平而减少或放弃闲暇，增加工作时间。税收对劳动供给的这两种效应，如果替代效应小于收入效应，政府征税对劳动供给将产生激励作用，使人们选择增加工作 而放弃或减少闲暇，从而促进社会财富的创造；如果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征税对劳动供给就会形成超额负担，人们可能更多选择闲暇而代替工作。

（二）对居民储蓄的影响

影响居民储蓄的因素主要有个人收入水平和储蓄利率水平。个人收入水平越高，边际储蓄倾向越高；储蓄利率越高，居民的储蓄意愿越强，政府创造通过财政税收能够影响居民的储蓄倾向和全社会的储蓄率。

在对储蓄利息不征利息税的情况下，征收个人所得税将会减少个人税后可支配收入，迫使纳税人降低当前的消费水平和储蓄水平，产生征税的收入效应； 对储蓄利息征税，使得当前消费和未来消费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未来消费的相对价格变动昂贵，而当下的消费价格相对下降，进而会增加居民的当前消费，而降低 居民的储蓄意愿，从而产生了税收的替代效应。

（三）对投资的影响

当政府征收企业所得税时，会降低企业纳税人的投资收益，如果因此降低了投资者的吸引力，将导致投资者减少投资而增加消费支出，产生税收的替代效应；如果因政府征税和提高税率减少了投资者的税后净收益，投资者为了维持原有收益水平而增加投资，则产生了税收的收入效应。

（四）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中国农户融资行为的收入效应 第3篇

摘 要：从长远来看，农户融资状况成为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本文利用1990-2011年的相关数据，对影响农户收入的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农户自有资金、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和民间借贷均对农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收入没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农户融资；收入效应；单位根检验；多元回归

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提高农民收入，从长远来看，金融是农民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农户作为农村金融市场中融资的基本单位，其融资状况成为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

一、文献回顾

目前很多学者都关注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虽然这些研究尚未得到一致的结论，但毋庸置疑的是，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具有重要的影响。

许崇正等（2005）从历年的统计数据出发，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信贷投资对农户人均收入影响不显著。方金兵等（ 2009） 采用带有控制变量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短期内农村金融发展规模与农民收入增长呈现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唐礼智（ 2009） 用1980-2007 年的实地调研及统计数据表明：短期内农村正式金融和非正式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宋冬林，李海峰（2011）运用主成分分析、VAR模型及格兰杰因果检验等实证方法得出结论：农村传统正式金融是农村金融的主体，但农村正式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仅有农村非正式金融是农民收入的格兰杰原因。钱水土，许嘉扬（2011）利用中国23个省1988-2008年的面板数据，通过引入地区和时间两类虚拟变量，对中国农村金融的收入效应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出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收入效应具有显著的地区和时间差异的结论。

基于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本文对以下几方面作出改进：（1）农村经济增长不等于农民收入增长。不能用经济指标代替农民收入指标，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不能被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正向关系所替代。（2）丰富农户融资指标。农户融资不仅有来自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还包括民间贷款、自有资金和政府财政支农支出。（3）在模型中引入农村人力资本、农业政策等变量。这些变量也是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因素，加入这些因素更有利于挖掘农户融资行为对农民收入的真实影响。

二、指标选取和模型构建

（一）指标选取

1、农民收入（y）。农民收入水平用农民人均纯收入衡量。

2、农户自有资金（of）。国民经济核算中，收入减去消费剩下的用作储蓄或投资。因此用农民人均纯收入减去农民人均消费来表示农户自有资金用。

3、政府财政支农支出（fin）。用财政支农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衡量。

4、正规金融机构贷款（fil）。由于无农户贷款数据，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用人均农业贷款余额代替。

5、民间贷款（infil）。《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1995-2009给出了人均农村贷款余额数据和来自正规金融机构人均贷款余额数据，本文用两者之差近似替代人均民间贷款。1990-1994、2010、2011年的数据用统计缺失值插补方法替换。

6、农户受教育程度（edu）。用农村劳动力中受教育程度是高中以上所占的比重来衡量。

7、农户就业结构（str）。用乡村就业人员中第一产业人员所占比重来衡量。

8、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api）。此指数可以反映农产品收购价格总水平的变化情况，以及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二）模型设计

本文引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通过变量的替代与转换，建立农民收入与农户融资的计量经济模型，以论证我国农户融资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为Q=ALαKβ ，其中Q为产量，L和K分别为劳动和资本投入量。结合本文研究，设Q为农民收入，L为农户自身人力资本因素及政策因素，K为农户融资变量。

对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两边取对数有：lnQ=lnA+αlnL+βlnK，因此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因变量为农民收入指标，自变量为农户融资变量、农户人力资本变量和国家政策变量。其中，农民人均纯收入（y）、农户自有资金（of）、正规金融机构贷款（fil）、民间贷款（infil）是绝对指标，其余自变量是相对指标。绝对指标在回归分析中易产生异方差、使其趋势线性化等后果，因此对绝对指标进行了自然对数变换，取对数后将更易得到平稳序列且不会改变时间序列的性质和相互关系。最终建立如下模型：

lny=α+β1lnof+β2lnfil+β3ln infil+β4fin+β5edu+β6str+β7api+u

其中：α是截距项；β1、β2、β3是弹性系数，表示自变量变动1%引起因变量变化的百分比；β4、β5、β6、β7是半弹性系数，表示自变量变动1个单位引起的因变量变动的百分比；u是随机扰动项。

三、实证分析

本文以1990-2011年的数据为基础，利用EViews6.0统计分析软件，采用上文推导出的模型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因素做定量分析。数据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

1、单位根检验

在对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分析时，首先要对变量做单位根检验，因为使用非平稳序列进行回归时，会造成回归结果的偏差或产生伪回归。本文运用的是ADF检验，判断各变量是否平稳。

表1 各变量ADF检验结果

变量ADF值Prob.

lny-4.861614 0.0049

lnof-4.011014 0.0258endprint

lnfil -3.527304 0.0622

lninfil -3.038292 0.0475

fin -3.097453 0.0422

str -4.350146 0.0134

edu -3.730561 0.0438

api-3.935402 0.0091

由ADF统计量及其相伴概率可以看出，序列lny、lnof、lninfil、fin、str、edu、api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其中lnfil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是平稳序列，可以直接用lny、lnof、lnfil、lninfil、fin、str、edu、api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2、多元线性回归方程

本文利用最小二乘法，对回归方程进行多次拟合，逐步剔除不显著的影响因素，得到的最优方程如下：

ln y=4.25+0.41 ln of+0.19 ln fil+0.14 ln infil-2.22str+0.25api

t（βi） ：（6.3120） （7.1417） （4.7336）（3.0026） （-3.7889） （2.4927）

p：（0.0000） （0.0000） （0.0002） （0.0084） （0.0016） （0.0240）

=0.9962 F=841.1792 D.W=1.7099

从结果中可以看出修正的拟合优度 为0.9962，非常接近1，说明回归直线对观测值的拟合程度很好； 统计量的值为841.1792，表明总体上看回归方程显著，即这些自变量对农民人均收入的影响在整体上是显著的；各自变量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说明这些自变量对农民人均收入有显著的影响。

3、回归结果分析

（1）农户自有资金（lnof）的斜率系数为0.41，说明农户人均自有资金投入每增加1%，会引起农民人均收入增加0.41%；正规金融机构贷款（lnfil）的斜率系数为0.19，说明农民人均金融机构贷款投入增加1%，会引起农民人均收入增加0.19%；民间贷款（lninfil）的斜率系数为0.14，说明农民人均民间贷款增加1%，会引起农民人均收入增加0.14%。其中，农户自有资金的收入效应是最大的，金融机构贷款的收入效应次之，民间借贷的收入效应最低。这是因为农户自有资金的融资成本最低，而民间借贷的利率要比金融机构贷款的利率高。

（2）农户就业结构（str）的斜率系数为-2.22。一般认为第一产业就业人员的收入水平低于第二、第三产业，因此农村就业人员从事第一产业的比重越高，意味着农户收入越低。即农村就业人员中第一产业人员比重每增加1个单位，会引起农民人均收入减少2.22%；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api）的斜率系数为0.25，说明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每增加一个单位，会引起农民人均收入增加0.25%。

（3）在拟合回归方程的过程中，发现政府财政支农支出（fin）和农户受教育程度（edu）对农户收入影响不显著，这也是有现实意义的。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总量不足、份额缩小、结构不合理、农户没有充分利用等原因，导致财政支农支出效益不明显。教育发展对农户收入有长远影响，一般认为个人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也越高，但就目前的“用工荒”来看，部分从事体力劳动的就业人员工资比脑力劳动的要高，所以农户受教育程度对农民收入也没有显著影响。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了中国农户融资行为的收入效应。实证发现，农户自有资金、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和民间借贷均对农民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收入影响不显著。总体来看，融资能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因此应改善农村融资环境，保证农户融资渠道畅通。

第一，从政策上允许和鼓励农村非正规金融规范发展，在法律上保障非正规金融和正规金融在资金提供上展开公平竞争，促使民间借贷更好地服务于农业、农村、农民。第二，推进农村正规金融体制改革，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为农户量身打造支农品牌，提供农户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可得性。第三，引导农户内源融资，即引导农户将自有资金用于生产经营投资。农户自有资金大部分没有用于经营生产，而是用于建房、子女教育和婚嫁、看病等方面。第四，加大政府财政支农的力度。最近几年政府财政支农的比重虽有所上升，但总体来看仍是下降的。第五，加强对农户进行金融知识教育和金融知识宣传。农户对金融机构的信贷政策、复杂的贷款程序了解不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阻碍农户融资的一道无形门槛。

参考文献：

[1]宋冬林，李海峰.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证研究[J].经济问，2011（10）

[2]钱水土，许嘉扬.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收入效应[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3）

[3]李俊丽，王家传.山东省农户融资行为的实证分析[J].山东经济.2006（3）

[4]史清华，陈凯.欠发达地区农民借贷行为的实证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2（10）： 29-35

[5]苏亮瑜.农户金融服务需求实证研究[J].南方金融，2007（3）：41-43

[6]李元华.论优化农民融资环境与农村微观主体创新[J].经济纵横，2005（1）：45-47

农地股份合作制收入效应分析 第4篇

收录日期:2013年12月26日

一、农地股份合作制简介

农地股份合作制是指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 以土地所有权和承包权入股的方式实行的土地规模化经营, 农民将土地使用权交由股份合作企业支配, 并以股东身份参与监督股份合作企业和重大决策和参加分红的新型农地流转形式和农村经营制度。 (黄祖辉和傅夏仙, 2005;郑南琴和唐启光, 2009) 。

通过农地股份合作进行农地规模经营能够在以下几方面获得外部利润:一是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来的农户农业劳动力人力资本不足的问题。农村向非农经济转移的大都是身体较好、文化水平相对较高的劳动力, 人力资本下降使得很多农户按家庭经营模式经营获得的收入较低, 农地股份合作制引入种田能手等人力资本, 有利于提高农地的生产效率;二是农业工业化的发展要求农地连片规模经营。在农村劳动力务工工资不断增加的情况下, 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的机会成本大幅上升, 农村出现了大量的机械替代劳动的现象, 以机械化为特征的农业的工业式生产要求农地连片规模经营, 从而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规模收益;三是农地股份合作的内部交易成本较低, 比较容易形成规模经营。农地通过租赁等方式向外部流转形成规模经营要花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谈判, 交易成本很高。农地股份合作制一般是以村集体或社区内的农民为合作对象, 大家相互比较了解, 信息比较充分, 因此交易成本很低;四是保留了农民的剩余索取权, 有利于农民分享规模经营的收益。如果农民对外流转土地, 则只能获得土地租金收入, 而不能分享农业经营的利润;五是股份合作能解决农业公共投资“搭便车”行为导致的农业公共投资不足的问题, 从而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由于单个农户往往只能从农业公共投资中获得一部分收益, 因此单个农户对投资公共设施缺乏动力, 而农地股份合作制将农户联结成一个整体, 公共投资变为农地股份合作组织的内部投资, 有利于农业投资的增加, 从而提高农地的生产率。 (李关虎, 2005;欧阳仁根, 2010;钟笑寒, 2010)

综上所述, 本文认为农地股份合作制具有以下特点: (1)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 坚持农地的集体所有和承包经营权由农民依法取得的农村土地制度; (2) 肯定农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 农民依法自愿地以土地经营权入股; (3) 在合作制的基础上引入股份制, 实行按股份分配与按劳分配相结合。

按照农地股份合作制建立起来的农地股份合作组织 (农地股份合作社或者农地股份公司) 的运行流程如图1。 (图1)

二、成都农地股份合作制概况

(一) 成都实行农地股份合作制的背景。

近年来, 成都市深入推进城乡统筹, 着力推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和土地流转, 加快现代农业基地建设, 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以农产品加工企业为代表的市场化主体迅速发展。到2009年, 成都市规模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622家。2009年1~9月, 全市规模以上龙头企业实现销售收入513.45亿元, 上缴税金7.68亿元。品牌建设方面, 共获得国家驰名商标8个, 国家名牌产品3个, 四川省著名商标36个, 四川省名牌产品35个。174家企业采用本市原材料占所需原料的一半以上, 带动发展无公害绿色食品610个, 解决本地务工农民10万人。通过实施产业化、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和无害化等措施, 建立了一批优质生猪、粮油、猕猴桃、茶叶、食用菌等特色优势农产品生产基地。成都市每年安排1, 000万元支持14个粮食主产区开展优质粮食规模化集约化经营, 建立了16个集中连片千亩以上的规模化粮食生产示范基地。 (资料来源:成都市规划局)

(二) 成都农地股份合作制的组织形式、运行机制和利益分配方式

1、组织形式。

在村集体的领导下, 农民自愿以土地承包经营权量化入股组建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或者农村土地股份公司;成立股东代表大会, 选举产生理事会 (董事会) 、监事会, 按照现代企业制度, 统一组织生产经营。

2、运行机制。

理事会 (董事会) 全权负责公司的生产经营, 研究决定“种什么、如何种”;内部产生或者对外聘请生产经营管理人员;按照统一的生产技术规程和产品质量标准组织生产;实行农资统一提供、农机统一分配、病虫统一防治、品牌统一建设、产品统一销售等五个统一;产品由入股龙头企业直接收购或者与农产品加工和营销企业建立购销关系, 实行订单销售;公司财务定期公开, 接受监事会监督。

3、利益分配方式。

实行按股份分红, 每年的收益在提取一定比例的公积金和风险金后, 按入股股份分配到股东。

三、成都农地股份合作制的特点

(一) 股权模式多样化。

成都农地股份合作制包括纯农户模式、“农户+公司”、“农户+村集体”和“农户+村集体+公司”等模式。纯农户模式, 如大邑县雾山乡同源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该合作社于2009年5月10日正式挂牌成立, 是由42户农民的105亩土地入股组建而成, 每0.01亩土地折成1股, 总股份10, 500股。“农户+公司”模式, 如成都市新都区瑞联水稻专业合作社。该合作社于2009年3月成立, 位于新繁镇白璧村, 是由新都区供销联社、新繁食品公司和当地白碧村、黄泥村和龙毅村的568户农户共出资50.34万元 (按15元每股的价格) 和851户农户的2, 000亩土地 (每0.01亩土地为一股) 组建而成。“农户+村集体”模式, 如新津县新平镇太平社区龙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07年8月成立, 由太平社区和狮子村以600亩土地, 每亩作价500元入股、1, 020农户以土地或者相应的资金入股, 共集中了3, 000多亩土地。“农户+村集体+公司”, 如成都市文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该公司位于邛崃市卧龙镇杯土村, 是2006年10月由成都市文君茶业有限公司出资30万元 (占55%股份) 、杯土村集体经济组织出资10万元 (占15%股份) 、254户农户以2, 000.1亩承包土地经营权 (占30%股份) 入股组成。

(二) 盈利模式多样化。

将入股的农地整体出租, 获取租金收益。如青白江城厢镇万柳村土地股份合作社, 该社由1, 047户农户入股3, 333亩土地组建而成。合作社通过整体包装和挂牌交易等方式, 与四川西南科联种业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 实现了土地整村流转。依托当地的农业企业, 按照农业企业的要求组织生产, 大力发展“订单农业”。如大邑县雾山乡同源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与大邑县雾山林产品开发公司签订葛根种植合同, 生产的葛根全部由龙头企业按1.2元/斤的保护价收购。成都市文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生产的所有原茶都由成都市文君茶业有限公司以市场价保证收购, 经加工后以文君牌产品推向市场。自行统一组织生产、统一产品品牌和市场营销, 获取经营收益。如邛崃市汤营农业有限公司, 公司将2, 700亩入股土地中的530亩土地转租给其他业主, 其余的土地由公司自行组织养殖业生产, 兴建标准化规模猪场、蔬菜大棚、食用菌大棚等, 并聘请职业经理人负责项目管理。公司注册了“汤营”牌商标, 生产的产品与大型批发市场、批发商、加工龙头企业等直接对接, 解决了产品的营销问题。

(三) 政府大力支持。

一是建立农地规模化经营激励机制, 按业主建设农产品规模基地大小和投资强度等, 实行资金补助支持。如成都市出台政策, 明确对成片集中连续三年种粮1, 000亩以上的, 政府一次性每亩补助100~200元, 对业主投入基地内道路、水利等主要基础设施建设部分给予30%~40%的补助;二是资金扶持。根据业主意愿, 成都市农发投公司可按业主投资总额的10%~30%予以参股扶持;三是建立规模经营担保机制, 成都市组建了农村产权流转担保公司, 为土地流转提供担保。

四、成都农地股份合作制收入效应

根据对成都的实地调查发现, 通过加入农地股份合作组织, 农民普遍实现了收入增长, 具体情况见表1。 (表1) 可以看出, 成都的农地股份合作制具有显著的增收作用, 入股农民收入明显提高, 并且参加农地股份合作的农民收入水平明显高于当地农民的平均收入水平。由此可见, 农地股份合作制对于促进农地规模经营和农民增收具有积极作用, 对于条件合适的地区可以尝试推广。

摘要：农地股份制作为一种新型的农业经营方式, 是促进农业规模经营和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本文对农地股份合作制进行简单介绍, 利用调查资料分析成都农地股份合作制发展情况, 重点分析对农民的收入效应。

关键词：土地流转,股份合作制,收入效应,成都

参考文献

[1]黄祖辉, 傅夏仙.农地股份合作制:土地使用权流转中的制度创新.浙江社会科学, 2001.5.

[2]李关虎.农地股份合作制:中国农地产权创新的目标模式.经济经纬, 2005.1.

[3]郑南琴, 唐启光.农地股份合作制的经济和法律功能分析.法制与经济, 2009.8.

收入效应 第5篇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产业结构;负效应

中图分类号:F12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8937(2009)10-0034-02

目前,对于我国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已基本达成共识。李实等(2004,2007)利用泰尔指数将全国的个人收入差距分解为城镇内部、农村内部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三部分,计算出三种差距对全国的差距贡献率,结果显示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对全国总体收入差距贡献率从36%提高到43%,这说明了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过大是全国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对于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影响的已有分析主要集中在消费结构上,认为城市居民消费趋于饱和,而农村消费结构升级较慢,农村消费占总消费比相对较低,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国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靠出口和投资,因农村消费不足带来的内需不足将影响到经济的持续平稳增长。而关于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对我国的产业结构之间关系做出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并不多。城乡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将对产业结构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文章将视角集中于产业结构的市场需求与供给变动两方面,以分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对产业结构变动的效应。

1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市场需求对产业结构变动产生影响

产业结构是指整个国民经济中全部经济资源在各产业的配置结构。文章中的产业结构不仅包括对第一、二、三产业的分类,还涉及到三大产业内部各行业和行业内部各层级及其之间的关系。正常的产业结构变动一般表现为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有两方面的含义:

①指一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各个产业部门所表现变动趋势:第一产业的份额显著下降,第二产业的比重显著上升,第三产业也略有上升,即三大产业比重次序的调整,其衡量指标一般是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的比重占GDP的比重;

②指发生在三大产业部门内部的产业由低级到高级、劳动生产率由低趋高、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以及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发展变化过程。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因素有很多,主要包括市场的需求条件和供给条件的变动、国际市场供给条件以及经济政策引起的变动,收入分配结构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收入分配结构决定消费结构。当收入水平较低时,可支配收入较低,于是有限的收入将优先用于满足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收入水平提高后用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比例将逐渐下降,更多的收入将投向于更高层次的消费。消费结构将由购买食品衣服为主转向购买电视机、音响、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以及娱乐社交。在一个存在相对合理收入差距的社会里,会形成多层次的消费需求,低、中、高级消费品均有相应合理的需求结构。但若是收入差距过大,如Murphy(1989)在分析收入分配与工农业发展的关系时所指出,富人有足够的收入购买进口奢侈品和手工品,穷人则局限于解决温饱问题,财富过于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而中产阶级比重较小,会导致国内工业产品的需求不足。城市与农村的消费断层将会导致相应的商品供给部门发展不均衡。

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投资结构必然与需求结构相一致,而市场需求结构又取决于人们的收入分配结构。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城市居民拥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也拥有更为有利的生产条件。城市居民更大的消费能力必然引导投资和其他经济资源流入那些以满足城市居民消费需求为主的生产部门和相关服务部门。充裕的资源使得这些行业快速发展,而为农村消费者提供产品和提供服务的行业因投资不足,需求不足而不断萎缩。

具体说来,收入差距通过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投资在各个产业间的分布和比例不同,各产业的发展速度也就会不同,导致产业结构的变动;投资结构作为资产增量可使产业结构存量的变动,引起产业间规模比例的变化;不同的投资方向形成不同的生产资料需求,从而引起生产资料产业构成的变动。城市居民消费所占比重大,致使更多的投资服务于城市,家电行业,通讯电子类行业等等均倾向于城市居民,且这些行业发展建设都比较快,而合适于农村的消费品和服务则极少。收入消费结构直接影响影响消费资料产业部门的发展,也间接影响为消费资料产业提供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的发展,从而影响产业结构的变动。城乡收入差距过大间接导致产业结构的相对不合理发展,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就难以为继。

2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市场供给对产业结构变动产生影响

在市场经济中,收入分配形式多元化,不同的生产要素要求同投入所创造的产出相对应的收入。已存在的收入差距会影响生产要素流动方向,从而影响各产业的要素供给数量与质量。要素供给的数量与质量不同又会对各个行业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一个过程。这种要素流动减少了原来农业领域的闲置劳动力,提高人均耕地面积以及劳动生产率,同时也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调整了三大产业间劳动力占有比例关系。城市相对于农村的高工资是吸引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原因,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则给相对理性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强烈的流动信号。于是拥有一技之长、高学历和较高文化素养的高质量劳动力聚集在城市,促使城市高精尖产业得以发展。城市的迅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年轻力壮的普通劳动力,劳动力资源供给充裕,则对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于是资金流向该产业,该产业能够迅速发展。但须注意的是因普通劳动力供给充足导致劳动力市场一直为买方市场,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劳动力资源的充裕供给使企业缺乏提高效率改进的动力,没有足够的动力改进机械装备生产以替代劳动力生产。

而对于农村的发展则是另一番情形,虽然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缓解了农村紧张的人多地少的矛盾,但是流动的都是年轻力壮的劳动力,于是出现农村发展所必须的劳动力也可能出现短缺,农村发展所需要的技术管理等人才也严重缺乏,这严重影响到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产品生产和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农村居民收入也无法持续提升,城市收入差距扩大,人力资源与普通劳动力资源往城市流动的速度随之加快。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拉大,从劳动力的层面上看,是劳动力在三大产业中的比例趋于协调,但三大产业内部的生产率、产业附加值率和实际发展速度却是不平衡的。

资金供给状况也将影响到产业结构。可供农村投资的资金一般取决于农村的储蓄,而储蓄受限于收入水平。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无法得到较大幅度的持续增长使得储蓄偏低,又由于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差价使得农村自我积累能力低下。加上邮政储蓄的只存不贷模式、国有银行多存少贷惜贷致使原本不多的资金流向城市,农村发展所需资金相对稀缺,且获取成本相对较高,于是农村经济发展遇到资金障碍。与农村相比,城市资金供给充裕,资金的使用成本下降,有利于资金流向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推动产业的演化与发展。资金供给的差异使得城乡各行业各产业发展不均衡。

3城乡收入差距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

前面已经讨论过在市场经济中城乡收入差距将促使资源流向为城市居民提供产品或服务的部门。部分产业在充裕的人力、资金等资源供给和较大的需求刺激下,能够得到较快的升级,采用新技术,实现产品的多样化。但仅仅在一个城市经济圈里,对某一产品的消费将会趋于饱和,而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偏低,其消费结构难以转移和升级,于是为城市居民提供的消费品与服务无法在农村大范围扩散。

根据产品的生命周期理论,在产品的成长期,城市居民是其主要的消费对象,一般的产品研发设计也是主要是针对城市消费居民。从成长期过渡到成熟期的过程中,企业扩大生产,可获得规模报酬递增的效应,前期投入费用下降,产品价格下降,消费群体逐渐由城市居民转移到农村居民。在有效需求的推动下,企业可以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批量生产,降低生产成本,从而进一步扩大农村市场,实现规模经济的良性发展。同时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也逐步上升。在收入差距比较合理的社会里,消费需求的结构也比较合理,产业的升级表现得较为平稳顺畅。产品的扩散过程需要大量的有效需求拉动,而在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比较大,城市居民升级换代下来的消费品,农村居民仍无力购买,需求链发生断裂,产业的转换升级就不顺畅。

产品顺利进入农村市场,亦使得企业能及时回笼资金,从而有足够的动力和资金开始下一轮的技术创新,产品的升级换代速度加快,相对于服务业也是如此。产品消费市场平稳转移可促进新技术的普及和升级,但若为城市居民提供消费品和服务难以难于在农村较大范围内得到消费,这些新技术的普及和升级便会受阻。

多年来工业经济的高速发展积累了大量的生产能力,一方面,大量消费品及生产资料是农村居民所需要的却无能力购买,另一方面,城市市场却已相对饱和,使得工业生产能力与市场消化能力相比,形成严重相对过剩。工业经济产能的相对过剩使整体经济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这不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成长。

4结 语

有以上的分析可知,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对我国产业结构变动产生重要的影响,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都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影响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非常有必要的。虽然目前为刺激内需而采取鼓励家电下乡等措施,这些只是治标不治本,根本还在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

参考文献:

[1] 李实,罗楚亮.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重新估计[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

收入效应 第6篇

一、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调控收入分配效应分析

（一）从总体量能分析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分配调控作用

我国目前是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十五”期间的运行显示，流转税和所得税收入占全部税收的比重分别达到68.2%和23.2%，主要发挥调节作用的个人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收入比重未达7%，占GDP的比重仅1%左右，份额相当小。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我国个人所得税在税收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如1996年0ECD国家个人所得税在税收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为平均36.5%），也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个人所得税在税收总额中所占比重平均为11%）。按照税收理论，某一税种经济调控职能的发挥是以税收财政收入职能的实现程度为基础的。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税收规模如此之小，决定了我国个人所得税在个人收入分配调控上的作用十分有限，难以达到人们对其所寄予的期望。

(二) 从税制要素分析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税制要素包括纳税人、课税对象、税率等，它们对收入分配或多或少地存在影响，作用于个人的实际税收负担从而改变人们税后实际可支配收入。

1. 所得课税类型。

我国现在实行的分类所得税制根据不同类别的所得确定相应的税收政策和征税方法，对各种不同类型的收入分别采取不同形式的税率，独立计算征收，无法汇总所得，这在居民收入来源多元化的情况下已不能反映纳税人的综合收入，也不能全面衡量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难以体现公平税负、合理负担的征税原则。同时，纳税人容易分解收入，多次扣除费用，存在较多的逃税、避税漏洞。

2. 费用扣除方法。

我国实行的分项计征、分项扣除的单一生计扣除标准，虽然免去了对个人实际生活费用支出逐项计算的麻烦，便于计算，但不能就每一个纳税人家庭人口情况和家庭支出因素不同而区别对待，没有考虑纳税人的实际负担能力，难以体现纵向公平。

3. 税率。

税率是税制的核心要素，我国工资薪金所得的边际税率过高，与世界普遍降低边际税率的潮流不相符，另外，过高的边际税率也会对纳税人造成消极的影响，不利于提高纳税人的工作积极性。而对具有相同性质的劳务报酬所得却采用20%的比例税率，同时实行加成征收，这样将同种性质的劳动所得分开按不同的税率征收，导致同类收入税负不同。其他所得采用比例税率，而比例税率本身所具有的累退性会影响税收调控作用发挥。

(三) 从税收征管分析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目前我国对个人所得税实行的是自行申报和代扣代缴两种征管模式。个人所得税中代扣代缴的比重大，从实际运作的情况看，主动申报的人数很少。2007年1～3月，我国个人所得税历史上首次年度综合所得申报与清缴付诸实施，但年所得超过12万元的纳税人，其年综合所得税自行申报率是偏低的。

自行申报制度的意义是明确纳税人和税务机关的权利责任，培养纳税人的自觉纳税意识。但是从实际操作看，由于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自行申报效果并不好。申报还暴露出各地税务机关信息化水平参差不齐，各地地税系统互不联网，难以实现信息传递和共享的问题。此外，代扣代缴的落实效果也不尽如人意。税法中明确规定负有代扣代缴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在为纳税人支付各项应税所得时，必须履行扣缴义务，并作专项记载，但在实际中没有一套完整和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保证代扣代缴责任的履行和落实。同时，我国对高收入者的税源监控是不完善的。高收入者收入来源多元化，现金交易多，具有不稳定性和隐蔽性，然而在征税过程中，信息监控力度不强。

二、提高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功能的措施

(一) 提高个人所得税的收入比重

个人所得税自1979年在英国创立以来已有200年的历史，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已成为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牢牢地占据着税收制度地主体税地位。西方发达国家的所得税，特别是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税种的税收制度是建立在经济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我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仅占税收总额的6.52%，这是和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联系的。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仍属于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仍有明显的差距。但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个人所得税有了较大的提升空间，应逐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比重，并逐步过渡到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使整个税收制度实现累进性，从而使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得到有效发挥。

(二) 完善个人所得税制

1. 改现行分类所得税制为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混合所得税制。

分类所得税制是按课税客体的税源分别课征，不能测定纳税人的负税能力，不能消除因收入差距悬殊而产生的税负不公平现象。综合所得税制能够反映纳税人的综合负税能力，能照顾到纳税人的收入水平及家庭税收承担能力，符合公平税负、合理负担原则。但是税制模式的选择必须和我国现阶段的国情相适应。我国目前的征管手段还较落后，因此选择综合所得税制不符合我国目前国情。而综合和分项相结合的混合所得制模式较符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

2. 扩大个人所得税征税范围。

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采用列举法对11类个人所得征税，没能涵盖个人的全部所得。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收入类型日益增多，应及时将其纳入征税范围。对一些税收减免项目也应根据形式的变化及时进行调整。

3. 合理确定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

个人所得税纳税单位应以家庭为主，而不是个人为主。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个人所得税的税基应是减除为了取得收入的费用和生计费用之后的应税所得，即仅对能反映个人纳税能力的纯所得部分课税。因此，在归集个人计税总所得收入之后，必须从总所得收入中扣除不能反映其纳税能力的成本费用及生计费用。这部分费用应根据纳税人赡养人口的多少、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年龄大小等进行扣除，并将赡养费、教育费附加等计入扣除部分。这样虽然增加了征管工作量，但更符合人性化管理和公平的原则。

4. 调整税率结构，实现公平税负。

目前对工资薪金实行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最高税率为45%，与世界各国相比，这一税率偏高。一方面会增强纳税人偷漏税的动机；另一方面由于45%的税率在现实中极少运用，这一税率只起象征性的作用，有其名无其实，应重新设计个人所得税税率结构，实行“少档次、低税率”的累进税率模式。同时，对比例税率应本着劳动收入不高于非劳动收入税负的原则，尽可能采用累进税率。

(三) 加强税收征管

1.确立家庭和个人为对象的纳税申报主体。

确立以家庭为个人所得税征收对象的纳税申报单位可以根据综合纳税能力来征个人所得税，实现相同收入的家庭交纳相同的税收，并且可以以家庭为单位实现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这样既有利于实现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控作用，也有利于实现缩小个人收入分配差距以达到社会稳定的目的。另外个人也可作为申报主体以满足单身纳税人的需要。

2.完善个人所得税双向申报制度。

双向申报制度即代扣代缴与自行申报相结合的制度，是由扣缴义务人和纳税义务人分别向主管机关申报个人所得及纳税情况，在两者之间建立交叉稽核体系。自1997年试点以来，已被实践证明是实现税源控管，预防税款流失的有效措施，而且可以提高个人的纳税意识，起到对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的双向控管。

3.进一步贯彻落实代扣代缴制度及对扣缴义务人的责任进行系统的监督。

我国要提高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的质量，应进一步落实代扣代缴办法，明确代扣代缴义务人的责任，加强对扣缴义务人的业务培训。另外，还必须建立一整套系统的管理机制，对扣缴责任人的扣缴行为实施有效的跟踪管理和监控。

4.加大对偷逃税的惩处力度。

个人所得税流失的规模大大超过个人所得税收入的增长速度。专家预测个人所得税的流失规模，1995年为28亿元，2000年为732亿元，是1995年的26倍多，大大超过了同期个人所得税收入的增长速度。由于税收流失大量而普遍地存在，使得个人所得税“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徒有虚名，对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也难以到位。税收流失固然由多种因素造成，但偷逃税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因此，必须加大对偷逃税的惩罚力度，这样有助于建立依法纳税的观念和良好的执法环境，必然会减少税收流失。

5. 推进税收信息化建设。

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制定一套系统化、规范化的计算机应用管理制度，逐步与银行、海关、工商等部门联网，从而真正实现“以计算机为依托”的现代化税收征管格局。

6. 建立高收入人群的个人收入监控机制。

中国高收入阶层的税收调节效应分析 第7篇

在中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今天, 高收入人群作为富有阶层, 本应在税收缴纳方面多作贡献, 实现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和缓解社会分配不公。但由于中国高收入人群收入结构和种类的特殊性, 收入渠道的多样性, 加之税收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 造成大量高收入者税收流失。所以, 从现实意义来看, 如何利用税收政策来调节个人收入分配, 尤其是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分配, 更是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加大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 有利于缓解社会差距过度悬殊的矛盾, 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二、高收入的界定

谁是高收入群体?所谓收入上的高、中、低是相对概念, 高收入群体不是一个有明确界限的群体。所以, 无论是在学术界, 还是在其他实际工作部门中, 关于高收入的界定仍然是相当模糊的。而人们通常所说的“高收入者”或“富人”, 其含义就是指一个很特殊的群体, 即在相比较的情况下, 他们是收入很高的人。随着经济的发展, 高收入的界定也应该是不断变化的, 基本上呈一种上升的态势。

国家2005年修订后的《个人所得税法》规定, 自2006年1月1日起, 凡年所得达到12万元以上的个人, 须在第二年的4月1日前, 主动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这样就提出了一个年收入12万以上 (个人月收入1万元以上) 的标准。

根据国税总局的数据, 该高收入群体主要集中在银行、保险、证券、烟草、电力、电信、石油、石化、航空、房地产、制造业、医院、高校等行业。从地区分布看, 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天津、深圳、宁波、青岛、厦门等省市。

三、中国高收入阶层的税负水平分析

1. 中国高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税负分析。目前, 中国个人所得税流失十分严重, 据国家税务总局资料表明:中国个人所得税流失达50%以上, 个人所得税流失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其中尤以高收入者偷税漏税问题最为人诟病。2001年中国7万亿的存款总量中, 人数不足20%的富人占有80%的比例, 其所交的个人所得税却仅占总量的不到10%。这与国外情况截然不同。高收入者是美国个人所得税纳税的主体。据统计, 年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上的群体所缴纳的税款每年占美国全部个人税收总额的60%以上, 是美国税收最重要来源。也就是说, 美国政府每年巨大的财政来源主要是占人口少数的富人缴纳的, 而不是占纳税总人数绝大部分的普通工薪阶层缴纳的。

目前中国的个人所得税中, 中产阶级的税负比较重。2000年中国工资薪金部分占个税总和的百分比为42.86%, 2003年为52.32%, 且逐年上升, 到2007年上升到54.97%, 而这部分的个人所得税主要是由大部分中等收入者缴纳的 (数据来源:中国税务年鉴 (2000—2007) 整理得出) 。而高收入者的税负相对较轻, 主要是由于高收入者的收入来源多样和分配渠道不规范。

2.中国高收入者的财产税负分析。财产税是所得税的补充税, 对纳税人占有的财产作进一步的调节。财产的多少反映着纳税人的贫富, 因此, 财产税调节的重点是富人, 强化财产税的调节作用, 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

对于高收入者来说, 他们可能购买了多套住房, 而住房作为一种投资就可以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中国国情研究会与万事达卡国际组织发布的《2006中国生活报告》称, 年收入超过11万元的高收入群体中, 超过40%的人拥有两套以上住房, 但中国的财产税只开征了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 而且由于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的不健全, 这种对富人房产的调节实际上起到的却是逆向调节的作用, 从而使财产税的经济职能出现极大的转变, 没有起到缩小财产所有者和非财产所有者之间的收入差距, 体现促使社会进步的劳动价值倾向。

3.中国高收入者的消费税税负分析。从消费税的征税范围而言, 大多数国家只选择一部分消费品课以较重的税, 旨在课税面小而收入多, 主要是对烟、酒、化妆品、金银饰品以及高档消费品征收消费税, 中国也不例外。从这个意义上讲, 消费税税负主要是由富人承担的, 且消费税本身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

中国消费税占GDP的比重在1994年、1998年、1999年和2004年超出0.9%, 其余各个年份都保持在0.85%左右, 且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这表明了中国消费税没有起到应有的调节作用, 即高收入者的消费税税负同比减少 (数据来源:中国财政年鉴 (1994—2008) 整理得出) 。

四、中国税收对高收入阶层调节效应分析

1. 税前、税后收入指标的选择与说明

在中国, 居民收入水平经常用全部收入和可支配收入来表示, 其中全部收入是指被调查城镇居民的实际全部收入, 包括经常或固定得到的收入和一次性收入;可支配收入是指被调查城镇居民在支付个人所得税、获得补偿以后的实际收入。本文将可支配收入视为税后收入, 实际上税前实际收入和可支配收入中都包含一些未税收入, 两者之差不完全等于居民纳税额, 但误差微小。鉴于中国现存统计年鉴等资料中检索不到各阶层的税前税后收入数据, 故将可支配收入视为税后收入作为便于研究的一种假设, 以对中国税制对高收入者的收入调控效应作一些分析说明。

2.税前、税后收入各个阶层的税收调节效应分析入)

图1:年份中有两小格, 前一格代表税前高中低阶层收入变动趋势, 后一格代表税后高中低阶层收入变动趋势。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整理得出 (1) 七个等级:最低收入、低收入、较低收入、中等收入、较高收入、高收入、最高收入; (2) 最低收入和低收入归为低收入者行列, 较低收入、中等收入和较高收入归为中等收入者行列, 高收入和最高收入归为高收入者行列; (3) 根据城镇居民调查户数加权平均得出以上数据; (4) 每个年份的第一行为城镇居民人均全部收入, 第二行为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由以上直观的图可以看出, 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 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有一定幅度的变化;21世纪以来, 高收入者的税前和税后收入基本是线性的, 且每年的收入增长幅度都很高;2007年高收入者的税后收入有所改观, 说明税收起到了一定的调节效应;对比高收入阶层历年来税前和税后收入, 中低收入阶层的税前和税后收入都有所起伏, 且波动相对比较稳定。总的来讲, 中国高收入阶层的税收调节效应是不显著的。而2007年高收入阶层的调节起到了一定的效应, 主要是2007年有很多高收入者申报了个税。所以, 对中国而言, 应主要强化个人所得税对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分配功能, 减轻中低收入个人的税负, 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

五、发挥税收对高收入阶层调节效应的政策建议

(一) 优化税制结构, 完善税收调控体系

整个税制中, 各个税种对收入分配的调控力度和调控重点是不同的。建立健全税收体系, 多方面、多环节和多角度协同对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分配予以调控, 能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因此, 应结合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具体国情, 及时开征缺失税种, 及时调整和完善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的征税范围及税率结构, 扩大消费税的征税范围, 确立各相关税种的主辅地位, 从而形成多税种相互配合、协调运用的税收调控体系, 进而达到对高收入阶层的税收调控功效。

(二) 重点改革个人所得税制, 强化对高收入阶层的调控作用

1.完善高收入者自行申报制度。现阶段税务机关征管水平的制约将会影响自行申报取得的效果。主要原因是高收入者收入不透明, 税务机关信息不灵, 没有手段。要解决该问题, 应完善以下三点:一是在全国范围内普遍采用纳税人永久单一税号;二是大力推行非现金结算, 加强现金管理;三是建立银行储蓄存款联网制度, 并建立税务网络与银行网络的对接。税务局能够很容易地对纳税人的存款进行联网查询, 这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个人收入来源不透明的问题。

2. 合理界定个人所得税税基, 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个人收入类型日益增多, 但中国个人所得税的税基范围相对过窄, 应及时地通过补充法律法规或对法律法规作出新的解释, 将其纳入课税范围, 对一些已免税的项目, 应及时进行调整。个人所得税的生计费扣除先采取分档次定额扣除的办法, 按赡养人口、主要扣除项目情况分成几种类型定额扣除;待社会核算条件改善之后, 采用自由选择据实按项目扣除和分类定额扣除的国际通用办法, 改革和完善中国个人所得税的生计费用扣除。

3. 改革和完善个人所得税税率体系。目前个人所得税不同类别有不同的税率体系, 不仅使税率复杂化, 而且造成税负不公。例如对劳动收入采用九级累进税率, 对非劳动收入采用20%税率。这样就对劳动者劳动投入的积极性产生抑制, 对刺激资本所得的投机行为客观上产生推动与促进, 这不利于经济的稳定与社会的和谐。对此, 应本着劳动收入不高于非劳动收入税负的原则, 结合分类征收方式改革加以改进。

(三) 强化外部环境建设, 实施相关配套措施

1.加强对高收入行业和高收入者的收入监控, 从源头上控制税收流失。各级税务机关应组织力量对高收入行业和个人进行全面的调查访问, 切实掌握隶属于高收入行业的相关企业的情况。对高收入者进行建档登记, 其必须如实提供相关资料信息。在内部信息化管理的基础上, 加紧建立高收入者的税收信息共享制度。

2.对高收入者加强税法宣传, 加强税务稽查力度。根据高收入者的具体情况, 中国应对高收入者开展深入、持久的税法宣传。利用一切渠道, 开展形式多样、行之有效的税法宣传、辅导和培训。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宣传攻势, 让税法深入人心, 提高高收入阶层的纳税自觉性。按照新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 要严厉打击高收入者偷抗税的违法活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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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本贵.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税收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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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强.论当前高收入群体[J].江海学刊, 2008, (5) .

[7]李绍荣, 耿莹.中国的税收结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J].经济研究, 2005, (5) .

卫生筹资收入再分配效应的实证研究 第8篇

我国卫生筹资系统的主要的四种筹资渠道分别是: 税收、 社会医疗保险、商业性医疗保险和直接现金支付［1］。前三者属于预付制,直接现金支付属于现付制。税收也称为政府卫生筹资,包括直接税和间接税。目前,税收依然是卫生费用的重要来源［2］,约占卫生总费用的三分之一; 社会医疗保险又可以分为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商业医疗保险为私人自愿投保,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风险分担,一般作为社会医疗保险的补充,能满足不同层次的医疗保险需求。社会卫生支出是目前卫生总费用的主要来源; 直接现金支付指直接支付或承担的自付费用,我国虽然在不断降低直接现金支付在卫生总费用中的比重,但目前直接现金支付在卫生筹资中所占比重仍然较大,容易导致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等公平性问题。

卫生筹资公平性指社会成员按可支付能力支付卫生服务费用,包括垂直公平和水平公平［3］。垂直公平是指筹资与可支付能力呈正相关,即支付能力高的人承担更多的筹资份额; 水平公平是指具有同等可支付能力的人应当承担同等的筹资份额［4］。而卫生筹资收入再分配效应的主旨便是通过卫生制度安排缩小初次分配造成的收入差距,促进卫生筹资公平性。再分配效应( RE) 能够用来量化筹资再分配对人群可支付能力带来的影响［5］,对不同支付能力人群带来的影响称之为垂直再分配效应; 对同等支付能力人群带来的影响称为水平再分配效应; 引起筹资前后可支付能力排位的变化称之为再排序效应, 后两者又可统称为水平再分配效应。目前对于再分配效应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垂直再分配效应,用到的主要方法是累进性分析,而水平再分配效应的相关研究较少,但水平再分配的研究同样具有现实和政策意义。本文运用的收入再分配效应( AJL) 模型不仅能够反映筹资系统的垂直公平情况,还可以量化垂直公平、水平公平和再排序三部分效应对收入再分配的影响,分析造成不公平的主要原因,即确定垂直不公平和水平不公平哪个占主导,为政府提高医疗保障覆盖率、缩短城乡差距提供改革方向等。

1模型及数据

1. 1模型

收入再分配效应( AJL) 模型最早用于测算税收收入的再分配效应,后来由Adam Wagstaff将该方法拓展运用到卫生筹资领域,该方法曾成功运用于荷兰社会保险的再分配效应的测算［6］［7］。本文也借鉴该方法来测算和评价四种卫生筹资渠道的垂直再分配、水平再分配和再排序效应。AJL模型主要涉及五个变量,可通过如下公式计算而得:

( 1) 卫生筹资的再分配效应RE［8］:

RE指再分配效应,RE的正负值可用来判断筹资渠道的公平性情况。G指筹资前的基尼系数,G'指筹资后的基尼系数。

再分配效应还有另外一个表达形式:

V指垂直再分配效应,H指水平再分配效应,R指再排序效应。H和R又可以统称为水平再分配效应。

RE>0,说明筹资后的洛伦兹曲线比筹资前的洛伦兹曲线更靠近绝对公平线,该筹资方式缩小收入不公平,是富人比穷人支付比例高的亲穷人的再分配; RE= 0,说明筹资前后的洛伦兹曲线重合了,即穷人与富人的支付是等比例的,既不亲穷人, 也不亲富人; RE<0,则说明筹资方式加剧了收入不公平,是穷人比富人支付比例高的亲富人的再分配。

( 2) Kakwani指数:

Kakwani指数由筹资前的集中指数减去筹资前的基尼系数得到。可以用kakwani指数反映各种卫生支出的相对分布状况［5］。集中指数CI可以定义为集中曲线和公平线( 对角线) 之间面积的两倍［9］; 基尼系数Gini系数可通过绘制洛伦兹曲线求得,是考察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重要分析指标,国际警戒线为0. 4。K>0,意味着卫生筹资的集中指数大于筹资前基尼系数,筹资集中曲线位于筹资前洛伦兹曲线的下方,说明穷人所支付的筹资比重小于其收入所占比重,富人所支付的筹资比重大于其收入所占比重,筹资后公平性变好。说明该筹资是亲穷人的,具有累进性,而且K值越大,累进性越好;

K<0,意味着卫生筹资集中数值小于筹资前基尼系数,筹资集中曲线位于筹资前洛伦兹曲线上方,说明穷人所支付的筹资比重大于其收入所占比重,富人所支付的筹资比重小于其收入所占比重,筹资后公平性变差。说明该筹资是亲富人的,具有累退性,而且K值越小,累退性越强。

( 3) 卫生筹资的垂直公平效应V:

V用来测算垂直方向上的公平程度。g指卫生筹资占收入的比例,g越大,即卫生筹资占收入的比重越大,对再分配效应的影响也越大［10］,K指Kakwani指数。从公式可以判断,V值始终与K值同号,所以V值为正代表卫生筹资具有垂直公平性而且V值越大,卫生筹资的垂直公平性越好。V值为负则代表卫生筹资不具有垂直公平性。

( 4) 卫生筹资的水平再分配效应H:

H用来测算水平方向上的不公平程度。将人口按照筹资前收入水平分成j组,所以同一组中,筹资水平理应是相同的。 aj指第j组的人口比例与收入比例的乘积,Gj' 指第j组筹资后收入的基尼系数。由于基尼系数不可能小于0,所以H始终是大于等于0的,而且H值越接近0,越能达到水平公平。

( 5) 卫生筹资的再排序效应R:

R用来测算再排序效应引起的不公平程度。C' 表示筹资后的集中指数,R值等于筹资后的基尼系数减去筹资后的集中指数的差。R=0表示筹资后没有引起家庭收入排序的变化,即筹资没有改变原来的公平性。R值越接近于0,筹资引起的再排序效应越小。若R>0表示筹资引起了家庭收入排序的变化,改变了原有的公平性。

V / RE表示垂直公平在再分配效应中所占的比重; H / RE表示水平不公平在再分配效应中所占的比重; R/RE表示再排序效应引起的不公平在再分配效应中所占的比重。我们还能够通过不同效应所占比重分析出引起筹资不公平的主要原因。

1. 2数据

本研究所用的数据来自于“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 CHNS) ”,该调查覆盖了辽宁、黑龙江、江苏、山东、河南、湖北、 湖南、广西、贵州9个省的城镇和农村,截止到目前为止,该项调查已经进行了9次( 1989年、1991年、1993年、1997年、2000年、2004年、2006年、2009年、2011年) ,直接包含了个人每年缴纳的医疗保险、商业保险的金额、看病的支出金额、家庭可支付能力等数据,间接包含了所交个人所得税、流转税等与本研究相关的一系列数据。本研究采用的是2011年的截面数据。之所以选用该调查数据,是因为首先该调查涉及范围广泛,所调查的9个省涵盖了中国南北东中部处于不同经济水平上的不同地区,而且不仅调查了城镇地区,还包括了农村地区。其次这项调查采用的是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法,比较有代表性。本文以个人为分析单位,样本总数为6338,其中城市总样本数为3123,农村总样本数为3215。

取得CHNS的数据之后,对数据进行了预处理。整理出了以下与研究相关的数据:

可支付能力: 本研究中用可支付能力反映家庭的收入情况和经济水平,可支付能力用家庭人均收入表示。CHNS中可以直接获得家庭的各种收入如工资、农业收入、牧业收入等,还能直接获得家庭规模,即家庭人口,将家庭的各种收入求和并除以家庭人口数便能得出人均收入。

税收支出: 用来测算个人在税收筹资渠道上的支出。税收支出主要包括直接税和间接税两部分,直接税指个人所得税, 间接税是指个人所负担的流转税( 主要是增值税) 。个人所得税相对容易计算,可通过家庭成员的收入和2011年公布的个人所得税税率表来计算。流转税通过个体的消费额乘以流转税税率求得,消费额可用各家庭一年购买的各种家用电器、家庭用具和设备的价值来表示,CHNS中可直接找到家庭新增的家用电器及其它商品的数量和总价值。

商业保险支出: 用来测算个人在商业保险筹资渠道上的支出。CHNS直接给出了个人每年缴纳的各种医疗保险的总金额,包括商业保险、公费医疗、城镇职工、城镇居民、新农合和其它。如遇商业保险值为1( 1表示参加,0表示没有参加) ,其它保险选项均为0时,则缴纳保险的金额即为商业保险支出; 若多种保险选项均为1,则根据个人的收入水平、工作性质、城乡住所等情况进行分摊。参加多种保险的个体数量很少,更多的情况是商业保险选项为0,城镇职工、城镇居民等其他选项同时为1,这些都可算作社会医疗保险,所以也不妨碍商业保险的计算。

社会医疗保险支出: 用来测算个人在社会医疗保险筹资渠道上的支出。由于我国城乡间医疗保障体系的不同,需要分别计算城镇和农村的社会医疗保险支出。城镇社会医疗保险分为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个人缴纳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为工资额的2% ,另外的6% 由工作单位缴纳,所以本文在计算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时是假设工资额的8% 全部由职工个人承担。

自付医疗支出: CHNS中直接提供了与自付相关的医疗支出,如过去四周个体用现金支付的住院费、保健费用、其他费用等。

2实证分析

2. 1城镇卫生服务筹资再分配效应的分解与分析

表1中分别给出了城镇筹资渠道再分配效应的分解,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2. 1. 1城镇税收筹资

税收筹资的K值为0. 17494,K值大于0,说明筹资后基尼系数小于筹资前基尼系数,在图1中表现为税收筹资的集中曲线位于洛伦兹曲线下方,则税收筹资是累进的,具有垂直公平性。RE值为0. 02937,为正值,说明税收筹资缩小了不公平,是亲穷人的收入再分配。其中,垂直公平效应占总再分配效应中的比重( V/RE) 为212. 22% ,其代表的含义是由于水平不公平( H) 和再排序效应( R) 的存在,分别抵消了1. 36% ( H/RE) 和110. 86% ( R / RE) 的垂直公平效应,使得最终的税收筹资再分配效应公平程度降低了112. 22% ( H/RE+R/RE) 。所以对于城镇税收筹资来说,其主要不公平为水平不公平。

2. 1. 2城镇商业保险筹资

商业保险筹资的K值为-0. 24994,小于0,说明筹资后基尼系数更大了( 即筹资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公平) ,在图1中表现为商业保险筹资的集中曲线位于洛伦兹曲线上方,所以商业保险筹资在垂直方向上具有累退性。RE值为-0. 00013,说明商业保险筹资增加了不公平,是亲富人的收入再分配。商业保险筹资不公平中,76. 92% ( V/RE) 由垂直不公平造成,22. 31% ( ( H+R) /RE) 由水平不公平造成。商业保险筹资垂直不公平和水平不公平并存,并以垂直不公平占主导。

2. 1. 3城镇社会医疗保险筹资

社会医疗保险筹资的K值为-0. 02383,说明筹资后反而加大了收入差距,在图1中表现为社会医疗保险筹资的集中曲线位于洛伦兹曲线上方,所以社会医疗保险具有累退性。RE值为-0. 0002,说明社会医疗保险筹资扩大了不公平,是亲富人的收入再分配。社会医疗保险筹资不公平中,73% ( V/RE) 由垂直不公平造成,27% ( ( H+R) /RE) 由水平不公平造成。所以社会医疗保险筹资垂直不公平和水平不公平并存,并以垂直不公平占主导地位。

2. 1. 4城镇个人支付筹资

个人支付筹资中K值为-0. 33356,在图1中表现为集中曲线位于洛伦兹曲线上方,而且在所有筹资中最远离洛伦兹曲线,K值绝对值最大,所以个人支付筹资累退性最强。RE值为-0. 0086,说明个人支付筹资增加了不公平,是亲富人的收入再分配。个人支付筹资不公平中,80. 92% ( V/RE) 由垂直不公平造成,19. 07% ( ( H+R) /RE) 由水平不公平造成。所以个人支付筹资中垂直不公平和水平不公平并存,并以垂直不公平占主导地位。

2. 1. 5城镇全部卫生筹资

全部卫生筹资中K值为0. 11903,在图1中表现为集中曲线位于洛伦兹曲线下方,所以全部卫生筹资具有累进性。RE值为0. 0163,说明全部卫生筹资减小了不公平,起到了一定的收入再分配效果。其中,垂直公平效应占总再分配效应中的比重( V/RE) 为297. 73% ,其代表的含义是由于水平不公平和再排序效应的存在,分别抵消了13. 50% ( H/RE) 和184. 23% ( R/ RE) 的垂直公平效应,使得最终的总卫生筹资再分配效应公平程度降低了197. 73% 。

全部卫生筹资显示呈累进性,并以水平不公平占主导。但我们不能忽略其垂直方向上的不公平。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卫生筹资的四个渠道中,只有税收筹资是垂直公平的,其他三种渠道均存在垂直不公平,而且以垂直不公平占主导。之所以卫生筹资整体呈现出垂直公平,是因为从公式4(V=g/(1-g)*K)可以看出,垂直再分配效应V除了受K指数的影响,还与卫生筹资占收入的比重(g)有关,g越大,对垂直再分配效应的影响也越大。税收筹资的g值为0.26269,占总卫生筹资g值的90.7%。所以全部卫生筹资的累进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税收筹资的强累进性。因此,总卫生筹资虽显示以水平不公平占主导,其垂直不公平也同样应当引起重视。

2.2农村卫生服务筹资再分配效应的分解与分析

表2中分别给出了农村筹资渠道再分配效应的分解,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2.2.1农村税收筹资

税收筹资的K值为0. 20707,筹资后基尼系数小于筹资前基尼系数,说明筹资后降低了收入差距。在图2中表现为税收筹资的集中曲线位于洛伦兹曲线下方,说明税收筹资是累进的,具有垂直公平性。农村税收筹资的K值大于城镇税收筹资的K值,说明农村税收累进性优于城镇。RE值为0. 04044,说明税收筹资缩小了不公平,是亲穷人的收入再分配。其中,垂直公平效应占总再分配效应中的比重为162. 39% ( V/RE) ,其代表的含义是水平不公平和再排序效应分别抵消了4. 28% ( H/RE) 和58. 11% ( R/RE) 的垂直公平效应,使得最终的税收筹资再分配效应公平程度降低了62. 39% 。所以对于农村税收筹资来说,垂直方向具有累进性,收入分配以水平不公平占主导。

2. 2. 2农村商业保险筹资

商业保险筹资的K值为0. 00829,筹资后基尼系数降低,说明筹资后降低了收入差距。在图2中商业保险筹资的集中曲线与洛伦兹曲线有交叉重叠的地方,所以这时累进情况应结合图中曲线位置与K值的符号进行综合判断。K值大于0,所以商业保险筹资在垂直方向上具有弱累进性。RE值为0. 00002, 说明商业保险筹资降低了不公平,提高了收入再分配效果。其中,垂直公平效应占总再分配效应中的比重为250% ( V/RE) , 表示水平不公平和再排序效应分别抵消了50% ( H/RE) 和100% ( R / RE) 的垂直公平效应,使得最终的商业保险筹资再分配效应公平程度降低了150% 。所以农村商业保险同样由水平不公平占主导。

2. 2. 3农村社会医疗保险筹资

社会医疗保险筹资的K值为-0. 12063,说明筹资后反而加大了收入差距,在图2中表现为社会医疗保险筹资的集中曲线位于洛伦兹曲线上方,所以农村商业社会医疗保险筹资具有累退性,而且从K值的绝对值大小可以判断,农村社会医疗保险比城镇具有更强的累退性。RE值为-0. 00013,说明社会医疗保险筹资加剧了不公平,不利于收入再分配效应。而且农村社会医疗保险筹资不公平中有92. 31% ( V/RE) 是垂直不公平,是引起不公平的主要原因。

2. 2. 4农村个人支付筹资

个人支付筹资中K值为-0. 46357,在图2中表现为集中曲线位于洛伦兹曲线最上方,说明筹资后扩大了收入差距,所以个人支付筹资在农村四种筹资中累退性最强,且高于城镇个人支付筹资。RE值为-0. 01006,说明个人支付筹资增加了不公平,是亲富人的收入再分配,并以垂直不公平为主,占总不公平的80. 93% ( V/RE) 。

2. 2. 5农村全部卫生筹资

总卫生筹资中K值为0. 1217,在图2中集中曲线位于洛伦兹曲线下方,说明筹资后降低了收入差距,所以总卫生筹资具有累进性,且累进性大于城镇。RE值为0. 02547,不公平情况有所减小,有利于收入再分配效果,如果不存在水平不公平,农村全部卫生筹资系统再分配效应公平程度将增加69. 49% 。同样的,农村全部卫生筹资的累进性也是得益于税收筹资,税收筹资占全部筹资的92% ,大大拉升了总筹资的累进性。

3结论与建议

经过对城镇和农村的卫生筹资渠道的再分配效应分解,我们对每一种渠道的垂直公平和水平公平情况进行了研究,并找出了引起不公平的主要原因。目前的筹资系统并不完善,垂直不公平和水平不公平并存,并以水平不公平为主,没有起到理想的收入再分配效果。

3. 1垂直公平效应提升对策与建议

上诉实证分析表明,除税收筹资始终具有强累进性外,其他三种筹资渠道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垂直不公平: 商业保险筹资在农村地区具有累进性,在城镇地区具有累退性。对于其合理的解释是,城镇商业保险受到完善的社会医疗保险的冲击,大大降低了城镇商业保险的总体参与率,导致高、低收入者在商业保险筹资中所承担比重拉开的差距小于其可支付能力的差距,所以才使商业保险筹资呈累退性。社会医疗保险筹资均具有累退性,但城镇优于农村。这与社会医疗保险的城乡二元结构有很大关系。城市以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为主,按收入的百分比缴纳,一定程度上将个人支付能力考虑进来,而农村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中每人缴纳的筹资额是相同的,这种忽视个人支付能力水平差异的做法本身就不具有累进性; 个人支付筹资始终具有强累退性,且城镇比农村累退性更强。个人支付筹资所占比重也远远大于社会医疗保险筹资,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不完善,没有真正起到降低医疗费用、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作用。

为提高整体卫生筹资系统的垂直公平效应,结论的政策含义是:

3. 1. 1充分利用收税筹资渠道发挥垂直再分配职能

实证结果表明,税收筹资渠道具有很强的垂直再分配职能,我们应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将这一功能发挥到最大化。一方面应当完善我国税收再分配立法立宪决策,税收相关法规条例虽多,但目前仍缺乏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对税收制度的立法保障。另一方面,国际经验表明,间接税为累退制,直接税为累进制［11］。但我国目前的税制结构中以间接税占主导,所以政府应当调整税收结构,完善直接税制,加大直接税比例,从而改善卫生筹资的整体垂直公平性。

3. 1. 2增加政府卫生投入,降低个人现金卫生支出

针对城镇和农村地区共有的个人支付筹资渠道的强累退性,一方面政府应当增加卫生总费用中的政府卫生支出及比例,改革目前国家预算拨款的政府卫生支出方式,加快建立卫生公共财政制度,明确各级政府的财政责任以及卫生投入方式和方向,努力消除卫生资源的投入不足和投入不均。另一方面,国际研究结果显示,个人现付在卫生总费用中所占比例越高,卫生筹资的公平性越差［12］。因此政府应当积极调整卫生筹资结构,通过降低起付线、提高实际补偿比等方式扩大社会医疗保险的受益面,在补偿上适当向贫困和弱势人群倾斜,从而降低个人支付在筹资中比重,促进筹资公平性。

3. 1. 3农村和城镇地区各有侧重点地提升垂直公平效应

针对商业保险和社会医疗保险筹资中的垂直不公平,农村和城镇应各有侧重点。农村地区的新农合制度本身具有累退性,所以应当建立新的社会医疗保险筹资方式,参照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由单一筹资改为采用分级缴费标准筹资或按收入固定比例筹资,提高农村地区社会医疗保险的累进性和收入再分配效应; 城镇地区可以立足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针对富裕家庭开发和拓展高端特需服务,或针对不同收入层次的家庭提供基本医疗保险覆盖外的其他医疗服务,进一步丰富健康保险产品体系,有选择性和针对性地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商业健康保险可作为基本医疗保险的有效补充,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促进收入的再分配。

3. 2水平公平效应提升对策与建议

找出主要不公平对我们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有助于政策制定者抓住主要矛盾,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把力气使在刀刃上; 能够为优化筹资渠道、改善筹资方式提供更明确的方向。

从农村和城镇全部卫生筹资的再分配效果分解可以看出, 水平不公平是引起不公平的主要原因。水平不公平主要表现为同一经济水平或支付能力的人所承担的筹资份额的差异。 引起水平不公平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是水平不公平受医保覆盖率影响很大,理论上医保覆盖水平越高,水平不公平程度就越低。二是个体健康水平差异导致的水平不公平,个体健康水平的差异会导致对自身健康状况重视程度的不同、患病和就医次数的不同等,便会引起商业医疗保险筹资、个人支付筹资等渠道的水平不公平; 三是我国二元社会结构根深蒂固,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在筹资缴纳、保障范围、报销比例上都有很大差距。筹资缴纳的不同容易引起社会医疗保险筹资渠道的水平不公平,保障范围、报销比例的不同容易引起个人支付筹资渠道的水平不公平。2014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显示,我国新农合覆盖率已达到98. 7%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指出,我国医保覆盖率已超过90% ,达到全民医保范畴,因此引起水平不公平的原因主要为上述二、 三两点。

为提高整体卫生筹资系统的水平公平效应,结论的政策含义是:

3. 2. 1改善全民健康公平性

健康不公平受一些不可控的主体因素的影响,也涉及到众多社会决定因素,如卫生资源在城乡、区域间的配置差异、卫生服务利用可及性差异、公共卫生政策等。我们应当采取措施提高城乡和区域之间居民的相对健康公平性。一方面,整合城乡、地区间的卫生资源,改善卫生服务质量,构建具有综合性与连续性的全方位卫生服务提供体系［13］,保障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也能更容易的获得医疗保障和卫生服务。另一方面加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立科学的卫生评估系统,完善各地疾病谱,并构建公共卫生知识网络,加大宣传,努力提高居民健康保健意识。

3. 2. 2促进全民城乡基本医疗保险一体化建设

收入效应 第9篇

我国国内第一批团购网站诞生于2010年1月, 随后即出现井喷式的发展。伴随社会经济和消费水平的提高, 我国网络团购的消费主体更多的倾向于个体消费者, 正在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消费模式, 为带动我国的消费提供源源不断的发展力量。

据研究机构发布的《2011年度中国团购行业数据统计报告》最新统计数据, 国内团购市场2011年全年共上线54万期团购活动, 售额总量超过110亿元;超过3亿人次在团购网站购买了商品或服务, 平均每人次消费金额约为35元。网络团购借助网络为消费者创造了购物和交流的平台, 受众群体广泛。针对网络团购的这一特点, 在相对收入假说的消费函数下, 并选取大学生作为具有代表性的样本进行问卷调查, 从消费“示范效应”的角度研究参团消费水平。

二、文献综述

消费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中都占据着重要地位, 在凯恩斯之后西方经济学者致力于消费函数的构造, 在消费函数的基础之上分析微观消费者和消费对宏观经济的影响。J.S.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是针对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提出的, 他认为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到自身收入的影响, 而且受到他人消费支出的影响, 即消费的“示范作用”, 并在此假说下建立了以下消费函数:, 式子中Y表示全体消费者的平均收入;Yi为个别消费者的收入;Ci为个别消费者的消费支出, a, β为待定参数。可见由于消费示范作用的存在, 伴随收入的增加, 消费增量在收入增量中的比例不一定递减。相对收入假设强调了消费环境的重要性, 周围消费者的消费水平会对单个消费者的消费水平有重要影响。

三、消费“示范效应”下的参团消费水平分析

鉴于网络团购消费借助了虚拟网络平台, 同时在校大学生为群体生活, 其消费支出和消费选择容易受到同学, 室友, 网络宣传等环境影响, 这一点在理论上正契合了相对收入假说的消费的示范作用, 选取大学生作为网络团购消费的代表群体进行调研符合示范效应消费下的消费函数估计, 并由此依据相对收入假说基础上的消费函数对大学生网络团购的消费水平进行计量回归的实证分析, 建立回归方程如下:。其中因变量, 表示参与团购的个别大学生消费者每次团购平均支出与其月生活费用支出之比;自变量, 表示整体参与团购消费的大学生消费支出的平均值与单个消费者月生活费用支出之比;为回归参数, ε为残差项。大学生的月生活费用支出可视为其个别收入, 变量稳定且平滑变化, 大学生的消费支出受到其月可支配生活费用的影响。

计量回归结果得到方程, 其中Prob>F= (0.0000) , 结果显著。大学生网络团购消费符合相对收入假说, 存在明显的消费“示范效应”, 回归显示x系数为正数, 说明了伴随收入增量的提高, 网络团购消费增量也提高, 网络团购作为一种新潮流消费方式正在受到消费群体的进一步认可。

四、政策与建议

(一) 消费者:合理参团消费, 树立正确观念

团购消费群体一定程度上体现着时尚和潮流, 追求新鲜感, 同时由于“示范效应”的存在, 消费容易受到周围消费环境和消费水平的影响。因此消费者参团应该树立理性观念, 其选择应该建立在综合考虑收入, 时间约束基础上, 依据自身需求, 选择所需合适商品, 不要仅仅被宣传和低价诱惑, 被周围环境影响而进行盲目消费, 最大限度地享受团购带来的便利。

(二) 团购网站:正确营销策略, 拓展潜在市场

参团消费发展空间巨大, 团购网站可以采取创新的营销策略, 挖潜消费市场, 利用团购消费所具有的“示范效应”特点, 设立平台, 形成消费者相互带动参团机制;利用社区网络等其他途径加强宣传, 信息有效捕捉是参团决策的重要起始点, 在起点做好宣传是扩大销售的重要一步, 满足团购消费需求多样化, 以更优惠的价格开拓团购消费的发展空间。

(三) 政府:完善网购环境, 建立信誉评级

由于团购消费“示范效应”的存在, 消费环境对参团消费者行为具有重要影响, 如团购信誉, 团购折扣参直接影响参团意愿和满意度评级。政府应完善团购消费体系, 加强网络购物秩序建设。可以制订更详实的网络法规, 将团购消费可能遇到的问题纳入法律体系, 保证参团消费中支付的安全与便捷。同时可以建立网站信誉评级体系, 通过参团者对商家的信誉反馈情况, 加强对商品质量, 网店信誉, 物流效率, 赔付解决的监督, 当网站信誉评级低至合格线以下则取消网站开展团购销售资格, 从而保证参团者的合法权益, 加强团购网之间的竞争, 让消费者获得更大收益, 提高网络团购发展水平, 逐步推动我国网络团购的秩序建设。

摘要：网络团购在2010年始诞生后出现井喷式发展, 伴随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网络团购正在成为一种新型的消费模式, 并发展至今面临转型问题。本文通过对大学生这一典型消费群体进行抽样调研, 在杜森贝利相对收入假说的消费函数下研究参团消费水平中的消费“示范效应”, 并进行回归实证分析, 在此基础上针对消费者, 团购网站和政府不同主体, 提出了相关意见和建议, 以促进合理参团消费, 进一步推动网络团购成为新兴的消费增长点。

关键词：相对收入假说,团购,“示范效应”

参考文献

[1]Grewal D, Monroe K B, Krishnan R.The Effects of Price-comparison Advertising on Buyers’Perceptions of Acquisition Value, Transaction Value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s[J].Journal of Marketing, 1998, 62 (2) :46-59

[2]Engel, J.F., Blackwell, R, D., &Miniard, P.W. (1993) .Consumer Behavior.Jounral of Business Reserch.[J].Vol.22.Iss.2.pp.143-149

[3]刘同山.网络团购的经济学分析[J].江苏商论.2011 (1) .43-45

[4]韩小红.网络消费者行为[M].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8

收入效应 第10篇

【关键词】通货膨胀 居民收入分配效应 分析

【中图分类号】F822.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10-0230-01

通货膨胀指的是在信用货币制度下，流通中的货币数量超过经济实际需要而引起的货币贬值和物价水平全面而持续的上涨。自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我国通货膨胀问题就渐渐的变得比较严重了，通货膨胀的存在使得居民收入分配效应显著的显现出来。所以，本文对当前我国通货膨胀对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进行探究，并制定了应对措施。

一、当前通货膨胀对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效应

1.对不同居民消费结构产生不同影响

通货膨胀的存在对有固定收入的人群的生活是不利的。有固定收入的人他们的收入是固定的数额，但是物价水平在不断的升高，不能适应这一社会情况。实际上居民的收入是随着通货膨胀的上升而不断的减少的，他们的购买力会不断的下降。并且，因为他们的名义货币收入没有发生改变，所以，实际的生活质量降低了。例如靠领取救济金生活的人群，靠着退休金生活的人群还有工薪阶层的人群等，都是属于这一类人的，通货膨胀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反之，那些靠变动收入维持生活的人，就会在通货膨胀中获得好处。

2.在交易双方之间形成的再分配效应

（1）通货膨胀对储蓄者带来不利影响

居民一般都是把自己的钱存到银行中，他们认为银行是比较安全的，还可以获得一些利息，这是比较稳定的状态。但是，如果发生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货币贬值，所以，他们存到银行的钱与购买力就会降低，这对存钱的人群来说就是不利的。

（2）通货膨胀可以在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形成再分配的效应

通货膨胀是通过牺牲债权人的利益来使债务人受益。比如说，甲方向乙方借了一笔钱，如果发生了通货膨胀，这些钱就会贬值，甲方在还钱时实际上就还的少了，从中获利。

3.在政府和公众之间形成再分配的效应

发生通货膨胀会使公众的利益受损而使政府受益，会在政府与公众之间形成再分配的效应。这里举个例子，比如在税收中，因为各种税收都建立在纳税人名义货币收入的基础上，若发生了通货膨胀，物价就会上涨，纳税人的纳税起点就会上升，这实际上就是税基的变相扩大，这样的状况下即使是税率没有发生改变，征税总额也必然会相应的升高。因此，政府就获益了。

4.对不同收入群体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百姓的收入是不同的，不同的收入层次的百姓在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投资倾向等方面会表现为巨大的差异，若发生通货膨胀，对他们的影响也是不同的。收入高的人群，消费在全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不大，若通货膨胀发生了，他们受到的影响是比较小的。收入低的人群，若发生了通货膨胀，他们的福利就减少了，消费在收人中占据比重较大，会影响他们的正常生活秩序。

二、应对措施

1.宏观层面措施

（1）控制货币的供给量[1]

依据政府与公众之间形成的再分配效应，要对货币的供给进行相应的控制。因为造成通货膨胀发生的直接原因就是货币供给的太多了，所以，要对货币的供给量进行控制才能缓解通货膨胀。让通货膨胀和货币的需求量相适应以使物价达到稳定。

（2）增加商品的供给

通货膨胀会对不同收入的人群造成不同的影响，所以，要治理通货膨胀不但要控制总需求，还要增加总供给。应该在控制需求的同时，相应的增加商品的供给量。增加有效供给的主要方法为使成本降低，减少消耗，提高经济效益，并且还要注重调整产业与产品的结构，维持共给的稳定性。

2.调节和控制社会的总需求

对通货膨胀问题的治理不是单方面的控制货币供给量就能奏效的，还要依据各种通货膨胀的原因来有针对性的解决。我们对社会总需求进行调节与控制，要通过制定与实施正确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来实现。财政方面是减少财政支出，增加财政收入，达到收支平衡。要坚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配合的原则，对通货膨胀进行综合的治理，以缓解通货膨胀造成的压力。

3.微观层面措施

（1）全面的评估财税体制改革，确定新一轮的改革重点

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我国居民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要不断的提高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当前，我们还要在科学评估的基础上，清楚的判断这一比重与其变化的趋势是不是合理，来对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进行正确的指导。目前在初次分配中发生了向政府倾斜的情况，生产税净额的增长比经济的增长要快；而在再分配中，政府从经常转移中获得的社会保险缴款与收入税等增长比社会补助的支出要快，我们下一步对财政体制进行改革的重点是要通过完善体制机制，缓解财政收入的增长挤压居民收入的增长空间压力，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

（2）坚持公平的原则，加快完善税收的再分配调节机制

在通货膨胀的大环境下，征税总额有增加的趋势，因此，应该要积极推进个人所得税的改革体制，对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体制得到不断的完善，对税率的级距和水平进行科学的调整，对高收入人群要加大调节，对财产性收入比例要加强调节，坚持公平的原则，治理通货膨胀。

参考文献：

环保税收入分配效应的经济学分析 第11篇

环保税主要是指对那些污染物和污染行为征收的一种税收。世界各国的环保税主要有:

(1) 对废气排放课征大气污染税;

(2) 对废水排放课征水污染税;

(3) 对垃圾排放征收垃圾税;

(4) 对噪音征收噪音税;

(5) 对农业污染物征收污染税;

(6) 征收固体废物税。

这里, 笔者把环保税划分两大类:

(1) 对居民个人直接课征的环保税 (以下简称“直接环保税”) 。如根据每个家庭的人口、垃圾排放情况等向居民个人征收的直接税收。

(2) 对生产者课征的环保税 (因其对居民的影响是相对间接的, 所以以下简称“间接环保税”) 。如利用环境监控装置, 根据企业的废气、废水的排放情况征收不等的环境税收。

2 环保税的收入分配效应分析

2.1 直接环保税的收入分配效应分析

向居民个人征收的环保税, 因其是税收的直接承担者, 因而纳税人即是负税人。同时对于居民来说, 一方面, 因家庭人数是固定的, 其维持基本的和正常的生活支出具有一定的刚性, 因而垃圾等的排放量相对来说也就具有一定的刚性, 所以环保直接税会直接影响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另一方面, 低收入家庭的恩格尔系数较高, 高收入家庭的恩格尔系数相对较低, 而且高收入家庭可能更加注重在外面的高档消费, 如桑拿、旅游等, 这样他们就把环保税的税基转嫁给了外面的服务商, 而低收入家庭则更多地是在家里消费。所以, 低收入家庭的基本和正常的生活支出占其总支出的比重比高收入家庭要高, 这就意味着环保税是累退的, 它会造成居民收入分配的更加不均等。

2.2 间接环保税的收入分配效应分析

2.2.1 税基弹性分析

设税基弹性EB= (ΔBB) Δt) = (tB) · (ΔBΔt) 。税基弹性是指某种税率变动而导致的税基的相对变动之于税率相对变化的敏感度。其中B指税基, 即污染量或污染行为。t指税率, 即为实现减排目标而予以治理污染的边际成本。T指税收。一般情况下, 税基弹性EB<0, 即税率变动会导致税基相反方向的变动。税率上升, 企业的税收负担增加, 边际私人成本上升, 这时企业会减少生产从而减少污染, 或者改进技术, 加强生产过程中的污染管理以减少污染。反之, 则企业负担的产品的边际私人成本下降, 这时企业会增加生产, 或减少环境改善的技术装备, 降低私人成本, 从而倒是污染物的增加, 即税基的增加。当税基弹性EB<-1, 则负有弹性, 即税率的任何变动会导致税基更大幅度的变动, 这样提高税率一方面会导致环保税收的减少, 但同时也减少了污染, 达到了政策目的;当-1

对于间接环保税来说, 其税基弹性因行业不同而有很大的区别。一般来说, 那些资金密集型, 特别是能源密集型的企业, 如电力、石油等, 由于其对煤炭等原料、动力的消耗是必须的, 且这些原料、动力的替代性较差, 其排污量具有一定刚性, 所以-1

2.2.2 税收负担和税负转嫁分析

从理性经济人出发, 各企业为了获取最大化的利润, 往往会将其在生产过程中所应负担的税收转嫁给消费者。在局部均衡分析中, 那些税基缺乏弹性的行业往往较富有弹性的行业其税负转嫁的能力更弱些。

从图1可以看出, 征税前, 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相交于A点, 其最有产量为Q0, 价格为P0, 征收环保税后, 因其边际私人成本增加, 供给曲线向上移动至S1, 此时和需求曲线相交于B点, 产量为Q1, 生产者获得的净价为P1-T=PN, 这时生产者负担的税收为P0PNCA, 消费者负担的税收为P0P1AB, 其中P0P1AB>P0PNCA, 显然, 对于富有弹性的生产者来说, 其将大部分的税收都转嫁给了消费者;从图2可以看出, 同理, 生产者负担的税收为P0PNCA, 消费者负担的税收为P0P1AB, 其中P0P1AB

从以上分析中, 我们可以得出:

(1) 对生产者征收的环保税, 最终会通过价格转让机制, 而将部分税收转嫁给消费者, 导致人们实际收入的减少。

(2) 居民不同的消费结构, 会导致不同的政策效果, 从而影响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效应。具体来讲, 若消费者的消费结构中更大部分是对那些征税对象且缺乏弹性的产品的消费, 则消费者要承担较多的税收, 而那些偏重于消费非征税对象且富有弹性的产品, 则居民承担的税收相对较少, 从而导致不同的收入分配效应。

前面是在局部均衡分析中得出的结论。那么在一般均衡分析中, 会是怎样的呢?

从上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图3中所示企业生产的A产品为环保税的征税对象, 而图4中所示的企业生产的B产品则为非环保税征税对象。由于征税, 导致A产品的价格由P0提高到P1, 销售量从Q0减少到Q1, 其中转嫁给消费者的一部分税收为P1P0AB。生产者获得的净价由P0降到PN, 从而导致了其利润的减少, 因此, 生产A产品的生产要素会流向生产B, 这样B产品供给则会增加, 从而会降低价格, 进而生产B产品的利润也有一定的下降。这就意味着原先转嫁个消费者的部分税收又通过价格传导机制转回给了生产者, 只是这是在不同的消费者和不同的生产者中间进行的一次再分配。

3 结论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 不管是向居民直接征收的环保税, 还是向生产者征收的环保税, 最终都会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减少。其中直接环保税对收入分配的累退效应更明显些, 当然还得受居民的消费结构而有所差异;而对于间接环保税, 在局部均衡分析中, 因征税对象的替代性强弱差异会有不同的政额策效果, 其中对于那些物料的消耗若其替代性较差, 则环保税更多的是用于事后的治理, 而那些替代性较强的则更多的是激励企业转用环保物料, 即侧重于事先预防;在一般均衡分析中, 消费那些属于环保税征税对象的居民会将一部分收入转给那些消费非征税对象的居民, 导致财富的流动。

参考文献

[1]彭丹.开征环保税的影响因素分析[J].税务研究, 2009, (287) .

[2]胡子昂.我国环保税、费制度的现状及完善对策[J].学术交流, 2006,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