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旅游范文（精选12篇）
参与旅游 第1篇
同普通旅游资源不同的是，生态旅游资源多是处在偏远地区，而是多是山区，那里社会生产落后，经济不发达，很多当地的居民多以山上的动植物作为经济来源，没有接受良好的生态环境教育，不懂得如何保护周围的生态环境，来实现可持续发展，但也就是在这样的地方有着最自然的没有被开发的自然资源，以及沿袭了世代的纯朴的民风、民俗。这恰好是生态旅游资源的吸引力之所在。但是在现实中，旅游业多为企业导向或政府导向，生态旅游业也别无例外。当地的居民很难有机会参与到旅游业中来，即使被旅游企业雇佣，社区居民也往往由于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缺乏商业贸易经验等原因，而局限在低收入、不重要的岗位上从而限制了他们提高技能、改善生活的发展机会。由于拥有旅游基础设施的所有权，外来的投资者是旅游业的最大受益者。其后果往往是弱化了当地居民自身的文化体系和自主权利，增强了他们对外界的依赖性，于此同时由于经济收入达不到当地居民的理想要求，他们会再次破坏自然生态资源，来获取经济利益，这样也不利于严格的生态保护。基于这些问题，生态旅游区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概念被提出来，用以解决生态旅游区当地居民的经济、社会利益和生态旅游区的保护和开发等问题。
生态旅游社区其实是一种新的旅游地域理念创意。这类社会区域性综合体与一般城市居住的“社区”既有相同的社会职能，又有严格的区别。相同的地方：二者都有居住性建筑、公共福利和管理性设施、部分商业服务单位以及与它们融为一体的生态环境空间。其中城市社区以居民建筑服务体系和生态环境为主要构成要素。而生态旅游社区则是以生态发展为指针，把一个地区组织为包括生态环境、当地居民、入区游客、各项接待和服务设施、诸多产业和交通网络等要素在内的旅游生态社会区域综合体。
二、生态旅游区与普通社区的比较
生态旅游社区和城市普通社区的区别主要有三点：
第一，把保持生态环境质量列为比一般城市社区更为重要的空间发展目标。按照国家有关风景区、旅游区、度假区的标准规定，这些地区的大气质量应该属一级标准，地表水体质量是二级标准，植物覆盖率应该更高、更有生态价值。
第二，社区要素构成比一般城镇社区更复杂，它的当地居民以农民为主，但它又注入了在一般社区没有的大量游客。为了服务游客而出现了在一般城市社区不存在的宾馆、饭店、旅行社以及娱乐、游览、购物建筑等设施。
第三，生态旅游社区的总体功能和目标都以服务质量为中心，它强调各社区要素的整体文化素质和协作力度。也就是说它比一般城市社区在生态环境上更优美，在建筑设施上更协调，在人员素质上更高。
生态旅游社区参与作为解决生态旅游区发展和社区居民利益冲突的最好方法，其重要性主要表现为：
保护当地生态环境，实现生态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旅游业对生态脆弱的贫困山区的环境保护，可产生积极作用。在一些生态环境好的贫困地区，如果没有其他有效的发展途径，当地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往往比较容易出现砍伐林木、过度开垦、过度放牧等破坏生态环境的现象。同时发展生态旅游业可以增强地方政府和当地群众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更深层次的对生态旅游资源进行开发，增加生态旅游区的吸引力。
生态旅游区的主要吸引力在于景区内的野生的动植物资源，以及世代生活与生态旅游区的社区居民的民风、民俗等人文旅游资源。如何能够把这些自然、人文资源更好的开发，来增加旅游吸引力，也是生态旅游景区发展的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三、生态旅游社区的参与
旅游景区开发商通过和社区居民合作获得经济利益；社区居民通过参与旅游景区的经营、管理等方式获得经济利益。由于很多生态旅游区内都有居民生活在此，那么景区开发的同时要对当地的生态环境进行保护，就要改变社区居民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生活习惯。因为社区居民原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活方式受到限制，为了安抚社区居民就要实施相应的安抚政策，如：
社区参与最重要的主体是社区居民；社区参与的客体是社区的各种事务；社区参与的心理动机是公共参与精神；社区参与的目标取向是社区发展和人的发展。只有居民的直接参与和治理，才能培育居民的社区归属感、认同感和现代社区意识，才能有效地整合与发挥社区自身的各种资源。那么是不是说只要社区居民能够享受社区基金，能够在生态旅游景区获得工作，就可以称之为生态旅游社区参与，主要的评定的标准有四个：
经济方面：如果生态旅游给当地社区带来的经济利益是小额的、暂时的，并且大多数家庭由于缺乏资金或技能，难以从生态旅游业中获得直接经济收入，不属于社区参与。
心里方面：由于许多人没有从生态旅游中获益，他们正面临困境，对生态旅游失去了信心，不属于社区参与
社会方面：许多社区居民由于盲目追求外来文化，对传统文化逐渐失去应有的尊重，甚至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憎恨嫉妒等情绪较为普遍，不属于社区参与。
政治方面：不让社区居民参与决策，不属于社区参与。
所以说生态旅游社区参与，虽然是解决生态旅游区发展和社区居民生活方式改变之间矛盾的一个即经济又有效的方法，但是否能够有条件真正的实行生态旅游社区参与，以及是否能够真正的实现生态旅游社区参与还是摆在生态旅游发展的一个首要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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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具体操作分析 第2篇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具体操作分析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具体包括旅游发展决策和旅游发展利益分配两个阶段.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利益分配主要从经济利益分配、培训和教育、就业、商机这几个方面来阐述.
作 者：蒋艳 作者单位：浙江教育学院,旅游系,浙江,100045刊 名：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经济论坛)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WEST ECONOMIC FORUM)年，卷(期)：“”(6)分类号：F123.3关键词：社会参与旅游发展 决策 利益分配
参与旅游 第3篇
摘要残疾人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残疾人旅游市场是我国一块有待开发的处女地，开发残疾人旅游市场有利于完善我国的旅游市场。本研究以残疾人为调查对象，利用无助理论时其旅游障碍、旅游参与意图等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结构方式模型发现：残疾人的旅游障碍因子有3项(本能障碍、交流障碍、环境障碍)；旅游障碍因子与旅游参与意图之间无直接显著性影响；残疾人旅游障碍因子中除了交流障碍因子外，本能障碍、环境障碍对无助感有正(+)的显著性影响；无助感对旅游参与意图间有反(－)的显著性影响。最后，在分析本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本研究的不足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残疾人旅游；旅游障碍因素；无助理论；旅游参与意图；结构方程式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9)09—0047—06
1引言
残疾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要付出的代价，残疾人也是当今社会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建设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总体生存状态的优劣折射出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旅游市场竞争激烈，成熟的旅游市场要求市场细分化，旅游活动已然是一项大众性的、全民参与的活动，因此开发残疾人旅游市场有利于完善我国的旅游市场；同时残疾人旅游市场既是潜力市场，又是空白市场，抢先占领，对旅游市场和旅游企业发展意义重大。残疾人旅游市场是我国一块有待开发的处女地，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从国内外在残疾人旅游研究方面的比较来看，我国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距。主要表现在：从研究进程来看，国外自上世纪80年代即开始了相关研究，至今已发展较为成熟。而国内基本停留在研究的萌芽阶段。从研究方法和内容上看，国外注重使用历年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且多通过定量分析建立相关模型对现象进行阐释；而我国研究内容尚未形成体系。基于此，本文以适合旅游的残疾人为调查对象，从其旅游障碍、无助感与旅游参与意图等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希望能够对我国残疾人旅游提供理论依据，为国内旅游相关领域弥补研究空白。
2相关研究综述
2．1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原理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瑞典统计学家、心理测量学家Karl G.Joreskog提出了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简称SEM)以来，SEM一直在心理学和社会科学方面得到很大的应用和发展，并成为近年来统计学三大发展之一。结构方程模型分为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测量模型部分求出观测指标与潜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构模型部分求出潜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关系。对于所研究的问题，可以直接测量的变量记为观测变量(observedvariables)或称显变量；对不可直接测量的变量记为潜变量(1atent variables)或称隐变量。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又称为潜变量因果关系模型，主要表示潜变量之间的关系。规定了所研究的系统中假设的外生潜变量与内生潜变量之间有因果关系，模型形式为：
η=Bη+Tζ+ζ
其中，η是内生潜变量向量，ζ是外生潜变量向量，B是m×m系数矩阵，描述了内生潜变量η之间的彼此影响；T是m×n系数矩阵，描述了外生潜变量ζ对内生潜变量η的影响；ζ是m×1残差向量，模型中未能解释的部分。
2．2无助理论(Helplessness Theory)
无助理论是指个体经历某种行为活动后，导致情绪低落、消极的认知定势、动机降低、失去积极性的现象，并影响后来行为的一种现象。无助的概念最初是由塞拉蒙·米尔(seligman Maier)研究动物行为时提出的。黑特(Hiotro)的实验证明了无助感在人类行为中也会出现。阿巴森(Abramson)和塞拉蒙·米尔(seligman)在温纳(Weiner)的归因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无助归因重构理论。塞德克和库法(1990)发现在无助形成中，信息加工过程中的不可控认知，比行为结果的不可控过程的影响更大。
国内学者曹新美、郭德俊(2005)发现反馈在学习中的重要性，在认知活动中，不一致的反馈信息会损害被试的认知和情绪，导致无助感的产生，而当对被试的操作成绩给予评价反馈时则不会导致无助。无助感研究引起了心理学界广泛持久的关注，在多个领域得到了研究，研究的焦点主要是习得无助的产生机制。
2．3残疾人参与旅游的障碍研究
残疾人同普通人一样也有旅游动机，但是在参与过程或在参与之前遇到的障碍却把他们中的大部分排除在旅游活动之外。一些研究者认为残疾人因各自的残疾类型、自理程度、种族以及性别而在旅游活动中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史密斯对残疾人的旅游障碍作了较完整的分类，他把障碍分为本能的、环境的以及交流的3种。其中本能障碍源于个体的身体状况，环境障碍包括社会对残疾人的态度形成的无形障碍以及建筑设施等所形成的有形障碍，此外还有言语思想交流障碍。海因和米歇尔指出许多残疾人没能参与旅游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设施的障碍。另外对肢体残疾旅游者的调查显示，可进入性差是他们出游的主要障碍。克洛尔是一家专门组织残疾人旅游的机构，其对加拿大肢残者的旅游障碍调查显示大部分受访者没有参与旅游的机会，另有1/3的受访者提到可进入性是他们选择旅游地的主要因素。此外，有学者对残疾人自身的障碍进行了深入研究，墨里等人把自身障碍归纳为经济的、身体的、态度的三种形式。
3研究问卷设计及数据处理方法
本项研究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收集原始资料，并采用SPSS12.0和AMOS7.0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了各项统计分析并得出结论。问卷调查共分两次，分别在韩国大田广域市、中国北京市进行。问卷为韩文、中文格式，以适合旅游的残疾人为调查对象，并作为抽样母群体。初次调查时间为2008年4月7日至4月16日在韩国大田广域市残疾人福利中心，共发出问卷110份，回收有效样本91份，有效回收率为82.7％；二次调查为2008年9月5日至9月15日在北京残奥会期间进行，共发出问卷330份，回收的有效样本为287分，有效回收率为87.0％。
3．1问卷设计
综合先行文献的研究并结合本次调查研究的目的，调查问卷共由4部分组成：①残疾人旅游参与障碍，最终设计了3个层面(本能的障碍、环境的障碍、交流的障碍)共计30个问项。②无助感，共设计10个问项。③旅游参与的意图，共设计了3个问项。④样本的个人情况，包括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生活方式、学历、婚姻状况等变量及残疾人的伤残种类、近3年来是否有过住宿型旅游活动及旅游同伴形式等问项。
3．2样本量说明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如表1所示。通过频率分析(Frequency Analyis)发现：样本之中，性别以男性
(67.7％)稍多，年龄以31-40岁这组人数最多(37.8％)，57.9％的残疾人未婚，80.7％的残疾人是同家人(含配偶)共同生活，初中、高中学历者占总体的77.0％，61.1％以上的调查对象曾经有过住宿型旅游活动。在有过旅游经历的调查对象中，63.7％的残疾人旅游同伴是同家人、亲朋，20.7％的残疾人是通过残疾人团体组织。
3．3数据处理方法
本研究对入境游客调查所得的数据通过统计学工具SPSS12.0和AMOS7.0进行研究分析。使用频率基础统计方法，得出了调查样本的一般特性。通过因子分析法检验了残疾人旅游参与障碍、无助感、旅游参与意图的信赖性。通过AMOS7.0统计学工具使用结构方程式SEM检验研究模型的适合性与三者之间的关系。
4实证研究分析
4．1问卷调查项目的信赖性及妥当性
首先针对残疾人旅游障碍、无助感、旅游参与意图的描述项分别进行KMO统计量(KaiserMcvc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分析和巴特勒球形检验(Bartiers Test)。其结果KMO值均大于0.7，Bartletts球形检验的结果显示各个描述项在0.001水平上达到了显著，说明残疾人旅游障碍、无助感、旅游参与意图描述项各自的相关矩阵间存在公因子，整体问卷问项设计较合理。对其进行内在信度分析，各个可测量的指标变量的信赖度克隆巴赫系数(crenbachs a)值均大于0.72(如表2所示)。
4．2模型的建立及评价
运用AMOS7.0进行运算和拟合，使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法(confirmatory factor anysis)，将标准累积量低于0.5的11个选项全部剔出后(如表3所示)，得到修正后的残疾人旅游障碍、无助感、旅游参与意图结构方程模型(如图1)，以及各个拟合参数值(如表4所示)，根据AMOS7输出的结果对模型进行评价。
表4中显示：DMIN/df的值1.895处于3以下，可以接受，RMSEA的值0.055低于0.1，CFI、IFI值都大于0.9，可以看出这几个指标的拟合程度比较好。尽管NFI的数值低于0.9，但是由于最终模型能够满足理论事实而可以得到肯定。
通过图1可以看出：第一，残疾人旅游障碍(本能障碍、交流障碍、环境障碍)与旅游参与意图呈成(－)相关关系，各个标准化系数(c.R.)分别是－0.158(－0.57)、－0.083(－0.44)、－0.098(－0.78)，所以在95％的信赖度下，残疾人的旅游障碍对参与意图之间无显著性影响；第二，残疾人旅游障碍(本能障碍、交流障碍、环境障碍)与无助感存在正(+)相关关系，各个标准化系数(c.R.)分别是0.898(3.73)、0.089(0.50)、0.275(2.43)，由此可得知除了交流障碍因子外，本能障碍、环境障碍与无助感有显著性关系，换言之，残疾人会因为自身及周围环境的障碍产生无助感；第三，无助感与旅游参与意图间成呈(－)相关关系，标准化系数(c.R.)是－0.585(－4.50)，所以无助感对残疾人的旅游参与意图产生显著性的影响，即当残疾人感受到的无助感越强烈的时候，越不会想去参与旅游活动。
5结论及建议
5．1本研究选取适合旅游的残疾人为调查对象，结合无助感理论、旅游障碍因素及旅游参与意图建立了结构方程式模型(sEM)。研究结果显示：①本能障碍、交流障碍、环境障碍和旅游参与意图之间无显著性影响。因为本研究中加入了媒介变量——无助感，更深入揭示了残疾人旅游障碍与参与意图之间的关系。②所有的旅游障碍因素都与无助感有正向(+)关系，其中本能障碍(路径系数=0.898)、环境障碍(路径系数=0.275)对无助感产生显著性影响。交流障碍未对无助感产生显著性影响，这表明现代社会不断发展，对残疾人的关爱又不断增加，使得残疾人与他人更容易相互交流、沟通，不会导致其产生无助感。③无助感对旅游参与意图产生反向(－)显著性影响。因为无助感的概念中内含着被控制、丧失自信的特征，所以当残疾人产生无助感后，就会大大减少参与旅游活动的动机，甚至丧失这样的意图。
5．2在残疾人参与旅游过程中，需增强残疾人的自我认知度及自信心的培养，激发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改善其本能障碍。在导游配备上，除应当对旅游景点和路线的熟悉外，更应该具有针对于不同残疾人的情况辅助其欣赏、体验旅游产品的能力；在旅游路线的设计上，更针对不同残疾人的不同残疾情况，开发出不同的旅游产品，优化和整合不同的旅游线路来满足残疾人旅游需求。
5．3残疾人旅游的推广还面临着残疾人自身身体条件的制约。残疾人普遍存在自卑和孤独、敏感多疑、自尊心强、情绪不稳定等特征。这些心理症结的产生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如由于生理或心理上的缺陷，使残疾人在学习、生活和就业方面遇到诸多困难，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和帮助，甚至遭到厌弃或歧视，因此容易产生无助感，并逐渐导致其不愿进行交流直到无法进行正常的交流。旅游活动是一种人与人的交流活动，残疾人这些本身障碍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其正常旅游动机的产生。
5．4旅游环境障碍阻碍了残疾人旅游的发展。在当今社会，歧视和侮辱残疾人的事件已很少发生，但处处关心和为残疾人服务的观念却并未深入人心。与发达国家相比，最突出的是无障碍设施的建设问题。无障碍设施建设，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集中体现，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已建无障碍设施管理滞后，无障碍设施建设不规范、不系统，人本意识欠缺。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限制了残疾人参与旅游活动。因此，政府应建立健全残疾人保障相关法律，保障残疾人权益，提高残疾人自信心。另外，在城市及旅游地规划开发中，应积极推行无障碍措施，改善环境障碍因素，为残疾人的生活和出行提供更多的方便。
本次调查的不足之处，在于整个残疾人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而本次调查主要是在北京和大田两个城市内进行，造成抽样的不等概率性。由于每个被调查对象被抽到的概率是不相同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分析的结果。另外残疾人的种类、程度均不同，本研究在内容和深度上还存在一定的局限，这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深入。
参与旅游 第4篇
关键词：少数民族节庆旅游,社区参与,途径和机制
1 引言
国内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日益凸显, 并从旅游研究中的一种理念概观应用于指导旅游发展实践。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和评判依据[1], 在生态旅游、乡村旅游、民族旅游、社区旅游、遗产地旅游、红色旅游、古村落 (城镇) 旅游等旅游发展形式实践和研究中被积极倡导和应用, 然而从社区参与视角研究事件旅游相对较少。
从社区参与主体的视角来看, 社区参与问题关键是参与什么和如何实现参与即参与的途径和实现机制。这一课题是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聚焦点, 围绕这一主题, 国内研究者进行了大量研究。参与主体可以多重身份角色[2]凭借资源、产品、资本、实体 (兰海, 2009) 等形式直接和间接参与[3]到多模式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中。关于实现机制构建的研究, 蒋艳 (2003) 构筑了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操作流程图;丁焕峰 (2006) 分析了农村贫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及其规划的基本出发点和实践框架;王琼英 (2006) 建立了一个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模型, 探讨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动力与保障机制;安艳艳、张文 (2007) 构建了一个综合主导机制、协同机制与规模机制的社区主导体系;吴雅玲 (2007) 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运行框架进行探讨;刘旺 (2008) 构建少数民族地区社区旅游参与的微观机制;宗圆圆 (2008) 将农民参与旅游开发设计为制度性参与和非制度性参与机制;叶春等 (2009) 编制了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行动方案;其外还有社区教育和培训机制 (吴双好和李静2007;郭凌和王志章2009;明跃玲2010) 、权利关系下社区赋权机制 (保继刚, 孙九霞2008;左冰, 2009;翁时秀和彭华2010;郭凌、周荣华和耿宝江2012) 、利益相关者博弈中利益分配机制 (胡静等, 2007;韦复生, 2007;魏敏等, 2008;饶勇等, 2008;代则光等, 2009;张世兵等, 2009;李志飞, 2008) 和综合多项措施的机制建构 (刘纬华, 2000;佟敏等, 2006;刘旺等, 2008) 研究。关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实现机制的研究, 学者们是基于实证的参与现状、存在障碍分析基础上的模式机制构建研究的逻辑。
民族旅游地是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的主要案例区域, 对民族地区的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而言存在村寨、社区和乡村旅游研究中的内容和范式上的耦合。民族地区少数民族节庆旅游活动的开展依托于社区和社区居民参与的基础。本文以彝族阿细祭火节旅游中的社区参与为研究案例主要探讨在传统少数民族节庆旅游中社区参与节事旅游活动的内容和途径, 在此基础上构建社区参与节庆旅游活动的实现机制。
2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少数民族节庆旅游中的社区参与就是指社区组织及居民作为参与的主体和举办者参与节庆活动的策划和筹备、运行和管理及节后旅游影响的应对处理中来, 以期实现民族传统节庆活动的良性传承和社区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彝族阿细祭火节是云南省弥勒县西一红万村阿细人祖辈留传下来的古老传统节日, 相传已有近千年的历史。节期在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一、初二和初三, 初三是最隆重和重要的一天。举办地社区的红万村有农户308户, 乡村人口1212人, 其中男性654人, 女性565人, 农业人口1195人, 劳动力803人, 其中从事第一产业人数703人。社区组织主要有村民小组委员会、青年协会、老年协会、文艺宣传队和临时性组织祭火队等。本文主要采用实地参与社区田野调查方法, 笔者曾于2012年2月22至3月10日参与了节庆旅游活动的全过程, 对社区参与节庆活动内容、组织形式和收益分配进行详细观察和访谈, 收集到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3 社区参与民族传统节庆旅游的主要内容和途径
3.1 对社区参与主体再认识
广义的社区参与主体包括政府组织、单位组织、中介组织和社区居民群众等;狭义社区参与主体, 即社区居民[4], 本文研究中的社区参与主体是指作为“共同体”的社区组织和作为群体组成部分的社区居民。在社区旅游中社区居民是旅游地最核心的利益相关者, 是一群“弱势”的“主人”[5]并且在旅游发展中承担和扮演多重身份角色[1,2]。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能力一直被认为是社区参与不足的限制性因素。笔者认为作为民族传统节庆活动世代的举办传承者, 社区居民具有举办节庆旅游活动的能力和自信, 并会随着旅游的发展而不断提升。
3.2 参与节庆旅游活动的“策划”
民族传统节庆是一个民族长期在与自然互动过程中, 不断总结生产生活经验而形成并世代相传而保存下来的, 在一定时日由族群成员参与的公开的或规范的民俗节日庆典活动。民族节庆凝聚并规范着人们的社会文化心理、宗教信仰、伦理道德规范、价值观以及各种文化习俗, 是民族文化延续、传播的重要途径和载体, 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淀场”和“传承地”。民族传统节庆的“传统性”决定了节庆活动举办的时间周期性和场所固定性、活动的内容仪式规范性。民族传统节庆旅游功能化的嬗变也是在外界作用力影响下的民族节庆传统性的现代化变迁和适应, 是每一位族群成员长期不断参与“策划”的结果。然而在笔者的调查中被调查者无论是社区组织的领导者还是居民都对“策划”一词表现出强烈的陌生感, 也没有文字正式记载的策划书或策划案。
3.3 参与节庆旅游活动的筹备
节庆活动的筹备是活动如期顺利举行的前提和必要准备, 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准备工程。在少数民族节庆活动举办的筹备中, 居民的参与表现为大量的密集劳动力的参与形式 (表1) 。在彝族阿细祭火节中, 居民参与的筹备工作主要有:社区基础设施的修葺和翻新, 如道路的修缮、街道的美观等;节庆活动环境景观和氛围的营造, 如扎寨门、长街宴广场围场、祭火广场民族特色化;对活动所需物质资料的准备, 如对祭祀用品和节庆活动用品的采购储存等;还有社区组织对整个活动环节的人力资源的协调安排和任务分派等。
3.4 参与节庆旅游活动的运行和管理
(1) 参与节庆旅游活动的统筹协调, 提供智力支持和组织保障, 保证节庆活动的安全有序进行 (表2) 。节庆活动是一定地域空间和时间区段内举办的活动, 因此往往会造成旅游的峰聚效应, 引致大量旅游者的涌入, 从而使社区的旅游者、旅游食宿接待、旅游交通需求呈现集中性增长, 其间隐藏了巨大的安全风险, 这种安全风险最终将转嫁给社区居民[6]。这就要求节庆活动举办社区要有应对各种状况和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 而作为节庆举办主体的社区组织在其间担负主要职责和发挥重要的作用。
数据来源:根据红万村祭火节收支公示整理
数据来源:根据红万村祭火节收支公示整理
(2) 提供节庆活动所需的原材料供应, 提供物资和资本资源支持。民族节庆旅游活动的举办需要大量的物质支持, 尤其是旅游地独具特色的能够满足旅游者期望的各种旅游吸引物。在彝族阿细祭火节旅游中社区居民提供了大量当地的原材料、可供使用的土地空间、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生产生活物件等 (表3) 。在阿细祭火节物质和非物质文化展览中社区居民提供了42件展品, 主要有阿细男子麻布衣、阿细女子服饰和头饰、麻布兜、网兜 (捕猎工具) 、盐臼、甑子、甑帘、和面盆、装面盆、铜锅、砂锅、火锅、驼水蔑桶、扛锣、马灯、香油灯、长杠犁、牛铃、古剑、钩镰、铁叉 (捕猎用具) 、月琴、小三弦、纺织机、磨楸和石磨等。祭火节活动从1991年开始, 无论人数多少, 每户交币5元作为活动资金, 此项措施已近成为一项社区传统, 沿用至今。
(3) 参与节庆旅游活动“表演”, 提供服装和道具, 提供行为支持。“表演”是少数民族传统节庆文化的外化表现形式, 社区居民是民族节庆文化的创造者和维持者, 也是节庆文化外现的重要载体。社区居民作为“表演者”, 其表演行为包括专门表演和自发表演[4], 专门表演主要体现在为旅游目的而举行的由社区居民参与的演出活动之中, 比如对旅游者的迎送仪式和长街宴中的祝酒歌 (祝酒是彝族最隆重的待客礼仪) 等;还有就是为了表现特定主题文化而进行的活动和仪式, 体现最多的就是民族传统歌舞娱乐活动、传统民族体育竞技和独特宗教祭祀仪式等。自发的表演就是居民的日常生活, 是没有经过组织的自发行为, 把最真实的生活展现给游客, 是民族旅游中最重要和最具有活力的部分。在彝族阿细祭火节旅游中阿细民族歌曲、阿细跳月、彝族传统摔跤比赛和368人组成的祭火队参与的祭火仪式体现了独具特色的彝族阿细文化, 丰富了节庆活动内容和文化内涵, 让旅游者体验深刻。
数据来源:根据红万村祭火节收支公示整理
(4) 参与个体旅游服务接待和从事小商品买卖, 提供后勤保障支持。受制于节庆活动举办的周期性和社区旅游的发展程度, 被调查社区还不具备独立的旅游接待住宿条件, 旅游者只能借宿当地居民家里, 旅游者付费没有统一规定, 大部分按旅游者的意愿支付。民族节庆旅游活动的开展也促进了乡村集市经济发展 (表4) , 为社区居民参与商业提供了机会, 部分当地居民出售当地土特产和手工艺品从中受益, 不过乡村集市经济的经营者以外地人居多, 当地社区居民参与集市经济买卖的意识、能力和资本实力非常有限。
注:调查统计日期为2012年2月23日, 24日摊位数量比23日较多
3.5 参与节后效应的应对和处理
节庆旅游活动会对举办地社区及其社区居民产生一定程度的正负面影响, 这些影响表现在对社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等方面。随着时间横向上推移这些影响会逐渐减弱, 直到下次节庆旅游活动的开展。社区主体对节后效应的应对主要表现在节后后续工作的完结、对旅游活动环境影响的应对和作为社区集体旅游收益的分配等方面。在民族节庆旅游活动中获得经济收益不是居民参与的唯一目的, 但作为经济获利途径的节庆旅游活动带来的收入分配也会影响居民的情感和对旅游活动的认知, 例如2012年祭火节中将村民种小麦的耕地设为停车场的微博转发引起媒体关注报道事件引发的社区青苗费补偿问题。2012年红万彝族阿细祭火节旅游总收入总计141319元, 其中约48%通过社区居民劳动报酬、提供物质支持报偿和节庆活动奖励等方式使居民直接获得收益 (图1、2、3) ;总收入的约24%用于活动举办的其他各项成本支出, 旅游收入盈余占28%作为社区的公共财产用于社区的公共事业建设和作为下届节庆活动举办的储备金。为此, 社区可以通过设置专门的节庆活动管理机构、配备负责管理人员、加强节庆后期预案规划、妥善处理节庆活动中的过剩资产, 降低节庆旅游后现象的影响, 实现社区节事旅游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数据来源:根据红万村祭火节收支公示整理绘制
数据来源:根据红万村祭火节收支公示整理绘制
数据来源:根据红万村祭火节收支公示整理绘制
4 社区参与民族节庆旅游活动的机制构建
社区参与民族节庆旅游是举办地社区主体以多样形式参与节庆旅游活动的全过程, 是一种在政府指导下的社区主导型的事件旅游发展方式, 社区参与主体主要通过提供人力 (劳动力) 、物力 (物质资源) 和财力 (资金) 支持等形式实现参与 (图4) 。在社区主导型旅游发展模式中, 拓展参与途径的直接有效措施就是提高参与主体的参与能力, 可以通过构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双向路径实现机制 (图5) 。
自上而下就是作为主管的政府部门以赋权和“让利”于社区组织和居民的形式 (图5) 。本文对“赋权”意义的理解是指社区主体从主管部门获得节庆旅游活动举办的相关工作裁量权。赋权是一种参与的过程, 是将决策的责任和资源控制权授予或转移到那些即将受益的人的手中, 增加对影响其生活的资源和决策的权力和支配能力。在少数民族节庆旅游中赋权就是赋予社区居民参与节庆活动策划与筹备、运行和管理等全过程的更多权力, 增强社区主体对社区公共事务处理的能力。“让利”是指作为主管的政府部门对社区的资金物质扶持和相应的税收减免、信用借贷等措施, 让社区提高自主盈利的能力。
自下而上的路径就是社区主体在获得“赋权”和“让利”条件支持下在节庆旅游活动过程中的“自我”治理, 即社区组织在节庆旅游活动管理中发挥主导作用, 依靠社区居民对节庆旅游活动全过程的自组织和自管理。开发社区人力资源, 提高人力资源素质, 针对社区人力资源现状委托政府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等单位开展社区居民基础文化教育、旅游服务接待能力专业培训、节事管理能力培训和特色民族文化教育。开发社区物质资源, 提高原材料供应能力和旅游销售渠道, 鼓励节庆活动材料的社区自供, 提高居民生产和销售土特产品及民族工艺品的能力, 注重社区居民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财力资源, 提高社区资金筹集和投资渠道, 重点培育具有投资实力的社区居民投资者, 鼓励居民参与节庆旅游带动的乡村集市经济。激励居民参与的意愿, 民族节庆旅游活动中, 居民参与度较高的原因是源于社区居民的民族认同和民族自豪感。在民族节庆旅游活动中获得经济效益不是社区居民追求的唯一目的, 但旅游活动带来的经济收入可以促进居民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
5 总结和讨论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社区旅游可持续发展实现的途径和重要衡量标准, 其理念广泛应用于各类形式的旅游发展中。依托社区举办的民族传统节庆旅游发展需要社区的广泛参与才能得以实现旅游和社区的可持续发展。社区参与主体以人力、物力、财力支持等多样形式参与节庆活动的全过程。在民族节庆旅游中可以构建从上而下和从下而上相结合的双向路径, 激励居民参与的意愿, 开发社区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等方式培育社区主体参与的能力, 拓展社区参与节庆旅游活动的途径。在社区主导型的旅游发展模式中需要处理好主体间社区组织与居民的关系, 避免在旅游发展中形成“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 避免主体间的“二元区隔”和相互对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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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黄华, 明庆忠, 社区参与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途径探讨[J].边疆经济与文化, 2008, 19 (1) :25～27.
[4]刘海珍, 丁凤琴.社区参与研究综述[J].咸宁学院学报, 2010 (5) :16～17.
[5]孙诗靓, 马波.旅游社区研究的若干基本问题[J].旅游科学, 2007, 21 (2) :29～32.
民俗旅游中的社区参与刍议论文 第5篇
摘 要：民俗旅游不仅是当前旅游发展的新热点，也催生出了许多各具特色的旅游社区。在以特色文化为主的民俗旅游中，社区既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也是重要的利益相关方。社区的参与不仅可以带动社区自身的建设，也能够促进并保证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民俗旅游;旅游社区;社区参与
一、相关概念
民俗旅游，实际上就是“民俗文化旅游”，是指人们暂时离开自己惯常居住的社会文化环境，到异地陌生的社会文化环境里，以观察、感受、参与、体验异文化为主要内容而进行的旅游活动，包括寻根访祖游、异国风情游、民族风情游、乡村风情游、古村古镇游、胡同老街游等以民俗文化为核心内容的旅游活动。游客参加民俗旅游是为了体验不同的文化。文化是一个地区或者一个民族在悠久的历史中不断发展的结晶，它体现了一种异国、异地的文化的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往往是唯一的。这种文化不可转移，只会呈现在它所缘起的特定区域，这个特定区域就是“旅游社区”。
旅游社区是指在民俗旅游景区这个较大的地理空间范围之内的人群活动区域相对独立、社会组织结构相对完整、拥有世代相传的民俗文化传统的一个人口聚落群体[1]。它可能是一个古镇、一个村寨，也可能是一条老街、几座院落。旅游社区具有社区的基本要素：人口、地域、文化和生活。与旅游景点最大的不同是——这些社区里仍然有居民居住，仍然有居民在此生产生活，而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正是“民俗”的生动体现，游客希望看到的也正是他们独具文化特色的生产和生活。近年来我国蓬勃兴起的民俗旅游催生出了一大批各具特色的旅游社区，这些社区也成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不但自身获得发展的机会，还带动了周边区域的发展。
所谓社区参与，既是政府及非政府组织介入社区发展的过程，也是社区居民参加社区发展计划、项目等各类公共事务与公益活动的行为及其过程，体现了居民对社区发展之责任的分担和对社区发展之成果的分享[2]。
本文所指的社区参与民俗旅游发展是指在民俗旅游的决策、开发、规划、管理、监督等旅游发展过程中，充分考虑社区的意见和需要，并将其作为主要的开发和参与主体，以在促进社区全面发展的前提下保证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3]。
二、社区参与民俗旅游的必要性
(一)社区参与是实现民俗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条件。
在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理事会与地球理事会联合发布的《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中提出了旅游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指明社区参与是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要做到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就要保证旅游发展与当地环境、文化、社区协调发展，特别是要让社区参与到民俗旅游的全过程，要让社区居民认识到发展当地民俗旅游与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同时，当社区居民看到游客对他们的民俗有很大兴趣时，会产生一种文化自豪感，对民俗旅游发展也会更加支持。对于切身利益的关注，使得社区参与到民俗旅游发展时会提出更可取的建议，着眼于环境、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实现全方位的可持续发展。
(二)社区参与民俗旅游发展可以带动经济发展。
旅游业已经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作为服务业，相比于其他产业可以容纳更多的劳动力，且对劳动力的要求不高，因此发展旅游也成为了一种新的区域发展战略。旅游社区以自身的文化特色为资源加入到民俗旅游发展中，特别是在一些偏远地区以及少数民族地区，虽然经济相对落后，但是这些地区往往保存着富有吸引力的、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吸引众多游客。这些社区不仅可以用独特的民俗吸引游客，还可以通过为游客提供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相关服务，比如开办社区旅馆、传统手工艺品商店等，既为游客提供更多的活动内容和服务内容，改善旅游环境，也可以解决社区内成员的就业，带动整个社区经济增长。
(三)社区参与能够为民俗旅游提供更加浓郁的民俗氛围。
与传统旅游相比，民俗旅游更加注重对于社会文化的体验，而不是普通的观光和娱乐。对于一个民俗旅游社区来说，当地的.居民就是当地传统民俗的创作人和继承者，他们通过自己的日常生活、生产活动和节庆活动，将独特的民俗文化再现给游客，比如云南摩梭人的生活习俗“走婚”，新疆哈萨克族的娱乐活动“姑娘追”等等。这些文化习俗不仅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有引人入胜的文化感染力。由社区居民再现的民俗活动，向游客展示当地的文化习俗，让游客能够真实地体验当地民俗文化，将会超越传统的导游讲解或者图文描述，形成更加浓郁的文化氛围，提高民俗旅游的质量，推进民俗旅游的发展。
三、社区参与民俗旅游中存在的问题
(一)社区成员参与意识薄弱，缺少主人翁意识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很多人只懂得逆来顺受，而不会去表达真实想法。社区在参与民俗旅游也是一样，一些社区成员会认为旅游开发建设只是政府和企业的事情，与自身无关，而不去关注社区民俗文化的发展。社区成员作为民俗的创作者，不仅不理解民俗旅游的真正内涵以及自己在民俗旅游中的地位，也没有参与民俗旅游的开发和建设，将会从本源上影响民俗旅游发展。
(二)缺少保障与激励机制
目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还是一个新现象，发展不够全面，没有目前的法规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做出详细的说明。但是，在社区旅游中，只有完善的机制，才能保证社区真正能够参与到旅游的发展建设中，有了激励机制，也能调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积极性。
(三)文化冲击，阻碍民俗旅游发展
一些俄偏远的农村社区，居民长期不与外界沟通，保存着浓厚的传统习俗，对于外界文化不能理解。外界人的进入，会对他们的传统文化造成干扰，影响他们中一些人的情绪，产生不满或敌视看法。进而也会出现不愿意外人进入的现象，阻碍民俗旅游发展。
四、有效提高社区参与民俗旅游的途径
(一)政府起主导作用，鼓励社区参与民俗旅游发展
目前我国旅游市场机制还不是很完善，仍然需要政府的适当干预，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政府可以通过建立保障机制和激励体制来鼓励社区参与旅游的发展。例如，对提出合理发展建议的社区居民予以奖励，对特殊民俗文化的继承者给予补助，或者优先为社区居民提供旅游就业岗位，充分调动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积极性，鼓励社区居民加入到民俗旅游
发展建设中。
(二)将社区纳入民俗旅游规划和开发的决策方
传统旅游的开发更多的是由政府、投资商做决定，很少会考虑社区居民的意见。社区在旅游发展中处于弱势地位，无法表述自己的意见。而民俗旅游不同于传统旅游，民俗是由社区居民共同创造的，所以，如何才能将特有民俗更好地呈现给游客以及更好的传承下去，就必须要考虑民俗的创造者、继承者——社区居民的意见。只有他们才找到他们特有的民俗中的精髓是什么，如何将其更好地展现。尊重他们的意见能够提高了当地人对旅游开发规划的支持率。所以，在开发民俗旅游时，社区居民的意见至关重要，他们理应被视为决策方。
(三)建立科学的利益分配制度
社区旅游的相关利益者较多，主要有投资者、政府相关部门、游客、旅行社以及社区居民。长期以来，社区居民由于其处于弱势地位，在旅游收入分配中一直处于被忽视状态。在旅游开发及发展过程中，社区居民让渡了他们对资源的所有权，比如土地、水源、交通等，旅游的发展对社区资源的占用普遍存在，理应在利益分配时考虑社区应该享有的权力。特别是民俗旅游，本来就是社区成员共同创造的，倘若不考虑其应有的利益，将会引起社区的不满情绪，从而影响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四)提高社区居民素质，加强社区建设
虽然社区参与并不是旅游发展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但是对于民俗旅游来说，它的人文性就使得社区参与变得非常重要。要使社区能充分地参与民俗旅游中，要注重社区自身的建设。对社区成员要进行相关旅游知识、基本技能的培训，对其宣传民俗旅游的意义，提高其民族自豪感。社区要定期向旅游部门反映意见，关注民俗旅游的发展，不仅可以促进社区民俗旅游的发展，也能促进社区的建设。
五、小 结
民俗文化的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发展中逐渐沉淀下来的艺术瑰宝，应该受到保护和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不同的民俗文化，让不同的民俗文化碰撞出火花。而社区是民俗旅游目的地民俗文化的重要主体和载体，也是实现民俗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在民俗旅游发展中，不仅要注重政府、旅游开发商、游客的参与，也要重视社区的参与，通过不同方式使社区成员参与到当地民俗旅游中，实现社区和社区旅游一体化共同发展，最终实现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梁福兴.民俗旅游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徐永祥.社区发展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3]孙九霞.旅游人类学的社区旅游与社区参与.商务印书馆，2009.
[4]陈丽华，董恒年.乡村旅游发展中社区参与的必要性与主要障碍及解决方案研究.重庆科技学院学报，(6).
参与旅游 第6篇
关键词：社区参与；国内研究；回顾；总结；展望
一、社区参与旅游定义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指在旅游的决策、开发、规划、管理、监督等旅游发展过程中，充分考虑社区的意见和需要，将其作为主要的开发主体和参与主体，以便在保证旅游可持续发展方向的前提下实现社区的全面发展（孙九霞，保继刚，2006）。社区居民作为社区参与的主体，其参与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是推动社区旅游发展的内在动力，而社区参与旅游的发展也为社区价值结构的调整和转变提供新的契机。
二、国内社区参与旅游研究回顾
（一）旅游扶贫与社区参与
20世纪90年代后期是我国学者对社区参与旅游的研究的起点，但早在80年代我国扶贫策略从输血式的救济型向造血式的开发型转变的背景下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实践就展开了。至90年代中后期，我国社区参与旅游的实践在本质上多为低层次的、被动的参与，作为一个学术问题，社区参与旅游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二）国内社区参与旅游的理论研究进展
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旅游学界唐顺铁首次引入“社区参与”概念，并探讨了我国旅游目的地的社区化及其发展问题。自此国内学者开始在借鉴国外相关研究成果和联系我国发展实际的基础上，对我国旅游发展中的社区参与问题展开了广泛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在理论分析方面，刘纬华对社区参与的参与机制、公平分配和动力问题进行了多学科与多理论的探索性研究，并提出了尝试性的解决方案。左冰通过对社区参与的理论基础、内涵与实质的探讨，指出有效的社区参与离不开对公民的政治增权与有关基础性、程序性和支持性制度的建设与实施。
研究者主要从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为方面对社区参与重要性进行了分析。社区居民参与旅游业发展对景区环境保护是把双刃剑，故要拓展多渠道社区居民参与。万绪才等参照国外社区参与生态旅游开发案例，提出社区居民的全方位参与是其能真正分享旅游开发带来的各种利益的关键因素。大多数研究对社区的重视是出于对旅游业的关注，但也有学者从社区发展的角度，并结合实际案例深入阐述了培育社区力量的重要性。
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冲突和利益分配不公成为阻碍社区参与旅游的重要因素，因此对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研究成为社区参与旅游研究的热点。《桂林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01-2020）首次运用系统动力学的方法，确定了桂林旅游发展中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商业部门、当地的居民、政府管理部门、游客、外地旅行社。吴必虎等人在乐山旅游发展战略规划中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提出了不同利益相关者参与区域旅游发展规划的应用途径。左冰将影响旅游收益分配的政治过程内生化、模型化，展现了在农村旅游发展中各利益主体在制度激励和约束下就利益的分配进行重复博弈的动态过程。
社区在参与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如何保障社区能够真正益并激发参与积极性成为重要议题。罗永常以民族村寨旅游为切入点，提出决定社区能否有效参与的因素是保障社区的旅游利益获取，并制定了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的利益保障机制：转变观念；建立有效的法律保障机制；明晰旅游资源产权；完善征地、拆迁补偿制度；建立以股份制为基础的收益分配机制；扩大参与面，拓展参与途径，提高参与层次。
（三）国内社区参与旅游的实践研究进展
在我国旅游开发的实践过程中，社区参与的主体性和积极性均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迫切需要制定科学合理的激励和引导机制。张波通过对3个典型案例的社区参与模式进行比较分析，试图从实证的角度更深入地探索和解析旅游目的地“社区参与”的内在本质、特点、内容或方式。刘旺等人以丹巴县甲居藏寨社区旅游的开发为例，分析目前少数民族社区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从利益分配、教育引导、保障、补偿、民主决策和约束六个方面对少数民族社区参与的微观机制提出对策建议。曹兴平将文化绘图应用于文化乡村旅游产品规划和管理及社区文化资源管理，从而解决社区参与中社区本位的缺失问题，并激发旅游业发展的社区内动力。
部分学者着重分析了社区参与旅游的困境与对策。刘宏芳等人讨论了目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面临的困境，提出加强社区居民参与能力建设，搭建共同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平台、传统与现代化兼容并蓄等解决措施。左冰，保继刚认为旅游增权必将对未来发展中国家的旅游实践产生深刻的影响，提出个人增权先于社区增权的观点，并指出通过国家政治制度建设赋予个人权利和社区增权合法性。王亚娟划分了4种制度性增权类型：正式制度的直接增权，正式制度的间接增权，非正式制度的直接增权和非正式制度的间接增权，探索了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现实下可行的制度性增权途径。王纯阳等人以开平碉楼与村落为例，对村落遗产地旅游开发中的社区参与现状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提出通过从经济、心理、社会和政治等四个不同层面实现增权。
三、国内社区参与旅游研究的总结与展望
目前国内有关社区参与旅游的研究主要还是沿袭了西方学者的思路，局限于西方理论的分析框架，而真正能够基于国内现状的理论探讨十分欠缺。同时国内现有的研究成果多偏向于理论和宏观方面的研究，对实际案例的深入挖掘与探讨类研究成果较少。而我国在现实旅游规划过程中体现社区参与的规划案例少之又少，因此迫切需要更加深刻、并且更加能够与实际贴合的旅游社区参与研究。与此同时，国内学者对社区与旅游的关系仍停留在过去西方认为的社区从属于、服务于旅游的认识阶段，而并没有与时俱进，对社区发展本身的关注度还不够，这都不利于对社区参与旅游的更深层次的探索研究。
笔者认为，未来国内对社区参与旅游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拓展研究领域，加大对城市社区的研究。增加实证研究内容。进行全景式的、追踪式的动态研究。加强对个人激励、个人偏好的显示、收入公平分配的途径等经济问题的研究。加深对社区参与旅游中的政治与权力关系的研究。（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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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游客参与周边乡村旅游意愿研究 第7篇
自1997年丽江古城申遗成功以来,丽江旅游经历了10多年的蓬勃发展,形成了四方街、束河古镇、玉龙雪山、黑龙潭公园等传统热门景点。近几年丽江旅游呈现出十分火爆的态势,特别是在旅游旺季,传统热门景区游客数量激增,严重影响了游客的旅游体验,也给景区环境带来巨大压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乡村旅游蓬勃发展。丽江周边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乡村旅游的资源条件,在其周边开展乡村旅游,既可以分流丽江古城游客,缓解传统热门景区的压力,又可以拉动丽江周边乡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本文分析丽江游客到丽江周边参与乡村旅游的意愿特征,为有关部门制定相关政策和旅游规划工作提供参考。
乡村旅游起源于19世纪的法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成为国际旅游研究的热点。目前,国外对乡村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旅游供给、乡村旅游者及市场细分、当地居民对乡村旅游的理解和态度、乡村旅游影响、乡村旅游营销和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等方面[1]。国内对乡村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旅游的发展、对策研究[2],规划、开发研究[3],部分还涉及对乡村旅游者[4]及乡村居民的研究[5]。有少量研究者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展开研究。罗明春等[6]在体验真实性理论探讨的基础上提出了乡村旅游体验真实的相对性,并对乡村旅游体验真实性进行了多维度的研究。马翀炜和张爱谷[7]叙述了美泉村旅游合作社产生发展历程,在介绍合作社管理机制的基础上,分析了旅游开发以来该村的社会文化变迁。目前对乡村旅游的意向研究,主要见诸于对旅游者进行乡村旅游的消费意向研究[8],针对城市居民的乡村旅游意向研究[9,10]等,以旅游目的地游客为研究对象的乡村旅游意向研究还很少见,而以丽江为案例探讨其游客参与周边乡村旅游意向的研究还没有见到相关的文章。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取问卷抽样调查法获取原始数据,针对丽江游客到周边乡村旅游的出游意愿、出游方式偏好、出游距离意愿、停留时间、花费、旅游动机及需求偏好等进行详细调查。基于市场调查所获得的数据,运用spss15.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借鉴旅游推力-引力因素模型详细分析丽江游客到周边乡村旅游的推力、引力与阻力。同时结合问卷调查进行深入访谈,广泛搜集游客意见。
调查小组于2010年12月15～22日在丽江大研古镇、束河古镇和丽江火车站对游客随机发放问卷进行调查,采用问卷现场发放现场收回的方式,共发出问卷360份,收回321份,实际有效问卷288份,收回率89.2%,有效率80%。
3 研究对象基本特征
表1显示,从性别上看,调查对象男性占55.2%,女性占44.8%,男性略多于女性,这与丽江游客总体性别特征接近,说明样本抽取是合理的。从年龄上看,33～45岁的旅游者是旅游的绝对主力。从职业上看,私营业主或职员占54.2%,学生占27%,较高比例的学生游客是一大特点。从文化程度看,本专科学历旅游者是丽江古城旅游的重要客源,这与丽江作为一个文化旅游目的地是密不可分的。从经济状况上看,2 500～3 500元收入水平的游客比重最大,该结果与其他相关研究结果大体一致,因此,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4 丽江游客到周边乡村旅游意愿分析
4.1 总体出游意愿
调查结果显示近90%的丽江游客愿意参与周边乡村旅游,只有10%的游客选择不愿意去,而这10%的游客中有些很多是因为旅游时间比较紧凑,对周边的乡村旅游地不了解等客观原因,可见周边乡村对丽江游客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4.2 出游方式偏好与出游距离意愿
为了更详尽的了解游客的出游方式偏好和出游距离意愿,参照世界卫生组织标准和我国传统惯例将游客划分为:青年游客<32岁,中青年游客33～55岁,老年游客>55岁3个年龄段。
从表2可以看出,游客主要选择家人、亲朋一起出游的占38.9%。值得注意的是,选择独自出游的比例较高,其中青年人更是高达36.0%,这与丽江作为许多青年人放飞心情、散心疗伤的目的是分不开的。中年游客多选择与家人、亲朋一起出游,而老年游客则更倾向于通过旅行社组团。
表2显示,丽江游客选择到周边乡村旅游出游意愿以短距离为主。选择到50km以内的占43.8%,约1h车程内,很少有游客选择到200km以外的乡村。一方面,游客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已经略显疲惫,不愿意再远距离出游;另一方面,游客已经来到了丽江,其求新求异的旅游心理已经得到满足,没有远距离的冲动。相对而言,青年游客倾向选择较远距离的乡村出游。
4.3 停留时间
游客在丽江的停留时间直接决定其到周边乡村乡村旅游的实现可能性。表3显示,36.1%的游客选择在丽江停留3～4d,38.8%的选择停留5～7d,停留时间较长。这为大多数游客参与周边乡村旅游提供了时间条件,游客有较为充裕的时间参与乡村旅游。表3同时显示,在丽江周边乡村旅游地的停留时间,多数游客选择停留1d,选择停留2d以上的游客仅为2.9%,可见游客不愿意在丽江乡村停留过长时间。
4.4 消费及购物意向
游客在丽江周边乡村的消费多集中在300元以内,旅游者普遍认为乡村的消费比较低,并且不愿意在乡村花钱消费。购物意愿不是很强烈,有将近1/3的游客表示不会购物,愿意购物者倾向于购买当地土特产和手工艺品(表4)。
5 丽江游客到丽江周边乡村旅游的因素分析
旅游推力因素是影响旅游者决策旅游活动的特定动力,是激发旅游需求的内在因素;引力因素是旅游地对旅游者的吸引动力,是对旅游目的地本质、特性、吸引物的概括;阻力因素是阻碍旅游者产生旅游行为的主客观因素[11]。本文参照郑文俊等《城市居民乡村旅游需求意愿研究——以柳州市为例》,设置旅游动机、旅游感知渠道、旅游吸引物、项目偏好、阻力因素5个分析因子。
5.1 推力因素
出游动机是旅游者外出旅游的重要推力之一。从表5可以看出,丽江游客多是基于欣赏自然风光、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和品味特产美食的动机而到周边乡村旅游。旅游感知渠道是旅游者了解目的地的途径,助推游客作出旅游决策,对于目的地市场营销方式的选择也至关重要。表5显示,游客主要通过亲朋推荐(占50.6%)了解目的地,通过网络途径的比例也达到了30.8%,通过旅行社推荐和媒体广告比例较小。
5.2 引力因素
旅游目的地自身所具有的特点、优势是旅游者作出旅游决策的重要引力因素。通过在游客填写问卷的间隙对游客进行访谈,优美的自然风光、原生态的食物以及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对于丽江游客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对于期待参与的旅游项目,游客更偏好户外观光33.1%、民俗节庆活动20.4%和参观村寨19.9%,丽江高原纯净的天空、独特的田园风光和民族村寨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所以也有许多游客对采风摄影比较感兴趣。
5.3 阻力因素
通过与游客的详细交流,特别是搜集表示不会到周边乡村旅游的游客意见发现,主要有以下几个阻力因素,部分游客要游览大理-丽江-香格里拉3个目的地,所以时间比较紧凑;由于事先没有安排到周边乡村旅游,所以担心会超出预算;大多数游客对周边乡村旅游地不是很了解,好不好玩?当地的治安状况如何?包括消费水平如何?所以不愿意冒然前往。
6 结语
调查结果显示,90%的丽江游客愿意参加丽江周边乡村旅游,出游意愿强烈。年龄以33～45岁的中青年为主,职业上私营业主或职员是主力军,27%的学生游客是一大特点。文化程度较高,多为本专科学历,收入水平多集中在2 500～3 500元。
游客主要选择与家人、亲朋一起出游,多倾向于50km(约1h车程)以内的短程目的地。游客有较为充裕的时间参与周边乡村旅游,大多数选择在目的地停留1d,约有61%的游客愿意在目的地过夜。预计花费多在300元以内,购物意愿不强烈,倾向于购买当地土特产和手工艺品。
丽江游客多是基于欣赏自然风光、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和品味特产美食的动机到周边乡村旅游,主要通过亲朋推荐了解目的地,通过媒体广告比例较小,丽江周边乡村旅游地媒体宣传比较欠缺。优美的自然风光、原生态的食物以及纳西民族文化、民族风情,对游客最具吸引力。游客更偏好户外观光、民俗节庆活动、参观村寨、采风摄影。时间紧凑、花费超出预算和对目的地的不了解成为丽江游客到周边乡村旅游的主要障碍。
(1)由近及远阶梯式开发丽江周边乡村旅游地。
丽江游客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已经略显疲惫;另一方面,游客已经来到了丽江,其求新求异的心理已经得到满足,没有远距离的冲动,因此多选择到50km(约1h车程)以内的短程目的地。这比诸多大中城市居民到周边乡村旅游出游距离要短,所以在周边乡村旅游地的开发上,不盲目的广撒网式的开发建设,尽量选择满足条件的距离丽江市区较近的乡村优先开发(拉市海的成功就是一个例子)。再根据经营情况,阶段性的由近及远向更远的周边乡村推进,这样能更好的保证目的地开发的成功几率,减少旅游资源浪费。
(2)加强旅游接待和设施的建设。
61%的游客愿意在乡村旅游地过夜,因此提高丽江周边乡村的旅游接待能力也至关重要。由于目前丽江周边乡村中的餐饮、住宿接待都是每家自主经营,没有统一管理,比较混乱。因此,需要加强对丽江周边乡村餐饮、住宿接待户的统一管理,建立培训机构,定期对经营户进行培训,做好卫生等方面的监管工作。同时,要进一步加强丽江周边乡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公厕、照明设施等。
(3)加大对丽江周边乡村旅游地宣传力度。
丽江游客中,有90%以上愿意到丽江周边乡村进行旅游,但由于对目的地不了解而没有成行。因此,相关企业和部门要加大对丽江周边乡村的宣传力度。针对丽江周边乡村,拍摄旅游宣传广告;在各个交通沿线,设立宣传丽江周边乡村的大型广告牌;加强丽江周边的乡村在各展会上的推介工作;加强与客源地旅游社的合作,积极把丽江周边乡村介绍出去,使旅游者了解丽江周边的乡村。
(4)加强周边乡村旅游地环境的保护和纳西文化的保护。
社区参与旅游景区发展的途径分析 第8篇
社区参与旅游景区一般拥有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 这些宝贵的旅游资源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元素。从长远看, 旅游资源的开发保护与传承依赖并得益于社区参与。
一、社区参与的相关研究
有关社区参与的研究最早出现在国外, 1985年墨菲 (Peter E Murphy) 首次在《旅游:一个社区方法》一书中提出了“社区参与”的概念。之后, 国外许多学者对社区参与的相关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深入研究。Amand认为当地居民一旦参与旅游开发, 他们会按照游客的期望来主动保护自然资源、环境和当地的传统文化。Cevat Tosun以土耳其的厄古普为研究对象发现不同利益群体为了实现各自不同的目标往往期待不同的社区参与形式。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日渐关注。宫晓玲认为切实有效地保障社区参与旅游规划要从观念、法律、体制和教育四个方面来进行。胡志毅、郑向敏等认为社区参与应加强旅游规划、旅游地环境保护、旅游地社区文化维护等方面的内容。借鉴西方的社区旅游一体化思想, 潘秋玲指出社区一体化并非一个简单的过程, 社区居民的合作意识、分享经济利益的公平程度、对旅游企业的控制程度、以及整合异质文化的能力制约了社区一体化的水平。以旅游景区为个案进行的实证研究逐渐成为学者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任啸以九寨沟自然保护区为个案, 提出进一步完善社区管理, 需要进一步解决“公平”问题、加强社区居民“实质性”参与、重视区域的协调发展、建立就业培训机制。保继刚以阳朔遇龙河风景区为例对社区参与旅游规划进行了研究。
二、社区参与旅游景区发展的重要性
(一) 有利于构建和谐旅游景区
旅游景区的开发与建设不可避免对社区造成消极影响, 作为利益主体的社区居民要承担一系列建设成本, 如果无法分享预期的旅游经济效益, 社区居民与其他利益群体间的矛盾将日益深化, 诸如许多旅游景区在开发过程中, 因未将社区居民纳入利益主体, 居民与政府、企业产生敌意的现象屡见不鲜。社区的参与有助于协调社区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 使沟通渠道畅通, 进而构建和谐旅游景区, 实现旅游景区的可持续发展。
(二) 有利于自觉保护旅游资源及传统文化
旅游景区拥有丰富而独特的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 社区的居民对其了解、接触最多, 因而社区内的居民既是传统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也是旅游资源与传统文化保护的重要主体之一。当未亲身参与旅游景区发展时, 社区居民对旅游资源及传统文化的保护往往是不自觉的。但当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时, 居民不再认为旅游资源与自己毫无关系, 而是把它与自身利益密切联系, 并深刻意识到旅游资源及传统文化保护的重要性, 因而对旅游资源及传统文化的保护也由不自觉发展为自觉的行为。他们以景区主人的身份自觉地投入到保护旅游景区的旅游资源中, 使传统文化得以传承。
(三) 有利于促进社区经济发展
社区参与旅游景区发展不仅有助于培养居民的主人翁意识, 同时还能够为社区居民增加经济收入、创造各种就业机会、改善居民居住环境及基础设施状况, 促进社区经济的发展及复兴。
三、社区参与旅游景区发展的途径
(一) 社区参与旅游规划
在许多旅游景区中, 旅游规划由政府单方制定, 往往由于没有考虑居民的参与, 忽略了社区居民的切身利益, 因而在实施中, 当地居民对旅游规划采取抵制措施。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就是要把社区作为旅游发展主体纳入旅游规划、旅游开发等涉及旅游发展重大事宜的决策、执行体系中。社区在旅游规划的制定、修改和实施中要认真考虑当地居民的建议, 充分调动居民积极参与景区开发建设, 进一步发挥居民的主体优势。在旅游景区制定开发规划时要召集社区代表为景区的开发战略和目标提出建议;定期公布旅游规划的具体目标和措施;成立专门的代表社区居民利益的机构, 进行咨询工作。
(二) 社区参与旅游经济活动
旅游业为人们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是显而易见的, 众所周知, 旅游业是一个关联度非常高的行业, 因而社区的积极参与可以使社区内的相关利益群体获得一定的收益。社区参与旅游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包括:社区自行成立自己的企业, 要优先雇用当地居民, 尤其是被征土地的农民, 积极将他们吸纳到企业中, 如成立社区企业从事旅游景区交通、住宿、餐饮、景点经营活动;鼓励社区居民以个体经营的方式获得经济收入, 如开办家庭旅馆、餐馆, 承包旅游景点及景区内部交通等;制作具有当地民族特色的传统手工艺品;组织社区居民从事景区的接待类等服务性工作;为旅游者提供具有当地传统文化特色的文娱活动等。
(三) 社区参与旅游地环境保护
旅游地环境已成为吸引旅游者的重要因素, 众所周知, 环境质量差的旅游景区吸引力是较低的, 游客的数量也较少。旅游地环境的保护不仅仅需要游客的积极参与, 而且更需要当地社区居民亲身参与到旅游地环境日常的维护。社区参与旅游地环境保护的主要内容包括:聘请社区居民进行日常防护工作;社区组织宣传环境保护知识;通过提高环境保护意识, 居民自觉保护环境;成立专门的组织对环境保护的情况进行适时监督管理。
(四) 社区参与传统文化保护
社区担负着传播传统文化的重担, 比如许多景区的传统文化表演都是由社区内的居民完成的, 独特的民俗、风土民情也是通过居民日常的生产、生活体现出来的, 可见社区内的居民对传统文化的传播是自觉的。传统文化不仅需要广泛地传播, 更要将其延续, 传承给下一代。对于那些传统文化浓厚的旅游景区, 传统文化的保护及传承意义重大。由于传统文化是无形的旅游资源, 因此对其保护的任务是漫长而艰巨的。社区参与传统文化保护的具体表现为积极组织社区居民从事传统文化表演;鼓励居民制作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手工艺品, 对于家庭作坊给予政策、经济上的优惠;提倡社区保持景区内原汁原味的民风特色, 避免失去真实性、过度商业化等。
摘要：社区参与旅游景区发展有利于构建和谐旅游景区, 有利于保护旅游资源及传统文化, 有利于促进社区经济发展。建设社区参与旅游景区, 社区应参与旅游规划, 参与旅游经济活动, 参与旅游地环境保护, 参与传统文化保护。
关键词：社区参与,旅游景区,发展,途径
参考文献
[1]Murphy P E.Tourism:a mommunity approach[M].Methuen.New York and London.1985.
[2]Cevat Tosun.Expected nature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in tourism development[J].Tourism Management.2006 (27) .
[3]宫晓玲.试论旅游规划中的社区参与[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 (5) .
[4]胡志毅.社区参与和旅游业可持续发展[J].人文地理.2002 (2) .
[5]郑向敏, 刘静.论旅游业发展中社区参与的三个层次[J].华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 (4) .
[6]潘秋玲, 李九全.社区参与和旅游社区一体化研究[J].人文地理.2002 (4) .
[7]任啸.自然保护区的社区参与管理模式探索--以九寨沟自然保护区为例[J].旅游科学.2005 (3) .
[8]保继刚, 孙九霞.旅游规划社区参与研究-阳朔遇龙河风景旅游区为例[J].规划师.2003 (7) .
我国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问题及对策 第9篇
1 我国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现存的问题
从目前来看,我国各个旅游目的地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社区参与,但社区参与涉及面十分广泛,既受到社区经济文化的影响,又需要实施系统中政府和居民参与,需要资金、科技、法律的支持,还需要各种参与机制、利益分享机制等的保障,导致我国现阶段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程度比较低。
1.1 政治文化传统中社区意识淡薄
这是影响居民参与的根本原因。社区的发展离不开居民的参与,除受利益驱使参与经济活动外,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居民必须具有社区意识,即对社区的关心、认同、归属、依赖等心理感觉和价值取向。只有具备了强烈的社区意识,才可能积极关心并投入到社区建设中去。在我国旅游业发展中,部分居民对旅游社区的归属感和依存度明显偏低。导致这部分居民社区意识淡薄的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受传统观念的束缚,中国传统文化一向崇尚权威和权力,以服从命令为正统,很少有人会对决定提出异议,更不要说参与决策了。二是我国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行政管理模式仍然存在,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中权力相对集中,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居民参与机制的形成。三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在运作过程中职能错位,从事着大量由政府职能部门或社会中介组织承担的事务性工作,没有为居民服务,居民对这些组织也缺乏认同感。以上三个方面的原因导致了我国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被动局面。
1.2 经济和知识水平的限制
经济水平也影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程度。一是大多数的旅游目的地都是经济不太发达的地方,当地经济财力薄弱,各级政府财政安排的旅游发展资金有限,客观上限制了社区参与。二是旅游目的地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普遍较低,限制了其参与旅游发展的能力和机会。经济落后地区的人们所关心的问题首先是生存,对涉及长远的旅游发展规划等问题不可能感兴趣,更谈不上对旅游发展进行投资等活动,这在客观上淡化了其作为参与者的角色,社区成为了旅游发展乃至社区发展的附庸和弱势群体[2]。知识水平的限制既影响着管理人员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又影响着居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行动。首先,旅游管理部门人员忽视了普通居民的参与权利和作用,其实,居民才是旅游发展的直接承受者,他们更有洞察力和发言权。其次,有些管理人员虽在主观上有引导居民参与的愿望,但在实践中不知道如何操作。第三,社区居民作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主要主体,由于文化的落后致使其缺乏参与意识、知识和技能,在旅游发展中,受利益驱使常常是一窝蜂地参与旅游社区的经济活动,甚至还会投机倒把,违法经营,成为社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阻力。
1.3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水平的限制
旅游学科是一门新的学科,对许多领域还没有做到深入的研究。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从起步之初就是一种“后补性”研究,其研究水平和程度一直落后于旅游学科的其它领域。而且,社区参与的研究对象具有复杂性、特殊性和多样性,又置于综合性、关联性很强的旅游产业这一特殊的环境之中,使该领域的研究更显得举步维艰。虽然有众多的旅游学者认识到社区参与对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对其进行了各个层面的研究,但系统的科学的研究理论体系、方法论和成果仍然没有完全成形,许多难题仍然没有解决。理论是用来指导实践的,但在我国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理论还远远不能指导旅游业的实际发展。我们虽然也在借鉴国内外的先进先例,但由于时间的推移、地点的改变、景点的差异、文化的不同,又让我们无从下手,常常是摸索着前进。所以,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水平是影响和制约我国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又一个因素。
1.4 旅游目的地社区化建设程度不高
旅游目的地的良好形象,不仅依赖于其迷人的景观,还依赖于良好的社区环境、热情友善的民众、方便快捷的交通通讯、良好的社会治安、高效的管理运作等。因此旅游业发展的首要条件是完善社区功能,对旅游目的地进行社区化建设。在旅游目的地社区化建设中,不仅要考虑到与旅游者吃、住、行、游、购、娱等旅游要素直接相关的项目和基础设施,还要特别重视与当地社区居民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这些设施包括交通网络系统、城乡给排水系统、防洪(有的还应包括灌溉)系统、污水处理厂及固体垃圾处理场,以及供电、通讯医疗、消防、教育等设施及服务机构。这些设施既可以服务于旅游业,又可以服务于现有社区。但在我国真正的旅游开发中,能先周全地考虑到旅游目的地的社区化建设,并付诸行动的实例并不多见,大家常把目光聚焦在景点开发上,以及与旅游者需求密切相关的设施建设上,社区内其它设施建设常常是在旅游业发展中的后补式行为,而有的专为社区居民服务的设施建设常常不在旅游业发展中所考虑。旅游开发中急功近利的行为导致了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标的社区参与行为。
2 我国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对策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要使我国社区在旅游发展中真正发挥作用,推动旅游可持续发展,必须做到培育居民的参与意识,制定相应的经济文化发展战略,加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理论研究,重视旅游目的地社区化建设。
2.1 培育居民的社区参与意识
首先,居民的参与意识来自于居民对自己在社区中主体地位的确认,而这种主体地位的确认只有在其真正参与到旅游发展决策和管理过程中才可能得以实现。可以说,民主对于增强居民的参与意愿,培养居民的民主意识,参与意识是十分必要的。随着旅游社区建设的推进,社区必将沿着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管理的方向发展,居民的参与意识也会逐渐增强。其次,要使居民在旅游可持续发展问题上产生强烈的参与意识,需要展开有规模、有力度的旅游宣传教育活动,这种活动必须是全民性和经常性的。旅游可持续发展思想既要成为旅游社区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的必修课,又要融入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引起社区所有成员对社区旅游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日常关注。
2.2 制定相应的经济文化发展战略
落后旅游社区中的传统文化不仅造成了这些地区现阶段的经济落后,也是地区经济未来发展的最大障碍。“人力资本水平低——观念落后、工作能力不高、难以进入资本市场,缺乏创新精神——贫困”[3]是落后地区普遍存在的恶性循环。经济文化落后的社区在发展旅游业时,要制定相应的经济发展战略,更要制定文化发展战略,让落后社区的人们从精神层面上跳出传统文化保守、排外、安于现状的固定模式,迈上可持续发展之路。制定社区文化发展战略,首先应重视人才的引进和培养。通过引进知识型、技术型的人才来指导社区的旅游建设,促进整个社区的文化发展。对旅游管理人员进行普及性的在职培训,提高他们的专业素质,使社区工作者队伍走向专业化。重视基础教育,这是提高社区整体文化素质的有效途径,重视培养立志家乡建设的开拓型人才,改变旅游社区“发展教育——人才外流——人力资本低下”的非正常现象。重视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旅游社区新闻广播、文娱体育、科学教育等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这将有利于居民认识社区的旅游发展状况,了解旅游知识及其发展规律。
2.3 加强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理论研究
一般人认为,研究是专家和学者的“专利”,而事实上,对某一事物和现象能否进行深入有效的研究,除了必须具备研究的主体——专家、学者外,还需要研究的物质条件和研究的环境。在全国大力发展旅游业的形势下,大家都在挖掘旅游开发潜力,社区的方法也已经受到各方面的重视。从研究的环境上讲,这必然促使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理论研究向更深层次发展。但要使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理论研究能较快地产生成果,应用于实践指导我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还必须做以下努力:政府和旅游主管部门应制定支持旅游研究的政策,适当投入经费;教育部门、科研部门的旅游学者应积极调查研究,并利用其它学科的方法或本学科的新方法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进行综合的、深入的研究;各地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尊重科学,以理论为指导,结合本地实际,做到社区全方位、多层次、多途径地参与旅游发展,使社区旅游业真正可持续发展。
2.4 重视旅游目的地社区化建设
许多社区在旅游开发时,把主要资金投入到景点和与旅游者需求密切相关的各种设施建设中,以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不重视社区其它设施的建设,不重视整个社区功能的完善。无偿利用或低价利用居民赖以生存的各种资源和周围的生态环境,直接或间接地损害了居民的利益,这样就挫伤了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积极性。为了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应从社区的角度开发旅游业,认识到社区居民是旅游开发的重要力量,在旅游开发中不仅要考虑旅游景观、旅游环境,而且要考虑到旅游社区建设,完善社区功能,追求旅游开发中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协调统一和最大化。
2.5 抓住时机主动参与
根据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阶段性理论,在旅游地萌芽阶段,旅游规模很小,社区中个别居民不自觉地参与到游客的旅游过程中。游客与居民保持着融洽的关系,旅游资源和环境几乎没有受到破坏,社区从游客中没有或很少获得经济收入;进入“组织参与阶段”后,旅游者人数逐渐增多,社区居民有组织地参与旅游发展,内容上以参与经济活动为主,社区就业和经济收入增加,旅游与环境的关系由原来的共生关系向冲突关系转化;到了“大众参与阶段”,旅游规模进一步扩大,社区已积极主动参与到了旅游经济发展进程中,从单纯的提供劳务、土特产品、手工艺品到参与旅游机构的组织经营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将自身的社会文化内容融入到旅游产品系列中。这时社会和环境问题已经开始对旅游业发展造成威胁,如果对社区认识不足,社区参与将是零散的、非自觉和被动的[4]。在旅游发展过程中,我们要建立建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机制,保持社区资源和环境的良好状态,提高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一个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概念。在我国,旅游事业起步晚,发展快,加上社会经济、科技等多方面的制约,在旅游实践中社区参与意识薄弱,参与机制不健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培育公民的社区参与意识,加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理论研究,制定相应的经济文化发展战略,重视旅游目的地社区化建设,依据旅游社区的特点,抓住时机,主动参与。
关键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问题,对策
参考文献
[1]王瑞红,陶犁.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形成及内涵[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4,(4)∶42-47.
[2]孙诗靓,马波.旅游社区研究的若干基本问题[J].旅游科学,2007,(2)∶29-32.
[3]许学强,李胜学.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利用外资的失控差异[J].地理学报,1995,(2)∶128—137.
旅游购物中的顾客参与研究 第10篇
一、旅游购物中的顾客参与
旅游购物指“旅游者为了旅游或在旅游活动中购买各种实物商品的经济文化的行为,它不仅包括专门的购物旅游行为,还应包括旅游中一切与购物相关的行为总和。但不包括任何一类游客处于商业目的而进行的购物活动,即为了转卖而进行的购物行为。”(石美玉,2004),她还指出,旅游购物有以下三个特点:首先,旅游购物是以游客的旅游活动为前提,并随着旅游活动的变化而变化;其次,旅游购物中旅游商品的购买和参观、游览、娱乐等活动共同构成难忘的旅游经历;第三,旅游购物包括旅游准备阶段、旅途中,以及回到客源地之后与本次旅游活动相关的一切购物行为。
本文着重研究旅游购物中的顾客参与。因为旅游中的购买行为本身具有较强的参与性特征。实际上,旅游活动本身和旅游购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首先,旅游购物是以旅游活动为前提的。旅游购物者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旅游者,又是购物者。旅游购物不同于一般的购物形为的特征在于,它不是独立的购物行为,而是建立在游览、参观、体验等旅游活动基础之上的。因而,相对于一般购物,其参与性的特点尤为显著。其次,有些情况下,旅游购物本身就是旅游活动的表现形式。观看和欣赏具有地方或民族特色的旅游商品,本身就是旅游活动的一种表现;同时,旅游购物还为游客提供了与当地居民进行互动、了解当地风土人情的绝好机会。因而,旅游购物中的顾客参与非常值得研究。
二、旅游购物中的顾客参与形式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旅游购物中的顾客参与进行分类。
1、根据“课堂参与”的维度进行划分。
借鉴学生课堂参与的理论,可以把旅游购物中的顾客参与维度划分为以下三种:
(1)行为参与的含义。游客在旅游购物过程中的参与,首先是行为参与,他必须参加旅游购物活动,花一定的时间欣赏旅游商品或参与体验活动。行为参与是一种基本的参与形态,指游客在旅游购物中行为表现是否积极,体验活动中努力程度。例如,笔者在云南旅游时,有一项藏医免费把脉问诊的活动,通过提供必要信息,配合藏医诊疗,最终由藏医开出药方,并购买藏药。
(2)情感参与的含义。Skinner&Belmont(1993)认为,学生参与是指学生在学校的情境中参与学习活动时的强度和情感品质。Patrick,Skinner&Connell(1993)认为学生参与是在学习活动伴随着的积极情感(当学生高度参与的时候,学生是积极并表现出积极的情感;当不参与的时候,学生表现得被动并表现出负面的情感)。这个维度同样适用于旅游购物活动,当游客积极参与到旅游购物活动中时,游客会产生积极的情感,而当游客的参与程度较低时,很难从购物活动中体会到乐趣,从而表现被动甚至会产生负面的感受。例如,很多所谓的零团费旅行团,给游客规定了很多购物项目,而有些游客是不情愿的,即参与程度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对旅游购物是应付、敷衍甚至是抗拒、反感的。
(3)认知参与的含义。认知参与是旅游者在心智意识层面的体验,旅游者利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对感知信息进行加工和评价,包括知觉、记忆、想象、思维、联想和判断等心理过程,进而形成认识判断这样一种知识获得的体验过程。在旅游购物活动中,认知参与往往是最高层次的参与活动,它反映的是在游客的旅游过程中,由于对旅游产品或体验活动的投入或沉浸,使游客浮想联翩,产生美好的旅游体验甚至达到忘我境界的一种过程。例如,通过参观讲解珍珠养殖、形成、提取和珍珠饰品的制作工艺流程,了解关于珍珠生长及其饰品制作的知识,增长知识,开阔视野。
2、根据参与水平的高低进行划分。
借鉴学生参与的有关理论,将游客按旅游中的参与水平分为主动参与型,被动参与型和不参与型。这三类游客的特点如下:一是主动参与型,在旅游购物活动中表现积极,主动探索,全身心投入。二是被动参与型,在旅游购物活动中能遵循导游或组织者的安排,但缺乏主动性。三是不参与型。对旅游购物活动毫无兴趣,无论导游或其他游客采取何种措施,均不会使其参与购物。Moscardo(2004)对旅游购物者进行了划分,将旅游购物者分为四类:一是认真的购物者,指既寻求购物机会又积极参与旅游购物活动的旅游者;二是非必要的购物者,这类购物者会参加各种购物活动,但并不把购物机会看作是选择目的地的重要因素;三是手工艺品购买者,指专门购买手工艺品的旅游者;四是非购物者,指那些根本就不购物的旅游者。
3、根据一般服务中的顾客参与的维度进行划分。
一是信息交流维度。包括在旅游购物中就旅游商品与服务人员之间的信息交流,也包括在一些体验活动中与服务提供者的信息交流,例如前面提到的在接受藏医把脉问诊时和藏医之间的信息的传递和分享。二是责任行为或合作行为。在旅游购物中,有些活动是设计让顾客亲身体验并完成的,例如,在苏州淡水珍珠馆,旅游者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自行从河蚌中取出珍珠,自己选配首饰。这些活动都是要求顾客完成而不能由服务人员替代,并旨在通过具体实际的行为增加顾客的体验和乐趣。三是人际互动。在旅游购物活动中,人际互动即包括与服务人员之间的互动,也包括游客之间的互动。特别是后者。因为在旅游购物中,团队成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群体,效仿效应非常显著,在一个旅游团队中,如果有一位游客购买了商品,往往会引致其他游客的购买行为。
三、影响顾客参与旅游购物的因素分析
影响顾客参与购物的因素繁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游客个人因素。
一是游客的人口统计因素。游客的年龄、性别、收入、所处的家庭生命周期阶段都是影响游客对旅游购物参与程度的重要影响因素。很多研究表明,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参与到旅游购物当中,而且女性更愿意将购物作为一项独立的活动,而男性则会在其他活动中完成购物活动。在年龄方面,研究表明,年轻(35岁以下)和年长(50岁以上)的游客购买态度最为积极,这与家庭生命周期有着密切的关联,因为35-50岁之间的游客正好处于“以孩子为重”的家庭生命周期阶段,他们很少有机会享受旅游购物的乐趣。二是游客的涉入程度。Zaichkowsky(1985)指出:涉入度是一个人基于其内在的需求、价值和兴趣而感知到的与某一客体的相关性。在旅游购物活动中,不同的游客对购物活动的涉入度不一样。高摄入度的游客,会主动搜寻有关旅游商品的信息,并花费时间和精力进行比较和评价,最终做出购买决策。而低涉入度的游客可能会对购物活动漠不关心,甚至拒绝参加。
2、旅游商品本身因素。
除了游客因素之外,旅游商品本身因素也是影响游客参与购物的一个重要因素。首先,因为有些旅游商品的地方特色非常强烈,在旅游地之外购买不到,这就会促使某些本来对购物没有兴趣的游客踊跃购买。其次,旅游商品的质量和价格也是影响游客参与购买的重要因素,由于购买旅游商品风险较高,因而游客对于品质会有更高的要求。同时,旅游商品的价格应该是合理公道的,这样才能激发游客的购买欲望,使其参与到旅游购物活动中来。
3、相关群体因素。
旅游购物不同于一般购物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游客对产品不熟悉,加之购买决策时间有限,因而更容易受到相关群体的影响。主要有导游和其他游客的影响。导游对于游客购买行为的影响取决于游客对导游的接受和信任程度。如果游客比较信任导游,那么导游的介绍和宣传会促进游客购买;其他游客的影响一般是正向的,即旅行团中如果有人购买了旅游商品,其他游客一般也会纷纷效仿。在实践中,导游、其他游客的建议对女性购买者的购买决策影响较大。
另外,还有情境因素。旅游购物还受到在旅游目的地停留时间等因素的影响,一般而言,停留时间越长,购买商品的倾向越高;此外,还会受到促销等活动的影响。
四、目前旅游购物中顾客参与存在的问题
1、整体参与水平低。
游客对旅游购物的整体参与水平较低,主要是由于旅游商品市场本身的一些特质决定的。旅游经验越丰富的游客,其旅游购物行为往往更为慎重。其一是由于旅游商品的趋同性比较普遍,每个旅游景点的纪念品大同小异;其次,由于存在显著的“信息不对称”加之购物时间有限,因而游客只能根据对整个市场的质量估计来决定购买的数量和价格,最终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使得旅游商品的质量问题比较突出。最终,使旅游购物市场萎缩,旅游购物的整体参与水平较低。
2、被动参与购买成分多。
尽管在旅游购物者中不乏“购物狂热者”,然而更多的是“购物爱好者”和“冷漠的购物者”。在现实的旅游购物经历中,大多数购物活动是由旅行社或导游安排好的,并非游客的兴趣和意愿所致。特别是由于目前旅游市场竞争激烈,一些旅行社为吸引客源推出“零团费”旅游项目,但在这种旅行团中安排了大量的购物活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强制的。从而也造成了很多由于游客不愿购物而与导游发生争执的例子。
3、没有将旅游购物和旅游活动很好的结合起来。
旅游购物作为旅游活动的一个必要组成成分,其实和旅游活动是相辅相成的。旅游购物是在旅游活动的基础上产生的,而购物体验、所购旅游商品又是旅游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应该是交织融合、互为补充的关系。然而在旅游活动中,往往将这二者割裂开来,旅游活动之后,把游客带到指定的商店进行购物,可供选购的商品与旅游活动关联也不够密切,这就难以充分调动游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甚至还会造成游客的逆反心理。
五、提高旅游购物中顾客参与的途径
1、改善和提高旅游商品的质量。
旅游商品大多数是异地购买、单次购买(很少有游客会在短时间内故地重游),而且退换货成本较高,这就给一些劣质旅游商品造成可乘之机。对于劣质商品虽然游客很难进行退换货和维权,然而他们会选择以后不再购物和进行负面口碑,从而导致旅游购物的整体参与水平下降。因而,要从根本上提高游客购物水平,首当其冲的是严格管理旅游商品市场,提高旅游商品的质量,为游客提供质量好、有特色、价格公道的旅游商品,这是提高游客参与旅游购物的基本条件。
2、将旅游购物融入旅游体验活动中去。
目前旅游购物市场上存在着旅游购物和旅游活动“两张皮”的现象。而实际上,融入体验活动的旅游购物更能为游客所接受,从而激发他们积极主动的参与到购物活动中来。例如,笔者在一次旅游中,在参观了葡萄庄园和学习了葡萄酒的生产工艺过程之后,所有的游客都购买了现场销售的葡萄酒。再如,参加了藏医的问诊后,很大比例的游客购买了藏药。由此可见,将旅游购物和旅游活动结合起来,会使游客对旅游商品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降低他们的感知风险,激发游客的购买热情。
3、规范旅游商品市场。
目前我国旅游市场,特别是随团游市场上,由于竞争比较激烈,旅行社通过从旅游购物商店获得的回扣来弥补恶性竞争导致的利润缺口,最终导致行业利润空间小、游客满意度低;游客的购物多为“被动参与”,只有理顺旅行社、导游、旅游商品经销商和游客四方的博弈,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旅游商品市场不规范的问题,才能给游客一个“主动参与”的旅游购物环境。
4、充分发挥“领袖顾客”的示范效用。
旅游购物作为一种特殊的消费者购买行为,也受到了参照群体的影响,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参照群体就是一个旅游团队中的“意见领袖”。游客来到陌生的旅游目的地,面对新奇的旅游商品,又加之时间紧迫,往往感受到很高的决策压力。若购买面临较高的购物风险,若不购买又担心错过最佳购物时机。因此,团队中其他人的购买行为就会成为影响他们决策的重要依据,因为相对导游和卖方而言,游客会更加信任一起旅游的同伴。因为在一个旅行团中,总会有相对比较热衷于购物的游客,他们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他游客的购物行为。因而,在旅行团中,往往会出现一人购买,其他人也纷纷购买的情景。为此,可以充分发挥“意见领袖”的示范作用,因而,发现和充分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有助于提高整体的购物参与水平。
摘要：目前我国旅游购物收入占旅游总收入的比重较低。本文从顾客参与的角度来分析旅游购物,在介绍了旅游购物中的顾客参与的基础上,阐述了旅游购物中顾客参与的形式,指出当前旅游购物中顾客参与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提高旅游购物中顾客参与水平的措施。
关键词：旅游,购物,顾客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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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旅游 第11篇
关键词：平江石牛寨景区；乡村旅游；社区参与
乡村旅游核心竞争力在于其景观的乡土品质。居民作为乡土文化传承者和社会关系集结者，是构成乡土品质最活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就是要尊重当地居民主人地位、发挥当地居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让他们在不离土离乡、不改行换业的情况下，创造价值、获取收入和赢得尊重。
乡村旅游根据自然基础和投资主体不同，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城乡结合部和自然风景独特、民族风情浓郁地区；第二类，具有乡村旅游开发基础，但需要借助外部资金和经营理念提质地区；第三类，具有一定旅游资源，但基础条件比较薄弱、需要借助外部力量启动的偏远山区。如本文研究的平江石牛寨景区。由于完全依靠外来资本启动，此类乡村旅游通常采取商业化运作模式，当地居民在各利益方博弈中处于相对劣势，社区参与矛盾主要集中在去权、确权和赋权上。由于当地居民没有参与旅游开发和利益分配，对景区和自身资源认同感不强，在外来旅游者带来的亚文化冲击下，乡土文化快速变迁和退化，最终容易导致乡村景观城市化和景区经营飞地化，形成乡村旅游发展中的围城现象。目前，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二类景区上。
1 研究区域概况
石牛寨风景区位于湘、鄂、赣三省交界处，平江县大坪乡境内，总面积900余平方公里，典型的丹霞地质地貌。景区内有保存较好的元末明初古长城，建于唐代的石佛寺，高僧舍利塔，蟒洞峡谷漂流，汨水源竹筏漂流等景点。2006年,某公司投资开发，取得70年的承包经营权；2007年景区被评为“省级地质公园”，同年9月举办全国第二届鸟人飞行大赛；2008年3月，公司将马戏团老虎秘密拉至景区冒充野生华南虎进行拍摄宣传，在全国造成较坏影响。据了解，景区一直亏损经营。
景区与大坪乡5个行政村接壤，本文选取其中3个行政村（景区入口所在村、浆市集镇所在村、漂流起漂点所在村）作为研究对象。3个村共有人口154户4300余人，以传统农作为主，初中（含）以下文化程度人口占总数的97.4%，外出务工为主要经济来源。
2 素材综合及数据分析
本文以“户”为调查单元，所得数据首先区分为定性与定量两个类别，每类别按住户情况（完全参与、部分参与和不参与）再细分，分别统计分析。
2.1 现状评价: 社区参与水平较低，发展空间较大
根据对社区参与理论的文献研究与总结，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状况一般从社会参与、经济参与、文化参与和决策参与四个方面考量。本文从参与调查的154户村民调查得知，平江石牛寨景区由外来公司承办经营且处于成长初期，在相关社会参与、文化参与和决策参与中，当地村民基本没有被考虑；现有经济参与活动中，土地和林地补偿、宾馆租赁、房屋置换等被动参与住户占31.17%，主动参与仅限于投资少、风险小、回本快、旅游参与与其他生产生活两不耽误的低端行业。在访谈中，当地乡政府景区联络干部梳理出三点不足：一是旅游收入当地截留少。由于配套不完善，景区游客大多玩在当地、吃住在外地；二是低层次有限参与。目前仅有少部分村民以劳力或现有资源参与其中；三是当地资金利用率低。当地70%以上青壮年外出打工，收入大多用于新改建自住房或储蓄，旅游投入较少。
2.2 乡村性衰退:商业开发与核心价值脱钩
乡村旅游承载主体——当地居民及其生存文化，在商业开发和外来文化冲击下最具脆弱性和可变性，如若规划、保护不到位，乡村旅游会在发展中丧失生命力。在景区调查中，笔者强烈感受到这种危机所在，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统居住文化正在加速消亡。当地传统居住方式为家族聚集式，房屋多为砖木结构、青砖灰瓦、依山傍水，特点鲜明。本文研究涉及的3个行政村原有百年以上历史、三进50间以上规模的“祖屋”17处，素有“传统乡村居住文化博物馆”之称。近年来，农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居住条件改善。现有的154户居民当中，有106户在近10年内翻盖了自住房屋，87.3%的新建房为钢筋混凝土结构，71.1%的新建房在老屋原址上改建，其余大多在近路近水处选址，布局比较零散，独门独户居多，“乡土味”淡化。特别是17处祖屋，均有不同程度的破损或拆改，有12处无法恢复原来面貌，损失无法估量。二是道子江抽沙、污染严重。据当地居民介绍，与5年前相比，河床至少下落了40到50厘米，现在，部分河道泥沙淤积，杂草、灌木丛生。另外，沿江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水中，水质日渐下降。
2.3 自治组织缺失:集体利益流失与个人利益抗争
市场化改革以来，个体活力充分释放，一部分人通过勤劳和智慧率先富裕。在农村，以宗族和生产队组为纽带的社会网络关系被打破，家庭和家庭利益成为生产生活基本单元。在没有形成相对统一的经济形态和共同诉求之前，这些基本单元相互独立、松散联系，他们在为自身利益拼搏和抗争中，并没太多顾及他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导致集体利益流失并最终损害自身利益。这从村民反映的事件中得到了一定印证。2008年3月，开发公司为营销造势，秘密将马戏团老虎拉至景区冒充野生华南虎进行拍摄宣传，在全国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在就此事件访问当地居民时，94.2%的被访者认为这种做法违背诚信原则，属于欺骗行为；但仅15.3%的被访者认为这事件与自己有关，有4人甚至参与、目睹了整个过程，而没制止或揭发。
2.4 外来文化冲击：当地村民生产生活方式面临压力
乡村旅游主要以城市游客為主，城市游客以自身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介入旅游目的地，给当地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造成了直接或间接影响。在问卷调查中，不同参与程度村民对旅游开发满意度评价各不相同，分别为79.6%、63.3%、32.1%。参与旅游并明显获利的村民中，73.7%的觉得自己既赚到钱又开阔了眼界，68.4%的觉得思想观念和市场意识有了一定改变，但82.4%的村民不认为自身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
3 结论与讨论
3.1 关于偏远乡村旅游开发初期管理问题
偏远乡村往往同时兼备景观独特、基础薄弱、生态脆弱等多重属性，因此，偏远乡村旅游开发初期通常具有投资大、见效慢、纠纷多、协调难等特点。特别是作为乡土品格承载者的当地居民，市场意识和大局观念较为薄弱，按本研究被访者说法“见好就干，不好就散”，属于比较典型的利益驱动型群体。加强和规范偏远乡村旅游开发初期管理，既为后续开发项目奠定了基础，又保证或延长了景区生命周期。开发初期，笔者认为应重点把握三点：一是建立能充分调动各方特别是当地居民积极性的利益共享机制；二是制订以保护生态脆弱部位为重点的乡村旅游开发规划；三是以景区核心区域建设带动当地居民吃、住、娱等配套建设，确保资金跟进顺畅。
3.2 关于当地居民去权、确权与赋权问题
资本具有天然寻资性，倘若保护机制不到位，势必造成强势者对弱势者的权利侵占。乡村旅游开发中，当地居民“去权”表现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权利被代表，无法享受到景区开发成果；二类是外部不经济性，景区开发带来的负面影响由当地居民均摊。单个居民维权抗争无法改变这一现状。在确权与赋权问题上，笔者认为应把握两个环节：一是权利认知。既要看到旅游开发带来的权利收益，如土地租金的计算；又要看到旅游开发造成的权利损失，如环境污染；还要看到旅游开发需要的责任担当，如保护传统乡村文化。二是权利维护。要借助各级政府机构、村民自治团体以及宗族等亚文化组织作用，集体开展权利维护，提高话语能力，避免单打独斗、盲目蛮干。
3.3 关于乡村发展与传统保护的问题
旅游开发是为了经济发展，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是经济发展最直接成果，但又给乡村传统文化带来了冲击。为解决这一两难问题，许多乡村旅游景区探索了大量成功经验，比如建立“民俗文化博物馆”，对有限度的保护性开发进行资金补偿等。在偏远乡村旅游开发初期，资金投入大、旅游收入少的情况下，笔者认为，应着重在规划、引导和适当补偿上下工夫；旅游开发规划中要明确控制区域，并对开发秩序进行规范，引导当地居民认识乡村传统文化价值和预期效益所在。
参与旅游 第12篇
一、省域边界县域参与区域旅游竞合的必要性分析
区域旅游是指旅游资源分布相对一致的空间内,以中心城市为依托,依据自然地域、历史联系和一定的经济、社会条件,依据旅游者的需要,经过人工的开发和建设,形成有特点的旅游空间,即各种类型的旅游区,以吸引旅游者在一定区域内旅游。区域旅游必然涉及旅游区域的划分、区域管理、区域协作等问题。[1]一般来说,不论是从其自然条件、经济区位,还是其文化传统、社会习俗、行政划分,省际边界县域都有不同于普通区域的特点。无论是从旅游活动的本质,还是从区域旅游发展的趋势来说,促进和提升边界县域参与区域旅游竞争与合作的能力,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首先,从旅游活动的本质来说,减少边界区县域参与区域合作与竞争的障碍因素,则是保证区域旅游有效发展的基础。旅游活动实现是以游客的空间转换为条件,且这种活动的特殊性在于“人的流动而非物的流动”。[2]旅游者是核心的“经济资源”,谁掌握了这种核心资源,谁就掌握了旅游经济活动中的主动权。旅游活动的异地性决定了可自由支配的连续性的自由时间的存在是旅游消费效益乘数实现的基础。而传统的“行政区经济”格局以及我国固有的重纵向,轻横向的政府间关系,为省际边界县域旅游开发形成相互封闭运行提供了政治基础。为此,探索合适的省域边界县域参与区域旅游竞争与合作的有效机制,对促进河南区域旅游发展水平提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其次,从区域旅游发展趋势来说,提升省际边界县域参与区域旅游合作与竞争能力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旅游业的地区竞争是一种客观存在,并且会越来越强。而地区旅游合作是人们的主观能动,是应对竞争的积极行为,只有在双赢或多赢的原则下才能真正实现。而“边界区域”旅游开发一般均涉及边界两侧隶属于不同行政主体管辖的边界区的旅游资产的开发问题,它深受行政边界的影响。随着我国旅游业的纵深发展,旅游产业地位日益提升,旅游业发展的空间格局日益打破“行政区经济”范围,客观要求实现“经济区经济”指导下的旅游资产跨区域整体合作、综合运作的旅游开发格局。
第三,目前我国经济“区域化趋势”加剧,从边界县域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来看,促进边界县域的区域合作与竞争对实现旅游业“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惠民生”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省际边界县域由于传统“行政区经济”体制形成的人为分割,阻断了相邻各地的社会联系和经济联系,从而使省级边界县域一直处于各省区经济发展的边缘。同时,边界县域大多远离各自的经济、政治中心,长期以来形成了政策制订、执行上的一些“盲点”。尽管大部分边界县域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先天的不足,使它们始终未能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因此,对这些相邻边界县域而言,通过提升参与区域旅游合作与竞争的水平,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强彼此间的经济合作与发展,则是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保证。
二、省域边界县域参与区域旅游竞合的现实困难
目前,强化旅游合作已成为区域旅游发展的主导意识,但作为基层的行政区域,边界县域在参与区域旅游合作与竞争方面仍存在一些现实困难。这种现实困难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行政边界性屏弊制约和自身参与能力不足。
1. 行政边界性屏弊制约。
旅游活动是以游客的空间转换为条件的,以人际间的接触和与周围环境错综复杂的关系为特征。跨区域旅游合作实际是指区域(主要指行政区域)之间或区域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旅游经济主体,依据一定的目标、原则和制度,将旅游系统要素在地区之间进行重新配置、优化与整合,形成规模更大、结构更佳、品牌更高的旅游产品和市场体系。但在行政区经济语境下,作为基层行政区的边界县域所受到的这种行政边界屏蔽制约更为明显。因为跨越边界则意味着该行政区域权力的丧失,行政行为只能在边界的内部产生效果,在边界的外部,则变成对其它行政区域权力或利益的侵犯。这种行政边界屏蔽效应往往把边界县域的绝大部分经济、社会、文化行为阈于本行政区范围内,严重阻隔了边界县域独立、主动参与区域旅游竞争与合作的主动性和自由度。
这种行政边界屏蔽效应给边界县域参与区域旅游竞合会产生诸多制约,主要表现为:[3]第一,行政区经济所赋予的狭隘的行政区域权力往往会忽略旅游区域的整体性,而人为将边界区县域仅仅作为本行政区内的一个“利益区”。第二,行政边界与省域地理边界的模糊性使得边界县域的旅游资源的争夺和管理缺位,从而导致旅游开发的行政分割。第三,行政边界的权力内倾化导致旅游中间商与旅游目的地服务企业之间的服务交易成本的增加。第四,行政边界直接导致旅游通道的合作障碍,使旅游者流动的“双向渠道”不顺畅。第五,行政边界屏蔽效应直接导致边界内外县域旅游业的同质恶性竞争,导致“同类重复、近地重复”与“各自分割”散点规划问题突出。另外,行政边界屏蔽效应还将导致边界县域旅游难以形成整体旅游形象,造成旅游者旅游认知的误导。
2. 自身参与能力不足。
省际边界县域在参与区域旅游竞争与合作方面,对机会的把握以及成功的获取方面却存在参与能力不足,体现在边界县域本身的经济发展滞后性上以及在该区域在现有的制度性安排下所产生的社会环境约束下的选择和机会缺失。在行政区经济背景下,边界县域参与区域旅游竞争与协作能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参与区域旅游竞合的利益表达能力欠缺。目前在以中心城市为主体的区域旅游竞合格局下,参与区域旅游竞争与协作的主导权在于中心城市及其决策者,而地处行政边界区的县域往往在利益表达渠道和机制方面不具备与这些地区构成平等的利益表达能力,由此削弱了其参与区域旅游竞争与协作的话语权。
(2)参与区域旅游竞争与协作的范围狭窄。边界县域目前参与区域旅游合作与竞争的主要焦点是依托资源驱动,而在实现旅游活动商品化过程中的多元化的协作,则相当缺乏。虽然边界区县域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以及淳朴的民风民俗,但面对“人的流动而非物的流动”的旅游流经济环境下,争取客源则是保持竞争能力的前提。但单一的资源依托型的旅游吸引力往往受到周边竞争者多元化的竞争手段的威胁,如交通、服务等方面的不足无形中阻隔了旅游者的流动。
(3)获得的社会支持不足。从参与的可行能力角度来看,这种社会支持不足实际体现的是由于机会、能力与权利的绝对或相对的剥夺而造成的物质资源、文化资源及社会资源匮乏。[4]为此,从社会系统角度来看,边界县域参与区域旅游竞合的可行能力的扩展需要依赖一定的制度规则与社会安排。而目前的区域旅游合作大多是以中心城市为主,而地处边界区的县域在参与区域旅游合作的政策以及社会支持方面往往远不及中心城市的多。
三、省际边界县域参与区域旅游竞合的道路选择
区域经济合作是经济主体为了谋求经济社会利益而促使生产要素在区域之间流动和重新组合的过程,是经济开放区域对外经济活动的重要内容。那么,作为边界区的县域在参与区域旅游竞争与合作中应如何作为呢?笔者认为,省域边界区县域真正能够有效抓住机遇,顺势而为,借势而上,乘势而兴,除了外部的支持与帮助外,更重要的还在于自身作为质量的提升。只有这样,才能将本地拥有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才能实现区内经济势能的提升以及参与区域合作的资格和地位,才能真正突破边界屏蔽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制约。也就是说,省域边界县域旅游开发的瓶颈突破,主要取决于边界区县域内部管理主体和参与主体能否积极作为,在“顺势而为”基础上,重点是打造内力和自身发展的基本功,即“育势”和“运势”。为此,省际边界县域提升参与区域旅游竞争与协作水平,应重点做好以下重点内容:
第一,要认清自己,寻找合作因素,促成合作实现。省域边界县域明确自己参与区域旅游合作的基础在哪里,合作的条件有哪些,合作的方式有哪些,合作的领域是什么,合作的步骤如何安排,合作效益如何衡量等等。同时,要树立以市场为主导的观念,研究市场合作存在的政策、体制方面的障碍因素,解除合作壁垒,着眼于资源的空间整合,促进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在坚持与妥协中寻找合作因素,促成合作实现,从有利于发展的共同利益出发,与合作方讨论各自优势、发展规划、经济布局、政策措施,以趋利避害,共兴共荣。
第二,要做好“人的流动”的顺畅工程。旅游业的存在是以一定规模的旅游客源为前提,而旅游经济活动的特殊性在于“人的流动”,谁拥有旅游客源的资源优势,谁就拥有了市场竞争的主导权。而省际边界县域多为省级行政单元的“末梢”地带,落后的基础设施严重限制了旅游客源的流动效率的提高,无法形成边界县域融入现代化区域分工协作的经济格局中去,阻碍了经济信息的正常传递与反馈,影响了边界县域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向旅游经济优势转化的能力。为此,省际边界县域做好旅游流的“顺畅工程”,强公路改造和建设,编织四通八达的立体交通运输网络体系,畅通与外界的联系;同时要加强通讯网络和信息一体化建设,强化信息资源互通,为信息的快速、及时传递建立便利的通讯平台。
第三,要坚持开放理念,创建区域间旅游要素流动的无障碍空间。在创造市场环境和竞争条件,营造地区与地区之间各种要素能够无障碍流动的环境外,要淡化行政区划观念、冲破行政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注重区域内的聚集力、区域创造财富的能力、区域社会发展和实现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整合程度,通过发挥区域整体的累积效应和整体效应,构筑城镇合理布局、市场高度开放、产业结构互补、技术与科研创新能力协作、信息资源共享、交通体系完备、人力资源自由流动的区域旅游发展共同体。
第四,强力“育势”和合理“运势”,实行区域内旅游项目、产业合作。省域边界县域旅游开发的“育势”和“运势”重点体现在边界县域政府、旅游企业、中介组织等主体在顺势和借势基础上,对旅游消费力、政府推动力等内容进行区域协作把握,以区域旅游项目、产业合作为落脚点,实现资源互补、市场共建、客源互流、信息互通、利益共享、联手合作、共谋发展的局面。
总之,省域边界县域在参与区域旅游竞争与合作中既有天然的优势,又存在不容忽视的参与能力不足问题,因此,在尊重边界屏蔽效应存在的客观现实基础上,应该积极地做到“顺势而为”,而不是“一味地抱怨”,应做到旅游开发的“自觉服从和主动顺应”,在找准区域“合作”的关键点基础上,重点提升内生力量,通过提高边界区县域政府的执行能力、旅游企业和中介组织的服务力和竞争力、旅游吸引物的吸引力和旅游中心地的集聚力以及旅游的形象感召力和驱动力等,来提升边界区旅游发展的市场势能和竞争优势。
摘要：省际边界县域是区域旅游板块的重要部分,提升其参与区域旅游的竞合能力与水平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行政边界性屏弊制约和自身参与能力不足的现实困难下,省际边界县域要有效参与区域旅游竞合,应以寻找合作因素,促成合作实现为契合点,做好旅游流动顺畅工程,坚持开放理念,创建区域间旅游要素流动的无障碍空间,强力“育势”和合理“运势”,实行区域内旅游项目、产业合作。
关键词：省际边界县,区域旅游,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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