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管理文化范文

儒家管理文化范文（精选12篇）

儒家管理文化 第1篇

传统文化是保存先人成就并使后代适应社会的既定存在形态的一种文化形态。传统文化作为民族世代相传的生活样式, 是个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思想渊源和理性工具, 它的世代承袭使得现代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从儒、道、法、墨、佛、兵, 到中医、周易、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气功武术等, 我们都可以将其列为中华传统文化。这其中尤其以儒家文化最为源远流长, 虽随着不同朝代的更迭, 其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力大小有所不同, 但是, 纵观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 儒家思想文化, 相比于其他中华传统文化, 具有不可比拟的历史地位的, 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始终是儒家思想文化。

一、儒家思想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儒家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学派。作为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一种表现的儒家, 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一般来说, 特别是先秦时, 虽然儒家是最有影响的学派, 但也只是诸子之一, 与其它诸子一样地位本无所谓主从关系。

儒学形成一般是指孔子创立儒家学说。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 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和奠基人。关于儒学的起源, 《汉书.艺文志》记载:“儒家者流, 盖出于司徒之官, 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 留意于仁义之际, 祖叙尧、舜, 宪章文、武, 宗师仲尼, 以重其言, 于道为最高。”庄子后学评论儒家:“性服忠信, 身行仁义, 饰礼乐, 选人伦, 以上忠于世主, 下以化于齐民, 将以利天下《庄子·渔父》”。

儒家在先秦时, 和诸子地位平等。而且, 在秦始皇时受到重创, 便是所谓的“焚书坑儒”。再至汉代, 汉王朝以继承三代中原文化正统为其文化建设的基本路线, 而这三代中原文化正是儒家六经, 孔子以继承华夏民族文化著称, 因而儒学本身便是华夏民族的文化精华。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以降, 先有今文经学为官方经学。此后, 有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分, 古文经学家提供了阐释学的一重经典模式, 便是“我注六经”, 以文字训诂、名物考释等为手段来阐释文本的意义, 这种偏重学术问题不注重政治人生的考据学, 到乾嘉时代盛极一时。今文经学家也提供了阐释学的一重经典模式, 便是“六经注我”, 借助经典来阐述时代精神或者发挥自已的新见解, 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便是沿着这一路数下来的。之后古文经学一代大师郑玄以古文经学为主, 兼纳今文经学, 结束了相争两百年的今古文之争, “郑学”而后延绵。至北宋, 儒家学者为应付佛老的挑战, 便抛开了汉唐儒家偏重学术问题不注重政治人生的形式。以直截了当的形式来阐述经典中的义理, 讨论人性、人心、天命、理气等等形而上的哲学命题。这便是“理学”。但理学也包括了明清两代的理学和心学, 所以又称“宋明理学”, 其派别很多, 周敦颐“濂学”、邵雍“象数学”, 二程“洛学”, 朱熹“闽学”, 陆王“心学”等。到五四时期, 虽然儒学遭到空前大难, 但现代新儒家已经萌发。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声浪中, 在儒学受到空前挫折的背景下, 梁漱溟挺身而出, 为孔子辩护, 揭举儒学复兴的旗帜, 成为新儒家的前驱。儒家学说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就是新儒学, 是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 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的儒家学派。狭义的新儒学, 是指梁漱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学。广义的新儒学则可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关于儒学变革的所有学说。

二、政府管理的内涵与体系概述

(一) 政府管理的内涵

政府管理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管理活动, 是在国家产生以后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一种以公共权力为后盾的管理活动。国家产生之前, 公共事务是氏族全体成员的共同问题, 由全体氏族成员来管理的, 每一项事务的具体目标都是为了全体氏族成员的共同利益。进入阶级社会产生国家后, 则使其上升为阶级统治的工具。统治阶级成为国家权力的代表人, 由少数人以执行政府意志的名义来实行公共管理以实现其阶级统治。但是历史事实充分表明:政治统治都是要实行社会管理只能为前提的, 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执行了它的社会管理只能时才能维持下去。这就是说, 国家活动中, 政治统治和管理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社会管理的执行取决于政治统治;而政治统治的维持又必须以执行某种社会管理职能为基础。因此对国家来说, 要实现这种阶级统治, 就要以社会管理职能为基本前提。但是, 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政治与经济体制下, 政府管理活动的性质又呈现出差异性。人类进入现代文明社会之前其价值追求无非是剥削人民, 最大限度的满足统治集团的利益, 而现代政府管理的性质趋向于增进、维护与实现公共利益.提供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因此, 从政府管理的本质可以看出, 不论政府的民主性质如何, 政府管理的价值就是要体现政府的公共性, 体现和适应当今民主政治文化的内在要求。

(二) 政府管理的体系概述

政府管理体系[3]可以用三大基本管理战略、三大管理模式来概括。十七大报告对新世纪的战略规划, 对内构建和谐社会, 对外走和平崛起与和谐, 并注重文化建设, 同时政府自身的管理也在进行变革和创新, 向着人本管理、学习型政府、服务性政府的模式转型, 更好地服务于科学发展与和谐建设。

政府管理的三大基本战略:和平是人类的基本需求, 是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人自身发展的前提条件, 所以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走和平崛起道路是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世界人民的需要, 是为了更好地保障社会经济及人自身的科学发展。具体包括:构建和谐社会、和平崛起、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走和平崛起道路形成新世纪我们政府处理国内国际各种关系的基本战略, 科学发展是我国的第一战略。和谐与和平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发展也是为了促和谐、谋和平。构建和谐社会、走和平崛起道路与科学发展共同构成了我国政府管理的三大基本战略。

政府管理的三大管理模式, 新世纪的政府管理模式, 主要包括人本管理、学习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科学发展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这不仅标志着我们找到一条科学的发展道路, 实际上也标志着我们真正采纳并实施“一人为本”的政府管理模式。这意味着我们政府管理更加尊重人的价值、尊严、自由和全面发展, 进一步意味着我们政府开始触及到政府治理方式的变革, 甚至触及到执政党执政方式的发展与创新。管理实践和理论经历了科学管理、行为管理、权变管理, 再到人本管理的发展历程, 这个过程也是一个物本管理消解, 人本管理升华的过程;学习型政府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 会促使政府不断突破陈规陋习, 在思想观念、行政方法、行政体制上获得改革和创新的不竭动力。学习型政府通过不断地学习来进行管理, 不断优化政府组织的系统结构和功能, 整合政府形象, 塑造政府精神, 最终以提升政府效能为目的;服务型政府, 是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指导下, 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服务责任的政府。

三、儒家思想文化的内涵及其对政府管理体系的影响

儒家的思想文化博大精深, 儒家的书籍浩如烟海, 儒学的理论源远流长, 但总结儒学的核心思想, 其本源仍在先秦时期的思想家, 而以后历朝历代的儒学家对儒学思想文化的发展也有着多方面的贡献, 但从治国的角度, 则多是以打上时代烙印的治国策略。

(一)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维

儒家思想具有很理性的思维模式, 儒家讲治天下须先治己, 即修身、齐家, 而后才能治国、平天下。毫无疑问, 这一思想极富辩证法, 即能力的培养应从小到大, 尤其是管理力能这种并非天生所赋予的能力, 更需要以小见大, 慢慢积累。

《大学》是儒家经典, 其开篇第一章就讲:“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 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 先治其家。欲治其家者, 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 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 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 先致其知。致知而格物。”《大学》认为只有君子有了光明的德行, 才有百姓信服你, 有了百姓的支持, 治国才有稳固的起点。这里就是讲修身是治国之要, 而修身的根本则是诚意。人不诚者, 为人所不齿, 则难以近众, 难以近众者, 难为管理者, 那么政府的管理也就无从谈起。

所以, 儒家思想文化认为管理的根本是个人的品德和素质, 只有管理者拥有了管理之根本, 管理才能有效的进行。当代政府管理, 特别是行政人事任免的政府管理行为, 必须严格遵守任人唯贤的准则, 而并非以血缘、家庭纽带或者关系亲疏为准则的人才选拔。尤其是在现如今就业形势严峻情况下, 每年的公务员选拔竞争极其激烈, 许多负面的事件被披露出来, 这些事件都暴露出来了如今政府管理上出现的问题, 这些问题如果不及早解决, 将来的后果将难以估计。所以说, 政府的管理, 尤其是人事任免的管理, 可以从儒家思想文化的管理思维中, 得到想要的答案。

(二) 仁为核心的原理

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仁, 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 他们都强调管理者管理民众的核心是仁政。《论语.阳货篇》里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诶。”“恭、宽、信、敏、惠。恭而不悔, 宽则得众, 信则人任焉, 敏者有功, 惠则足以使人。”这里实际就是讲恭、宽、信、敏、惠都是仁的具体表现。

(三) “政者, 正也”的示范

《论语.颜渊篇》讲到: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 正也。子帅以正, 谁敢不正?”这里就是讲为政者必须严格要求自己, 一身正气, 而后其管理才有勇气, 有号召力, 才易于成功。否则, “上梁不正下梁歪”, 而当社会风气一旦败坏到难以收拾的地步时, 则铭心丧失, 政府的管理就非常困难了。这就是儒家强调的管理者的表率作用。

孟子对正也有独到的论述, 他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问:“敢问何为浩然之气?”孟子曰:“难言也。其为气也, 至大至刚, 以直养而无害, 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 配义与道, 无是, 馁也。是集义所生也, 非义袭而取之也。”这里是说为政者做事要符合道义, 堂堂正正, 无愧于心, 如此才能建立威信。

想如今, 国家政府已经把打击压制贪污腐败放在党的议题上, 这不仅说明了党对自身建设的关注, 也反映出了现如今贪污腐败问题的严重性以及解决的紧迫性。古人说得好, 防患于未然。现如今, 我们政府很多时候的管理思想是出现问题了, 然后解决问题。其实防患于未然也许就更加有效。就拿反腐问题来说, 政府管理可以以“政者, 正也”德儒家思想去引导我们的管理者, 当然, 管理者自身的修养也十分重要, 那么许多现在存在的诸多问题也就不复存在了。

(四) 中庸之道的方法

中庸也是儒学中的重要思想, 它最早被孔子提出, 后被孔子的孙子子思系统化, 再后来历代大儒也都论及中庸。中庸之道, 儒家认为是天下之道。中就是不偏不倚, 做任何事情都应把握度, 恰到好处才好, 如果做得“过分”或“不及”, 都不会达到目的。相反, 偏激是导致事物失败或者走向反面的重要因素。“物极必反”, “否极泰来”皆言此理。

中庸之道被儒家视为最高的道德。《中庸》云:“诚者不勉而中, 不思而得, 从容中道, 圣人也。”中庸之道在政府管理上也给了我们提供了许多借鉴和启发。比如, 以和为贵、刚柔并济、兼容并蓄、进退有节等。

以和为贵, 就是提倡款大度荣、体谅包含、和谐共存、协调并进, 就是要提倡平待人、诚恳待人、宽厚待人、以理服人;刚柔并济, 就是说, 管理者要使人们既爱戴他又敬畏他, 恩威并施, 不离中道, 这样才能求得管理的上佳效果;兼容并蓄, 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兼容并蓄才能广纳人才;进退有节, 为政者不可过刚、过精, 当进则进, 当退则退, 当显则显。总之, 中庸之道, 变幻无穷, 尽可妙用, 如今领导艺术的平衡协调就是典型的中庸之道。

事实上, 现在世界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与崛起, 都依赖于一个文化精英集团的支撑。文化战略, 是一个精英阶层的目标, 即通过影响个人的内心世界, 形成新的精神信念和思维方式, 由此支配社会秩序的变革, 从根本上改变整个民族的命运。在现代社会, 生活在同一个民族共同体内的人们拥有同一种文化, 它的政治载体是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意义就是在于主导社会的精英阶层在国家层面实现其一定的木匾。在传统社会, 文化战略的主题是贵族、士大夫、教士、武士等, 在现代社会则是政党、官员、知识分子等。在现在中国。文化战略主题正是政党精英、大学知识分子等, 政府管理的实质就是有限的选择、制定和实施以精英团队为主导的文化战略。

参考文献

[1]、陈志良, 加润国《中国儒学》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

[2]、朱海军当代政治文化和政府管理法制与社会2010-06

[3]、刘家明新世纪中国政府管理体系概述内蒙古科学与经济2009-05

[4]、侯景新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02

[5]、方军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传统文化渊源及其对现代政府管理理念的影响, 特区经济决策参考200512

儒家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启示 第2篇

当前中西方管理思想有着不断交流融通的趋势。我们有必要对我国古代管理思想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作为中国文化代表的儒家思想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其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基本特点体现在四个方面：重义轻利，克己奉公；重视追溯道德的本源，维护伦理道德；重视道德教育和修养，强调道德的社会作用；具有以民为本的思想，概括为“仁”、“礼”、“诚”、“孝”、“忠”、“恕”、“中庸”等。这些闪光的思想对现代的企业管理有着深远的影响和重要的借鉴意义。其中的治国安邦、民族精神、为人处事、人际交往等方面的经验智慧，在今天仍有其生命力，值得我们来发扬光大。

儒家文化 “儒有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詘于富贵，不溷（hun）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故为‘儒’” 《礼记儒行》汉人著述从大丈夫气概和君子德行方面去规范儒者精神，涉及自立，容貌，备豫，近人，特立独行，刚毅，忧思，宽裕，举 贤援能，任举，规为，交友，谦让等十几项。《汉书艺文志》（班固）中写道：“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 君顺阴阳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 高。”儒是古代中国社会做人的典范，回答了怎么样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样一个人生观问题，因此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一种体现形式。

一、现代企业管理经营价值观的启发

经营价值观是企业经营的基本信念和指导原则。我们所说利润最大化、社会效益最大化、市场占有份额最大化等。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需要强调占有市场、扩大利润，满足客户需求，对社会作出贡献则与儒家思想不谋而合。儒家文化不把金钱看的高于一切，重义轻利，崇尚和追求“均无贫”的社会理想，在这种儒家文化的引导下，企业文化以“经世济民”作为自己的价值目标。比如，元末明初宽厚仁德的大儒商程维宗，礼商济贫的徽商黄莹，崇尚仁德的晋商李明性，清朝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他们往往对民族，对国家怀有无限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服务社会为己任，经营企业殚精竭虑，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在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韩国、日本、新加坡等），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儒家文化正在逐渐变成一种文化和经济的纽带，深入到本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层面。甚至在西方，儒家文化的影响也呈现发展的趋势。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儒学风暴到九十年代美国工商管理界把《论语》作为管理伦理、商业伦理的辅助教材，而且还纷纷召开诸如“儒商精神与现代企业发展”之类的研讨会。西方的经营价值观受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日立公司的经营价值观标榜为“和、诚、开拓精神”，丰田公司为“优良的产品、优良的思想、世界的丰田”我们中国现在的上市公司以及大型国有企业，如海尔集团等每年都有出具社会责任报告，体现了对社会所做的贡献。

二、现代企业管理经营伦理观的启发

在中国历史上，凡是成功的商业经营者都是以诚信为先，我们都看过《乔家大院》，乔致庸，作为中国晋商的一个代表，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经营伦理观。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企业间的竞争日趋激烈，逐渐的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所以企业必须进行调查研究市场，研究人们消费的变化，企业都应该以优良产品质量和良好信誉赢得消费者和市场，能否长久的在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我认为最根本的就是诚信经营，应诚信赢得消费者的信任。一个企业长久永恒的发展，需要不断地研发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健全售后服务体系，开拓新的市场，不能把精力放到坑蒙拐骗等外门邪道上，以诚信赢得真正的忠实的消费者，给企业和社会带来更多的效益，靠一时的欺骗最终受害的是自己本身，难以获得长久的发展。有一年，美国的水果商布朗的苹果园遭受到冰雹和风霜的打击，苹果瘢痕累累，这样一年的辛勤劳动将付之东流，他冥思苦想，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于是，在报纸上将瘢痕累累的苹果照片登出，随后附了一则广告：“唯我的苹果生长在高山地带，那里有变化无常的天气，时而艳阳高照，时而狂风暴雨，以至于苹果瘢痕累累，吃起来别有滋味”。结果布朗先生获得了成功。我认为这是诚信经营结出的累累硕果，主要是他没有采取欺骗消费者的方式，而是以诚信地态度告诉消费者，取得了消费者的信任，这种有效的 营销方式和经营方式是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的。

“和”，处理企业内部各方面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原则，其基本要求就是企业内部的各个方面、上下左右之间都要团结协作，和衷共济，上下同心。“仁”，领导要关心员工的工作和生活，不仅要有物质方面的报酬还要有精神方面的鼓励和关怀。这就要求我们以“仁爱”之心，以平等的态度尊重职工，对待同事，关心职工，尊重他们的人格和劳动成果，无论分工的不同和差距，但是劳动成果是一样的，没有什么贵贱之分，尊重他们所创造的一切价值，对他们为企业提出好的意见和建议要及时的予以采纳和接受，关心职工群众的文体文化生活，营造良好的精神文化氛围，创造传承百年的优秀企业文化。关心职工群众的家庭生活，对他们进行无微不至的关怀，使其在工作中无后顾之忧，企业领导要作为企业的一员常和群众多沟通、多交流，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是难以建立起同企业职工的诚信机制的。

三、现代经营管理方式的启发

儒家的经营方式，儒家文化从不把商业经营看成一种纯粹的商业活动，而是一种更为广义的社会和生活活动，更重视的是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管理方式。企业管理中要实现以人为本的管理就需要让企业的全体员工都参与到企业管理中来，为他们创造出一个良好的氛围，鼓励企业的每一个员工都将心中对企业的管理的看法尽可能的表达出来。而企业则需要对那些好的建议与方案给予一定的奖励和表扬，这样就更能够激发出员工参与到企业管理中来的积极性，为他们构建出一个良好的平台。

企业必须要注重尊重员工的主人翁地位，通过多种形式的活动来对鼓舞企业员工的士气，进一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作为一个社会性的经济体，企业有着自身的追求目标。每个员工都有自己的思想与行为。当企业的目标与个人目标能够在最大限度上趋于一致时，企业对员工提出的要求将能够转化为职工的自我要求。同时，如果员工将自己看作是企业的主人，将企业看作是自己的家，那么就能够更加自觉的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进行规范。从这一点上来说，在以人为本的管理中企业目标并不是从外部施加给职工的约束和限制，而是企业员工发展内心的追求与为之奉献的力量。让职工参与到企业管理中去，员工能够更好的实现自我价值，而企业则能够达到更高的效益目标。例如海尔集团所实行的自我约束下的参与式管理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让员工产于到企业管理中的模式。通过培训，职工能够提高自身的整体素质，让自己具有更强的创新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当职工的个人能力提高时，他们能够感受到自我价值的实现，进而对企业会产生更多的归属感、安全感和认同感。要实现以人为本的管理，就需要重视员工的培训，为他们尽可能的提供各种培训的机会，鼓励员工自己多学习、不断提高自己。培训不仅仅是提高员工的技能，同时也是对员工进行企业文化的灌输，进而让职工能够更好的了解企业的意图与信息，对企业有着更多的了解，与企业取得一致的想法。通过培训能够在员工的脑海中深深地打下企业的烙印，帮助职工树立起正确的行为准则与思维模式，认识到自身的成长与企业的发展密不可分。在当今有着这样的一条规律：优秀的公司，它所培养的人才只适合它这片土壤和企业，而不是走到哪儿都适合的，因此，不应该因为担心员工将来的跳槽而不愿意为员工提供培训、进修的机会。

儒家文化管理思想的启示与借鉴 第3篇

[关键词]儒家文化；管理思想；公共管理；文化管理

[作者简介]刘蓓，中共广西区委党校（广西行政学院）。

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精华，不仅源远流长、长盛不衰，而且内容丰富、博大精深。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文化，更是蕴含着丰富的政治管理思想的遗产，并为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所借鉴[1]。公共管理是公共组织为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依法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管理活动。自古以来，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思想，其蕴含的人文智慧和管理精髓影响并塑造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和品行。因此，研究儒家文化管理思想对促进我国公共管理和文化管理的理论发展及实践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一、儒家文化管理思想的积极启发与现代价值

儒家文化作为以儒家学说思想为主导的文化流派，为春秋时期孔子所创，后经历朝历代孟子、荀子等儒家学说代表传承和发展，进而形成中华民族最具价值和影响力的知识系统，并集中收录于《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著作中。儒家文化所渗透的管理哲学精髓主要体现在“以人为本”的根本精神、“以和为贵”的核心特征，以及“人性可塑”的人性假设等三个方面[2]。围绕这些管理哲学精髓，当代中国的公共管理实践也在不断优化发展之中。

1.“以人为本”精神所体现的服务型政府理念

儒家管理思想认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悦之则取之，民不悦则不取” （《孟子·尽心》）。从中可以看出，儒家把“民”看作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发展的首要因素，并提醒社会统治阶层要考虑民众意愿，注意满足民众的需求和利益。这与西方学者所倡导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在部分理念上有相似之处。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以企业家精神改造政府，认为公民是享受公共服务的“顾客”，而政府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应以顾客需求和满意度为导向实施“服务行政”。与新公共管理理论相对应的政府治理模式正是目前我国正努力打造的服务型政府。所谓服务型政府，就是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的理念指导下，在民主法治的框架下，按照公民意志，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服务责任的政府模式。不同于以往“官本位”“以管为主”的管制型政府模式，服务型政府强调“民本位”，注重“以提供服务”为主的管理手段。这种“执行为民”的管理理念与儒家文化中的“重民”思想特点不谋而合。

其次，服务型政府所强调的民主法治在儒家文化中也有所反映。荀子常将礼义法度并提，指出“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安。明德慎罚，国家即治四海平”（《成相》）。贾谊、董仲舒等儒家学者在发展荀子观点的基础上，试图将礼治思想和法治思想相结合，提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唐律疏义·名例疏》），主张“德法相辅而行”。同时，儒家文化也强调，德比法更根本、更重要，法的制定和执行必须合乎道德原则，道德是法的价值源泉所在。

再次，孔子指出“仁者爱人”（《论语·颜渊》），孟子指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可见，儒家思想认为“仁爱”是人本管理的核心内涵，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则是“仁爱”的至高境界。孔子强调“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论语·尧曰》），即主张社会统治阶层应以富民、惠民、足民、利民为目的实行宽惠的政策，施以“泛爱众”的行为方式。因为民众所追求的是“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篇》）的社会生活，这与我国在打造服务型政府进程中所积极推进实施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相一致的。目前我国正在推进实施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使所有中国公民都能公平可及地获得大致均等的八个服务领域的基本公共服务，包括公共教育、劳动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基本社会服务、医疗卫生、人口计生、住房保障、公共文化等领域，其核心是机会均等。这八个领域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现了民众在衣食、住行、健康、文体等方面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贯穿了民众从出生、教育、劳动到养老的人生需要，彰显了公民权利和政府责任，也是儒家理想社会生活的具体写照。可见，公共文化服务是我国政府公共管理的重要职能之一，政府要构建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尊重和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包括享受文化成果、参与文化活动、进行文化创造、文化成果受到保护等方面的文化权利，创造良好文化氛围，提高公民文化创作的积极性和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的主动性[3]。

2.“以和为贵”特征所渗透的和谐社会价值观

“和”是儒家文化非常重要的思想理念，“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和”的内涵广泛而深刻，既是儒家文化所追求的管理结果和状态，也是儒家文化所倡导的管理手段。一方面，孔子强调“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认为凡事应恰如其分，“过”与“不及”都不是事物的最佳效果。在治理国家的方式手段上，儒家思想指出“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提出“宽猛相济”的为政治国之道，并强调“宽”和“猛”两种政策的运用要适合、适当，注重两种管理政策效果的“和”。另一方面，儒家文化提倡“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和而不同”（《论语·子路》）的和谐观。

儒家思想认为人际和谐是社会生态和谐平衡的核心，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应协调一致，相成相济，才能保持社会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和谐状态。同时，人际关系的和谐应通过取消矛盾的对立，寻求差异的苟同来加以实现。可见，儒家文化“以和为贵”的核心特征既是当前我国提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社会发展总布局的出发点，也是西方发达国家“共同治理”公共文化服务模式的归宿点。西方发达国家“共同治理”的公共文化服务模式主要是指除政府文化管理部门外，还存在大量的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即所谓的第三部门，如各种文化协会等，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构建多元的、上下互动的共同管理文化的模式[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由“办文化”向“管文化”的公共文化管理理念转变也体现出我国向“共同治理”和谐文化管理模式的转变。政府对公共文化管理的具体操作实践应逐步交由社会组织来实施，政府部门则将加强确定文化方向、政策法规制定、文化预算的执行监督等方面职能，并通过搭建公共文化信息共享平台和文化产品交易网络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共同治理”和谐文化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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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性可塑”人性假设所表达的人力资源管理意蕴

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前提是人性问题的探讨。西方学者在古典管理理论和行为科学管理理论中提出了“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和“复杂人”等人性假设学说。我国在5000年前的儒家文化已出现了对人性问题的探讨。孟子提出 “人性向善，犹水就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孟子·告子》）。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人做坏事是因为外部的环境和形势使然。荀子提出与“性善论”相反的“性恶论”，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主张“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荀子·性恶》）。可见，荀子认为人性本恶，应通过礼仪和法度加以教化，人就可以成为善人。孔子对于人性问题的探析，不是从“性善论”或“性恶论”的界定入手，而是认为“性相近，习相远”（《论语·阳货》），主张“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即孔子认为，人性本相接近，但习惯习俗使人遥远，并产生善恶差别。但无论任何人，只要有心向学，都可以通过道德礼仪加以教化。可见，儒家思想关于人性的探讨尽管存在“性善论”与“性恶论”的争论，但对“人性可塑”这一人性假设是认可、共识的，并提出道德与礼法是人性教化的主要手段。

首先，在人性塑造方面，儒家文化注重“修己安人”（《论语·宪问》）的理念，强调“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注重通过“修己”的表率作用达到“安人”的效果。在“修己”的自我管理方面，儒家文化认为应注重“诚信”，并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主张“见利思义”“以义取利”，反对“见利忘义”。例如，孔子提出“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当前我国政府部门的公共管理中，尤其要注重“修己”。2012年1月7日，时任广东茂名市市长的梁毅民在茂名市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专门就2011年未能圆满完成的民生实事鞠躬道歉，赢得了与会代表的热烈掌声。可见，诚信于民，勇于担当责任是塑造政府良好形象所必需的，但同时在制订发展规划和承诺为民办实事上，政府部门应做好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其次，在“安人”的社会管理方面，儒家文化注重对人才的识别、培养、任用和考核等方面，认为“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儒家文化以“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作为识别人才的准则。以德才兼备作为用人的标准，并注重“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所宜”（《荀子·君道》），充分发挥人的才能。这与西方人力资源管理中“能岗匹配”的理念一致。此外，儒家文化强调“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荀子·王制》）的赏罚机制。目前我国机关单位人员“德、能、勤、绩、廉”的绩效考核标准正是儒家文化赏罚机制的具体应用。

同样，文化人才也是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关键所在，要注重健全文化骨干的管理机制，以吸引、留住文化人才。一方面，健全文化骨干人才的激励机制。采用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的方式，为文化人才提供较多的事业发展机会和适宜的文化创作环境。另一方面，健全文化人才的评价机制，通过建立基于岗位胜任力的文化人才识别机制和基于岗位贡献的文化人才绩效评价机制来构建完整的文化人才评价机制，使文化人才能够在公平、合理、有序的文化市场环境下流动，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发展[5]。

二、儒家文化管理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1. 过多强调“仁爱”思想易导致重人治轻制度

儒家文化以调节熟人社会的关系作为发展基础。如传统的“五伦”：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君臣，其中前三伦是家庭关系，后两伦是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都属于熟人关系。而“仁”本身是从孝亲这种家族情感中扩展出来的，在家族内自然要以孝、爱、情、恩为道德的价值基础和调节原则。在家族外则有社会公义、等级尊卑秩序，有制度国法，因此，必须以义来处理这种政治与社会关系[6]。这种熟人社会中以“仁爱”为出发点而存在的人伦和人情关系，必然会冲淡公共管理中的制度化，不利于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与发展。

2. 过多强调“贵和”思想易导致重共性轻个性

儒家文化“和”的思想有助于培养个体的集体主义意识。但过分强调“以和为贵”的群体观点，容易形成畸形的单边服从主义。这会对个体尊严产生否定和排斥的影响，不利于个体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使得行政人员在公共管理事务中容易变得思想保守、僵化，不敢开拓创新，进而影响管理效率。

3. 过多强调“重德”思想易导致重德轻利倾向

儒家文化重视“德治”，强调“齐之以礼”，并且将“义”与“利”割裂开来，讲求“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显然，儒家文化强调的是义务本位的思想，要求人们先尽义务再说权利，忽略了人们对自身正当利益的追求，也忽视了外部环境因素对人的行为的制约。

三、在创新实践中传承和发展儒家文化管理思想的精髓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精华，有其积极和消极的两面性。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体系中，我们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儒家思想的精髓同现代公共管理理念有机结合起来，创新公共管理实践。把“软管理”与“硬管理”结合起来，将公共文化管理与社会制度建设相结合。在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推进过程中，建设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责任法治型政府，建设奉公守法、清正廉洁的廉洁政府，建设政务公开、决策透明的“阳光政府”，建设民主参与、民主监督的公民政府，建设对人民负责的社会主义新型责任政府[7]。

[1]王娜，邢振军.论儒家的政治管理思想及价值[J].学理论，2011 （35）：30-31.

[2]闫学军，王雷震.论儒家管理思想的精髓[J].全国商情（理论研究），2010（13）：103-104.

[3]周英姿，胡小红.“无为而治”思想对政府公共文化管理的启示[J].绥化学院学报，2010 （4）：63-65.

[4]毛少莹.发达国家的公共文化管理与服务[J]. 特区实践与理论，2007 （2）：0-51.

[5]潘澍.公共文化管理机制与服务效能[J].党政干部学刊，2013（11）：66-68.

[6]肖群忠.儒家传统伦理与现代公共伦理的殊异与融合[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1）：98-104.

[7]张华春.儒家思想对现代公共管理的启示[J].鄂州大学学报，2011（1）：21-25.

现代管理方法与儒家文化的对接研究 第4篇

一、现代管理开掘吸收儒家文化的意义

任何管理模式都有其文化底蕴和一定的渊源, 管理本身就是一种文化, 无论是欧美还是日韩、拉美、东南亚, 无不贯穿着深厚的文化影响。儒家文化源远流长、发展至今, 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地位。在东北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 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儒家文化逐渐变成一种文化和经济的纽带, 深入到本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个层面。就是在西方, 儒家文化的影响也呈现扩大的趋势, 欧美许多国家大力支持孔子学院的建立, 一些国家工商管理界把《论语》作为管理伦理、商业伦理的辅助教材, 还经常召开诸如“儒商精神与现代企业发展”之类的研讨会, 兴起新的儒学风暴。

中国历史以结构稳定、脉络清晰而著称于世, 这有多种主客观原因, 但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方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最初的管理理念中, 儒、道、法、墨都曾各执一端, 学派林立, 但最终支配中国人意识并形成管理思想体系的是儒家思想, 并最终形成左右中国社会发展方向、进而影响周边世界的一种固定理念。儒家文化和现代管理方法之间有着紧密的系统性联系, 儒家文化的基本原则、精神完全适用于现代管理方法的实践和应用。世俗化的儒家伦理包含了勤奋工作、重视纪律、严于律己、和谐团结、节俭无奢等价值规范, 这些世俗化的儒家理论也成为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力。最近十几年现代儒学运动发展势头迅猛, 传统儒学文化与现代管理对接的良性发展其实就是一个古为今用交织渗透的过程。传统管理哲学的积极引入同现代管理结合产生出显著的优化效应, 使其得到国人的充分重视和接纳, 产生观念上的传承和转化, 最终, 使传统管理哲学与现代管理学研究逐步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

面对21世纪的新型社会, 传统的西方管理思想发展已至顶峰, 潜力几乎挖掘殆尽, 新管理方法正在不断寻求新的文化和理论体系作为基础, 进一步充实管理学思想, 这对现代管理学、对中国的儒学思想都是契机。任何有效的管理科学的出现和发展都要立足于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 缺少对民族文化遗产中管理思想的深入开掘与研究, 不利于中国现代管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在新时期, 研究融合传统与现代、国内与国外、科学与人文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文环境相适应的管理思想极为必要。因此,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 跨地域跨文化管理成为中国业界面临的重要课题的今天, 从现代管理的角度去探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 有着不容质疑的意义。

二、儒家文化和现代管理方法的内在契合与对接

从现代管理的发展趋势来看, 许多方面是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相契合的。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整体思维与辩证思维。

儒家文化的优势是以整体思维见长, 分解思维稍劣, 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体现在整体性上。它表现在管理上, 就会形成整体管理特征, 即现代管理要求的系统化管理, 西方思维方式以分解见长, 不易通观把握整体局面。现代管理同时也是一种权变管理, 它需要连续的动态性思维才能担当起不断选择新目标的功能, 这必然要求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而儒家传统思维方式充满强烈的逻辑性辩证性, 这种情况下, 儒家文化中的整体思维与辩证思维便为现代管理提供了内在的充分逻辑要求。

2. 以人为本的人本管理。

现代管理的核心是人本管理, 这就要求管理者在管理理念上要深刻地认识到人的价值开掘。西方管理虽然也重视人, 但把人当作经济的人, 即便是后来的社会人, 自我实现人等, 人主要还是充当了工具作用。儒家文化思维方式中的主体思维重视人本身, 提倡以人为本。“民为邦本, 本固邦宁”, “民为贵, 君为轻”等。人在管理中是至关重要的, 不仅是工具, 更是终极目的。儒家思维方式还有强烈的功利倾向, “知以致用、知行合一”, 这种讲究实效的实用理性思维正符合现代管理讲究效益的原则, 对于现代管理的指导, 有着重要的理论应用价值。

3. 竞争合作与中庸思维。

竞争与合作, 在传统西方管理中把它当成对立的两极, 而现代管理却把二者结合起来了, 这正是儒家中庸思维的优势, 即把矛盾两端直接结合起来, 使双方处在和谐统一体中, 在自身应有的适当限度内发展, 不会无故突破限度压倒另一方, 引起矛盾统一体的破坏。中庸之道是儒家文化的核心, 是孔子学说的根基, 具备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中国管理学界对中庸的讨论, 是始于本土化管理研究的兴起, 很多人是从管理哲学的角度涉及到中庸的管理思想, 中国式管理的理论模式, 其基点就建立在中庸原则上。

4. 天人合一与世界的可持续发展。

传统西方管理是建构在“主客二分”思维模式上的, 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分立使人把世界对象化, 不可避免造成了人类对自然的疏离, 地球变成人类的私有财产而被无度掠取;主客体的对立还导致了自我的分裂一一自我被分割成了主体和对象两部分, 人在拥有自己的同时又在远离自己, 由此导致一个难题:它一面造就了物质财富的丰富, 另一方面又造成了环境的危机、人与人关系的危机, 人自身的危机。

现在愈来愈多的西方有识之士开始反省并将目光投向东方, 他们对儒家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这种思想倡导宇宙大我的和谐共存, 天地万物的相依共生, 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友爱, 就其实质来说, 正是有机的整体性思维的体现。而这一切, 也构成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精髓所在。

三、现代管理在立足于儒家文化底座上的重新建构

现代管理要求中国在吸收学习国外先进模式经验的同时, 继承儒家文化的底蕴, 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管理, 达到一定的中西管理理念的兼容与平衡。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现代管理的重要文化资源, 以儒家文化为底座, 兼收并蓄, 对中国现代管理进行重新建构已成为必然。

1. 寻找现代管理与传统人文精神的结合点。

中国目前管理理论体系构建的前提是找到传统人文精神的现代转换点。王永庆曾说:“今天中国式管理, 如果能针对中国美德、固有文化重新再思考, 我们将会更加进步。”在具体的建构过程中, 需要把中国特有的人文环境、现代西方的管理思维及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实现有机融合。

新的管理体系应从“灵魂和精神”入手, 恢复管理中人的主体地位, 超越以往行为哲学对人的社会心理层次的关注, 直接上升到文化价值层面。社会活力在于高素质群体积极的创造性劳动, 要倡导在单位里形成一种有利于员工身心发展的工作环境, 追求一种卓越良好的集体认同, 把激励落实到整体共同价值理念上, 塑造优秀的群体意识。另外, 管理要从“使用人”提高到“发展人”的层次, 正确认识人在各生产要素间的辨证关系, 尊重员工的主人翁地位、人的价值和尊严, 注重开发职工的潜在智慧与创造力, 寻求潜能的最大发挥及人本质力量的最大外化, 为社会创造物质与精神财富。当然管理也包括对管理者自身的管理, 管理者在有效管理下属与员工的同时, 以身作则、以德为先是管理者必须拥有的良好道德品质, 以此作为职工的表率, 也是各业领导者修己安人的重要部分。中国管理模式的核心价值观就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德作为重要组成部分深入传统文化精髓, 并影响着现代管理思想。因此管理者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创造条件把组织意志变成职工的自觉行动, 在广泛的领域内协调管理二重性的关系, 实现管理的科学性与艺术性、会使单位管理及管理理论都实现质的飞跃。

2. 实现理性精神与儒家文化人本主义的结合。

管理思想的发展不仅依赖于管理观念本身的威力, 更重要的要依赖于经济力量和管理主体的力量, 中国以往管理倡导的人的精神世界的仁义修养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源的思想是不合实际的。新的管理体系的构建必须在强调主体道德价值的基础上凸显功利的追求、知识的探索与能力的培养, 从而实现德智义利的结合。

管理的两个世界在不同的经济原理作用下运行:科学理性的世界以计划、控制和系统分层为特征, 它是物质的世界、加工的世界和效益最大化的世界, 在管理活动的实践中讲求程序化、系统化、科学化, 利用科学和系统化手段使管理得到新的升华;人本主义的世界以定位、组织、使命、团队为特征, 它是心理的、认知的世界。在方法和理论层面进行人本化、可持续化和信息化、法制化的演变, 重视人的因素。为适应现代管理的需要, 中国管理理论的建构必须大力整合管理精神中的“科学”与“人文”这些似乎对立相左的理念, 从“社会人”和“自我实现人”的基点出发, 重视对人的发展规律的研究, 用引导激励的方式调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 实行参与性和灵活多变的管理方法, 以适应日趋民主化、复杂化的管理环境。通过“目标管理”、“参与管理”等方式实现个人目标同社会目标的结合, 体现人作为“全面发展的人”的本质, 以“发展人”为前提、以创新为动力、进行“全面发展人”的努力, 追求“无为而治”的境界, 从而不断促进管理效率的提高。

3. 儒家文化与现代管理文化实现对接, 打造现代儒商。

“儒商思想”就是体现在经营管理中的东方价值观和思想方式, 弥补了西方的过于理性、工具化的不足。是一种适应现代企业管理要求的理想经营方式。儒商的出现是对“官商”的否定, 是对“奸商”的抛弃。儒商能更好地承担起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文明之责, 把富裕和奉献、竞争与合作统一行动起来。儒商治商理念主要体现在“君子受财, 取之有道”的金钱观和“以人为本, 协调人际”的管理观, 实现了义和利、自强与自律的协调。

同时, 儒家高度赞同对“人和”的重视, 这是符合现代管理人力资源理论的观点。人和作为各业伦理规范, 积极倡导建立和谐的业内业外运行环境, 在培养群体意识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营造了和谐的团队精神。儒家人和的管理伦理思想与企业、商业文化融合, 倡导以人为本, 以和为贵的人际关系, 配合德和中庸两个重要的方向, 它们共同组成了儒家文化的核心, 在此基础上倡导很多现代管理者推崇的柔性管理, 它在组织管理中发挥着特有的职能。

当然儒家文化对现代管理方法也有消极影响, 这是现代管理要极力避免的一面。如儒家管理思想一方面有积极调解社会危机的作用, 另一方面惯性传递着“大一统”的基因, 形成“大而全”的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强调行政控制, 忽视市场, 把企业看成政府机构的附属物, 使企业组织机构重叠, 人浮于事;儒家管理思想表现在管理机制上, 以德治企, 实质上仍然是人治机制, 容易出现重视人情管理, 架空企业规章制度, 在企业内部管理机制上, 平均主义的影子仍然时时出现;又由于儒家思想强调协调, 少数服从多数, 出类拔萃的个人很少有机会脱颖而出。强调共性, 强调大局整体, 忽视个性, 极大地影响一些优秀人才发展;儒家文化过于追求人际和谐, 往往造成庸俗的人际关系, 儒家管理容易出现专制的一言堂倾向, 个人决策独断专行, 排斥异己, 以权谋私、不透明、不公开、不民主现象较严重。

所以, 对儒家思想的态度应当是批判继承。儒家管理思想有现代性的精华, 又有封建性的糟粕;要敢于甄别继承, 创新改进、适应现代社会的儒家思想, 才是充满活力的儒家思想。

自1911年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开始, 上百年来, 学者和实践家们一直在努力探求如何做好管理这个复杂的课题。近代以来, 对于西方管理思想我们总是以一种膜拜的心理来学习, 而儒家管理思想以人本主义管理哲学为基础, 初步建立起以“爱人贵民”为中心的伦理管理模式, 奠定了其在中国管理思想史上的地位。因此, 作为优秀的现代管理者, 除了应该选择性吸收西方管理经验, 融合于传统的管理理念中, 还应充分重视对古代经营管理智能资源的开发, 发挥其益人神智、长人才干之作用。与此同时, 还必须以科学严谨的态度慎重对待儒家管理思想的一些糟粕, 结合现代社会的具体实际进行恰当的改造和转换, 发挥古代经典的时代价值。

参考文献

[1]樊浩.论中国特色的管理精神与管理模式[J].管理世界, 1992, (1) .

[2]韩光莉.儒家思想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J].管理百科, 1998, (1) .

[3]潘承烈, 虞祖尧.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之今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儒家文化中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 第5篇

儒家文化中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

儒家文化提倡的是“以人为本”,这也是其管理思想最重要的特色和标志,我们且把它称之为人本观.“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八个字是孔子“以人为本”管理思想的.充分表达.孟子也明确提出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管理论断,从理论的高度论述了人在管理中的重要地位.荀子道:“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生有气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这些都说明了人的重要.

作 者：叶晓霞 作者单位：中国核科技信息与经济研究院刊 名：中国核工业英文刊名：ZHONGGUO HE GONGYE年，卷(期)：2003“”(3)分类号：B2关键词：

儒家文化在日韩 第6篇

日韩以儒学立国

公元13世纪，蒙古崛起于北方草原，并迅速以金戈铁马之势灭亡了金国政权和南宋政权。元朝皇帝忽必烈趾高气扬，于1268年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函，派出使团来到日本，要求日本国王向元朝皇帝朝贡。日本痛惜中华的陨落，仍以宋朝为正统，誓不向元朝皇帝朝贡。这使得元朝恼羞成怒，曾两次发兵攻打日本，结果元朝船队两次都被海上的暴风雨所摧毁，损失惨重。日本人从此将此风称为“神风”，二战中“神风敢死队”即出自这个典故。

日本人至今对宋朝都怀有强烈的感情，他们对汉文化的学习到宋为止，他们认为，元朝之后在事实上已经没有真正的中国人了。明朝被清灭亡之后，日本国学家抨击清代人虚伪，福泽谕吉、石原莞尔这些明治维新后最活跃的日本精英，对中国十分轻视，认为正统儒学在中国早已灭亡，只有日本人才继承了正统的儒学。

我们都知道，日本、韩国等国家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但日本人重视到这个程度还是让我们大吃一惊。日本如此，韩国亦是如此。

自从汉武帝开始用“建元”纪年以来，中国皇帝的年号就成为封建帝王正统的标志，但是中国年号使用时间最长的不是清朝历时61年的“康熙”，而是明朝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检的年号“崇祯”。“崇祯”的年号虽然在中国只用了17年就随着明朝的灭亡一起消失了，但这个年号一直在朝鲜使用了265年！原来，朝鲜的李氏王朝作为明朝的藩属国，在明朝被清朝灭了之后，一直坚持使用大明的年号，直到清末仍有人用“崇祯”年号纪年，而且朝鲜民间还一直有“反清复明”的组织。

早在中国的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就伴随着中国汉字一同传入朝鲜半岛。中国在汉朝逐渐确立了儒家的核心地位之后，对朝鲜的影响就更大了。公元372年，当时朝鲜的高句丽王朝在中央设立“太学”，以传授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专门教育王室和贵族子弟，这是儒学在朝鲜半岛正式传播的标志。公元10世纪，高丽王朝实行科考，并开设了国子监，进行儒学教育。14世纪兴起的李氏朝鲜王朝，更加崇尚儒学，命令全国各地的城乡都建立起从事儒学教育的乡校，使儒家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支配了整个朝鲜社会。

儒学是通过朝鲜半岛东传日本的。接受儒家思想之前，日本存在着上百个小国，政治、经济皆处于国家的初创阶段，尚无文字，信奉万物有灵、崇神敬祖的神道。公元三世纪（中国的魏晋时期），朝鲜半岛百济王国的学者王仁携带《论语》十卷及其他儒学书籍赴日，专给日本皇太子讲授儒学，这是日本接受儒家文化的开始。公元七世纪，日本进行了“大化革新”，完全是以儒家政治思想为指导的成功的社会变革，并以中国的政治机构为蓝本建立官僚制度，自此儒学成为了日本古代思想的正统。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古代如此，到了现代，日、韩两国对儒家文化的推崇更深了一步。曾有欧美学者专门做过一个关于“儒家文化在东方各国影响力”的调查，结果显示韩国首都首尔是最合乎儒家核心价值的城市，而中国的上海却排在最后。

韩国确实无愧于这一评价。在韩国，遍布全国的200多所乡校孔庙，至今已经有800多年历史，在传承儒教、祭祀孔子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有些家庭每逢寒暑假，会把孩子送到老家的乡校学习，接受忠、孝、礼、义的传统教育，学习做人的道理，乡校的教材均用汉字写成。

韩国每年的5月11日及9月28日固定举行春季和秋季“释奠祭孔”大典，在全国的200多所“乡校”也一同主持祭孔典礼，程序十分规范，并且一直沿袭了中国周代雅乐的规范，保持了传统的古风仪式。可以说韩国是将儒学民间化、普及化做得最好的国家，被西方学者称为“儒教国家的活化石”“典型的儒教国家”。

韩国如此，现在日本在发扬儒家文化方面也不遑多让。早在明治维新初期，日本“管理之父”涉泽荣一就在日本各地遍设“论语讲习所”，倡导以“论语主义”指导管理，把儒家思想方法应用于近代的资本主义生产管理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经济倒退了几十年，几乎所有的工厂都陷于瘫痪。在这一片狼藉当中，儒家思想成为日本民族重要的思想支柱，支撑着人们勤奋而紧张地工作，为恢复战后的社会秩序与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忠孝”礼仪是日本企业文化的核心。日本人基本上一辈子都在一个企业工作，他们即使在一个岗位上工作了很多年而没有晋升，也不会选择跳槽。因为，在他们心中，企业不只是自己工作的地方，更像一个大家庭，他们把自己的青春和精力奉献给了这个大家庭，不仅仅是为了生计。而企业领导人则以长辈身份给下属以慈爱和礼遇，实行各种形式的感情投资，使职员感到企业的温暖。有人形象地将日本现代企业中的儒家文化伦理解释为“论语加算盘”。

日、韩是将儒家文化融进自己的国民性格中，而在儒学发祥地——中国，儒学这个“封建老古董”似乎已被扔到某个犄角旮旯里去蒙尘了。孔子曾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今天的现状果然如此，这真是令人感慨万千！

如果我们深入了解下去，日、韩两国对儒家文化的继承却是各有千秋的：韩国更重视“孝”的伦理，日本则更强调“忠”的道德。下面我们来看看儒学在这两个国家是如何落地生根、并融合他们本土特色而发展壮大的。

韩国的孝道文化

据历史学家考证，在朝鲜27代国王中，谥号带“孝”字的有23代，这些国王不但号召臣民讲孝、行孝，而且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把孝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保证和选拔任用官吏的重要标准之一，于是自上而下对孝的推行自然加大了人们对孝的重视和认可，所以一直到现在，韩国对孝的提倡都是全社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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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国，同辈之间、晚辈与长辈之间、主人与客人……都有着严格的礼仪。韩国语分成3种语气，谈话时要根据对方的年龄、地位分别选择尊敬、略尊敬和不尊敬的语气。光说礼貌用语是不够的，道谢、致歉和迎送客人的时候都要鞠躬。光鞠躬也是不够的，还要根据对方的身份决定鞠躬的角度。

韩国家庭成员之间遵循着严格的尊卑长幼秩序，家庭里的一家之长是权威所在，全家人都应该听从他的命令，不得有违，子女婚姻都要先经过双方家长同意。在日常生活中，子女早晨起床和饭后都要向父母问安；父母外出回来，子女都要迎接。据说在韩国人的餐桌上，一般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坐在那里，等着孩子给他们盛饭。有些爷爷有饭后喝茶的习惯，妈妈倒好茶后，也会让孩子双手捧茶，小心翼翼地给爷爷敬茶。

韩国政府公务员还有“孝顺休假制”，公务员在父母或岳父母的生日这天可以休假，并且，祖先的祭日也可以为祭祀而休假。由此可见，“孝道文化”在韩国根深蒂固。

朝鲜半岛各代王朝对儒学的“孝”情有独钟，这与统治者的政策直接相关。儒学作为一种学术流派原本在朝鲜半岛处于社会思想的支流地位，但是进入到统一的新罗时代（618—935年）和高丽时代（918—1392年）后，朝鲜半岛的统治者发现儒学中的“孝”可以成为治国安邦的重要手段，于是在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下，儒学渐渐在朝鲜成为主流。例如高丽王朝的第六代国王成宗认为“凡治国莫过于治本，治本莫过于孝”、“忠臣求孝子之门，孝子之门下有忠臣”，当时有一位普通百姓因妻子不够孝敬老母，就坚决要休掉妻子，此举受到成宗的褒奖，这位普通百姓被树为全国学习的楷模。此后，高丽王朝就一直重视孝道，奖励孝子，高丽末期的著名学者、儒学大家郑梦周因19岁时为父守丧3年的孝行而受赐族门（贵族）。

到了李氏王朝（1392—1910年），封建统治者更是确立了“斥佛扬儒”政策，把以“孝”为主的儒学提升到唯一正统思想的地位。至此，儒家之孝成为上自贵族阶层、下至平民百姓尽人皆知的行为准则，“孝”在韩国成为一种生活，一种文化。

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文化对韩国的传统价值观念产生了巨大冲击。韩国人开始对东西方文化进行反思、审视和选择，他们认为西方文化很发达值得学习，但是过分强调个性自由而忽视奉养老人，这又是极端自私的行为，背离了韩国上千年来以孝立国的宗旨。于是韩国开展了一系列东西方文化取长补短的文化再生运动，强化了韩国的文化传统，故而以孝为主的儒学在韩国以调整适应的方式存活至今。

相比之下，我国近些年的改革开放，虽然在经济方面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繁荣，但同时也刺激了人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转变。某些人只知向钱看，比奢侈、比阔气，而传统美德、孝悌忠信却被抛到九霄云外，子女对父母的传统礼节几乎荡然无存。

日本的忠勇文化

与韩国的孝道文化不同，日本的儒家并不强调“孝”，而特别重视“忠”，最能体现日本人忠诚的就是武士道精神。二战后期的神风特攻队就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极致体现。

二战后期，日军为了避免失败的命运，组建了疯狂的自杀性的“神风特攻队”。那些缺乏经验的年轻飞行员，驾驶着装满炸弹的飞机，一头栽到美国的军舰上。1945年4月到6月的冲绳岛之战，日本发动的自杀攻击达到了高峰，一波又一波的飞机进行了数百次自杀攻击，击沉或重创了美国至少30艘军舰。到二战结束，日本已经有数千神风特攻队飞行员自蹈死地，沉重打击了美国的太平洋舰队。虽然这孤注一掷的自杀攻击没能挽救日本战败的命运，但给美国海军士兵造成了强烈的心理震撼，很多美国海军士兵在日本空军的飞行范围内执行任务时，都对日本的自杀攻击感到恐惧。

武士道是日本本土的产物，但吸收了儒家“忠义”文化的精髓。日本早期分为许多大大小小的藩国，藩国的统治者为了保卫自己，都召集了一批职业军人，即所谓“武士”作为自己的亲兵。武士职业道德的核心就是绝对忠于主君，轻利重义，忠义放在生命之上。

17世纪，日本武士道的重要理论家山鹿素行在对武士精神进行系统总结时，大量吸取儒家思想，提倡“忠节”“武勇”等儒家伦理道德，向武士灌输“忠于主君”“不顾身家”的思想，建立了以儒家思想为理论骨架的“武士道”。武士道的“道”，就是取自孟子学说里的“道”。孟子“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的教诲，成为日本武士的基本行为准则。

真正信奉武士道的武士从不惧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在战场失败时会毫不犹豫地举刀剖腹自杀，这并非因为输不起，也不是因为失败而感到羞耻才自杀，自杀是因为感到自己已经尽到最大的努力了，自己的心愿已经了结，这时候就应该像樱花一样毫无留恋地凋谢。武士道的理想境界不是生存，而是死亡，田园终老的武士不是好武士，战死沙场或者自杀才是理想的归宿。

19世纪的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确立了天皇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地位，手握神权并操纵政权的天皇，成为举国唯一的效忠对象。与之相应，明治时代武士道随之以“忠君爱国”为核心，报效国家即效忠天皇。“武士道”由武士阶层的精神信条扩展为全体国民的普遍道德，武士道精神逐渐渗透到日本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中，并随着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胜利而名播海外。

到了近现代，日本在接受、学习西方近代启蒙思想之时，并没有丢弃儒家文化，在政治制度上不主张实现西式的民主共和制，而是强调儒学一贯的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培养对天皇及国家的忠诚心，这使得日本民族有效地保留了集团主义和对权威的服从，从而为日本近代化的实现提供了巨大的社会力量。

很多落后国家想在不改变国家专制政体的情况下学习西方的现代化，但最后都失败在政府官员的腐败上，中国自己在这方面也有很深的体会。这些经验教训使人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必须靠民主才能解决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然而日本却在这方面给我们做出一个反例：在专制体制下也能保持政府的清廉。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前提之一就是政府官员的清廉，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并不是败在武器装备上，而是败在政府和军队的腐败上。当时日本政府的清廉并非来自民主监督，而是得益于政府官员和军队将领克己奉公的武士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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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道虽然催生了日本的军国主义，让亚洲很多国家都陷入战争的泥沼，但毋庸讳言，武士道是日本文化精神的核心，是日本民族不断崛起的驱动力。

儒家精神在中国的失落

公元1279年正月，蒙古铁蹄已横扫南宋大地，南宋最后的残军与元军在广东新会的崖门海域展开历时20多天的大海战，双方投入兵力50余万，动用战船2000余艘，最终宋军全军覆没，南宋灭亡。二月初六日晨，崖门海域风雨交加，元军发动总攻，宋军血战至黄昏，最终战败。南宋左丞相陆秀夫携少帝突围无望，遂杖剑驱妻、子入海，并背负年仅九岁的少帝赵昺蹈海殉国。随行十多万军民亦相继投海殉难，宁死不降，何其壮哉！

崖山之战也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此战之后，一脉相承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由此产生断层，汉文明再也没有振作起来。日本人直到今天还认为唐宋时期的中国才是真正的中国，“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虽然100多年后明朝建立，但继起的明王朝还是受到蛮族的很大影响。明王朝大开杀戒，无视生命价值，大杀名臣、廷杖士大夫、夷人九族，无复唐宋王朝尊重生命价值的传统。数百年后，明朝再次覆亡于异族手中，汉人在经历了多次异族入侵、改朝换代的血腥杀戮后，华夏文明阳刚进取的民族脊梁基本被打断，勇烈诚信的人群几被杀绝。汉人在遭遇游牧民族的重创后，开始变得自私保守。1840年之后，当西方殖民者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时，面对外侮，大多数的汉人精神麻木苟且。

于是，一批受到西方影响的知识分子，在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时，对儒家文化采取了极端的批判方式，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发展到把儒学称为“吃人的礼教”，不仅要“打倒孔家店”，甚至连汉字都要废除。这种极端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式，不仅没有使中国富强，反而使中国陷入为时半个世纪的灾难中。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腾飞，但由于传统文化被破坏殆尽，这个社会的伦理智慧和精神价值无所依存，使得整个社会也成了一个市场社会，或者社会的关系被市场化：大学被市场化，人际关系被市场化，家庭被市场化，权力寻租和贪污腐化充斥着各个层面。

在近现代的工业化进程中，日、韩两国同样像中国那样遭遇了西方文化的洗礼，但在这两个国家，东西方文化的撞击并没有如人们预料的那样出现，事实上，古老的儒家文化不仅没有成为现代化的绊脚石，反而成为助推力。

面临西方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双重冲击，日、韩两国用儒家“仁”的观念引导人们重视社会规范、“和”的观念促使人们追求个人与社会的协调，避免了东西方文化体系碰撞时原有价值观念体系崩溃等不良后果，从而有效地避免了社会变革、转型期的剧烈动荡。

日、韩两国的成功，体现了儒家文化的包容性，儒家文化的兼容并包性可以吸收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进行自我调整，日、韩在这一点上给我们做出了一个表率。因此，儒学不是现代化的绊脚石，我们不要把自身转型的痛苦推到祖先创造的文化头上。历史是不能割断的，现代是传统的延续和超越。我们只有正确对待传统文化，让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焕发生机，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公正和美好。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儒家管理文化 第7篇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开始大量引入西方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与方法,如工作分析法、360度考核法等。然而实践表明,先进的人力资源管理技术的引进与推广常常是流于形式,实际的管理成效甚微。究其原因,我认为人力资源管理不只是一门学科,还是一种文化,有它自身的价值观念、人文精神的继承性。西方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是由西方科学文化奠定基础的,而中国儒家文化在对人的管理上,是与西方不完全相同的。

在我国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仅依靠西方的理性管理难以解决所有问题,要解决我国的人力资源管理问题,就需要把西方的管理理论与中国文化相结合,融入中国的伦理哲学和观念,脱离中华文化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在中国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

1 儒家文化中蕴含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

在中国,认为人贵于万物的认识古已有之,把对人的管理作为社会管理的中心的思想源远流长,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HRM-5P模型:识人(perception)、选人(pick)、用人(placement)、育人(professional)、留人(preservation)的基本思想在儒家文化中早已见端倪。

1.1 识人

儒家以“仁”为核心的学说,始终把人作为研究的对象,孔子认为“仁者爱人”、“爱人能仁”。孟子继之提出了“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的人本管理思想。儒家一方面认为人是构成国家整体的第一要素,如果不行“仁政”,不尊重人,忽视人,就必然导致衰弱败亡;另一方面又提出得国的关键在于得民心。儒家认为管理的核心是人,管理的主客体都是人。

那么,怎样认识人?孔子曰:“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圣,有贤。审此五者,则治道毕矣。”孔子指出:“故君子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侧;杂之以处而观其色。九征至,不肖人得矣。”孔子此五仪九征鉴人法,为中国历代识人用人提供了最基本的标准。此后,无数智者对之进行了不同视觉的更深层次的研究,如诸葛亮鉴人法:“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穷之以辞辨,而观其变;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告之以患难,而观其勇;醉之以酒,而观其性;临之以利,而观其廉;期之以事,而观其信。”就从更多视觉的更深层次为我们认识人提供了帮助。

1.2 选人

儒家在选贤任能方面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孔子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论语》)。即是说,选用公允正直、有真才实学的人作管理者,不但老百姓会心悦诚服,就连邪曲小人也会逐渐变得正直起来。孔子强调选拔人才要看主流,看大节,不可求全责备。孟子强调,要把那些群众威信高,经得起考验的人选拔上来,委以重任;荀子提出选用人才要注重其能力,而不要受外在关系的影响,对外不回避仇人,对内不回避亲戚,唯才是举,唯贤是举。

1.3 用人

孔子强调一定要用人所长,量才使用。孔子在论及其诸弟子的从政才能时,《论语》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对话———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季康子又问:“赐也可使从政也与?”子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季康子再问:“求也可使从政也与?”子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意思是说,仲由办事果断、子贡精通人情事理、子有多才多艺,他们对于治理政事会有什么困难呢?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如子路、冉求不是“大臣”,是“具臣”,子路“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冉求“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每个弟子的品行特点、从政能力、各人所长被孔子非常生动、活灵活现地刻画了出来。如此用人,方能用其所长,避其所短,物尽其用,人尽其才,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潜能。

1.4 育人

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作为一名成功的管理者要想管理好别人,首先要管理好自己。他指出:“性相近,习相远。”人人所具有的天性是差不多的,一经过后天的习染,人与人之间便渐渐拉开距离,不再相近了。人由先天所遗传下来的本性,初生时并没有什么固定的形态,就像一张白纸,可以任由后天的环境、教育塑染。对于孔子来说,当然希望塑染后的人性是善的,这也正是他的仁学思想立论的依据和根本目的。如何抑恶扬善,教人为善就成了儒家人性论的共同特色。

在教化的范围及教化效果方面,儒家的认识同样带有多样性特色。一方面,孔子倡导“有教无类”,即任何人(无论君子或小人)均有权接受教育。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君子”和“小人”在教化目的和结果上有本质的不同。

1.5 留人“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

‘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儒家所谓信不仅只作为真理意义上的理想、信仰来解释,更是道德意义上的诚实守信。只有敬事而信,兢兢业业、努力做事,这样的人才能长期为组织所用。

“信”是留人的基础,“和”则是留人的原则。儒家认为,人际和谐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原则。和是多样性的统一,具有兼容并包,和既尊重了个人的意志,又能相互合作。以和为贵,以和为美,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就能协调好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这样既有利于组织的和谐稳定,也有利于组织建立一种广泛的内和外睦、互利协作的社会关系网络,达成与利益相关者共赢的战略格局。

2 儒家文化对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思想的启发

儒家伦理的基本出发点是人本主义,主要思想是以民为本,强调尊重人的价值,尊重个体存在的权利和意志的表达。武则天广开仁门、尽揽贤才;打破门阀、唯才是用;广听劝谏、爱惜人才;严于考课、奖惩人才,其选才,用才,惜才,爱才之举人皆知之。三国时期曹操为了尽快发现和选用人才,曾连下《求贤令》《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一时间贤才竞进,集于帐下。现代人力资源的管理者应该充分认识和把握人性,要注重认识人已有的能力,并发现人的潜能,选好组织需要的合适人选,安排适合的岗位,注重对人进行教育培训,提高人的诚信意识等,使组织能够长期留用既忠诚而又有发展潜力的人,实现和谐发展。现代管理者应学习儒家尊重人、认识人、教育人的思想,肯定人的价值,公正地对待人,进行富有人情味的管理,为组织的成长和发展提供长期的人力资源支持。

2.1 识人在招聘甄别中的运用与借鉴

古代儒家观人之术,其实质是一种经验积累,是对历代看人经验的总结。对之研究,可以建立一套招聘甄别模式。具体到招聘的过程中,就可以如此的运用:按照这些理论,先确定组织自己的属性,然后在应聘人员中找到相适应的人群,再进行专业理论的测评,在面谈中,观察分析应聘人员的个性、能力和潜质,选择与组织需求相匹配的人。招聘组织的招聘组需要学习一定的与组织要求相匹配的观人方法,知人之长短、知人之特征、知人之潜力,了解了被试者的品性能力与潜力,就为选择组织所需人选提供了最初的保障。

2.2 选人在人才配置中的运用与借鉴

因人而用,可以避免组织在管理中出现各种资源损失和浪费。中国古代对一名官员的考核,除了看个人的能力、政绩和民众关系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荐才。看你这个人在为官的过程中,给国家选拔和推荐了多少有识之士。

德才兼备的选人标准是我国历史上的优良传统,思想家们多有论述。如管仲提出,君主选用人才一定要审查三个问题:“一曰德不当其禄,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汉代王符对德薄能鲜者身居高位的危害作了深刻的分析:“德不称其任,其祸必酷;能不称其位,其殃必大。”说明一个人的品德与职务不相称,或其能力与职务不适应,都会带来严重后果;只有德才兼备者,才是惟一正确的选择。中国古代在选人用人问题上,既坚持中正之道,又敢于打破常规、不拘一格选拔任用人才的思想很值得学习。

2.3 用人在绩效管理中的运用与借鉴

司马光说,“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古代用人要看能,即解决问题、完成任务的能力,荀子提出“无能不官”、“尚贤使能”,“量能而授官”的用人原则,强调只有根据人们的实际能力分配任务,才能鼓励人们积极争取立功。古代用人最忌求全责备,提倡用人所长,“隐恶而扬善”。隐恶不是做了坏事加以隐瞒,而是说看人要看他的主流,不要老是揪住他过去的一些缺点不放,要多表扬少批评,多鼓励少处罚,多看优点少看缺陷,这和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正面激励不谋而合。古代用人还提倡用人不疑与疑人不用,这是对人的充分信任,也是对人的精神激励,这样能够增强人的事业心、责任感与向心力,也能最大限度的激发人的劳动热情。

2.4 育人在培训和开发中的运用与借鉴

儒家非常重视人的教育培养,重视人力资源的培训和开发,其创始人孔子深信可以通过教育来保证人的本性和人性的完美,在方法上,孔子善于因材施教,采用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启发式教育,大力提倡并努力实践“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精神,鄙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在今天仍然值得大力提倡。

儒家重视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在今天能够用以纠正目前普遍存在的对人力资源重管理轻开发的现象。一个人的潜质有待开发,人只有开发好,才能讲管理、求效益。然而,我们许多的组织却盲目地强调向管理要效益,有着只管理,不开发的倾向,结果导致许多的工作无法展开。

儒家的教育思想在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具有激发员工自我培训的欲望,使员工富有自强不息的精神,引导员工根据自身的特点和组织发展的需要来制定职业发展规划,鼓励员工发掘自身的潜能,增强自身的素质(包括技术和管理等),使他们能自我训练成复合型人才。同时,组织在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日常工作中要注意配合,为员工成才提供条件,如在培训过程中,注意培养员工的自学能力;在员工调配上,要安排一些具有挑战性的工作,让员工在工作中获得能力的提高、信心的增强。

在组织文化建设中,要注意引入自强不息的精神,充分发挥组织文化的引导、凝聚、协调、激励等功能,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自主性,使员工不断地在工作中学习新知识,不断改进自身的缺点,促进整个组织的学习进化机制。

2.5 留人在组织文化和人力资源开发中的运用与借鉴

人生存和发展最重要的环境是文化环境,组织要留人就必须建立长效机制。俗话说人心都是肉做的,以心换心,将心比心,不要玩手段,人都是聪明的,早晚他会知道,只不过是晚一点,所以还不如把真正的诚恳作为手段。诚信可大大减少合作风险、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提高社会成员幸福满足感,是社会健康和谐发展的基础性保障因素。在组织信则群体和谐,监控成本减低,效率提升,满意度增加;不信则使各种管理制度和体系功能全面弱化,工作效能下降,甚至崩溃。

组织留人除了要有好的文化氛围和环境外,还要有正确的激励措施。激励是人力资源管理的难点和重点,也是人力资源管理中最具有文化特色、组织特征和个体特点的部分之一。儒家文化中,有关激励的论述极为丰富,孔子认为只有满足人的物质利益需要,才能调动人的工作积极性,“博施于民而济众”,“惠则足以使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强调管理者的表率激励作用;“无功不赏,无罪不罚”的正负激励;儒家高度重视人的成就需要,确定了“尊贤使能”、“俊杰在位”的用人标准,体现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激励思想,倡导通过满足贤能者的成就需要,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

由此可见,西方学者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双因素理论、期望理论和强化理论、公平理论和挫折理论等激励理论在儒家典籍中早有论述,它对建立现代的激励文化有着积极的意义。

3 儒家文化对人力资源管理的现代价值

现代组织的竞争实质是人才的竞争,现代化的人才观要求破除论资排辈、求全责备、任人唯亲、忌贤妒能以及把安分守己、稳重听话作为选拔人的标准的狭隘的人才观,要求广泛挖掘各方面、各层次的人才资源,为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平等的竞争机会。这就要求现代组织要具有深邃的视力、多维的视角,在识人、选人、用人、育人、留人上,唯才是举,使组织充满生机与活力。

怎样看待儒家文化对人力资源管理的现代价值呢?

3.1 辩证地看待儒家文化对人力资源管理的现代价值

儒家文化对人力资源管理的现代价值,既有积极的一面也存在消极的一面。与西方相比,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则更强调以人为本,突出对人自身的关注,把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与整个社会的普遍和谐视为管理活动的核心,这是儒家文化的生命力所在。在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挖掘儒家文化宝藏,发挥其合理内核的作用,对构建包含儒家核心价值观的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思想意义重大。

3.2 批判继承儒家文化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

客观的说,儒家文化中的管理思想具有许多明显的矛盾性和两重性。它既有民主性的精华,又有封建性的糟粕;既有积极进步革新的一面,又有消极保守落后的一面。在有些情况下,精华与糟粕又互相结合,良莠混杂,瑕瑜互见。对此我认为,既不要全盘否定,也不要全盘继承,应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批判继承、弃糟取精和古为今用的方针。汲精取华,构建中国特色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使之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成为“时代的精神”。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引入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在实践中成效甚微的原因之一是它没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联系起来,挖掘儒家文化在如何识人、选人、用人、育人和留人方面的内容,总结批判继承这些思想与经验,发挥它们在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招聘甄别、人才配置、绩效管理、培训开发、组织文化中的作用,必将对中国特色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构建有所裨益。

儒家管理文化 第8篇

关键词：儒家文化,民办高校,管理工作

儒家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 也是大中华文明成果的创造源泉。儒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思想, 其不仅充满智慧, 同时也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到企业管理中。现阶段, 越来越多的企事业单位深刻意识到儒家文化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因此将儒家文化与企业管理融合已经成为趋势。充分借鉴儒家文化思想, 并将其有效融入民办高校管理工作中, 势必在民办高校的各方面管理工作中发挥促进作用。

一、儒家文化思想中的管理思维

儒家文化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及沉淀, 已经形成了完整、系统的思想管理体系, 如以人为本、中庸之道、修己安人等, 对现代化管理具有启发及借鉴作用。

(一) 以人为本。

《礼记.中庸》中提倡“仁者, 人也”, 孟子也曾说过:“仁者爱人, 有礼者敬人......”而在国家管理上, 儒家思想则提倡“民贵君轻”。从中可以看出, 儒家管理思想中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人的重要作用, 并肯定人的自我价值。同时, 各类管理活动的顺利开展均是以人为核心, 作为管理者, 要将人视为首要管理要素。上述思想理论基础与现代企业人本管理相辅相成。

(二) 中庸之道。

所谓“中庸之道”, 内涵在于贵和上中, 要求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 要意识到和谐, 强调行事做人处于平衡、不走极端。“礼为用, 和为贵”“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思想充分体现出贵和上中的管理思维。与此同时, 在国家管理上, 强调利用礼仪道德维持社会稳定, 认为“和”不仅是化解矛盾的基础, 也是事物存在的基本依据。延伸到现代管理, 儒家思想给我们的启示则是打造和谐、团结、相互信任的企业理念, 为管理工作带来更多力量。

(三) 修己安人。

孔子认为, 君子只有不断提高自我的道德品质及修养, 才能做到“安人”“安百姓”。也就是说, 做好自己, 方能成就自我, 并发挥最大价值, 履行对家庭、社会及国家的责任。同时, 孔子认为, 做人的根本在于“德”和“仁”, 在个人层次上做到“修己以敬”, 在处理与他人关系时做到“修己以安人”, 而在国家层次上则要求君主“修己以安百姓”。儒家思想中的“修己安人”理论运用到现代管理中, 主要强调自我管理。

二、儒家管理思维与民办高校管理的有机融合

儒家学说立足于教育, 在实际政治、社会中往往积极干政, 并提出与社会治理相符的管理学思想。孔子不仅是儒学的创始人, 也是伟大的教育者, 富有办学经验, 其办学管理思想适用于现代民办高校。为此, 将儒学思想与民办高校管理互相融合、取长补短, 可最大程度发挥管理效能。

(一) 以人为本——充分兼顾校职工情感归属。

目前, 现代化管理科学认为, 管理工作要不断突出人的作用, 并将其作为主要管理要素。这不仅是因为人具有思想和意识, 同时人更具需求和创造力。现阶段, 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温饱需求, 而是包括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 且每个人由于个性上存在的差异, 其需求也具有一定的差异。高校教职工知识水平、个人能力、素质修养等均比较高, 因此其具有比较好的自我意识, 渴望得到学校及学生的尊重。为此, 民办高校应充分认识到教职工的能动性, 在实际管理工作中做到以人为本, 并兼顾到广大职工的情感需要。

领悟儒家思想中以人为本的主要内涵, 将人本思想作为管理原则, 建立相对完善的管理机制, 为高校管理提供更多思路。首先, 要坚持以人为本理念, 兼顾职工情感需要, 为其改善工作环境及条件, 充分发挥每个教职员工的工作主动性。其次, 民办高校稳定向上发展需要广大职工与学校的相互依存, 从而不断提高办学质量, 在激烈的竞争中赢得先机。除了对教职工物质上的激励, 还要广施仁德, 从多个方面不断满足教职工的实际需求。与此同时, 可建立校务公开制度, 不断扩展及延伸教职工的知情权, 使教职工能够充分参与到民办高校的决策工作中, 从而不断强化其情感归属。

(二) 恪守中庸——不断强化协作管理精神。

“和”是我国传统文化重要构成部分, 也是中庸之道的最好诠释。作为学校管理者, 要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 进一步在管理工作中强调以和为本思想, 并将其运用到实际管理工作中。首先, 管理者在进行管理决策时, 要将广大教职工的根本利益作为核心, 并将其视为组织管理的重点内容, 从而形成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良好的亲密关系。其次, 要恪守中庸之道, 在以和为本思想的指导下, 不断突出校方与教职工的合作关系, 为学校管理工作开辟新思路。提倡和谐、友爱、坦诚、互助等理念, 不断强化协作管理的精神。

除此之外, 要营造良好的高校文化氛围, 使每个教职工及学生感受到和谐、团结的理想, 从而正确引导师生价值观, 形成巨大的凝聚力。恪守中庸之道, 还要对“贵和尚中”思想进行不断深化, 强调校方与教职工、校方与学生、教职工与学生之间人际关系的和谐, 使其能够团结向上, 共建美好校园。校方有义务为教职工建立公平竞争的学术环境, 同时也要为学生搭建学习、生活的乐土, 进而形成更具特色的校园文化。为职工及学生提供人力、物力等资源配置, 帮助每个人实现个人愿望及集体宏愿。在学校管理中退订民主化管理, 将中庸之道与人本管理理念充分结合在一起, 形成规范化的内部管理制度。

(三) 修己安人——为教职工搭建教育培训平台。

修己:将修己安人思想应用到民办高校管理工作中, 不仅要求校方做好“自我管理”, 还要为广大教职工及学生做好表率。修己是改正自己的过程, 作为管理者, 要将多数时间、精力用在修正自我上, 而不是一味驭人。实际上, 若无“修己”过程, 而是直接“安人”, 不仅达不到管理效果, 同时还会浪费大量管理成本, 与现代管理学思维不符, 进而出现事倍功半的境况。所谓“正人先正己”, 校方应在管理工作中做到以德服人, 并开展良好的管理。为此, 管理者要做好自我教育, 对管理阶层内部关系进行妥善处理, 并对自身与教职工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定义。

安人:与中庸之道相同, 修己安人管理思想同样是人本思想的突出表现, 也是中国式管理体制的内涵。如果将“修己”作为起点, 那么“安人”则是管理工作的终点, 只有理清两者之间的关系, 才能在使人感到心安, 并达到终极管理目标。校方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前提下, 要为广大教职工搭建良好的教育、培训平台, 教育与培训的内容要与时俱进, 为高校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儒家学派提出“修己”思想, 可见古人对教育事业的重视。民办高校是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不可或缺的, 在为学生提供知识、技能教育的同时, 也要对广大教职工开展定期培训, 使其教学能力、综合素质不断得到提高, 促进民办高校可持续发展。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 分析儒家文化中所包含的管理思维, 并将其运用到民办高校实际管理工作中, 能够促进民办高校长期稳定发展。通过上述分析, 对以人为本、中庸之道、修己安人等儒家管理思想进行解析, 并将其与民办高校管理工作进行融合, 充分体现出“人”参与到“管理”中的作用。同时, 探索两者的融合, 主要目标是为了构建更为良好的管理秩序, 使高校管理服务于人、贴近于人。民办高校应对上述管理思想进行分析, 并结合自身发展状况, 在实际管理工作中不断融合儒家管理思维, 为民办高校发展夯实基础。

参考文献

[1]翟学伟.也谈儒家文化与信任的关系——与《再议儒家文化对一般信任的负效应》一文的商榷[J].社会科学, 2013 (06) :7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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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管理文化 第9篇

关键词：儒家文化,企业管理,仁、义、礼、智、信

儒家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基础, “仁义礼智信”是儒家文化的要义, 中华文明是世界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古代文明, “仁义礼智信”是这部文明长卷里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儒家文化及其价值观一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表征, 那些关于做人、处事和立国的名言早已潜移默化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中国古代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 这当然是夸张了儒家伦理的实践价值, 然而, 儒家伦理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最深邃、最富有生命力的思想体系, 千百年来的确对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当前的中国企业已经彻底地进入了市场经济的运作范畴, 其管理活动也必将遵循市场规律。有人说儒家文化已经过时, 接下来的世界必将是西方文化的世界, 这种思想是有失偏颇的, 我们不敢说儒家文化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但是, 儒家文化的经典要义和现代企业的管理理念是相辅相成的。企业遵循了这些经典要义来管理, 必将会给企业带来丰硕的收获。明治维新之后, 日本天皇教席三鸟中洲曾说:“论语中有算盘, 算盘中有论语”, 这句话贴切地阐述了儒家伦理与商品经济之间微妙而又深奥的关系。特别是“仁义礼智信”, 作为儒家文化的精髓更是现代企业管理不可或缺的要件。

“仁”是儒家伦理学说的中心范畴和最高道德准则, 其本义是爱亲人, 爱家庭, 爱同事, 关爱他人。对管理者来说就是关心职工的切身利益, 实行人本管理。企业管理者对员工应尽心尽力, 奉献自己的全部爱心, 要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 不苛求于人。这是以仁推己及人的基本道理。

西方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新的企业管理理论, 十分重视人的因素, 把人放在企业管理的中心地位, 认为人是管理的主要对象, 更是管理的主体, 主张企业管理要由过去的“以物为中心”转为“以人为中心”。因此相对“以物为中心”而言, “以人为中心”或“以人为本”便成为现代企业管理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当然, 仁不是偏爱、滥爱, 一团和气, 姑息养奸, 必须爱之以德, 爱之有方。

企业家应把仁爱之德施之于人民大众, 真诚、友好地对待别的企业或客户, 当受到别的企业帮助后, 应当铭记不忘, 寻找机会给予报答, 当别人有难之时, 主动伸出援助之手, 帮其排忧解难。只有这样, 才能赢得广大用户的真情厚谊, 建立牢不可破的关系, 并会得到别人的鼎力支持和热心关照, 从而促进本企业的蓬勃发展。

“义”即正义, 大义, 义气。指在特定的社会环境里人的思想和行为要合乎一定的规范。儒家讲“义”并不一概地反对利, 主张“君子之财, 取之有道”。它强调的是要先义后利、见利思义、以义求利。这也是儒家伦理思想在企业管理活动中的表现形式和基本原则。孔子曾说“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 所以君子似乎不应讲利。但是他也说“富与贵, 是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 不处也。”可见孔子是说求利必须合乎义, 即符合社会公认的道德标准。

重“义”就要求企业经营者守法经营, 倾心于社会, 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 创造社会效益。对于一个企业管理者来说, 处理好企业与员工、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社会之间的义利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在处理上述关系时要坚持“义”与“利”相统一的原则, 以平等、互利、讲信用为基准, 就一定可以实现企业的兴旺发达。

毋庸置疑, 企业追求利润是天经地义的, 也是必须的, 但也要注重“义”在企业行为中的作用和效果, 把“义”视为企业的一个精神支柱, 讲究既谈赢利又讲友谊, 既注重经济效益, 又注重社会效益。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现代企业家, 无不使发展企业、谋求利润的日常行为, 服从于国家兴盛、民众幸福的大局, 懂得报效国家, 造福于民, 回馈社会。

“礼”泛指各类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相对内在的道德感情和伦理思想的“仁”而言, “礼”是外在的道德规范, 它起到调节人际关系, 达到社会和谐安宁的作用。“礼”是企业管理者修养的标准, 企业形象健康的标志, 企业员工相处的依据。孔子说过“不学礼、无以立”, 也就是不懂“礼”就不懂协调人际关系, 就不会立身处世, 就不可能取得事业的发展和进步的意思。企业是处在社会中的有机体, 社会中的个人是它的有机组成部分, 只有遵从社会的公共准则, 企业才有发展和未来。而作为企业的经营者, 更应该以“礼”来作为其行为发展的指南, 这是管理者最好的行使管理职能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件。

可以说“礼”是企业的无形财富,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企业的一种无形资产, 正因如此, 那些高超的企业管理者对员工无不大力进行礼的教育和宣传。礼也表现为为公众服务, 这对于市场经济下的企业来说, 尤为重要, 企业只有竭诚为公众服务, 以礼而待客、以礼而服务, 尽力满足顾客的需要, 才能够赢得消费者, 赢得社会, 才能为企业的发展赢得更多更大的空间。同样, “礼”也表现为“和为贵”。孔子的学生有若认为“礼之用, 和为贵。先王之道, 斯为美。”可见儒家文化是重视人际间的协调和和谐的。一个企业, 员工和谐融洽, 部门同心协力, 领导上下一致, 这是一种凝聚力, 一种向心力。

当然, “和为贵”不是附和不是盲从,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也就是要求企业管理者对内即讲团结又讲原则, 对外既要共处又要双赢。儒家的这种“和”思想至今还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

“智”指才智, 智慧, 是人的内在思想通过独有的特性体现在外在事物上的表征。智慧是通过学习而产生的。众所周知, 当今世界竞争的焦点已从市场竞争转移到人才的竞争, 人才的需要是智在企业管理中的具体体现。企业对人力资源的投资, 实际上就是智力投资。企业的发展, 需要大批的人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企业前进的先决条件。

马克思认为:劳动者是社会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 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基本力量。可见, 人才资源是企业最宝贵的资本, 或者说智力和人才是现代企业腾飞的动力源泉, 是企业克敌制胜的有效武器。

既然智慧对于企业的发展如此重要, 就要求企业管理者建立企业的知识管理体系和知识培训体系, 一方面要有目的有计划地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及专门技术, 重视员工在实践当中的经验教训的收集和整理。另一方面要把企业办成学习型企业, 要营造一种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

当今世界正处于新技术革命时期, 重视人才资源的开发、加强人才资源的管理和科学合理地使用人才资源已是当务之急, 对此, 我们的企业管理者必须具有爱才心、识才眼、容才量、用才胆, 本着对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大力营造一种惜才、爱才、荐才和用才的好风气和好架构。也只有重视人才, 企业才有希望和前途。

“信”即诚信。是儒家伦理思想中的重要范畴之一, 泛指诚实不欺、讲信用的品德。诚信是立人之本, 也是企业谋发展之本。讲信用、守诺言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在商业活动中, 诚信是第一位的, 是商业道德, 也是生财之道。在企业的管理活动中要求全体员工诚信守约, 工作务实, 对内以诚待同事, 对外以信取顾客。企业才有稳定有发展, 内失诚于员工, 外失信于消费者, 企业就难有立足之地, 甚至会出现崩塌的危机。

一切为了顾客是现代企业管理的重中之重。企业经营能否成功, 关键在于顾客, 在于企业是否拥有赢得顾客的信誉。顾客是企业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 现代经营管理者提出“用户至上、信誉第一”的口号, 就是向客户提供无微不至的服务, 这是树立企业形象和提高企业信誉最有效的方式。成功的企业管理者都要求企业“以信为本”, “一言九鼎、一诺千金”是一个企业管理者必备的操守。现代企业把顾客当“上帝”, “上帝”是绝对正确的, 否则就会砸了自己的饭碗。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 现代企业不再是孤立的封闭的个体, 而是一个与社会各界各阶层的群体有着密切联系的开放系统, 企业在市场上的形象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兴衰存亡, 从广义上来说, 企业形象是企业伦理文化在与社会各界各阶层公众交往中的表现, 理想的企业形象应该是“仁义礼智信”的统一体, 规范着企业行为准则。这就要求我们现代企业人应该用当代人的眼光对其进行更深层地挖掘, 挖掘它和当代企业管理与经营接轨的理念, 为我所用, 使我们的经济发展和企业管理更稳定, 使我们的社会秩序和生态环境更和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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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先举.孔子管理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3]、颜爱民, 刘媛, 张敬军.儒家文化蕴含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及其现实影响[J].湖南大学学报, 2007.

儒家管理文化 第10篇

任何企业管理活动都离不开民族文化土壤，都必须同自己的民族文化相结合。笔者静心研读儒家思想时，正是发现了儒家人本主义哲学恰能对当前民营企业在文化建设时遇到的诸多瓶颈有很好的借鉴价值。儒家思想实质可以理解为一种广义上的管理，所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是实现了对己有效管理的前提上“达则兼济天下”的写照。笔者希望用一种儒士的情怀，实现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求教于大方。

1 当前我国民营企业文化管理中存在的特殊瓶颈

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我国民营企业的迅猛发展创造了一个个世界经济发展的神话，然而，在全球化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民营企业要实现集团化、规模化、制度化的发展目标，必须重视企业文化管理的作用。民营企业在企业文化管理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特殊瓶颈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1 传统的消极管理模式逐渐失效，绩效管理体系不完备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熟，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民营企业对员工传统消极的管理模式已经不再适应当代经济发展的趋势。美国著名人力资源管理学家麦格雷戈提出，管理者对下属的行为方式是建立在对人性观点一些假设之上的。而民营企业传统的管理观点，往往以人性本恶为假定，将劳资关系对立，即从本质上假设人厌恶工作，非必要就会加以逃避责任。基于这种假设，管理人员的相应管理方式往往是以一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控制性”模式：一方面以金钱的刺激与收买为主要途径;一方面又加以严密的控制监督与惩罚。然而随着现代社会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最基本的生理和安全需求得到一定满足，人们开始追求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这三种较高层次的需要时，即从物质需求向精神需求提升时，这种传统“控制性”管理模式就逐渐失效了。要想真正有效地实行企业文化管理，就要从人性基本假设上转变，从性本恶到性本善的转换，管理职能才能实现以“控制”为主，到以“关怀”为主的进步，营造一种和谐的团队精神。

1.2 家族式管理成为制约瓶颈，企业凝聚力缺乏

我国民营企业组织中常见的是家族式管理模式，即经营者同时为资产的所有者。有关资料显示，在民营 (私营) 企业中，重要职位由家族成员担任的比例高达40%，在中国内地150万家民营企业中，80%以上是家族企业。家族式企业的模式很容易导致企业管理的亲缘化、集权化与非理性化。民营企业文化管理受家族式管理模式制约，往往处在自发阶段，企业文化多元化特征明显;血缘性或情缘性特征突出。如民营企业家往往集经营权、决策权和监督权于一身，领导上的随意性与专制式，相对于其他形式的企业组织模式更能直接导致管理、生产上的失误。再者，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缺乏健全的组织机制，以人情代替制度，必然导致管理的漏洞，不利于企业组织内部的融合。家族式的管理模式是民主式管理最大的制约阻力，普通职工的合法权利一旦不能得到公正合理的保障，就不可能全心全意为企业创造利益，而对亲缘职工的过于“弹性”直接阻碍了企业内部的融合。解决家族式管理模式对企业文化的影响，迫在眉睫。

2 儒家思想与民营企业管理的对接楔口

吸收儒家文化中的管理思想，将西方文化中科学、创新精神与儒家文化有机融合起来，可以提炼为两个字：仁与公;其基本精神运用到现阶段民营企业文化管理，可归结为“以民为本”，即首先要重视员工，才能依靠员工从而使民营企业获致社会功利。所以在儒家管理思想与民营企业文化管理的对接楔口上，管理方法侧重的是“仁”，管理目标体现的是“公”。

从当前中国大多数民营企业的情况看，民营企业文化管理没有形成完善的系统，管理理念落后、机制不健全，员工队伍不稳定，对企业缺乏归属感。而这些在民营企业文化管理中的“顽疾”都能在儒家管理思想中寻找到民营企业文化管理创新点并“对症下药”。

2.1 人性本善与麦格雷戈的Y理论

以孟子“性善论”为宗，儒家对人性的基本假设是正面、积极的，孟子言性善，即以人内在的道德品质、道德禀赋为善，并将性善是为以动态、发展过程的性善修习论，联系麦格雷戈的Y理论体系：对于人性的假设是正面的，即假定人性本善，假设一般人在本质上并不厌恶工作，只要循循善诱，员工便会热诚工作，努力完成生产任务。且在适当的条件下，一般的人会主动寻求责任感。

民营企业传统管理模式是静止地看人，现在已经过时了;以人性本善的理论假设则是以动态的观点来看待职工，这种“乐观主义”的看法在企业文化管理上对争取职工的协作和热情支持具有现实作用。

2.2“家文化”与“贵和”思想

中国自古就非常注重“家”的概念，在“修齐治平”中“齐家”就处于关键的过渡地位。深厚的家族传统文化为民营企业的产生、存在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依靠儒家思想对民营企业文化建设的有力引导，正是平衡家族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关系的最有效途径。

“和”是儒家管理哲学的出发点，“内仁外礼、执中求和”是儒家处理社会关系的处事哲学。这种儒家式“人和”理念与目前民营企业家族式管理是相契合的，儒家思想具有伦理性、层次性、历史延续性的特质，能妥善地将员工个人与企业集体有机融合，从而有利于民营企业从家族式向更大平台趋近的过程有渐进的过渡阶段，逐步使民营企业各类员工能真诚合作、团结共处，达到人尽其职、人事相宜的和谐局面。

3 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民营企业文化建设对策探究

3.1 更新管理理念，管理职能“以民为本”

在儒家思想性本善的前提下，民营企业相应的文化管理理念亟待更新。企业的管理其实质是对人的管理，核心竞争力最大源泉是人力资源。人力管理上要有民本思想。淘汰胡萝卜加大棒的措施，明确绩效管理体系的目标不是对人是非功过的定论式奖惩，而是着眼于如何让员工在为实现组织的目标贡献力量时，也能达到自己的目标，实现自身价值与企业价值的同步提升，从而形成企业和职工的融合，达到互利共赢。此时，企业文化管理职能的重点是创造一个使人得以发挥才能的工作环境，管理制度上应给予工人更多的自主权，实行自我控制。

落实到具体的应用层面，可以以仁爱思想为先导，完善人力激励机制，比如对传统的绩效评价方法进行改革。传统的绩效评价是上级对下级进行评价，这类方案倾向于把人看成是等待检验的一件产品。儒家的人本思想从根本上杜绝了这种人质化的管理理念。国外公司 (如通用公司等) 在尝试一些新办法，比如由个人自己确定目标，每半年或一年对实绩作出自我评价，这种方式给了下属很大的自主权。对员工激励最好的方式就是来自工作本身的内在激励，让他担当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担负更多的责任，促使其工作做出成绩，满足其自我实现的需要，进而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

3.2 趋避就利，创建以和为贵的“家和”企业文化

受政治和历史等原因的影响，中国的民营企业管理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然会有其家族性。这使得在探究民营企业的管理文化时不能简单地割离“家文化”的现实状况。因此依据民营企业家族式的特点，建设特色鲜明的“家和式”企业文化不失为一剂趋避求利的创新良方。

儒家“和谐”的管理思想讲求团队协作的价值观念，在管理上崇尚中庸之道。因此民营企业需要建立一种包容性强、凝聚力大的“和合”企业文化，使之成为约束管理层和员工行为的共同准则。具体措施如在企业内部营造一种亲和的工作氛围，优化企业管理的沟通渠道，增强员工之间的情感交流，建立一种和谐共进的关系。和谐的气氛能增强员工认同感，降低人才的流失，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以和为贵”的儒家思想也凸显了对团队的重视：个人的“智”毕竟不及整个团队，而团队成员之间关系和睦与否直接影响到整个团队潜力的发挥，直至企业的成败兴衰，故“和合”的企业文化特质就显得弥足珍贵。

综上，儒家思想对民营企业文化管理中遇到的瓶颈问题起作用的主要是在人性观点、仁学思想、和谐观念上。除此以外，儒家人本哲学推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礼记.大学》) ，“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借以修身为本”，可见“修身”是进行社会管理的逻辑起点。在企业文化管理的应用中，不管是对管理层还是被管理层，“修身”都是前提与基础。

依据儒家的修身思想，既要突出领导者的影响力，即所谓“修己以安人”，强调管理者的表率激励作用，这对民营企业家的现实价值尤为深刻。其次，在对民营企业人员的培训上融入儒家修身思想，以人性可塑的人治思想，指导对职工的人力开发目标，在民营企业中培养一批业务精干、素质好、忠诚度高的民营企业人才。

4 儒家人本哲学与“文化力影响”

企业文化管理追求的目标是是全体员工认同的共同的价值观，大部分民营企业家对企业发展的认识还停留在完全依靠生产技术、营销手段，而忽略企业文化建设。殊不知，在中国这块五千年历史的传统文化土壤上，企业文化若没有强的沉淀，企业内部没有达到融合，企业是很难达到长久可持续的发展的。企业文化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是存在于人思想之内，每个人都受自己的价值理念的支配，所以企业要特别重视“文化力”的影响，重视企业文化的培育。

由于几千年文化的深层积淀，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决定了对民营企业文化管理的探究不能单纯依靠西方的理论。儒家人本主义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即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与互补;又强调个人的主体性，包括道德自律、修身，这对于促进民营企业文化融合创新的原则和要求都十分一致。企业要特别重视“文化力”的影响，重视企业文化的培育。将西方科学管理理论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有机地契合，结合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才是我国现代民营企业文化管理问题解决的最佳路径。

摘要：民营经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起到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然而民营企业受自身特点影响, 在企业文化管理上存有不少问题。本文旨在以儒家思想为对接楔口, 针对民营企业文化管理中遇到的实际难题, 探究有中国传统儒家特色的民营企业文化管理创新对策。

关键词：儒家思想,民营,企业文化,人力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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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精神：庐陵文化的特质 第11篇

一、体现儒家精神的宗族制度

庐陵古村落中保存完好的现有吉安县的漠陂、钓源、唐贤坊古村，吉水县的碰塘、燕坊古村，泰和县的大江、爵誉古村，乐安县的流坑古村等。通过对这些古村落的田野调查可以发现，它们无一例外地存在宗法制的痕迹。具体说来，这些古村落都是按照父系的血缘关系，将庞大的族群紧紧结合在一起，如漠陂村的梁氏，湴塘村的杨氏，流坑村的董氏等。他们都不许其他杂姓混居进来。其族谱记载的房派支系清晰可辨，可谓源远流长。碰塘杨氏从修撰的第一部族谱开始，直至民国八年止，修谱不曾间断，并成为碰塘杨氏千年凝聚力的关键。同一村落的居民有着共同的祭祖时间和程序，有着共同的宗祠，守着共同制订的族规。这种大家族制度，与东汉以来中原地区出现的大家族制度可谓一脉相承。

众所周知，体现着宗法精神的大家族制度在永嘉南渡之前，很大程度上只存在于以中原为代表的广大北方地区，江南除缄市和少数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之外，广大山区的土著基本上为少数族的分布区，谈不上宗法制度。由于当时在江南的士大夫与普通百姓中已经风行小家庭制度，南迁的北方人自然也难免受其影响而分家析产，这种情况在士大夫比较集中的城市地区尤为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恐怕是这些地区居民之间的互相交流要更多一些。但是迁徙到山区的北方人，由于与当地土著在语言、信仰、生活习俗等方面存在不同，相互交流自然要少一些，如果他们不抱成一团，在与土著居民(其中很多是少数族)的冲突中便很难生存，因此他们的大家族制度得以延续下来。庐陵现存的古村落中，其居民的祖先皆可追溯至北方某地，而绝无属当地土著者，亦可证明这一点。

二、“忠、信、笃、敬”的儒学意识

庐陵文化中的族群意识与其古建筑文化水乳交融。庐陵古村落的民居建筑虽属赣式民居建筑，却有着与中原地区的古建筑相似的风格。流坑村以规模宏大的传统建筑、风格独特的村落布局而闻名遐迩，古村七横八巷，族人按房派宗支分巷居住，巷道设置门楼，门楼之间以村墙连接围合的整体布局，巷道内鹅卵石铺地，并建有良好的排水系统。村中现存500余幢建筑中，明清古建筑及遗址计260余处，明代建筑怀德堂中的雀(爵)鹿(禄)蜂(封)猴(侯)砖雕壁画和永享堂照壁上镶嵌的“麒麟望日”堆塑，令人叹为观止。保存完好的木质油漆匾额188方，门头墙壁的各种题榜362方，祠堂名阁近60处，楹联72副，共计682处(方)，内容多为族门兴盛、诗书传家、光宗耀祖的格言与赞美。漠陂古村位于吉安市青原区文陂乡，住户六百余，人口三千余，村民均为梁姓，其开基先祖是南宋初年梁仕阶，从陕西长安率族中子孙，迁徙镁陂建村。村中现有保存完好的明清建筑367栋，包括祠堂七幢，书院四所，牌坊三座。古村依山傍水，天然形胜，整体布局错落有致，村内开凿有28口池塘环绕村庄，取28星宿之意。梁氏先祖自北宋在镁陂建村立业之始，即以“忠、信、笃、敬”为族训，以弘扬儒家传统道德为建村宗旨。漠陂古村中至今完整保存有清代和民国间的宗谱、族谱以及文天祥、胡诠、曾同享、邹元标、刘绎等庐陵名人为梁氏宗谱、族谱所作的序记。这些族谱、宗谱，一方面是一种文化，显示着族群的血统和活力；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寄托，一种豪情，永不放弃自己的族群意识。

三、诗书传家的教育理念

庐陵人重教尊儒，崇尚办学，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他们坚信“耕可致富，读可荣身”，尊师崇学，兴建书院，蔚为风尚。吉水县创建书院众多，最多时达53所，名闻遐迩。《岳麓书院碑记》里即有“吉水书院天下第二”的说法。尊师崇学和兴建书院，使得大批宗族子弟因此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这应该是庐陵地区多进士、状元的主要原因。据统计：唐宋以至明清，在江西省境内可考的44名文武状元中，庐陵地区即占19名，官居宰相的有17名。又据《吉水县志》记载，该县仅在明朝中状元者即有五人，中榜眼、探花者各三人，并出现了“一门三进士，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十里九布政，九子十知州”的人文盛况。正是得益于这种尊师崇学的教育理念，庐陵古村先后培养出了欧阳修、杨万里、文天祥、解缙和罗洪先等众多永载史册的文化名人。

庐陵文化中的教育思想，是与仕进、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古代庐陵人走的是耕、商、读相结合的道路。流坑董氏家族自五代南唐年间(937—975年)建村，宋代以科第而勃兴，全村出文、武两状元，进士34人，举人78人，进入仕途者，上至参知政事、御史，下至主簿、教谕，凡逾百人，可谓科举昌盛、官宦如云。至明代则以经营竹木商贸而再度繁荣，是江南大家族仕、商、耕相结合的典型。再如渼陂古村，其濒富水河而建，耕地有限，水患甚频，如果仅靠农业显然难以维持，更谈不上发展。富水河是赣江的支流，水运非常方便，加上渼陂地处吉安、吉水和泰和三县交汇之点，地区人口相对稠密，这样就为漠陂发展商业贸易提供了十分优越的条件。渼陂人认为，发展商贸也是经世致用，必须有文化素养，所以他们在发展商业经济的同时，极为重视文化教育的普及和发展。明、清时期，由梁氏宗族和各大房派兴办的书院多达六所，保留至今的养源书院建于明嘉靖年间，坐南朝北，三层飞角挑檐，砖木结构，楼高15．75米，占地313平方米。由于书院众多，形成了“序塾相望，弦诵相闻”、“人无贵贱，无不读书”的社会风尚，而“三尺童子，稍知文章”，孕育出以儒行商、以商助德、商儒合一的渼陂儒商文化。

儒家管理文化 第12篇

一、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1. 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礼是人类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一系列规范。孔子思想倡礼, 注重人际交往之间基本准则, 环境不同, 对象不同, 表现形式不同。概括讲, 包括礼义、礼节、礼俗三个层面。礼义是道德准则;礼节是制度, 大处是到政治、经济、文化制度, 小到衣食住行;礼俗是社会风俗和道德习惯。子曰:"不知命, 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 无以立也。不知言, 无以知人也。"就对不知道礼仪、礼节和礼俗, 难以在社会上有立身之处, 做了具体阐述。礼出于法就是这个道理。

把“礼”融入到企业管理中, 企业管理的核心是管人, 用“礼”约束员工行为, 用“礼”激发员工竞争力。企业的文化理念、核心价值观属于礼义范畴。规范的组织机构、顺畅的行政管理、清晰的部门功能、职责、权限、合理的升迁制度, 奖惩制度, 安全检查制度。科学的生产运行过程中的各种规章制度、要求、规定, 严谨的原材料采购, 产品质量检验制度, 高效的营销渠道等都归纳到礼节范畴。伙伴竞争关系、售后服务维护和品牌推广都属于礼俗范畴。把各种企业行为用“礼”形成规矩。按部就班, 循“礼”而为, 这样才能把管理纳入正常的轨道, 使企业稳步前进、发展。

2. 建设和谐、上进的企业文化

儒家文化推崇“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的仁政思想。孔子“仁者爱人”学说旨在每个人应有独立人格的前提下, 人人怀着仁爱之心来处理人际关系。“仁”即仁爱, 是孔子思想的核心, 儒学精义的所在, 仁爱体现的是人道原则。企业管理中也是如此, 管理者首要任务就是把人力资源充分挖掘出来, 用仁爱的精神营造一个和谐协调的管理气氛, 重视对人的感情投入。不仅满足员工所需的物质条件, 而且尊重和满足员工高层次精神需求, 以平等、友爱对待员工。员工去掉各种后顾之忧, 方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 企业在这种气氛中才更会发展壮大, 在商海竞争中脱颖而出。“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 君子以厚德载物”的上进思想虽历经数千年, 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激励人们刚强劲健, 奋发有为。自强不息关键在于“自”, 强调自我, 自立、自爱、自重。企业经常会面临挫折与困境, 市场风云变化莫测, 唯有不断壮大自我, 不变应万变。对此, 管理可以从儒家思想中吸取经验教训, 不断改善企业经营管理, 以求再发展。企业员工都具有自强自立的精神, 具有积极向上、你追我赶的心态, 通过企业积极引导, 可以形成一种向上的正向企业文化。

3. 奉行“义和信”, 塑造诚信的企业形象

孔子的“和义取利”的儒家思想利义观在市场经济中同样适用, 对现代企业仍有积极的意义。企业的最终目的是追求经济利益, 达到社会、企业和员工共赢, 但是追求经济利益应该要“取之有道, 用之有道”。儒家思想在这方面给企业提供了追求利益的正确思想指导。企业家要以义为镜, 对照检验自己的行为, 脚踏实地, 追求发展的原则, 并且通过对社会公德的实践, 对社会新风尚的倡导, 从而塑造企业良好的口碑、形象。这样一来, 企业的信誉与声望就会与日俱增, 企业会因此赢得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只有注重经济效益, 又注重社会效益, 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现代企业, 懂得报效国家, 造福于民, 回馈社会的企业才能兴旺发达, 百年不倒。

“诚信为本”的企业信念。至诚至信是现代企业立身基石, 立命之根本, 是现代商业活动的基本道德准则, 也是如家思想的伦理基础。“诚”一是为真实, 亦即真实无妄的木然之道, 不成不能有万物。二是“诚”是为诚实, 为人基本素质。三信为人的内在之诚的外化, 亦即取信于人。坚持诚信结合, 正体现了为人必须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和知行合一的道德思想。用到企业发展中, 就是认真承担社会责任, 言必行, 行必果, 只有相互信任才能共同成功, 互利共赢。任何人都要讲信用, 无信不立。企业在对外经营时, 更要强调诚信, 企业诚信是一笔无形的财富, 甚至比金钱、设备等有形资产还要重要。企业在处理内部关系时, 也要强调诚信, 管理者要诚信待人, 一旦失信于员工, 就会丧失了权力的威信, 管理便难以自上而下的实行。

二、结语