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模式范文

国际传播模式范文（精选11篇）

国际传播模式 第1篇

过去的2008年，是我国国际传播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西藏事件”、“奥运火炬传递风波”等一系列公共危机事件，考验了我国对外传媒应对国际传媒危机的能力。当公共危机事件爆发时，预防突发危机事件对我国造成的负面影响，有效化解国际舆论对我国的误解和敌意上，是对外传媒最重要的任务。因为这时，主导国际舆论走向的往往不是中国的政府和媒体，而是对中国怀有偏见或敌意的西方媒体。2008年一系列公共危机事件，暴露出我国涉外传媒的国际传播能力亟需加强，同时也反映出我国国际传播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视察人民日报社并发表讲话，更是标志我国传媒工作的环境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学者陈力丹(2008)认为“历史性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中国已经逐渐纳入了世界交往的体系，中国的一举一动与世界相关，而不再独立于世界之外。第二，中国在技术上进入了信息社会，不可能再存在信息的封闭了。应对国际传播环境的变化，提升国际传播有效性是摆在我国传播界一项最重要的任务。郭可(2002)认为，解决国际传播中被动局面，核心问题是高级英语新闻人才的培养和管理。只有高素质、高觉悟的英语新闻人才才能解决我国对外传播管理体制其他方面的问题，才能解决我国对外传播的有效性等一系列问题。传播学者邵培仁(2008)则从媒介生态系统角度对传播人才重要性进行了阐释。他认为，在媒介生态系统中，作为一级生产者的传播者是传播活动的发起人和传播内容的发出者，决定着信息内容的质量和数量、流量和流向，决定着传播内容对人类社会的作用和影响，决定着媒介生态的状况。从邵培仁的论述中不难得出，作为一级生产者的传播人才在传播活动中占有主导地位，决定了传播活动的质量。作为一级生产者的人力资源是媒介竞争的核心资源之一。相应地，在国际传播活动中，国际传播人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二、传媒背景的选修课制英语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特色

1. 国际传播人才的主要培养模式

据笔者的调研，当前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一是传统培养模式。该模式包括综合院校的新闻院、系创办的国际新闻专业，是国际新闻传媒人才的最主要来源。二是外语院校国际新闻专业培养模式。该模式一般是外语院校依托自身的英语优势，增设部分新闻课程，按照近年流行的复合型人才模式进行专业培养。这两大块构成了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主流。纵观国内综合院校的国际新闻专业，大多深受美国式的“大众教育”理念的影响，就业导向比较严重，忽视对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其实质是一种职业技能教育。外语院校培养的国际新闻专业，由于新闻专业背景薄弱，更多的是在做英语和新闻的叠加工作，所谓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并不被看好，近年很多专家学者对此类复合型人才培养有不同意见，该专业的培养也面临各种各样的困境。

2. 作为国际传播人才培养重要补充的传媒英语专业人才培养

近年来一些专业院校创办了有自己特色的国际传播类专业，构成国际传播人才的有益补充。比如中国传媒大学和浙江传媒学院开办的英语播音主持专业和具有浓厚国际传媒背景的英语专业。这些专业的创办，极大地丰富了国际传播人才培养途径，对提升国际传播人才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极大的益处。笔者认为，传媒院校由于有着天然的传媒优势，再加上本校英语资源，创办国际传播人才相关专业，是符合英语复合型人才培养思路的。

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模式的实现多以双学位(学历)、第二学位、主辅修制等方式实现。浙江传媒学院则是采用选修课制，即学院相关院系依托全校资源，建立学科或专业选课模块，作为相关专业方向，让学生自由选择。学生修满某一模块的规定学分，给予类似辅修证书的学习证明。浙江传媒学院在此方面就作了有益尝试。该学院为英语本科专业的学生设置了国际传播、翻译等专业课程模块，供大三英语专业学生选择。依托于传媒优势创设的国际传播课程模块，改变了以前单一英语技能加文学、语言学、翻译等专业课程的传统英语教学模式，是该专业的特色和主打方向，选修课制英语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特有利于学生系统地学习国际传播这一学科或专业的知识，加深对该学科或专业的了解和认识，为打造新型国际传播人才走出了一条创新之路。笔者认为，依托传媒优势创立的选修课制的英语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是一种灵活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有较强的普及性。

3. 传媒学院复合型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的鲜明特色

这种特色主要体现在，它为外语专业的学科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比如，浙江传媒学院的院系设置有自己鲜明的特色，英语专业设在国际文化传播学院，这为英语专业向国际传播方向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也符合国际上英语人才的培养思路。其次，它的课程设置更为宽泛，是为打造英语采、编、播多种技能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模式而设计。具体而言，在这种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下，既有深厚的英语语言功底，又有传播理论基础，掌握现代传播技能，同时，依托学校新闻、英语播音、新闻制作各方面资源，着力培养“英语+媒介传播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三、困境与建议

自2000年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中明确提出培养复合型人才的目标以来，学者进行了大量的思考和讨论。戴炜栋(2007)认为复合型培养模式是非英语国家在特定的发展时期特有的产物，受到了市场的认可，仍是未来改革的方向。也有很多学者对这种培养模式提出不同看法。秦秀白(2006)则认为，复合型英语人才的培养主要受社会需求和市场的驱动，缺乏必要的学术支撑，胡文仲(2006)等也认为，“……英语专业应该回归人文学科本位”。传媒院校定位于国际传播的英语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是对该人才培养模式的较好尝试，有较强的创新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也面临很大的困境。

传媒背景的复合型英语人才的培养模式的最大问题，也是传媒院校人才培养的固有问题，即偏重技能培养，忽视人文精神的积淀，缺乏人文底蕴，中国语言和文化知识缺失，落入技能培训的俗套。具体到英语专业人才培养，在这样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机制下，往往对于包括国际新闻采、编、播在内的国际传播能力培养力度过大，忽略了复合型人才最基本的特质，即人文功底的提升和逻辑思维能力的提高。

1. 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培养缺失

大学的本质目的是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但是，现有三大课程模块的设置，实质是三大课程模块的简单叠加，各模块之间缺乏必然的联系。这种散装式认知模式不利于培养学生深入系统的整体性思维，使得英语专业的学科逻辑性难以体现，发展缺乏动力。因此，在今后的课程设置和教材选择上，应加强英语技能课程和国际传播课程之间的内在逻辑性，加强选材的人文精神，引导学科思维方式，激发学生对学科的兴趣。

2. 中外文化知识的培养缺失

国际传播不畅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原因。其中很大程度上是跨文化传播方面的障碍。每次公共危机事件爆发时，一些西方传媒对中国的误读是源于缺乏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基本知识。相应地，国际传播专业人士对中外文化知识的缺失，必然严重影响对外传播效果。因此，有效化解突发危机事件对我国造成的负面影响，国际传播专业人士必须具备跨文化传播知识，用中国文化底蕴帮助中国确立自己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推动中国文化模式的传播与输出推动。因此，作为国际传播力量后备军的英语专业学生应具备英语学习者应具有的较高人文素质和修养，体现出语言能力和语言修养的完美结合。但是，由于英美文学、英美文化、语言学等传统英语专业课程沦为专业选修课，学生出于专业考级考证等急功近利的思想，自然忽视英美文化等课程的学习，相应地也失去了提升文化修养的极好机会。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

摘要：具有传媒背景的英语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是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有益补充, 本文分析了其鲜明的特色, 指出了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困境, 并给出了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传媒背景,国际传播者,英语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参考文献

[1]陈力丹.论胡锦涛关于传媒工作的新思维[J].当代传播, 2008, (5) .

[2]邵培仁.论媒介生态系统的构成、规划与管理[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 (2) .

[3]郭可.入世后我国英语媒体面临的困境和战略思考[J].新闻记者, 2002, (8) .

[4]戴炜栋.第四届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工作思路[J].外语界, 2007, (6) .

[5]戴炜栋, 张雪梅.对我国英语专业本科教学的反思[J].外语界, 2007, (4) .

[6]胡文仲, 孙有中.突出学科特点, 加强人文教育——试论当前英语专业教学改革[J].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6, (5) .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第2篇

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把人民生活搞上去。只要国内外大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能也不应该改变。

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党员、干部要坚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脚踏实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不懈努力，扎扎实实做好每一项工作，取得“接力赛”中我们这一棒的优异成绩。

所有宣传思想部门和单位，所有宣传思想战线上的党员、干部都要旗帜鲜明坚持党性原则。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

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关键是要提高质量和水平，把握好时、度、效，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让群众爱听爱看、产生共鸣，充分发挥正面宣传鼓舞人、激励人的作用。

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来之不易、弥足珍贵，是做好今后工作的重要遵循，一定要认真总结、长期坚持，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

宣传思想工作创新，重点要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努力以思想认识新飞跃打开工作新局面，积极探索有利于破解工作难题的新举措新办法，把创新的重心放在基层一线。要继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对世界形势发展变化，对世界上出现的新事物新情况，对各国出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知识，我们要加强宣传报道，以利于积极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宣传思想部门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职责，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宣传思想部门工作要强起来，首先是领导干部要强起来，班子要强起来。各级宣传部门领导同志要加强学习、加强实践，真正成为让人信服的行家里手。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全党动手。各级党委要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加强对宣传思想领域重大问题的分析研判和重大战略性任务的统筹指导，不断提高领导宣传思想工作能力和水平。

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我看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宣传思想工作是做人的工作的，人在哪儿重点就应该在哪儿。我国网民有近六亿人，手机网民有四亿六千多万人，其中微博用户达到三亿多人。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基本不看主流媒体，大部分信息都从网上获取。必须正视这个事实，加大力量投入，尽快掌握这个舆论战场上的主动权，不能被边缘化了。

今天，宣传思想工作的社会条件已大不一样了，我们有些做法过去有效，现在未必有效；有些过去不合时宜，现在却势在必行；有些过去不可逾越，现在则需要突破。“不日新者必日退。”“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做好宣传思想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创新。

关于文化体制改革，我只强调一点，就是要在继续大胆推进改革、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同时，把握好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无论改什么、怎么改，导向不能改，阵地不能丢。

要解决好“本领恐慌”问题，真正成为运用现代传媒新手段新方法的行家里手。要深入开展网上舆论斗争，严密防范和抑制网上攻击渗透行为，组织力量对错误思想观点进行批驳。要依法加强网络社会管理，加强网络新技术新应用的管理，确保互联网可管可控，使我们的网络空间清朗起来。做这项工作不容易，但再难也要做。

国际传播视角下的中国影片国际化 第3篇

关键词：霸王别姬；京剧；视觉符号；戛纳

一、引言

《霸王别姬》一故事原取材于《史记》中汉代项羽与其爱妃虞姬兵败垓下四面楚歌时的生离死别一幕，为世人唱颂已久，该电影获得第46届法国加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当属陈凯歌的颠峰之作。全球化背景下，很多传统的视觉符号被新的思潮影响而慢慢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在国外通常采用将传统艺术符号与现代生活、现代传媒相结合或将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时尚化改进的方式来应对这一危机。”而将这些元素结合现代因素则可力挽狂澜使得民族视觉符号起死回生大放异彩。

二、《霸王别姬》中视觉符号之京剧元素的内容分析

（一）视觉符号民族性和超民族性的统一

视觉符号的民族化和超民族性是一种动态的统一。从历时分析来说，总的情况是越古老的符号越有民族性，越现代的符号越有超民族性。京剧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元素，是具有民族性的。从共时分析来说，涵盖范围越小的符号越有民族性或个性，涵盖越大的符号越有超民族性或普适性。《霸王别姬》可谓是电影界非常成功的一部鸿篇巨著，值得永远典藏。

（二）京剧元素的跨国想象

京剧作为中国文化的特殊载体贯穿了整部电影，电影以北洋军阀统治、日本入侵、国民党统治和共产党专政的四个历史时代为经线，将程蝶衣和段小楼的戏剧人生揉合在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跌宕之中。

三、京剧元素的二度编解码———文化冰山

（一）视觉符号的跨文化属性

按照霍尔的观点来解释，视听层和故事层都是人类的共享符号，传播过程中符号必须共享才能传达信息，但这个符号被共享的只是符号的自然意义，也就是他所说的符号的外延。对符号的蕴含意义却永远不能共享。

（二）二度编码，文化冰山的深度延伸

1.京剧元素中包含的理念。关师傅：讲这出戏，是这里边儿有个唱戏和做人的道理，人得自个儿成全自个儿。特意讲《霸王别姬》的历史故事时提到是因为希望学徒学到的不仅是唱戏的技巧更是做人的道理。除此之外还包含对“自我”的认识、民族和国家的概念、忠贞、追求、爱与奉献等等人类共通的元素，所以可以引起国际共鸣。

2.剧本原创度高，易被国际市场接受。《霸王别姬》是改编自香港女作家李碧华的同名小说，有原创的口味，市场的接受度比较高。更主要的是因为要迎合市场的需求，可以把它改成了一种悬疑、伦理的口味，其实在影片中可以看出一些艺术片的口味在里面。总而言之，中国的電影需要这样的原创。

3.影片的政治性弱。《霸王别姬》所搬演的中国历史十分的眩目。不到三小时的观赏时间内，中国江山已经数度易主。其中的历史只是复述官方历史中的一些大事纪，以历史研究的眼光来看极为肤浅。

4.京剧元素在国外的意义：娱乐性。《霸王别姬》中所呈现的京剧，在陈凯歌的一些特写与唯美的镜头塑造下，早不是关师父与艳红对话时所称的“下九流”，而是如袁四爷在法庭中所说的中国“国粹”。通过展现一个国家一种文化的周边氛围，对于国际范围来说，这个民族的国粹是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背后体现的是可娱乐性。

四、影响京剧元素二度编解码的因素

根据斯图亚特·霍尔的理论，结合“霸权解读立场”、“协商解读立场”和“对抗解读立场”来考察京剧元素跨文化传播的效果。

（一）文化价值观差异。众所周知，国家间不同的自然、政治环境因素积淀了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不同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影响了不同观众对同一部电影的不同解读。其主要差异主要包括国家形象、个人主义、宗教观等等。

（二）本族文化了解程度。受众对自己的本族文化了解得不够深入、全面是理解电影的另一障碍。作者认为文化是矛盾的。文化的矛盾性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文化一旦形成人们认识、理解世界的某种框架后，它将有助于同一文化背景下的人与人之间的顺利的交流。另一方面，文化也能形成某些障碍，阻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间的相互交流。这种文化的矛盾性就成为跨文化解读电影的主要障碍之一。

五、走向戛纳，将电影还给“电影”

对中国电影而言，如何以中国元素去体现全世界的共通精神是全球化语境下的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首先，必须要结合本土和国际元素，真实反映心灵和现实，展现人类最初的真挚的情感，追求无国家化的价值认同。其次，明确电影的定位。搞懂到底由谁来判定中国电影的好与坏，中国电影是拍给谁看的，中国电影存在的价值是什么？是赚钱的机器，还是中国老百姓真正需要的精神食粮？再次，想摆脱困境，必须接地气。电影应该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我们需要在电影中见到常见的元素。最后，艺术元素创新。艺术形式一定是反映出当代的社会背景和社会的现象，比如说很长时间之前功夫片是安全的，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全新的。

参考文献：

[1]周宪.视觉文化语境中的电影[J].电影艺术，2001（2）.

国际传播模式 第4篇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 为更好地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 方便进一步的交流, 同时也为世界各国真正的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 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 (以下简称“国家汉办”) 设立了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命名的“孔子学院”, 它秉承孔子“和为贵”、“和而不同”的理念, 推动中国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以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宗旨。2004年11月21日, 全球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成立, 经过十年的不断探索与发展, 截至2013年9月, 全球已建立435所孔子学院和644个孔子课堂, 共计1079所, 分布在117个国家 (地区) , “孔子学院”已成为汉语教学推广与中国文化传播的全球品牌和平台。

2、中华武术与孔子学院的契合点

2.1、中华武术丰富了孔子学院课程体系

在孔子学院设立初期, 其主要目的是推广汉语, 为世界各国汉语学习者提供方便、优良的学习条件, 课程也是以汉语教学为主。随着孔子学院的不断发展, 孔子学院不再是以汉语教学为主, 而是汉语教学与传统文化传播并重, 这就需要不断地完善和丰富孔子学院课程体系。通过对孔子学院学生最喜欢的中国文化项目进行调查, 结果显示武术是最喜欢的项目之一, 武术课程的设置使得汉语教学和传统文化推广不再枯燥, 极大地丰富了课程内容。

2.2、中华武术的传播与孔子学院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宗旨的一致性

中华武术博大精深, 源远流长, 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瑰宝。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中华武术始终根植于中华大地, 并不断受到中华民族的文化气息, 人文精神和价值观念地影响, 在这片深蕴着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沃土上逐渐生根发芽, 枝繁叶茂。发展到今天, 积累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优秀文化底蕴和根基。孔子学院是我国在新时期, 新形势下, 国家汉办建立起来的在世界各地设立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华文化与国学的教育和文化交流机构, 其主要目的就是推广汉语和传播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而中华武术的传播, 除了传播武术技能, 因其蕴含着深厚的中华文化, 也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因此, 中华武术的传播与孔子学院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宗旨的一致性。

2.3、孔子学院为中华武术国际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随着我国与国际间的交流日益密切, 武术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识和了解, 与此同时, 国家也开始重视和推广武术, 使武术的国际化推广有了长足发展。但是, 和韩国的跆拳道、日本的空手道相比, 武术的国际化推广不免显得逊色很多, 个中原因, 除了武术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中西方文化差异所带来的阻力之外, 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武术的推广没有一个好的平台。目前, 武术的国际推广形式主要是一些个人在国外开设武馆授拳, 无论在影响力还是受众范围都有很大的局限性, 而且武馆的教学大都以技术动作为主, 并未将中华武术的文化精神进行传播, 这对保持武馆生命力和中华武术的传播都是不利的。中华武术的国际化传播必须具备一个良好的平台, 孔子学院的建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好的平台, 在孔子学院开设武术课程对于加快推进武术国际化推广进程将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2.4、孔子学院多年的办学经验为武术的推广提供了有利条件

自2004年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成立至今, 孔子学院走过了十年的风雨路程, 在这十年中, 孔子学院不断地探索与发展, 积累了很多有效的办学经验, 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武术的推广上, 孔子学院也做过有效地尝试,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北京体育大学与挪威卑尔根合办的以武术为特色的孔子学院, 卑尔根孔子学院向当地社区居民提供武术讲座和表演, 同时向社会开设武术课程, 极大地丰富了当地居民的生活, 受到广泛欢迎;除此之外, 全球有34.8%的孔子学院开设有武术课堂, 91.3%的孔子学院希望开设武术课堂, 这些都为武术在孔子学院的开设和推广提供了有利条件。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1) 中华武术的传播与孔子学院中华文化的推广有着较高的契合度, 其宗旨是一致的, 而且孔子学院多年的办学经验为武术的推广提供了有利条件, 因此, 对于以孔子学院为载体的中华武术国际化传播模式具有较大的可行性;

(2) 武术在孔子学院的推广进行了一些有效尝试 , 但仅有34.8%的孔子学院开设有武术课堂, 开展情况并不理想。

3.2、建议

(1) 建议孔子学院总部建立孔子学院武术培训研究基地;

(2) 加大武术专业师资力量的培养和派出;

(3) 规范武术课程内容。

参考文献

[1]石晗, 郑婷婷, 刘春.孔子学院武术教学与师资队伍现状及对策[J].华章, 2014.

[2]丁传伟, 张长念, 王继生.孔子学院开展武术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研究[J].运动, 2013.

[3]高幕峰.对全球孔子学院武术课程设置的调查[J].体育科研, 2013.

河南体育文化国际传播策略研究 第5篇

【关键词】河南体育文化；国际传播；传播途径；传播策略

1 引言

“每一种文化形式和每一社会行为的表现，都或明晰或含糊地涉及传播”〔1〕。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每个人类文明都会沉淀出其特色文化，而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多样性的人类文化正在经历不断的碰撞、激荡与融合。体育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存在着一个对内吸纳包容、对外扩散传播的过程。在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带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体育文化已成为文化传播的有机组成部分，其重要价值日益凸显。作为中华灿烂文化的发源地，中原地区承载着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的精华，其在国际上的有效传播对中外文化全面交流意义重大。这促使我们重新去审视河南体育文化的传播，深入思考其传播内涵及传播策略。

2 河南体育文化的内涵

2.1 体育文化

体育文化，广义来讲，指体育运动本身所蕴含的、围绕体育运动所形成的一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综合成果。它作为人类长期从事社会实践的产物，与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教育、军事等密切相关，是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反映。早期的体育，尽管人们生活在不同的地域环境，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惯，但创造的体育形态、性质和目的基本上是相同的。人类为了生存和延续，学会了跑、跳、投、攀爬等技能和生产劳动知识，并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代代相传。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形成了今天如此灿烂夺目的体育文化。

2.2 河南体育文化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千年前伟大诗人李白的感慨犹响耳畔。站位河南，放眼望去，北依巍巍太行山，横跨滔滔黄河水，一望无际的腹地平原，厚重河南是中华民族的孕育地，华夏文明的诞生地。河南省地处中原，在历史进程中长期作为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先后有20多个朝代、200多个帝王建都于此，孕育出以河洛文化、三商文化、神龙文化、武术文化等为代表的中原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源和主干。

地处中原的河南省作为文化大省，体育文化资源丰富，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摒弃尘念、禅武归一”的少林文化，“谦虚、自信、包容、和谐、至善”的太极文化等。在2006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少林功夫和陈氏太极拳。在2008年的第二批和2011年的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新增博爱县八极拳（月山八极拳）、漯河与周口的心意六合拳、荥阳的苌家拳、濮阳的东北庄杂技和开封的撂石锁等。

河南省也已经在保护和传承体育文化遗产方面采取行动。2007年公布的首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包含了漯河市与淮阳县的心意六合拳、博爱县的八极拳、荥阳的苌家拳、确山县的打铁花、少林功夫、温县陈氏太极拳等。2009年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新增开封石锁、黄派查拳、偃师与焦作的通背拳（通臂拳）、内黄与清丰的梅花拳、焦作小尚炮捶（炮拳）、商水的圣门莲花拳、沈丘的两仪拳等。这些体育文化遗产是中原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战争、交流等社会实践活动中凝练提升的智力产物，反映出中原人民在与自然和历史的抗争过程中强健体魄的需求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这些体育文化的整理、抢救、保护与传承对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原文化、加快河南省向文化强省跨越、实现中原崛起有着重要的意义。

然而，正如英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问题研究室名誉主席贝茨·吉尔所说：“就文化吸引力来说，中国资源丰富，但她不善于推销文化产品。”这一言论虽然过于武断和尖锐，但的确反映了目前我国在文化软实力传播方面的欠缺。对于中原体育文化而言，虽然在少林武术和太极拳方面已开创较好的对外传播局面，但相对于其丰富的体育文化资源，仍然有着广阔的对外传播拓展空间。因此，开展中原体育文化国际传播研究日益紧迫。

3 河南体育文化国际传播策略

河南体育文化是扎根在中华大地上的一朵奇葩，它不仅是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中原体育文化要走出去，需要运用有效的传播策略，建立良好的对外传播途径，让世界有畅通的渠道去了解、认知和认同这些体育文化。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人际交往、大众传媒、体育活动等已打破原有的民族和国家界限，向着快速高效的传播方式演变。我们应该紧紧把握中国崛起和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有利契机，充分利用优质的体育文化资源，将中原体育文化发扬光大。文化成了一个舞台，各种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力量都在这个舞台上较量。文化不但不是一个文雅平静的领地，它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战场，各种力量在上面亮相，互相角逐。结合实际情况，政府和民间组织主要运用以下几种策略和途径来实现中原体育文化的国际传播。

3.1 积极开展大型赛事活动

随着河南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河南省已具备举办国际性、全国性综合赛事、单项体育赛事及年会的能力。截至目前，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已成功举办了8届。现在，少林武术节已演变为集武术、旅游、文化交流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节会。其中，第8届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盛况空前，吸引了56个国家和地区的142支团队报名，近1200名运动员参赛，表演项目涵盖传统拳、传统刀、传统剑、传统棍、太极、八段锦、搏击、铁砂掌、飞檐走壁、沙袋功、梅花桩、倒立功、十二生肖等项目，向国内外充分展示了少林武术的博大精深。2011年8月，由国家体育总局和河南省政府主办的第六届焦作国际太极拳交流大赛顺利进行。这届大赛以“健康太极，和谐世界”为主题，吸引了33个国家和地区的345个代表队共3500余名运动员前来参加。据统计，目前全世界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亿人在练太极，8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太极拳组织。“两拳”已成为中原体育文化的重要品牌。此外，河南成功举办了郑开国际马拉松邀请赛，是目前国内中部省份中唯一组织国际马拉松赛的省份，其向国内外展示了健康的河南、发展的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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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赛事的成功举办，在传播体育文化的同时，也带动了河南旅游、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发展，借助于赛事和年会的人员交流与大众传媒，少林文化、太极文化和健康河南的形象在国际范围内迅速、广泛地传播开来。成功可以复制。博爱的八极拳（月山八极拳）、漯河与周口的心意六合拳、荥阳的苌家拳等等，谁会成为中原的下一个体育文化品牌？随着中原经济实力的稳步增长和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配以政策扶持、地方政府的重视和成功商业运行模式，相信中原体育文化将会呈现出新的亮点和增长点。

3.2 有效利用大众传播媒介

随着科技的发展，大众传播媒介在文化传播领域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来自图书、报刊、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等媒介的信息包围着我们的生活，来自大洋彼岸的事件几乎可以同步地传达到我们的信息终端。可以这样说，现代的人类生活在一个信息的时代、传媒的时代。

然而，媒介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是受商业利益所驱动的。“传媒因为经济利益的作用会积极地向那些永远具有较大关注程度或者向那些具有较强购买力受众的体育项目倾斜，把那些项目作为自己报道的重点，因此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各个体育项目之间影响力的不对等扩散。”〔2〕西方体育更崇尚刺激的、不可预测的竞技性，推崇“更高、更快、更强”的人类对自我能力不断突破和超越的体育文化，围绕其产生的体育明星被推崇到英雄的角色，无限放大以吸引人们的关注，追逐更多的利益。而东方的体育更多的是以强健体魄、修身养性为目的，体现的是天人合一和自然和谐的文化精神，因此盲目拷贝西方体育文化大众媒介传播方式是不可取的。面对强势的西方体育文化传播，“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遭到了西方文明前所未有的冲击，极不情愿地退出了在中国本土的主流发展地位。即使像中华武术那样的民族瑰宝，在近代西方体育的冲击面前，也不得不考虑自己的生存发展道路，考虑怎样自我改造、与时俱进”。〔3〕因此，现在去讨论西方如何将其体育文化精神产品之一的奥林匹克运动演变为世界性的体育坐标意义不大。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继承和发扬本土体育文化遗产，维护世界多元体育文化。

3.2.1 电视媒介

河南体育文化、包括中国体育文化，应该更多地向人们展示其增强体质、陶冶情操、自然和谐的一面。同为东方古国的印度，在传播瑜伽文化的过程中，将美体养身、减压养心、调理养颜等要素融入其中，取得了良好的对外传播效果。这一点与我们的太极文化是契合的。而针对西方受众，在保持自身体育文化的基础上，适当地增加竞技性内容将取得较好的效果。河南电视台的《武林风》栏目就是一个很好的探索和尝试，它开创了全国省级电视台播出以武术为内容的时间最长、收视率最高的纪录。而且，栏目组每年举行的六大国际赛事（中美、中欧、中日、中泰、中伊、中越），为中国武术走向世界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其中穿插讲解的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结合电视画面上呈现的缤纷云集的武术套路、酣畅痛快的搏击场面和笑容甜美的武林宝贝，很容易吸引西方受众的关注和兴趣。对中原而言，推动武术进入奥运项目，培养专业的体育对外传播人才，开设省级体育频道等将是未来加强体育文化传播的必然趋势。

了解河南塔沟武校与中央电视台春晚故事的人都想知道这样的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连续十年要那样执著上春晚？”对于这个问题，河南塔沟武校董事长刘海科的答案很简单：“我一直都在致力于宣传中华武术和少林武术，而中央电视台春晚又是中国最高的一个舞台，是宣传中华武术和少林武术很好的途径和方式。”〔4〕这么多年来，结果也证明了这个舞台的魅力，通过这个舞台，不但宣传中华武术和少林武术，还宣传了河南体育文化，让河南塔沟武校的知名度大大提高。

3.2.2 艺术舞台

“一个民族或国度文化的进步，离不开文化传播的健康发展。‘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没有交流的文化系统是没有生命力的静态；断绝与外来文化信息交流的民族不可能是朝气蓬勃的民族”。〔5〕现代西方体育文化不断融入中国并逐渐成为主流体育价值取向所形成的最大尴尬是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在强势的西方体育面前，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生存空间日益受到挤压，困难重重。但是，少林功夫这一中原传统体育文化在面对西方强势体育的冲击时自身却取得了极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并不仅仅体现在少林功夫表演、开设武校和其他相关少林文化产业年均10亿余元的经济价值方面，更在于对少林文化传播的社会价值方面。〔6〕在文化传播上，少林寺不仅采取了武僧出访、开校授徒等传统传播形式，而且与有关部门合作，成功的将少林功夫搬上了艺术舞台，《禅宗少林·音乐大典》（以下简称《禅》剧）就是少林功夫艺术化的巅峰之作。《禅》剧的单张门票价格最高达1040元，单张门票价格最低的也要168元，即便如此，《禅》剧表演现场仍是座无虚席，单场收入可达10万余元。2009年度共演出240场，接待游客23万人次，收入2500万元，比2008增长10%以上，接待了来自韩国、日本、马来西亚、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十几个国家的1万多名境外游客，并先后接待了多位国家领导人和社会知名人士。〔7〕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李长春在看过演出后指出：《禅宗少林·音乐大典》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更是称赞演出可以拿到奥运会金牌。〔8〕

大型原创民族舞剧《风中少林》是由郑州歌舞剧院耗资2000万元完成的巨作，演职人员130人。2004年10月《风中少林》在“世界首届传统武术节”期间首度上演，引起美国、法国、英国、瑞典等10多个国家演艺机构的关注。该剧曾与美国蓝马克娱乐集团签约，以800万美元高价，于2006年7月赴美国巡回演出两年约800场，一次性这么大量的海外文化市场签约，在国内舞台艺术产品的出口方面是绝无仅有的。〔9〕《风中少林》之所以备受国内外关注，除了精彩的故事情节外，还能让人欣赏传统的民族舞蹈，了解中国博大精深的武术文化精髓。《禅》剧及《风中少林》的成功为中原传统体育文化国际传播提供了一种极具参考意义的运作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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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动漫设计与和合河南体育文化相结合

动漫化有助于推动中原体育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有助于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有利于世人对中原体育文化的认知与认同；有助于武术的传承与发展。动漫以“新生代”为消费主体、能有效降低“文化折扣”，雅俗共赏等特征有助于中原体育文化的国际化传播。将中原特色传统体育文化通过适当的途径运用于动漫创作之中，这也是中国动漫产业繁荣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外动画片已经出现了很多将中原体育文化元素与动画创作成功结合的例子；《猪八戒吃西瓜》采用了民间剪纸的艺术形式；《功夫熊猫》虽然由西方制作，却充满了东方神韵，设计师把中国元素与动画制作融会贯通，大量采用了古典音乐，竹笛、二胡等中国传统乐器与精致的画面可以说是相映成趣，是一部中国元素大全的电影。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所属的漫画月刊杂志社与上海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所属的上海城市动画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将共同打造一部以上海世博会的吉祥物“海宝”为卡通形象、以中国少林功夫为题材的大型原创动漫作品《少林海宝》。〔10〕《少林海宝》是一部奇幻类的原创功夫动漫作品，故事以深受海派文化熏陶的“海宝”与长期浸染中原文化的“大河小子”联手战胜邪恶、匡扶正义为主线，引导少年儿童树立积极进取、健康向上的人生目标。

“2011首届中原动漫嘉年华”活动于当年10月1日至7日在郑州CBD国际会展中心如意湖旁边的文化广场隆重举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化产业司、河南省文化厅、郑州市人民政府主办，惠济区人民政府承办的第一届中国（郑州）国际动漫论坛暨2009中国（郑州）国际动画节目交流会于当年10月19号至22号在黄河迎宾馆举行。旨在为国际国内动漫产业的交流与合作搭建良好的平台，进一步推动郑州、河南动漫产业的发展。

为更快地提升河南动漫产业形象、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由河南省文化厅主办的2011年世界动画大师公益讲堂第二期活动在郑州市惠济区启动，河南省文化厅副厅长郭书城、时任郑州市委宣传部部长丁世显以及河南省商务厅、郑州市文广新局、郑州市惠济区区委、郑州动漫基地的有关领导和400多名听众参加了开幕式。美国梦工厂动画制作总监、动画大片《功夫熊猫》角色设计总监内森·鲁夫保尔（NathanLoofbourrow）先生莅临授课，使听众在一睹“阿宝”的神奇功夫之余，也获悉了耳熟能详的诸多梦工厂动画大片的幕后故事。原美国迪士尼动画公司三维动画总监、华豫兄弟动画培训学校校长凯文·盖革先生也为听众带来了名为《华豫兄弟的教育理念——“迪士尼式”的动画教育》的专题讲座。此次活动使河南动画人和动漫爱好者获得了一次零距离对话大师、聆赏高端动漫讲座的机会，同时也为河南的动漫产业培养更多的创意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为动漫人和动漫的发烧友们提供更多与世界先进动漫理念、制作技术接轨的机会，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动漫，关注动漫，逐渐完成河南本土动漫产业发展所需的人才保障、产业支撑和资源整合，借以推动河南省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3.4 充分利用图书、光碟等出版物

近年来，河南出版集团实施“走出去”战略，不断提高产业发展的辐射力、外向度和国际化程度，依托少林功夫、太极功夫、中原文物、中原民俗、姓氏寻根、文化寻根、古文字等深厚博大的中原文化资源，大力拓展对外合作出版和对外版权贸易，共达成版权贸易933项，其中输出548项，如《陈氏太极拳养生功》《新史学》《宋词》《元曲》《诗经》《乐府诗》《百家姓》《千字文》等。

最近，河南出版集团又精心组织了少林武术和少林文化、中医中药与保健养生、中原地域文化、少儿类出版物等四大板块230余册出版物，参加第59届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达成版权贸易160项，贸易额约13.2万美元，其中输出117项，引进43项。在这次展会上，“中国民间武术经典丛书”及其汉英德俄四语种DVD、“中医药秘典丛书”等，受到国内外参展商的广泛关注。“中国民间武术经典丛书”与罗马尼亚体育出版社达成了版权输出合同，30种DVD产品也与“世界武术搏击协会”（德国）达成了成品光盘输出合同，一些国外出版商积极要求成为本国的销售代理。

3.5 推广特色体育教育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教育是文化传播与推广的有力途径。中国先哲孔子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相传学生三千。孔子不仅以自己的言行影响着众多弟子，也因为弟子们的代代相传和发扬光大，使得儒家思想影响到普通民众。2004年以来，以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理解为目的的“孔子学院”走出国门。目前已在全球9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322所孔子学院和369个孔子课堂，成为推广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文化及国学的全球品牌和平台。

3.5.1 创办各种武校、武术馆、文化中心

河南省人口众多，体育文化资源丰富，历来重视开展体育教育。据统计仅河南省习武人口已突破100万人，以登封为龙头的民办武术馆校遍布全省18个省辖市，数量达260余所，在校学生10万余人，这些为中原体育文化的国际传播奠定了人才和教育的基础。以孔子学院为参考模式，河南省完全有能力开设以武术教学为内容的特色体育教育，将少林拳、太极拳、心意六合拳等以武馆和会馆的形式传播到世界各国。2011年10月1日，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市中心新近落成的奥地利少林寺文化中心在该中心隆重举行开光揭幕庆典，中国嵩山少林寺方丈释永信法师及随行人员来亲临庆典现场并为开光揭幕庆典主法。释永信方丈祝愿奥地利少林文化中心的明天越来越美好，也祝愿奥中两国文化交流不断提升，奥中人民幸福安康。

3.5.2 加强跨文化传播人才培养

要让河南体育文化走向世界，服务河南经济社会发展，仅仅只靠创造出更多的文化产品、更新文化传播方式还远远不够。要想把优秀的中原体育文化资源传播海内外，还必须有好的体育文化国际传播方面的专业人才。目前河南就是缺少这样的专业人才，缺乏对外传播体育文化资源的专业人才，这成为中原文化走向世界的一大障碍。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由于东西方语言差距太大，假如没有一大批翻译专家和学者是绝对不行的。因为语言作为文化“中介”的工具，也是中原体育文化走出国门的桥梁。河南就应该通过包括高校在内的各种途径，培养一批对中外体育文化都有较深造诣的语言专家、文化专家，来从事体育文化国际交流活动，推动中原体育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以产品为载体对外传播文化资源，前提是要培育优秀的地区文化资源品牌。所以要立足河南，研究河南本地区的文化资源，利用独特的文化资源优势，创造出中原体育文化精品和品牌。

4 结语

随着人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体育在人们生活中的需求日益增强，其作用日益重要。加强中原体育文化的国际传播，对推动全世界人民健身活动，增强人民体质，从而推动中原体育文化的建设有积极的意义。另一方面，通过体育文化的国际传播，对塑造河南整体形象，增强中原人民的凝聚力和自豪感，推动中原经济区建设，加快中原崛起也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周晓明人类交流与传播〔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2〕王大中，杜志红体育传播——运动、媒介与社会〔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3〕罗时铭奥运来到中国〔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4〕陶辉.春晚的舞台能站多久我们就站多久〔N〕.东方今报，2012-01-16（A15）.

〔5〕冯天瑜.中华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6〕张祝平.论《禅宗少林·音乐大典》的运作模式及其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复兴的传播〔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0（10）；38-41.

〔7〕登封网.《禅宗少林·音乐大典》停演〔EB/OL〕.http：//www.dengfengnews.com，2009-11-19.

〔8〕杨东华.僧与俗禅与武一起在嵩山上顿悟〔N〕.河南商报，2010-04-20（B2）.

〔9〕许晓容，曹春宇.论《风中少林》的运作模式与范式价值〔J〕.体育文化导刊，2008（4）：33-35.

〔10〕吴情异.河南上海联合打造功夫动漫《少林海宝》〔N〕.河南商报，2010-03-12（D15）.

（责任编辑：李宏斌）

国际传播的游戏规则 第6篇

在造就传播的话语影响力方面, 国力是重要的, 但不是唯一, 甚至不是第一位重要因素。

“弱国无外交”, 任何有作为的外交都是建立在一定实力的基础上, 传播也是这样。传播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是和国家综合国力相适应的, 如果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微不足道的小国, 即使把报纸电视广播送到别人家门口, 也不会引起别人多大兴趣。只有当经济、政治、文化实力在世界上举足轻重时, 你的声音才有可能是人们“必听”的。

但是国力并不决定一切, 甚至不是决定传播影响力的第一位重要因素。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反例。日本经济实力早就位居世界第二, 但它在国际舞台上的声音似乎和经济地位极不相称。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它缺少自身话语独特的核心价值。它和美国太一致了, 用传播学的术语就是所谓传播内容的“同质重复”。事实上, 人们在对同一类事物做出选择时, 多数情况下是只选第一, 很少会选第二的。

阿拉伯半岛电视台和卡塔尔电视台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它们在反恐和中东事务上的国际影响力, 甚至可以和CNN这样的大牌媒体叫板。为什么呢?因为它们充分有效地利用了阿拉伯世界的资源, 向世人展示了阿拉伯世界的视角, 为人们消除信息的不对称提供了一个有独特价值的信息渠道。

显然, 当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具备了相当程度的国际影响力, 或者当地发生了具有相当国际影响力的重大事件, 便有可能为其建立世界话语权创造契机。但是, 能否变为现实取决于实力和事件以外的因素——最重要的是传播内容与形式的价值因素。

从目前世界传播的格局看, 不但中国人的国际形象基本上是由CNN、美联社、《纽约时报》等少数西方媒体所塑型的, 而且国际观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上述媒介所塑型的。

为什么中国在世界传播舞台上的声音如此孱弱, 以至于严重“失语”?显然, 传播话语影响力的造就还有更加重要的因素在起作用, 那是什么呢?

在国际传播领域, 目前的“游戏规则”基本是由西方主流媒介确立的, 它塑型了人们信息消费的胃口, 决定着传播致效的话语方式。这是我国传媒“走向世界”时必须正视和顺应的。

首先, 传播学的一条基本原理就是, 信息沟通和影响力的发生是建立在传授双方“共同经验”适度重合基础上的。换言之, 一切产生现实价值的传播产品必须与人们既有的信息消费经验、信息消费偏好和信息消费模式相切合。如果不切合, 传播者就会沦落为“沙漠中的布道者”——再好的教义, 再多的资金, 也不会产生任何实际的效果。

问题的关键在于, 在国际传播领域, 目前的“游戏规则”基本上是由西方的主流媒介所确立的, 它塑型了人们信息消费的胃口, 决定着传播致效的话语方式。譬如, 客观、公正、平衡、独立。这是西方主流媒介主导下的国际传播市场的基本“口味”, 是人们对于传播产品进行价值选择和鉴别时的基础性标准。所谓客观, 就是要把事实报道与观点评论严格区分开, 不在事实的报道中掺进主观的评论;所谓公正和平衡, 就是要不偏不倚地对待争议双方, 引述一方观点时, 一定要同时引述与此不同或者对立方的观点;所谓独立, 就是指媒介要不党、不卖, 体现社会良心和社会正义, 持有不同于任何利益集团的独立视角, 拉开距离报道事实和分析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正是中国媒体传播效能不能周达全球的关键因素。

社交媒体:国际传播新战场 第7篇

(一) 社交媒体的介质特性与国际传播

第一, 社交媒体的“参与性”有助于产生“认同感”:Web2.0时代的媒体是以“人”为中心, 而不是以“内容”为中心的媒介形式。社交媒体把人与内容的关系拓展深化为人与人的关系。社交媒体可以吸引对某一话题、某一活动有兴趣的公众主动参与其中, 这些公众一方面作为受传对象,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同时也是传播者, 具有“主人翁”般的参与热情与责任意识, 公众的这种既是消费内容的受众, 又是创造内容的传播主体的双重身份, 更容易使他们对所传播的内容产生“认同”感。这也是我们在国际传播力中经常提到的, 通过“知晓”产生“认同”, 是一个好的国际传播的开端。

第二, 社交媒体的“开放性”有助于提升国家形象:Web2.0时代的媒体将信息的生产和发布主导权交还给个人, 从而充分发掘个人积极性, 使之积极参与构建一个崭新的自下而上、由广大用户集体智慧和力量主导的互联网体系, 信息的传受关系不再泾渭分明, 有的只是彼此之间对等的信息交互。大部分的社交媒体公众都可以免费参与, 并倡导公众进行评论、转发、反馈及分享各类信息, 这种来源于社交媒体自身介质的“开放性”形象, 有助于使受众在通过社交媒体接受国际传播信息时, 将这种“开放性”的形象“迁移”到国际传播输出国的形象中, 从而使得传播输出国也具备了“开放国家”的新形象。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国际传播及国家营销, 有助于塑造“开放性”的国际形象。

第三, 社交媒体的“复向传播性”有助于提升国际传播覆盖:web2.0时代的新媒体为用户提供了广泛的选择余地, 用户可以通过RSS订阅、关注好友、加入小组或论坛等方式快速过滤对自己无用的信息, 找到自己感兴趣或对自己有用的信息。与传统媒体相对较单一的线性传播而言, 社交媒体是一种“微链传播”, 信息在去中心化与去权力化的多向流动中完成了“复向传播”, 它可以是“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的双向或多向的传播模式, 这种基于社交媒体自身介质属性的优势, 在国际传播中非常有利, 可以有效地扩大传播覆盖面, 提升传播效度。

第四, 社交媒体的“对话性”有助于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性。由于社交媒体是双相互动、多向传播的, 具有话题草根性与传播扁平化等特点, 它打破了信息由上而下的单向流动, 而具备了上下互通的“对话”机制, 这一点在现代社会体制下尤为重要, “对话性”能增强国际传播中不同民族、不同种族之间的“亲和性”, 从而使得对象国愿意接纳国际传播的内容并促进内化与认同的产生。

第五, 社交媒体的“圈子性”有助于增强国际传播的粘合度。社交网络的一个最大特征就是通过互联网, 人们在现实中或者虚拟中可以迅速地聚集成一个个“圈子”, 这些圈子或者基于“趣缘”的, 即有着相同的爱好、习惯的人群, 或是基于“业缘”, 即有着职业相近性的人群。这些自动聚合的小圈子, 突破了国界、地域的限制, 将世界各地的人聚在一起, 从而真正实现了“地球村”的理想。小圈子内部的传播由于其具有“自发性”的特点, 因此较易产生认同感, 国际传播时利用社交媒体的这一特性, 有利于增强与传播对象之间的情感粘合剂。

第六, 社交媒体的“情感联动性”有利于提升国际传播的效度。国际传播很重要一点就是要在情感上与对象国产生联系, 让其民众对我设议程及我方形象产生认同感。情感联动, 是检测国际传播效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新媒体在以下几方面较之传统的传播手段而言, 天然地具有这种“情感联动”的能力。首先, web2.0提供了各种传播技术, 例如Rss、blog、SNS、Twitter等, 这种多元的传播技术整合带来的不仅是接触点的细分和把握, 并在这种细分和把握基础上使微内容得到最大限度的传播, 而这种传播的全程又都是“用户参与”的, 因此, 用户会对其上的内容有一种“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情感;其次, 新媒体, 特别是web2.0为代表的新媒体是一种“去中心化”的传播, 实际的中心隐藏在幕后, 即实际的传播主张是在幕后的, 相关信息通过“多节点传播”扩散到每个节点。而节点与节点之间又是直接传播, 这一个个传播过程中必然伴随着沟通。每一级的节点传播之后就会形成一定的沟通, 提升国际传播力的一项重要工作即“沟通工作”, 在新媒体平台上被分散到了每一个节点。而在每一个节点形成的沟通都有助于理解与认同的逐步形成与加深。这种“多节点沟通”在节点与节点之间, 人与人之间搭建起了“情感之桥”, 很好地增强了国际传播的效度与粘度。第三, web2.0提供的各种传播技术, 能使每一次接触产生的多重意义和多样态内容在感官和心理上形成“共振效应”, 从而实现传播意义的最大化和与传播影响的持久性, 这种“立体化”的排兵布阵, 通过一系列微内容的传播, 以及微表达的实现, 在方方面面、东南西北都提示并刺激着用户, 在不断地互动、碰撞、沟通、对话的过程中不断增进我方与对象方之间的情感互动。

第七, 社交媒体的“跨界性”有助于拓展国际传播的边界。社交媒体具有很强的连通性, 它可以将不同的媒介产品、媒介渠道连接起来, 同时也可以将虚拟与现实即“线上线下”的公众们连通起来。这种“跨界性”的特点, 可以很好地拓展国际传播的疆域, 在多种链条、多种传播的碰撞中实现国际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二) 社交媒体的受众构成与国际传播

国际传播的目的即争取对象国受众对中国的理解与支持。新媒体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普及率高, 而且新媒体在这些国家的宣传效果非常好, 以美国2008年奥巴马大选中广泛使用新媒体并最终胜出为例, 此次选举是“Web2.0等新媒体平台第一次对政治选举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中国国际传播的对象主要有:“政府官员”、“社会精英和舆论领袖”与“青少年”, 随社交媒体的深入应运, 这三类目标对象也是熟练的新媒体使用者, 全球20亿互联网用户, 中国5亿。用好精英的传播扩散力量, 很重要。据媒体报道, 2011年6月份的数据显示, 79%的美国人使用互联网, 其中47%成年人使用过社交网站, 这些人中92%使用facebook, 用户粘度达到52%;13%的人使用twitter, 用户粘度达到33%。用户受教育水平, Twitter用户21%拥有学士学位, 18%拥有硕士学位, Facebook比例分别为20%和15%。目前facebook全球用户近10亿。facebook和twitter这样的社交媒体上聚集着大量高知识的网民, 而社交媒体是一种全民可参与的工具, 它在一定程度上将互联网的交互性、平等性发挥到极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 全球信息的隔膜越来越小, 中国和外国的界线也越来越模糊。

此外, 利用社交媒体进行国际传播, 传播成本可以被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从控制成本角度, 国际传播的受众, 即使只锁定在某一个群体上, 其数量也依然非常众多。社交媒体低成本、高速度、跨国界的特点, 无疑是承载国际传播最为便捷、有效的载体。如图1所示。

利玛窦与汉语国际传播 第8篇

在利玛窦之前，欧洲人对汉语并不重视，也不甚了解。西班牙人拉达、门多萨和高母羡通过著述向西方人介绍过汉语和汉字，拉达的《华语韵编》1575年附在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中传到了欧洲，《中华大帝国史》中也介绍了汉语言文字的特点；高母羡会中文，用中文写作了《辩正教真传实录》（1593年），还把《明心宝鉴》翻译成了西班牙语（此书保存在西班牙国家图书馆，是现在最早一本译为欧洲语言的中国文献）。但是门多萨并未到过中国，也不太懂汉语，拉达和门多萨的介绍汉语的著作都用的是西班牙文，而高母羡虽会汉语，却没有介绍汉语的著述。他们都没有利玛窦产生的影响大。

利玛窦的汉语国际传播跟今天我国的汉语国际传播相比有不同的特点，更能显示他独特的贡献。

一、利玛窦汉语国际传播的特点

从《利玛窦中国札记》（比利时传教士金尼阁译为拉丁文于1615年在德国奥格斯堡出版，题为“耶稣会利玛窦神甫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在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可以看出当年利玛窦和他的同伴们学习和传播汉语的一些基本情况。

1. 性质和目的。

利玛窦们的汉语国际传播是教会在中国传教的策略和方法，不学会汉语，难以在中国开展传教工作。其目的是掌握汉语，了解中华文化，获取中国人的认同和好感，在中国立足，更好地传教。就利玛窦个人来说，也是其促进文艺与科学的“人文精神”、强烈而多元的求知欲和狂热宗教信仰力量的体现。

2. 主体与对象。

利玛窦们的汉语国际传播主体是教会，聘请的人员包括翻译者、受洗礼的中国教徒和其他中国人（商人、学者）、会汉语的传教士，对象主要是刚来华不懂汉语的欧洲传播士，“视察员神父还把两名葡萄牙人从印度招来，在等候潮流变化时，他们就在澳门学习中国语文。”利玛窦、罗明坚、石方西学习的方式是聘请个别懂汉语的人员教，而庞迪我则是进了学校学习汉语。利玛窦本人也曾教过新来传教士学习汉语。

3. 规模和设施。

传播场所在澳门，只有一所由虔诚的葡萄牙人捐赠的学校，有几间教室和图书馆。不过学校并非专门从事汉语教学工作（确切地说学校的主要任务是给中国教徒传播基督教义）。教汉语的授课者不多，学汉语的也仅限于新来的传教士。

4. 教材与方法。

这时候的汉语国际推广教材大都是外国传教士自己编写的。利玛窦和郭居静合编的“词汇表”，利玛窦和罗明坚合编的《葡汉辞典》，利玛窦的《罗马字注音》（也译为《西字奇迹》），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

传播汉语的方法，前期采用中国传统的方法，从读经开始，学汉字入手。“在这个国家，以文为业的人们从小到老都要埋头学习他们的这些符号。毫无疑问，这种钻研要花去大量的时间”，最开始学习汉语的传教士们花了很多时间学会了大量汉字。后来，“在观察中注意到整个中国语言都是由单音节组成，中国人用声韵和音调来变化字义”，就编写“词汇表”和音韵学的书来帮助学习汉语。教学汉语的效果因此明显提高。

5. 内容和效果。

利玛窦们发现，文言与口语脱节、官话与方言有差异。“他们的书面语与日常谈话中所用的语言差别很大，没有一本书是用口语写成的”，“除了不同省份的各种方言，也就是乡音之外，还有一种整个帝国通用的口语，被称为官话，是民用和法庭用的官方语言”。利玛窦从“甚至是住在同一城市而且离得很近的朋友，也常是书信往返，而不见面谈话”这一常见的现象中，认清一个规律：“中国语言含糊不清的性质，乃是因为自古以来他们就一直把大部分的注意力放在书面语言的发展上，而不大关心口语。”因此传播汉语的内容选择就成了：官话而不是方言；学习口语，而对书面语倾注了更多的努力，不仅阅读而且写作书面语。因为选择得当，加上用功努力，他们的汉语水平提高很快。不少传教士都能用中文著书立说，除利玛窦外，西班牙籍传教士庞迪我是个典型代表，其汉语著述主要有《七克》、《庞子遗诠》、《天神魔鬼论》、《人类原始论》、《受难始末》、《天主实义续篇》以及《辩揭》等。其中最负盛名的是《七克》（又名《七克大全》，其宗旨是要人们克服七种滋生罪恶的意念：傲、妒、贪、忿、饕、淫、怠），于1614年在北京出版。当时的名士杨廷筠、曹于汴、郑以伟等曾为其作序，并曾得到著名学者徐光启的润色。

6. 阻力和动力。

传播汉语也会遇到不少阻力。官方对中国的汉语教师的态度极端恶劣，有的官员认为“彼辈竟教唆某些外国人学习中国语言，研究中国文字”，“此举有害国家，接纳外国人决非求福之道。上项舌人倘不立即停止所述诸端活动，将严行处死不贷”。

尽管有阻力，利玛窦们更有动力。他们找到了传教的切入点：“读书人或许更容易相信他们闲暇时所读的东西，而不相信一位还不精通他们的语言的传教士在布道坛上所说的东西。由于这种普遍的习惯，有时候就会有某个人在家里读了一本圣书，碰到一些有关基督教的段落，他记住了以后又讲给他的亲友听。”“这一点使神父们很感兴趣，成为他们学习写中文的一种鼓励。用中文写作总是个冗长而乏味的工作，但托上帝的福，他们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和苦恼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还是划得来的。”另外，写下来的东西能突破地域的限制，传播得更远。

利玛窦的“汉语国际传播”成绩，当然不能跟今天中国作为“国家和民族事业”且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的“汉语国际推广”或“汉语国际传播”相比。而其价值、意义和贡献却丝毫不逊于当代。

二、利玛窦汉语国际传播的价值、意义和贡献

1. 价值和意义。

跟今天中国的“汉语国际推广”相比，更能看出利玛窦汉语国际传播的价值和意义。中国的“汉语国际推广”，以推广汉语为手段，以传播中华优秀文化为目标，最终实现提升中国软实力的战略意图，为全球和平和谐发展作贡献。利玛窦的汉语国际传播，也客观上起到了相同的作用。虽然汉语的推广只局限于少数传教士，然而传播中华文化对欧洲所产生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当代。

《利玛窦中国札记》从不同的侧面对明末中国社会作了详尽而细致的介绍，在马可波罗300年后再次为欧洲人打开了中国神秘的大门，利玛窦的中国传统经典译著《四书》中的儒学观，对后世西方科学与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为欧洲思想启蒙运动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2. 贡献。

利玛窦在汉语国际传播中，对汉语教学与研究贡献颇大。他与别人合编了汉语教学用的“词汇表”，与人合编了《葡汉辞典》，改变了汉语教学以“字本位”的传统。《葡汉辞典》编于万历十二年至十四年（公元1584-1586年），1934年在罗马耶稣会档案室发现，德礼贤将其译成中文《平常问答词意》（美国学者杨福绵认为应译为《宾主问答辞义》），这是西方人学习中国官话的第一部双语辞典，也是“汉语最早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

他所著的《罗马字注音》（《西字奇迹》）利用罗马字给汉语注音，理出了汉语拼音系统，分析出了“字父”（声母）26个，“字母”（韵母）44个，声调5种，即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3]。20世纪50年代，文字改革出版社（现改为“语文出版社”）出版了这本著作和《西儒耳目资》[4]，在“内容说明”中指出：《西字奇迹》是中国第一个“拉丁字母的拼音方案”，利玛窦和金尼阁的拼音方案是“后来教会和外国汉学家所拟拼音方案的鼻祖”。

利玛窦时期的汉语国际传播，为1814年雷慕沙（1788-1832）在法兰西学院首次开设“汉学讲座”开了先河。此后，汉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欧洲得以确立。

参考文献

[1]何寅,许光华.国外汉学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2]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利玛窦.明末罗马注音文章[M],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

浅论中国油画的国际传播 第9篇

那么中国油画市场是用一种什么传播手段来实现自己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的呢?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中国油画在国际艺术市场中的成长记录:2003年,高小华创作于1982年的油画《赶火车》在北京以363万元拍卖成交,创21世纪中国油画最高价;2005年陈丹青《西藏组画·进城三》以418万元人民币,创下了拍卖纪录;但不久王沂东的新作《深山里的太阳》就拍出506万元的高价;而2007年在香港佳士德春季拍中,曾梵志的《面具系列1996No.6》成交额高达7536.75万港元,不但打破了画家作品的世界拍卖纪录,更打破了中国当代艺术的世界拍卖纪录。但是在次年也就是2008年在中国嘉德春拍会油画专场上,刘小东表现三峡移民的油画《温床NO.1》(五联)以5712万元人民币成交,创下中国内地油画拍卖的最高纪录。虽然2009年油画的国际市场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出现了不景气的气候,但是中国油画国际市场依然保持着良好的势头。

为什么中国油画在国际市场受到如此的青睐;为什么当代一批一批的油画家在国际市场上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中国油画在短短的几十年里是通过什么样的传播行为方式来营销自己的作品;国际市场又是为何对中国艺术品有如此巨大的兴趣;中国油画在国际市场的传播途径和传播渠道又是什么——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引起我们不尽的思考。基于个人的观点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诠释这个问题。

首先看国际市场,在2009年12月维也纳多禄泰总部前三个季度艺术品拍卖成交记录的统计中,中国艺术品的成交量一直居高不下。而在香港的佳士德、日本的伊斯特以及菲利浦斯等国际顶端的拍卖市场中,中国油画成交记录并没有想象中的缩水记录,而是非常稳健地继续升温。基于这种现象,世界佩斯·威登斯坦画廊主席安尼·格林就说道:“中国油画在中国经济的带动下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受到世界人民的追捧。这是和中国艺术经济全球化的战略休戚相关的。一种艺术品市场中的类殖民化的传播活动。”甚至有些国际知名的艺术批评家认为中国油画的国际传播是早有密谋。

那么中国油画为何传播得极为迅速,中国油画在国际市场中的较快传播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呢?第一方面是人们的好奇心。伴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地位不断上升。古老的东方文明再一次让世界人民为之倾慕。人们对于东方元素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与热爱。正如卢卡斯说的那样:“对于东方文化西方人有着浓厚的好奇心,他们希望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和文化储备,他们不可能成为东方文化的正宗传播者,对于东方事物就采取一种单纯的拿来主义和囫囵吞枣,由于其娱乐性和号召力而对东方事物在西方传播有巨大的促进,这对促进东方文化起到了推广和普及的作用。”由于能进入西方通俗文化的东方元素并不多,所以大多数东方文化在西方仍流于表皮的现象在所难免,误读也毫不奇怪,故而卢卡斯以其对东方文化神秘的好奇心在他的“太空歌剧”中大量借鉴东方文化,是值得赞许的好事。

而中国油画对于西方人好奇心的吸引,也是由于在这个大环境下人们对东方元素的巨大兴趣的促进。西方人对于古老的东方神秘的好奇心使中国油画在世界市场上得到了较大的传播空间。他们对于东方的好奇不仅仅局限于单纯的古老的东方历史和东方神话,更多的是对于中国某些特定历史时期,特别的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表现出来的好奇。对中国政治波普的热爱促进了一批批六零后的中国艺术家的成长,诸如张晓刚、方力钧、岳明君、王广义等画历史史实的艺术家的成长。张晓刚就是这批艺术家中的浪尖人物,张晓刚充满了人文关怀的作品是当代艺术所蕴育的中国情境的最佳体现。他作品中的历史主义因素不仅仅是伤感和怀旧的情调。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他运用近现代中国流行艺术的风格表现革命时代的脸谱化肖像,传达出具有时代意义的集体心理记忆与情绪。这种对社会、集体以及家庭、血缘的典型呈现和模拟是一种再演绎,是从艺术、情感以及人生的角度出发的,因而具有强烈的当代意义。所以对于中国文化充满好奇的人们来说,张晓刚的作品最符合他们的口味。张晓刚的作品以受众为中心的模式在国际市场上传播开来。

另一个方面中国油画在国际市场能得到传播是由于受众者的需要。那么受众者究竟为什么这么需要中国艺术品,特别是中国油画呢?我认为其原因有三:第一,主要是看中了其市场价值,许多西方主流媒体对未来中国油画家的艺术作品带有非常高的预期,都认为未来中国艺术家的艺术作品会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涌现的艺术家作品一样有价值。所以在这种媒体的驱动下这些媒体受众群体自然是蠢蠢欲动地对中国油画作品有了强烈的需求。大众媒体能影响人们的观念,就如美国1984年《伟大的美国价值观测验》中描述的那样:“电视的确可以改变人们的态度、他们对基本价值观的评定及他们参与政治性行为的意愿。”所以在这种主流背景对东方油画家的大肆宣传下,这些受众对象自然想更多地收藏这些油画家的艺术作品来储蓄增值。

第二,艺术家对受众对象的自我宣传。中国当代油画家可谓是一群外交家,不仅仅在艺术领域里有所建树,在推销自己的作品时自然也别具匠心,故而能让自己的艺术被人发现。最近几年涌现出来的画家村,各类交流展、美术画廊、拍卖会等都是画家对自己的买家宣传自己的行之有效的手段。更加上电视、网络等媒体的使用使他们被世人关注,故而很好地促进了其艺术品在国际上的传播。

第三,是受众对象本身的强烈需求。随着物质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消费品的需求越来越多。油画艺术品作为一种保值的收藏更加受到人们的青睐。作为一种东方文化的品类,油画家的油画艺术品更是他们争相购买的上品。收藏东方文化艺术品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投资,更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所以以一种惊人的速度传播开来。

无论是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好奇心,还是受众本身的强烈需求,都共同促进了中国油画乃至中国艺术品的传播与传承。这种需求使中国油画一步步打开了国际市场。也是一个去粗取精的过程。只有传播到了一定程度,人们的接受方式、欣赏水平到达了一定的层次以后才能传播更好的艺术品。在国际和国内市场的共同驱动下,中国油画家们借助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这个大环境迅速在世界市场上传播自己的艺术。世界市场也热衷于接受中国式的艺术在这种内力与外力共同的驱动下传播。中国油画成为世界市场上传播最快、最为活跃的艺术品,以惊人的速度成为世界艺术品的主力军。

如何应对国际传播中的偏见 第10篇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国与国之间的跨文化交流与传播也日益频繁，但现实传播的最终结果有时却与沟通理解的愿望背道而驰。由于各种复杂原因，不同群体之间的误读与偏见愈来愈激化而频繁，甚至呈现固定化的趋势，在跨文化国际新闻传播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马赛尼斯在跨文化传播的领域内对“偏见”的解释是：“偏见就是对一类人僵化的不合理的概括，以至于人们在只有很少或者根本没有直接证据支持的情况下，持有僵化不变的态度。”偏见的可怕之处在于，人们带有偏见的心理变化进而会影响他们的行为，从而产生对异质文化群体的不公正待遇与歧视行为。从西藏“3·14” 事件开始，西方媒体对中国报道是否有偏见引起广泛讨论。偏见的存在已经过确凿的论证，但如果放任偏见任意发展，或者用过激的方式对西方进行另一种“偏见”化，后果是令人担忧的。

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分析偏见产生的原因，思索如何尽量减少偏见的发生。本文以西方主流媒体对西藏“3·14” 事件报道为例，分析偏见产生的原因，以及东西方从这次事件中应有怎样的反思与改进，探讨在未来出现类似突发危机事件时，如何能更有效地进行沟通。

一、偏见产生的原因

西方主流媒体在对中国的报道中，产生“傲慢与偏见”的原因是复杂多元的，在西藏“3·14” 事件的报道中，本文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西方、中国、藏独。

（一）西方的原因

今天的西方已经对掌控了60余年的自由、民主价值，有了独特、执着的关注。一方面西方有着领先于东方的优越感，从而坚定地认为他们的自由、民主一定是普适真理，是适用于全人类社会的，代表着人类历史进步的大方向。他们习惯于用自己的标准体系去对不同民族国家指手画脚，当然也包括中国。就像在北京工作的美国记者Josh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所说：“西方记者在西方长大，自然会认为西方民主制度是最好的，在潜意识中会对中国的制度有所不满。”另一方面，保持民主价值，并在全球推广，这并非仅仅是意识形态的需要，在西方世界，这意味着从政策理念、政治资源到民众信仰的全方位的“内在冲动”。所以，从价值理解的角度“修理中国”，或者说要顽固地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心态，却是普遍而又深刻的。

其次，新闻偏见产生的重要社会心理机制即“安全性需要”。跨文化交流中最基本的障碍之一便是“对他者的恐惧”，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的不同使人类产生恐慌与排斥，并通过坚守自己原有的刻板成见，对并没有接触过的其他群体继续保有偏见。出于对自身价值的确认，西方的刻板印象实际上也等同于他们在认知中对自尊的保证以及对安全感的维护。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曾在2007年胡锦涛主席访英时含蓄而清晰地表达了西方社会为什么对中国的崛起存有戒心：“中国的发展备受全球瞩目和钦佩。但是，我们很想知道，中国人民究竟想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而他们又将在二十一世纪的国际事务中，扮演什么角色？国际社会如何看待它们的新角色？”

第三，人们在长期进化过程中逐渐习惯了用简化的方式建构世界。要充分认识变化纷繁的外在世界并适应它，就必须学会“范畴化”，即通过特定的话语将事物分化、簇合成团来组织、梳理世界。西方新闻媒体长期建构的中国负面形象早已在西方受众和媒体工作者心中转化为范畴并固定下来,他们大多数人都没有对中国有一个长期的切身的深入了解，不肯或者说不能来重新认识当今的中国现实，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和社会所取得的进步。美国记者Josh说：“最大的问题是西方媒体总部的编辑。许多人长年在本国生活，只来过中国一两次。于是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驻华记者写了一个报道，可能立场比较公平，但编辑却不同意。”由于媒体了解受众预期会读到中国不好消息的心理，市场竞争的压力又促使它们为了迎合受众口味，而更加放大中国的阴暗面。从而导致了西方从媒体到受众对中国误读的恶性循环。

（二）中国方面的原因

从中国政府方面来说，首先，一般如果负面信息由境外媒体率先披露，那么当事人扭转局面的可能性就已微乎其微。所以，抢占舆论先机是实现“成本最小化，影响最大化”的关键环节。新加坡《联合早报》3月22日发表文章称：“暴乱发生之后，中国本应抓紧时机，在第一时间就邀请外国媒体记者亲眼目睹现场，使暴乱真相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但令人不解的是，西藏地方却封锁现场，送走境外（包括香港）记者，几天之后才公布暴乱真相，使西方媒体得以抢先发出歪曲报道。如此迟疑的反应，说明中国还缺乏一套符合信息时代高速高效要求的危机处理机制，难以在危机事态发生时占有先发制人的主动地位。”新华社高级记者熊蕾就指出，在一些问题上，有关部门因为觉得“不好说”，放弃了发表意见的机会。

其次，由于大众传媒在当今信息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力越来越强大，善于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对政府人员，尤其是对外工作人员的要求也相应提高。美国政府就曾延揽世界知名公关专家夏洛特?比尔斯和凯伦?休斯担任美国副国务卿。在聘请国际公关公司来帮助和培训后，中国官员在奥运会期间与媒体打交道时虽有了变化，但沟通技巧的运用也尚未到达理想的程度，“例如某些官方发言人有时在面对外国媒体质疑时，用尖刻的语言回应，甚至失态发火。”究其原因，媒体未走向市场以前，是“党的喉舌”，是宣传工具。现在部分媒体逐渐开始了批评监督政府的角色转换后，政府官员将媒体简单的分类化：宣传工具或挑刺揭露者。这也形成了官员在面对媒体时要么是领导指令、要么是防备排斥的心态。然而这两种态度在面对精于揭露政府的外媒来说，更加受之于柄，看似是主动交流的动作，却反而使偏见更深。

从中国媒体来说，当媒体被定位为“党的喉舌”，为官为党言声的宣传，成为在国际上公信力受到质疑的根本原因。而中国缺乏能够在国际上发出声音能被听见并愿意接受的、非政府所属的“独立媒体”。其实《南方周末》对于西藏“3·14” 事件的报道比较客观冷静地呈现了多种声音，影响力却局限在国内，在国际上受到很少关注。其次中国对外传播机构长期以来过分重视正面报道，而对中国发生的负面新闻少作或不做报道。在国际传播中总是发出统一的僵化的声音是不正常的，违背新闻传播规律。中国媒体不报道的新闻，西方媒体正好可以拿来大做文章。德国《经济周刊》驻北京记者Frank Sieren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中国目前还缺乏一个能够达到BBC、CNN或者半岛电视台这类国际新闻媒体标准的媒体，这是非常可惜的。作为外国人，我无法从中央9台清楚地了解到中国政府的立场。”

从中国民众角度来说，网民以及海外留学生办了“Anti-cnn”网来纠错打假，自发搞起了独立媒体式的行动。但发展到后来，出现大声叫骂者的蛮横，以及不能允许多种声音出现的围攻。比如南方都市报发表了《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等文章，就出现了对《南方都市报》的围攻，高喊”汉奸媒体的代表”等不理智的行为。其出发点是盲目狂热的，并不是本着就事论事解决问题的目的去讨论，自然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显示出中国部分国民略微过头的、容易受伤的敏感与脆弱。

（三）藏独方面的原因

达赖及其“流亡政府”精于公关，成功吸引了国际媒体和能接近政府与决策层的非政府组织，还拥有绝佳的市场营销能力。德国《名利场》周刊发行的一期刊物，不仅有对达赖的专访，还附送缩写本的《达赖自传》。藏独集团还有专业的宣传网站，很多在西方大报或者大型媒体的网站上有链接。除去形式上的精细操作，在传播内容上藏独也尽量接近西方，用西方乐意接受的方式去自我宣传：倚仗的是其单方面认为的各种主张的“道义正当性”。而这种道义正当性往往脱离了西藏问题的本来内涵，它经过必要的修饰，表现为非暴力、民主自治、藏民人权、文化保存、宗教自由等价值主张，形成某种“软实力”与中国政府博弈。

二、怎样减少偏见的发生

要减少偏见的发生需要东西方都真正的以沟通理解为出发点。

第一，从中国政府方面来说，首先是转变对待媒体的方式，改善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原则就是开放、透明和对话。政府“善待媒体”，媒体也必定会回报政府。这种回报并不是简单直接的宣传，而是从更长远来说推动了社会的良性发展，从而最终有利于政府的管理。在对待国外媒体时，要懂得使用西方能够接受的方式进行沟通，说话和表达的策略技巧要更加成熟明智。

其次，政府要对专业分工、专业价值进行认可和引入，允许多种声音的存在，也许更能适应新时代的变化。这一方面要求政府允许独立于政府和大众的“精英一极”的存在，甚至在其起步阶段充当保护者和支援者，允许这个群体的成长。中国目前缺少一个具有国际地位的精英群体，这个群体必须客观且理性，独立于执政党主导的一极和大众一极，懂得国际语言和沟通习惯，有权威和公信力。这样，无论是这个群体本身，还是它的崛起必然附带的“独立媒体”，都能担负起向国内民众、向西方社会发出“第三方”声音的责任。另一方面也包括政府对民众、尤其是网民巨大力量的信任与合作。

第二，从中国媒体来说，提升自身公信力和传播地位，改善传播方式，用两者可以对话交流的方式进行国际传播是首先要考虑的，逐渐培养出高素质、有国际地位和实力的独立于政府的媒体。其次，在国际报道上，中国媒体应该提供多方面的信息和全面的视角，帮助受众对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国际中的形象有一个真实理性的认知。而非目前的国际报道所呈现的外国对中国的态度要么是批评要么就是赞扬，纯粹两种对立。

第三，从中国广大民众来说，要从态度和心理上有正视偏见、接受挑战的准备。中国如果要崛起，就必然要拿出勇气和理性，去面对世界的各种反应。宽容与自信的心态，是“13亿中国人民的合理意志的表达”，是在各种怀疑、批评甚至敌意的反应中，坚定向前。

第四，从西方的角度来说，尽量摒弃原有的对中国的认识框架，以空白的纸张去重新书写与描画现在的中国。不要仅仅抓住中国的阴暗面不放，并将其人为扩大化。既要批评中国的不足，也要肯定其成就。在报道中国的过程中，选择的角度不应该总是将任何事情都与中国政治问题、中国人权、中国威胁论等联系起来。

参考文献：

[1]朱锋.中国崛起：注定是一段“磨难”的历程[J].南方周末，2008-04-30.

[2]周宁.永远的乌托邦—西方的中国形象[M].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3]贺军，陈功.奥运圣火传递受干扰引发的战略反思[N].南方周末，2008-04-30.

[4]李梁.中国网民挑战BBC：“你们客观公正吗？”[N]南方周末，2008-10-15.

[5]陈有为.围观中国：西藏骚乱与北京的对策[N]新加坡.联合早报，2008-03-22.

[6]黄爱萍，李希光.影响美国媒体如何报道中国的主要因素[J].中国记者，2002(3).

[7]沈亮.一个国家的公关解读奥运背后的专业公关力量[N]南方周末，2008-09-03

[8]弗兰克·泽林（Frank Sieren）.[J]德国之声，2008.

[9]吴飞，书锴.从“南都”事件谈表达自由[J].新闻记者，2008-06.

[10]驻外记者联合报道.西方为何对西藏存有偏见[N]环球时报，2008-05.

国际传播模式 第11篇

一、国际传播学研究最热衷的传播理论

韩国庆北国立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系教授Chung Joo Chun g连同三位美国传播学研究者George Barnett、Kitae Kim、Derek Lackaff在2013年6月出版的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科学计量学》杂志第95卷第3期发表了《关于传播理论和学科的分析》 (An Analysis on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Discipline) 。文章选取四种国际权威传播学刊物《传播学刊》、《人类传播研究》、《传播学专论》和《传播学研究》为研究对象, 以四种期刊2000年至2009年期间发表的全部研究论文为研究样本, 试图通过数据计量分析回答“传播学领域最常用的理论是什么?”

研究者发现, 全部研究样本中所使用的传播理论总共89种, 分别属于大众传播理论、人际传播理论、健康传播理论和新技术理论四个门类。通过科学计量学的研究分析, 研究者发现国际传播学界在研究中最常用的理论是框架理论 (framing theory) 。其后依次是启动理论 (priming theory) 、涵化理论 (cultivation effect) 、议程设置理论 (agenda setting theory) 、慎思可能性模式 (elaboration likelihoodmodel) 、使用与满足理论 (uses and gratification theory) 、第三人效果假说 (third-person effect) 、社会认知理论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自我效能感理论 (self-efficacytheory) 、社会资本理论 (social capital theory) 。

研究者还借鉴拓扑学理论和方法, 引入了“中心度” (Centrality) 概念。在拓扑学中, “中心度指采用定量方法对每一个节点处于网络中心地位的程度进行刻画, 从而描述整个网络是否存在核心, 存在什么样的核心”[2]。具体到这项研究中, 研究者把89种传播理论视为一张理论网络, 而每一个具体的理论就相当于一个“节点”。

研究者使用了四项中心度指标来分析哪种传播理论处于传播理论网络的核心。“程度中心度” (Degree Centrality) , 在研究中意指“与其他理论的直接关联数量”。通俗地说, 它体现出一种理论是否是一门研究领域内的核心理论。“介数中心度” (Betweenness Centrality) , 表示该理论作为“节点”对整个理论网络的控制程度。介数中心度越高, 其在理论网络中扮演的中介作用就越明显。“接近中心度” (Closeness Centrality) , 意指“一种理论能够轻易联结其他理论的程度”。接近中心度越高, 该理论中心度就越高。“特征向量中心度” (Eigenvector Centrality) 表示“一个理论与其他中心理论的联结度”。

经过数据分析, 研究者发现, 89种理论中程度中心度最高的是框架理论。其后依次是启动理论、涵化理论、议程设置理论、社会认知理论、慎思可能性模式、自我效能感理理论、第三人效果假说、不确定性降低理论 (uncert aintyreductiontheory) 、社会身份理论 (social identity theory) 。

接近中心度最高的前十个理论依次是框架理论、启动理论、社会认知理论、社会身份理论、涵化理论、创新扩散理论、慎思可能性模式、身份/认同理论 (identification theory) 、议程设置理论、自我效能感理论。

介数中心度最高的是框架理论。其后依次是启动理论、社会认知理论、社会身份理论、涵化理论、慎思可能性模式、系统理论 (systems theory) 、心理抗拒理论 (reactance theory) 、自我效能感理论、创新扩散理论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

特征向量中心度最高的依旧是框架理论。其后依次是社会认知理论、启动理论、创新扩散理论、慎思可能性模式、涵化理论、身份/认同理论、社会身份理论、议程设置理论、自我效能感理论。

研究者最终得出这样的研究结论:“ (在传播学领域) 框架理论是最有影响力的理论, 因为其在使用频率和各种中心度指标中都排在第一位。”同时, “大众传播理论和技术理论群表现最为显著。当大众传播理论和技术理论展现了最高的中心度, 人际、劝说和组织传播理论整合了它们各自的亚理论 (sub-theories) 形成了理论群。健康传播、女权主义学术 (feminist scholarship) 、信息系统和跨文化传播理论群, 处于次要地位。”[3]

二、反思与启示

通过对上述研究的介绍我们不难发现, 国际传播学界使用最频繁的核心传播理论中竟有不少是我国传播学研究较少使用甚至不太熟悉的, 比如使用频率和中心度仅次于框架理论的启动理论。以启动理论的英文对译单词“priming theory”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检索, 相关传播学论文仅有一篇。[4]像慎思可能性模式、自我效能感理论、第三人效果假说、不确定性降低理论等在国内传播学研究领域的使用热度也远不及国外。

国外学界的热门怎么会变成了国内学界的冷门呢?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这几种理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启动理论 (priming theory) 最初来源于认知心理学。它是指, “当两种刺激 (词、图形等) 连续地 (从间隔数毫秒到数秒) 呈现并要求对第二种刺激做出反应时, 那么, 当两种刺激具有某种联系 (形状、声音和意义上) 时, 被试的反应时间将比没有联系短”。[5]在政治学和传播学领域, 启动理论指“个人在做出决定时, 依靠记忆中那些可轻易调取的信息。这些信息被具体的语境因素 (如行动、图像、媒体所提供的信息) 所决定”。[6]

慎思可能性模式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有时也被翻译成“精心的可能性模式”, 这是一个“在说服与态度改变研究领域”广泛使用的心理学理论, 因而在教育心理学、广告学研究论著中时有提及。慎思可能性模式的主要观点是, “为了预测劝说效果, 两种变量必须加以考虑, 即处理信息的动机和能力。从根本上讲, 消费者必须充分地提高动机和能力, 来仔细地评估说服性信息”。[7]其重要推论是, “如果信息接受者视一种信息为重要的, 并且与目标行为相关, 他们便更愿意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仔细考察这些信息内容。相反, 如果人们视这些同类信息与个人相关度并不密切, 便不愿浪费时间和精力, 取而代之以其他方式, 比如可信任人的推荐来建构他们的观念”。[8]

自我效能感理论 (self-efficacytheory) 也是一个源自心理学的理论。“自我效能感是指人对自己能否成功地进行某一成就行为的主观判断”[9]这一概念被西方学者认为是几十年来咨询心理学领域最重要的概念。[10]

上述几种理论并非新理论, 它们都是于上世纪90年代之前就在西方诞生了, 并在几年后广泛地运用于其他学科, 包括传播学。而在中国, 这些理论往往是在心理学研究语境下译介到国内的, 而且也较多地在教育学、心理学领域使用。这有可能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国内传播学界还不善于将其他学科理论移植到本学科的研究中。

第三人效果假说 (self-efficacytheory) 和不确定性降低理论 (uncertainty reduction theory) 在国内传播学界都有译介。关于前者, 2008年前后, 曾有多位学者撰文指出“第三人效果假说”在国外传播学界已广泛使用, 并呼吁国内传播学者重视这种理论。然而时至今日, 这方面的研究却仍然没有形成规模。对于后者来说, 更是这样。自2007年刘海龙副教授在《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中将这一理论详细译介到国内之后, 国内传播界涉及这一理论的研究依然寥寥, 实为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