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劳动力范文（精选12篇）
产业劳动力 第1篇
产业结构是产业经济质的规定性, 意指各产业的构成及各产业之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一个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历史进程中所面临的永恒课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 (1)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作为我国2008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这充分说明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已经成为我国发展经济的战略选择。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由于分工细化而产生了许多的生产部门。这些不同的生产部门, 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会在增长速度、就业人数、所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等方面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因此, 在一个经济实体当中 (一般以国家和地区为单位) , 在每个具体的经济发展阶段或发展时点上, 组成国民经济的产业部门是不一样的。各产业部门的构成及相互之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不尽相同,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也不同。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 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一个产业结构战略调整的新时期,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成为客观要求。
首先, 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是从“经济增长”到“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经济增长是一个偏重于数量的概念, 指一国或一地区在一定时期包括产品或劳务在内的产出的增长。而经济发展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 它意味着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 这些变化包括投入结构、产出结构、产业比重、分配状况、消费模式、社会福利、文教卫生、群众参与等在内的变化。 (2) 正如经注学家赫立克和金德尔伯格 (HerrickB, Kindleberger, 1983) 所说, “经济增长特指更多的产出, 经济发展不仅指更多的产出, 还指和以前相比产出的种类有所不同以及产品生产和分配所依赖的技术和体制安排上的变革”。
其次, 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是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然要求。我国过去的经济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低级产业结构, 靠生产要素大量投入和资源消耗来实现的, 这也使得资源和环境成为我国经济今后可持续发展的两大“瓶颈”。要构建一个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社会就必须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 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同时实现经济增长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第三, 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然要求。传统工业化的特征是大量消耗资源, 包括能源、原材料自然资源以及有形资本的消耗等, 造成人口失控、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而新型工业化道路, 是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道路, 与优化和升级产业结构的方向相统一。
第四, 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是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必然要求。现代服务业在相当程度上把工业中研发、设计、服务等内容包容在内, 成为一个国家产业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是推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一项重要任务。
二、提高劳动者素质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内在要求
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的进程中, 将会直接引起社会职业在数量、种类、结构、要求等方面的变化, 从而相应地要求加快提高劳动者素质。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国需要按照“有利于扩大就业, 增加就业岗位”的原则确定鼓励类产业指导目录的重要原因。当然, 这也与党的“十七大”要求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是内在相统一的。
产业经济理论指出,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会有着不同的主导产业 (见表1) 。而劳动力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 其数量和质量都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产生重要影响。能否为新的或发展扩大中的产业源源不断地输送劳动力, 是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的重要条件。一是在劳动力供给数量过分充裕时, 政府受“充分就业”这一宏观经济政策的制约而将支持劳动集约型产业的发展放在较为重要的地位;反之, 在劳动力供给数量相对紧缺时, 政府除了采取鼓励劳动力流入和输出资本的政策外, 就是支持资金集约和技术集约型产业的发展, 试图以产业结构的升级来解决劳动力要素供给的不足。二是劳动力供给的质量同样也影响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劳动力在产业间的移动不仅要有量的保证, 而且要有质的保证, 即教育和训练的水平、掌握高度技术和技能的能力也是至关重要的。有较高质量的劳动力供给, 就能发展技术集约程度较高的产业。20世纪末至今的两大潮流为我国在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必要的人力资源, 其一是我国大学的大规模扩展, 提供了大量的收入水平要求较低的高技术劳动力, 其二是跨国公司日益把研发中心设立在我国, 技术外溢逐步加速。
不过, 我国的人力资源状况仍不容乐观。据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2006年人才蓝皮书《中国人才发展报告No.3》, 从人才队伍、人才投入、人才产出和人才环境四个要素的研究表明, 在中国、美国、日本、德国、俄罗斯和印度六国人才国际竞争力排名中, 中国位居第四, 仅排在俄罗斯和印度之前, 属于第三层次, 远低于排在第一位的美国 (见图2) 。因此, 要加快发展我国经济, 就需要加大培养和提高满足于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需要的劳动力素质。
三、按照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要求加快提高劳动者素质
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中, 劳动者需要不断更新知识和提高劳动技能。这是因为, 一方面, 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随着产业结构调整而来的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将淘汰一些原有的工作岗位, 同时创造出新的职业岗位, 劳动者需要提升自身素质以适应工作岗位的变化。据统计自l989年到现在, 美国已有3600万个工作岗位消失了, 一些行业甚至永远消失了, 比如传呼机行业无情的被手机行业取代。另一方面, 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带来的职业岗位变化对人们的工作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尚不清楚个人电脑为何物, 那时许多工作也无需电脑操作技能, 而今天人们却在工作中一刻也离不开电脑了。
提高劳动者素质关键是要切实采取措施培育适合产业发展需要的各类人才。一是要夯实高等教育在培育人才中的基础作用。据统计, 自1999年我国决定大幅度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起, 至2006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在校人数2500万人, 毛入学率为22%。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先后超过俄罗斯、印度和美国, 成为世界第一, 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今后要按照经济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对人才的要求, 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 加强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的紧密结合, 调整学科和专业结构,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使教育培养适应人才需求结构。二是要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在我国教育结构中培育人才的重要性。我国的职业教育体系包括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 目的是培养应用人才和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技能的劳动者, 与普通教育和成人教育相比较, 职业教育侧重于实践技能和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2007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达到800万人, 基本实现全国中等职业学校与普通高中招生规模大体相当的目标, 这既是我国教育结构的一次重大战略调整, 也是我国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对高技能人才需求的必然反映。三是要充分发挥继续教育在人才结构调整优化中的作用。继续教育通过改进受训者的知识、技能、态度, 从而达到开发受训者的潜能, 提高组织效能的目的。它既是对以前所接受的教育的补充和完善, 克服知识老化的弊端, 同时又以学习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和补充、扩展、深化更新知识为主, 注重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和理解力, 不断开发人的潜力和创造力, 不断修正受教育者的思维方式, 从而提高劳动力素质以满足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需要。
摘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是关系我国经济发展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随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会直接引起社会职业在数量、种类、结构等方面发生变化, 从而相应地要求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加快提高劳动力素质。
关键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劳动力素质,职业教育,继续教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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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悦.产业经济学 (第二版)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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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杨公朴.产业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影响工作汇报 第2篇
武汉肺炎疫情持续，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采取的延期复工、人员隔离等防护措施，全县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经营普遍受到一定冲击，复工复产后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完全恢复正常。
一、问题及影响
劳动密集型企业由于抗风险能力较弱加上疫情的影响，在劳动用工、资金流等方面问题会更加突出，具体表现如下：
1.劳动力不足。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企业，其生产经营大量依靠劳动力，因防控需要，企业员工不能准时到岗复工，但企业常规的生产经营活动不能停滞，导致企业产生紧急用工需求。在疫情防控的情况下，企业只能采取缩减业务规模、调岗调薪、轮岗轮休等措施来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以谋求企业生存发展。比如全县典型劳动密集型企业昌圣科技有限公司，原有员工974人，受疫情影响，已复工人数不足800人，企业复工率仅80%，企业面临着招工难问题。
2.企业资金流不足。因为疫情导致工厂复工推迟，使企业面临招人计划延后、履约难、招工难等问题。企业复工晚，但还是要支付员工工资、厂房租金、银行贷款利息等，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无形加重企业的负担。依靠自有资金，大部分中小微企业难以维持超过三个月运营。如果疫情影响持续，企业降薪和裁员的可能性也较大。青叶食品公司由于原材料涨价，流动资金短缺，公司无法正常盈利，急需融资贷款来解决当前困境。
3.供应链掌控不足。中小制造企业处于产业链的关键环节，疫情导致的复工率低，生产资料市场开业率低，原材料、辅件燃料等的供给不足和配套不够，进一步制约了企业的生产和经营。而大量中小企业因为对供应链的依赖，无法安排生产或从而导致生产过剩、库存积压、产量不足、延期交货等诸多问题。烟花鞭炮是全县传统支柱产业，受疫情影响，花炮行业在2月24日才开始陆续批准复工，对整个行业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企业招工难、上下游产业链的断层、订单无法按时履约、资金短缺的等问题加剧暴露。
二、对策与建议
为支持企业发展，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各级政府均出台了一些扶持政策，主要在财税、金融、稳岗等方面。
1.企业要用好帮扶政策，规范用工管理。企业面临的困难是暂时的，各级政府也给予了各项帮扶政策，企业要利用好阶段性减免社保、失业保险返还等优惠政策，积极争取各项针对企业的税费减免、信贷帮扶等。同时，企业应规范用工管理，保障员工合法权益。比如，企业要掌握返岗员工信息，精准摸排登记，逐人建立档案台账，需要隔离的，也需安排支付好相应的工资；确需裁减员工的，应依法履行法定程序，依法保障员工工资支付及获得经济补偿的权利。
产业梯度转移中的劳动力流动思考 第3篇
关键词产业梯度转移 劳动力流动 民工荒
文章编号1008-5807（2011）02-013-01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黄金发展期及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之际，劳动力（本文主要指农民工）流动逐渐成为学界讨论的重大论题之一。这其中，最近关于中国随着沿海地区生产成本增加而出现的产业梯度转移出现以后，在各地出现的“民工荒”问题也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承接产业转移的后发展地区也陆续出了“民工荒”，致使农民工一时成了“抢手货”。如果我们不能正确认识劳动力流动现象，发现其中的规律性，那么我们便不能在劳动力流动的水管出口处合理地安排劳动力就业，就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较大的影响。
一
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外贸进出口便呈现出高速增长的势头。这其中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廉价的原材料和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中国的高速外贸增长以粗放式发展为主，由此，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控制原材料的廉价使用和非法出口。但彼时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农民工仍然源源不断地涌入工厂，中国农民工以廉价的劳动力给世界许多商品打上了“中国制造”的烙印。
但是，随着人民币的逐渐升值，国家根据国际承诺提出节能减排的硬性要求等的一系列措施引起了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近年来物价节节攀高，劳动力成本也因而上扬。原料、劳动力和升值的三重压力下，沿海的产业发展已经不再具有传统优势。产业梯度转移便成为必然。
逐利的资本会选择两个产业梯度转移的方向。一是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如东南亚国家；二是向中国内地转移。而内地各地方政府乐见产业转移的出现，纷纷打出各种政策优惠牌。但与此同时，产业梯度转移中却出现了“民工荒”。珠三角，长三角从03年以来，每年春节后总是有“民工荒”。而内地承接了梯度转移的各县市亦出现了“民工荒”，企业落户了，却在当地招不到工人。这两种“民工荒”都有愈演愈烈的情势，为什么过去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现在好像都消失了呢？这恐怕要从农民工群体的就业层面去寻找原因。
二
纵观以上两种“民工荒”，均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工资太低，挤出了农民工（当然，这里的工资是一个相对工资，即在相对当地的工资水平而言的）。但两者又有结构上的不同，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农民工主要受外向型经济变化影响，但加工企业并不注重自主创新，主要利用价格低廉的农民工作为粗放投入的关键环节去赚取加工费，实质上，这些企业获得的是加工品进口国和加工品出口国之间的劳动力价格差。在农村劳动力高度剩余的时代，自然会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民工涌向发达的省份去工作，他们能赚取到比在家务农更高的收入，但自身群体的竞争又互相压低了群体工资。
我们可以简单地估算农民工对工资的要求，大致而言，农民工在本地打工的工资要求≥（外出打工的工资－衣食住行看病等基本花费），农民工如果认为外出打工的钱扣除来回车费和当地的花费能比本地打工要多，那么他们出去打工的概率便会增大，即便他们外出可能暂时找不到工作，他们只要心理在外预期工资达到要求，他们就会外出。至于就近工作能照顾家里这一提法也许能在统计中找到数据支持，但从目前留守妇女及留守儿童的调查情况来看，农民致富的渴望是第一位的。那些转移到内地的一些企业通过本地消费水平来计算工资的方法显然无法获是农民工的认同，这样，内地即即便引进了企业，也难免会有“民工荒”。
三
劳动力流动是一个经济社会全部力量作用的结果，想要全面掌握显然非一朝一夕之功，但以下这几个方面应当为政府所注意：
首先，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需能吸纳剩余劳动力。对于农民来说，土地是他们的最后容身之地和生身立命之所，城镇化不能为所有人都解决工作，而且，中国的财力也无法迅速地为所有人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因此，发展能回收农民劳动力的现代农业是必要之举。随着人民币的升值，加工制造业将面临更多挑战，更多农民工将失业返乡，这部分农民工如果没有吸纳其回归的现代农业，那么情况将会变得更加困难。实践和经验表明，如果没有“三农”问题的解决，城市化的发展便不可能持久。
其次，地方政府当前应着重引进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只有顺势而为才能水到渠成。产业梯度转移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各地政府争抢的当然是能培育成良好税源的企业，但是从中长期来说，劳动密集型企业特别是外向型的企业最终会在与其他后发展国家的竞争中败下阵来，一旦梯度承接到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不再具有税源的作用，定将成为当地政府的负担。
产业梯度转移对于中国各地都是一个新的发展机会，劳动力的流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地方政府应因不同地区的发展情况考虑自身所处梯度，在适当的产业环节处分流有益于自身发展的劳动力及扮演好现代政府角色。
参考文献：
[1]王亚芬.城市化是中国财富涌流的载体.科学时报,2003-01-15.
[2]金喜在.对我省农村经济发展的有益探索.吉林日报，2000年.
产业劳动力 第4篇
比较优势理论是由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提出的。根据比较优势理论, 一国应专业化生产并出口相对成本较低的产品。即每个国家应集中力量生产那些利益较大或不利较小的商品, 然后通过国际交换, 在资本和劳动力不变的情况下, 生产总量将增加, 如此形成的国际分工对贸易各国都有利。H-O理论对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进行了扩展, 指出各国生产某种的相对成本不同是由于资源禀赋不同, 即一国应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密集使用本国充裕要素生产的产品, 而进口密集使用本国稀缺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根据这一理论, 我国是劳动力要素丰裕的国家, 所以应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
2 我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发挥
(1) 比较优势理论在我国的验证。实践证明, 中国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所实行的政策有助于我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发挥, 极大的刺激了贸易和经济的增长。
Chang和 Ping (2002) 用RCA方法度量了中国 (1980-1998年) 各行业的显性比较优势, 结果表明, 中国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而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还处于比较劣势。他们的研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中国整体情况的测度, 而是深入的度量了我国不同省份之间比较优势的差异, 有意思的是, 排名靠前的十个省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很强的比较优势, 而排名靠后的十个省份竟然在资本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这充分表明, 按比较优势原则安排生产的省份经济比较发达, 而后十个省份本应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 却一直在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 未按比较优势原则安排生产, 所以经济比较落后。
(2) 在现阶段, 我国提高国际贸易竞争力的正确之举仍是积极发挥我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 但要当心“比较利益陷阱”。
我国人口众多, 劳动力是我国相对充裕的生产要素,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 我国应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
在缺乏资本、没有出口产品的情况下, 以“三来一补”等方式利用劳动力, 进而又发展起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 都是已被证明了的可行道路。我国加工贸易发展至今, 几乎占我国对外贸易的半壁江山, 现已发展成为一种以外资企业为主体, 以进料加工为主要经营模式, 以发达国家为主要出口市场, 以资源大国和中高端中间技术产品制造国为主要进口来源地, 伴以本地加工贸易采购比重不断增加的贸易方式, 对我国国民经济、城镇就业, 国际收支及产业结构调整等均做出了贡献。引进外资与我国劳动力要素相结合, 成为世界工厂, 就是我国必然的现实的选择。实践已经证明, 以丰富劳动力资源吸引跨国公司资本和技术的流入, 不仅扩大了劳动力的就业, 促进了传统产业生产能力的提升, 而且资本和技术的“溢出效应”和当地企业界的“学习效应”又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发展, 并形成了产品加工向上游和下游延伸的趋势。
但是, 就国家整体而言, 以廉价劳动力参与国际分工只是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启动模式。当这一战略取得了一个阶段的成就以后, 是否全国所有地区应普遍长期坚持这一战略, 却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中国劳动力充裕, 也因此价格低廉, 这可能是长期不会改变的基本国情, 但如果因此认定中国在劳动力价格赶上发达国家以前就只能采取劳动力加工制造的发展战略, 则是片面的, 这样就容易陷入“比较利益陷阱”。
“比较利益陷阱”认为, 比较优势学说过去长期给落后国家带来灾难, 今天仍然在起破坏作用。他们认为比较优势理论是适合于发达国家的理论, 它的许多假设和前提都是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性质的, 是为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服务的, 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交换往往不是互利的。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原则来进行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 将永远成为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能成为带动产业升级的领头产业, 反而会导致进口漏出和储蓄漏出。
(3) 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如上所述, 在当前, 我们确实需要继续发挥我国劳动力比较优势, 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 但是长此以往, 我国将陷入比较利益陷阱, 永远生产劳动力密集型产品, 不会达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那么如何才能达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呢?
2.1 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的提出
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的提出, 为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该理论认为, 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升级, 都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内生变量, 即它们仅仅是发展的结果, 或者说是一个经济中资源禀赋结构变化的结果。而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是静态的, 固守静态的比较优势战略, 容易使国民经济锁入低端产业, 并产生GDP增长、地方财政收入增长, 但劳动力收入增长缓慢, 国民经济结构恶化等问题, 对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不利。而一国的比较优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动态的, 不断变化的。
2.2 我国的比较优势转化
比较优势战略在国际经济学中集中体现为资源禀赋论, 资源禀赋结构是指一个经济中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份额。而其中, 自然资源通常是给定的;而劳动力增加的速度在国家之间也并无太大差异;所以唯一可能有巨大差异的资源就是资本了。有的国家的资本增长率可以达到每年20%-30%的速度, 而有的国家却不到10%, 甚至更少。因此, 当我们讨论资源禀赋结构的提升时, 事实上是指资本相对丰裕程度的提高, 并由资源禀赋变化导致产业结构变化。
当前, 我国的比较优势仍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发挥我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同时, 我们可以积累资本, 加快技术创新, 技术改进, 以争取比较优势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化, 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2.2.1 通过资本积累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第一, 我国目前的劳动力资源相对丰裕, 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在生产过程中大量使用廉价劳动力, 较少使用昂贵的资本, 则产品的成本必然较低, 因而有很强的竞争力, 利润作为资本积累的量就大。而伴随着经济的较快发展, 资本相对来说会比劳动力、自然资源等其他生产要素增长得更快, 经济体系中的要素结构随之发生变化, 比较优势也处于自然内生的动态变化过程中。自上世纪90年代, 中国逐步实现按比较优势安排产业结构, 资本积累十分迅速, 2004年末, 外汇储备达到6099亿美元, 居民储蓄突破12万亿元人民币。
由此可见, 在当前, 按照比较优势安排生产是实现资本积累, 进而实现我国比较优势的动态转化, 最终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途径。
第二, 开放条件下国际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 促使一国资源禀赋得以直接调整。跨国要素的逐利行为总是使该种要素流向稀缺的地区, 以便于获得较高回报。因此, 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为一国快速改变其国内的资源禀赋提供了现实条件。
中国与世界的生产要素流动与配置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 自然资源的流动。自然资源的流动主要以国际间初级产品贸易的形式进行, 由于我国是一个人均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 所以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 广泛的引进自然资源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 劳动力资源的流动。人口流动受国家间的移民政策等政治性因素的影响较大, 中国是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裕的国家, 中国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劳务输出体现了整体对外输出劳动力的形势。第三, 国际资本流动。资本流动是要素跨国流动的最主要形式, 也是体现一国国内要素供给变化情况的主要指标。国际资本流动分为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两种, 由于中国对资本项目的管制和人民币的资本项目下部可自由兑换使得国家间的以证券投资为重要代表的间接投资以及热钱对中国的投资成本高昂。国际直接投资成为中国吸引外资的主要形式。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 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额持续上升。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从1983年的9.16亿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535亿美元。2002年中国的吸引外资规模更是超过美国。
由此可见, 中国国内的要素供给优势在逐渐向资本丰裕方向转化, 我国的比较优势也在向资本密集方向转化。
2.2.2 通过加快技术创新, 技术改进, 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一般认为, 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动力有两个, 一是资本积累, 上已述及;二是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有两种途径:一是相对简单的技术引进;二是需要大量资金的自主研究和开发活动, 两者都需要资本的投入。所以往往把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放在一起讨论, 而技术进步往往也要受到资本积累程度的局限。所以, 国家资本积累的能力成为经济增长和发展过程的关键动力。给定劳动力资源的增长途径, 资本积累的动态过程也就是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的过程。而由2.2.1可知, 资本积累的动态过程既是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过程 (在当前是劳动力比较优势) , 只有遵循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生产, 企业和产业才能最大程度地创造经济剩余, 国家才能最大程度地积累资本, 进而不断实现技术进步, 最终获得最高层次的竞争优势, 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那么实现资本的初步积累后, 如何才能实现技术进步呢?克鲁格曼等人认为, 企业获得先进技术主要通过两种渠道:一是技术创新, 二是干中学。技术创新是通过R&D活动来获得的。一方面, 通过R&D所产生的技术创新可以改变一个企业的生产函数, 提高要素生产率, 降低边际生产成本, 在生产过程中, 同样的要素投入可以带来更多的产出。其表现为因素生产率的提高、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新产品的开发。这样企业的边际生产成本就不断下降, 企业能够在市场上获得垄断优势。另一方面, 技术进步能从学习曲线的角度阐述动态的规模经济。假定边际成本是累积产量的减函数。累计产量越多, 生产经验, 销售经验和管理经验越丰富, 边际成本就越下降, 这就是“干中学”。一般而言, 作为先进技术的拥有者并非有意转让或传播其技术, 而是在贸易、投资或其他经济行为中自然输出了技术, 即所谓的“技术外溢”。广大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的提高多是通过第二种途径获得。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 技术进步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直接表现在它等同于生产要素的扩张, 它与生产要素之间存在一个替代的关系。技术进步会导致产品要素密集度的动态变化, 从而可以实现比较优势的转化。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强调国内技术创新的差别是作为国际贸易流量的基础。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 技术进步是实现比较优势升级、转换的重要途径。总之, 技术进步会导致产品要素密集度的动态变化, 从而可以实现比较优势的转化, 进而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总结全文,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 在当前, 我国还必须继续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 理论和实践都证明, 这是提高我国贸易竞争力的正确之举;其次, 要按照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努力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 提防“比较利益陷阱”;最后, 是想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 是我国的比较优势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化, 才能使我国的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升级。
参考文献
[1]刘佳, 陈飞翔.关于中国实现比较优势动态转换的路径选择——一个文件综述[J].财贸研究, 2006, (1) :42-46.
产业劳动力 第5篇
从无锡农村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的变化谈发展苏南农村第三产业和城镇化建设
根据无锡农村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最近几年的变化情况,论证了苏南农村新世纪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发展第三产业和逐步实现城镇化.
作 者：徐立青 XU Li-qing 作者单位：无锡轻工大学商学院,江苏,无锡,214064刊 名：无锡轻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WUXI UNIVERSITY OF LIGHT INDUSTRY(SOCIAL SCIENCE EDITION)年，卷(期)：2(1)分类号：F327关键词：第三产业 城镇化 农村经济
凝结设计动力 共创产业升级 第6篇
作为中国设计节的主办方，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一直致力于促进中国设计产业的发展，如今，“中国设计节”在行业内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与关注。今年的中国设计节将于10月22日～24日在大连举行，对于这一以DDF为主要品牌标志的盛会，主办方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平台扩大中国设计界与海外设计行业的交流与沟通，共同推动中国设计产业的健康发展。
据了解，本届中国设计节共设有中国设计论坛、中国国际设计博览会、中国设计创业投资论坛、中国设计教育论坛、中国设计与城市发展论坛、中国设计企业管理论坛、国际设计媒体联盟大会、国际设计青年营和中国设计贡献奖颁奖典礼等九项重量级、专业化、国际化的高端活动，其中“中国国际设计博览会”将通过“绿色设计主题展”、“龙腾之星设计展”等展览展出国内外设计机构与设计大师最新的设计作品，引领绿色设计发展，为设计企业搭建寻找客户的桥梁，让需要设计服务的客户找到最佳的设计机构。
迅速发展的中国设计产业目前已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中国优秀的设计师正在国际舞台上展示自己的才华，而国际设计的新趋势，也正在深刻影响着中国企业和“中国制造”。本届中国设计节举办的诸多高峰论坛，正是在为中国的设计发展与海外先进的设计理念搭建一个优质的对话平台。当前，设计处在了一种多元化的社会语境中，而中国设计节经过三年的沉淀与耕耘，已与世界更多的顶级设计企业与设计机构建立了广泛深入的合作，使设计节的国际化色彩愈来愈浓。有理由相信，中国设计节将是一个近距离把握世界设计脉搏的盛会，也是一个让世界认识中国设计产业商机的盛会。
软通动力——产业先行 第7篇
在智慧业务领域, 软通动力秉承“智慧城市建设产业先行”的理念, 先后在全国80余个城市展开了“智慧城市”战略布局, 业务范围包括顶层设计、城市治理、产业应用、环保节能、民生服务以及基础设施等多个方向;在信息服务领域, 软通动力提供IT外包、众包、业务流程外包 (BPO) 、系统集成等多项服务, 在银行、保险、电力、交通、零售等10余个重要行业具有深厚积累和丰富经验。
记者:软通动力在智慧城市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
康燕文:第一, 软通动力立足智慧城市发展, 与国外学术机构合作研究城市规划模型, 将城市发展的内容元素整合, 通过线下转线上模式, 再经过软件的处理, 模拟一个城市未来发展的状态, 从而展现整个城市的规划。比如某一城市要规划一个区, 这个区里的商业区、住宅区等要如何搭配, 如何解决交通、人口拥挤等问题, 如何协调居民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还包括在以后的发展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等都可以在城市规划模型中体现出来, 这样可以避免城市发展中出现的很多弊病。
第二,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产业和新兴业态的发展, 政府和市场联手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大有可为, 软通动力打算抓住这次机会, 积极引导大众创业。在跟当地的产业配合的同时, 软通动力在新的发展工作中与众创结合, 众创与文化旅游、科技、信息开发等产业结合, 这对当地产业的发展和工作的解决是一次很好的机会。
第三, 为了方便百姓的生活, 软通动力开发了城域通软件。该软件定位于城市的服务, 在百姓与百姓之间, 百姓与政府之间搭建一个沟通的桥梁。它可以提供多种服务, 比如市民交水电费、停车费、交罚单等各种费用;百姓有扰民等投诉可以通过城域通来传达他们的声音, 后台政府工作人员看到之后会进行处理;还可以做市政调查, 帮助政府发调查问卷, 倾听民生, 改善市政;还提供市民之间类似朋友圈的交流平台, 市民和市民之间可以进行实时互动。
记者:软通动力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如何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的?
康燕文:软通动力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有五点。
一个是软通动力作为中国智慧城市领域开拓者和领导者, 最早进入中国“数字城市”领域, 之后又参与中国第一个“智慧城市”佛山乐从的项目建设, 还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合作推动智慧城市试点城市的政策落地。一路走来, 软通动力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实践案例。
二是软通动力基于自身对产业的理解, 积极融入互联网+, 对于技术支撑, 比如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方面, 软通动力是有一定实力的。
三是软通动力智慧城市战略布局覆盖面广, 且具有强大的技术资源力量。目前, 软通动力在全国已有50个落地城市, 对于智慧城市的工作推动可以非常有效率的依据城市需求在各方面推动。
四是在合作模式上追求创新, 软通动力与很多的产、学、研合作单位都在互动。例如, 一个智慧城市解决方案里, 会跟200多家应用软件厂商合作, 而不是只有软通动力一家在做。因为智慧城市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相对复杂的领域, 所以需要一个完整的生态体系共同完成, 这样才能保证智慧城市建设的持续发展。
五是软通动力致力于智慧城市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在与政府合作时, 软通动力不仅仅是做产品, 更重要的是做好服务, 并为未来的服务考虑。
记者:您认为现在智慧城市发展中存在什么问题?从企业角度, 希望政府给予什么样的帮助?
康燕文:第一, 智慧城市建设不是某一时间段内的工作, 它是一个城市长期的发展战略, 企业在与政府合作时考虑的是有一个长远的合作模式, 这样对政府想要完成的发展战略才能可持续的做好。同时, 这要求政府有一个专门的单位来负责这项工作, 以此保证智慧城市建设会一直持续做下去。
论石油产业与文化产业融合的驱动力 第8篇
1 相关理论及研究背景
产业融合是指由于技术进步、放松管制与管理创新,各产业边界处出现了技术、业务与市场的融合,并使原产业特征发生变化,最终促使产业边界模糊或消失,甚至需要重新界定产业界限[1]。“驱动力”这一概念源于物理学,是指迫使物体运动状态改变的力或者对事情起决定作用的效果力。目前,这一概念已被引申并广泛用于管理领域。据此,本文将石油产业与文化产业融合的 “驱动力”界定为: 促进石油产业与文化产业互动与融合,实现二者产业转型升级并协调发展的各种推动力、源动力和助动力。
通过相关的文献研究发现,目前学术界对产业融合动力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旅游业、信息业、动漫业等产业中,对石油产业与文化产业融合方面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 而针对石油产业和文化产业这两种有着显著特征的产业,一般的产业融合现象和具有普适性的驱动力因素就不能很好的探寻二者融合的可能性及解释二者融合的现象。因此,本文试图通过探讨二者融合的驱动力,为石油产业与文化产业的融合奠定更加完整、 成熟与可靠的理论基础。
2 石油产业与文化产业融合驱动力
从当今世界产业融合的实践看,推动产业融合的动力或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技术创新的驱动,又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合作以及企业自身对产出效率的追求,同时还有市场需求的推动、政府的外部措施支持等[2]。根据产业融合的一般原理,结合石油产业与文化产业本身的特点和属性,分析、总结出二者融合的主要动力因素,从三方面探讨石油产业与文化产业融合的驱动力,其中,国家的相关发展战略是基础动力,石油产业的转型升级是主导动力,也是最核心、最深层次的驱动力,石油产业公众形象建设是辅助动力。三支主要动力源相互作用, 相互影响共同引导和推进产业互动并实现有机融合。
2. 1 国家的相关发展战略为二者融合提供基础动力
石油产业在国家发展中处于基础战略地位,文化产业是国家在新形势下需要大力弘扬发展的产业,因此,石油产业和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是国家实现总体发展战略的需要。国家关于石油产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战略与规划从宏观层面为二者的融合提供基础推动力。
2. 1. 1 石油产业发展的客观需要
石油产业是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和基础产业,具有资源、资金、技术密集,产业关联度高,经济总量大,产品应用范围广等特点,不仅带动人民生活、国家经济的发展,还是国家战略物资的重要储备品,对促进相关产业升级和拉动经济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地质科学院全球矿产资源战略研究中心预计,2020年我国石油需求量将达6. 3亿吨油当量,占能源需求总量的17. 9% 。中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预测,我国天然气需求将以年均21% 的较高速度增长,2030年需求量将达5000亿立方米[3]。随着资源和环境约束加剧,节能减排严峻,能源需求量及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能源控总量、调结构、保安全面临全新挑战的形势下,石油产业发展的关键就是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利用国内外资源和市场,依靠现科技创新,提升发展质量,实现文化产业与石油产业的互动与融合, 构建安全、稳定、经济、清洁的现代能源产业体系,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2. 1. 2 文化产业大繁荣大发展的客观需要
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鲜明的、从长期被束缚的体制中解放出来后的恢复性增长的性质,体制性松绑和政策性推动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动力[4]。2011年,党的第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解放思想,转变观念, 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体育、物流、建筑等产业融合发展,增加相关产业文化含量,延伸文化产业链,提高附加值来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5]。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在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要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促进文化资源在全国范围内流动,要推动文化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发展[6]。可见,国家在新形势下迫切需要文化产业大繁荣大发展,而文化产业要实现大繁荣大发展,必须要融合、渗透到各产业中,如融合、渗透到石油产业中,进一步发展石油文化产业,为石油产业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2. 2 石油产业的转型升级为二者融合提供主导动力
石油产业要提升发展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文化建设,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全面提升核心竞争力。石油产业转型升级中的 “转型”,其核心是转变石油产业经济增长的 “类型”,即通过技术革新、方式创新、管理提升等手段转变生产方式和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生产效率,把高投入、高消耗、 高污染、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的产业转为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产出、高质量、高效益的产业,由低附加值转向高附加值,由粗放型转为集约型,实现可持续发展[7]。石油产业转型升级中的 “升级”,指石油文化为其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通过培育创新文化,依靠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提高石油产业发展的科技含量,提升石油产业的管理水平和发展质量。
2. 2. 1 石油产业发展的瓶颈
近几年,我国石油产业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在可持续发展的压力、残酷的国际竞争和严峻的市场挑战下,石油产业的发展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瓶颈。一是油气开采瓶颈。随着油气开采的持续进行,地层压力不断上升,石油可采储量不断减少,开采技术短时间内得不到突破等原因,使国内已开发的主力油田稳产难度越来越大、成本越来越高,而未投入开发的探明原油储量和有待探明的原油储量,绝大多数属于难动用储量,开发投资和生产的成本更高。二是炼油加工行业发展瓶颈。我国炼油行业产业集中度较低,大批中小炼油企业装置规模小、能耗高、资源利用率低、产业链短,随着原油价格的大幅波动,炼油行业的利润空间不断压缩,也面临较大的发展瓶颈。要解决石油产业发展的各种瓶颈,转型升级是必然趋势, 而石油文化产业的发展将为石油产业和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注入新的活力。
2. 2. 2 弘扬发展石油文化的客观需要
21世纪是知识文化经济时代,市场衡量产品和服务价值的标准不再单是产品和服务的数量和质量,还有产品和服务中所蕴含的文化含量。弘扬发展石油文化可以为石油产业发展提供更强大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经济效益。一方面,继承发扬传统石油文化。我国广大石油工人在几十年的艰苦创业历程中,创造和积淀了大量的石油传统文化和精神财富,是我国石油产业中最宝贵的无形资产。加强石油产业与文化产业的融合,大力发展石油文化产业是弘扬传统石油文化的重要途径, 通过文化的传播、交流使石油文化产品和服务不断丰富并被更多的人群了解,有助于建立石油公众形象,提升品牌亲和力, 扩大油气产品的影响力,进而提升市场价值和附加值。另一方面,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文化产业与石油产业融合发展催生新型石油文化产业能推动石油产业和文化产业的产业结构创新、产业发展方式升级、产业消费模式转变,减少对资源的依赖和对环境的破坏,推动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并实现跨越式发展。第三方面,创造社会和经济效益。随着人们收入的增长、物质生活需求的满足,对精神需求越来越强烈,石油文化产品和服务带来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更加巨大。例如,石油文化产业建设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工作空缺,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维持社会稳定; 同时,创造经济效益,为国家提供更多税收,也为石油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资金支持。
2. 3 塑造良好的石油产业公众形象为二者融合提供 辅助动力
石油产业的公众形象是传统石油文化的外在表现,包括石油企业的绩效水平,对国家、社会和公众责任的履行。塑造良好的石油产业公众形象有利于同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 有利于对外传播石油企业核心价值观,增强石油企业文化软实力; 有利于提升油气产品核心竞争力,加快推进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建设。
2. 3. 1 石油产业需要进一步提升公众形象
石油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文化、产品及服务质量、公共关系、诚信状况等都影响企业的公众形象和公众认同度。例如,中石油以 “奉献能源,创造和谐”为宗旨,践行 “爱国、 创业、求实、奉献”的企业精神、 “我为祖国献石油”的企业核心价值观和 “诚信、创新、业绩、和谐、安全”的经营管理理念,承担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任。近年来由于管理体制不完善、腐败、一些安全事故,加上社会对石油产业的不了解, 中石油的公众形象面临严峻挑战。中石化将 “发展企业、贡献国家、回报股东、服务社会、造福员工”作为经营宗旨,力求积极支持国家经济建设,带动相关产业进步,为百姓的 “衣食住行”提供能源保障和优质服务。但是,中石化违规购买天价高档酒、天价吊灯等事件,违背了艰苦奋斗、精细管理的传统和作风,损害了国家和股东的利益,也影响了其良好积极的公众形象。当前,全球经济结构和竞争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还存在着突出矛盾和问题,石油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一员,在努力转变发展方式、确保国家油气能源安全供应的同时,应注重塑造良好的公众形象。
2. 3. 2 文化构建石油企业内外沟通的桥梁
如今,文化在石油企业内外沟通和国际交流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协助企业、产业、国家、社会公众之间相互沟通和理解的关键力量之一。石油文化是石油产业与市场沟通、社会公众沟通的桥梁。通过沟通,可以让社会公众、媒体更好地了解和认识油气产业,更好地理解石油文化,实现石油企业与市场和社会公众的多向沟通。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信息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下,加大石油文化资源的开发强度,加深石油文化产业的建设广度,加强网络媒体的影响力度,充分利用网络文化的社会舆论影响力,提升石油企业文化软实力,对全面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扩大产业影响,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作用。
3 结 语
石油产业与文化产业融合是社会发展的整体要求。国家的相关发展战略、石油产业的转型升级、石油产业公众形象建设等是石油产业与文化产业融合的主要驱动力。通过分析石油产业与文化产业融合的驱动力对于探寻二者融合的可能性,分析二者的融合现象,以及进一步为企业和国家针对二者融合制定产业政策、提出应对措施,促进产业发展战略变革,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等方面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摘要：知识经济时代,文化产业逐步发展成为我国的支柱产业,石油产业也面临转型升级的机遇和挑战,石油产业与文化产业具有融合发展的可能性。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石油产业与文化产业融合的驱动力,其中,国家的相关发展战略是基础动力,石油产业的转型升级是主导动力,石油产业公众形象建设是辅助动力,三支动力源推动两大产业实现融合发展。
关键词：石油产业,文化产业,产业融合,驱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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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徐仁立.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思考[J].宏观经济管理,2012(1):61-65.
[6]贾旭东.文化体制改革下一步走向展望[J].前线,2013(6):40-42.
产业劳动力 第9篇
关键词：黑龙江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产业
1 引言
随着农村分工分业的不断深化,农村劳动力转移有了较快发展,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育成一个大产业,对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农民增收,加速农业现代化、农村城市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具有重大意义。
2 劳动力转移已成为农村的新兴产业
近几年,在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民增收过程中,既注重做好农业农村内部增收文章,也注重在农业和农村外部寻求增收途径。2006年转移农村劳动力451万人,比上年增加49万人,增长12%,其中,向省外转移126万人,向境外转移14.7万人;实现劳务收入164亿元,比上年增长27.1%;农民人均劳务收入915元,增长28.9%。劳动力转移已成为农村的一个新兴产业。
(1)外出打工创业的农民数量增加2000年以前,黑龙江省仅有少量农民外出打工,劳务收入在农民收入构成中的比重较低。截至2006年末,全省转移输出劳动力451.4万人,其中跨省输出126.43万人,出国的14.67万人。
(2)劳务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2006年劳动力转移纯收入164.322亿元,比2004年增加58.12亿元,增长35.3%。在农民收入构成中,劳务收入所占比重不断增加,2006年农民人均劳务收入实现915元,比上年增长28.9%,农民收入增长主要来自于劳务经济。
(3)建立了适应劳动力大规模转移输出的管理与服务体系一是建立健全了省、市、县、乡、镇领导组织及办事机构,形成了由政府多部门参与、协调、合作的运行机制;二是建立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体系。并初步形成了政府引导、多元投资的投入机制;三是建立了以各级劳动保障部门为主体、政府有关职能部门、驻外办事机构、和外经贸公司等为补充的劳务用工信息服务网络,疏通了信息收集、整理、发布渠道。四是建立了工会维权机构及法律援助。
(4)劳动力转移向基地化、市场化发展各地积极建立劳务输出基地,使劳务输出逐步走向规范化、有序化。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与北京、天津、上海、大连等地签订了劳务输出协议,其中仅与北京、天津的36家用工企业和中介组织就签订了47份用工合同,总用工岗位3.8万人,同时也向境外输出了多批劳务人员。
3 把劳动力转移作为战略性产业的必要性
(1)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产业是加快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农业是比较收益低的弱质产业,发展受资源和市场双重约束,从远景看,农产品市场难以持续扩大,依靠农业收益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潜力不大。目前,全国农民收入的18.6%来自于劳务收入,加快发展在短期内难以见效,只有尽快做大劳动力转移产业,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进入非农产业,才能更快地增加农民的非农收入。实践证明,发展劳务经济具有风险小、见效快的特点,是欠发达地区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
(2)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产业是扩大农民就业,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的重要渠道要富裕农村就必须减少农民。大量农村劳动力滞留在低产出的种植业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农业总收入增长速度一定的情况下,农业人口递减速度与农民人均农业收入增长速度是呈正相关,黑龙江省2004年有农业人口1 800万,有454万农村富余劳动力处于隐性失业或不充分就业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劳动力转移,可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从低效益的第一产业向高效益的二、三产业转移,促进异地就业。发展劳动力转移产业,对于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出路,缓解农业资源不足的压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了低成本人力资源,增强我省工农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
(3)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产业有利于推进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农民从落后地区到经济发达地区打工,会开阔眼界,学到技术,积累资金,逐步锻造成适应在非农领域就业和创业的劳动者。这批人中的一部分将成为是农村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是农村实现现代化的希望所在。
(4)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产业,能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一些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实现转移,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得到提高,能提高社会的总产出水平。根据经济学原理,社会总劳动力在各产业部门之间达到平衡实现充分均衡时,社会总产出达到最大。从这方面看,我省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产业,不仅是优化人力资源配置,而且是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具有重要战略意义[1,2,3,4]。
4 把劳动力转移作为战略性产业的可行性
(1)黑龙江省劳动力资源丰富据统计,到2007年黑龙江省剩余劳动力将达到520万人。通过有效地组织,可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如果黑龙江省2007年末实现转移输出480万农村劳动力的目标,那么全省即可增加200亿元的财富。
(2)黑龙江省有扎实的工作基础近三年来黑龙江省各级在发展劳务输出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而且构建了由政府各部门参与、协调的运行机制,初步形成了有组织机构、政策支持、信息网络、制度建设的比较完整的工作体系。
(3)比较有利的国内环境目前国家越来越重视“三农”,特别关注农民的增收问题,已把农民工作为产业工人来看待,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发展劳务经济,做大劳动力转移产业的大环境非常有利。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平等对待民工、善待民工摆上各级政府工作日程。国家已经并将继续在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维护农民工权益方面出台了一些大的举措。
(4)劳动力市场大有开发的潜力从国际看,仅建筑业每年就需要劳动力1.1亿人。国内的劳动力市场依然很大。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地区近年来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民工荒”。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城市、企业对劳动力素质要求越来越高,说明素质高的劳动者很有市场。只要黑龙江省注意研究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劳动力市场就会向我市农民敞开大门。
5 做大黑龙江省农村劳动力转移产业的对策
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尽快培育成大产业,是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中的大事,认真贯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方针,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围绕促进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有序转移和稳定就业,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积极开拓国内、国际市场,加大政府工作力度,通过强化管理,完善机制,打造载体,搭建平台,搞好服务,优化环境,切实把劳动力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1)加强组织领导,完善管理体系,进一步提高劳动力转移的组织化程度一是强化管理力量。劳务输出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建立一个具有综合协调职能的领导组织机构,统筹处理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借鉴四川、贵州的经验,把市、县的农转办作为政府的常设机构,赋予其综合、协调和管理职能,增加编制,配备力量,并从经费上给予保证;二是建立奖励机制。市农转办应根据年度工作任务制定量化考核的指标体系,明确考核内容及办法,调动工作积极性。
(2)加快建立劳务输出基地,搭建转移就业平台,形成定向输出的稳定机制适应大规模和定向输出农村劳动力的需要,必须在建立劳务输出的基地上下功夫。完善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监测体系。通过建立农村劳动力的数据库,摸清本地农村劳动力的资源及转移的基本情况,为建立劳务输出基地奠定基础。要积极发展合作关系,搭建劳务输出平台,根据用人单位需要,及时输出劳务人员。加强劳务品牌培育。不仅要注重劳务人员的技能培训,更应注重诚信教育。
(3)强化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增强转移就业能力职业技能培训是劳务输出产业的基础工程。必须以培训为突破口,通过强化职业技能培训,使外出农民由体力型向智能型转变,提高岗位工作能力,增强就业竞争力,促进稳定就业,认真落实农业部、财政部等六部委出台的《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国家阳光工程,制定农村劳动力转移中、长期就业培训规划,明确引导性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的目标、内容和形式,以便有计划、有目标地开展培训。鼓励各类教育机构、用人单位开展对农民以市场和就业需求为导向,根据国家职业标准和不同行业、不同工种、不同岗位对从业人员基本技能和技术的要求开展培训,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4)加强信息服务网络建设,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的信息化水平建立就业信息服务体系是组织和引导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的最重要一环,同时,充分发挥市县乡劳动保障部门信息网主渠道作用。扩大全省各级政府与国内各大中城市的农民工劳务信息交流,拓宽信息来源渠道。创新信息服务机制。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的劳动就业中介组织,建立高效畅通的就业市场信息服务网络。加强各级政府与劳务输入地劳动部门的信息对接与合作,促进有序化流动。
(5)建立法律援助体系,切实维护好外出打工农民的合法权益各级政府必须把维护外出打工农民的合法权益作为公共职能来履行,为农民工提供无偿法律援助。建立健全法律援助中心,承担义务法律援助任务。开展输出地和输入地双向维权,积极支持和帮助农民工在输入地加入工会组织,并通过输出地与输入地两地工会组织共同合作的力量共同维护农民工利益,建立健全农民工工资支付监控制度。为切实解决建筑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建立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制度。逐步取消户籍制度给农民工进城就业带来的障碍,给予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特别是在子女上学、劳动福利,市场准入及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方面,对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应一视同仁[5]。
6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和相应对策的提出,是针对黑龙江省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和目前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所提出的一种战略构想,突破就劳务抓劳务,就输出抓输出的习惯思维方式,有效地把劳动力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和发展优势,有效的缓解“三农”问题,从而实现黑龙江省劳动力转移产业化、现代化的创新,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
[编辑:王玉芝]
参考文献
[1]王得中.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的探析[J].经济问题,2007(8):73.
[2]黑龙江省统计局.黑龙江省统计年鉴.2006[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
[3]黑龙江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办公室.黑龙江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总结[R].哈尔滨:黑龙江省农业委员会,2005.
[4]黑龙江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办公室.黑龙江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总结[R].哈尔滨:黑龙江省农业委员会,2006.
产业集聚与劳动生产率研究 第10篇
产业集聚是指某一产业或某几个产业及其在价值链上、物质流中相关的支撑企业在一定地域内高密度地集聚乃至聚合的过程。产业集聚作为一种有效的产业组织形式, 可以造就产业竞争优势。集聚经济是产业集聚的外在表现, 通常是指一些特定的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集中而产生的正面经济效益。产业集聚的正外部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知识的无成本外溢;二是共享的工人市场;三是产业间的联系。
集聚经济分为区域经济和城市化经济两类, 本文主要研究区域化经济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区域经济源自于某区域中同一产业经济规模的扩张, 即生产相似产品的相邻厂商所带来的收益, 区域化经济外部性出现的基本原因可归纳为: (1) 中间投入品的规模经济; (2) 范围经济和关联经济; (3) 买和卖的规模经济与集聚外在性; (4) 熟悉劳动力共享的效率; (5) 信息外部经济。
测度产业集聚程度的指数主要有集中度、空间基尼系数、赫芬达尔指数、EG指数、DO指数等。本文结合数据可得性以及指数的科学性, 选取EG指数来测度我国制造业产业的集聚程度。EG指数是Ellison和Glaeseril2给出的测定产业地理集中程度的集聚指数, 计算公式为:
式中:为t时期i产业在区域c的就业份额与该区域同时期制造业就业份额的离差平方和, 定义为产业i的原始集中指数。
反映t时期i产业的企业规模分布, 为t时期i产业前k个企业的分别就业人数。Ellison和Glaeser给出了EG指数的判定标准。>O.05被视为产业集中度高,
二、实证方法
本文运用1999年到2003年工业部门的产业集聚数据和劳动生产率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以得到产业集聚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相关关系。最终调整模型为:
其中ll为劳动生产率的增加值, lnl为劳动生产率的滞后一期值, γit和γit-1为产业集聚的当期和滞后一期值。
三、数据描述
(一) 工业行业产业集聚指数
本文利用EG指数对我国工业行业的产业集聚程度进行了测度。从计算的数据可以看出, 除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塑料制品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和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业之外, 我国大部分工业行业的集聚程度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强, 其中增长幅度较大的行业有化学纤维制造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印刷及记录媒介复制业及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二) 劳动生产率数据
本文采用全员劳动生产率研究对象, 其指根据产品的价值量指标计算的平均每一个职工在单位时间内的产品生产量。是考核企业经济活动的重要指标, 是企业生产技术水平、经营管理水平、职工技术熟练程度和劳动积极性的综合表现。目前我国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是将工业企业的工业增加值除以同一时期全部职工的平均人数来计算的。劳动生产率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年鉴中的工业部分, 其含义是全部居民在该行业中每人每年的产值, 在回归时将数据单位变为万元。
四、实证分析
在分析中为了消除产业特征对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我们在研究中取劳动生产率的增加值 (ll) , 另外在方程的解释变量中我们加入劳动生产率的自然对数的滞后一期值, 以解释前一期的劳动生产率对下一期的劳动生产率的显著影响。模型中加入了产业集聚程度滞后一期的值, 以此检验产业集聚的程度对下一期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利用以下模型对数据进行回归, 得到如下所示检验结果。
由于模型中不包含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一些众所周知的因素, 例如:技术进步、教育程度等, 所以模型存在自相关, 但DW值大于R2, 且我们只考察产业集聚程度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得到结论。
从得到的数据分析结果和模型拟合图可以看出, 前一期的产业集聚程度和劳动生产率都对当期产业劳动生产率有显著正向影响, 而当期的产业集聚程度对当期的劳动生产率有负向影响, 但其影响不及前期产业集聚程度的影响显著。
出现上述结果, 可能源于以下原因: (1) 产业集聚后, 由于劳动力之间的互相学习和知识外溢需要一个过程, 且产业集聚的外部经济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发挥其作用, 所以上一期的产业集聚程度对当期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影响; (2) 本期的产业集聚程度对当期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有负影响但不是十分显著, 可能是由于新进入该区域的厂商需要雇佣大量的劳动力, 而劳动力的熟练程度还不够高, 或者由于厂商需要适应新的环境, 所以对整个行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有一定的负效应, 但影响较不显著。从以前对产业集聚的经济性的研究我们知道, 产业集聚由于能够使区域内的厂商共享资源、知识和信息, 而使该区域内该产业以比集聚前更高的速度发展, 但我们不知道这种发展中是否存在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影响, 由本文的结论可知, 产业集聚确实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正向影响。
由于本文采用的劳动生产率的数据是整个行业的数据, 而不是产业集聚区域中劳动生产率的数据, 显然产业集聚对集聚区域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将更加明显, 因此推动区域性的产业集聚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摘要：本文从产业集聚角度出发, 主要研究区域化经济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 即某产业在区域上的集中是否给劳动生产率带来正的经济效益。
关键词：区域经济,产业集聚,劳动生产率
参考文献
[1]张明倩.中国产业集聚现象统计模型及应用分析[M].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 2007
[2]刘乃全.产业集聚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产业扶贫：精准扶贫的核心动力 第11篇
早在2013年，陇南成县县委书记李祥因为在微博上推销“成县核桃”走红网络，“成县核桃”通过网络开始源源不断地走向全国，步入“网销时代”。通过网络将全国各地的买家和“山大沟深”的陇南的农特产品建立联系，帮农民把优质农特产品卖出去，核桃县长让陇南看到了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的新路子。
2013年底，陇南把通过电子商务销售农特产品上升为市级发展战略，助推陇南扶贫开发进程。截至目前，陇南市已经开办了6000多家网店，农产品网上销售额超过10亿元，农民人均增收240元，帮助1.7万人就业。
陇南的经验正在被更多的县市借鉴，通过网络使得产业发展带动农民脱贫。近年来，一些贫困地区以市场为导向，调整经济结构，开发当地资源，发展商品生产，不仅培育了马铃薯、中草药、经济林果、草地畜牧业等适合贫困地区发展的产业，而且探索了“县为单位、资源整合、整村推进、连片开发”的成功经验，逐步形成了产业龙头企业、合作组织、农户等不同主题的利益联结机制。2001年以来，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产业扶贫贡献巨大。
“互联网+” 时代的陇南电商扶贫
65岁的花椒种植户杨云开家住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汉王镇，每隔一段时间，他便会把自己挑选出来的花椒，送到当地花椒专业合作社，这里给出的收购价格比直接卖给花椒商要高不少。而在十几公里外，不到30岁的年轻设计师徐涛则坐在一间不大的工作室里，给汉王镇等几个乡镇的土特产品设计用于电商销售的统一包装标识，希望能让乡亲们的土特产在网上畅销。
这是地处秦巴山区深处的甘肃陇南发展电子商务、探索电商扶贫的一个缩影。陇南是甘肃乃至全国最为贫困的地区之一，这里虽然生物资源丰富，核桃、花椒、油橄榄等农产品类型多样、品质优良，但由于种植分布零散和交通不便等因素，长期以来，优质农产品“卖出难”问题突出，当地群众守着富庶的物产却难以转化为实际收入，“富庶的贫困”严重制约当地脱贫步伐。
针对特色农产品种类多、品质优，但规模小、分布散的实际，当地政府和群众意识到电子商务或是破解这一制约瓶颈的“蹊径”。自2013年7月开始，当地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贫困地区光缆入村入户速度，打通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形成了“服务点+农民专业合作社（企业）+网店+物流快递”的新型电商精准扶贫模式，为群众提供在线交易、代购代销、信息服务、物流配送等服务，有效解决了特色农产品产销不对路、增产不增收的问题。大大小小的网店和电商扶贫点通过电商平台帮助农民在卖出中做挣钱的“加法”，在买入中做省钱的“减法”，让农民双重受益。
10月16日，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甘肃省陇南市扶贫开发办公室获得2015中国消除贫困创新奖。据国务院扶贫办工作人员介绍，这是“电商扶贫”模式首次上榜。电商扶贫是国务院扶贫办2015年十大精准扶贫工程之一，经过两次专题调研，今年1月，陇南被国务院扶贫办列为2015年全国首个电商扶贫试点市。
陇南市委书记孙雪涛在大会上介绍了陇南电商经验，目前，陇南市扶贫办已经在陇南9县区普遍建立了县乡村三级电商扶贫综合服务中心，在450个贫困村创建了一批电商扶贫示范网店。截至2015年8月底，陇南全市网店达到6837个，网店销售总额8.9亿元，带动了1.7万多人就业，通过开展电商扶贫，贫困人口纯收入人均增加306元。
据商务部市场建设司副司长孔令羽介绍，目前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电子商务发展可观。移动网购消费增幅最大的100个县中75%位于中西部，亿元淘宝县中，国家级贫困县21个。“电商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实现弯道超车的有效途径”。
国务院扶贫办国际合作和社会扶贫司巡视员曲天军表示，电商扶贫的思路实际上是“消费扶贫”，通过有效建立贫困地区资源独特的产品与外界买家的沟通，扩大外界的积极消费，从而拉动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
在阿里巴巴零售平台上，全国贫困县网店销售额超过120亿元，而网店销售额超过1亿元的贫困县由2013年的11个增长到21个。依然有问题困扰着迅速发展的农村电子商务。今年8月，商务部等1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意见》，指出农村电子商务存在的不足之处：总体上，我国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着市场主体发育不健全、物流配送等基础设施滞后、发展环境不完善和人才缺乏等问题。
“我国电商扶贫的主要力量还是大型企业和政府。”曲天军说，农村存在的问题多集中在交通、物流、网络覆盖及质量标准不够完善等方面，这需要大型企业的积极帮扶和政府的全力支持。
企业开创“造血式扶贫”新模式
沁县是山西省扶贫开发重点县，2011年财政收入1.37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3306元，没有煤炭和重工业使得沁县财政拮据，百姓致富困难，是名副其实的穷县。然而，沁县水资源丰富，空气、水、土壤无污染，非常适合发展有机蔬菜产业，被国家质检总局评为“全国有机农业示范县”。
因此，在山西省经济转型跨越发展的背景下，沁县县委、县政府根据自身优势将发展有机蔬菜产业作为沁县十二五发展的主要方向。近年来，全县鼓励企业、合作社、农户种植蔬菜，尤其是发展设施蔬菜，目前已发展设施蔬菜2.5万亩。然而，现有的多数蔬菜基地面临技术不过关、标准不统一、市场不对接的问题，经济收益较少，迫切需要引进蔬菜种植和运营的专业公司。
据了解，中国扶贫开发协会长期致力于扶助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通过帮助贫困地区对接龙头企业，推动扶助贫困地区的产业建设，以帮助其发展经济、扩大就业，实现造血式扶贫，是协会近年来积极探索的产业扶贫新模式。帮助沁县引进的“嘉盛农业沁县百万亩有机蔬菜项目”就是这一模式的具体实践。
“嘉盛农业沁县百万亩果蔬产业项目”计划在5年内建成50万亩左右有机蔬菜生产基地及相应规模的配套产业，成为全国最大的有机果蔬产业基地。项目的建成将带动沁县及周边区县20万以上的农民脱贫致富，参与农民人均收入将达到3万元，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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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蔬菜产业的领军企业，嘉盛农业具有多年积累的蔬菜生产核心技术优势，能够实现反季节蔬菜的种植和丰产丰收，并可凭借多年积累的市场经验打开蔬菜销路，通过带动农民参与，保证农民的经济收益，推动项目快速扩展。本项目采取“龙头企业+合作社”的组织形式，由嘉盛农业统一技术标准、统一种苗培育、统一农资供应、统一生产加工、统一仓储物流、统一品牌形象、统一市场销售，进行全产业链运营，合作社组织农民在公司技术指导下负责生产环节。这种模式确保了蔬菜达到绿色、有机产品的标准，实现了项目的规模化、产业化、标准化、科技化、信息化、市场化的健康发展。
“慈善不仅仅是简单的现金捐赠，而更应该在一些困难的地方做投资，带动就业，上缴税收，带动当地经济的成长，促进当地人观念的转变。不是‘输血式’，而是‘造血式’扶贫。”嘉盛农业董事长杨建国如此表示。
要真正做到彻底脱贫，就要实现从单向“输血式”公益，向提升内生动力的“造血式”公益转变。此前，中央政府已下发文件要求各地进一步落实精准扶贫要求、创新扶贫开发机制、探索金融扶贫模式。
越来越多像嘉盛农业这样的企业开始更加注重模式创新和产业集合，从单向“输血式”公益，向提升内生动力的“造血式”公益转变。嘉盛农业打造绿色蔬菜产业基地，全面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开创了“企业包县、整体脱贫”的新模式，这些新的公益理念越来越受到各界的肯定。
对于产业扶贫，嘉盛农业董事长杨建国表示，希望这种“企业与农民共同发展”的模式能够复制和推广。除了向杨建国这样呼吁创新公益模式的企业家之外，也有不少企业家提出，要把利润和价值重新返回到公益事业中去，形成一批以公益慈善为职业的“社会企业”。社会企业在欧美十分流行，其通过商业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可以盈利，但不以盈利为目的，且获得的合理利润全部用于公益，将输血变成造血。
产业扶贫是脱贫的必由之路
虽然各地产业扶贫项目成功案例很多，但是，多年扶贫过程中产业扶贫的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像陇南电商扶贫和嘉盛农业产业基地扶贫的模式并不是不可复制，但要因地制宜，不能盲目效仿。
中国扶贫开发协会金融项目部主任蒋任重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表示，产业扶贫的实质就是为贫困地区找到一个适合发展的产业，同时要引进一个有能力拉动这个产业发展的龙头企业，在两个前提基础之上，再调动金融的资源、科技的资源和其他的资源来推动这个项目的发展。“首先地方得有产业，比如我们农业扶贫项目，项目所在地是个贫困县，它适合发展生产产业，你不能说那个地方根本不适合你去搞，那肯定不行的。如果没有龙头企业是不行的，零零散散的小打小闹的搞是搞不起来的，一定得有一个龙头企业，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扶贫协会的扶贫项目都会有个龙头企业牵头来带动”。
事实上，国内多年的扶贫经验验证了产业扶贫是脱贫致富的重中之重。没有产业发展带动，很难脱贫。目前对于我国贫困地区来说发展的方式有很多，但为什么目前将产业扶贫作为一个重点呢？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孙小兰认为，一些贫困地区一直以来靠传统农业都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救济式扶贫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产业扶贫可以使这些地方的贫困人群由“输血型”向“造血型”转变。因此国家扶贫资金到了地方上要求将其中70%左右用于产业扶贫。这几年贫困地区产业扶贫作为重点在推进，而且成绩比较突出，支柱产业初具规模，实践证明产业扶贫是解决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手段，是脱贫的必由之路。
但是，产业扶贫的难度也非常大，有的地方有产品没资金。有的地方有人力没技术。因此，产业扶贫应该可持续发展。孙小兰建议，特殊地区应该有特殊政策，做大规模，延长产业链，完善利益机制。在产业扶贫过程中应该让企业和农户都成为受益者。而不是某一方受益另一方受损。大力培训贫困农民也是产业扶贫的重要因素，首先，强化搞好9年制义务教育。其次，加强现有农民的职业培训。通过职业培训，让农民成为“明白人”，并有一技之长，能够顺利就业和创业。
脱贫减贫要取得长效，发展致富产业，形成造血功能必不可少。来自贵州省江口县偏远大山里的闵孝镇鱼良溪村党支部书记杨再炼对此有切身的体会。鱼良溪村山高路难，村民收入微薄。如今，通过发展以大棚果蔬为主导的种植业和中华鲟鱼、虹鳟、大鲵等特色养殖业，2014年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达8650元，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产业扶贫，还可探索以土地经营权确权入股开展资产收益扶贫，以财政资金形成资产确权入股开展资产收益扶贫。”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汪三贵说，资产收益扶贫以产业为平台，将自然资源、农户自有资源以及各类扶贫资金资产化，由经济实体以市场化的方式经营，并将收益落实到每个贫困农户，从而达到持久脱贫的目标，可为我国实现脱贫目标提供有力保障。
但同时也要注意到，很多贫困县都在搞产业扶贫，力图从根本上改变贫困面貌，这些扶贫中，有些是切合当地的产业发展，因而取得了成功，但失败的亦不在少数。一些地方，看到百合等中药材需求高，于是拍拍脑门就把该产业列为当地重点扶贫支持产业，因没有经过认真调研，一方面并不知道百合到底是否适合在当地生长，另一方面，由于市场意识不强，生产出来的产品缺少销路，最后损失惨重。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副会长、产业扶贫委员会主任林嘉騋认为，“产业开发一定要看准，不能说上就上，一定要有特色，千篇一律就没意义了。”
“随着扶贫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扶贫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我觉得未来扶贫方式会更多地在三个方面发生变化：一是更多地从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变，二是更多地从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产业式扶贫转移，三是更多地从悲情式扶贫向快乐式扶贫转型。这几个转变归根结底都是要让扶贫从一次性变为可持续性。”林嘉騋说。
“看到一些地方花了很大的人力、物力去搞产业开发，却没有成功，我非常心痛。”林嘉騋认为，没有成功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视野不开阔、可借鉴的经验不多成为主因。
事实上，在扶贫开发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部门在扶贫中愿意“锦上添花”，不愿“雪中送炭”，“造富造典型比扶持困难群众更容易出名”，这种政绩观加剧了“扶弱不如扶强”现象。
云南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郑宝华认为，在“政绩冲动”左右下，一些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投入资金后想尽快见到“扶贫效果”，认为帮扶贫困农户效率不高，而扶持部分种养殖大户或龙头企业则可以明显壮大当地农业经济规模，更容易获得上级重视，“扶弱不如扶强”由此产生。
郑宝华建议，首先要加强调控，合理布局，避免“一拥而上”。其次，扶持产业可持续发展，延长产业链条。要优化人才环境，人才是发展的前提和关键。为进一步优化连片特困地区的人才发展环境，各地应积极拓宽各类科技人才培养资金投入渠道，加大对科技人才发展的资金投入，为科技人才培养创造条件。同时，通过推进产业发展带动更多外出群众回乡参与扶贫开发，充分发挥贫困地区群众在扶贫攻坚战中的主体作用，变“输血”为“造血”，探索开发式扶贫新路。
创新是中国客车产业的持久动力 第12篇
中国客车产销稳居世界第一
通过走访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俄罗斯的莫斯科、印度的班加罗尔、南美的古巴和麦德林以及德国的汉诺威等地, 确实可以看到, 近几年中国客车的品质不断提升, 并在海外市场取得诸多成就。比如在古巴等国家, 中国客车的市场占有率接近百分之百, 古巴的大型客车普遍采用了宇通客车所生产的产品。
伴随城市人口的增加与社会活动的增多, 各国政府会都会在推动城市公共交通发展上投入更多的财力物力, 这是客车行业发展的源动力。据全球客车产量统计数据显示, 亚洲客车制造商占到70%, 这其中, 来自我国的客车制造企业约占50%;在全球大型客车的产量统计中, 我国的宇通客车、金龙客车分列第二、三位, 它们都是中国客车制造企业的代表。在全球大型城市公交客车领域当中, 平均每年都在以8%的幅度增长, 而未来我国的城市公交客车市场仍将是很大的一个业务板块;电动客车的年增长率约为20%, 这一增长趋势值得我国的客车企业重视。
值得一提的是, 当今土耳其在国际客车产业的表现十分不俗。此前, 土耳其当地的客车制造水平与我国相差无几。如今再去土耳其, 我们看到土耳其的客车质量基本可与欧洲的客车水平相媲美。究其原因, 与近几年来西欧的客车制造商将工厂大规模迁移到土耳其有关, 现在欧洲的客车基本都在土耳其生产。
根据国际汽车制造商联盟 (OICA) 的统计数据, 瑞典、德国、法国的客车产量逐年降低, 而土耳其的客车产量则呈现逐年上升趋势, 该国所生产的大型客车数量, 与欧盟27国的大型客车生产总量相当。过去在欧洲地区常见的双铰接低地板客车, 近年来, 土耳其的客车制造商也开始生产。笔者认为, 当前中国的客车制造水平, 在某种程度上要略逊于土耳其。
中国客车产品价值仍需提升
从成本与价值的角度来分析, 客车企业生产一辆客车的成本是多少, 最终能卖多少钱, 其中的利润空间有大多, 这些都能体现产品的竞争力。罗兰·贝格每年公布的电动交通指数报告 (E-mobility Index) 中显示, 我国的纯电动客车产销数量位居首位, 但产品价值却相对较低。中国客车未来的海外发展之路上, 更需注重不断提升产品价值。
电池电动客车是否是惟一的新能源客车技术发展路线?其实, 在全球各地, 我们能看到各种燃料形式、技术形式的客车。在南美地区, 采用乙醇和天然气作为燃料的客车是主流产品, 也可以达到排放标准;生物燃料亦是很多国际客车企业的技术发展路线之一, 氢燃料的商业化前景也越来越现实。对于中国客车企业来说, 在海外市场能够提供多样化的技术解决方案, 会有更好的市场表现。只有能满足当地用户需求的产品, 才能被称之为是好产品。客车作为一种运输工具, 最重要的就是要依靠动力系统的匹配, 成为高效、可靠的运输工具, 多样化的动力系统、燃料选择以及不同程度的混合动力系统, 客车企业根据市场需求, 对这些要素进行有效整合的过程, 才是凸显客车制造企业技术竞争力的方式。
技术创新才能提高市场竞争力
在国际市场上, 欧洲客车制造商所生产的客车被认为是品质最好的。实际上, 欧洲客车制造商亦在引领客车的技术发展理念, 在去年汉诺威车展上, 奔驰的无人驾驶未来客车, 突破了概念车的定义, 已在实际道路上使用。
欧洲很多国家都开始推广使用轮毂电机推进系统的巴士车队, 我在国内多次介绍过轮毂电机推进系统是公共巴士电驱动的终极技术, 这种先进的技术在欧洲不再是所谓的试验产品, 已经开始商品化。众所周知, 电驱动是今后客车的发展趋势, 反观国内传统动力及新能源客车的驱动形式, 轮毂电机、轮边电机车桥仅有小范围试用, 尚未达到大规模商业化的程度。可见, 客车产品的技术特征才是真正的竞争力, 也说明我国电动客车制造技术与欧洲仍存差距。
中国客车目前在国际市场上所取得的成绩, 更多的是源于较高的性价比, 相对具备一定的价格竞争力。但是, 这种优势并不一定会持久保持。以印度为例, 近些年印度客车产业发展迅速, 相比中国, 其所生产的客车或将更具价格优势, 这一点值得国内客车企业注意。从出口市场来看, 中国客车远销南美、远东地区, 但在印度却很少能见到中国客车的身影, 反而欧洲的沃尔沃、斯堪尼亚及奔驰的客车却在印度拥有一定的市场。这一现象, 值得国内客车企业重视和思考。
在印度, 当地的客车制造商生产低地板城市客车, 既可作为机场摆渡车使用, 又可作为城市公交客车;印度的卧铺客车仍然是市场上最受欢迎的主流产品, 而这一车型已在国内市场禁止销售。
政策法规应成为客车技术多样化的助推剂
客车产业的发展趋势与政策、法规关系密切。其中, 客车的安全标准、排放标准和车辆报废标准是国际通行的最基本的三个标准。
在客车安全标准方面, 全球通行的只有两个基本标准, 即客车翻转稳定性 (ECE-R 66) 和座椅安全结构标准。客车翻转稳定性标准, 就是保证车辆在翻滚的过程中, 要能够保证乘员的所谓生存空间不受到侵害;座椅安全结构标准, 是指保证座椅在碰撞的过程当中不会发生人体的创伤。优化前碰撞是新的安全标准, 目标是减少乘员在碰撞过程中的伤害, 不管大客车, 小客车, 在碰撞过程都要保护人的生命, 国际标准已增加客车前碰撞的内容。
讲到排放标准问题, 这是全社会关心的话题, 电动化不完全等同排放标准, 排放标准里的欧六标准基本上就是零排放, 电动客车是零排放, 柴油车同样可以接近零排放。实际上, 只要实现严格的排放标准, 不一定只有电池电动巴士一条路。
电动巴士面临的问题不是动力挑战, 而是能源挑战。我们知道一个油箱大约50公斤, 可以满足巴士行驶100公里, 背电池的话要1200公斤, 为什么电池的能量密度是最基本的挑战?在公共巴士领域, 电动化有很多的优势, 发动机的重量、电机的重量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个发动机的部件那么多且结构复杂, 而电机却很简单, 这些都是电动巴士最基本的技术优势。所以我们要努力减轻电池的重量, 未来的电动巴士只背50公斤的电池就可以每天行驶200公里, 那就完全可以满足公共巴士的运营要求了, 但是现在的材料电池巴士都面临技术瓶颈问题。
未来的城市巴士应当是没有排放的, 至于用什么方式来实现, 有很多方案。比如, 过去十几年当中奔驰公司一直在做新能源客车, 它的目标就是氢燃料客车, 它的中间技术路线是混合动力, 2017年会推出燃料电池客车的标准车型。氢燃料客车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潜力, 它的使用越来越接近商业化, 在欧洲的示范城市范围也越来越广。同时, 欧洲人在做试验:欧盟的零排放城市巴士项目只有35辆车, 但是你会发现35辆车把各种技术都进行了示范运营。这些都给客车产业未来带来新希望。
再以轻量化模块夹层板车身技术为例。欧洲的客车制造商正在进行产业技术的变革, 通过采用与轨道列车车身结构较为相似的夹层板车身, 从而实现轻量化设计, 并优化客车装配工艺, 保持先进地位;而在国内客车制造商中, 这一理念和技术似乎并未得到较好的响应。
从目前国内情形看, 行业管理部门对客车使用年限, 以及卧铺客车的限制规定, 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客车技术的进步。笔者认为, 政策和法规应成为客车技术多样化发展的助推剂。而对于客车企业来说, 只有不断解放思想, 实现技术创新, 才能使中国客车的技术发展更上一层楼。实现这一目的, 不仅会使国内客车市场受益, 更会提升中国客车在海外市场的品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