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理论范文

经济增长理论范文（精选12篇）

经济增长理论 第1篇

一、新经济增长理论概述

新经济增长理论改变了经济增长的要素结构, 增加了信息、知识这些重要因素, 传统的经济作为增长模型受到了挑战。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前提是资源稀缺性, 生产函数三要素的土地、劳动和资本都是硬约束, 不可能用之不竭。但在依靠创新的新经济中, 知识这一要素却不具有稀缺性。知识创新消耗社会物质资源较少, 网络又使知识交易成本大大降低, 极大地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力。50年代发展起来的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型把精力主要集中在资本与劳动的投入上, 技术变革在模型中被看作是外生的。而“新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创新是内生的, 技术变革并不是匀速的, 而是部分地取决于政府和企业的行为。

二、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及我国经济增长现状

1、新经济增长理论中技术内生化及经济增长

知识经验价值与知识产权成本的降低密切相关。过去对知识、创造性及经验价值的评估常常基于具体内容, 而新的经济模式起源于没有限制的资源利用。知识同资本等其它要素一样是生产资源, 但知识本身的特性又使它有别于其它要素。知识具有无限性, 这使它可以无限次使用而不增加总成本。我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 潜在消费市场十分巨大,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特点发展一些知识含量高的工业以刺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如电信业、电子商务、软件、远程教育等。

我们可以通过资源替代增加产品成本中知识的含量, 而减少其它资源的耗用量。这使我们可以消耗更少的资源生产同样多的产品, 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使我国经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 (比如说农业、矿业、制造加工业) 。。

2、高新技术产业、信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信息革命的影响是巨大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 信息革命才真正开始。此后技术进步的速度就一直遵循“摩尔定律”, 硅芯片的处理能力每18个月会翻一番, 而价格却下降一半。随着通讯成本的下降, 越来越多的计算机被连在一起, 上网所带来的利益同网络上节点的数量之间成指数级增长的关系。根据梅特卡夫定律, 一个网络的价值大致同使用这个网络的人数的平方成正比。信息与因特网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够随时随地对信息进行储存、分析和传递, 而成本则可以小到忽略不计, 从而使它可以更广泛、更深入地应用于各个经济领域, 并因此而为经济结构的大规模重组创造前所未有的条件。

衡量技术变革进程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一项新技术的成本下降速度。在过去的30年中, 计算机处理能力的实际价格平均每年下降95%。信息技术革命导致的价格下降幅度比工业革命导致的下降幅度要大得多。蒸汽机是在被发明了一个多世纪后才成为在英国占主导地位的能源, 而因特网用于商业用途才7年, 在美国的普及率就已经达到了50%。信息产业几乎可以为企业从事的每一项活动提高效率。

3、新经济增长理论中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新经济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普及基础教育, 推行高等教育, 培养较高文化素质的劳动力成了当务之急。

新经济是知识经济和创新经济, 对创新人才的需求极为殷切, 专业人才不足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据有关机构的调查显示, 目前美国缺少45万名各类科学家和工程师。为吸引人才, 世界各国制定了各种各样的鼓励政策。发达国家除了加强教育和培育外, 还通过创办科技园区、跨国办学、科研开发全球化等方法吸引人才、吸收留学生。

4、经济增长中创新体制、机制的作用

制度在资金、人才、制度三大要素中至关重要。作为激励功能的制度可以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 发挥人的潜能;作为市场配置功能的制度可以充分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并实现这些资源的优化配置;制度具有整合功能, 可以实现资金、人才和技术三大高科技要素的互动与集成。

(1) 以投融资方式创新为特征的风险投资制度。风险投资是新经济的催化剂, 新经济为风险投资创造了巨大的市场, 两者之间形成一种新型的互动关系。

从制度经济学来看, 风险投资是对传统投融资方式的创新, 其对新经济的制度功能有六个方面:市场筛选功能;产业培育功能;风险分散功能, 增进金融体系稳健性;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功能;要素集成功能;更新文化价值观功能。

(2) 以创业板市场为特征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制度。新经济使技术创新经济的创新周期大大缩短, 数目众多的中小企业迅速崛起, 设置专门的创业板市场则为中小型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开辟了进入资本市场的渠道。二板市场为中小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提供了一个适宜的、公平的融资环境;为风险投资提供了一个蜕资“出口”;提供强有力的激励机制;为中小企业和风险投资家提供了一个社会评价机制和选择机制;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风险投资领域。

(3) 以知识产权为重要特征的产权制度。这是促进我国自主创新、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知识产权是新经济时代最重要的财产权, 知识产权制度比以往任何时候对我国都显得更加重要。

从制度经济学来说, 知识产权制度既是一种法律制度, 也是一种经济制度。知识产权制度的最终价值是刺激知识的生产与技术创新, 追求一种利益的平衡。因此, 它本身也可以看作是以刺激知识生产为目的、调节社会利益的平衡机制。

(4) 以科技园区和孵化器为特征的产学研结合机制。科技园区和科技孵化器是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最适宜的社会组织制度安排, 是新经济的典型示范和先行区。

三、新增长理论对我国的启示及对策

在新经济时代, 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 科学技术突飞猛进, 经济结构加速调整, 资源在世界范围内优化配置, 经济增长方式发生根本性转变, 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可以分享新经济发展的成果, 实现跨越式发展, 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实现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说, 新经济的兴起和发展的确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目前, 我国政治稳定, 经济发展迅速, 具有发展新经济的良好环境。我们完全有可能抓住这次难得的历史契机, 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1、积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依靠自主创新推动科技进步, 促进成果转化

基础研究是科学技术体系的基础, 要依赖自主创新, 在加强基础研究的同时大力发展高科技, 实现产业化。从政策上支持和鼓励企业从事科研、开发和技术改造, 逐步建立一个产、学、研结合, 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开发和创新体系;同时要增加对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投入。

2、加强信息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加快信息产业的发展

信息技术革命是新经济产生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 它逐步改变着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政府应加强对信息技术发展趋势及其影响的研究, 加强对信息技术研究与开发的规划、指导与协调, 为新经济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3、加强创新制度与机制的建设, 促进自主创新

政府必须利用后发优势获取制度安排的相关知识, 积极构建知识经济的制度基础, 并在实践中不断创新, 为培育知识资源优势创造合适的制度环境及有效供给, 促进知识资源和知识产业优势形成和符合知识经济要求的合适的公共规则, 促进我国以自主创新为主导的知识经济发展。作为制度供给主体的政府, 对知识的生产、分配、交易和消费更能发挥意义深远而又全面的影响。

4、积极培养人才, 完善人才制度

在新经济中, 知识、信息、技术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 知识、信息、技术的生产、传播、应用都依赖于高素质的劳动者, 需要大批的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为迎接新经济的挑战, 必须把人力资源的开发摆到优先地位, 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使我国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真正得到发挥。

面对新经济时代的人才竞争, 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先生有一句话:“我们必须使亚洲像美国一样对人才有吸引力, 我们要建立一个人才的硅谷”, 可谓击中要害。“建立人才的硅谷”就是要打破亚洲传统经济体制和人才观的束缚, 创造一个全新的人才观。对于我国而言, 要把以科技创新为动力落到实处, 为了在新经济人才的竞争中争取有利位置, 我们必须致力于创造有利于创业的体制环境、有利于创新的文化氛围、有利于与国际接轨的商业环境和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

新时代的到来, 使历史又行进到一个新的交汇处, 这是一场全新的赛局, 有着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竞争规则, 会出现比以往更加激烈的竞争局面。我国应当依赖自主创新积极应对, 只有这样才能在新世纪的竞争中加快发展, 实现几个世纪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国富民强的梦想。

摘要：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实现了以创新为根本动力的经济增长。本文从新经济增长理论出发, 分析了我国经济的现状及其与新经济增长理论相关的各主要方面, 给出了我国以自主创新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自主创新,新经济增长理论

参考文献

[1]邹薇:宏观经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0.

[2]尹伯成:西方经济学说史——从市场经济视角的考察[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3]杰夫·马德里克:经济为什么增长[M].中信出版社, 2003.

[4]罗伯特·吉尔平著, 杨宇光、杨炯译: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新经济增长理论 第2篇

引言

农业经济政策中的财政支农政策是国家的主要政策，也是最直接的政策，具有其他农业经济政策无法取代的作用。财政支农经济政策可以有效促进农业生产，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财政支农政策可以给予农民一定的资金补贴，在促进农业发展的同时还解决了许多外部问题。这几年来我国为了保证农业的发展，政府在农业政策上不断的完善[1]。考虑到财政支农政策的重要性，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相关研究都是偏向于分析财政支农政策对于农业经济绩效发展的影响[2-4]。本文参考现有研究[6-10]，从财政支农政策和农业增加值两个方面着手，实证分析农业经济政策对农业经济发展绩效产生的影响。通过构建模型，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合新经济理论模型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

1研究设计

1.1数据选取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财政统计》及其相关年鉴。根据搜集的数据，整理得出我国—财政支农相关数据，具体如表1所示。从投入的角度看，财政支农支出表现相对较好，支援农业生产支出一直保持相对较少，对于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确实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若要继续拓展其上升空间，则应该继续加大政策支农资金力度。

1.2模型构建

本文中选取的变量包括：农业增加量以Y表示;X1代表政府在农业生产方面的补贴资金支出以及补贴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的其他资金的财政支出;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支出用X2表示;农业方面相关科研和开发的费用以X3表示;农村救济费以X4表示。如果直接利用Y对X1、X2、X3、X4创建回归模型，会影响回归结果的合理性，导致统计检验无法通过。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财政支农对农业经济绩效发展的作用并不会立即表现出来，需要一个过程，有时这个时间段会较长，因此一般将这一过程称为滞后期。因此，可以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并确定各项财政支农的滞后期。本文利用回归分析创建经济学模型，目的在于研究几个变量之间的依存关系。并不是存在依存关系就代表这几个变量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那些不具备因果关系的几个变量拟合度反而更高，即使将自变量和因变量进行互换，仍然不会影响拟合度。由此可见，利用模型回归分析并不能够证明变量存在因果关系，也不能用于判断变量因果关系是否存在[8]。通常时间序列变量X、Y之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是指：在具有经济变量X、Y几个变量的详细信息的情况下，其中，X对于Y变量的预测结果相对于仅对过去的Y变量进行预测的结果更加完善，可以得知变量X有利于模型对变量Y的预测结果。即经济变量X的变化会影响Y变量，是Y变量的格兰杰原因。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流程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步骤：步骤1：首先利用模型回归分析影响Y变量的X变量，即变量Y对变量X的.滞后项Xt-1，Xt-2，…，Xt-q及其他变量的回归分析。然而，在分析过程中并没有代入X滞后项，这是因为该回归有条件限制，使得最终回归得到的是一种有条件限制的平方和RSSR。步骤2：根据步骤1，利用模型回归具有X滞后项这一特点，即在公式里加入滞后项X，得到的将是一个没有条件限制的回归。因此，最终可以得到一个没有条件限制的残差平方和RSSUR。步骤3：零假设的含义H0：α1=α2=…=αq=0，表示滞后项X不属于此回归。步骤4：本文为了验证假设，采用F检验：上式必须按照自由度为q和(n-k)的F分布。其中的n代表的是样本容量，滞后项X的个数以q表示，没有条件限制的回归模型中，参数数量用k表示。步骤5：假设必须在a显著性水平条件下，利用模型回归F值的临界值Fa，也就是对于零假设的否定。步骤6：为了验证变量Y的变化会不会影响变量X，需要反复地将X、Y不停地交换回归，继续上述步骤1—步骤5步骤。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在滞后期处于敏感时期的情况下，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这主要是由于本文研究对象的变量平稳性受到样本容量的影响，不一样的滞后期会造成不一样的检验结果，因此，需要检验长度不同的滞后期。为了能够使滞后期更加明确，需要验证对那些不是序列关系的变量的滞后期长短进行验证。根据收集到的相关数据，构建统计模型公式如下：公式中Yt代表第t年的农业增加值;εt代表随机扰动项，X1t-1代表滞后一年关于X1的财政支出;c代表常数;X3t-1代表滞后一年关于X3财政支出;X4t-1代表滞后一年关于X4的财政支出;b1、b2、b3、b4各自代表X1、X2、X3、X4的回归系数，X2t-4代表滞后四年关于X2的财政支出。为了减少误差模型简化为：

2实证分析

2.1数据说明

吉林省位于我国东北地区中部，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因此，农业经济的发展不仅关系着吉林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还对地区城乡统筹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为使研究数据更能体现财政支农支出的绩效水平，符合对农村经济发展历程，本文以吉林省—20间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生产总值作为研究数据。数据来源于《吉林省统计年鉴》。吉林省农业财政支出增长率和农业GDP增长率，财政支农支出占农业生产总产值的比重如图1和图2所示。由图1可知，吉林省的农业财政支出增长率波动幅度较大，在与分别达到最小值与最大值，且通过图1可以看出，农业GDP增长在20波动幅度较大外，其余年份的增长率变化都较为平稳。据图数据趋势可知，随着财政支农支出政策的执行，农业GDP实现了一定的增长，农民收入水平也得到提高。为了更准确地反映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的绩效，具体数据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吉林省农业总产值增长率要明显低于农业财政支出增长率。如图2所示，但吉林省财政支农支出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逐年上升。由瓦格纳财政支出增长法则理念可以证明吉林省加大农业财政支出，对其地区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所以，吉林省要增加农业财政支出，使其维持在一定增长水平与规模，从而满足吉林省农业经济增长绩效需求。

2.2格兰杰因果关系结果

本文利用Stata软件对财政支农相关数据和主要的农业增加值进行分析处理，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根据表格3检验结果可以得到每项变量的滞后期。各项财政支出都至少在96%的置信水平下引致农业增加值增长,本文中具有滞后期的财政支出项目对农业经济绩效发展的作用，并没有把滞后那一期的作用体现出来，只是体现了那一期和因变量存在的关系，说明在滞后的那一期与因变量的关系最明显。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农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需要四年后才能够体现出来，其他项目只需要一年，即可将其对农业经济绩效的作用体现出来。

2.3回归结果及分析

根据上文的数据分析结果，对Y和X1、X2、X3、X4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模型的R2较大,F检验合格,回归的拟合度较好;但所有的相关系数都不符合t检验，说明该模型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这一问题导致分析得出估计值缺乏意义，因此模型不可用。如果将常数代入公式计算，得出的结果无法遵循t检验,因此不能把常数代入公式分析,扣除影响因素X1、X4后得到的模型是合理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根据表4可知，在显著性水平为0.1情况下，系数X2和X3的估计值都满足t检验。其中样本决定系数R2为0.90,修正的R2为0.89,两者的数值都大于0.8,表明整个模型拟合度较高,并且系数X2、X3对Y的影响效果明显。回归结果中模型的D-W值为1.86,根据相关数据可知，在0.01显著水平下对应的du值为1.35,并且D-W值在(du,4-du)内。符合D-W检验,表明该模型不具备一阶自相关，即本文构建的模型回归拟合度较高,系数X2、X3可以合理解释农业增加值。按照表格5回归结果，将系数X2、X3代入回归模型Yt=b2X2t-4+b3X3t-1+εt，可以得到以下公式:上述公式表明，假如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支出每增加一个单位,农业增加值就会增加68个单位;在农业科技三项(新产品试制费、中间试验费和重要科学研究补助费)费用的财政支出每增加一个单位,农业增加值会增加更多个单位,甚至可以达到了800个单位。这一结果表明，财政支农在研究和开发活动中，所带来的促进经济增长效益更加明显。因此，政府应当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环节中加大资金投入，尤其在农业技术研发方面。

3结束语

本文基于《中国财政统计》及吉林省2007—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回归分析创建经济学模型，研究了财政支农对农业生产总值的影响。结果发现：(1)以吉林省为例，农业财政支出逐年增加，且农业财政支出投入对农业生产总值增长具有推动作用。(2)农业科技研发资金投入对农业增加值呈倍增效益。(3)财政支农具有一定滞后期，农业生产总值增长率远低于财政支农增长率。根据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和新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以下几条财政支出对策完善建议，目的在于促进农业经济绩效的提高。第一，建立农业财政支农稳定与长效机制。保证财政支农投入是农业生产总值增长稳定与高效的前提，国家政府应当重视对农业发展的财政支持，加大投资力度，增加农业产值，提高农业经济绩效，提升农民生活水平。第二，继续增加农业科技投入。农业科技创新是现代农业发展动力，依靠科技创新可以提高财政支农效率及提升农业生产总值。第三，加速促进财政支农绩效增长。目前农业财政支出使用效率普遍不高，因此如何提高支农支出效益是发展农业绩效的主要问题。增加资金投入的同时，应合理分配财政支出，以提高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

参考文献：

[1]杨嘉芬.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以山西省为例[D].太原：山西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16.

[2]申家俊.我国财政支农资金配置绩效评价[D].蚌埠：安徽财经大学硕士论文,.

[3]俞欣悦.财政支农惠农资金支出绩效提升对策研究[D].湘潭：湘潭大学学位论文,2016.

[4]凌子淇.黑龙江省财政政策支农资金配置绩效研究[D].东北农业大学硕士论文,2016.

[6]邢立良.县域农业支持政策及其绩效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硕士论文,2016.

[7]胡玉杰.政策环境、农民参与度和组织治理结构对组织绩效的影响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硕士论文,.

[8]吴华增,兰庆高.农村经济增长与农村财政金融关系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7，(20).

[9]邓蒙芝.地方财政分权、劳动力选择性转移与农村基础教育投入[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7，(3).

经济增长理论 第3篇

关键词：贵州经济；内生增长；人力资本；创新

引言：贵州经济的发展模式还属于粗放型，经济结构还不够完善，经济增长缺乏内生动力，继续这样的发展模式贵州经济将会陷入死循环，无法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为了突破贵州经济增长的瓶颈，首先需要以正确的理论为基础，对过去的经济增长情况进行分析，总结经验教训，然后结合贵州省的实际情况，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一、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关键点

（1）报酬不变和报酬递增。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诸如知识这样的内生要素是具有外部溢出效应的，随着知识的积累会使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现实报酬递增，所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了具有要素报酬不变或递增性质的生产函数，以解释内生经济增长的原因。（2）边干边学与知识的溢出效应。一是随着资本品的增加积累的知识也越来越多，使得资本品所包含的技术水平得以提高；二是由于知识的外部效应，所有劳动力与资本的效率在转化为产品时都会有所提高。（3）人力资本。由于人力资本的可传递性，其最终结果不仅提高了自身的生产率，而且也提高了劳动与物质资本的生产率，从而形成了生产的收益递增。（4）研究与开发。研究与开发指的是运用现有知识进行科学技术的创新性活动。

二、贵州经济增长动力的问题分析

（1）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对资源的依赖。长久以来，贵州的经济发展对资源的过度依赖仍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10大行业实现工业增加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的80%以上，可见贵州经济的增长和发展目前仍然依赖于资源投入，一旦资源枯竭，经济发展将陷入极大困境。（2）人力资本的欠缺。贵州人口比例不均衡，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农村人口较多，受教育的机会较少而且教育程度较低，其次，贵州高文化高素质人才分部不均匀，这造成了贵州省内各地区经济发展的脱节，各地区经济水平差距较大。最后，贵州人力资本欠缺的主要原因在于教育程度较低，教育发展水平不够。（3）经济发展中的创新能力不足。大部分企业没有掌握核心技术，农业的科技应用处于较低水平，各个行业中高新技术企业占比较低，缺乏支撑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更是稀缺。

三、实现经济内生动力的意义

（1）较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上拥有后发优势，但很多地区只是单纯的引进发达地区的技术和模仿发达地区的技术，并没有真正发挥后发优势，这需要建设完备的基础设施，拥有较完善的经济结构和建立适宜的经济制度，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才能将后发优势真正的转变为发展动力，从而使后发优势得以有效发挥。（2）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贵州生态的破坏，如果还是依靠原来以要素投入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必然会进一步消耗贵州的自然资源破坏其生态环境，生态环境的破坏必然会影响经济环境。（3）只有实现经济的内生增长，贵州才能脱离现有的区域发展困境，和其他地区共同发展，以较快速度追赶发达地区前进的脚步。否则，贵州将陷入贫困地区发展的死循环中，拉低国家经济的增长水平。

四、实现贵州经济内生增长的政策建议

经济增长阶段理论的演化 第4篇

工业化进程中第二产业比重的上升是由于工业比重的上升, 而工业比重的提高又是制造业比重的提高造成的。根据钱纳里等人的研究, 准工业国家 (第一个阶段) 制造业产出在GDP中的比重, 一般模式为18%, 大国模式为19% 。而随着工业化阶段的推进, 与人均收入从280美元到2 100美元 (1970年美元) 的变动相联系, 制造业产出在GDP中的比重上升到36%。也就是说, 当以人均收入水平衡量的工业化到了第三个阶段完成的时候, 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基本上达到了最高水平。这个水平也被称为制造业比重上升的自然限制。

与产值结构的变动相联系, 就业结构的变动也表现出类似的趋势。但由于就业结构的变动不仅是人均收入水平变动的结果, 而更多地是人均收入水平变动的原因, 即就业人数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的转移本身带动了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因此, 在一般情况下就业结构变动所反映的工业化阶段己经通过人均收入水平变化的阶段性表现出来。

四、工业结构变动与工业化阶段理论

郭克莎 (2003) 认为,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工业化是经济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阶段, 也是产业结构迅速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根据发展经济学尤其是实证研究的多国模式所揭示的理论线索, 反映工业化阶段演进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人均收入水平 (GDP或GNP) 的变动, 其理论代表是钱纳里等人的相关理论;二是三次产业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动, 其代表性理论是库兹涅茨等人的相关理论;三是工业内部结构的变动。

关于第三个方面, 郭克莎 (2003) 认为, 根据一些国家的历史经验, 工业内部结构的变动一般要经历二个阶段四个时期。第一个阶段是重工业化阶段, 包括以原材料、基础工业为重心和以加工装配工业为重心两个时期;第二个阶段是高加工度化阶段, 包括以一般加工工业 (资源密集型加工工业) 为重心和以技术密集型加工工业为重心两个时期;第三个阶段为技术集约化阶段, 也包括以一般技术密集型工业为重心和以高新技术密集型工业为重心两个时期。这三个工业结构变动阶段之间是相互衔接和部分重合的, 可以说前一个阶段的第二个时期同时也是后一个阶段的第一个时期。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验看, 这三个阶段既存在着演进的先后顺序, 又往往受国家工业发展战略的影响而交错在一起。一般来说, 当工业结构处于重工业化阶段的第一个时期 (以原材料、基础工业为重心) 时, 工业化处于初期阶段;当工业结构山重工业化阶段向高加工度化阶段迅速推进 (以加工装配工业为重心) 时, 工业化进入了中期阶段;而当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阶段向技术集约化阶段转变 (以技术密集型加工工业为重心) 、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对工业增长起主要推动作用时, 工业化到了后期阶段。

五、恩格尔系数与经济增长的阶段

自19世纪中叶德国经济学家恩格尔 (Ernst·Engel ) 提出恩格尔定律以来, 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居民水平就成为一种非常普及并且易被接受的方法。恩格尔是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 他在研究人们的消费结构变化时发现了这样的规律, 即一个家庭收入越少, 这个家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占其总支出的比例就越大;随着这个家庭收入的增加, 这个比例也会跟着下降。而这个家庭用以购买食物的支出与其消费性支出之比, 就叫恩格尔系数。由此可以进行推断, 对一个经济体而言, 它越穷, 其恩格尔系数就越大;反之, 它越富, 其恩格尔系数越是下降。这就是经济学界所公认的恩格尔定律。联合国粮农组织据此提出用恩格尔系数判定生活发展阶段的标准为:60%以上为贫困, 50%-60%为温饱, 40%-50%为小康, 30%-40%为富裕, 30%以下为最富裕④。

恩格尔系数从可以一个侧面反映一个经济体经济增长的阶段, 尤其是人们的消费结构所处的阶段。与罗斯托、钱纳里、库兹涅茨和郭克莎等人有关经济增长阶段的研究相比, 恩格尔系数还是有点逊色, 但它可以帮助理解其他理论有关经济增长阶段的划分。

六、总结

以上笔者从五个方面梳理了有关经济增长阶段的理论。罗斯托的理论视野很好, 视角很宽;但由于缺乏实证数据的支持, 这个理论的应用受到限制。钱纳里、库茨涅茨、郭克莎等人的工业化理论和恩格尔系数应用经济学的基本方法, 利用详实的历史数据来划分一个经济体工业化演化的阶段和消费结构演化的进程;由于工业化进程是一个经济体发生深刻变化的一个过程, 解释这个进程需要历史眼光和更加广阔的视野, 所以这几个理论在这个方面有些缺陷。把罗斯托富有历史眼光的经济增长阶段的理论与钱纳里等人的理论结合起来, 对于理解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的阶段可能更具有解释力。因此, 把这几个理论综合在一起 (具体情况见表2) , 经济增长的阶段理论既有历史的眼光, 又有不同的量化指标, 这样可以很好地判断一个经济体所处的阶段。

注释:1.钱纳里等人理论的指标是人均GDP (2004年美元) ;库茨涅茨等人理论的指标是制造业的生产总值占GDP的比重, 表中的数据为估计值。2.1970年与1964年美元的换算因子为1.4, 1970年与1982年美元的换算因子为2.6, 取自钱纳里等人的研究结果;1982年与2004年美元的换算因子为1.62⑤。资料来源:钱纳里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 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 第71页;中宏统计数据库 (各国GDP平价指数) 。

摘要：经济增长的阶段论或经济发展阶段学说, 是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领域。经济史学家概括和划分经济增长的阶段, 是为了揭示经济发展的规律, 总结不同历史时期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 分析造成不同历史时期经济发展呈现不同特征的原因, 以及评价不同阶段的经济绩效和阶段跨越的历史动因;并为工业化与现代化战略设计和政府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关键词：经济增长的阶段,罗斯托,钱纳里,库兹涅茨

参考文献

[1]钱纳里.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89.

[2]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5.

[3]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9.

[4]Syrquin, M.and H.B.Chenery.Three Decadesof Industrialization[J].The World Bank EconomicReview, 1989 (3) :145-81.

[5]郭克莎.中国工业化的进程、问题与出路[J].中国社会科学, 2000 (3) .

经济增长理论 第5篇

一、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几点严重问题

（一）贫富差距急剧拉大，“三农”问题日趋严重

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急剧拉大，三农问题日趋严重、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增多加大。至今仍有2500万农村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中，吃不饱、穿不暖。按联合国设定的日均1美元的贫困线基准，中国目前的贫困人口则达2亿多。据世界银行测算，2001～2003年间，中国10%的最富裕人口的收入增加了16%，而10%的最贫困人口的收入却降低了2.4%，这一差距于今更大。按官方统计，20012年，中国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达0.474，业已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城乡人均收入的差距为3.10：1，这一差距已超过国际公认的严重程度。若按专家学者的测算，中国的基尼系数和城乡收入差距数据都远远超过官方的统计。

（二）社会保障体系薄弱，消费水平下降

中国社会保障薄弱，国内储蓄过高，导致消费下降，也严重影响扩大内需消费为主的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增长，虽然迅速而成效显著，但却未能在其发展过程中相应配套地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应与经济改革和增长同步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不仅严重滞后，而且在农村和贫困人口中甚至欠缺。由此而造成人们普遍感到经济上无保障和社会安全网的缺失，因而不得不压缩开支、节制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这导致中国家庭储蓄率高达30%，而且总体消费水平20年来一直在下降。据官方统计，政府和公众总体消费从20世纪80年代占GDP的62%，下降到2012年的43%；公众消费占GDP的比例已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33%。这一比例大大低于亚洲国家50%～60%的水平。

（三）投资过度，污染严重

中国经济连续保持8%左右增长，主要依赖于国内投资持续不断地高涨和进出口贸易的连年高速增长。从理论上来说，长此下去，过热过快的投资增长必将造成生产力过剩和通货紧缩，而出口贸易的过速持续增势必将造成贸易摩擦和经济的不平衡。中国现在已经面临这种严峻的问题，必须加以有力的调控。中国一直在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宏观经济调控，实施紧缩政策，但成效不大，第一二三产业投资比重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

另外，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过度投资是以能源、资源的高耗费和环境的严重污染为代价换取的。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到了必须彻底改变的时候了。中国中东部大地的水系、土壤、空气大都被严重污染，废气、废水、废物的排放一直未得到有效治理。

二、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

纵观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过程, 从哈罗德多马模式到现在, 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到哈罗德模式是第一个发展阶段, 索洛模式和丹尼森模式是第二个发展阶段, 舒尔茨模式是第三个发展阶段, 目前出现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是第四个发展阶段。新增长理论强调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积累所引起的递增收益对经济增长重要作用，它不仅对发达国家, 对发展中国家也具有借鉴意义。

(一)罗默的经济增长理论

罗默认为生产要素应包括四方面: 资本、非技术劳动、人力资本(按接受教育的年限来衡量)和新思想(按点子和专利权的数量来衡量)。四个要素中以特殊的知识即新思想为最重要, 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知识能提高要素的收益, 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也产生递增收益, 从而使经济的规模收益是递增的。递增的收益保证着经济的长期增长。这就能说明长期收益为什么能增长, 也能解释各国增长率为什么有差异, 为什么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要素边际收益。知识既是生产要素之一, 也就如同资本一样, 要通过投资才能取得。过去投资于知识积累, 现在就能取得利润, 因此有可能存在有良性循环, 投资促进知识, 知识促进投资。

物质资本是稀缺的, 而新思想、点子是丰富的, 知识和点子的复制不需要或只需要很低的成本,所以收益可以递增。罗默找到了使要素收益增加的办法, 就等于找到了经济增长的新源泉。

罗默把知识作为独立因子纳入经济增长，把知识分解为一般知识和专业化知识。他认为一般知识可产生外在经济效应, 使全社会都能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专业化知识产生内在效应, 使个别厂商获得垄断利润, 而垄断利润又能使个别厂商有能力研究开发新产品。产出中的内在和外在效应表明, 作为经济增长中的一个独立的知识积累过程, 从一种产品的生产过程来看,不仅它本身收益是递增的,而且可以带动劳动和资本投入的收益也是递增的,给厂商和全社会带来递增收益。从而知识积累使总产出的规模收益产生递增, 为长期稳定增长提供保证。由此, 罗默得出知识积累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新源泉。

罗默将社会各部门划分为消费品生产部门和研究与开发部门即知识积累部门。由于知识积累对经济的增长作用越来越超过物质的积累而处于支配地位, 研究和开发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罗默指出,由于各国间的贸易可以使知识在世界范围内加速积累, 从而提高全世界的总产出水平。特别是对后进国家, 可以产生赶超效应。

(二)卢卡斯的经济增长理论

卢卡斯将人力资本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式,运用更加微观的、个量的分析方法, 将舒尔茨的人力资本和索洛的技术进步结合起来。卢卡斯将人力资本引入索洛模型, 视其为索洛模型中“技术进步”的另一种增长动力形式, 视人力资本积累为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并使之内生化、具体化为个人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 认为只有这种特殊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的积累才是增长的真正源泉。

卢卡斯将资本划分为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 并据此把劳动力划分为纯体力的原始劳动和表现劳动技能的人力资本,认为只有后者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卢卡斯给出了人力资本对生产的内在效应和外在效应。内在效应是指单个个人的人力资本对他自身的生产率的影响, 外在效应是由平均的人力资本所引致的。他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进行: 一是通过脱离生产的正规和非正规学校教育, 使经济活动中每个人的智力和技能得以提高, 从而提高职工的劳动生产率, 这类似于舒尔茨的人力资本观点;二是通过生产中的边干边学、工作中的实际训练和经验积累也能够增加人力资本, 这类似于阿罗1962 年提出的边干边学模型理论。卢卡斯认为, 舒尔茨的人力资本产生的是人力资本的内在效应, 而边干边学所产生的是人力资本的外在效应。这种区分的意义在于它拓宽了人力资本形成的途径, 尤其是为那些教育经费缺乏的不发达国家设计了一种提高人力资本形成的方法, 即: 引进外国的高技术产品, 通过直接操作新机器或消费

高技术产品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掌握先进技术, 从而提高穷国的劳动力素质并使它转化为人力资本。

三、新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发展的启示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提出，突破经济增长的瓶颈在于将人力资本发展包括在内的技术问题，这是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应该参照先进国家的路径，更多地提高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走向高速增长的通道。

（一）树立正确的观念，加速中国人力资本和新知识的积累

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新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持续和永久的源泉与动力，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要提高经济增长率和收入水平，就要加速新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例如，国家可以通过大力增加对教育的预算、平衡不同地区间的教育投入、建立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和运转良好的人力资本投资借贷市场等途径来增加劳动力的流动性，鼓励个人终身学习，鼓励技术革新和知识进步，促进人力资本和新知识的积累。

（二）优先发展教育和科技事业，并将重点放在技术培训上

教育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基础，科技是加快经济发展的保障。发展科教事业一方面可以提高国民总体素质；另一方面可以形成一个具有规模的新兴产业，扩展增长空间。因此我国要继续提高国家财政的教育经费和科技经费支出比重，使科教费用支出增长率高于国家财政支出的增长率。吸收和激励海外华侨、社会团体、企业以及个人捐资助教；加强教育、科技和生产的一体化进程，消除它们相互割据的状况；改善教育和科技的内部管理机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知识、科技和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或外溢性，尽量做到资源共享。此外，政府还应依靠整个社会的教育培训体系和高效的技术交易体系，在合法范围内加快新思想和新知识的扩散速度。依托企事业单位的教育培训职能，使基本的知识普及推广。

（三）完善各项相关的制度和措施，为经济增长提供良好的环境

要提高经济增长的潜在水平，就必须建立良好的社会大环境，减少经济运行在微观层面的扭曲，使更多的社会资源用于生产性行为。加强对个人和企业合法财产的保护，加强企业再投资信心；建设有效的社会信用体系，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扩大投资规模，提高投资质量。

（四）发挥技术进步的作用，鼓励技术革新

教育和知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推动力，而它们对生产的直接作用是通过技术和发明，提高物质资本的生产率。技术具有外溢性和独占性；外溢性表现在技术就是经验，知识是公共产品，任何其他企业都可以无成本地获得。外溢性能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向发达国家取得“示范效应”，吸取经验，保持持续性。技术的独占性表现在技术就是创新，创新者在一段时间内可以保持竞争优势，提高生产效率。国家要重视对创新成果的保护，使本国产品在国际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

经济增长理论 第6篇

摘 要 自进入工业社会,人类社会前进步伐不断加快,科技进步是促使社会前进的最大动力。为了正确理解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本文在介绍三次科技革命及其影响的基础上,回顾了经济增长理论历史上对科技进步作用认识的演进,最后分析了经济增长理论变化发展的理论条件。

关键词 科技进步 工业革命 经济增长理论

18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先后发生了三次科技革命,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相应的又引发了三次产业革命。自此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得以快速提高,人类社会的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三次科技革命对生产生活的影响

三次科技革命引发的三次工业革命对人们的经济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1770年到1830年的第一次产业革命以蒸汽机的产生为标志,大大刺激了机器制造业、钢铁工业、交通运输业等产业的发展,直接推动西欧各国进入工业社会,使西欧资本主义制度逐渐确立起来。

从187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了第二次产业革命,此次革命以电力的应用为主要标志。发电机、电动机的发明为大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基础。在全社会内,加工工业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采掘工业的发展速度,重工业取代轻工业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部门。由于工业新兴部门的快速增长,经济增长速度也大大加快。

二战后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以电子计算机为主要标志。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更进一步提高了,特别是国际分工大大加深了。一批新兴的产业部门,如原子能工业、电子工业等部门迅速发展起来。

工业革命不仅是技术上的革命,它对整个人类社会经济生活都产生了及其深远的影响,使人类进入到工业文明的新时代。

二、经济增长理论历史上对科技进步作用认识的三个阶段

本文把经济学家对科技进步的认识分为三个阶段:从忽视科技进步,到认识到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再到最后把科技进步内生到经济增长模型中,并仔细研究科技进步的作用和条件。通过这三个阶段的划分,我们可以明确地区分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演进。

(一)古典学派忽视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作用

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着重强调资本和劳动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没有认识到科技进步的作用,即使遇到资本和劳动不能解释的问题,他们要么归因于分工,要么归因于创新,总之,科技进步没有被作为一个独立的要素提出来。

一般认为威廉配第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本文以他的思想作为考察经济增长理论的起点。配第详细考察了影响一国财富增长的因素,即主要包括劳动生产率、从事生产性劳动的人数和赋税政策三个因素。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取决于分工的水平和规模,而从事生产性劳动的人数的数量被看作一国财富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以此配第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即“土地是财富之母,而劳动则是致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

斯密是古典学派的集大成者,他认为财富增长的原因主要有:一国生产性劳动的人数、国民运用劳动的熟练程度和技巧。劳动的熟练程度和技巧主要取决于分工,所以斯密特别强调分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把分工作为《国富论》的第一章,认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作为西方经济学历史上的一朵奇葩,马克思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克思把生产力分为三个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如果把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看作广义的资本的话,那么马克思的增长理论和配第、斯密等古典学派的劳动和资本决定论有着异曲同工的效果。不过马克思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并且在一定条件下还能起主导作用,这是马克思的创新之处,也被后来的制度学派所继承。

之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可以说是科技进步决定论的萌芽,虽然熊彼特没有提出科技进步这个概念,不过他强调的创新已经包含了一些科技进步的因子。熊彼特用创新来解释经济增长,并认为创新不能连续,人类社会不可避免会发生周期性的经济波动。

(二)二战后认识到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作用

二战后,哈罗德,多马等对经济长期增长条件的研究,掀起了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热潮。哈罗德等人针对凯恩斯理论的局限性,把增长理论建立在长期化和动态化的基础上。这一时期的增长理论,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家强调资本积累作用的传统,同时也发现了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只是由于模型简化的需要,通常假定技术不变。这一方面是因为衡量科技进步比较困难;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经济学家认为资本比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因此,这一阶段的增长理论重在解释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新古典增长理论始于索罗和斯旺,新古典增长模型假设技术由外在因素决定,并在此基础上导出人均资本增加率k’=sf(k)/k-n-m,(f(k)/k表示资本的产出效率)。因为m和n不变,人均资本增长率k’就取决于储蓄率和资本的产出效率,从而强调储蓄,也就是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由于资本的边际效用递减,最终各国的增长率会趋于一致。

(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将科技进步内生化的新增长理论

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深入,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突出。由于新古典增长理论无法解释科技进步,以及富国和穷国的增长速度趋于收敛的结论和广泛存在的增长差异的事实不符,罗默、卢卡斯等人开始了将科技进步内生到增长模型的研究,有关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又经历了一次新的繁荣。通常,把所有的将科技进步内生化的模型统称为新增长理论。

新增长理论从两个方面将科技进步内化到其模型中。一是引入与非熟练劳动有差别的专业化人力资本,这可以说是体现在人身上的技术,也是对劳动这一投入要素的质量改进的强调,并同时考虑到知识在生产者之间的扩散和从人力资本投资中得来的外部收益有助于克服资本积累的报酬递减倾向。二是引入有目的的R&D活动,这一活动的结果可能包括独特的创新产品、独特的工艺技术、独特的专用资本设备以及独特的人力资本积累等,这些都是有助于形成事后的某种形式的垄断力量。

新增长理论模型众多,在此只介绍最简单的AK模型。AK模型假设经济中的人口增长率和储蓄率不变,没有技术进步,并且不存在折旧的条件下,人均资本增长率k’/k=sA-n,把技术水平A直接放入经济增长模型中,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这是新增长理论的一大进步,也反映了人们对科技进步作用认识的提高。

三、经济增长理论逐渐强调科技进步的原因解释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发现,经济学家越来越强调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经济学家对科技进步因素的不断重视,客观上是由于科技进步不断加快,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突出,使得经济学家再也不能忽视科技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同时,其他学科(尤其是数学)的发展和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进步也为经济学家强调并解释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科技进步的作用在本文第一部分已做了介绍,在接下来的部分只是着重分析数学的进步和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进步对经济增长理论的影响。

1.凯恩斯总量分析法为分析各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凯恩斯革命的成果之一是创立了一套衡量宏观经济活动的指标体系和总量分析法,用总体分析取代了古典学派一直使用的个体分析,创建了宏观经济学体系。在凯恩斯总量分析的指导下,哈罗德建立了二战后第一个增长模型,该模型试图将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中所采取的短期、静态均衡分析方法加以长期化和动态化,研究一个国家在长期内的国民收入和就业的稳定均衡增长需要哪些条件。哈罗德认识到了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由于分析方法的限制,只能把科技进步作为外生变量来研究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之后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也都是建立在总量分析的基础上。

2.数学和数理经济学的发展为经济增长模型的建立提供了必要条件。20世纪以后,伴随着经济学的数量化,经济增长理论也不可避免地开始数量化和模型化。在一系列的假设条件的基础上,通过数学的精确分析,人们可以从量的角度认识到各种生产要素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萨缪尔森就是在借鉴数理经济学中的控制论和非线性函数的发展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经济最优增长路径的大道理论,该理论描述的是经济系统均衡增长的合理结构与实现过程,证明长期经济发展存在着最有效率的资本积累路径。

3.二战后国民经济统计指标的完善为分解各投入要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提供了第一手原始资料。凯恩斯革命之前,由于此前世界各国长期奉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政府不干预或很少干预经济活动,也就没有必要对各种经济活动进行统计。凯恩斯革命之后,政府开始干预经济活动,为了提高干预的效果,政府有必要详细了解经济运行的具体情况,从而开始对各种经济活动的数据进行统计,建立、完善了一整套国民经济指标体系。比如,GDP、投资、就业工人数等的统计数据的出现,才使经济学家从量的方面研究各种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成为可能。正是在拥有大量数据的基础上,索罗才能创立“余值法”,用来衡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商务印书馆.2002:156.

[2]江晓原.简明科学技术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1.

[3]高德步.世界经济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经济增长理论 第7篇

一、经济增长的黄金分割律

从众多的经济理论中可以看出, 黄金分割律是较为重要的理论之一, 最早是由著名的经济学家以古典增长模型为依据, 进行深入分析而得。从这一理论运行的本质上看, 主要是为了使得人均消费达到最大化。其中资本和劳动比率是其中较为关键的两个因素。如果这二者能够使得资本的相关边际产品达到劳动的增长率, 就可以实现消费的最大化。如果经济的发展可以获得所需的资本, 就会产生更多的资本存量。如果需要使得工人的消费水平最高, 就需要对其资本量进行严格地控制。经济的增长量和工人的资本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 经济的增长需要严格按照黄金分割律来进行。如果超过了黄金率就会使得资本出现过度积累, 这种状态不会产生有效性。不仅是资本的浪费, 同时也不利于经济的增长。

二、古典增长模式

采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式可以保证市场经济的价格保证一致性。所谓的一致性就是指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 合意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相一致。同时价格机制因素是使得这两种情况得到统一的重要条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如果资本的增长率超过了劳动增长率, 说明资本本身的价格处于下降的状态, 同时劳动的价格得到提高。对于企业来说, 资本投入就会不断增加, 进而控制劳动的投入。从某种程度上属于一种替代模式, 进而使得资本的产出率得到提高, 减少合意增长率。最终, 资本的增长率和劳动增长率趋于一致。

第二, 当资本的增长率小于劳动增长率的时候, 会使得资本价格明显增加, 繁殖劳动价格下降, 为了改善这一经济发展现状, 企业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进行改进, 进而提高劳动投入量。通过多种模式的改变, 资本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逐渐形成一致的状态。这也是古典增长模式使得经济达到一致性的实现机制。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得到了企业经济管理者的普遍认可, 使其融入到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三、经济周期波动变化

所谓经济周期就是指国家在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稳定的情况下, 产生的经济增长总水平的波动情况。从传统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发展情况来看, 主要可以分为几种不同的阶段, 其中包括萧条、复苏、繁荣以及衰退等, 这四个阶段明显地反映出经济发展的不同规律。但是从现如今的经济发展上看, 和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着较大的区别。具有新的特点和变化,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在传统的国民经济发展上来看, 物质生产所占的比重相对较大。这种发展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社会人们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因此, 需要在现如今的社会经济发展中, 调整物质生产部门的比重, 增加信息产业的构成。久而久之, 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逐渐减弱。而且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主要也是采用现代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变革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因此, 经济周期的波动也产生了明显的变化。

(2) 第三产业对于经济增长周期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对经济增长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众所周知, 第三产业就是以服务业为主, 以先进的技术和知识为主要依据的经济获取方式。由于现如今, 网络技术、先进知识的发展, 经济发展也逐渐实现了创新的模式, 因此, 经济的周期性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中、电视、计算机等先进的媒体设备可以进行信息的高校处理, 传输网络、校园网络以及卫星通信技术等对于经济的增长产生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可见第三产业的发展较为迅速, 同时在经济周期性上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3) 高新技术和传统的工业领域相结合, 较为普遍的就是计算机技术应用到工业生产中, 不仅改变了固定资产的更新方式, 同时也使得经济周期产生了变化。从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上看, 主要是依靠机器大生产来提高经济的增长。但是当成产模式无法满足社会需求的时候, 就会积极采用新技术和新设备, 进而满足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发展需求。计算机技术的运用, 可以增强市场的适应能力,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同时, 设备的更新和改进都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尤其是计算机设备的更换或者是维修等, 都会延长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固定资产的更新情况被减缓, 就会引发经济周期的连续波动。

(4) 高新技术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一体化也提高了科学技术的创新水平, 新产品的生产周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现如今的经济发展方式改变, 使得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到投产阶段需要的时间逐渐降低, 实现了科技发展的一体化。除此之外, 一些大的企业也形成了经济-科学-技术的综合实体, 较为典型的就是贝尔系统。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产生经济发展周期的波动。

(5) 网络时代的优势就是使得信息作为有效地调节机制, 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同时市场价格机制运行也会出现失灵的状态, 因此, 需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来对其进行调节保证经济发展的均衡性。符合市场的发展需要。这一做法已经得到了西方多数发达国家的借鉴和认可。在进行经济调节的过程中发挥了较大的优势。现如今, 商品、货币的流通都会使得经济发展观念产生严重的变化。使得经济波动周期的波动幅度增大。从理论上讲, 由于信息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地位日益重要, 信息量的增大, 信息传输速度的加快, 必然使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个环节、各产业部门之间的不平衡幅度缩小, 使经济增长升幅、跌幅落差缩小。从实践的发展上看, 欧美发达国家信息技术的进步, 包括对传统产业的改造, 以及信息服务业壮大, 正以人们难以预料的方式和速度向前发展。这些国家的经济已经开始迈入知识经济和信息网络化时代, 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方式都已发生了重大变化, 那种工业时代的大起大落的经济周期波动, 即将成为历史。

四、政府采取的经济波动调控手段

西方经济学家认为, 虽然在乘数与加速系数的相互作用下, 经济会自发地形成周期性波动, 但政府在这种经济波动面前仍可有所作为。政府可以根据对经济活动变化的预测采取预防性措施, 对经济活动进行调节, 以维持长期的经济稳定。而政府的措施主要通过以下三个环节来实现。

(1) 调节投资。经济波动是在政府支出及自发性投资不变的情况下发生的, 如果政府及时变更政府支出或者采取影响私人投资的政策, 就可以使经济的变动比较接近政府的意图, 从而达到控制经济波动的目的。例如, 在私人投资下降时, 政府可以增加公共工程的投资, 增加社会福利的转移支付, 或采取减税、降低利率及银行储蓄率等措施鼓励私人投资, 从而使总需求水平不致因私人投资的下降而降低, 以保持经济的稳定、持续的增长。

(2) 影响加速系数。如果不考虑收益递减问题, 加速系数与资本—产量比率是一致的。政府可以采取措施影响加速系数以影响投资的经济效果。例如, 政府可采取适当的措施来提高劳动生产率, 使同样的投资能够增加更多的产量, 从而对收入的增长产生积极的作用。

(3) 影响边际消费倾向。政府可以通过适当的政策影响人们的消费在收入中的比例, 从而影响下一期的收入。例如, 当经济将要下降时, 政府可以采取鼓励消费的政策, 提高消费倾向, 增加消费, 从而增加私人投资, 进而促进下期收入的增加。

五、总结

综上所述, 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周期是左右经济运行的基础和关键, 只有对这两个方面进行深入介绍和分析, 才能保证经济的正常运行。从经济增长方面看, 要严格遵守经济增长理论的相关规定。经济发展模式是客观的, 但是顺应经济理论的做法确实主观的。经济周期的波动性也是影响经济运行的重要方面。可见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周期的相关理论值得仔细推敲和揣度。经济学家需要以传统的经济理念为基础, 加上现代化的经济运行理念和方法。努力实现经济运行的系统化和规范性。

参考文献

[1]陈昆亭, 周炎, 龚六堂.短期经济波动如何影响长期增长趋势[J].经济研究.2012 (01)

[2]刘金全, 王雄威.我国货币政策周期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联性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12 (01)

关于经济增长理论的简明述评 第8篇

经济增长是全世界都关注的问题, 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中永恒的话题。自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的研究》一书问世以来, 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就一直不断创新, 先后出现了一系列经典的理论模型。这些理论模型研究和解释的问题包括: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和外部影响以及经济增长持续性等。经济理论是对经济现象的研究, 同时经济理论研究的发展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获得持续的经济增长是各国政府制定和实施各项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 而有关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为各国政府在不同时期制定相应经济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保证所制定的经济政策具有科学性、有效性。因此, 对经济增长理论每个不同时期的发展做一个简明的述评就显得很有意义。

二、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作为经济学中的最重要的概念之一, 是指一个经济体经济总量的增长, 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域的GDP等经济总量指标的增长。随着时代的发展, 经济增长不只仅包括经济总量的扩张, 还包括产业结构优化、经济效益提高、资源合理配置及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等。总之, 经济增长包括社会各方面的共同进步, 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现象。

经济增长理论作为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最重要的分支之一, 就其发展历程而言, 大致可划分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三个发展阶段。此外, 在经济增长理论发展过程中还包含着一些其他的经济理论思想, 主要有制度经济增长理论、演化经济增长理论等。本文下面将对不同时期的经济增长理论做出简明的阐述。

三、对经济增长理论的简明阐述

(一)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在古典经济学时期, 经济学家就特别关注对经济增长的分析, 其代表人物有亚当·斯密, 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马尔萨斯。

1. 亚当·斯密的经济增长理论

斯密 (1776) 认为, 促进经济增长有两种途径:一是增加生产性劳动的数量;二是提高劳动的效率。二者之中, 斯密更强调劳动效率对增长的促进作用。首先, 他把劳动区分为生产价值的生产性劳动和不生产价值的非生产性劳动, 并认为生产性劳动创造财富, 而非生产性劳动只会消耗财富。所以, 他认为在劳动投入量中增加生产性劳动投入的比重将会促进经济增长。其次, 关于如何促进劳动效率的提高, 他认为主要取决于分工程度和资本积累的数量。分工使得单位劳动的产出量增加, 进而导致收益递增。至于分工的程度, 他认为分工取决于交换, 交换又取决于交换的能力, 而交换能力的大小受制于市场容量。如此一来, 分工程度也就受制于市场容量, 所以, 他认为市场容量的扩大导致分工加深, 而分工又促使劳动效率的提高, 并最终导致经济增长。此外, 斯密也注重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认为, 资本积累可以使得资本存量扩大, 与之相联系的劳动数量增加, 从而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而且, 资本积累往往与专业化和分工相联系, 也会借助于分工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

总之, Smith指出了分工和资本积累对劳动效率的提高以及经济的增长有着重要的意义。Smith的经济增长理论涵盖了分工、交换、技术和制度四大类因素, 所以说, 后来的经济增长理论都会与这位古典经济大师的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 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增长理论

李嘉图 (1817) 对经济增长的研究是围绕着收入分配展开的。他通过对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关系、变动规律及影响其分配比例变量的外部因素等的考察后, 认为长期的经济增长趋势在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下而停止。他认为, 因为土地的数量是有限的, 所以土地上生产的产品 (谷物) 也是有限的。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 人们对土地上生产的产品需求增大, 这将导致生产向肥力较低的土地上扩展。这就意味着, 随着土地投入的增加, 土地上产出的增加越来越小, 从而出现边际收益递减现象。边际收益递减趋势会使土地上产出的价值提高, 从而导致劳动的工资上涨, 进而使得成本增高, 利润降低, 致使投资下降, 最终导致资本积累减少。同时, 由于土地上产出的价值提高, 这将引起有限土地的地租增加, 但由于地主只进行非生产性消费而不进行投资, 因此上述过程终将导致资本积累停止, 从而在长期内经济增长将趋于停止。

由此可见, 李嘉图更注重斯密经济增长分析中的劳动量增加和资本积累的作用。但由于土地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 这两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小, 因而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是有限的。不过李嘉图在这里所论述的收益递减与现代经济学所讲的收益递减是有区别的, 现代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是基于数量取向的, 意指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 随着某一要素 (投入) 数量上的增加 (同时质量保持不变) , 该要素的边际报酬将逐渐下降。而李嘉图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是基于质量取向的, 他指出收益递减的原因主要是土地的质量将逐渐降低 (而数量是有限的) 。

3. 托马斯·马尔萨斯的经济增长理论

马尔萨斯 (1798) 对经济增长的讨论是与他的人口增长理论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看来, 人口增长与产出增长是不同步的, 人口以现有的人口数量为基数不断增长, 而其增长率会随着产出的增长而进一步增大。由于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来源于土地上的产出, 但土地上的产出却遵循收益递减规律。当土地全部被使用时, 对土地的每一次改良, 土地上的产出增加量逐步降低, 因而“人口的增长有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经常的趋势”。所以说, 以人均产出表示的经济增长会受到人口增长的限制。

(二)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提出是源于对哈罗德-多马模型的修正。哈罗德-多马模型假定生产技术不变, 对于一个给定的储蓄率, 能够实现均衡的有保证的增长率只有一个唯一的数值。因此, 实现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一般很难实现。即使经济能够沿着一条均衡增长轨道向前发展, 这条轨道也犹如“刀锋”, 一旦偏离这条轨道, 经济增长路径将表现为累积性的经济扩张或经济收缩。所以, 为了克服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局限性, 索洛、斯旺、米德和萨缪尔逊等人提出了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模型认为, 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刀锋”的增长路径是可以避免的, 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调整生产中的劳动与资本的配合比例来实现。同时, 索洛等人还指出, 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从长远来看, 是技术进步, 而不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

1. 资本积累论———哈罗德-多马模型

哈罗德和多马都是运用资本增长和产出增长的关系来构建他们的经济增长模型的。他们假定储蓄S占国民收入Y的一定比例, S=s Y (s为国民收入中储蓄的比例) , 储蓄等于投资I, 即S=I。但是对在一定的投资下, 两个人却使用了不同的变量代表经济增长。其中, 哈罗德使用的变量是资本-产出比K/Y=v (生产1单位的国民收入需要多少投资) , 而多马使用的变量为资本生产率σ (一个单位投资可以产生多少国民收入) 。如此一来哈罗德的增长模型为:G (t) =s/v, 即一国的经济增长率等于该国经济的储蓄率除以资本-产出比。而多马的增长模型则为G (t) =σs, 即一国的经济增长率等于该国经济的储蓄率乘以资本生产率。由于v与σ是互为倒数的。所以, 哈罗德和多马两人的经济增长模型在实质上是一致的。因此, 人们就统称他们的模型为哈罗德-多马模型。

由于在哈罗德的经济增长模型中v被假定不变, 所以储蓄率即资本积累率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因此, 这一阶段又往往被称为“资本积累论”阶段。但由于哈罗德在推导他的经济增长模型时, 假定利息率即资本报酬率是常数, 从而间接地假定了资本和劳动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是不可代替的。在这种情况下, 经济增长要满足哈罗德提出的恒等式是十分困难的。因此, 哈罗德得到了一个“刀锋”的均衡增长条件, 即很难满足的均衡增长条件。

2. 外生技术决定论———索罗-斯旺模型

Solow-Swan模型从国民收入恒等式Y=C+I出发, 导出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方程:

其中, k为劳动力人均资本变化量, n为劳动力增长率, δ为资本-劳动比, sf (k) 称为资本的深化为现有的劳动力添置资本设备, (n+δ) k称为资本的广化, 为新增劳动力添置资本设备。在稳定状态下的经济增长是k=0, 均衡增长路径为:sf (k) = (n+δ) k。

(三) 新增长理论

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相比, 新增长理论从不同侧面探究了经济增长的源泉和机制, 并在更大范围内解释了经济现象, 也提出了促进经济增长的相关政策。下面对其做一简述。

1. 准内生技术决定论

1962年阿罗提出“干中学”模型, 指出技术进步是增长模型的内在因素, 在社会经济整体中的每一个企业都被假设是按照规模收益不变的原则进行生产经营的, 因而, 知识水平既定的条件下, 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的倍增将会导致生产倍增。然而, 企业通过投资增加资本存量的行为提高了知识技术水平, 所以, 作为一个整体, 经济是按照收益递增的原则进行的。

2. 内生技术决定论

内生技术决定论增长理论以新增长理论为代表, 罗默则是新增长理论的标志性人物, 他的内生型生产函数模型是新增长理论中最主要、最具代表性的。他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有两个:分别是1986年和1990年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

第一个模型公式是:Fi=F (Ki, K, Xi)

Fi表示厂商的产出水平, Ki表示厂商生产某产品的专业化知识, 为i厂商其他各生产要素的向量, K=∑ni=1Ki表示整个社会的知识水平总和。

在这个模型中, 罗默继承了阿罗“干中学”的思想, 把知识作为一个变量直接引入, 并且认为知识积累是促进现代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 他把知识分为一般知识和专业知识, 一般知识可以产生规模经济效益, 专业知识可以产生生产要素的递增收益。这两种知识的结合不仅会使得技术和人力资本本身产生递增收益, 而且也使资本与劳动等其他投入要素的收益递增。

在第二个模型中, 罗默把经济增长的来源在模型中予以明确化, 其形式是不同的、专业化的生产投入数量的增长, 进一步明确生产要素有四个:资本、非技术劳动、人力资本 (按接受教育的年限衡量) 和新思想 (按专利数量衡量) 。其中, 知识是最重要的, 投资促进知识进步, 知识反过来促进投资且能提高投资收益。因此, 知识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动力。

3. 制度创新决定论

新增长理论在强调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的同时, 却忽略了制度、市场等因素。斯诺等则将制度演变引入经济增长, 他重视制度变化因素分析, 把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加以考虑, 同时运用现代产权理论明确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该理论认为:第一, 以往的经济学在分析生产过程和经济发展时, 往往会忽略掉交易费用的问题, 假定市场是完全信息的, 然而现实的市场往往并非如此;第二, 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这就需要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产权, 建立激励机制;第三, 科学的制度安排和有效的产权结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四、对经济增长理论的评价

(一) 对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诠释的述评

古典经济学家已经指出了经济增长的规模性动因 (资本、技术、土地) 以及拓扑性机制 (分工) , 也注意到了自然资源在增长中的特殊性。但他们的分析侧重于农业生产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增长, 土地肥力递减等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被过分地强化了。而且, 技术进步的连续性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如此分析显得有些悲观, 即经济增长不具有持续性。

(二) 对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诠释的述评

1. 由于哈罗德在推导他的模型时, 假定了资本报酬率是个常数, 从而间接地假定了资本和劳动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是不可以相互替代的。因此, 在此种情况下经济增长想要满足哈罗德提出的恒等式是相当困难的, 从而导致了上文提到的哈罗德-多马模型所谓的“刃锋”问题。但是哈罗德-多马模型为经济增长理论向动态化、长期化、定量化以及实用化方向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因为他们用数理工具建立规范的模型对经济增长及其影响经济增长的变量因素进行研究和考察。

2. 关于总量生产函数性质的三个假设, 即规模收益不变、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和生产要素之间的可替代性是新古典增长理论模型的核心。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 经济增长过程体现为资本积累过程, 而决定资本积累的因素是投资的收益率。在规模收益不变的条件下, 人均收入唯一地取决于资本-劳动比率, 只有这一比率不断上升时, 人均收入才能持续增长。另一方面, 投资的收益率等于资本的边际收益。与人均收入一样, 资本的边际收益也唯一地取决于资本-劳动比率, 由于要素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存在, 资本的边际收益率将随着资本-劳动比率的增加而不断下降。当资本的边际收益趋近于零或低于某一贴现值时, 资本积累的速度将不会超过劳动力投入的增加速度, 即资本-劳动比率趋于稳定, 这意味着人均收入趋于一个固定水平 (这时总产出的增长率等于自然增长率, 即人口增长率) 。从长期看, 人均收入的增长不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可见, 新古典增长理论虽然摒弃了古典增长理论中的规模收益递减规律的假设, 并引入了生产要素之间可替代的假设, 但这些并不能保证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另外, 新古典增长理论之所以受到重视, 其原因之一是, 其对生产函数中的技术进步因素的引入和强调。为了解释经济增长的长期持续性, 索洛首先在生产函数中引入了技术因素变量。他假设技术是一种外生变量, 并且保持一种固定的增长速度, 即技术进步率。由于技术进步的存在, 即使资本-劳动比率不变, 资本的边际收益也会不断提高。因此, 技术进步可以抵消资本边际收益随人均收入增加而递减的倾向, 使其永远保持在零或某一贴现值之上, 保证人均资本积累过程在长期内不会停止, 这样, 人均收入就将持续增长。所以技术进步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因素。原因之二是, 它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如卡尔多归纳的经济增长的六条“标准化事实”, 新古典增长理论可以解释其中的五条。此外, 大量的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历程, 也证实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

(三) 对于新增长理论诠释的述评

首先, 新增长理论从不同侧面探究了经济增长的源泉和机制, 并在更大范围内解释了经济现象, 也提出了促进经济增长的相关政策。其涉及了技术革新、教育进步以及规模收益递增等问题, 并将其置于一般均衡的运转框架之中明确表示出来, 使得经济学家们有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结构来讨论经济增长的动力。它能够较好的解释一些经济增长事实, 对于各国政府制定的经济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虽然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但其脆弱性也是很明显的。例如为了将研究、开发、技术革新和教育进步融入模型, 就做出了一些特定的假设;而且, 为建立一个宏观经济模型,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就把一些性质十分不同的变量抽象汇总在一起, 使得含义很模糊;其次,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本身是多种多样的其结论也存在一定差异。最让人失望的是,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解也是多种多样的, 有时甚至会得出“爆炸性增长”的惊人结论, 与经济现实不符。

五、结论

通过以上的述评, 可以发现经济增长理论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的。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到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又到现在的新增长理论, 每个阶段经济增长理论所研究的内容越来越丰富, 研究的层次越来越深入, 研究对象也越来越广泛。然而, 相对其他经济理论而言, 经济增长理论的创新还是不足的, 也少有亮点, 这还需要经济学家们继续努力, 从多种新的角度做出突破性研究, 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理论的持续发展。

摘要：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古典、新古典和新增长理论三个阶段。通过对经济增长理论和相关的理论模型来对经济增长的源泉、内在机制、外部影响、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产生国别经济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探讨, 发现经济增长理论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的。每个阶段经济增长理论所研究的内容都较前一阶段更加丰富, 研究的层次更加深入, 研究对象也更加广泛。然而, 相对其他经济理论而言, 经济增长理论的创新还有不足, 还需要经济学家们继续努力, 从多种角度做出突破性研究, 以更好地指导经济增长实践。

关键词：经济增长理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评价与结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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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建华, 刘仁军.保罗.罗默对新增长理论的贡献[J].经济学动态, 2004 (2)

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理论综述 第9篇

制度设计理论对可靠地强制财产权的效力进行了肯定。认为产权人有权利从其投资中获得利益, 这一因素是在金融交易过程中最实质性的。La Porta等人 (1997) 提出了金融理论, 认为潜在金融投资者会面临资金被征收的风险, 而且一国的有关财产权的法律体系也存在很大的差别。比如, 17世纪英格兰创造的普通法, 主张保护财产所有权免受王室的剥夺与干涉, 这使得投资者的产权也受到了一定的保护。再比如, 法国的民法就没有对私人契约关系以及财产权进行保护, 该法律是受政府权力制约的。这中集权主义的法律不仅没有消除腐败行为, 反而使得谋求私利为公权滥用开来 (Beck, 2003) 。从英法两国的法律制度可以看出, 其与金融发展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尽管法律手段具有良好的救济效应。但强制的法律效力会导致一些权力的行使有了必然的随意性, 这在一定程度上引发官僚、政客等阶层有了侵犯财产权的机会, 从而染指金融交易, 从中获取更多的私人利益 (Acemoglu, 2005) 。

二、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联系的理论综述

从一些列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 金融市场发展良好和金融机构健全的国家其经济发展就较快。King和莱文等人 (1993) 以77个国家为例, 进行了1960-1989年间的调查报告, 结果显示金融发展促使金融深化的措施是多样化的, 其中包括资本的积累、生产力的提高以及对经济增长的预期等。这些措施一般更倾向于一些小国。尽管调查报告没有涉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 但并不会对研究结果有太大影响。Zevros和莱文等人 (1998) 用股票指数来测量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 指出金融体系是以银行还是以债券为基础并不重要。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一结论, Beck和莱文等人 (2000) 利用辅助变量模型对金融与经济的因果联系进行了直接研究, 认为外在有效地金融因素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据Smith和Benecivenga (1991) 的经济增长理论指出,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率存在一定的影响。Obdfield (1994) 在其金融理论研究中表示, 经济增长与股票市场的流动性存在确切的联系。但国际资本的流动性却不与与个人存款产生关联。Benecivenga (1995) 指出, 证券市场的生产量、增长率以及都与资本积累的关系十分密切。

Wachtel和Rousseau (1998) 两人以时间顺序对美国、英国、加拿大、挪威以及瑞士五个工业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发展进行了研究, 他们认为金融领域发出的信号能够预测经济的增长与否。Zingales和Rajan (1998) 两人也以时间顺序 (1980~1990) 进行了相同的研究, 他们支持Wachtel等人的观点, 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确有很强大的影响力。

三、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理论综述

20世纪末期, 学者们开始关注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联系, 从研究结果来看, 对二者之间联系的观点并不相同。有一部分人认为, 通过降低交易等费用, 可以使企业获取更多的资金, 也就是说, 金融发展对资本的分配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尤其是对贫困阶层的影响巨大。Jovanovic和Greenwood等人 (1990) 指出, 由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 使金融发展是U型曲线, 导致收入不平等现象出现:在金融发展初期, 只有极为少数的富人可以涉入金融市场。但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聚集, 正式参与到金融市场的人数欲来越多, 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金融的发展, 从而对经济增长更加积极。因此, 他们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石象湖作用的, 相辅相成的关系。

Beck和莱文等人 (2004) 对金融媒介物与收入不平等的Gini系数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指出了社会最贫穷人口的收入增长率以及贫富人口数量的比例问题等。研究显示, 金融市场的发展非常有利于缩减贫富收入的差距。它甚至可以控制国内人均生产总值的增长率, 金融媒介物能够使消费指数更加迅速地下降, 五分之一的最贫穷人口的收入增长率也会加快, 日平均收入在两美元以下的人口比例会大大减少。

四、结论

经过上述理论综述可见,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是有利的, 而且金融发展还会在一定程度上缩小贫富差距。而对于此, 一些发展较落后的国家, 如南非国家等, 就面临着至关重要的问题, 即一切发展金融媒介的障碍如何清扫。尽管上述相关理论之间相互补充, 但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它们解释了法律制度体系如何推进了金融媒介的发展, 而对于发展落后国家金融媒介障碍的扫除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Ades, A., and R.D.Tella (1999) .Rent, Competition, and Corruption.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 (2) 155–194

经济增长理论 第10篇

关键词：内生增长理论,人力资本,技术约束,财政政策

20世纪80年代诞生的内生增长理论,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从理论发展的角度分析, 内生增长理论主要的贡献在于将“知识”和“技术”在模型中内生化。内生增长理论认为, 技术进步既是经济增长之源, 又是“知识”内生积累的结果。这样, 经济增长就取决于经济系统本身, 而不是像新古典增长理论那样是外生的。但这一时期的增长理论学家主要是在完全竞争假设下考察长期增长率的结论。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是完全竞争假设条件过于严峻, 限制了模型的解释力和适用性;二是完全竞争假设无法较好地描述技术商品的特性, 即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 并使一些内生增长模型产生逻辑上的不一致。为了克服上述内生增长模型存在的问题, 从90年代开始, 增长理论学家开始在更接近现实的垄断竞争假设下研究经济增长问题, 提出了一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 标志着内生增长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对我国经济增长问题进行研究, 并采取有效的财政政策, 对于促进我国长期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内生增长理论的基本思路

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及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理论于20世纪30年代推出后, 在经济学界引起很大震动, 但这套理论主要采用静态均衡分析方法, 考察的是经济的短期静态均衡和比较静态均衡, 因而无法分析长期问题和动态问题。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试图将凯恩斯的《通论》长期化、动态化, 即试图确定在给定假设条件下实现持续充分就业的条件。为此, 他们研究了国民收入、储蓄率、资本、劳动生产率等因素之间的数量关系, 各自独立地提出了著名的哈罗德——多马模型。这一模型虽然能够部分解释经济增长问题, 但主要还是在资本产出系数不变的基础上, 强调实现经济增长理想状态的困难性, 即所谓“刀刃”问题。基于要素边际收益递减和资本与劳动具有可替代性的假设, 以索洛—斯旺模型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 由于资本积累会出现收益递减问题, 最终人均产出将停止增长。他们发现, 仅靠要素投入并不能解释全部经济增长, 为此, 他们引入了一个外生的技术进步因素, 并认为技术进步是比物质资本和劳动投入更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虽然新古典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但这一理论对知识的生产过程仍然一无所知。因此, 如果这个外生的技术进步的来源被切断, 经济终究难逃零增长的稳定均衡状态, 那么经济的长期增长仍是无法解释的现象。为突破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不切实际的假定前提和最终结论, 阿罗在将技术进步“内生化”方面做了最初的尝试。他指出, 技术进步与投资过程是联系在一起的, 投资都是在做新事情, 这无疑将产生新知识, 他用“边干边学” (Learning by doing) 来解释这一过程。此后宇泽弘文、谢辛斯基等人的研究首次分析了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的来源, 并强调生产经验的积累或教育投资的内生化知识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 以罗默、卢卡斯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 研究并发展了阿林·扬、熊彼特、阿罗等人的经济增长思想, 提出一组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论文, 重新探讨了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 构筑了一种新的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认为, 长期经济增长率不会像新古典经济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最终趋向于零, 因为新投入的要素积累不会出现边际收益递减的现象;而如果企业层次的资本投入边际收益率发生递减现象, 整个经济层次的资本边际收益率则不会发生变化, 甚至在一定条件下递增, 促进资本边际收益保持不变或递增的源泉在于人力资本投资、知识积累与技术进步。例如卢卡斯认为, 人力资本在积累过程中 (包括正规教育、培训、在职学习等等) , 会发挥正的外部效应, 使平均人力资本水平递增, 并通过学习效应从一个人扩散到另一个人, 最终对所有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产品产生正的影响。罗默认为, 一国的知识总量假定取决于所有过去企业从事的研究与开发活动总量, 则由于每个企业都可以从其他所有企业所从事的研究与开发活动中受益, 说明企业的研究与开发活动具有外溢性。这种外溢效应不仅使知识自身形成递增收益, 而且使物质资本、劳动等其他要素也具有递增收益, 从而会导致无约束的长期经济增长。

此外, 内生增长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在政策主张上也产生了分歧。尽管之前的财政学家认为财政政策在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等领域具有重要作用, 如通过增加税收动员额外资源以增加投资水平、通过征收累进所得税调节居民收入差距、通过补偿性财政政策防止出现大的经济波动等, 但一般认为财政政策在促进长期经济增长方面作用不大。有些学者甚至通过“李嘉图等价定理”和理性预期学派的理性预期假定, 认为财政政策在拉动消费与需求、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根本就是束手无策的。内生增长理论则认为, 一国的经济增长是由内生因素决定的, 这些内生因素对财政政策非常敏感, 也就是说, 财政政策在促进长期经济增长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为, 无论是知识的积累过程, 还是人力资本的投资过程, 财政都可以通过税收、支出、补贴、公债等手段予以积极支持, 进而提高单位生产要素产出率, 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正因如此,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 财政政策再度成为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的研究重点, 这从美国布什政府的所得税减税, 以及加大对教育、科技、研发等领域投资的财政政策可见一斑。

二、内生增长模型对财政政策影响的关系分析

1. 基于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对财政政策分析。

卢卡斯认为, 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人均收入增长率与人力资本投资占总投资比重成正比。但人力资本投资又存在外部性, 即虽然经济整体收益及每个企业的单个生产率均会因人力资本投资深化过程而提高, 但人力资本拥有者并不能因为其对经济整体所做的贡献而得到补偿, 从而经济行为主体的投资不会达到最适状态。由此, 政府部门可通过财政政策, 在促进人力资本投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或直接增加人力资本投资, 或通过税收减免、投资补贴、财政贴息等手段, 鼓励企业投资人力资本。卢卡斯指出, 基于人力资本积累的途径在不同行业中有所不同的事实, 如果某一行业具有较高的潜在人力资本增长率, 政府最好引导资源从别处流向该行业, 提高资源的投入产出效益。财政可通过税收和转移性支出过程实现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资源优化配置, 如加大对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人群的定向培训, 使其能够从事某些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工作等。另外, 索伦森的人力资本分析模型指出, 对资本征高税只影响利率, 并在长期内降低生产的资本密集程度。如果政府提高学费, 对劳动所得课税会降低平衡增长率;如果政府对教育提供补贴, 对劳动所得课税会提高平衡增长率。因此在社会最适状态下, 对资本所得征税税率并不为零, 政府需要为扶持人力资本的形成提供生产型服务。此外, 索伦森还说明了人力资本外部效应的大小决定了对劳动所得的课税是正还是负, 这同样适用于教育学费或教育补贴。如果这种外部效应非常大, 且教育过程的效率很高, 政府应当提供教育补贴;如果这种外部效应非常小, 且教育过程的效率很低, 政府应当对家庭收取学费。

2. 基于知识外溢性效应对财政政策分析。

另一种解释资本投资收益率在长期中不会发生递减现象的思想, 是认为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 知识和经验也在不断积累, 而知识的积累具有外溢效应, 使物质资本收益率长期中不会趋向于零。阿罗认为, 知识的取得与经验紧密相关, 而经验的衡量指标是总投资积累额。当总投资不断增长时, 经验的取得促进了知识存量的不断提高。一旦知识作为一种共用品被生产出来, 即可促进所有工人生产效率的提高, 由此说明私人边际产量与社会边际产量不一致, 政府应通过一定的财政手段, 弥补私人投资与知识积累的不足, 使总投资水平达到或趋近于政府认定的水平。罗默模型同样说明了由于知识的外溢效应, 资本边际效益并不会因资本固定性而逐渐降低, 因此仅靠分散化的私人投资过程将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知识存量, 政府应采用一定的财政政策, 引导私人经济将消费转向物质资本投资和知识积累。具体措施包括对知识资本的持有、积累或对知识的生产过程提供补贴, 并对知识资本以外的其它要素课税, 最简单的方法是政府对厂商所拥有的每单位知识支付一个依时而变的单位消费品补贴。

3. 基于生产性公共投资理论对财政政策分析。

传统经济学普遍认为政府支出具有非生产性, 内生增长理论则否认了这种看法, 认为公共投资具有很强的生产性和外溢效应。例如教育支出能提高全社会人力资本拥有量和提高人均产出率;经济基础设施 (包括公路、铁路、通讯、电力) 投资不仅是拉动有效需求的重要手段, 同时也能提高单位资本产出效益和全社会供给能力;国防支出中的高新技术研究开发更可以提高知识存量和劳动生产率。阿罗和库兹通过构建生产函数模型Y (t) =F[K (t) , G (t) , L (t) elt], 说明公共投资对增加劳动力的技术进步率具有重要作用。巴罗和萨拉把“公共部门”引入具有不变规模收益的增长分析框架中, 构建了一个以政府公共支出为中心的内生增长模型, 认为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学所认为那样是相互替代的, 而是一种互补的关系。政府部门通过公共资本投资可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 维持长期投资规模和经济增长率。格鲁斯曼和卢卡斯甚至认为, 公共投资不但不会排挤私人投资支出, 甚至可以通过扩大供给, 降低全社会物价与利率水平, 从而对私人投资产生拉动作用。在政府应采取的财政税收政策方面, 巴罗和萨拉认为, 最优税收政策应依据所提供的共用品的特性而定。如果政府提供的是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共用品以及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私用品, 则一次性总付税优于所得税, 因为所得税会对劳动供给、储蓄, 以及投资产生负效应;如果政府提供的是具有拥挤性的共用品, 则所得税的作用如同使用者付费, 可能优于一次性总付税。由此内生增长理论认为, 政府应该一方面尽量压缩消费性支出, 采取财政手段刺激公共储蓄和家庭储蓄, 加大对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投资力度;另一方面应针对所提供共用品的不同特性采取区别对待的税收政策, 以使税收对投资和储蓄的调解与刺激作用得到最充分发挥。

4. 基于R&D投资理论对财政政策分析。

罗默拓展了对外部性的研究, 并将技术变化与垄断力量结合起来, 构建了一个基于内生技术变化的垄断竞争均衡增长模型。该模型建立了三个生产部门, 即家庭部门、研究与开发部门和中间资本品生产部门, 证明如果没有政府干预, 研究开发部门的研究活动规模是次优的。罗默强调, 政府的政策取向是在向知识积累提供补贴的同时, 向中间产品的购买提供补贴, 这将导致研究与开发部门人力资本收益的增加, 促进更多人力资本配置于研究部门。格鲁斯曼和赫尔普曼在罗默模型的基础上, 建立了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内生增长模型。说明研究与开发使企业有了新发明的机会, 这种发明完全拥有私人产权, 但也同时使公共知识存量增加, 而每个企业都能从公共知识存量的增加中受益。由于私人企业决策时并没有考虑到R&D投资的外溢效应, 导致私人竞争性均衡将低于社会最适增长率, 由此政府政策需要发挥作用, 通过税收、补贴等财政手段鼓励私人企业增加研究与开发支出, 提高劳动生产率。

三、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对我国财政政策的创新

基于对内生增长理论的分析, 财政政策在于促进我国经济长期增长中作用重大, 但以消除短期经济波动为目的的宏观经济政策作用未能充分显现, 必将严重影响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传统产业技术水平严重落后、技术自主研发动力不足等技术约束问题长期存在, 要改变这种状况, 必须从全社会的改革入手, 使我国的经济增长能够从投入型的粗放增长转变为以技术进步为动力的内生增长, 政府的政策创新是责无旁贷的, 因而必然要求加强我国财政政策的创新, 其路径选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1. 创新政府支出政策措施, 优化R&D经费投入领域。

这将是今后R&D经费大幅度增加的主渠道。目前我国的财政承受能力及企业的实力还不是很强, 因此合理、有效地配置现有财政资源是关键问题, 国家应选择能最大限度地促进我国和地区经济发展的重点产业、重点领域和重点项目集中投入, 放弃对“模仿类”产品和项目的支持。有重点、有突破地将经费集中于那些具有潜在优势、产业关联度高、市场前景好, 以及国民经济发展亟需解决的技术和产业领域, 真正体现“有所不为”才能更好地有所为。内生增长理论认为, 研究与发展不仅是科学知识产生的重要来源, 也是技术产生和转化的必要方式, 增加R&D投资将成为推动科学技术发展及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 财政可以从多方面鼓励和支持企业增加R&D投资, 提高产品科技含量, 促进技术进步。

2. 完善教育和培训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

这将有利于全社会的知识积累及人力素质的提高, 不仅会降低劳动力的协调成本, 而且有利于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更好地利用, 也有利于自主的技术创新。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包括加大基础设施投资, 加大对儿童、教育和培训的支出, 增加科学研发费用支出, 鼓励高科技发展等, 这一方面保证了美国经济的高增长、低通胀;另一方面则使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和经济结构高级化成为可能。因此, 要完善教育和培训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 促进人力资本生成, 提高人力资源素质。内生增长理论告诉我们, 增加人力资本投资, 提高人力资源素质, 可以促进单位劳动生产率和物质资源利用率的提高, 避免经济长期内的下降趋势。政府通过财政手段增加对人的教育、培训, 必将提高劳动者的知识技能水平, 激发其创造性和创新热情, 促进市场结构的改善升级和经济的长期发展。以下财政政策的实施将颇为重要:各级政府要严格按照《教育法》相关条例的规定, 充分挖掘各级财政增加教育投入的潜力, 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加强教育经费管理, 完善经费使用效益考核体系。规范财政教育支出范围, 优化支出结构。应科学划分各级政府在教育投入方面的事权职责, 建立合理的政府间分权机制, 强化中央、省级政府的教育发展事权职责。

3. 给予高新技术产业在金融税收方面的政策支持。

建立健全风险基金和贷款担保基金制度, 对企业用于高新技术研究与开发的费用实行税收抵扣, 建立高新技术研究与开发基金和加速折旧制度, 强化对传统产业高新技术化的税收优惠力度。同时, 利用税收杠杆鼓励那些能淘汰大量重复建设产品和项目的技术创新以及那些外部效应明显, 与企业及地方资源禀赋适应的适宜技术的引进。此外, 我国应加强自己的知识产权意识, 通过加大出口退税力度对我国的技术出口进行一定的扶持, 帮助它们在国际市场上产生经济效益, 以此产生对其他国内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通过必要的“政府购买”的特殊政策, 强化国家对科技成果转化的调控、导向机制。借鉴西方发达国家采取“政府购买”的政策, 帮助那些很有发展前景, 但一时还不能被市场接受的高科技成果实现其市场价值。但这种调控和导向主要是对那些经过慎重选择的, 具有重大经济价值的科技成果所实行的特殊政策保障。这也是向企业传递国家支持重大科技创新的一种信号和必要的引导。

4. 强化经济长期增长的体制保障。

基思·格里芬曾明确提出, 发展的实质就是体制改革与创新。体制创新的过程可以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独立变数, 可以成为发展的前提。更重要的是, 体制改革可以补充其他的发展政策, 增加他们的有效性。王小鲁的研究结论表明, 1979年~1999年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不是来自于技术进步, 而是来自市场化改革和制度变革所带来的大规模的资源优化配置。可见, 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完善, 将能够创造出一种最大限度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提高全社会创新能力的社会环境和制度安排。可以相信, 明确划分各级政府间的财权和事权, 进一步深化政府分权体制改革将使财政运行更具效率;对非国有企业进行科技投资的税收优惠制度将使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更为迅速, 更具生命力;改革现行财政收入征管机制特别是税收征管机制, 加大税收监督检查力度, 将使财政收入规模更能得到保证;财政预算和支出管理体制的改革, 必将提高各级政府预算的严肃性和宏观调控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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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理论 第11篇

摘 要: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经济增长理论中关于财富源泉与财富增长的研究,将对我国的工业化有重大的启示,文章认为,我国今后所进行的工业化应该是新型的工业化,文章将针对经济增长理论和我国的新型工业化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经济增长理论;新型工业化

中图分类号:F06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8937(2009)22-0030-01

经济增长理论及其发展的历程对指导我国新型工业化有重要的意义,文章认为新型工业化是在有良好制度铺陈的前提下,伴随着技术化、信息化和人力资本密集化所进行的社会生产变革。

1经济增长理论及其演变

①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斯密《国富论》的发表,奠定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他将分工看作是财富增长的起点,并按照劳动价值论归纳了增加财富的影响因素。在斯密看来,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是生产性问题,劳动力和资本是产生财富的源泉。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时代,经济研究领域更多地集中在财富的分配领域。他们的研究,虽然多集中在分配理论,但是分配还是以财富的增长为前提。到了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那里,经济增长理论彻底被冷落了。②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1936年凯恩斯《货币就业和利息通论》的发表,标志着宏观经济学的诞生,但就分析方法而言,凯恩斯理论假设人口、资本和技术都不变,在此基础上考察收入和就业的决定,这种短期静态分析方法可以单独考察某一个时期经济变量的相互影响与作用,但要深入研究动态经济增长问题,还需要在分析方法上作出改进。之后的哈罗德.多马模型、索洛含技术进步因素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都是对凯恩斯理论在分析方法上的改进。③新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是将所有技术进步内生化并着重分析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的理论模型的总称。代表经济学家有阿罗、罗默、卢卡斯等,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技术进步与经济系统之前的关系。

2 经济增长理论对我国新型工业化的启示

2.1我国工业化的现状

我国的工业化起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工业化成果显著,具体表现在我国的工业年均增长值达15%左右,制造业发展迅速,进入结构调整和产业提升的新时期,高新技术产业也得到快速的发展,总体上我国处于工业化的中期。

我国的工业化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产品结构不合理,高新产品所占比重较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工业发展往往建立在牺牲环境的基础上。总体上,我国工业化发展的状况是有喜有忧,但向前发展的趋势不可阻挡,怎么样才能让我国的工业化少走弯路,文章认为经济发展理论对我国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有很重要的启示。

2.2经济增长理论对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启示

①劳动、资本和技术与工业化区域均衡。根据内生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模型和人力资本积累模型,新技术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持续和永久的源泉与动力,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既然东部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很难转移到中西部,那么,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工业特别是技术密集型工业向中西部转移对平衡工业化的区域差异就显得很重要。②人力资本积累和落后地区工业化。卢卡斯人力资本积累的增长模型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对促进工业化的发展有重要影响,由于人力资本具有向外的溢出效应,所以从长期来看,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落后地区要实现工业化的赶超,必须重视人力资本的积累。在注重当地教育的同时,必须要改善基础配套设施,采取措施防止人才的流失,依靠人才实现后发赶超。③制度与区域工业化。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经济政策市优先发展东部地区,因此,东部地区的市场开放程度,资金的充裕程度,人才的密集程度等,都要比中西部的要高。在东部经济区的工业化水平比较高的情况下,国家应该在政策上对中西部进行倾斜,积极培育市场主要,加强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引导,在制度安排上促进中西部新型工业化的发展和东部地区的工业结构的优化。④新型工业化与工业化区域均衡。新型工业化是在有良好制度铺陈的前提下,伴随着技术化、信息化和人力资本密集化所进行的社会生产变革。在新型工业化中,不仅要重视资本的投入,更要重视技术的进步以及人才的积累,革新生产函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将新型工业化与一般的工业化模式区别开来。

3结语

经济增长理论对平衡我国区域间工业化水平,促进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有重要的启示,在新型工业化中,要更多地倚重技术进步和人才的积累。

参考文献:

经济增长理论 第12篇

一、古典学派的分配理论

研究分配问题的古典学派的方法是在分析国民产品在各个阶段中进行分配的问题时, 把社会产品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社会再生产所必需的部分;另一部分则是可以为社会“自由地”处置的部分, 并构成社会的剩余———社会产品除去工人必要的基本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更换以后, 所剩余的部分。解释决定着剩余产品的多少和它在各个阶段中进行分配的条件, 是古典学派分配理论的目的。

(一) 威廉·配第的价值论与分配论

威廉·配第从劳动价值论出发, 提出来最低限度的工资理论, 在此基础上, 把地租即剩余价值归结为剩余劳动的产物, 并进而把“土地的价值”归结为资本化的地租, 把利息作为地租的派生引出来。其实, 这种分析已经直接指出了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资本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三大阶级间利益分配关系, 并从价值论的角度出发, 涉及到了各个阶层之间收入分配的源泉, 从而将分配与增长的关系蕴含在这一分析过程之中, 使人们透过价值论与分配论的关系进一步认识到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是在配第的理论中他把收入分配仅仅作为经济增长的结果, 是被动的作用。因此未从动态的关系中区分讨论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2。

(二) 亚当·斯密关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理论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这是亚当·斯密所生活的时代, 同时也影响了亚当·斯密的理论体系。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对影响财富增长的因素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并且根据这个中心, 创建了一个广泛而完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 他以价值论为基础, 创立了收入分配理论。他的思想有着清晰的脉络:从分工论开始到交换, 再从交换推出了货币和价值, 又从商品价值的构成和源泉涉及到收入分配。亚当·斯密在阐述他的理论之前, 首先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进行了划分, 他指出:”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全年年产物, 或者说, 年产物的全部价格, 自然分解为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三部分。这三部分构成三个阶级人民的收入, 即以地租为生, 以工资为生和以利润为生这三种人的收入。此三阶段, 构成文明社会的三个主要和基本阶级, 一切其他阶级的收入, 归根结底, 都来自这三大阶级的收入”3。正是这三个阶段的划分, 他才得以对工资、利润、地租进行分析。他的理论框架如下所示:

1. 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出发, 指出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对立关系及在长期中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趋势

亚当·斯密从劳动价值论出发, 他认为利润是对劳动生产物的扣除, 与此同时把利润和工资联系在一起:工资上升, 利润下降;反之, 工资下降, 利润上升。又由于工资的高低取决于劳动力供给的多少, 而资本又制约利润的大小, 因此利润的高低取决于劳动力和资本的数量多少。另外, 亚当·斯密还指出使用资本的目的是利润, 而资本的流动使得各部门利润率趋于均衡, 从长期来看, 利润率具有下降的趋势。

2. 经济增长与工资收入趋于上升的观点

由于工资是劳动的收入报酬, 在没有资本和土地私有权的原始状态下, 劳动的全部生产物应归劳动者, 但是当资本和土地所有权形成后, 劳动者就不得不与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分享这种收益。在这时, 劳动收入就被分割开来, 分为:工资与利润。工资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雇主和雇佣者之间的竞争关系, 但是由于资本家掌握大量的资本和生产资料, 因而工人一般处于不利的地位, 因此劳动者一般所分到的工资只是劳动收入中的一小部分。但是劳动者的工资不能低于劳动者自己及其家庭人员最基本的生活资料, 否则劳动者就无法生存。亚当·斯密的理论不止于此, 他进一步分析了资本积累、经济发展等对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的变动, 从而对工资水平变动产生影响。亚当·斯密认为, 经济增长, 资本积累增加, 对劳动需求也会增加, 同时工资水平也就随之增加。因此有了亚当·斯密“劳动报酬优厚, 是国民财富增进的必然结果, 同时又是国民财富增进的自然症候”4。这就是亚当·斯密所提出来的:随着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增加, 工资趋于上升。

3. 地租是土地私有制的产物

亚当·斯密在他的收入分配理论中指出:在土地成为私有后, 其他人要使用私有的土地, 必须支付一定的报酬, 而这个报酬就是土地的地租。

(三) 大卫·李嘉图三个阶段分配模型分析

在大卫·李嘉图时代, 雇佣工人与资本家以及资本家和地主阶级之间的斗争和对立日益严重。当时斗争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利益的分配, 与此同时当时的学术界的重点发生了转移, 从原来研究财富的增长变为研究财富的分配。大卫·李嘉图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指出, 土地产品是以利润、工资、地租的三种形式在资本家、劳动工人以及地主之间进行分配的。他曾经指出“确立支配这种分配的法则, 乃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5。其实大卫·李嘉图理论体系的确立是以分配问题为中心的。从总体上看, 大卫·李嘉图的研究顺序是地租到工资, 再到利润。他曾经指出地租“是为使用土地原有和不可摧毁的生产力而付给地主的那一部分土地产品”6。另外, 大卫·李嘉图指出了工资与利润是对立的。并且在此基础之上, 他进一步指出, 随着社会的发展, 资本利润水平会呈现下降的趋势。他的这一观点与亚当·斯密的观点一致, 但是引起利润水平下降的原因有所不同。亚当·斯密认为是由于资本积累及其供给的增加导致了利润水平的增加, 但是大卫·李嘉图认为利润的下降是由于边际收益递减和人类从优等土地向次等土地扩展的顺序相联系的。此外, 大卫·李嘉图认为工人工资上升, 并不意味着工人的生活状况得到了改善。其实, 如果我们对大卫·李嘉图的理论进行总结会发现, 大卫·李嘉图无非是想要表达:随着经济的增长, 工资与地租会不断的上升, 利润则不断下降, 经济增长中收入分配关系越来越不平等7。

(四) 马克思关于按劳分配理论

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理论不同于空想主义的按劳分配, 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分配, 它有着自己的特点。首先此处的分配只限于社会总产品中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劳动者在进行按劳分配中所得到的是他在劳动成果中由社会做了各项扣除后的部分, 而不是劳动成果的全部。其次马克思的按劳分配是个人劳动时间的数量和质量。这种分配要求要对劳动熟练程度、劳动复杂程度不同的劳动进行换算, 但是这种换算往往是比较困难的。最后, 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的观点是以唯物史观、共产主义两个发展阶段、剩余价值论为理论基础的。不同于理想主义的按劳分配的观点, 马克思的按劳分配观点是从经济学发展上看未来社会必然趋势, 而不是从道德和正义的角度来看的。他揭示了分配与生产的关系, 阐明了按劳分配的客观必然性8。

二、新古典学派分配理论

(一) 马歇尔均衡价格分配理论

马歇尔在收入分配方面的理论是建立在均衡理论基础之上的, 有些观点与马克思批判过的萨伊的“三位一体”相似, 但是马歇尔的收入分配也有着自己的特点, 并不是完全的对萨伊理论的延续。

马歇尔在分配理论方面的观点是:分配问题就是国民收入如何分割为各生产要素的份额问题, 分配问题不仅取决于生产要素的需求方面, 还取决于生产要素的供给方面。国民收入不但是全部生产要素的生产总额, 而且还是支付这些生产要素的唯一源泉。国民收入被分解为对资本、劳动、企业家和土地的报酬, 分别对应为利息、工资、利润和地租, 生产要素各自所得的份额, 也就是他们各自的价格,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国民收入越大, 则他们各自的报酬也就越大。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 马歇尔所谓的分配问题, 实质上是各个生产要素的价格问题。到此为止, 我们可以发现, 马歇尔的收入分配理论与萨伊的“三位一体”理论非常相似, 尤其是工资、利息和地租方面的划分, 但是马歇尔的收入分配理论有着自己的特点。首先是他的分配理论与价值论有着紧密的联系。此处所谓的价值论, 就是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以及边际效用论融为一体的价值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的分配论更像是生产要素价值论和均衡论的折衷。其次, 马歇尔运用边际生产力理论解释生产要素需求方面的原因, 并且把边际生产力看作是各个生产要素需求价格的决定因素。增加最后一单位生产要素所带来的产量 (产值) 就是这一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 而这正是克拉克创建并运用的理论9。

(二) 克拉克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

克拉克的理论体系的核心就是研究收入分配与生产、交换的关系。克拉克在他的《从财富的分配》一书中曾经写到“本书的目的在于说明社会收入和分配是受着一个自然规律的支配, 而这个规律如果能够顺利的发生作用, 那么每一个生产因素创造多少财富就得到多少财富”10。克拉克把收入分配分为三个层次, 然后在这个基本假定和分析的基础上, 他提出了著名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这个理论的内容可以表述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 一种生产劳务将继续使用到再增加的最后一单位劳务等于其成本之点;同时竞争条件也保证企业家对他所使用的生产要素支付一个等于它所创造的产品价值的数量”11。所以最后一单位的劳务所要付出的报酬大于或等于它所生产出的产品的价值。克拉克关于根据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决定各个要素应取得的报酬理论构成了现代西方分配规律的主要支柱。

三、后凯恩斯主义分配理论

(一) 卡尔多的分配理论

在后凯恩斯主义的分配理论中, 卡尔多的分配理论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卡尔多考虑的是单一部门的增长, 在其中存在两个阶级:一个阶级收入的唯一来源是工资 (这一阶级成为工人阶级) , 另一个阶级的收入完全来源于资本 (这一阶级成为资产阶级) 。这两个阶级有不同的储蓄倾向, 而且资本家的储蓄倾向高于工人阶级。因此, 卡尔多得出两个关键结论:第一, 均衡利率只取决于外生给定的经济增长率和资本家阶级不变的储蓄倾向;第二, 国民收入中的长期利润份额是由增长率、资本产出比和外生给定的资本家阶级不变的储蓄倾向而决定。可见, 后凯恩斯主义的分配模型中, 一旦利润被确定下来, 工资就变成一个剩余量。

(二) 库兹涅茨倒的“U”型假说

库兹涅茨在早期的研究中, 根据当时的数据资料, 提出了著名的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 这个假说主要是说:在经济发展初期, 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 收入分配差距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当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到一定程度后, 收入分配差距会出现下降的趋势, 经济将最终收敛于一个比较平等的收入分配状态。实际上, 库兹涅茨的研究将劳动力流动 (劳动力从传统部门流向现代部门) 视为影响收入分配的一种主要因素。如果我们再接着思考下去会发现, 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还隐含着另一个命题:经济发展进程中, 收入分配的变化与产业结构变迁现象 (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的转移) 存在某种内在联系。这就是早期的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理论。

摘要：收入分配理论作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历了古典学派的分配理论, 后凯恩斯主义的分配理论, 新古典学派的功能性分配理论和现代收入分配理论等不同发展时期。随着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的到来, 新古典经济学家承袭古典经济学家关于分配理论的视角, 形成了生产要素收入分配理论。20世纪50年代, 卡尔多等人建立了与经济增长理论紧密联系的后凯恩斯主义收入分配理论。同一时期, 库兹涅茨提出了经济增长与个人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的假说

关键词：收入分配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按劳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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