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流年》范文

《日光流年》范文（精选4篇）

《日光流年》 第1篇

多数研究者在关注阎连科苦难书写、生死书写、极致化书写的时候, 倾向于认同这是一出司马蓝、蓝百岁、司马笑笑等人与时间赛跑、抗争宿命而最终失败的悲剧, 对小说中另一群可圈可点, 甚至可歌可泣的女性形象似乎鲜有关注。阎连科笔下的女性到底是如何言说自我的命运?他是如何“想象女性”?从《日光流年》中可略窥一二。

一、苦难化死亡宿命下的生存意志

擅长书写乡土生活的阎连科总能在乡民们的苦难与疼痛中获得对生存的真切而实在的体认, 在一个个落后贫瘠的耙耧山区的人物画廊中, 我们解读出他对民间乡土的守望与回归, 也解读到他对民间糟粕的现代批判。一边是感性的理想, 一边是理性的审视, 回归与逃离的困境使得乡土叙述更显张力。在《日光流年》中, 作者将这种困境置于苦难化的死亡宿命背景下:喉堵症, 一代又一代人都在征服喉堵症。为何村民们宁愿卖皮卖肉也不集体逃出这个不祥之地, 在其他地方开荒种地, 开始新的生活?如阎连科在序言中所说:“是想寻找人生原初的意义。”三姓村的祖祖辈辈都扎根在此地, 与世隔绝, 波澜不惊、自由自在的生活是三姓村的集体意识的自觉, 原初的意义就扎根在此。出逃、外嫁都是三姓村所不容的, 等同数典忘祖。作者选取司马蓝等一批“类卡里斯马型”人物作为叙述重点, 着力表现“人性中不屈不挠地抗争命运的乌托邦本能”[4], 还有顽强的生存意志。在他们恐惧、求生、反抗的生命图景中, 司马蓝们前赴后继的精神让人感动, 不过“家庭天使”们的生存意志也是动人的, 没有她们, 生命之灯无法延续, 反抗亦无意义。

在阎连科的笔下, 男人们对于死亡的宿命有深深的恐惧, 对生存有着无限的渴望, 热切地想方设法要延长寿命。最突出的就是第一章里司马蓝为了让蓝四十出九都卖肉带着女儿们跪求的场面, 是让她卖肉赚钱换取自己一次手术的机会, 换来自己的长寿。不能否认他要继续带领三姓村修渠引水的出发点, 但是作者安排引来了的是乌黑发臭渠水的结局, 是不是意味着没有宽宥司马蓝心底的私欲呢?悲壮而又凄凉的跪求场面, 表现出来的反而是司马蓝面对死亡的怯弱、无能, 以及蓝四十的从容和坚毅。别忘了, 蓝四十也将步入鬼门关, 她也会患上喉堵症不治身亡, 她的苦难除了这一死亡宿命, 还有其卖肉的宿命、情人的宿命, 后者都是建立在死亡宿命的基础上的:如果不是要留住卢主任, 留住劳动力帮忙翻土换地来战胜喉堵症, 蓝四十需要舍弃她的处子之身吗?如果不是为了稳住村长之位, 不让竹翠带起外嫁的风气, 更好地反抗喉堵症, 司马蓝会一一擦掉往日的承诺而迎娶竹翠, 放弃与蓝四十合铺吗?在“征服喉堵症”的集体意识自觉中, 蓝四十虽然选择顺从, 但是也没有放弃过自己的生命欲求, 失贞、失爱后仍然对生活保持一份不灭的信心, 仍然喜欢生活在司马蓝为她勾画的童话世界中, 她无需“求”也能生, 也没有泯灭生存意识。蓝四十“地母”“圣母”般的形象, 在苦难化宿命下变得更加可歌可泣, 是作者想象女性形象的理想化表现, 不免有些矫情、失真、非理性。或许在喉堵症的威胁下, 理性、常识都渐渐被扭曲了, 蓝四十是最合适的祭奠品。

另外, 竹翠、杜菊的生命意志也是可圈可点的。竹翠身体单瘦, 但是其韧性却让三姓村人惊叹折服, 她就如竹子般, 风过不折, 不畏困难, 不惧压力。不但能在床上擎住身高五尺八寸的司马蓝, 还能接二连三地为其生下女儿, 生命力极其旺盛蓬勃。杜菊一方面把家庭操持得井然有序, 一方面作为村长妻子, 能够母仪三姓村, 是一位克勤克俭、具有传统美德的农村妇女。面对生存的苦难, 她除了默然接受, 就是吃土啃草也陪着丈夫、孩子活着受罪。我们品到了“菊”淡而有味、雅而有致的美, 作者赐其名“菊”是意在突出这位村长夫人心底无私的坦荡和不畏艰苦的韧性, 也有坚贞不屈的情操。她们主要掌管着家里的事务, 料理日常的生活, 有意、无意地与死亡宿命保持着一段距离, 顽强、不失节奏地生活着。没有如蓝四十可歌可泣的举动, 不过她们对生活的细致与认真恰好就印证了生存的要义:保存生命, 而后才得以延续生命甚至发展生命, 她们日常生活的经验还是让三姓村没有缺少对现实生命体验的关怀。

不过, 从另一个方面看, 她们只是作为“妻子”而生存, 或者说只是接受了男子规训后, 才获得日常生活的资格, 她们依然是在“他者”的镜像中、认可中获得对自身的认同。即使是蓝四十也有被男子规训的痕迹———自从她委身于卢主任后, 村人日后就默认她作为卖肉的领头人, 由她带着村里的寡妇出外卖肉赚钱。一个“类鸨母”的身份———低于“妻子”“母亲”之外的身份, 但又高于“妓女”的身份, 合法又合理, 才能生存在男性话语为主导的公共空间中。

二、性逻辑

“在男人的意识里, 对女人要‘强暴’, 强行的性占有是男人征服女人的重要方式, 同时, 在男人看来, 女人实际上是渴望这种占有的, 女人对‘不被占有’的恐惧远远胜过‘被占有’的恐惧, 女人在男人对她们的不感兴趣时对男人的‘怨恨’远远地胜过了男人因对他们感兴趣而强暴她们后产生的‘痛恨’, 亦即‘性强暴=征服’的性政治逻辑”。[5]在《日光流年》中, 阎连科也按照此种逻辑进行书写。首先小议题目“日光”二字, 在《训子孙文》中:“夫天也, 妻地也;夫日也, 妻月也;夫阳也, 妻阴也。天尊而处上, 地卑而处下。日无盈亏, 月有圆缺。”作者以“日光”作题, 把男人比作熊熊烈日, 除了要告诉我们这是一部男人的史诗, 主角是子一代的男性, 女性只能沉积于历史的心缄默无语, 还暗含了“夫日妻月”、“夫尊妻卑”的思想。对于封闭的三姓村来说, 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尤其在性事上最能体现, 在文本中有很多性爱场面, 巨细无遗, 阎连科对“性”展示可谓不遗余力, “强暴”的场面不在话下, 还带了欣赏的意味。在这里, 作者把男人的性暴力看成是男人强力、阳刚的象征。

竹翠一直都辱骂蓝四十不知羞耻地做人肉生意, 唾骂她是肉王, 宣泄内心对四十的嫉恨。不过当她体验到性快感后, 居然说:“要和你一样俊俏, 我也愿意当肉王, 想通了当肉王是咱女人的福。”[6]快感的获得并不是与丈夫司马蓝耳鬓厮磨、温柔抚摸, 而是一次“强暴”, 通过这次暴力性行为, 竹翠仿佛获得一次新生, 因而也想要活过四十岁, 获得更多的性爱快感, 甚至说出同意丈夫与四十合铺, 只要每个月保证回家让她“受活”的荒唐言。强暴者司马蓝把竹翠的身体当成是获得快感的工具, 而不是爱的对象, 当他驯服了竹翠的身体后, 便意味着永远地获得对其身体的征用权, 强暴与否, 决定权在司马蓝, 不是竹翠“求”就可以实现的。因而当司马蓝修渠回来后, 竹翠把席子铺在两人之前睡过的树下, 很明显是向司马蓝求欢, 求丈夫对她实施强暴, 然而司马蓝默默地走开了。

除了此处, 阎连科还描写了一次轰轰烈烈的集体强暴事件。杜拐子反抗喉堵症的方法是要全村夫妻积极造人, 于是无论妻子方便与否、喜欢与否, 三姓村的丈夫们都勤劳地“耕耘”, 喘息声、哭泣声此起彼伏, 除了奶腥味, 还有血腥味———刚临盆完的妻子也得接受丈夫播种, 以致血如泉涌, 丈夫仍不依不饶, 性的粗暴成为了性虐待, 作者却还借司马蓝告诉我们她们在“受活”。虽然妻子们过后有找杜拐子诉苦指责, 但是当她们听到杜拐子儿子性无能后, 就放弃了质疑, 不仅宽宥了这次集体强暴事件, 还接受了村长征用、奴役自己身体的现实。

其实, 全村的女人们的身体都是被无条件征用的, 可以说, 三姓村的女性虽然拥有身体, 却没有拥有身体的所有权。虽然男人们的身体也有被征用:卖皮。不过, 皮被切掉后还可以再长, 同时每次卖皮前后, 都通过犒赏着自己的身体———嘴巴和胃———尽量让身体的支出和收入平衡, 而且作者还赋予这样的行动以神秘、庄严的气息, 不吝笔墨描绘司马笑笑、司马蓝等人的卖皮场面及心理活动。而女人们卖肉后, 贞洁就不会再有了, 也没有得到任何的犒赏, 还被贴上“肉王”的标签。伤害孰重孰轻, 显而易见。为了征服喉堵症, 三姓村男男女女的身体都降格为“工具”、“武器”。可毕竟是由男子决定推出这一“物化”的过程, 作者告诉我们, 由于男子拥有强力、暴力, 他们制定好村落的权力格局, 占据了话语权、政治权和经济权, 女性则被安排在家庭空间中, 对女性的控制、驯化也会一直延续下去, 她们的身体受着男性的支配, 进而其性体验、贞洁都可以变卖、交换。最具交换价值的就是蓝四十的身体, 不仅仅是因为她“未开苞”, 还因为她身体散发出来的清新扑鼻而又不失诱惑力的气息, 可以把卢主任留下, 进而留下庞大的劳动力, 也可以为司马蓝续命, 进而让他带领男人们修渠引水反抗死亡宿命。作者一方面要塑造她“英雄”式的拯救黎民的形象, 一方面却又无法避免其人格物化、甚至低贱化 (说到底四十只是妓女而已) 的囹圄, 最终以“暗病”———下体腐烂至死完成了道德、社会力量对其身体的审判和管制。在男权文化中, 性病是对女性纵欲的惩罚———纵使蓝四十在卖肉的过程中毫无乐趣、没有性快感, 也不过体现了作者对其女性身体经验的否定, 固执地要蓝四十在精神上从一而终。他有意忽略蓝四十身体上的疼痛体验, 忽略了性病是三姓村的集体意志强加在她身体上的苦难。女性的身体纯粹的只是一个事物, 是一种物质的存在, 还深深地打上了男性文化霸权的历史烙印。

三姓村的人们既恋生, 轻视死亡, 又重视死亡, 轻视生命, 因而“耙耧山脉里面三姓村命运只能是, 从一出悲剧进入另一出悲剧”[7], 甚至可以说他们在做着生生死死的游戏而已。或者生死悖论正是阎连科本人回归与逃离意识的困境表现。男性的身份意识得到彰显, 他们作为抗争喉堵症的系列英雄被人们记住, 但是女性身份却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了。首先是身体仅仅具有“躯体”的意义, 作为躯体的身体服务于浩大的征服喉堵症蓝图, 受到三姓村固有的社会政治的规驯, 同时也是受到性别政治的左右。其次是女性的声音被策略性地悬置, 男性话语却一直充斥在我们耳边, 无论是掷地有声的行令, 信誓旦旦的承诺, 抑或粗俗不堪的脏话, 都有意无意地绽露出权威的力量, 野性的阳刚、力美, 以及生命力的张扬。女性不仅被他者工具化, 还被集体自觉地忘却。不过, “这个世界不光是男性一人的世界, 不光是有男性粗粝、坚硬、喉结上下窜动翻滚的声音, 这个世界是男女共存的世界, 还有女性纤柔、细腻、充满弹性和质感的声音于无声处坚忍不拔地响着”[8]。

参考文献

[1]陈晓明.直面苦难, 重写乡土中国——评阎连科《日光流年》.文论报, 1999.8.

[2]雷达.荒诞而凝重, 奇异而深邃——评阎连科长篇小说《日光流年》.晨报, 1999.8.

[3]邹海岗.穿越现实的优美飞翔——评阎连科的《日光流年》.读书人报, 1999.5.

[4]姚晓雷.走向民间苦难生存中的生命乌托邦祭——论《日光流年》中阎连科的创作主题转换.河南大学学报, 2002, (1) .

[5]葛红兵, 宋耕.身体政治.上海三联出版社, 2005:126.

[6]阎连科.日光流年.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4:99.

[7]南帆.反抗与悲剧——读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当代作家评论, 1999, (4) .

《日光流年》 第2篇

是谁，陪你在年华深处，听歌，漫步轻盈/??

烟水似画，梦纤摆渡。

红尘影韵，青春逐鹿，

微风吹皱了谁的抬头纹?

红颜似水，梦浅短。

月落琴台，人影瘦。岁月短阙，红颜愁。

春红胭脂，怏然退去色，湿慕青衫，谁酬酢/?

轮回千古，谁留香?命归红尘，谁葬花?

风雨秦瑶，看人间，几许红尘，染娉婉?

小签染指，谁窗棂?

无题吟袖，不知执笔何处?

月影西楼，谁知寒琼露，点滴，微凉染?

空絮飘影，几番沉浮，人间轮回去?

时间左岸，青春忆梦，流年落。

水落烟花，一纸情深，谁寄?

江鸿岁慕，几度夕阳红?

寒香拂月，已是红颜瘦?

万物兴叹，晨霭雨。紫露清韵，寻花吻。

小溪流影，世故转。轮年婆娑，几树柳青?

愁红花絮，秋落残。寒簇凝眉，谁低语?

鹳雀飞燕，枝上歇，可怜叶落，青荒凉。

淡染零落，无清香。

寒风席卷，北风吹。花楼雕霖，冷月泣。

寒来瘦衣，影孤单。

泪瓣雨花，梨花情，雨满楼台，红烛灭。

落花青灯，一纸悲。

吟香画意，情帷幔。 风剪篱落，愁红许，?

几缕芳香/ ? 谁冰吻?

凌寒风雪，红梅开。轻卷衣捻，花骨寒。

冰弦笛箫，谁弹奏?

轻拨离殇，画绾愁。榭语娇兰，谁梳妆?

淡落胭脂，谁转身?

娉帘风月，谁画底?十字绣花，谁将绢丝，绣画舫?

《日光流年》 第3篇

关键词：《日光流年》 女性 宿命悲剧 女性悲剧

三姓村的人们生活在极致的苦难之中，全村男男女女都面临着一种疾病——喉堵症的威胁，面对着活不过四十岁的死亡宿命，“只要活着，比什么都好”，成为《日光流年》中三姓村人的生命哲学。在生的渴望的推动下，三姓村人踏上了迁徙、生育、种油菜、换土、引水的惨烈久远的生命之旅。在这一系列的抗争过程中，男性是苦难和牺牲的宏大叙事场面的中心，男性的力量、欲求以及对死亡的反抗精神得到突显，相比之下，女性被置于男性世界的缝隙之中，似乎处在次要地位而变得无关紧要。但这个世界不光是男性一人的世界，女性也在以自己特有的姿态与死亡进行抗争——爱情的忠贞捍卫者、家庭的坚实守护者、命运的勇敢抗争者，尽管她们终究难以逃脱死亡的宿命悲剧！并且，女性的命运更加悲惨，她们承受着男性世界强加的苦难，女性的身体只是躯体的存在，女性是生育机器，成为权力地位金钱的交换品。因此，三姓村的女性不仅生来就活在死亡宿命恐惧的阴霾下，而且还始终难以逃脱男性绝对权威下的女性悲剧！

一.宿命悲剧

面对着喉堵症的威胁、早死的宿命，三姓村的女人们在生的渴望的推动下同苦难的命运作抗争，她们的身上体现了活在当下的生命意义，对现实生命体验的关怀，她们是苦难中少有的温暖与幸福的来源，同时，她们也是男性抗争主战场胜利的关键。但是，她们始终难以逃脱死亡宿命的阴霾，她们的生的渴望以及由此而作的抗争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更加剧了女性命运的悲剧色彩。

在阴魂不散的死亡的威胁下，所有的人都在为活过四十岁而斗争，活着以外的一切在生的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而对爱情的追求似乎也成了一种奢望与浪费。但正是在苦难的现实处境下，女性们对爱情的勇敢追求与捍卫恰恰是活在当下、享受当下的生命价值的体现，是蔑视死亡的表现，因而也是与死亡作斗争的一种独特方式。蓝四十与杜竹翠是《日光流年》中两个重要的女性人物形象，她们一辈子都在爱着同一个男人——司马蓝，并且都为这个男人付出了自己短暂的一辈子。她们在面对死亡的宿命时，都没有放弃对爱情的追求，而是爱情的忠贞捍卫者。蓝四十始终爱着司马蓝，她对司马蓝有着坚贞如一的爱，她说，“我一辈子就想把我的身子给了他，想和他合铺过日子，想为他生一个男孩娃，为他烧饭，为他洗锅洗碗，为他端洗脸水，倒洗脚水。”但不幸的是，蓝四十做人肉营生时染上了性病，至死也没能跟司马蓝合铺，也没能实现这个最简单的愿望。蓝四十是不幸的，竹翠同样也是不幸的。杜竹翠从小便爱着司马蓝，她曾经对司马蓝表白，“你娶了我杜竹翠，我给你做牛做马，洗衣烧饭，端洗脸水，倒洗脚水。”后来，杜竹翠虽然成了司马蓝的媳妇，但她从来都没有获得司马蓝的爱。在司马蓝将死之时，杜竹翠的无情，正是她对司马蓝爱到极致的一种表现，她恨司马蓝一生中对她的三心二意，临了仍牵挂着蓝四十，杜竹翠对司马蓝始终有着死心塌地的爱。蓝四十与杜竹翠这两个女人，她们始终不索回报、不顾后果地爱着司马蓝，勇敢无畏地追求着自己的爱情，她们是爱情的坚贞捍卫者。面对着死亡的悲剧宿命，她们对爱情的坚守是生命意义的一种体现，是对早死宿命的弃置，体现了对死亡宿命的反抗。

三姓村的女性不仅是爱情的坚贞捍卫者，她们还是家庭的坚实守护者。在极致的苦难、贫苦的生活面前，若说哪里还保有一点温暖，那便是母亲的怀抱，家的港湾。石曙萍曾指出，“无论是阎连科的乡情小说，还是军旅小说，我们都看到‘家这个概念的频频迭现。有个女人，就是家，就是幸福。”的确如此，在《日光流年》中，作为母亲与妻子的女性，就是家，就是幸福。无论生活条件多么艰辛，作为母亲的女性们都会给孩娃们尽可能地创造最好的生存条件，这是一种母爱本能的体现。在《日光流年》第五卷“家园诗”中，母爱的本能得到了彰显，“无论如何，那时候，他们会得到有奶水的女人的同情呢，她们会把自己最后的怀扣解开，在门口的树下袒露出新织得的布匹样洁白的胸脯，把面袋一样的奶子送给这些孩娃们。”在这里，女性已不再是单个的母亲形象，而是圣母的化身，给予孩子们生命、抚育孩娃们的成长。作为妻子，三姓村的女人们与丈夫同甘苦，是丈夫的贤内助。她们勤劳节俭，即使在生育期间，她们也不辞辛苦的劳作，“井台上、牛圈里、碾道和磨房，还有河边洗衣捶衣的石头旁，你都能看到女人挺着半大的肚子在忙乎。”她们的劳作只是为给丈夫减轻生活的负担，让孩娃们能够吃饱穿暖，男人和孩娃就是她们的一切。同男人们不一样，女人的情感细腻而温暖，她们坚守着家庭，守护着自己的丈夫与孩子，她们是圣母的化身，是生命及温暖的来源。在疾病的恐惧，现实的苦难及早死的宿命面前，这些家庭的坚实守护者们给现实生命体验带去关怀，与死亡的宿命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三姓村的女人们是命运的勇敢抗争者，在以男性为中心的与苦难作斗争的正面战场上，女性的作用也不可小觑。在司马笑笑任村长时发生的“饥荒之难”中，女性生存的才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司马蓝的娘发现了绿扁担蚂蚱、蚂蚱壳及鸦骨粉等救命粮食，帮助村人在饥荒之年延续了生命。在蓝百岁的“换土之业”中，女性肉体的牺牲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如果不是司马桃花自愿侍奉卢主任的妻子并委身于他，卢主任就不会答应调进人马到三姓村；如果不是蓝四十以处女之身侍奉卢主任，卢主任便不会继续呆在三姓村帮助三姓村人完成换土任务。在司马蓝的“引水之计”中，蓝四十出卖肉体换回引水计划的接续。此外，三姓村的女性们在特殊的时期也与男性一样肩负着卖皮、修渠、跑生意、抬棺的重任。在此，女性的身份意识在男性的文献中虽然并没有得到彰显，但在现实的苦难面前，女性的身份早已男性化，女性在与死亡宿命作抗争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姓村的女人们为了生作着独特的抗争，但是她们的抗争只是作为群体的价值而存在，她们的牺牲被置于男性的声音之下，女性的身份被男性所遮蔽，男性们才是与死亡抗争的英雄。而且女性们的抗争并没有帮助她们摆脱现实的苦难命运，死亡的宿命悲剧始终如同恶魔般环绕在她们的身边。女性对生的渴望，以及在此推动下的抗争，只能加重其死亡宿命的悲剧色彩，她们的抗争终究只是无意义的徒劳，是无意义的挣扎，是无声的悲哀的葬歌！

二.女性悲剧

《日光流年》中的女性在面对着死亡的宿命悲剧时，还要承受着男性世界强加给她们的苦难。石曙萍认为，“如果说，阎连科的小说是一个王国的话，那么统治者就是男性。”她进而指出，女性们“在小说中原罪般地以男人附庸的面貌呈现出来，被放弃了女性的自我意识。这些女性存在的意义依附在男性身上。”在男性的绝对权威下，三姓村的女性只是“躯体”的存在，她们是生育的机器，是男性权力地位金钱的交换品。但更为可悲的是，她们从未意识到自身的悲剧处境，而“被放弃了女性的自我意识”。在此，女性的命运被赋予了另一重悲剧色彩——女性悲剧！

在三姓村，女性生活在男性的阴影里，男性的绝对权威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它蔓延在三姓村的每个时代、每个角落。在司马笑笑任村长的大饥荒时期，蓝长寿的女人拒绝村长司马笑笑将小儿麻痹症的孩娃抱走时，“蓝长寿便走过去，不言不语地朝女人脸上打了一耳光，把自己的孩娃送到了麦场东的残堆里。”在司马蓝带领村人修渠回来时，死了丈夫的女人们哭闹着喊丈夫，司马鹿的媳妇也在司马蓝面前撕叫，于是司马蓝“突然举起右手，山呼海啸着一耳光打过去，弟媳哐当一下又呆了，不再哭闹了，泪水戛然止住不流了。”很显然，在男性面前，女性的情感始终受到压制，她们绝对服从男性的命令，男性的话语对于她们是圣旨一般的存在，不可违背。同时，女性承受着男性的暴力传统，以一种近乎原罪的姿态出现在男性的面前。当司马蓝动完手术恢复健康后，他为跟四十合铺，对竹翠屡屡动起杀念。但面对司马蓝的暴力，杜竹翠不仅没有反抗，反而让司马蓝把她往死里打，甚至认为，司马蓝每月一次的摔碗、每半年一次的殴打是还爱着她的表现。在三姓村的女人们看来，她们本应承受男性的暴力、男性的权威。在男性的绝对权威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深深地扎根于三姓村的背景下，女性从未具备自我意识、自我诉求，她们是男性的附庸，她们的价值也只有依附男性才能得到体现。

男性的绝对权威、男性的暴力传统下，“女性躯体是人口再生产的工具”。在第五卷《家园诗》中，村长杜桑大办生育，生育不再是两性之间的自然产物，而只是为了村子的繁衍，女性则沦为生育的机器。性也失去其原有的意义，成为生育的必要手段，成为男人受活女人受罪的仪式。评论家葛红兵说，“在小说最后一卷《家园诗》中，那场浩浩荡荡的‘受活之夜完全和‘受活本身没有关系，而是和‘生育冲动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降低到了动物水平的‘受活，可耻的‘受活……而在另一方面，‘受活又变成了对女性的牺牲。”在生育的大计面前，两性之间的“受活”，已非出自两性之间的欲望、快感，而只是一种与动物相类的生育冲动。同时，女性在异化的性关系中处于被动的受罪地位，这场声势浩大的生育活动只是男人带给女性的性苦难。三姓村的女人司马叶在这场生育运动中饱受这种性苦难的折磨，丝毫没有快感可言，只有沉重的痛与酸楚。相比于早死的宿命，女性所体验的性苦难更加的切实，她们是生育的工具，是男性玩弄虐待的对象。女性在痛苦的性体验中没有感受到男性的关爱，而只有男性一味强加的折磨，女性在性苦难中感到生不如死，这种痛苦比早死来得更为真实。

女性躯体不仅是生育的工具，也是男性权利地位的交换品、金钱的来源。为了司马蓝当村长的愿望，蓝四十委身侍奉卢主任；为了丈夫杜岩、儿子杜柏的前途，司马桃花如牛似马地侍候卢主任的妻子。评论家南帆说，“她们不会在村里遭受歧视，她们的口袋里甚至装有盖了公章的证明；她们的羞耻感业已淹没在牺牲精神之中。换一句话说，她们就像捐献财物一样将性捐献出去。”性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女性的躯体，女性的躯体是财产实物般的存在，就像三姓村人家的箩筐、新锨、铁锤、小麦、猪等财物一样，是村里征用的对象。当司马蓝决定带领村人修渠，三姓村的寡妇们便纷纷交出自己的躯体，到城里卖淫，换回修渠的金钱。男人们买皮，女人们卖肉，但女人们付出的远比男人们多，买皮只是身体发肤的疼痛，而卖肉不仅要忍受肌肤之痛，更重要的是还要忍受精神的屈辱。南帆先生说“她们不会在村里遭到歧视”，但是在三姓村这样一个传统的村落，贞操观念实际上无处不在，即使是面对着早死的宿命、存活的渴望，贞操观念也不可能淡化甚至消失，三姓村的人们不可能对此毫无芥蒂。也正因此，蓝四十卖被杜竹翠及其女儿贴上“肉王”的标签，并且始终都没有人愿意娶这个美丽善良的姑娘。所以，当女性出卖了自己的身体换得金钱之后，她们所要承受远不止身体上的疼痛，更是精神上的折磨。

女性成为工具、成为物质，她们承受着男性带给她们的性苦难，比男性更切实地看到死亡的光影，在性的极度苦难面前，她们更接近死亡。她们为着男性、为着群体，付出了自己的一切，承受着精神上的折磨，她们比男性付出了更大的代价。但是她们却没有女性的自我意识，一切在她们看来都是理所应当。她们在面对死亡宿命悲剧的同时，又面对着另一重悲剧——女性悲剧！

三姓村的女性经受着双重悲剧的命运——宿命悲剧和女性悲剧！在当今社会，女性已经不像三姓村的女人们一样，生活在极致的苦难、双重的悲剧命运之中，但是，女性始终是时代社会的弱势群体，承受着不公平的待遇。面对女性的现实生存处境，新时期女性一定要具备女性的自我意识，捍卫女性的权利，争求时代社会中女性的平等地位！

参考文献

[1]阎连科.日光流年[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

[2]徐坤.因为沉默太久[N].中华读书报，1996.

[3]南帆.反抗与悲剧——读阎连科的《日光流年》[J].当代作家评论，1999（4）.

[4]石曙萍.男性价值失落的文献——解读阎连科90年代的小说[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4）.

[5]葛红兵.骨子里的先锋和不必要的先锋包装——论阎连科的《日光流年》[J].当代作家评论，2001（4）.

[6]谢有顺.极致叙事的当下意义——重读《日光流年》所想到的[J].当代作家评论，2007（5）.

浅析阎连科《日光流年》的艺术特征 第4篇

关键词：日观流年,索源体,语言,悖论

阎连科的《日光流年》是20世纪末的一部奇书力作, 小说设置了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具体位置、上千年的史志记载中无来源的三姓村, 在这片生存资源极度匮乏的土地上, 人人都因为喉堵症活不过四十岁, 这是三姓村人不可抗拒的命运, 活过四十岁成为三姓村人唯一的、最高的追求, 在这种精神力量的支配下, 他们做出了最悲惨的抗争。小说在文体上、语言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 运用二元对立模式探讨人生原初的目的。

一、索源体

《日光流年》在文体上采用了倒放式的结构, 王一川在《生死游戏仪式的复原—<日光流年>的索源体特征》中将这种文体称之为“索源体”, “所谓索源体, 就是指按时间上的逆向进程依次地倒叙故事直到显示其原初状况的文体”。小说以司马蓝的一生为线索, 从他的死亡回溯到他的出生, 展示了司马蓝的整个人生历程, 用富有魅力又具有幽默感的语言描述了这种时间的倒流, 如“盛旺的树叶缩回到了芽儿, 壮牛成了小犊, 一些坟墓里的死人, 都又转回到了世上, 司马鹿、蓝三九和竹翠也都又回到了娘的肚里”。这种索源体结构模式蕴涵的是作者人生轮回的天命思想和对人生原初意义的探寻, 从死亡回溯到出生的逆序叙述也深刻地传达出作家的人生思索。作者在《日光流年》原版自序中说“所谓的人生在世, 草木一生……草木一生是什么?谁都知道那是一次枯荣, 是枯荣的一个轮回”。人生来不及思考就要走到尽头, “既然不知道原初人生的目的, 也就无所谓人生终极要达到什么目的, 浑浑噩噩, 贪婪无比, 到了想到这些的时候, 已经是三十大几, 已经直奔了四十岁的门槛, ”由此可想, 作者将三姓村人的年龄设在四十岁包含了作者自身的思考, 三姓村人在开始思考人生原初意义的时候死去, 之前都只是为了权力、欲望而活, 这样的人生荒诞的、毫无意义的。

二、语言魅力

《日光流年》是一部带有浓厚的命运悲剧色彩的小说, 三姓村人为抗拒喉堵症付出了巨大代价却不免失败的结局令人叹惋, 但小说读起来却未能让人感觉到一丝凄楚悲凉, 这正是由于小说语言的力量。小说在语言上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 语言暴力。作者对丑陋事物的描写形象逼真, 对读者产生强烈的冲击力和震撼力, 形成独特的审美感受, 如写司马鹿卖腿皮之后走在路上裤筒里的蛆虫一粒粒掉下来的情节, 写司马蓝看到被遗弃的残娃被乌鸦啄食的情景。作者以冷静客观的局外人的态度进行叙述, 却使他说的一切在读者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第二, 方言的运用。小说使用了豫西耙耧山间的日常生活语言, 如:儒瓜、教火院、冤皮生意等, 并为它们作了注释, 这种注释体以一种杂乱的民间话语敞开了一个乡土世界, 而这种方间土语传达的是与世隔绝下的三姓村人特有的价值观念和人生体验。三姓村人认为他们活不过四十岁的原因是由于“命堵”, 为了“命通”, 他们前赴后继去卖皮, 才做了“冤皮生意”, 表现了他们对于人生无奈的自我安慰。

第三, 通感的修辞手法。作家用通感的手法来体验事物, 表达多种事物之间的关系, 充分调动各个器官, 将一个器官的感受置于另一个之上, 这种写法给读者造成陌生化的感受, 例如小说中以听觉写视觉:“死就像雨淋样终年朝三姓村哗哗啦啦下”, 这样的例子在小说中俯拾皆是。通感使两个原本毫无关系的事物联系在一起, 也使三姓村人苦难的人生得到更透彻的表达。

三、生存悖论

小说设置了多个二元对立的元素, 这使文本时时存在悖论。

首先, 命运与抗争的二元对立。活不过四十岁是三姓村人的天命, 为对抗命运他们做出种种努力, 然而抗争注定是徒劳的, 当三姓村人在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却引来了黑臭的污水时表现了生活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 他们对命运做出的抗争“正如人在坟墓里拿头去撞那墓门一样, 愈是用力, 愈是死得快捷”。

其次, 物质与精神的对立。小说中村长是权力的象征, 司马蓝、蓝百岁、司马笑笑为了爬上权力的宝座以生命的名义许下承诺, 权力倾轧下的底层民众面对权力也只是逆来顺受。司马蓝以承诺让村里人活过四十岁得以到达权力的顶峰, 然而他违背了向蓝四十许下的誓言;司马笑笑与村人之间的契约打破后只能选择以身饲鸦向村人赎罪;蓝百岁用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个人的失败象征着权力成空。司马蓝终于在他四十岁的时候“想通了自己该怎样活, 权力并不等于能活下去”, 于是他“抱着腐臭的四十睡着了, 天长地久地睡着了”。活过四十是三姓村人的精神追求, 而所有努力的失败证明这种追求是无法实现的。

最后, 生与死的二元对立。三姓村人为了能够活着卖人皮、做人肉生意, 甚至为生而死, 似乎他们看重的是生, 事实上为了生而付出生命的代价又违背了这一命题, 由此形成了生与死的悖论。为了与饥饿做斗争, 人们挖野菜、捡蚂蚱、捉老鼠、捕乌鸦, 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状, 村长司马笑笑为了节省口粮将二十七个残娃的生命遗弃, 这样的向生而死具有反讽意味。三姓村人为了活着如此践踏自己的生命与尊严, 最终还是不能逃脱宿命, 人生的所有努力在命运面前都微不足道。

作家意在通过作品探求人生的原初意义, 同时也展示了民族生存的最真切的原始形态, 具有现代性。在命运面前人的力量总是微弱的, 尽管人总是拼尽自己的全部能力与命运做挣扎, 可死亡就是消失。三姓村人终不免走向死亡, 可他们在面对命运表现出的坚不可摧的韧劲是一种民族的精神。

参考文献

[1]王一川.《生死游戏仪式的复原—<日光流年>的索源体特征》[I].当代作家评论, 2001 (06) .

[2]肖莉, 高志明.《从审丑走向审美—<日光流年>中的通感叙事功能》[I].小说评论, 2009 (S1) .

[3]鲁红霞.《论阎连科小说中的语言选择及表意策略—以<日光流年>为例》[I].群文天地, 2012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