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战略范文（精选11篇）
统筹战略 第1篇
建国以来, 在城市偏向型的发展战略以及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模式安排下, 我国城市经济与工业化进程取得了显著成绩;然而, 伴随而来的却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滞后, 事关“三农”问题的改革都远远滞后于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 导致农村产生和积压了相当多的矛盾和问题。突出表现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滞后, 农民发展经济与社会事业的贷款难, 农村土地征用制度不合理, 侵蚀农民利益的事件时有发生;农村社会公益事业极度落后, 造成农民饮水难、行路难、就学难、就医难、就业难等, 严重制约农村经济与农民生活的进一步发展。
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也造就了城乡相对独立的公共品供给体系, 即城市公共品基本上由财政供给, 而农村公共品则主要由农民以缴费的方式“自给自足”, 这种公共品供给模式执行了近半个世纪, 农民承受的负担越来越重, 自我发展能力越来越差, 形成农民贫困的恶性循环。这种发展模式压抑了农村发展, 同时也极大地抑制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城市偏向型的公共品供给制度是造成城乡差距进而也是影响城乡统筹发展的最主要因素。
在强力推行工业化战略中, 政府也曾努力地致力于农村公共品供给短缺的解决, 但是效果不理想。这里既有理论难以突破, 也有实践层面方法选择上难有作为, 以及农民多年来处于被动地位紧密相关。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逐渐推进, 拥有生产经营权的农民在面临“市场”和“自然”双重风险下, 农民收入生活水平始终难有所提高, “厌农”情绪日渐强烈。尽管农村税费改革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农民的负担,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农民的收入, 但这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增加没有必然联系。
二、农村公共品配置均等化:城乡统筹发展的基本路径
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发展这一基本思路, 并进一步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细化了支持农村公共品发展的对策, 即增加各级财政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 今后国家新增公共事业支出将主要用于农村。继而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 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这为农村的发展、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增加指明了方向。
从近半个世纪的农村公共品供给与“三农”问题的关系上看, 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的高低影响着农村、农业和农民。农村公共品作为农村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数量的多寡与质量的高低, 直接影响着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影响着农业生产的效率和农民生存与发展的保障。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离不开农村公共品的基础性作用。农村公共品供给滞后, 导致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 最终影响整体的发展速度。
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也必须依靠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数量和质量。许多农村公共品依靠一家一户的农户提供具有不可为性, 但是这些公共品对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又是非常必要, 比如农业水利灌溉、农业机械、农业技术等。农村公共品是农民生存与发展的基础, 农村公共品供给数量的多少、质量的高低是落实农民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重要保证。从近期看, 当前农业发展滞后,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农民收入水平难有提高的一系列问题, 均与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增长的需要、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和发展的进一步需要有关;从较长时期看, 由于涉及农村可持续性发展的农村科研与技术推广、农村教育长期得不到真正落实, 导致比较优势难以有效发挥, 农村劳动力转移长期具有短期性。可以认为, 提高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数量与质量已是农业发展的重中之重。
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提高只有在统筹城乡发展下才有可能。追溯我国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源, 在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制度性缺陷, 减轻农民负担、统筹城乡发展的起点就是实现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创新。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创新的重点就是要改革现行的城市偏向型的公共品供给制度, 在城乡公共品供给上采取相同的政策, 这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内在要求。事实上, 多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也曾为农村公共品供给增加做过努力, 但是效果不理想。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见增长, 农民的负担反而加重, 政府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制约公共品供给的问题。统筹城乡发展是解决当前“三农”问题的必要条件, 也是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的条件。当前农村中的众多问题, 譬如农民收入水平增长幅度下降、农村经济整体滞后、农业劳动生产率得不到提高等等, 都只有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基础上得到解决。多年来, 单纯就农业搞农业经过多年的实践效果已不理想, 只有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前提下这些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
统筹城乡发展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提高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水平。统筹城乡发展的内容主要包括统筹城乡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毋庸置疑, 这“三个文明”在城乡发展中是非常不平衡的。物质文明是基础, 只有在物质文明进步的条件下, 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才会相应有所发展。但在现实的农村, 物质文明极度落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更逞论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物质文明落后在相当程度上是农村公共品供给滞后的一个反应;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本身就隶属于公共品范畴, 因此, 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就要求提高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
三、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的新选择:“双向互动”模式
统筹城乡发展的提出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总的思路。循着这一思路, 如何提高农村公共品供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问题。总结过去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成败得失, 当前农村公共品供给在战略取向上必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以政府投资和制度创新为主, 激励市场主体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提出这一观点的主要理由有三:其一, 公共品本身的属性决定必须由政府支持为主;其二, 废除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制度障碍是提高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前提;其三, 我国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过程激活了市场主体的潜能, 其他市场主体在政府制度规范、激励措施得当的情况下可以成为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主体。
“双向互动”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是对农业集体化经营时期和家庭承包经营时期农村公共品“自上而下”供给模式的扬弃, 是对“自下而上”模式的合理选择。这一模式本质上要求“自下而上”的决策, 但同时也要求“自上而下”地提供资金支持, 制度支持。因此, 它必然要求政府的介入, 也要求农民的介入, 还要求其他市场主体的介入, 在几股合力作用下, 共同促进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提高。这一模式既具有现实可能性, 也具有必要性。从可能性看, 市场经济造就的各种利益群体随着收入增加, 民主化意识增强, 认识水平的大大提高, 有着主动提供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强烈愿望。从必要性看, 政府依然会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发挥作用, 但这种作用完全不同于集体化经营时期, 也不同于家庭承包经营时期。在新的时期“政府主导”应该体现在“财政高度倾斜, 制度密切跟进, 激励及时完善”。
关于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思考 第2篇
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这是党中央根据新世纪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特征和主要矛盾，致力于突破城乡二元结构，破解“三农”难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要落实这一战略决策，必须从战略高度考察其时代背景和重大意义，明确其战略思路和主要内容，给出其战略重点与对策建议。
一、统筹城乡发展的时代背景与战略意义
1、从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看，已具备统筹城乡发展的现实条件
城乡关系一般是与工业化进程密切相关的。工业化通常经过三个阶段，即依靠农业积累建立工业化基础的初期阶段，工农业协调发展的中期阶段，以及工业支持农业发展的实现阶段.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后，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主要来自非农产业，不再需要从农业吸纳资本等要素。农业应获得与工业平等发展的机会与权利，并逐步成为接受“补助”、“补偿”的部门。这个阶段就是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换过渡，工农、城乡关系开始改善由城乡分割走向城乡协调发展的关键阶段。有关统计指标显示，目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未来二十年，如果发展战略和政策选择得当，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将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提供难得的机遇；如果继续将农民排斥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之外，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将更加突出化和尖锐化，也会使解决“三农”问题的难度陡然增大。因此，在这一关键时期，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既与这一阶段我国城乡关系的基本特征相适应，又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2、从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看，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一直重视“三农”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提出了我们党对待农民的基本准则：要在经济上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要在政治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改革以来各级政府致力于农村改革和社会发展，但目前中国城乡差距仍过分悬殊和不断扩大，“三农”问题依然是制约中国全面建设小康、实现现代化的难题。主要原因是，过去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更多地注重于在农村内部考虑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这种思路的根本缺陷是割裂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与社会其他单元的有机关联，把“三农”问题作为一个孤立的系统单独加以研究，因而实现不了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之间的良性转换与互动。“三农”问题表面上看是农村问题，实际上这一问题的解决，不能单靠农村自身，必须在城市与农村的互动中逐步解决，可以说没有城市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农民的小康难以顺利实现。只有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思路，创新城乡发展战略，才能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加速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步伐。因此，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要用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和战略解决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就是要在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政策措施和工作机制上有一个大的转变：跳出“就三农论三农，就三农抓三农”、“以农言农”的传统思路，统筹考虑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通过城乡资源共享、人力互助、市场互动、产业互补，通过城市带动农村、工业带动农业，建立城乡互动、良性循环、共同发展的一体化体制。统筹城乡发展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总体思路和战略选择，是加快我国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的重大战略举措。
二、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思路与主要内容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相对于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而言的，它要求把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纳入整个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全局之中进行通盘筹划，综合考虑，以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为最终目标，统筹城乡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环境建设，统筹解决城市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打破城乡界线，优化资源配置，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优先位置，更多地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实现城乡共同繁荣。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质是给城乡居民平等的发展机会，通过城乡布局规划、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等手段，促进城乡各种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不断增强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缩小城乡差距、工农差距和地区差距，使城乡经济社会实现均衡、持续、协调发展，促进城乡分割的传统“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向城乡一体化的现代“一元经济社会结构”转变。统筹城乡发展，需要观念、机制和体制的诸多变革，是一个长期、艰巨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
1、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思路
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思路和战略目标，就是要通过积极促进城乡产业结构调整、人力资源配置和金融资源配置的优化、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既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又充分发挥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逐步形成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城乡之间全方位自主自由交流与平等互利合作、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和机制，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发展良性互动，通过文化、人员、信息交流，经济、教育与科技合作，把城市现代文明输入农村，从而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加快“三农”问题的解决，推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
在如何通过统筹城乡发展，解决好“三农”问题上，目前从上到下已形成共识，达成了明确的战略思路：那就是必须跳出“三农”抓“三农”，把“三农”问题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战略布局中统筹考虑，通过工业化、城市化与“三农”的充分互动加以解决。“城里人”要关心“乡下人”，城市要帮扶农村，工业要反哺农业，应当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无论从我国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就业结构来分析，我们都不难得出结论，新阶段农业的问题需要工业参与解决，农村的问题需要城市参与解决，农民问题很大程度上要靠劳动力转移来解决。
2、统筹城乡发展的主要内容
统筹城乡发展的内涵不仅仅指经济范畴，它包括城乡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三个方面都要实现城乡统筹。在经济上应把农民致富与转移农民、减少农民结合起来，长富于民，藏富于民，实现农民“有其利”；在政治上应把善待农民与尊重农民、组织农民结合起来，给农民国民待遇，让农民当家作主，实现农民“有其权”；在思想文化上应把教育农民与转变农民观念、提高农民素质结合起来，弘扬勤劳、善良、讲修养的传统美德，增强民主、科学、讲公德的现代文明意识，实现农民“有其教”。具体说来，统筹城乡发展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统筹城乡规划建设。即改变目前城乡规划分割、建设分治的状况，把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统一纳入政府宏观规划，协调城乡发展，促进城乡联动，实现共同繁荣。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统一编制城乡规划，促进城镇有序发展，农民梯度转移。主要包括：统筹城乡产业发展规划，科学确定产业发展布局；统筹城乡用地规划，合理布局建设、住宅、农业与生态用地；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构建完善的基础设施网络体系。尤其要在农村地区缺乏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情况下，政府要调动和引导各方面的力量着力加强对农村道路、交通运输、电力、电信、商业网点设施等基础设施的投入，使乡村联系城市的硬件设施得到尽快改善。优先发展社会共享型基础设施，扩大基础设施的服务范围、服务领域和受益对象，让农民也能分享城市基础设施。
二是统筹城乡产业发展。以工业化支撑城市化，以城市化提升工业化，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促进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建立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发展机制，加快现代农业和现代农村建设，促进农村工业向城镇工业园区集中，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促进土地向规模农户集中，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促进城市社会服务事业向农村覆盖，促进城市文明向农村辐射，提升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
三是统筹城乡管理制度。突破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纠正体制上和政策上的城市偏向，消除计划经济体制的残留影响，保护农民利益，建立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就业制度、户籍管理制度、教育制度、土地征用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给农村居民平等的发展机会、完整的财产权利和自由的发展空间，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
四是统筹城乡收入分配。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改变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城市偏向，进一步完善农村税费改革，降低农业税负，创造条件尽快取消农业税，加大对“三农”的财政支持力度，加快农村公益事业建设，建立城乡一体的财政支出体制，将农村交通、环保、生态等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都列入政府财政支出范围。
三、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重点与对策建议
1、统筹城乡发展首先要转变观念，抓好落实
农民处于末等公民地位是农业和农村不景气的深层根源。还农民一个平等的社会地位、解决农民“国民待遇”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背景，对很多人的思维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有些人自觉不自觉地认为，中国这么大的地域中，到处都搞得比较漂亮，所有人都过上富裕生活在短时间内是做不到的。所以自觉不自觉地考虑到，首先要满足城市，然后满足农村。不改变这样的观念，就无法真正实现统筹城乡发展。只有各级政府和城市市民彻底转变长期以来形成的不正确的观念，真情关爱农民，真诚对待农民，真心帮助农民，建立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投入机制，才能真正实现统筹城乡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作为城乡统筹的主体的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率先带头转变观念，树立以民生为本的新的发展观和政绩观，把改善民生作为发展的第一要义，把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提高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改善生态环境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把增进最广大群众的物质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统筹城乡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重点，因为没有统筹城乡发展，也就谈不上“统筹区域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也就失去了应有的基础。目前在树立科学发展观上，思想已基本统一，关键是抓好落实。科学发展观能否有效落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政绩观能否确立。树立正确政绩观的关键是建立科学合理的政绩考核机制。其考核内容应当遵循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作新的调整和补充。其重要内容要把各级政府统筹城乡发展的做法和解决“三农”问题的业绩作为重要指标，加大这方面的权重，考核中要多倾听农民和民工的建议和心声。
2、统筹城乡发展要注意以“三化”带“三农”
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城乡统筹解决“三农”问题应“三化”并举，以“三化”带“三农”：即以工业化带动农民收入提高，以城镇化带动农村劳动力转移，以农业产业化带动农业经济效益增长。这是近几年我国解决“三农”实践经验的集中概括，也是我们调整发展战略的重要实践依据。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是辩证的统一体。工业化居于主导地位，是城镇化和产业化的核心，只有通过工业化才能逐步“化”传统农业为现代农业、“化”农业社会为工业社会、“化”农民为市民；城镇化是工业化和产业化进一步扩张的载体，可以通过城镇的要素聚集促进工业化和产业化的发展；农业产业化有利于农村土地集中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前提和基础。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农业经营企业化。企业化寓于产业化之中，贯穿于农业产业化的全过程。为推进农业企业化，要下大力气培育农业龙头企业，用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形成“企业＋基地＋农户”、“专业协会＋农户”等多种运行模式。今后不管是哪种所有制和经营形式的龙头企业，只要能带动农户，与农民建立起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给农民带来实惠，政府都要在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一视同仁地给予支持。
3、统筹城乡发展要把统筹城乡教育作为首要工程
城乡差别大、农民增收难的根子，集中体现在教育、医疗、养老上。农村教育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农村教育质量的高低，关系到农村各类人才培养和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关系到农村经济社会的进步。因此，抓好农村教育工作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础工程和希望工程。当前农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农村教育发展相对薄弱，难以实现均衡发展和高水平、高质量提高；农村初中生辍学现象仍然存在，受校舍、师资及学生就学愿望的制约，高中段教育实现全面普及面临困难，城乡之间、校际之间不平衡现象有继续拉大的趋势；税费改革之后，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保障机制尚未建立，与发展现代化教育的需求不相适应，学校正常运转受到影响，农村教师工资发放标准不统一，来源不稳定；农村教育办学思想和方法落后等。因此，要统筹城乡教育发展，就必须从实践“三个代表”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出发，将农村教育工作作为整个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努力打破与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相伴随的城乡教育差距，优先发展农村教育。
一是努力完善农村义务教育发展保障机制，增加农村教育投入。为确保税费改革后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青岛市的做法是与县区政府签订《保障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责任书》，将高标准、高质量实施九年义务教育纳入区县领导任期责任目标和年度责任目标，对工资发放、公用经费增长、学校布局调整、危房改造等提出具体的目标要求。针对农村学校规模小、布局不合理、校际差距较大等问题，以乡镇为单位，重新规划农村乡镇中小学布局，实施农村小学、初中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工程，促进县域内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全面推行农村义务教育“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改革，镇初中、小学校长的选拔、任命以及教师的聘任、调配交流等实行区市教体局统一管理，建立教师工资按照区市统一标准发放制度。
二是加强对农村教育的支持力度，打造城乡教育发展共同体。首先是建立城乡学校帮扶制度。城市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可以组织市区的学校与农村学校签订结对帮扶协议，通过教师定期交流培训、联合举办教研活动、经济支持等形式，实现理念共享、成果共享、利益共享。其次是完善流动人口子女和残疾儿童少年就学保障办法，使农民工子女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在城市的中小学取消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借读费等额外收费项目，使其享受与城市孩子相同的录取条件、收费项目；对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残疾儿童少年全部实施免费教育，免费项目包括杂费、住宿费和教科书费。流动人口子女、残疾儿童少年教育所需经费按管理权限分别由市、区级财政负担；第三是对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行就读资助。县区政府要按有关规定设立专项资金，确保农村学生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三是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就业能力。要根据市场和企业的需求，按照不同行业、不同工种对从业人员基本技能的要求，安排培训内容，实行定向培训，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适用性。要调动社会各方面参与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的积极性，鼓励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用人单位开展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各级财政都要安排专门用于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的资金。为提高培训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培训效果，应由农民自主选择培训机构、培训内容和培训时间，政府对接受培训的农民给予一定的补贴和资助。
4、统筹城乡发展要把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作为突破口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保障。目前农村公共卫生和预防保健工作薄弱，广大农民缺乏基本医疗保障，农民看不起病、因病致残、因病返贫的问题在贫困地区十分突出。中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处于分割状态。在国家财政的支出中，只有少数用于农村社会救济；在农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上，国家基本没有承担责任。农村目前除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在小范围进行改革试点以外，其他社会保障项目基本上没有建立起来。政府只有帮助农村地区建立起与城市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从而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把土地从对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中解放出来，城乡统筹发展才有基本的制度基础。因此，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促进农民土地保障转向社会保障，是统筹城乡社会保障的重中之重，是保持农村社会稳定的“稳压器”。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总体思路是：坚持城乡一体化的政策导向，坚持分阶段、逐步完善、地区差异的原则，加大政府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优先解决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建立多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逐步缩小城乡社会保障水平的差距，最终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应从条件已基本成熟的经济发达地区，逐步推广到全国；先在农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再逐步建立养老保险。其主要内容有：健全被征地农民社会养老制度，减少和消除“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阶层的产生，政府应从财政和土地出让金中安排一定比例，通过“以土地换保障”的形式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基金；逐步提高养老保障水平，稳步推进城镇社保向农民覆盖，最终实现与城镇社保接轨；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形成与城镇低保水平的合理比例关系；稳步建立以大病医疗统筹为主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
5、统筹城乡发展要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切入点
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减少农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特征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在GDP中比重越来越低。只有农村人口也同步降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才能进入良性的循环状态。否则，农业人口不减少，大多数的人口只能创造和占有越来越少的财富，是难以富起来的。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适时转移与充分就业，是实现农业现代化、促进经济长期繁荣的必要前提。
首先，农村劳动力转移可以为农业生产带来巨大效益。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一方面可以增加从事农业劳动力的资源占有，为农业走规模经营之路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可以使农副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比例发生逆转，在农业生产效益、市场需求不变的情况下，能使农副产品生产者获得成倍的效益。其次，农村劳动力转移可以促进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其更大的作用在于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农村劳动力的观念和意识，使城市中的先进思想和文明生活方式在农村广泛传播；同时市场信息、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能够迅速在农村扩散，从而促进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第三，劳动力转移是农民增收的主要动力。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产业之间的收入差别是造成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原因。从近几年山东省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民收入的关系看，农村劳动力转移已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据统计，劳动者报酬增加额占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额的比重，2000～2002年依次为54.2%、79.2%和60.9%。可见，劳动者报酬收入已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由此看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于“三农”问题，能够取得多重效果，可以加速农业发展、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对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将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战略抉择 第3篇
加快“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是一项造福世界各国人民的伟大事业。
一带一路”战略借用古丝绸之路这一历史文化符号，但内涵更为丰富、寓意更为深远，既有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考量，也有政治、外交方面的考虑；既是着眼长远的战略谋划，也是当前发展的现实需要。
一带一路”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是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谊之路。“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
“一带一路”建设，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一带一路”建设作为全方位开放的“先手棋”，涉及范围广、领域多，对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加快建立适应全方位开放新要求的体制机制。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伟大战略构想，也是党中央主动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和我国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立足当下、谋划长远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构建我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顶层设计，是参与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主动作为，是助力实现“中国梦”的重大举措。加快“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是一项造福世界各国人民的伟大事业。
一、深刻认识“一带一路”战略提出的时代背景
“一带一路”战略借用古丝绸之路这一历史文化符号，但内涵更为丰富、寓意更为深远，既有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考量，也有政治、外交方面的考虑；既是着眼长远的战略谋划，也是当前发展的现实需要。
着眼于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和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在全球经济深刻转型、实现全面复苏仍面临许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国际治理体系深刻变革、世界多极化进程不断深入的形势下，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适时提出并组织实施“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在推动中国经济更加紧密地与世界经济融合发展的同时，既可以进一步激活欧亚大陆的经济增长潜力，从而影响和带动全球经济的复苏，也可以促进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方向变革，增强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
着眼于促进形成周边国家与我共创共享发展机遇的有利环境。我国陆上有14个邻国，海上与6个国家隔海相望，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国家与我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通，加强相互合作对彼此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审视周边形势，我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投资和经贸联系更加紧密、互动空前密切。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就是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强化与周边国家的利益纽带，既为国内发展创造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又使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
着眼于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和优化全球产业链条。“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国家正在积极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产业结构加速调整，基础设施建设方兴未艾，希望与我共乘发展快车，对与我扩大合作充满期盼。近年来，我国产业规模、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形成了一批具有比较优势的先进产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着巨大的合作对接空间。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加强与沿线国家能源资源开发合作，共同设立产业集聚区，既有利于提高我国能源资源保障水平，又可以把我国重大技术装备带出去，把优势产能转出去，把重要技术标准推出去，为国内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拓展更大空间，同时也能够促进沿线国家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进程，从而实现多赢。
着眼于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西部地区是我国发展的短板，也是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地区。“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有利于加速我国与中亚、东南亚乃至欧洲国家的交通、贸易、金融的互联互通，而且可以把广大的西部地区从开放的末梢变成开放的前沿，为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增添新的活力，将西部地区打造成我国新的经济增长极，形成与东部两翼齐飞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二、准确把握“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任务
“一带一路”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是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谊之路。“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一带一路”建设，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从空间布局看，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通畅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中亚到印度洋和波斯湾的交通运输走廊”的重要倡议，考虑到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大致走向以及相关国家和我国发展的客观需要，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包括三大走向：从我国西北、东北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从我国西北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从我国西南经中南半岛至印度洋。主要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能源资源区块、重点产业集聚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6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骨架。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包括两大走向：从我国沿海港口过南海，经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我国沿海港口过南海，经印尼向南太平洋延伸。主要依托重点港口城市，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共同建设一批海上战略支点，形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支撑。
从合作领域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找准与沿线国家的利益契合点，拓宽合作范围，丰富合作内容，创新合作模式，提升合作水平，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更加紧密的利益格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倡议精神，“一带一路”建设要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深化投资和经贸、产业、能源合作，扩大金融合作，积极推进人文、生态环境保护合作，提升海上合作水平，逐步形成区域合作的大格局。
优先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目前，我国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滞后，多数骨干通道存在缺失路段，不少通道等级低，通而不畅。今后一个时期，要加强国家和地区间交通建设规划的对接，共同优先推进骨干通道建设，优先打通缺失路段，畅通瓶颈路段，提升道路通达水平，构建联通内外、安全通畅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
深入挖掘经贸合作潜力。近年来，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快速发展，但贸易结构仍不够合理，服务贸易规模较小，贸易便利化程度也有待进一步提高。要推动与沿线国家巩固传统贸易，积极培育新的贸易增长点，进一步创新贸易方式，不断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深化与沿线国家在海关、标准、检验检疫等方面的多双边合作，改善边境口岸通关设施条件。
拓展产业投资合作。这契合沿线国家实现工业化的需要，是促进沿线国家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途径。要顺应沿线国家加快工业化的趋势，进一步鼓励和引导国内企业到沿线国家投资兴业，合作建设产业园区。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到科技实力较强的地区设立研发中心，充分依托当地的科技资源和人才优势，提升产业层次、增加当地就业、壮大企业实力。
深化能源资源合作。要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不断完善能源合作机制，建立稳定供求关系，深化能源生产、运输、加工等多环节合作。同时，加强能效和新能源开发等领域的合作，提升能源资源深加工能力，拓展合作的领域和空间。
拓宽金融合作。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为满足沿线国家互联互通与产业合作的融资需求，支持重大项目建设，需要进一步深化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中国—东盟银行联合体务实合作，积极推进筹建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发挥好丝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作用。扩大双边本币互换规模和范围，开展更多的跨境贸易本币结算，降低区域内贸易和投资的汇率风险和结算成本。
密切人文交流合作。坚持弘扬和传承丝绸之路的友好合作精神，为深化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在教育领域，继续增加向沿线国家提供政府奖学金名额，资助沿线国家有关人员来华研修培训。在文化领域，积极推动与沿线国家互办多种形式的文化年、艺术节等活动，引导和动员民间力量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在旅游领域，加强与沿线国家旅游宣传推广合作，扩大旅游投资合作，与沿线国家联合打造具有丝绸之路特色的国际精品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同时，进一步深化科技、卫生、扶贫等领域合作。
加强生态环境合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临的共同课题。要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与沿线各国建立健全有效的对话机制和联动机制，规划实施一批各方共同参与的重大项目，统筹推进区域内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共建“绿色丝绸之路”。
积极推进海上合作。进一步扩大并用好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深化农业渔业、互联互通、海洋环保、航道安全、海上搜救、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合作。以海水养殖、远洋渔业加工、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海水淡化、海洋生物制药、海洋工程技术、环保产业和海上旅游等领域为重点，合作建立一批海洋经济示范区、海洋科技合作园、境外经贸合作区和海洋人才培训基地等。
三、建立适应“一带一路”建设的体制机制
“一带一路”建设作为全方位开放的“先手棋”，涉及范围广、领域多，对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加快建立适应全方位开放新要求的体制机制。
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创新“走出去”方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创新“走出去”方式，鼓励链条式转移、集群式发展、园区化经营。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吸引上下游产业链转移，在境外建立研发、生产和营销体系，提升市场影响力和产业综合竞争力。支持企业组成联合体或组团“走出去”，推动同行业企业实施差异化经营，避免同质化竞争，形成规模效应。鼓励建设境外产业集聚区，实现在当地的中资企业集中布局、集中发展。
促进投资贸易便利化，发挥“压舱石”和“推进器”作用。加快投资便利化进程，扩大相互投资准入领域，消除投资壁垒，积极探索建立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投资准入管理新模式。不断落实和完善已签署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加快与未签署协定国家的协商进程。加强与沿线国家在海关、检验检疫等方面的合作，商签各种形式的贸易补充协定或合作备忘录，共同提高通关效率，降低通关成本。大力实施自贸区战略，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重启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自贸区谈判，积极推进中国—斯里兰卡自贸区等谈判，推动亚太贸易协定取得新进展，形成立足周边、覆盖“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加大对外战略投入，保障和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发挥好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亚洲区域合作专项资金、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等的作用，支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源资源开发利用、重点产业集聚区建设、重点标准海外推广、重点产业核心技术研发等。发挥政策性金融连接政府和市场的优势，支持重大项目建设。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促进人民币在大宗商品计价和交易结算中的使用。加强与开发性国际金融机构合作，支持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创新配套保险机制，鼓励保险机构在风险可控和符合条件的前提下，适当扩大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承保范围。
发挥各地比较优势，合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西北地区主要发挥新疆、陕西、甘肃、青海、内蒙古等地的区位、经济、人文优势，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打造向西开放新高地，建设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西南地区主要发挥广西与东盟国家陆海相连的独特优势，形成“一路”与“一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发挥云南区位优势，着力打通陆上连接印度洋的战略通道，并与长江经济带有机衔接，建成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沿海地区要利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重点经济区开放程度高、经济实力强、辐射带动作用大的优势，形成参与和引领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成为“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排头兵和主力军。中部等内陆地区要利用腹地广阔、人力资源丰富、产业基础较好的优势，依托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呼包银榆城市群、哈长城市群等重点区域，推动区域合作互动和产业集聚发展，打造内陆型经济开放高地。
妥善处理对外关系，积极推进战略对接。“一带一路”建设是沿线各国开放合作的宏大经济愿景，需各国携手努力，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与沿线国家政策沟通，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共同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协商解决合作中的问题，共同为务实合作及大型项目实施提供政策支持。强化“一带一路”合作、开放、包容和互利共赢的性质，以高度灵活、富有弹性的态度，处理好与美国、俄罗斯、欧盟等大国关系，推动“一带一路”战略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支持和参与欧盟“容克计划”，主动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面。统筹协调政党、议会以及智库、民间组织、媒体等各方面资源，开展好公共外交。加强周边人脉工程建设，积极开展与沿线国家民间机构特别是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的交流。利用好对外交流平台，统筹建立“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继续发挥博鳌亚洲论坛等平台的建设性作用，积极参与沿线各国、重要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开展的各类活动。
统筹战略 第4篇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伴随农村经济的复苏与初步发展, 小城镇发展问题一度引起各界重视, 从费孝通先生1984年提出“小城镇, 大问题”, 到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战略”以及十六大报告指出“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表明了党中央始终把提高城镇化水平, 加快小城镇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第三步战略部署的重要内容, 同时也是对多年实践探索的充分肯定和总结升华。然而从多年实践可以看出, 政府虽然提倡大力发展小城镇, 并在政策上偏爱小城镇, 但以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道路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如1978~2001年中国城市化速度年均增长0.63个百分点, 其中1978~1984年年均增长为0.85个百分点, 1985年中国提出大力发展小城镇, 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入小城镇, 以及城镇化各项改革加快之后, 中国城镇化的速度反而放慢, 如1984~1992年中国年城镇化速度为0.58个百分点, 比前6年下降了0.27个百分点, 1992~1997年城镇化速度进一步下降为0.46个百分点;1997~2000年, 城市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比例分别为59.7%、50.4%、53.9%和57.9%, 而小城镇吸纳农村劳动力的比例为14%、14.99%和19%。由此可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劳动力空间转移的主要目的地仍是城市, 而不是小城镇, 另外, 小城镇在自身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平均规模小、集聚与辐射能力差、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等问题, 小城镇发展之所以与政府预期发生偏差, 是由于小城镇的建设与发展没有得到农民的认同, 小城镇发展存在体制与制度瓶颈, 以及小城镇的发展未能从区域整体发展的角度, 从解决“三农”问题和区域城镇体系协调发展的高度引起高层在实践中的重视而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 降低了小城镇在城乡发展中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二、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小城镇发展的战略地位
(一) 实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重要一元
城镇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人口集聚、财富集聚、技术集聚和服务集聚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生活方式转变、生产方式转变、组织方式转变和文化方式转变的过程。城市化水平是一个国家文明发达和社会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中国城镇化问题, 不仅仅决定着4.6亿城市居民的福祉, 更是一个决定着中国几亿农民最终命运的重大问题, 因此理应受到全社会的关注。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城市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迅速提升到2001年的37.66%, 按世界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 目前中国正处于城镇化高速发展阶段, 但是与世界高收入国家75%的城市化率, 中等收入国家60%的城市化率和世界平均50%左右的城市化率相比, 中国的城镇化率明显偏低且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率和中国非农就业比重。过低的城市化率愈发显现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如何处理好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 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问题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中国大中城市进城门槛过高, 城市容量有限, 尤其是随着各项改革进一步深化, 企业下岗职工、相关分流人员及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都需要解决就业问题, 这将使大中城市的就业压力增大, 从而势必影响到农村低素质人口向大中城市的转移, 因而特殊的中国国情决定了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和城市化推进, 相当程度上还得依赖于小城镇。同时由于小城镇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基础和生长点, 具有联系城乡和低成本的特殊优势, 其必将成为中国低素质农村人口转移的最佳选择地。
(二) 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现实选择之一
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 “三农”问题成为与会代表们普遍关注的热点之一, 中央一号文件也将农民增收问题列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全局的根本问题, 这个问题解决得好, 就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和社会稳定的坚实支撑, 一旦出现了偏差, 就会阻碍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三农”问题归纳起来就是低收入的农民, 低效率的农业和欠发展的农村。这三个问题是相互制约、环环相扣, 每一个问题的恶化都会造成其他问题连锁反应式地恶化。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关键不在农业本身而在农业之外, 在于必须大规模减少农民数量, 提高每个农业劳动力的资源占有量和经营规模, 这样才能促进农业内部分工, 提高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据《2001~2002年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测算, 通过城市化, 当中国农村人口数量降到全国人口的25%以下时, 中国农村土地才有可能实现规模化、专业化和集约化的生产, 农产品的市场化、商品化的比例才能得到提高, 农民才能从传统农民变为现代化农业工人, 人均收入水平和整体素质才能达到与城镇人口相等或接近的水平, 真正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求, 而要大量减少农民, 大量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 只能依靠大中小城市和小城的镇共同解决。
(三) 有利于扩大内需, 带动经济发展
现在农村的内需不足十分突出, 其整体消费水平仅相当于城市居民20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 目前占全国60%以上的农村人口, 其消费能力仅占全国消费水平的40%左右, 农村过低的消费需求已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一定影响。目前中国有20358个建制镇和3万多个集镇, 发展小城镇对内需拉动和改变城乡二元经济格局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是小城镇要建设, 本身就能带动50多个产业的发展。二是农民进镇变为市民后, 就会打破长期固化的“工业国家、农村社会”的畸形社会结构, 居民消费观念、消费行为与消费水平都会发生很大变化, 这将在一定时期内提供稳定增长的消费需求, 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据世界银行专家估计, 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 直接消费可拉动G D P增长0.5个百分点, 综合拉动G D P增长至少2个百分点以上。
三、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小城镇发展的战略选择
确定中国小城镇发展战略, 必须突破传统“就城镇论城镇”的思维定势。这种思维的根本缺陷就是割裂了小城镇发展与社会基本单位的有机联系, 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时代城镇体系与新劳动地域分工形成的宏观背景认识不足, 缺乏城乡综合的视角, 导致小城镇发展的随意性大、城镇建设和产业布局雷同、工业弱质化及后劲不足, 使得小城镇作为城市与乡村的纽带和桥梁作用不能充分发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要求小城镇发展应在遵循城镇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 按照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基本思路, 从区域整体的角度来把握小城镇的功能定位, 使小城镇发展与整个区域产业布局、社会发展相衔接, 与大中小城市发展相协调, 与农村发展紧密结合, 进而以此为依托, 促进农民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转变, 加速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为此, 在实践中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 以规划为先导, 坚持走“非均衡-均衡”的发展战略
小城镇发展必须紧抓规划这个龙头, 做到科学规划、合理布局。要从区域发展的全局出发, 按照经济区的需要设立小城镇, 着力推动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要坚持“非均衡-均衡”的发展战略, 打破小城镇发展的平均主义, 重点扶持县城和大、中城市边缘区部分基础条件较好、区位优势、产业实力、流通功能和发展潜力都明显的建制镇, 让它们成为当地的“先发”地区, 使之尽快完善功能, 发挥农村地域性经济、文化中心的作用, 进而带动周边区域空间的均衡发展。
(二) 因地制宜, 分类指导, 突出特色
社会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和区域的差异性, 使得小城镇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功能分化, 因此, 以区域条件为基础, 突出特色及加强小城镇的分类指导已成为未来小城镇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比如, 从小城镇的空间布局来看, 大都市边缘区小城镇, 可依赖比邻大城市的优势, 发展房地产业和生活服务区, 以幽静、舒适的人居环境和完善便捷的交通通讯条件吸引人口;远郊区小城镇, 可以借助大都市的交通、技术和市场, 发展特色集群产业形成专业市场, 促进经济发展;农业地带小城镇可以与当地农业特色经济相结合, 以龙头企业与农产品流通市场的构建, 推动农业地区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经济发展。从小城镇发展定位来看, 不发达地区应重点放在重点镇的规模扩张和功能强化上, 发达地区应将发展重点镇和促进小城镇向中小城市的转化并重。
(三) 强化功能, 优化经济结构, 增强小城镇的聚集与扩散效应
当前, 发展小城镇要适应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需要, 重点抓好四个结合:一是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小城镇建设要依据本区域市场、资源特点, 选准主导产业, 合理规划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 促进当地产业结构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二是与发展农业产业化相结合。围绕重点龙头企业, 积极培育主导产业链和主导产业集群, 带动农业及其他关联产业的发展。三是与乡镇企业二次创业相结合。早期模式的乡镇企业对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 并普遍存在着吸引力与辐射力弱、滥占耕地、资源利用率低等问题, 随着市场机制趋于健全, 早期模式的乡镇企业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乡镇企业转型与集群已是新时期乡镇企业和城镇发展的必然要求。目前中国的乡镇企业正处在第二次创业、农业生产急待产业化的转型时期, 充分发挥小城镇集聚功能, 引导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四是与大力发民个体私营经济相结合。个体私营经济资金来源广泛, 投入成本低, 吸纳劳动力多, 是小城镇经济中潜力巨大的增长点, 小城镇要从优化环境和运行机制入手, 吸引广大农民和社会各方面进镇投资兴业。
(四) 构筑小城镇发展的制度基础, 为其内生增长提供制度保障
小城镇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体制性障碍和政策环境的制约, 为此, 第一, 积极推进以居住地和职业为主要依据的户籍制度改革, 对申请入住小城镇的农民, 正确对待和处理好其对土地的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村集体资产的所用权与利益分配权。允许入镇农民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原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通过建立土地流转机制, 允许其以宅基地换取适当的城镇住宅用地。第二, 加快土地流转制度创新, 实现土地收益留成的合理化。目前关于农地流转市场的呼声很高, 可考虑在小城镇率先建立区域农地市场, 实现农业用地向种田能手集中, 逐步放开小城镇建设用地一级市场, 彻底放开二级市场, 提高城镇土地利用率。第三,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逐步建立适应小城镇发展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社会医疗制度和社会福利救济制度。第四, 引入市场机制, 树立经营城市的理念, 建立起真正的多元化投资体制。建设资金问题是小城镇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据有关测算, 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每平方公里投入至少需2.5亿元。从总体上看, 目前中国小城镇建设多元投资格局已逐步形成, 但由于市场机制引入不够, 社会投资和信贷投资明显不足, 农民集资、进城费和财政投资是其资金来源的主流, 真正的社会投资主体还未完全确立。为此, 应逐步建立健全以政府投资拉动社会投资多元化的新型投资机制, 采取降低门槛, 鼓励农民自带资金到城镇兴业安家, 对一些经营型的项目实行“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 广泛吸纳社会资金;同时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角度, 完善要素市场和产权市场的建设, 优化小城镇整体运行环境。第五, 把镇政府的主要职能转变到制订发展规划、引导和协调经济发展、依法监管社会事务和组织公共设施建设等方面来, 提高公众参与意识, 将小城镇的管理模式由管理型向创业型转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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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战略 第5篇
石春山(金昌市供销社党委书记、主任)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推进制度创新，增强服务功能。支持农民按照自愿民主的原则，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这是党中央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政策定位和目标要求。市委、市政府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建设高度重视，把此项工作列为全市农村工作的六个行动计划和六项重点工作之一，作为 今年农村工作的一件大事来抓。如何才能把加快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这件大事抓实抓好，抓出成效，要求我们必须从战略高度出发，把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建设工作放到“三农”工作的全局中，统筹部署，周密安排，精心组织。
一、要把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放到农业“一特两化”的战略中来谋划。实施农业“一特两化”是市委市政府按照建立市场农业、现代农业的要求，紧密结合金昌实际制定的农业发展战略，是被近年来金昌农业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了的正确决策。我市的“三农”工作必须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地围绕“一特两化”来展开。“一特两化”不是简单的“1+1”组合，它有着具体的、联系的、丰富的科学内涵。在生产上，要求跳出一味追求农产品数量的圈子，面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按产品的入市标准组织农业生产，发展优质、特色、高效和市场竞争力强的产品，打造特色品牌，促进传统农业向质量、安全、效益农业转变。在经营上，要求突破一家一户分散的、无组织的、盲目的经营格局，按照工业化的理念和营销原理经营农业。把分散农户的种植、养殖和销售通过专业合作组织这一载体组织起来，再与加工企业进行联接，织成一张“网络”，使加工企业、合作组织、生产农户成为农业的不同车间和班组，真正形成农业产业化经营格局。
在此基础上，才能使农业的标准化生产有了具体的抓手，特色农业有了做大做精做强的具体途径。在“一特两化”中，特色高效农业是目标和方向，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基础和前提；标准化生产是措施和手段；三者互相联系，互相促进，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实施农业“一特两化”战略的重要基础和组织载体。这是由合作经济组织的“民办”性质和“民管、民享”原则决定的。在农业产业化经营链条中，如果合作组织这一中介出现“缺位”，就会产生中间商对农民利益的“盘剥”，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链条”就会失去本来的意义和价值。因此，必须把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建设放到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格局中，放到促农增效、助农增收的大局中来整体谋划，统一构思，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加快发展。目前，市委、市政府已成立了金昌市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工作领导小组，出台了加快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意见，制定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六年发展规划和实施方案，明确提出了今后一段时期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整体思路、目标任务和步骤措施。经过努力，从今年开始到“十一五”末，在全市形成以三大行业协会(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协会、农产品营销协会、农民经纪人协会)为龙头，以县(区)、乡(镇)专业协会为载体，以各类农民合作组织、经纪人为主体，上下贯通，纵横联接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网络体系。
二、要把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放到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突出位置来研究。
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指出我国总体上已经从“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的工业化起步阶段，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的工业化更高阶段。金昌市一、二、三产业10：71：19的结构，对“两个趋向”的要求更为迫切。然而我市“三农”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实施工业反哺农业，统筹城乡发展的最佳途径和渠道何在？需要我们深入地研究，理性地回答，科学地实践。
我市“三农”问题的集中表现是农业基础薄弱，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农民增收缓慢。从深层上分析，“三农”问题的根源总括起来一句话：农业农村农民适应市场、走向市场的能力弱。具体来说，一是农民组织化程度低。一家一户的农民始终处于分散的弱势，很难在千变万化的市场上取得优势效益；二是农产品竞争能力弱。农民出售农产品基本上是原品原卖，没有任何附加值，这是造成农产品效益低下的主要原因；三是农村缺乏农民自己的经济组织。面对竞争激烈的市场，农民处于一种分散的、被动的、无序的和盲从的状态，市场风险随时威胁着农民的利益。在农民与市场、农民与龙头之间，组织载体缺位，产业化经营、标准化生产缺少有形的组织实施，政府对农民的扶持缺乏直接的渠道，农村资源得不到最佳配置和发挥。
不难看出，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建立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必须在市委提出的“两个坚定不移”(即坚定不移地实施农业“一特两化”、坚定不移地培训农民)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通过大力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在解决“三农”问题上至少可以起到这样几个作用：一是可以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特别是把从事同一产业种植的一家一户农民，按照自愿互利和“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组织成专业合作社或专业协会，并逐步引导其向跨村、跨乡(镇)、跨县(区)的行业协会发展，把分散的弱势整合为专业化的规模优势，让一家一户的农民组织起来走向市场。二是通过合作经济组织把农民与龙头企业联接起来，使“龙头企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得以实现。这样以来，农民不仅可以得到产业化经营带来的规模效益，而且可以通过合作经济组织的协调，取得加工环节和流通环节利润的让渡，实现二
次分配。同时，也分散和弱化了市场对农民带来的风险，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才得以建立。三是可以构筑遍布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体系。随着各个优势产业专业合作组织和行业协会的建立，在一定的区域就需要建立横向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协会，以加强农业内部各产业之间的协调和服务，由此自下而上促进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网络体系的形成。四是为政府扶持“三农”、工业反哺农业提供一个可靠的途径。由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主体直接是农民，而且对农民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宗旨和遍布农村各产业的网络体系，决定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体系是农民最放心、政府最信任、企业最可靠的纽带和桥梁。使党和政府支农、助农和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有了一条最佳途径。
三、要把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放到农村经营机制的创新中来运作。大力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要面对农村现实，充分挖掘、整合现有农村的组织资源，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提供有力的组织保证和物质基础。一是大力推广“支部加协会”模式。“支部加协会”这种模式，使农村基层组织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结合起来，能够充分发挥农民基层党组织在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中的突出作用，把党组织和党员的先进性通过合作经济组织体现到助农增收的工作中来，对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目前，市委组织部和市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供销社)已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意见，在全市开始组织实施，必将收到良好的效果。二是大力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村实行的是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但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双层经营中以家庭为主的分散经营层面积极性高，运转良好，而村级统一经营层面却十分薄弱。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必须与整合利用现有的村级组织结合起来，经过改革、重组和完善，改造其为真正的农民合作组织。在改造完善中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要解放思想，提高认识，不
要简单地认为搞合作组织就是“归大堆”、集体化。合作组织实质上是农民联合的互动组织，非常灵活，根据农民的需要，可以按照松散型联合的方式办成协会的形式，也可以采取投入股本的办法办成紧密型的合作社。只要为农民能够带来实惠，哪种方式都可以搞。二要必须坚持自愿、平等、互利的合作制原则。坚决不搞强迫农民入社、损害农民利益的合作组织，真正把合作组织办成符合农民愿望、解决农民问题、维护农民利益，为农民带来实惠的合作组织。
统筹战略 第6篇
地票交易制度，是上述指标以票据的形式通过“农村土地交易所”在其运行范围内公开拍卖。地票购买者包括土地储备机构、园区建设单位、民营企业、国有企业、自然人。这种交易制度设计是“先造地后用地”，农村闲置土地资源依法有序退出，先把农户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垦复转化成耕地之后，才在城市新增建设用地，对耕地的保护力度更大、保护效果更好。同时，地票交易制度创新可以有效解决当前工业化和城镇市化加速期，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紧张的矛盾，而城乡建设用地总量不增加、耕地总量不减少。
这一由重庆市创造的新型“交易工具”已经在实践中被证明是破解用地瓶颈的有效探索。因此，湖南大可在重庆地票交易实践基础上，结合本省实际，进一步完善，探索建立自己的地票交易系统，推进城乡统筹发展。
以地票缓解“地荒”
湖南省面临的现状是，一方面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两化”叠加成倍放大的土地需求市场，另一方面是中央对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的严格控制。2010年，国家批给湖南的用地指标不到1.3万公顷，而年初根据各地市上报的用地数据，新增建设用地总量高达3万公顷，缺口巨大。城市土地市场的巨大需求与用地指标严控的矛盾就是“两化”进程中的用地瓶颈。而建立地票交易系统正是突破这一用地瓶颈的有效手段之一，通过复垦农村土地产生地票，先补后占，增加湖南用地指标的数量。
其次建立地票交易系统可以成倍增加农民土地财产性收益，尤其是使远离城市的偏僻农村土地资本价值凸显。重庆地票交易所挂牌运作两年多来，一年要进行十几次的地票交易，2009年第一批次成交价在8万/亩，2010年则上涨至20万/亩，2011年7月初的交易，地票暴涨至32万/亩。地票交易制度设计规定除去垦复成本（偏僻农村土地垦复成本约3-5万元），地票交易所得的85%归获得地票的农民，15%归村组集体。地票交易所得远高于政府征用农地（征地价按该土地年收获16倍计算）所得。
再者建立地票交易系统还有利于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缓解征地拆迁矛盾。湖南农民宅基地及其附属用地往往都很大，而且一部分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多年，这些宅基地处于休置状态，建立地票交易系统，对休置宅基地进行垦复促进了农村土地（指标）与城市资本的对接，城乡要素在有序流动下得到了优化配置。
另外，地票交易是一个公开透明的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的交易制度，可以看作竞争充分的有效市场，因而它具有土地资本价值的发现功能。湖南的农地征用，政府一直采取行政手段，征地价格也是按文件确定的标准计算，反映不了土地的增值功能。建立地票交易系统后，对于农地的资本价值及土地的增值效益，农民看得见、摸得着，感觉真实，交易公平。
推行地票：湖南先天优势巨大
湖南具有获批建立地票交易系统的政策资源。2008年，国土资源部正式出台《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管理办法》，湖南成为第一批获试点省份之一。在此基础上，申请建立地票交易系统是使用这一政策资源的延续。2010年，湖南获得国家批准的增减挂钩指标约1000公顷，说明中央政策对湖南的倾斜。同时，长株潭已获批为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群，完成此项改革任务，不可能不在城乡建设用地统筹、补占平衡及建立统一规范的城乡土地市场做出探索。所以，湖南申请建立具有湖南特色的地票交易系统增加了有份量的政策资源筹码。
湖南农村具有巨大的可垦复土地存量。湖南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人数规模巨大，约1千万，其规模位列全国前列。而且湖南拥有洞庭湖平原，湖区农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面积不仅较大，而且都能百分百地垦复成上等耕地。笔者粗略估算，假设1千万打工族有1/3在城市已落地生根，以2.5个人为一个家庭单位计（因为打工族中有很多是夫妻举家外出打工，折算成家庭平均人数要少些），湖南省有约133万个家庭可申请地票交易，进行宅基地及附属设施用地垦复。再按每个家庭平均1.5亩占用地计算，仅宅基地一项可垦复耕地近200万亩，约133333公顷。今后国家给湖南省每年建设用地指标很可能会稳定在1万公顷左右，实施增减挂钩，133333公顷意味着湖南省可以使用13年。巨大的可垦复土地为湖南建立地票交易系统提供了持续稳定的交易“标的”。
湖南具有建立地票交易系统的巨大的市场空间。近年来，“两化”叠加成倍地放大了湖南的土地需求市场，每年1万公顷的建设用地需求市场还要持续10—20年。尤其是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建设，建设用地需求市场巨大。这说明湖南具有建立地票交易系统的市场潜力。
路径选择：湖南地票可三步走
笔者认为，湖南要建立符合湖南省情的地票交易系统要采取“三步走”的策略。第一步，利用长株潭“两型”社会先行先试的政策资源优势，先在长沙市试点建一个地票交易所，在长株潭三市统筹地票交易，进行5年左右的运作实践；第二步，总结长株潭地票交易试点运行的经验，将地票交易所的统筹范围扩大到“3+5”城市群；第三步，再经过5年左右的时间，待湖南省地票交易所的运行机制完全成熟后，将其运行范围推广至全省。
在地票交易市场层次拓展方面，先开发培育地票交易一级市场（地票发行竞拍交易市场）。与此同时规范发展地票交易的一级半市场（地票的协议转让市场）。待一级市场及一级半市场发育成熟后再开发开放二级市场，允许在一级市场拍得的地票在二级市场买卖。与二级市场开放的同时，探索建立湖南省区域性地票交易指数，用之反映地票交易的市场价格波动和供需状况，作为省委省政府监管调控土地市场的重要参数之一。
总之，在路径选择上，宜采取试点先行、核心突破、成熟推广的稳步推进模式，用15年左右的时间建立起全省统筹的统一地票交易系统。在市场层次拓展上，宜采用先培育一级及一级半市场，后二级市场的拓展顺序，积累经验，稳步推进的战略。
地票落地的细节要求
笔者认为湖南地票交易操作流程可以在重庆的基础上，根据湖南省情（非重庆省管县直通车摸式），简化为四个主要环节，第一，土地垦复，地票申请立项。在自愿前提下，由各村组申报年度土地垦复计划，乡镇累计汇总逐级报至县、市、省国土局（厅）专门管理部门备案，其垦复计划获省国土资源厅有关专门管理部门批准立项后（市国土部门照像立档），对农村闲置宅基地及其附属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和农村公益事业用地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行垦复；第二，土地垦复验收发证。由市国土部门和农业部门联合成立的专业机构对垦复出来的土地进行质（土地评级）和量（土地丈量）的评估验收，将确认腾出的建设用地指标数报省国土厅专门管理部门，作为地票加以确认发证；第三，地票挂牌上市竞拍。地票在地票交易所挂牌上市，所有法人、机构和具有独立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均可在交易所竞拍购买地票；第四，地票转用。竞拍买到地票的法人、机构及自然人，在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去寻找可开发的、现在还是农村土地，用地票当征地指标进行转用。土地征收后作为国有土地进行招挂拍，买到地票企业与其他竞争者一起再参与招挂拍竞争，取得土地使用权。
湖南建立地票交易系统起点要高，不仅地票交易所的硬件系统要一流，更重要的是要在重庆实施的制度设计基础上进行完善，制度软件设计要反映土地制度的改革趋势，符合湖南省情实际。
变原价转让为市场协议转让，培育开发一级半市场。重庆 “地票”交易制度设计存在的最大缺陷是通过竞拍拿到地票的法人、机构或自然人在参与城市土地竞拍时，如没拍到手，其地票转给拍到手的竞争对手只能按原价转让。这种制度设计会压抑地票需求市场，没有旺盛需求、没有适度的地票炒作空间，地票增值得不到补偿，市场效率会大打折扣。笔者认为，作为探索，湖南在地票市场建立运作初期，不准炒买炒卖是必要的，但为培育市场、发展市场，必须给地票以适度的炒作空间。所以笔者建议湖南在制度设计初始，就允许地票拥有者在竞拍失败转让地票时获取其增值收益，即以最近的那次地票竞拍的市价作为底价，供需双方通过协议转让，也即培育开放地票交易的一级半市场。一旦各方条件成熟，放开地票交易二级市场，允许炒作。
变“持票准入”为“持票准用”。如何维持地票交易市场的旺盛需求呢，重庆和成都地票交易都曾尝试过采用“持票准入”制度，但很快被中央叫停。这种制度设计下，地票需求马上热过头，成都的地票竞拍价很快由10万元/亩窜到了90多万元/亩，扭曲了地票内在价值，人为地造成市场失灵。所以笔者建议湖南在进制度设计时，为了维持地票的可持续需求，变“持票准入”为“持票准用”。无论你是从一级市场竞拍拿到地票，还是通过一级半市场协议转让拿到地票，你只有拿到足额的地票才能获得同等数量的土地使用权，这就是“持票准用”，要拿地先拿票。
变按土地垦复面积计票为按土地垦复质量计票。成渝现行的地票交易制度实行按土地垦复面积计票制度，其缺陷是存在“逆向选择”的问题。一等垦复土地的地票价值高于相同面积的三、四等垦复土地的地票价值，但是它们能申请到的地票指标及与此相关联的征地面积却是一样的，这样，高等级垦复土地就会被挤出市场。笔者建议，湖南在制度设计时，应该对不同质量的垦复土地赋予不同的系数，如一等土地的系数为1.2，中等土地的系数为1，下等土地的系数为0.8，其地票能申请到的征地面积为其原有面积与系数的乘积，这样“逆向选择”的问题就可以避免了。
变一次性支付地票价款为留取保证金的两次支付制度，确保垦复土地不抛荒。如何保证垦复土地不抛荒，也是成渝地票交易制度现时没有解决的问题。土地管理部门虽然设立了土地垦复档案，但被垦复的土地的承包权仍归宅基地主人所有，这些宅基地地主大多数在城市务工经商，不会去耕种经营这些土地，又舍不得流转，这样就会导致抛荒。笔者建议，湖南在设计地票交易制度时，应在地票交易后，从其价款中扣留一定比例保证金，经过3—5年验收确认未抛荒而成为熟地后，才能领取剩余保证金。另外，湖南在建立地票交易系统的同时，要深化以土地承包责任制改革，支持农民离土离乡进城，促进土地要素有序合理流转。
统筹战略 第7篇
发展基础
1.经济实力不断提升
自1994年建市以来, 云浮努力发挥自身的优势, 积极发展立足本地资源优势的产业, 大力招商引资和发展民营经济, 国民经济持续稳步增长。到2007年, 全市生产总值 (GDP) 达271.01亿元, 比1994年增长2.2倍, 年均增长率为9.3%;人均GDP为11498元, 比1994年增长1.6倍, 年均增长率为7.6%;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3.97亿元, 比1994年增长5.7倍, 年均增长率为15.7%;工业总产值373.02亿元, 比1994年增长1.5倍, 年均增长率为7.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39.56亿元, 比1994年增长1.5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3.44亿元, 外贸进出口总额10.6亿美元, 实际利用外资0.79亿美元。产业结构由1994年的43.57∶30.64∶25.81转变为2007年的27.05∶44.59∶27.91, 初步形成了以石材、不锈钢制品、水泥、硫化工、养殖业等为主的特色产业发展格局, 是国内最大的硫铁矿生产基地和广东省石材、不锈钢制品产业集群示范区;是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广东温氏集团总部所在地。
2.社会事业不断发展
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 云浮市积极推进社会事业协调发展。建市以来, 投入103.14亿元对全市72所中小学进行布局调整和172所老山区学校改造, 新建中小学校10所, 普及了初中教育,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不断提高, 全面实施了免收学生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创办了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新建扩建了5所技工 (中专) 学校, 职业技术教育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不断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新建、改造疾病预防控制中心5个, 建设和改造薄弱卫生院42间, 改造村卫生站829个, 全市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和服务能力得到增强, 是全省首个农村中医工作先进市。在市区和主要城镇建设人民广场、群众艺术馆、图书馆等公共场所, 积极开发利用禅宗六祖文化、南江文化和石文化, 不断发展城乡文化事业。农村合作医疗实现了全覆盖, 参保率达99.5%;初步建成了完善的社会保障及求助体系,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推进。
3.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
云浮已建设了一批交通、能源、通信、水利基础设施和城镇、农村、工业园区的基础设施。广梧高速公路已从广州通至云浮市区, 市县镇全部通三级以上公路, 镇到行政村公路全部实现硬底化;三茂铁路及其云腰支线已建成使用。已建成110千伏输变电站19座, 220千伏输变电站1座。六都四围塘码头及物流园区、云城初城工业园、罗定宏利工业园、佛山顺德 (云浮新兴) 产业转移工业园等正在加紧建设中。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不断推进。云城城区基础设施及市政配套设施建设不断加快, 建成区面积12平方公里扩展到18平方公里。罗城、都城等城镇基础设施逐步推进, 城镇发展环境不断断改善。新农村建设也呈现新气象, 到2007年已经建成生态文明村1617条。
4.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 云浮市努力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积极消除城乡差距, 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2007年, 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4825元, 比1994年增长2.6倍, 年均增长率为9.8%, 农民人均收入位于全省的第9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658元, 位于全省的第13位;全市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16932元, 人均居民储蓄存款达8997元。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城乡差距较小。
发展的优劣势
1.发展的优势
(1) 绿色生态及资源优势
首先是绿色生态优势。云浮市属后发地区, 境内生态优良, 山清水秀, 森林覆盖率达到65.8%, 市区绿化覆盖率为34.9%, 郁南县、罗定县和云城区分别是“全国绿化模范县“和”广东省林业生态县”。其次是矿产资源优势。云浮市已探明的矿产有52种, 其中硫铁矿储量和品位均居世界首位, 硅线石储量居全国第二, 钛铁矿储量居广东省首位。第三是旅游资源优势。云浮市具有独特的自然和人文旅游旅游资源, 其中较著名的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岭南名刹国恩寺、省内独一无二的硫氢矿物泉龙山温泉、以“宝石花”闻名的蟠龙洞省级风景名胜区、龙湾生态瀑布群、禅宗六祖惠能故里等。第四是人力资源优势。云浮市城乡劳动力143万人, 已转移到珠三角各地就业近50万人, 现有农村富余劳动力12万多人。绿色生态及资源优势为云浮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2) 特色产业优势
首先是农业产业化较发达。有一批农业龙头企业和农业产业化组织, 全市有农业产业化组织165个, 农业龙头企业达100家, 优势农产品示范基地50个, 特色农业商品生产基地种植面积达600多万亩。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广东温氏集团, 2007年销售收入达117亿元, 是广东省第一家销售收入过百亿的农业龙头企业, 与其合作农户有3.65万户, 户均获利3.1万元。新兴县、郁南县和罗定市分别被评为“中国果品加工之乡”、“中国无核黄皮之乡”和“中国肉桂之乡”。其次是特色工业优势。云浮立足本地自然资源, 初步发展了石材、不锈钢制品、水泥、电力、硫化工、纺织服装、电子、电池等一批特色鲜明、具有一定规模和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是“中国石材基地中心”、“中国石材流通示范基地”、“中国人造石之都”、“中国不锈钢餐厨具制品之乡”、全国最大的硫铁矿生产基地和全省重要的水泥生产基地。特色产业优势为云浮发展特色经济及加快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资料来源:《2008年云浮统计年鉴》
(3) 和谐城乡优势
首先是城乡收入差别较小, 农民纯收入相对较高。2007年云浮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比为2.42:1, 低于全省的3.15:1和全国的3.3:1。农村居民纯收入在广东省的排名为第9位, 远远高于其它经济指标在广东省的排名。其次是农村合作医疗建设走在全省的前列。云浮在广东省率先建立了“双档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该制度在2006年荣获“中国十大政府创新典型”, 2007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99.46%;率先建立了农民统保制度和生猪综合责任保险制度等。提高了“三农”的保障能力。第三是发展了农村基层民主。建立了“三组分立”村治模式和农村社会群团组织, 实施了“阳光村务”工程和发展了镇 (街) 社会群团组织。此外, 在财政极为紧缺的情况下, 坚持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 实施“一保五难”工程、“一机两语”教育工程, 是全省唯一的“广东省农村教育信息化示范市”。云浮城乡和谐发展优势为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和构建和谐云浮奠定了较好基础。
(4) 民营经济较发达优势
首先民营企业数量多, 贡献大。2007年全市共有民营企业2778户, 民营经济增加值同比增长42.8%。实现税收15.58亿元, 占全市两税收入的62.3%。其次民营企业涉及行业范围广。民营企业涉及建材、化工、机械、电子、制药、农副产品加工、运输、建筑等多个生产领域, 并初步形成了水泥、石材、不锈钢制品、机械、化工、制药、服装、竹木制品、特色农业等民营企业集群。第三是民营品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广东温氏食品集团、广东亨达利企业集团、广东凌丰集团等先后被评为全省百强民营企业, 并有银羊 (水泥) 、三A (不绣钢) 、温氏 (农业) 、广液 (机械) 、粤云 (石材) 、马林 (凉果) 和高秀 (竹木制品) 等全国及广东省著名商标。
2.发展的劣势
(1) 经济规模小, 支柱产业发展较弱
首先, 经济总量小。2007年云浮的国民生产总值、地方财政预算收入分别在全省靠后, 与珠三角地区存在较大的差距。其次支柱产业发展较落后。现有的支柱产业以资源型、传统型工业为主, 普遍存在规模小、技术人才缺乏、创新能力弱等问题。除资源型的特色工业外, 云浮其它工业发展较落后, 尤其是外向型工业发展滞后, 工业企业数量不多, 工业生产规模较小, 工业化水平低。此外由于经济发展滞后, 财政实力弱, 导致各种建设负债投入, 历史形成的债务较重。
(2) 缺乏辐射带动力较强的中心城区
首先是中心城区规模小。作为云浮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中心城区, 2007年常住人口不足15万人, 建成区面积18平方公里, 中心城区仅相当于一个县城区或镇区的规模, 很难带动全市4个县 (市) 及7779.1平方公里区域的发展。其次中心城区经济实力弱。2007年云城区的GDP为35.4亿元, 仅占云浮全市的13.1%, 位于云浮5县市的第4位, 很难对全市经济及产业发展形成辐射影响和集聚带动作用。第三是中心城区基础设施及配套设施建设较落后。中心城区缺乏高档次的大型商业、市场、酒店等功能性设施;中心城区没有一所高等院校, 是全省唯一没有高等院校的地级市中心城区。文化、卫生等文化设施档次不高, 服务水平不高, 很难对全市及周边地区形成功能性影响和服务。
(3)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首先是云浮市高等级公路数量少, 公路等级低、档次低, 高速公路通车里程仅为18.5公里, 4个县 (市) 未通高速公路 (共5个县市区) , 而且也未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速公路实行对接。其次是现有公路急需维修。尤其是国道324线罗定段长67.41公里, 是一级公路技术标准双向四车道水泥混凝土路面, 但是经过十多年的运营, 现路面整体路况较差, 需要进行大修。第三是港口建设滞后。由于地方经济发展所限, 港口码头建设滞后, 使西江的“黄金水道” (货运量位于全国内河第二) 优势尚未有效发挥。目前可使用的港口岸线为10.5公里, 仅为可利用港口总岸线21.5公里的一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制约了云浮市与外界的联系, 已成为云浮经济社会发展和扩大开放的重要“瓶颈”。
(4) 开拓创新力有待加强
首先是基层干部文化素质偏低。云浮干部中尤其是基层干部学历不高, 缺乏高层次专业人才和复合型人才, 难以履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和促进云浮加快发展的需要。其次是部分干部思想观念陈旧, 急功近利和自甘落后的思想较浓, 依法行政和主动服务意识不强。第三是部分干部开拓创新能力不强, 干事创业、团结奋斗、开拓创新和共谋发展的干部队伍有待形成。
发展面临的优劣势
1.面临的机遇
一是属全省加快发展地区之一。为促进广东全省区域协调发展, 尤其是加快东西两翼和山区发展, 广东省已在主体功能区规划中把云浮列为全省未来加快发展地区之一。省委、省政府将在未来几年采取政策措施和扩大资金扶持, 推进珠三角产业向未来发展重点地区转移。具有后发优势的云浮将会成为珠三角产业“双转移”的重要目的地, 云浮加快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千载良机。
二是区位和后发优势突出。广梧高速、江罗高速、南广高铁、六都港口等一系列重大高速公路、铁路、西江港口的建设, 将使云浮全面融入大珠三角经济圈并成为大珠三角的大郊区, 成为沟通珠三角、联接大西南的重要交通要冲, 发展的区位优势日益显现, 这将为云浮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云浮属于欠发达地区, 生态环境优良, 可供经济及产业发展的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旅游资源、农产品资源和劳动资源相对丰富, 发展潜力巨大, 发展前景看好。
三是好的政策与和谐环境。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已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山区和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省委、省政府期望云浮市成为山区市科学发展的排头兵;新一届年轻化、高学历、高层次和复合型的市领导班子具有干事创业的雄心。云浮城乡和谐, 社会民风淳朴, 这些均是云浮发展的有利机遇。
2.面临的挑战
一是区域发展竞争激烈。云浮市周边的地级市呈现出全面开放、竞相发展的态势, 都已形成一定的产业及经济优势, 围绕资源、产业、基础设施、技术、人才等的区域竞争更加激烈, 对云浮各方面发展都有压力。
二是历史遗留的债务重。由于云浮市在建市前后曾经历过“大干快上”, 各级政府在城市建设、交通设施、教育卫生、国有或乡镇企业等负债投入, 留下了沉重的历史债务。至2007年底, 全市地方政府性债务总计71亿元, 对各级财政实现收支平衡带来很大困难。这阻碍了云浮的进一步发展, 是云浮未来发展的重要负担。
统筹战略 第8篇
为进一步缓和省内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同时缓解珠三角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 引导珠三角实现科学发展模式的转变, 2008年5月广东省提出了用500亿元资金推动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 引导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和劳动力在珠三角与东翼、西翼和粤北山区之间梯度转移。同年12月31日国务院正式批准《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纲要》贯彻实施, 珠三角被赋予“探索科学发展模式试验区”先行先试的重任,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及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决定》和《纲要》相辅相成, 提出了一条符合广东省情的区域发展协调之路, 不仅有助于大幅提升珠三角核心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 打造珠三角核心区域的龙头作用, 又将有利于辐射带动粤北及东西翼等珠环三角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腾飞。
广东欠发达地区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定位
“战略定位”较早源于商业战略决策, 由杰克·特劳特于1969年提出, 是企业战略决策的核心问题。区域发展战略定位对一个地区的长期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区域发展战略定位要解决的是带有全局性、方向性、战略性的问题, 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核心——边缘理论”认为, 工业化进程实际上就是要素和产业不断集聚、扩散、再集聚、再扩散的过程, 在地理空间上表现为由“单核心区”不断进行“核心——边缘”的推移与扩散, 最终形成“多圈、多核”重叠、共生的空间经济一体化格局。这一理论对于当前广东欠发达地区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定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省内情况来看,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广东抓住机会, 促进了珠三角经济中心的形成, 使广东出现了单中心极化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 珠三角城市普遍面临着土地、资源、人口、环境等因素“难以为继”, 发展后劲乏力的弊端, 经济发展模式亟需调整;而同期粤北及东西两翼欠发达地区都面临着工业化进程缓慢和大量剩余劳动力找不到出路的共同困境, 经济社会发展长期以来落后于珠三角核心区域, 但它们在土地、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具有珠三角无可比拟的优越条件, 既有承接“中心”产业转移的强烈需要, 且已经具备一定的承接产业转移的条件。
就国内形势而言, 随着国内区域经济群雄并起, 广东要保持其全国经济大省排头兵的优势, 仅凭珠三角一个“单核心区”是远远不够的。为此, 广东必须顺应区域发展规律, 按照区域发展新需要, 实施差异化的区域政策, 一方面要乘《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纲要》贯彻实施的东风, 加快珠三角主要城市产业升级换代, 提高其总体经济实力;另一方面要以“双转移”为契机, 加快在粤东、粤西和粤北等欠发达地区培育新兴的区域经济中心, 引导和推动珠三角产业加快向山区及东西两翼转移, 吸引东西两翼劳动力科学、有序向珠三角转移, 深化珠三角与周边欠发达地区“中心——外围”的互动发展, 推动大珠三角多中心结构格局的形成。因此, 抓住《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纲要》贯彻实施的契机, 加快实施“双转移”, 将其作为广东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的区域发展战略, 无疑是推动珠三角和欠发达地区实现“中心——外围”互动发展的最佳战略选择。
当然, 在深化和珠三角的互动中, 粤北地区及东西两翼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确定各自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按照“中心——外围”结构形成的条件和现实情况来分析判断, 清远等粤北山区新兴的后工业发展城市是实现和珠三角“中心——外围”互动发展的最佳区域。以清远为例, 首先是和珠三角在区域地理上的接近 (与广州距离不到60公里) , 具有土地、资源、人口和生态环境等优势;其次, 与珠三角之间存在较大的经济发展落差, 在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市场结构和资源结构上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再次, 近年来经济社会获得超常规发展, 成为落后地区在较短时间内追赶先进地区并实现高速工业化的典型, 为承接产业转移打下良好的基础条件。
粤东、粤西 (包括粤北的韶关) 同清远、河源等新兴的粤北山区后工业发展城市情况有所不同, 它们与珠三角核心地区距离相对较远, 从产业转移的迁徙成本考虑不具竞争优势。并且汕头的特区经济、茂名的石化经济、湛江的石化和港口经济经过多年的发展都已经颇具规模, 而潮州的陶瓷、揭阳的小家电, 阳江的五金刀剪行业也各具特色, 因此东西两翼的发展在承接产业转移的时候应着力于发挥原有的产业基础, 突出产业特色。此外, 粤东、粤西的发展还应该充分考虑到其与周边省份经济区相邻的独特地理区位优势, 使两翼的区域发展与邻省的区域发展计划自然融合:粤东发展目标是与福建的海峡西岸经济区相衔接, 积极参与闽台协作, 为粤东增添发展出路;粤西发展则可与广西的北部湾经济区相衔接, 统筹协调粤西与广西沿海地区的发展, 并向东盟区域积极拓展。
清远经济跨越式发展中的区域不平衡现象
改革开放30年来, 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也随之产生:从全国范围来看, 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日益悬殊, 2007年, 东部长三角、珠三角及环渤海三大经济区生产总值 (GDP) 达到10.47万亿元, 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2%;从广东省来看, 2007年珠三角GDP比重占到全省的79.07%, 而占全省面积和人口85%左右的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 GDP总值在全省所占份额不足两成;而近年来清远虽历经经济的跨越发展, 但至今仍是广东力图打破区域发展不平衡格局的一个主攻城市, 区域经济发展失衡问题一直以来可谓是清远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软肋, 可以说, 在区域发展问题上, 广东是全国的缩影, 清远则是广东的缩影。
改革开放之前, 清远是一个以农业发展为主、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落后地区, 工业总产值只有5亿元, GDP总值也只有7亿元。建市之初, 清远全市GDP总值不足25亿元, 工业总产值只有12.5亿元, 人均GDP744元。1991年2月, 人民日报以《临近金三角的“寒极”》为题, 报道了清远石灰岩山区惊人的贫困现象。
从2004年到2007年, 清远经济发展一年一个台阶。19.60%、23.3%、27.3%、32.3%的GDP增速远远超出全省平均增速。2007年清远规模工业总产值达1108亿元, 率先在全省山区市中首个进入到“千亿俱乐部”行列, 跻身全省十大工业市。2008年虽经历年初雨雪冰冻灾害和世界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 清远的GDP仍然以18.4%的高位增长高出全省8.3个百分点, 其城市综合增长竞争力在全国200个地级以上城市中位居第一。
今天的清远已经成为“广东省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榜样”。从经济“寒极”到投资“热土”, 2005年10月25日, 《人民日报》头版长篇通讯——《广东酝酿发展模式之变》、2006年2月24日《人民日报》华南版头条长篇通讯——《清远:“寒极”变“热土”》, 均对“清远现象”予以深度报道, 引发高度关注。
然而, 经济快速发展的清远却备受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的困扰。从地理版图来看, 清远事实上是由两大板块构成, 即北部连阳山区和南部近珠三角丘陵平原地区构成。位于北江干流流域的清远市区、清新县、英德县和京珠高速沿线的佛冈县, 由于紧临珠三角核心区, 近年来成为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的前沿阵地, 投资环境不断完善、产业结构升级换代, 经济得到较快发展。而位于清远西北部的连阳地区 (连南、连山、阳山三县及连州市) 尽管近年来经济发展执着喜人, 但与南部地区的差距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 从动态看, 南北差距呈逐年扩大趋势:2003年南部清城、清新、佛冈和英德四县 (市、区) 经济总量占全市的78%, 而北部四县 (市) 只占22%。2007年, 南部四县 (市、区) 工业总产值超过1000亿元, 占清远全市的85.1%, 而北部仅占14.9%;2007年全市工业十强镇中, 北部地区只有连州市的连州镇进入了前十位, 其余9个都位于南部地区。
区域发展不平衡使得清远南北分化严重, 区域经济关系的扭曲, 使得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空间日益狭小, 市场日益萎缩, 并直接影响了南部地区经济发展及整个清远市经济运行的效率。区域发展不平衡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 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由于北部地区长期处于不富裕状态, 广大农民及城镇低收入人群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比较突出, 成为广东扶贫工作的主战场;由于政府财力有限, 对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的投入严重不足, 导致当地社会事业发展和社会保障滞后, 人才大量外流, 形成恶性循环……这些都严重制约着北部欠发达县市政府对民生问题的解决能力, 使得各县市之间居民收入差距和所享受的社会服务保障日益悬殊, 引发诸多社会矛盾, 严重影响着清远的可持续发展。因此, 破解区域发展失衡, 统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成为当前清远实现经济社会腾飞的当务之急。
清远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路径探索
清远的区域发展失衡问题, 是历史积累下的广东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共同困境, 而清远对于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积极探索, 则凝聚着广东欠发达地区摆脱贫困, 不断探索科学发展的共同梦想。其有益探索无疑将为广东乃至全国解决同类问题提供宝贵的思路借鉴。
1、规划区域发展新格局, 统筹区域内部协调新思路
清远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因素, 因此, 在协调区域发展上不能够一味的强求各区域的均衡发展, 必须以非均衡的手段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清远积极探索区域发展新格局, 提出了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三圈四带”新思路。
全市以市区为中心, 以连州、英德为次中心, 根据地区特色、产业布局、资源分布等因素统筹规划, 划分为南中北三大经济圈, 在区域发展上做到提升南部、活跃中部, 发展北部。同时, 沿江河、交通要道建设北江沿岸经济带、清连高速经济带、京珠高速经济带和清佛高速经济带四大城镇经济集群带, 凭借交通的纵深延续, 发挥其对周边地区强大的经济带动作用和就业吸纳作用。
南部以清城区、清新县的清西平原和佛冈县为中心的经济圈是清远近年来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区域, 也是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的主阵地。提升南部要充分发挥其临近珠三角的区位优势和已有的产业基础优势, 培育一批具有区位优势、产业依托、地方特色的中心城镇和主导产业, 近年来清远市龙塘、石角等镇发展很快, 已经成为重要的增长极。2007年龙塘镇工业总产值接近三连一阳四个县总和的2倍, 而石角的再生资源产业在全国处于行业领先地位。而清新的太和、佛冈的石角、龙山等镇在发挥产业集聚功能和辐射作用方面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中部英德、阳山地区和北部三连 (连州、连南、连山) 地区除英德以外, 经济基础都较为薄弱, 基础设施也相对落后, 且担负着全市乃至全省的生态屏障功能, 在发展定位上, 各县市应该是生态农业走廊、绿色生态屏障为主, 积极致力于本区域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的发展。工业发展上除了英德的水泥产业应该加快向产业集群化发展以外, 北部可以清连高速公路建成通车为契机, 以共建民族工业园区为载体, 布局一定规模的低污染特色工业和民族生态工业, 打造精品产业。
对于中部尤其是北部由于生态保护所导致的发展缓慢问题, 清远可以借鉴增城模式, 积极探索财政补偿机制, 并设立山区专项发展资金, 反哺山区, 加大扶持山区农业、旅游业发展以及民生投入, 形成三大区域经济错位发展、合作共赢的良性互动格局。
2、壮大园区经济, 发展绿色农业, 夯实县域经济
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对于欠发达地区从根本上解决区域发展失衡的问题意义重大。广东省16个省级贫困县清远北部三连一阳地区就占了三个, 其中两个是少数民族县。因此, 以“双转移”为契机, 不断壮大县域经济, 加强南部经济强县与北部贫困山区县的联动发展是协调清远区域发展的关键。各县市区尤其是南部在发展县域经济方面的重心应该是携手珠三角城市, 大力承接珠三角产业、资金和技术溢出, 发挥后发优势, 加强工业园区建设, 培育壮大主导产业、提升产业整体实力, 在借助外力支持的同时不断加强自身造血功能, 走“工业园区化”、“园区产业化”、“产业集聚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以工业发展带动当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在工业发展上, 清远提出了以生态理念建设绿色环保园区, 以清远高新技术开发区为龙头, 先后兴建了佛山 (清远) 产业转移工业园、华侨工业园、台湾工业园和民族工业园。五大工业园区的建设为清远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和动力。尤其是佛山 (清远) 产业转移工业园建成之后, 工业产值将达到846亿元, 相当于再造一个清远的工业总量。而北部“民族工业园区”通过将分散的企业引入园区, 降低了土地成本, 避免了到处开发造成自然环境受损, 确保了北部山区绿色生态屏障的定位。未来, 高速发展的五大工业园将成为辐射拉动清远中部、北部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新引擎。这对于清远协调区域科学发展, 缩小与全省差距以及促进全省区域协调发展都将发挥重大影响。
清远农业发展历史悠久, 农产品资源十分丰富, 发展绿色农业, 切实打造现代生态农业体系, 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大亮色。近年来, 清远各县市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基地和产业带的建设, 已建立国家级农业标准示范区6个, 省级农业标准示范区20个, 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国家级和省级农业龙头企业, 以“公司+农户”方式, 做大规模, 做强品牌, 推动“一乡一品”、“一镇一品”, 发展特色农业, 打造“绿色”标签。连州风干腊味、英石、英德红茶、清远乌鬃鹅、星子红葱、连州溪黄草、西牛麻竹叶、连南瑶山茶油、连州水晶梨、连南无核柠檬等先后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一系列拳头产品为农业产业化奠定了基础。各县市在农业规模经营的同时, 狠抓农产品深加工, 做长农业产业链, 疏通农产品流通环节和服务环节, 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3、发展旅游经济, 打造宜居城市, 加快基础建设
清远是广东省自然生态环境最优越的地区之一, 山青水秀, 空气清新, 环境质量居全省前茅, 被广东省旅游局列入“广东旅游四大美人”之一和全省新兴旅游热线城市, 成为全省生态旅游的最新“亮点”。
丰富的旅游休闲资源, 尤其是漂流和温泉两大品牌吸引着众多中外游客, 2007年清远的温泉、漂流项目在“欧洲人最喜爱的中国景区”评选中上榜, 成为广东唯一入选景区。而北部地区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 近年来成为清远旅游业的又一重要增长点。丰富的旅游项目和深厚的旅游文化使得清远旅游服务业的发展方兴未艾。2008年全市实现旅游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共接待国内外游客1488万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56.26亿元, 同比增长17.53%。无可比拟的旅游资源优势和生态环境优势使得清远在打造“岭南宜居名城”、“华南休闲之都”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清远古称凤城, 有着厚重的历史文脉和如画的秀美山川, 先后荣获“中国生态休闲旅游城市”和“中国宜居城市”的称号, 在城市规划建设中, 清远以“绿”为源, 以北江、滨江、大燕河和笔架河为依托, 加快中轴线环城水系和环城带的建设, 在中心城市倾力打造“水湖之城”, 同时加强中心城市与次中心城市、中心镇的规划衔接, 城市布局更加优化, 山水园林城市特色更加显现。
随着国家《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纲要》的出台, 珠三角各市加快了同城化脚步, 形成了广佛肇、深莞惠和珠中江三大都市圈。作为紧邻广佛肇都市圈的城市, 清远要实现与珠三角的无缝对接, 交通、电力、信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由滞后型向适应型、适度超前型转变势在必行。高速公路作为交通发展的龙头, 是人流、物流对外联系的快速通道, 是最具集约效益的运输方式, 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尤其要加快发展。近几年清远南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迅猛, 成为清远区域发展的龙头, 广清高速和京珠高速这两条直通广州等珠三角地区的快速通道, 可以说为南部地区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注入了强大动力。同时, 快速发展的交通运输体系也为北部地区加快发展提供新的契机。未来, 随着境内多条高速公路的建设以及广清高速扩建, 广佛城市轻轨向清远的延伸, 清远将实现与珠三角及周边县市的无缝对接, 真正与广佛肇融入一体, 成为珠三角经济圈和粤港澳经济合作区重要的组成部分。
总之, 以“双转移”战略和《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纲要》的贯彻落实为契机, 广东欠发达地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将得到进一步改善, 清远作为后发展地区在统筹区域协调方面应该抓住这一机遇, 继续深化和珠三角“中心——外围”互动, 积极融入广 (州) 佛 (山) 肇 (庆) 经济圈, 在打造自己优势产业的同时做大做强服务业, 力争成为珠三角大区域的一个旅游度假、会务接待功能区, 使清远经济社会真正实现跨越式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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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战略 第9篇
关键词：城乡统筹,重庆市,继续教育,战略思路
凡事谋定而后动。重庆市继续教育要不断发展创造新的辉煌,就必须抓住战略发展机遇期,确立中长期发展战略思路。而重庆市继续教育发展战略思路的确立,需要在城乡统筹和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背景下,进一步明确指导思想,提出战略定位、指导方针与基本原则、战略目标与重点领域,使重庆市继续教育循着科学的路径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重庆市继续教育发展的战略定位、指导方针与基本原则
(一)重庆市继续教育发展的战略定位
依据终身教育理论,遵循人的成长规律,树立终身学习观念,加强社会“大教育”建设,把“教育”和“学习”作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把享受继续教育作为市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成为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重庆市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的专业化、全民化、终身化教育。继续教育是重庆市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终身参与有组织学习的重要平台,是城乡市民基本权利和义务;是优化人力资源结构、提升国民综合素质、丰富城乡市民生活的重要途径;是助推重庆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主导力量,是创建和谐重庆的有力保障。因此,继续教育是重庆市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的专业化、全民化、终身化教育。
(二)重庆市继续教育发展的指导方针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统筹发展为主线,以提高素质为核心,紧紧抓住继续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期,大力加强继续教育工作体系、服务体系、制度体系建设,积极推进继续教育改革创新,不断完善并强化继续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着力构建终身教育背景下的继续教育新体系,为加快建设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提供高素质的人才支撑。
(三)重庆市继续教育发展的基本原则
根据重庆市城乡二元结构的特殊市情,结合继续教育发展的客观现状,应坚持以下几个方面基本原则:
——坚持以改革为动力。在全面总结继续教育成功经验基础上,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以创新求发展,切实加大改革力度,认真研究把握新形势下继续教育规律和发展趋势,以改革精神破解阻碍发展的深层次、结构性难题。加快推进继续教育市场化、社会化,整合继续教育资源,优化师资队伍,创新培训项目和内容,改进培训模式,大幅度提高培训质量和效益。
——坚持以需求为导向。正确处理公益性与市场化关系,在坚持公益性基础上,切实遵循市场规律,树立明确目标导向。通过市场实现继续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增强继续教育机构的市场竞争能力,建立和完善适应市场经济的继续教育组织体制和运行机制,做到学用一致,按需施教,不断增强继续教育生机和活力。
——坚持以开放为平台。认真贯彻市委三届三次全委会精神,抓住继续教育发展不断趋于国际化的契机,积极吸纳国内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加快引进国际知名培训品牌,着力搭建重庆市继续教育对外开放平台,策划推进一批符合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继续教育国际合作项目,为打造内陆开放高地提供强力支撑。
——坚持以能力为核心。着眼于促进人的终身发展,为人的生活需要与生存发展提供必要的专业技能。以强化社会实践能力为抓手,不断提高人们在不同领域里的探索、更新和补充知识的能力。充分考虑继续教育行业、领域分布范围广及个人专业、知识结构不同等特点,把用人单位的目标任务与个人职业生涯发展规划结合起来,强化专门业务培训,使继续教育更加具有个性化。
——坚持以和谐为目的。根据继续教育发展的现状,注重继续教育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的协调发展,充分发挥高等院校、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培训机构的资源优势,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继续教育。努力畅通继续教育的信息渠道,建立开放型、全民性的继续教育体系,满足广大人民多元化的学习需求。
二、重庆市继续教育发展战略目标
经过直辖十年的发展,重庆已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随着城乡统筹发展进程的加快,尤其是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劳动力要素的提高,这对继续教育能否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和合格的劳动力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因此,从长远来看,在制定继续教育发展战略目标时,要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做到总揽全局,全面规划,整合资源,兼顾各方,协调发展,实现各个方面的良性互动。
(一)总体战略目标
到2020年,在全市范围内建立“法制规范、政府管理、协会推动、高校担纲、社会参与、多元投入”的继续教育新体制;建立以需求为导向、政府主导与单位自主相结合、个人履行义务与自觉自愿学习相结合、各方面积极性充分发挥的继续教育新机制;形成集“成人性、职业性、全民性和终身性”于一体、真正体现“学有所教”特点的继续教育新格局。全市继续教育整体水平领先西部,达到或超过同期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二)阶段战略目标
2009到2012年,继续教育在重庆市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培养、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等方面形成较明显的竞争优势和较强大的教育软实力,成为推进“人才强市”战略、建设西部教育高地的重要抓手。到2020年,继续教育成为重庆加快建成西部重要的经济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的重要支撑;成为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核心力量;成为构建具有重庆特色的全民化教育体系的有力保障。
三、重庆市继续教育发展战略重点领域
根据《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和建设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总体要求,重庆市继续教育发展的重点领域应着眼于现代农业、现代制造、现代管理、信息技术、科技文化、库区移民和农民工等6个领域,着力于培养全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各类人才,特别是要培养一批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提高三峡库区移民和广大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养城镇社区和农村实用型人才。
(一)在专业人才培养方面。
一要加强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培养。配合“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的实施,紧紧围绕重大专项、前沿技术和基础研究等方面的主要任务,整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培训机构和企事业单位优势力量,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和市级优秀创新团队。二要加强管理人才培训。加强党政管理和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培训,帮助管理者掌握管理的创新流程,并把创新思维应用于经营管理实践,培养具备长远眼光、开阔思维的高级管理人才。三要加强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围绕汽车摩托车、高新技术、交通运输、商贸物流、金融服务、旅游文化、矿业资源和房地产等8大重点产业,开展以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为重心的专项继续教育活动,重点培养紧跟时代发展前沿、操作能力强、专业水平高的技术人才。
(二)农村劳动力培训方面。
在现代经济中,劳动生产力提高的关键因素在于劳动者掌握技术的程度和科学技术在生产上的应用。因此,实现城乡教育统筹,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完善农村教育服务体系,从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入手,帮助农民实现从土地走向城市的转变,为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提供最基础的人才保障。一要加强劳动力转移培训。不断增强广大移民的就业与自主创业能力,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跨地区转移就业提供智力支撑。二要加强农民工就业训练。结合市场用工需求,开展实用技能、技术的培养和培训,扩大农民工就业门路,逐步将农民工转化为新市民。三要加强农村本土化人才培养。全面开展农业实用技术培训,为农村培养“留得下、靠得住、用得上”的专业性、实用型人才。
(三)城镇社区教育方面。
一要逐步建立社区教育运行机制。逐步形成“政府统筹领导、教育部门主管、各职能部门配合、社会积极支持、社区自主活动、群众广泛参与”的社区教育运行机制。二要大力建设社区教育工作队伍。建立一支以专职人员为骨干、以兼职人员和志愿者为主体、专兼结合的管理队伍和教师队伍。三要积极加强社区教育的理论研究。努力形成一些能指导实践工作的理论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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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战略 第10篇
一、农村城镇化与统筹城乡发展的必要性及意义
城镇化是人口持续向城镇集聚的过程, 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必然经历的历史阶段, 是人类文明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是落后的农业国向现代化工业国转变的必由之路。农村城镇化是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之路, 坚定不移的推进农村城镇化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必然之路。
1、实施农村城镇化, 统筹城乡发展可以有效地解决三农问题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制约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当前我国三农问题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率低、现代化水平不高、劳动力过剩、城乡差距逐渐拉大等。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国民经济长期高速发展, 国民收入整体上不断增加。但在地区差异继续存在的同时, 城乡居民收入的差异性也愈来愈大。1978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343.4元和133.6元, 两者相差2.57倍, 到2000年分别为6280.0元和2253.4元, 差异扩大到2.79倍。城乡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严重制约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通过实施农村城镇化战略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通过调整城乡结构, 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 让农民进城, 实现农民的市民化。在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后, 中国社科院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李成贵接受CBN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长期研究“三农”问题的专家, 李成贵多年来一直呼吁政府支付成本, 把不断推进城镇化作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2、实施农村城镇化, 统筹城乡发展可以有效地促进新农村建设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决定指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 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 尊重农民意愿,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改革开放, 必须把握农村改革这个重点, 在统筹城乡改革上取得重大突破, 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为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新的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统筹城乡发展与加快农村城镇化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在推进城镇化的同时, 必须把农村建设好, 使在农村的人们也能过上宽裕文明的生活。反过来, 建设新农村也利于城镇化的发展, 会推动城镇化的进程。今后“三农”问题的解决, 要靠这“两条腿”走路。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建设新农村与推进城镇化的辩证关系, 努力推动建设新农村与城镇化互相促进、互动发展[1], 同时要正确处理好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与统筹城乡发展的关系, “三化”统筹推进, 不断完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机制, 繁荣农村经济, 增加农民收入, 提高农民素质, 缩小城乡差距, 促进城乡和谐稳定和新农村建设。
3、实施农村城镇化, 统筹城乡发展可以有效地促进城乡一体化
农村城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城乡一体化, 所谓城乡一体化指的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促进城乡居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变化的过程, 是城乡人口、技术、资本、资源等要素相互融合, 互为资源, 互为市场, 互相服务, 逐步达到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上协调发展的过程。农村城镇化在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 促进城乡一体化方面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仍然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 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制约, 城镇化形成“就业在城市、户籍在农村;劳力在城市, 家属在农村;赚钱在城市、保障在农村”的“不完全的城镇化”的特征。大力实施农村城镇化, 对于推进城乡一体化, 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有着重大的意义。
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城乡关系的面貌一改变, 整个社会的面貌也跟着改变”, 这对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到进入另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的中国来讲, 具有特别重大的历史意义。
二、农村城镇化与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村城镇化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 国家鼓励支持小城镇的发展, 各地都涌现了一批规划合理, 环境优美, 城乡面貌焕然一新的农村小城镇。但是在实施农村城镇化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1、规划布局不合理
规划缺乏前瞻性, 城市发展缺乏整体规划, 很多城市的土地利用规划和发展, 没有很好的考虑城镇的发展, 导致农村城镇化畸形发展, 盲目扩张, 重复建设, 积聚效应不高, 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等浪费严重, 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体制机制不完善。
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制度严重制约了农村城镇化的进程, 城乡二元结构不仅导致了人口、物资、资金、信息等难以在城乡之间有效流动, 使农村居民在生产条件、经济收入、消费水平、社会福利、医疗保障、文化教育等方面明显低于城市居民, 造成社会地位的不平等, 而且也使城市的先进生产力很难快速向广大农村渗透[3], 我国计划体制下的户籍制度也严重制约了农村城镇化的发展, 影响了农民向市民的转变。
3、经济聚集效应不高
城镇产业缺乏规划, 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 经济聚集效应低。城镇建设功能缺乏分工, 各地建设千篇一律, 没有形成自己独有的产业亮点;产业的发展缺乏完整的配套支持和协调, 忽视了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配套, 由于产业结构不协调导致第三产业发展缓慢, 乡镇企业无法向城镇集中, 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不强, 最终导致城镇化的积聚效应不高。
4、缺乏环保意识, 污染严重
我国农村城镇化的环境问题突出, 不少小城镇大气污染和水污染严重, 垃圾围城现象普遍, 生态恶化趋势加重。由于小城镇缺乏良好的管理和引导, 很多中小企业技术水平落后, 排出的“三废“量很大, 加上环保部门缺乏监管, 致使污染严重;另外很重要的是农业用药污染, 污染土地, 污染饮用水, 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发展。
5、缺少资金和政策支持
资金问题是农村城镇化发展的瓶颈问题, 我国目前农村城镇发展的支持渠道主要是政府的投入, 而政府的投入很大一部分是投向全国重点城镇, 小城镇的发展主要还是靠地方财政收入, 就目前我国城镇化发展而言, 东部和西部发展是不平衡的, 财政收入有着巨大的差异, 中西部地方财政收入捉襟见肘。除户籍制度外, 城乡规划, 财政、金融等政策缺乏对城镇发展的有力支持。
三、统筹城乡发展, 推进农村城镇化的建议
党的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战略对策, 有关部门预测我国到2030年的城镇化率将达到约65%, 各类城镇将新增3亿多人口, 这将为扩大消费和投资需求提供强大、持久的动力。
1、优化城镇布局, 合理规划, 统筹发展
实现农村城镇化发展必须坚持规划第一的原则, 规划决定城镇发展的方向。优化城镇布局, 统筹城乡发展必须把城乡做为统一的整体考虑, 既要重视小城镇在农村发展中的作用, 又要重视大中城市和都市圈对农村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把农村的发展与城市的发展结合起来, 统筹兼顾, 才能真正的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
在推进农村城镇化的同时, 要注重相关基础设施的配套, “构建完善的交通、通信、信息、金融等网络系统, 将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形成有机联系、功能互补、互动发展、资源共享的统一系统”[3]只有城乡合理规划、统筹发展才能促进城镇化发展的可持续性。
2、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产业是城镇发展的基础和支撑力量, 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转移的保证, 要保持人口的转移, 完成农民变市民的过程就要一方面继续推动“农村社区化、工业园区化、园区城市化”, 为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力度, 加强对农民的培训教育, 使更多的农民适应城市的生活, 真正的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
要注意城镇产业结构的趋同性, 应该根据城市和农村的不同特质要求和发展优势, 合理分工, 互促共进。农村城镇的发展要坚持互补的原则, 大中小城镇应尽量保持自己的优势, 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产业, 同时还应该注重不同城镇产业之间的聚集, 发挥强强联合的作用, 更好的促进农村城镇化发展。
3、深化城乡制度改革, 建立城乡统一的体制机制
城市的问题就是正确处理好城与乡两大系统资源的分配问题, 当前资源的配置是不均衡的, 要实现城乡之间资源的合理配置必须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实现城乡之间的统筹发展。城乡统筹的根本目的在于满足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 逐步减少城乡二元结构, 消除城乡矛盾与对立, 实现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态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
建立城乡统一的体制机制, 就要改革城乡户籍制度, 建立统一的户籍登记制度, 户籍制度是阻碍城乡一体化发展最根本的制度, 是决定或制约城乡一体化发展其他制度的基础。因此必须打破城乡分割的登记制度, 促进农民变市民;就要建立城乡服务均等化的体系, 统一社会保障体系、就业服务体系、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就要建立城乡统一的财政和金融体系, 加快财政和金融体制改革, 建立城乡统一的财政金融制度, 为城乡统筹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摘要：党的十七大报告在阐述和部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任务时明确提出, 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 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这是党中央对统筹城乡发展提出的新方针和新要求, 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农业和农村发展、促进农民富裕的根本途径。本文分析了我国农村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 深入推进农村城镇化的实施策略, 指出了农村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关键词：农村城镇化,城乡统筹,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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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战略 第11篇
河南省有1亿多人口, 其中农村人口占到了60%多, 是一个人口大省、粮食大省;河南省小麦产量占全国小麦总产量的1/4, 粮食总产量占全国的1/10, 每年调出省外2000万吨的原粮和粮食制成品。河南省的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和粮食产量直接决定着我国的粮食安全, 因此, 如何确保河南省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其中, 创新农村投融资机制是一重要环节和可靠保证。
一、河南省农村投融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 河南省财政用于农业方面的支出逐年稳步增加, 特别是从2005年以来, 年均增幅达到41.39%, 从省级财政到各级地方财政对农林水事务的支出绝对额上表现为大幅度增加, 商业性金融是农村融资的主要方式之一。从总体情况看, 在金融机构农业存款余额稳步增加的同时, 农业贷款余额增加的幅度较大, 显示金融机构对新农村建设的支持力度逐年增加, 政策性金融支农力度不断加大, 农业发展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信贷投放力度逐步加大, 有力地支持了河南省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粮食产量的稳步提高, 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一) 农村投融资主体的投入不足
1. 财政对农村及农业投入资金的比例及结构不尽合理
财政对农村及农业投入资金的比例下降, 从2000年到2008年, 河南省农林水事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一直都在10%以下, 从比重上看, 支农力度还比较小;资金投入结构不够合理, 一是政府对农村及农业投入的水平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相称。二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三是财政支农投入对中央政府有较高的依赖度。
2. 农户自身的投融资能力较差
农户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逐步成为投融资主体的, 但其先天缺陷和生产经营特点以及现行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决定了其自身的投融资能力严重不足, 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
3. 农村金融组织不健全
金融机构风险意识的加强, 提高了农村贷款的门槛, 现行商业股份制银行为了防范贷款风险, 纷纷减少了信用贷款的比例, 加大了担保贷款的比重;国有金融机构经营网点出于对经济效益的考虑,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纷纷大规模撤并乡镇及县级经营机构和营业网点, 使农村的贷款需求很难得到满足;民间融资虽然可解燃眉之急, 但存在较大的风险隐患。
(二) 农村投融资管理机制不健全
1. 农村投融资管理权限条块分割严重
农村投融资管理主要由计划管理、生产管理和行政管理等部门组成, 由于管理机制不合理, 导致农村投融资管理权限条块分割严重, 如计划管理部门只管资金的分配和资金投向, 却不管资金的投资效率;生产管理部门只管资金的投资经营与结构调整, 却不管资金的投资决策与回收;行政管理部门只管投资回收, 却不管投资的决策与经营, 计划、决策、经营等管理环节的严重分离, 使各个管理部门只处理管辖范围内的问题, 对整个农村投融资管理系统出现的问题, 却相互推诿, 互相扯皮, 对一些效益好、利润大的农村投融资项目, 各部门争相插手, 争夺农村投融资项目的管辖权。条块分割的管理机制, 导致了政府管理部门对农村投融资管理的目标出现偏差, 不能保证投资效率的有效提高。
2. 农村投融资管理监控能力不强
当前, 对农村投融资大多采用分散的管理模式, 不能体现规模效益的要求, 资金的集中与有效利用受到影响。不管是政府财政投资, 还是其他投资主体的投资, 均存在农村投融资主体与投融资项目分散这一普遍问题, 投资主体与投融资项目的分散使得对农村资金的管理监控能力弱化, 资金投入效果大打折扣。
3. 农村投融资管理体制机制不够健全
当前的农村投融资管理体制机制, 存在管理层次多、分块管理、部门分割严重、管理手段依然以行政管理手段为主、有限的资金不能形成合力等问题, 不健全的宏观调控管理机制造成了农村投资供给上的剧烈波动, 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
4. 农村投融资风险补偿机制不完善
河南省是农业大省, 同时也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省份, 迫切需要建立农村投融资风险补偿机制。但是, 河南省目前尚没有设立政策性保险公司;农业保险过高的赔付又使商业保险望而却步;对重要农产品及基础设施在遭受重大自然灾害时政府会采取财政补助、社会救助等补偿手段, 但资金有限;缺乏相应的农业互助保险组织;没有建立保险风险补偿基金。农村投融资风险补偿机制的不完善, 使农村投融资面临的风险加大, 不利于河南农村与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挫伤了各投资主体的投资积极性。
(三) 农村投融资决策机制不完善
1. 农村投融资决策的随意性大
在当前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 政府大多采用以工补农、直接加大投资的方式来改变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和农村面貌, 政府成了农村投融资的重要主体之一, 在农村的投融资活动往往听命于政府的审批与安排, 造成了投资决策的随意性很大, 长官意识、权利决策等现象导致了“关系项目”、“条子项目”等问题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 农村投融资决策经常出现不考虑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经常出现面子工程、政绩工程等问题。
2. 农村投融资决策中决策权限与风险责任不对称
在对农村和农业进行投融资决策时, 决策权限往往集中于不同的职能部门, 而现实又缺乏相应的风险约束机制, 出现决策权限与风险责任不对称现象。这种不对称造成当农村投融资总量与结构出现失衡、投融资项目出现重大决策失误时, 却无人负责, 也无法追究投融资决策主体的责任。
二、河南省农村投融资机制创新的战略构想
在河南省农村经济发展资金短缺的背景下, 优化和创新农村建设中的投融资机制, 有利于保障农村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目标的实现, 加快河南省“三农”问题的解决。
(一) 农村投融资主体的创新
1. 发挥政府财政投资的导向功能
农业投融资与农村的基础设施状况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在河南省统筹城乡发展的大背景下, 对农村与农业的资金投入将成为农业经济增长最主要的贡献因子, 特别是河南省人均资源少, 农业发展基础相对薄弱, 未来农业的发展, 主要依靠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集约化经营和农业资源的纵深利用, 增加资金投入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由于农村基础设施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 再加上农业抗击自然风险的能力弱、自我积累资金能力差, 吸引社会资金参加农村建设的能力小, 这些先天弱势限制了农村和农业的发展, 导致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 客观上需要政府财政加大对农村和农业的投资力度。政府的财政投资具有强大的政策导向功能, 可以吸引更加庞大的社会资金参与新农村建设, 加速实现河南城乡一体化的进程。
2. 发挥农业集体和农民作为农业投资的主体作用
近些年来, 农村集体组织在农村和农业经济发展中的主体作用有所弱化, 但农村集体组织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统筹城乡发展、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的主体作用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根据我们的调研发现, 在农村集体组织弱化的地区, 出现了基础设施长年失修、损坏严重、带病运转、严重影响当地农村经济发展的现象;而在集体经济组织完善的地方, 农村基础设施维护良好, 农业投资持续增加, 产业结构不断改善, 经济发展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未来河南省农业的发展, 离不开集体经济组织职能的强化和其投资额的增加, 区域性的中小型农业水利及其公共设施, 农户投资的意愿性并不强, 因为受益的是群体而非个体, 具有非排他性, 且个体农户经济能力有限, 但这些设施又是区域农业经济发展的必备条件, 因此,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未来农业的发展中将起关键作用。
确立农户的农业投资主体地位, 调动农户对农业投资的积极性, 是农业健康发展和投资主体运行的微观基础。农户农业资金的流向和经营效果最终决定农业的生产结构和农业的经济总量。改革开放以来, 正是由于逐步确立了农户农业投资的主体地位, 农业的发展活力得到了激活。河南粮食大省的地位能否稳固, 农村经济能否稳定发展, 农户的投资积极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 要积极发挥农户对农业投资的积极性, 努力增加农户对农业的投资力度, 充分发挥其投资主体的作用。
3. 建立多元化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进一步发挥农村信用社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和联系农民的金融纽带作用;完善农村金融服务市场, 通过改制、重组、引入社会资金和外资等方式, 逐步形成国家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地方股份制银行、合作金融组织和农业保险机构密切结合、协调发展的农村金融体系。
第一、进行政策性金融制度创新, 使农业发展银行真正成为“政资分开”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策性投融资主体。要赋予农业发展银行新的功能——投融资和农业保险功能, 使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农业发展银行。把现在政府机构中涉及“三农”投资的部门机构如农业开发办、扶贫办等从政府机构中分离出来, 划归农业发展银行, 专门执行涉及“三农”方面的政策性投融资和保险业务活动。重构一个实行真正的“政资分开”市场化的投融资主体, 使之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主力军。
第二、将农村非正式金融活动合法化, 把这些组织组建成真正的合作金融机构。农村非正式金融合法化后, 政府采取法律、行政等措施保护农村非正式金融的合法权益, 降低非正式金融的风险, 降低利率, 增加资本形成数量。将正规金融市场与非正规金融市场按照公平竞争的原则进行整合, 能更好地满足农村各个阶层和部门对金融服务的需求, 同时也有利于金融部门本身提高效率, 积累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美国, 日本等国家都曾通过使民间金融“合法化”的方式来规范民间金融, 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农村非正式金融活动的合法化可使弱势群体通过团体合作、资金联合的方式实现互助, 改变单个社员在融资上的弱势地位, 为社员分享农村金融发展带来的成果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因此, 河南省应该把支持规范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作为一个长期方向, 在借鉴国外经验和遵循合作金融基本原则的基础上, 将民间金融合法化、规范化, 建立一个多层次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
(二) 农村投融资方式的创新
在我国全社会对农业的总投入中, 农业信贷投入占40%, 农民自筹投入占37%, 各级政府投入占17%, 其它投入 (包括上市公司、城乡企业、外资等) 仅占6%。它说明工商企业、资本市场、外商投入农业的资金还非常少, 比重很低, 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社会投资、资本市场筹资、利用外资等筹资方式还有很大潜力可挖。河南省应逐步建立起以农村集体和农民投资为主体, 国家财政投资为引导, 信贷、社会投资、资本市场筹资、利用外资等各类资金为补充的多渠道、多元化的农业投融资新格局。
1. 完善投资环境, 挖掘利用外资的潜力
结合河南省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和不同的资源优势, 因地制宜地制定农业吸收外商投资政策, 从实际需要出发引进外资, 在技术方面重视先进性和实用性的结合, 要争取使用国际金融组织的贷款, 控制使用国际商业贷款。
2. 积极利用证券市场为农业筹集资金, 支持各类证券资本进入农业企业
加强对现有农业上市公司的扶持和监管, 规范证券市场发展, 不断进行金融创新, 为农业利用证券市场提供更多的融资工具。以大型农业企业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主体, 成立具有法人地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基金管理公司, 主要对农业企业和具有市场潜力的涉农项目进行股权等形式的投资。
3. 积极鼓励和扶持各类企业进入农业投融资领域
为了提高农村和农业对社会投资的吸引力, 需要加大各级政府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 充分发挥财政的投资导向功能, 建立对农业投入的激励机制, 不断调整、优化财政资金的支农结构, 加大农村和农业的基础性投入, 为社会资金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河南省要在贷款、税收等方面给予农业投资更多的优惠政策, 增加社会资金投向农业的吸引力;在财政投入方式方面, 除了政府直接投资之外, 更多的是加大对农民和社会投资项目的补贴力度, 鼓励更多的农业积累用于农业再投资。
(三) 农村投融资管理机制的创新
1. 对农村资金管理方式进行改革
首先, 对各级财政投向农村和农业的财政性资金进行集中管理, 集中使用, 保障投资目标的真正实现, 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其次, 对各级政府拨付给农村和农业项目的专项资金, 实行专项管理、专账核算、不得挪用, 确保专款专用;最后, 要加强对资金的监管和检查。
2. 构建对农村投融资资金的风险防范机制
投资项目均有风险, 尤其是农村和农业投资, 由于农业项目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 抗风险能力差, 因此特别需要建立风险防范机制。针对农户分散经营的特点, 要鼓励农户进行互助担保, 同时还要通过制度安排, 建立一批专业性的农村信用担保机构, 多渠道筹集担保基金, 解决农民、农村集体组织和农业中小企业大额贷款担保难的问题;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 增强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成立政策性保险公司, 对粮食等重要农作物及大宗农副产品提供保险和再保险服务, 真正使农村、农业和农民在遭受重大自然灾害后能得到及时的经济补偿, 快速恢复农业生产能力, 确保我国及河南省的粮食安全。
(四) 农村投融资决策机制的创新
1. 引入不可行论证机制
当前在政府对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决策过程中, 一般都要按照规定的程序和要求进行可行性论证, 但同时委托独立的具有相关资质的投资咨询公司进行不可行性论证也是通行的做法。政府投资的项目, 可能由于政府掌握决策信息带有选择性, 在分析决策信息时常常带有先入为主的导向, 不够客观中立, 再加上监督约束机制不健全, 经常出现可行性论证与现实有出入、决策失误等现象。因此, 在政府对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决策过程中应当引入不可行论证机制。
不可行性论证, 是指有关主体对投资项目从各个角度、层面提出不同的意见, 并且不同的意见能有效的传递出来, 最终形成具有代表性的、与可行性论证结论相反的意见, 供决策主体参考的论证方法。不可行性论证并不是否定投资项目, 而是为了避免盲目投资, 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在进行可行性论证的同时, 从多角度对投资项目的合理性进行质疑和挑剔, 找出上马该项目可能带来的风险、损失、环境影响等各种负面问题以及没有考虑到的各种因素, 从而给决策者带来更加开阔的思路和视野, 使决策更科学合理。
2. 建立多层次的政府投融资决策监督机制
第一, 农村重大投融资决策项目, 要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开, 及时听取基层群众的意见和呼声, 征询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农民代表的意见、建议, 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最大限度为农村、农民、农业办真事、办实事。
第二, 自觉接受人大法律监督、工作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事先征求和听取人大常委会和政协的意见, 做到决策前请人大、政协了解情况, 决策中请人大、政协发表意见, 决策后请人大、政协监督落实。
第三, 强化舆论监督。政府农村投融资决策的重大事项及项目实施、进展情况, 新闻媒体要全过程监督, 既要反映正面动态、经验, 也要对贯彻不力的现象或实施过程出现的问题进行曝光, 新闻媒体要设立相应专栏, 使决策过程、操作程序和落实结果全部置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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